從川端文學探究到比較文學研究：日本文學研究舉隅
——武漢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李圣杰教授訪談

李圣杰，莫韋姝

莫韋姝（以下簡稱“莫”）：李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能接受《社會科學家》的專訪。據我所知，您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專門研究川端文學與戰爭的關系，回國后，還獲批“川端康成‘魔界’思想的流變研究”課題，這也是時隔二十多年后，川端康成研究再次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資助，您研究成果的認可度由此可見一斑。一般認為，川端康成超然戰爭之外，請問他本人是否曾經參與過戰爭相關活動呢？

李圣杰（以下簡稱“李”）：首先感謝《社會科學家》為日本文學研究者提供寶貴的發聲機會，我想借此寶貴平臺分享一些科研工作心得。川端康成是日本首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享譽世界文壇。我們常用抒情、古典美、意識流、禪宗、虛無等關鍵詞來評價他，其中沒有哪一個詞能直接讓我們把他和戰爭聯系到一起。川端康成本人也曾在《哀愁》《戰敗時刻：昭和二十年的自畫像》等文章中表示自己的創作并未受戰爭影響。因此，日本學界的川端文學研究者大多認為，川端康成在二戰期間沉迷古典文學，超然物外，對戰爭不持褒貶，甚至認為他為了明哲保身而遵循中庸之道，是位背離戰爭的作家。雖然川端康成的文學名聲在外，研究其作品的學者也不在少數，但作為中國學者，面對中華民族苦難時期成名的日本作家，我們更應該保持清醒，既要認清文學文本所呈現的作家形象，也有必要了解作家在文本外的現實活動，不能因為囿于文本而忽視作家在文本之外的生活閱歷乃至心路歷程，更要警惕部分日本川端研究者選擇性忽視侵華史的論調?；诖?，我考察了川端康成1937-1945年期間的小說、散文、日記、書信、電報以及當時報紙雜志的報道、川端康成夫人的回憶錄、相關作家的文字記錄，發現他在二戰期間曾到過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并且發表了不少涉戰言論，并非日本學者所言那么超然物外。

據記載，1941年春季和秋季，川端康成先后兩次訪中，春季之行也是他首次走出國門。這一年他在中國共居留大約四個月。川端康成的春季之旅主要在東北活動，歷時一個半月，在長春期間，在偽滿傀儡政權的安排下，他參加了中國東北作家座談會，會上提議作家們要與日本出版社保持緊密聯系。這種提議實際上與偽滿傀儡政權所成立的最高文藝管理機構“藝文聯盟”的宗旨是一致的，目的都是利用中國東北文藝界的影響力來加強日本對東北民眾的思想統治。順從日本當局安排參加這類活動，或許另有隱情，我們也不能就此斷定他支持侵華戰爭，但他在《從長春到北京》一文中的言論則讓人大失所望，比如說：“在偽滿洲的國民學校，日語不是外語，可與漢語一起教學?！边@種論調完全站到了日本殖民主義者的立場上，沒有考慮到將日語作為國語教給中國學生帶來的屈辱，更沒有意識到此言論背后的奴化教育與文化侵略的內在邏輯，甚至還提出了更為細致的文化侵略方案，比如說，他認為：“孩子們的靈魂是日本人應該開拓的處女地。開拓移民并非局限于農業?！鳖愃蒲哉搶嶋H上已經和文化移民的論調很接近。旅行期間，他給夫人秀子的信中還表示，在東北聽俄語、朝鮮語、蒙古語等語言時感到親切，對偽滿傀儡政權所鼓吹的“五族協和”政策表示贊同。我們不能否認川端康成極為欣賞漢民族文化，但他不明就里地把漢文化納入偽滿傀儡政權鼓吹的多民族“協同建國、共興文化”框架內，則與日本在偽滿推行的文化政策高度暗合，這一點是我們必須嚴肅思考的。如果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會發現，川端康成所謂的“民族協和世界”不過是以日本民族為核心的世界。

