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邏輯理路

楊鴻柳，楊守明

（1.北京市社會科學院 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 100029；2.南京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人類疫病是一個長期的現實問題，它不僅與自然界傳播相關，還與大國地緣政治密切聯系。習近平總書記針對上述問題提出“打造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構想，為國際社會解決人類疫病問題、促進公共衛生事業貢獻中國力量和中國智慧。因此，文章將沿著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邏輯理路，從自然界疫病演化維度（疫病演變的自然界發展邏輯）探討威脅人類衛生健康的自然因素是什么；從大國地緣政治維度（國際社會應對疫病的實踐邏輯）探討保障人類衛生健康的人為因素是什么；從理論維度（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探討當前國際社會應對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該秉持的原則。

一、人類疫病演變的自然發展邏輯：從“地方性疫病”到“公共性疫病”

對于所有生物來說，疾病和寄生物幾乎無所不在。當寄生物從某個有機體身上成功地搜尋到食物時，對后者（宿主）來說，就可能導致一場惡性感染或疾病。人類也不例外，當寄生物侵入人體（宿主），就可能導致人類一場惡性感染或疾病。自從人類開始出現，疾病就隨之而來，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具有傳染性的。這些傳染性的疾病，或曰疫病，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中不斷出現，并且隨著人類覓食環境和方式的變化，呈現出“地方性疫病-區域性疫病-全球性疫病”的邏輯路徑。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們出現健康問題，都會迅速成為對其他地方或整個人類的健康威脅，即人類疾病的全球“公共性”。

（一）地方性疫病的產生（史前-公元紀年前后）

人類祖先疫病主要產生于生態失調，其中導致失調的關鍵因素來自食物鏈。早在遠古時期，人類就處于生物鏈的頂端，捕獵的技巧和能力就已經超過其他肉食動物，也就很少再有被大型天敵吞食的危險。但是，大多數人的生命和健康在這一時期就已受到與微生物之間脆弱平衡的制約。這種脆弱的平衡主要體現為人類食物與寄生物之間的共存關系。處于食物鏈頂端的人類有能力得到多種多樣的食物，而多樣的食物又攜帶多樣的微生物。因此，伴隨人類的進食過程，大量微生物也進入人體內。白細胞是人體內防御疫病感染的主要元素，它們能夠有力消解其中的入侵者，但那些不能被消解的微生物便成為人體內的寄生物。為了對付體內存在的致病微生物，人體需要不斷進行機能調整，而與此同時，各種致病微生物也在不斷調整自己以適應人體環境。經過長期的相互調適后，人類宿主與病原體之間會產生一種能讓雙方共存的相互適應狀態，這是較為理想的狀態。也就是說，兩者能夠長期共存，且不會對對方的正?；顒釉斐蓢乐氐呢撁嬗绊?。例如，人類腸道中常常存在大量細菌，但不會對人帶來明顯病癥，這樣生態平衡的例子數不勝數。然而，并非所有致病微生物經過與人體環境的調適，就能夠與人類和平共處，如引發瘧疾的瘧原蟲可能是人類最古老的寄生物，但它至今仍給人類宿主帶來嚴重的四肢虛弱、忽冷忽熱病?？梢?，維護人類生命和健康的生態平衡是脆弱的。進一步說，上述脆弱性生態平衡，還有可能隨著人類覓食環境的變遷而不斷被打破。一旦人類覓食環境發生變化，必然帶來其食物及其所攜帶微生物種類的相應變化，其體內原來的脆弱性平衡就會被打破，人類與食物所攜帶微生物之間就要在新的情形下重新進行調適。因此，這種生態平衡是不穩定的、動態的。具體來說：人類覓食環境和方式的第一個變化就是從樹上走到地面。當人類祖先從樹上到地面，并以狩獵作為主要生存方式的時候，人類生存環境和方式發生了第一次變化，打破了原來的生物平衡。因此，人類與微生物之間就要在新的環境中重新調適，并建立新的生態平衡。人類覓食環境和方式的第二個變化源于從狩獵到農牧業的轉變。首先，灌溉農業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構建了有利于病原蟲傳播的環境。其次，畜牧業的發展，使人類同馴養的動物聯系緊密，從而導致人類的疫病與家畜傳染病直接相關聯?？傊?，任何一種覓食環境和方式的改變，都會打破原來的生物平衡，人類面臨新的生物失衡，這一失衡導致宿主和寄生物的死亡可能交替發生，這在人口稠密的地區便形成無限維持的傳染鏈，即演變成地方病。

（二）區域性“疫病圈”的發展（公元紀年前后-公元15 世紀末）

公元紀年開始時，歐亞非幾個不同文明區域，如中東文明區域、黃河流域的沖積平原、恒河流域的季風地區以及地中海沿岸區域等，開始形成彼此孤立的“疫病圈”。此后，隨著各文明地區之間出現定期和有組織的交流，原本孤立的疫病圈之間的傳染病開始越出固有邊界，很快從一個文明地區蔓延到另一個文明地區，肆虐于以前沒有患病經歷或免疫力的人口，這便導致嚴重后果。在公元紀年后的兩個世紀，從中國和印度抵達地中海的旅行線路常規化，因此中國、印度、東地中海之間的貿易達到了此前長途貿易未曾有的規模。商隊在陸上頻繁地橫穿中亞的綠洲和沙漠，商船自由航行于印度洋及其鄰近水域。駝隊和商船在這些空間內經常性的往返運動，既意味著商品的交流，也意味著傳染病的交流，因為陌生疾病在易感人群中的傳播機會增加了。到公元900 年，原本地理上各自獨立的亞歐諸文明之間，由于經常性交流進行的疫病調試，而使這些疫病發展成相對穩定的狀態。即是說，這時亞歐非各個區域的人類，已經相互適應了源自其他區域的傳染病，一般來說亞歐非原來的幾個文明圈之間不會出現大規模的人-人傳染病發作。然而，隨著亞歐非更為廣泛和深入的交流，剛剛建立的文明圈之間的疾病平衡被打破。這些更為廣泛的商貿交流，跨越了文化和疫病的原始邊界，導致傳染病在更為廣泛的區域內傳播。綜合以上所述，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大和相互交流的不斷增加，地方性的疫病發展為幾大文明圈的疫病，進而又發展為亞歐非區域性疫病。

（三）全球“公共性”疫病的演變（公元15 世紀末-現在）

15 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啟了美洲與歐亞非區域傳染病的交流歷史，進而促進了區域性疫病向全球公共性疫病的演變。隨著新大陸的被發現，更為頻繁的跨海接觸間接導致了傳染病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傳播。當船只開始出沒于地球的各大洋，并把所有的海岸線結為一個國際交流網時，疫病分布的均質化過程意味著疾病將被傳播到更多更遠的地區，并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在這些地方制造地區毀滅性的流行病?？梢哉f，每當那些原本偏遠而隔離的部落與外部世界發生聯系，并遭遇一系列毀滅性的疫病侵襲時，災難便不可避免。[1]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對歐洲人帶來的病原體相當敏感，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人口死亡。另外，繼歐洲人之后，漂洋過海的非洲人帶來的病原體也加劇了疫病在新大陸的傳播。在加勒比海沿岸及大部分島嶼等地方的種植園需要輸入大量勞動力，這便加劇了非洲奴隸貿易。奴隸貿易不僅致使人口混合，還驅動人口從一個疾病環境走向另一個環境，從而致使傳染病的擴張越過了原有的自然界限，形成了跨越不同疫病圈的傳播。

總而言之，隨著新大陸的發現，原來歐亞非所形成的區域性“疫病圈”進一步向美洲發展，進而使每一個區域的疫病都可能迅速傳播到世界任何一個區域，成為全球公共性疫病。

二、國際社會應對疫病的實踐邏輯：從“區域性合作”到“全球性合作”

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災難的斗爭史。隨著“疫病圈”從區域擴展到全球，人類同疾病斗爭進程中的國際合作，也在不斷擴大和深化。

19 世紀上半葉，歐非亞就針對疫病展開了國際合作。1831 年，歐洲多國駐亞歷山大的公使，應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之邀，共同在亞歷山大組建一個衛生委員會。此后，他們繼續為西歐創建了負有特殊使命的衛生預警機構，追蹤沙特麥加朝圣者的傳染病情況，并在埃及發布關于危險疾病出現和消失的警報。正是通過國際合作，建立衛生組織和預防機制，歐洲醫療組才能在此后埃及出現霍亂時，及時趕赴現場，利用細菌學的新知識有效應對這場疫病。[1]此后，為應對霍亂流行病，國際的醫學交流與合作也達到了新的高度。1815 年國際醫學大會在巴黎召開，來自歐非多國的醫學家會聚巴黎，主要討論檢疫制度是否對霍亂或其他疫病有效的問題，隨后取得顯著實踐成果。然而，由于上述國際合作局限于西歐國家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西亞國家，也就僅僅在這個范圍內的國家暫時抑制了霍亂，而在世界其他未參與國際合作的國家，這一疫病仍然進行著傳播。實際上，霍亂這種疫病早在19 世紀上半葉就已經越出其傳統傳播疆域而成為世界性的疫病，而上述針對這一疫病的區域性國際合作，則不能有效抗擊這一疫病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傳播。原因是19 世紀世界性殖民體系的建立以及科學技術推動的全球交通的迅猛發展，加深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程度，強化了疫病的世界性。因此，針對世界性的疫病，只有建立全球性的國際合作組織和機制，才可能有效抑制疫病在全球的傳播。