川端康成的中國東北秋季之行的目的則是參加日本關東軍紀念活動，因為日本政府希望日本作家們親臨中國戰場，看看日軍取得的累累“戰果”。川端康成與火野葦平等五人1941年9月10日抵達大連，以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為團隊代表，在協和會館做了題為“微妙的國際形勢”的演講，圍繞日本政府鼓吹的“大東亞共榮圈”問題，著重談了日美蘇三國關系。由于當時輿論政策限制，他此行暫無文獻可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到訪東北讓他對日本在偽滿推行的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熟悉這一背景的讀者期待他能在后期的作品中有所表達，但作者的寫作意圖、立場與讀者閱讀期待不謀而合的情況極少，川端文學也不例外。

日本關東軍安排的秋季行程計劃在當年9月末就結束了，但川端康成臨時決定邀夫人秀子來中國東北，然后自費前往華北。在華北，他們目睹了殖民統治下滿目瘡痍的城市和鄉村，看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這一切與偽滿傀儡政權鼓吹的“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等口號大相徑庭。我想，作家肯定是有所觸動的，但奇怪的是，這種心理落差在文字中表現得極為隱晦，在《中國東北的文學》中僅僅留下如下幾行字：“關于中國東北紀行我沒有寫在作品里，然而卻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從中國東北到華北旅行后，我有兩年都很難進入工作狀態。這次旅行對于我內心的震動太強烈了?！蔽蚁?，盡管華北之行沒有留下太多文字記錄，但單憑這一段文字便可以看出華北之行給作家帶來的心理落差是巨大的，可這種“震動”卻只能留在心里，如果硬要解釋這一異常舉動，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當時日本國內的恐怖環境讓他不得不選擇沉默。

更令人詫異的是川端康成在1945年前后發表的涉戰言論。1945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落敗，本土也遭到空襲，戰局急轉直下。4月1日，美軍登陸沖繩島，日軍組建特攻隊企圖扭轉戰局。特攻隊的任務是以自殺方式與對方同歸于盡，是日軍最后的手段，體現了軍國主義的極端殘酷性。4月24日，川端康成受邀赴日本鹿兒島縣鹿屋航空基地擔任特攻隊特別報道員，目睹了戰爭前線最慘烈的戰況。據高戶顯隆回憶，川端康成還曾到日軍沖繩作戰的前沿陣地含淚送別特攻隊飛行員。他在給養女的信中稱特攻隊員是“定時炸彈”、是“可愛的人”，他對日軍戰士的情感是深切的，但此時，對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仍未在文字上有所表現，讀者是難以理解的。實際上，1944年12月14日他在《東京新聞》上發表的《語言的新生命》中也有類似言論，這篇文章里的一句話很有代表性：“特別攻擊隊的隊名讓日本古老的語言不斷釋放出新的生命……隊名并非新詞，但這個名字里注入了隊員們的靈魂?！庇纱丝梢?，川端康成并非對戰爭漠不關心，而是極為關注，且帶有特定立場。

雖然在戰爭末期，川端康成從人道主義角度對戰爭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但極有可能是迫于戰局突變以及國際輿論壓力，他本人仍未擺脫以日本民族為中心的狹隘民族主義思維。因此，川端康成對戰爭的質疑極其隱晦，作為作家和知識分子，他的反戰之聲不過是基于人道主義的反思。作為作家，他關注在戰爭中喪命的特攻隊員和普通日本士兵，從文學的角度哀嘆生命的脆弱與無常；作為知識分子，他并沒有意識到這場戰爭給亞太各國人民帶來的巨大傷害，也未反思這場戰爭的反人類本質及其侵略性質，他的正義感并沒有得到升華。當然，用當下的人道主義觀和正義觀去衡量歷史上的任何作家，都是比較苛刻的，但為保持對這段歷史的清醒認知，我想，只要有確鑿史料支撐，適度的苛刻是必要的?？梢哉f，在涉戰言行上，川端康成既有被動迎合的一面，亦有自身局限性自然流露的一面。他的戰爭經歷是特殊的，對戰爭的認識是復雜的，他的內心是掙扎的，也是抑郁的。戰爭對他的生死觀乃至對他戰后的創作影響非常大。戰爭結束后，呼喚戰爭中泯滅的“人性”成為他文學創作的永恒主題。

莫：無疑，川端康成對戰爭的認知過程是復雜的，這些與戰爭相關的經歷與個人體驗想必一定給他的精神世界帶來難以磨滅的深遠影響。那么，您認為這對戰后他的文學創作軌跡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李：川端康成戰后文學中所呈現的“魔界”思想，就是其戰爭體驗帶來的最大影響。川端康成的文學創作生涯長達半個世紀，其戰后創作與戰前相比，在寫作風格、作品題材等方面均發生了顯著變化，而體現這一變化的往往被認為是戰后文學中多次出現的關鍵詞“魔界”。很多讀者在閱讀川端康成的作品時，常常認為川端文學很美，但缺乏道德倫理性，其實這是對川端文學中“魔界”思想的誤讀。缺乏道德倫理性，往往是指超越了傳統道德基準的疆界。比如，研究者在談到川端文學中的“魔界”常常會認為是指小說《千鶴》中意志力薄弱的男主人公所沉溺的喪失倫理道德的感傷世界，抑或是小說《睡美人》中大肆渲染官能美的頹廢世界。然而，這僅僅是川端康成“魔界”文學的表象，其本質并非如此。因此，研究川端康成“魔界”思想對認識川端文學的本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魔界”一詞首次在川端康成文學作品中出現，是作為一休和尚的偈頌“佛界易入魔界難入”寫在中篇小說《舞姬》（《朝日新聞》1950年12月12日-1951年3月31日）中，這句偈頌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中亦被多次提及。然而，如何定義“魔界”并非易事。日本研究界普遍認為，若要深刻領會川端康成的文學，不可能回避其“孤兒”問題①川端康成出生在一個沒落世家，自幼相繼失去所有骨肉親人（2 歲喪父，3 歲失母，7 歲祖母、10 歲姐姐、15 歲祖父等相繼離世），成為名副其實的“天涯孤兒”，度過了異于常人的孤獨寂寞的童年。；若要讀解戰后川端文學的本質，則不得不論及其“魔界”思想。戰敗后不久，川端康成在《哀愁》（《社會》1947年10月號）一文中寫道，“我不相信戰后的世相百態，亦不相信所謂風俗。當然，也更不相信所謂現實”，試圖從“近代小說之根本——寫實”中剝離出來，表明了“以戰敗為分水嶺，余生只能游離于現實之外的天空中遨游”之心境。川端康成無法直面日本戰敗后的慘淡現實，而希冀于追尋“游離于現實之外的天空中遨游”之非現實的世界。學界普遍認為，這一非現實的世界之輪廓逐漸明晰，流變為川端康成戰后作品中的“魔界”。

被譽為川端文學“魔界”的代表作《湖》（《新潮》1954年1月-12月）中，有一位“魔界的住民”——主人公桃井銀平。銀平是一名士兵，經歷數戰，僥幸存活。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曾經侵略過中國、東南亞、太平洋戰場的士兵回到了日本，但是他們不得不在變成一片焦土的國土廢墟上、在黑市橫行的“日本”，建立一個新的“家”。在處于無秩序的狀態之中的社會，每一個人的私欲（肉體欲望和精神需求）爆發性地表露出來。戰后應該怎樣活下去，是士兵們余生面臨的首要問題。他們沉浸在戰敗的悲傷之中，彷徨于生活應該如何繼續，內心備受戰爭期間犯下殺戮罪行的苛責，這樣的人正是川端康成筆下所描寫的“魔界的住民”。換言之，川端文學中的“魔界”，雖以墮落和道德淪喪為表象，實則描寫了生活在戰爭陰影之下的人們，對處于混沌狀態的戰后社會感到恐懼與不安，對如何直面現實深感迷惘。

當然，日本戰敗至今已半世紀有余，有戰爭體驗的人越來越少。社會的結構也發生了很大改變，社會上也存在著各種激烈動蕩的因素。人類文明進步的同時，自然也在不斷遭到破壞。受長期的經濟蕭條所迫，越來越多的人有著相似的煩惱，無法坦率地順著內心真實的自己去生活。尤其是“3·11”日本地震之后，不少人真切感受到核電泄漏事故的恐怖，甚至對人與自然的共生感到憂慮和不安。這種不安，從“HIROSHIMA·NAGASAKI”到“FUKUOKA”，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頃刻之間被毀滅，不論是過去的原子彈爆炸，還是現在的核電泄漏事故，它們帶給世界的影響是人類需要永遠思考的課題。我們立足當下，應該進一步思考“生命”的本質是什么。這也是我們再閱讀川端康成文學作品時應該關注的主題——由于戰爭，失去了眾多文學上的知己的川端康成，在戰后的“魔界”譜系的作品中永恒追求的“生命”之意義。當直面戰敗和被戰后駐日美軍最高司令部（GHO）占領的日本，我們不難想象，川端康成內心深處的絕望，但他仍然在戰后作品中不懈追求日本的傳統之美。戰后川端文學中的“魔界”，是對生活在恐懼和不安狀態中的“魔界住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法則的探討，對現代社會的讀者亦有重要啟迪意義。然而，川端文學中的“魔界”應該如何定義，在中日學界一直是個難題。他在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紀念演講《我在美麗的日本——其序》中多次提及“佛界易入魔界難入”，這八個字也因此被廣為人知。

一休的“魔界”一般認為是“食魚飲酒近女色”的破戒世界。但是，對川端康成而言，言行脫離常軌的狂人一休，超越了禪的戒律和禁制，但這種癲狂的內心深處卻懷有堅定的信念，不為形式、習慣、常識、權力所束縛?！傲⒅净謴秃痛_立人的本能和生命的本性”才是一休“魔界”的深意。晚年的一休出入酒肆淫坊，寫了許多艷詩，沉醉于這種破戒無慚的生活。比如，他曾寫下一首題為《辭世詩》的漢詩，詩歌表達了對彈琵琶的美艷盲女——森女的愛。兩人的愛，從琵琶的樂曲和盲女的觸感，升華至靈魂，到達了超越時空和生死的純粹之愛的境界，這也是戰后川端文學中“魔界”與一休“魔界”的相通之處。

“佛界易入魔界難入”的八字禪語是否為一休所作，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作為代表性的否定論，禪宗史學家柳田圣山在《禪語的發掘之十入佛界易入魔界難》（附錄十，筑摩書房，1972年4月）中提出，“無論這句話多么受日本人推崇，實際上，它應該是來自中國”。柳田指出這八個字源于清素首座的文章，而一休向來敬重清素，故對佛界和魔界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八字禪語與清素首座的關系，《國譯禪學大成》（第十七卷）的《羅湖野錄原文》中亦有相關記載，寫道“只可入佛不可入魔”①國譯禪學大成編集所《國譯禪學大成》（第十七巻），二松堂書店，1930 年，第46 頁。，《國譯羅湖野錄》中寫有“只可入佛不可入魔”②同上書，第98-99 頁。，《國譯禪宗叢書（第六卷）》的《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原文》中寫有“可能入佛不能入魔”③國禪宗業書刊行會《國譯禪宗叢書》（第六巻），國譯禪宗業書刊行會（偏集兼發行者），1920 年，第19 頁。，《國譯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里寫有“能入佛不能入魔”④同上書，第47 頁。。由此可見，《羅湖野錄》和《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這兩本古籍中均出現了關于“佛”“魔”的敘述，但兩者皆表示“不可入魔”。然而，一休和川端康成都希冀進入“魔界”，可見兩者對古籍中的“佛”“魔”觀點的繼承和發展?！胺鸾纭迸c“魔界”看似背反關系，猶如“佛魔隔一紙”“佛魔一如”說，兩者對立統一，可視作“而二不二”的關系?！澳Ы纭迸c“佛界”相依相存，似“莫比烏斯帶”構造，看似不斷墜入“魔界”的深淵，最終卻又獲得“佛界”的救贖。不入“魔界”，便不知“魔”，而知“魔”之后，才生“降魔”意念，最終以達救贖。川端康成戰后文學中的“魔界”，構建了與現實世界相隔絕的超時空地帶。惡與善、罪與福、污穢與潔凈、道德與劣行的基準超越世俗價值觀的束縛，回歸原始之本性。這樣才能喚起生命力的本源，通往終極救贖的“真善美”的藝術世界。

莫：川端康成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圈影響都很大，莫言曾承認從川端文學中獲得不少創作靈感，您近幾年也關注了川端康成與莫言的文學關系，請問川端文學對莫言都有哪些影響？

李：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的大事件，中國文學也首次因獲得該項獎項而獲世界文壇的矚目，他的作品此后開始被大量譯介到海外，成為外國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窗口之一。推動莫言走向世界文壇中心的除了中國文學、文化資源之外，還有讓莫言獲益良多的外國文學資源，比如說?？思{的《喧嘩與騷動》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給了莫言文學啟蒙，肖洛霍夫、海明威、拉伯雷、卡夫卡等人則在文學形式、小說主題、文學精神上對莫言產生了深遠影響。莫言從20世紀70年代便開始閱讀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等日本作家的作品，也從日本文學中汲取了文學養分。從1999年到2006年，莫言先后三次到訪日本，多次在演講中直言不諱地提及川端文學對自己的影響。比如說，2006年9月17日，莫言在福岡市榮獲福岡亞洲文化獎，在頒獎典禮的演講中就談到了《白狗秋千架》的創作曾受到《雪國》的影響。從莫言的文字記載上看，這種影響是具體而深刻的，下面我們以《雪國》為例加以分析。

首先，莫言從川端康成的《雪國》中獲得靈感。1984年是莫言創作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他在小說題材挖掘上遇到了瓶頸，正是此時讀到了《雪國》。關于《雪國》的閱讀體會，莫言在《白狗秋千架——莫言自選短篇集》序中這樣寫道：“一九八四年寒冬里的一個夜晚，我在燈下閱讀川端康成的名作《雪國》。當我讀到‘一條壯碩的黑色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塊踏石上，久久地舔著熱水’時，腦海中猶如電光石火一閃爍，一個想法浮上心頭。我隨即抓起筆，在稿紙上寫下這樣的句子：‘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后，很難再見一匹純種?！@個句子就是收入本集中的《白狗秋千架》的開頭?！保ā陡兄x那條秋田狗》——日文版小說集《白狗秋千架》序）如果說，莫言在寫作《白狗秋千架》時有靈感出現，我想，《雪國》中“秋田犬”便是其中之一，而且這一靈感乍現之后便伴隨了他整個創作生涯，因此，他也承認“這是我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高密東北鄉’的字樣，從此之后，‘高密東北鄉’就成了我專屬的‘文學領地’。我也由一個四處漂流的文學乞丐，變成了這塊領地上的‘王’”（《感謝那條秋田狗》——日文版小說集《白狗秋千架》序）?？梢娺@一靈感便是莫言創作生涯的新開端，形象地說，“秋田犬”既帶來了“柳暗花明”，也把莫言帶入了神秘的高密東北鄉文學世界。

其次，川端文學還影響了莫言的創作理念。我們知道，日本文學擅長寫實，細膩而含蓄。這在《雪國》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莫言也深受影響。1999年10月23日在日本京都大學演講時，莫言又談及《雪國》中對“秋田犬”相關描述的感受：“……一幅生動的畫面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儀已久的姑娘撫摸了一下似的，激動無比。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說，我知道了我應該寫什么，也知道了應該怎樣寫?！雹倌裕骸队枚溟喿x》，作家出版社2012 年版，第7 頁。他還解釋說：“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喚醒了我：原來狗也可以進入文學，原來熱水也可以進入文學！從此之后，我再也不必為找不到小說素材而發愁了。從此以后，當我寫著一篇小說的時候，新的小說就像急著回家產卵的母雞一樣，在我的身后咕咕亂叫。過去是我寫小說，現在是小說寫我，我成了小說的奴隸?！雹谕?。莫言從“秋田犬”那里感受到了小說創作離不開現實生活，而豐富的生活正是文學的源泉。文學萌芽期的他要掙脫和超越當時文壇特有的意象是不易的，那時的文學空間不足以釋放作家的能量與想象力。莫言在這一時期與《雪國》邂逅所感到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③同上。，正是這部作品讓他悟到真正的文學并非華麗辭藻的堆砌，也并非遵循教科書里的教條，而應該是作者對生活的真實感受，應該是真真切切地從鄉土文化中去挖掘創作的富礦，這種理念對他在日后的高密東北鄉文學創作產生了影響。

可以說，莫言與川端康成文學的邂逅是超越時空的機緣，而這種機緣又恰是莫言在文學創作思維中與川端康成的神合。

莫：川端康成確實對莫言有著深刻的影響。我們知道，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其作品在海外的譯介和傳播步伐得以加快。那么，莫言作品在日本的接受度又如何呢？

李：1949年以來，日本曾出現過三波中國文學熱，分別是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最近一波中國文學熱則在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我們知道，截至目前，莫言作品已被翻譯成四十多種語言文字。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起，莫言的作品最先被譯介到日本，之后才陸續被譯介到其他國家。繼魯迅之后，莫言成為作品被日本翻譯、出版最完整的中國作家。有意思的是，莫言研究者的學術觸覺較為敏銳。1986年4月，日本大學近藤直子教授的文章《莫言的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在《中國語》雜志上發表，對莫言超越歷史和幻想主義的創作方式表示贊賞，這是日本學者首次以文章形式介紹莫言作品。時隔三個月，日本中央大學教授井口晃又在日本漢學雜志《東方》上發表了《莫言的中篇小說〈金發嬰兒〉》一文，詳細列舉了1985、1986年莫言所發表的作品，并對莫言文學的可讀性大加贊賞，為莫言作品的后續譯介奠定了基礎。1988年4月，井口晃翻譯的短篇小說《枯河》刊登在《季刊·中國現代小說》第5期上，這也是首部被完整譯介到日本的莫言文學作品。井口晃之后，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日本佛教大學吉田富夫教授等人也陸續翻譯了莫言的多部作品，莫言文學在日本的傳播步伐得以加快。之后，莫言小說同名電影《紅高粱》在日本的傳播也大大地推動了莫言文學在日本的研究。1989年，藤井省三就以《中國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莫言》為題在日本雜志《Eureka》3月刊上介紹莫言，這時莫言開始真正進入廣大日本讀者的視野，而題目中的“中國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也成為日本文化界對莫言的別稱。藤井省三也從此走上了莫言譯介和研究之路，成為莫言文學日本傳播的權威學者，其對莫言作品的譯文和研究對日本產生極大影響。之后，藤井省三與長堀祐造合譯了《來自中國農村：莫言短篇集》（JICC出版局，“發現與冒險的中國文學”系列第2卷）。藤井省三為該譯作寫了近兩萬字的導讀，對莫言作品進行了詳細解讀。藤井省三同樣也為自己所翻譯的《酒國》寫了導讀，且在導讀中意外地談到了莫言在美國的接受情況，比如他提及自己1995年在美國訪學時就發現美國出版界推介莫言作品，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美國發行的莫言英譯本上竟然寫著“大江健三郎說如果讓我選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我就選莫言”，這種宣傳語雖然不排除是市場營銷的噱頭，但優秀外國作家無數，為何唯獨選中莫言？其中的因由可能很復雜，而就文學傳播而言，除了商業因素，恐怕藝術性和可讀性是更為重要的考量，何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話也不是空穴來風。據我所知，大江健三郎不但知道中國作家莫言，還確實在公開場合當面對莫言說過其很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然，也有日本學者對莫言和大江健三郎進行了對比研究，如日本神戶大學孫若圣博士就指出，兩位作家的人生經歷和創作經驗都極為相似，因此大江健三郎對莫言文學極為感興趣，同時還認為藤井省三的譯本譯得好，這也促使大江健三郎想讀莫言文學。此外，莫言文學在日本的傳播過程中，媒體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說，藤井省三對莫言作品的導讀被日本《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等各大主流媒體紛紛轉載，《朝日新聞》更是大篇幅報道了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新聞，同時還提到熱門候選人村上春樹落選，引起日本各界極大關注。譯者、學者、媒體、出版界有效地推動了莫言文學的傳播。值得一提的是，余華、王安憶、賈平凹、蘇童、北島、劉震云等中國當代作家都曾入圍諾貝爾文學獎的初選名單，也是日本中國文學熱中頗受歡迎的作家，也值得關注和研究。

莫：川端康成影響莫言，莫言又被譯介到日本，可見，中日文學交往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互動。前不久去世的大江健三郎，跟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魯迅的關系十分緊密，大江文學在中國的接受情況又如何？

李：大江健三郎于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大江的父母是魯迅的忠實讀者，因此，他十歲就開始接觸到魯迅的《孔乙己》，還曾表示，對父親會“茴”字的四種寫法極為敬佩，而遺憾的是，自己只會寫“茴”字的三種寫法。在父親去世后，外加戰火不斷，學校的教育受到戰時意識形態左右，使得他的成長環境極為艱難、絕望，但在母親的督促下，他仍然堅持研讀魯迅的作品，不僅在魯迅的作品中找到生活的希望，也在魯迅文學精神的指引下開始創作，他和母親的交流中常用“魯迅老師”，可見母子倆對魯迅的尊崇。當然，除了魯迅，以郁達夫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家同樣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大江健三郎在獲諾貝爾文學獎后甚至坦言：“我的血管里流淌著中國文學的血液，我的身上有著中國文學的遺傳基因，沒有魯迅、郁達夫等中國作家及其文學作品，就沒有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大江健三郎?！彼淖髌分幸渤３霈F中國文化因素，對中國態度極為友好，在關鍵歷史問題上也與中國民眾高度一致，因而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大江健三郎在中國的接受度得以提升，作品譯介、出版力度得以加大，讓更多的讀者有機會閱讀到他的作品。但與同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川端康成相比，他的影響力則稍微遜色，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文筆艱深晦澀，故事情節跳躍性強，離奇而古怪，對閱讀者的思維、眼界和閱讀能力具有極大的挑戰，因此，其傳播面相對較窄，讀者群主要集中在文學、文化研究者圈內。需要指出的是，大江健三郎的歷史責任感極強，對歷史問題的反思十分深刻，對日本當局的政治弊端和天皇制度的批判也極為辛辣，作家本人及其作品都值得研究。

莫：您新近發表的文章和中日文學關系相關度較大，能否說，您正逐步由單純的日本文學研究轉向了比較文學研究？從國別文學研究到比較文學研究的跨越，我們應該做好哪些準備？

李：“比較”是人類最重要的認知機制之一，它能幫助我們有效地認知事物。就外語學習者而言，從語言習得、文化感悟到文學研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異質語言文化比較意識，不管是否有比較研究的成果發表，比較都是潛在的學習或學術行為。但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是一種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的研究，對研究者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視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將無意識的比較行為轉變為有意識的比較研究行為，最終實現從國別文學研究到比較文學研究的跨越，不僅要求我們具備廣闊的世界眼光，還需要我們擁有敏銳的問題意識。第一，關于世界眼光。世界眼光是一種總體性思維模式，它要求我們跳出國別文學、文化的單一視野，放眼他國文學、文化，進而將研究的對象放入世界文學、文化視野中加以觀照，令人疑惑的文學、文化現象也就由此而獲得新的闡釋。談到世界眼光，德國的例子比較典型。德意志民族是善于翻譯和借鑒的民族，較早譯介莎士比亞的首批譯者中便有德國人，德國戲劇也因此而獲益。歌德論世界文學概念之時就曾提到翻譯中國古代傳奇《好逑傳》及古冰島神話《埃達》時所獲得的靈感。當然，歌德的世界文學觀仍然帶有歐洲中心思維，認為世界文學就是歐洲文學，實際上就是把德國文學放入歐洲文學中加以考察，從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文學角度看待德國及德國文學，以便更好地認知德國。在現在看來，這種世界文學觀具有時代局限性，但帶有世界眼光的比較思維卻可以跨越時空為我們研究各國間的文學關系提供啟示，因此，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被后輩學人不斷闡發。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吸收世界文化的主動性是極高的，如大江健三郎在論及日本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時，就曾承認日本文學吸收了世界文學的很多本質性的東西，日本現代文學就是從世界文學中走出來的文學。但他也指出，那些努力繼承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文學衣缽的日本作家反而沒有被歐美國家讀者普遍接受，更沒有獲得諾貝爾獎青睞；相反，受所謂“世界文學”禮遇的則偏偏是特立獨行的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村上春樹、吉本芭娜娜等人。川端康成在獲諾貝爾獎后曾說，“與各國交流越多，越有利于民族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創造世界文化，就是創造民族文化；創造民族文化也應該是創造世界文化”，也正好說明世界文學既是未完成的文學，也是在不斷交流中“世界化”的文學。放眼非洲，庫切、索因卡、納吉布·馬哈富茲等作家躋身世界文學中心的例子也說明，最終走向世界文學中心的絕對不是開懷擁抱某個中心的作家，而是屹立于世界之中閃耀著民族個性的作家，借助他們的作品便有可能認知多元、多變的世界。面對這類作家，若不帶世界眼光或未能從中發掘出世界眼光，就很難讀透。同樣地，沒有世界眼光，不論是哪種研究，也極有可能陷入“以己度人”或“以人度己”的泥沼，很難得出公允的結論。第二，談談問題意識。大衛·旦穆若什（David 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學？》中指出：“我們的任務就是告訴學生為什么文學是接觸世界文化、探索其豐富性和復雜性的最好方式，是提供理解力和判斷力的有效基礎。無論學生未來從事什么職業，接受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訓練都是必要的?！雹伲溃┐笮l·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學？》，查明建，宋明煒，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297-298 頁。這種訓練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錘煉問題意識，畢竟文學創作涉及作家個人乃至一國一族的文化、身份記憶問題，文學閱讀、流通則將讀者乃至社會帶入作品中所涉及的民族、宗教、性別等等問題，進而引導讀者和社會對相應問題進行反思，甚至能對某些社會問題的治理產生影響。關于文學對社會治理乃至公共權力的影響，看看哈貝馬斯關于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相關理論便一目了然。大江健三郎在2005年北京之行中就曾指出：作家寫作時為專家，為社會發聲時為知識分子。他自己也將反戰、反核等思想融入文學作品之中，通過文學參與政治，“以關乎世界語言構想的方式，成為參與世界文學的出發點……”坦言自己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所面對的便是極為復雜的世界性問題。沒有這些問題意識，大江健三郎便不是大江健三郎，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基本認知，讀者也無法辨認他的文學面相。有問題意識，才能讓比較研究變得更明朗，讓問題在比較中自明。作家若沒有問題意識，作品很難大放光彩；讀者沒有問題意識，很難讀透作品，更難以有效地研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