20 世紀初，在防止疫病的全球性組織管理工作中，洛克菲勒基金會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基金會最初設立于1904 年，在基金會成立之前，洛克菲勒已經有一個衛生委員會，進行鉤蟲病防治工作。其最初宗旨是“促進全人類的安康”。其1913 年注冊之后，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在基金會之下建立國際衛生部，并把此前成立的衛生委員會合并進來，以促進全人類安康工作國際化?；饡谝豁椚蝿站褪前阉l起的防治鉤蟲病和公共衛生的工作向全世界推廣，從而將防治鉤蟲病的工作推廣至六大洲62 個國家。1915 年，基金會又開展了一項旨在研究和控制黃熱病的全球計劃。另外，在同一時期，基金會還在世界多國建立常設公共衛生機構，培訓公共衛生醫務人員，從事更加廣泛的公共衛生工作。它在英、法、比、加以及拉美、中東和東南亞一些地區進行了廣泛合作，并在中國建立了著名的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傊?，從20 世紀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半個世紀里，國際衛生部在促進全人類安康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從而印證了這樣一個道理：只有進行全球性的組織管理，才能有效維護全人類的安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球性的防止疫病組織管理工作，就從洛克菲勒基金會轉交給了1948 年成立的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是國際上最大的政府間衛生組織，其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獲得盡可能高水平的健康，負責聯合國系統內衛生問題的指導和協調工作。它為全球近200 個國家衛生事務提供指導，擬定衛生研究議程，制定規范和標準，闡明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方案，向各國提供技術支持，以及監測和評估衛生趨勢。具體來說，促進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和改進公共衛生、疾病醫療和有關事項的教學與訓練，推動確定生物制品的國際標準等。在上述基礎上世界衛生組織還借助各國政府有力的支持，把最先進的科學、醫學知識應用于落后地區?？梢哉f，20 世紀40 年代以后，醫學科學和公關衛生管理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已經真正的全球化了。從此以后，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冷戰結束后，世界各國都能夠團結一致，共同抗擊疫病。

冷戰高潮時期的20 世紀50、60 年代，世界各國在抗擊疫病方面打破了意識形態的分歧，取得了廣泛的共識，都認為通過大力動員全球民眾與疫病進行斗爭，必定能夠取得最終勝利，并為此進行了國際合作的具體實踐。1958 年，蘇聯代表在世界衛生大會上提出發動國際運動以消滅天花，這一倡議幾乎得到世界各國的一致贊同。這一時期，雖然國際社會形成兩大對立的政治軍事陣營，但沒有因此影響各國在公共衛生事業方面的合作，尤其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支持這個活動，從而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世界衛生大會在1980 年5 月8 日所正式宣布的那樣，“全世界的民眾已經從天花中獲得自由。從遠古開始，天花一直是一種死亡率極高的疾病，以流行病的方式橫掃幾個世紀；僅僅在十多年前，它還在非洲、亞洲和南美洲猖狂一時”[2]，但在全世界團結合作、共同努力下，僅用了11 年時間，就徹底消除了天花。

21 世紀，針對全球性疫病的國際合作更加廣泛和深入。為了應對H7N9 流感和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帶來的嚴重威脅，全球在面對區域性和全球性傳染疾病方面的預防、檢測和報告能力進一步增強。2013年，G20 首次號召各國強化對WHO 國際衛生法規的執行，通過該法規，全世界能檢測其是否做好足夠的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疾病威脅以及生物恐怖襲擊。此后，2014 年2 月13 日，來自美國、中國、俄羅斯等27 個國家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的代表在華盛頓共同啟動了一項名為“全球衛生安全議程”的全球防控傳染病計劃，旨在通過現有全球衛生安全機制的基礎上，加強國際合作，提高各國對傳染病的防范、監測和快速反應能力，共同促進全球衛生安全。具體來說，就是預防或減緩各種原因（包括天然的、蓄意的或事故性質的）造成的危險病原體帶來的影響，快速地檢測和準確地報道暴發疾病的發生時間，動員互聯的全球網絡國家來有效應對疾病暴發，以限制傳染性疾病在人和動物的擴散，緩解人類承受的痛苦，減少生命損失，降低流行性疾病對經濟的影響。為達到上述目標，全世界的多個國家都共同支持該工作，力圖優先在關鍵和重大問題方面進行合作，其中包括疾病防控、早期監測、衛生應急。為加快這一進程，多個國家、國際組織和民間組織協商合作，采取了一些具體的行動，并在國家、地區和國際衛生改進方面得到切實提高。這些措施都表明，國際社會在促進全球衛生安全合作方面的不斷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國際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論國際政治是否穩定，人類在抗擊疫病方面都進行了有效合作。19 世紀的殖民擴張和戰爭階段，20 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冷戰階段，盡管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由于政治安全利益分歧發生國際沖突，但這些國家在關乎整個人類衛生健康這一共同利益方面，進行了有效合作，并且國際合作的范圍和深度還在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加大。

三、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從“世界歷史理論”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及其中國化的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是從人類誕生以來的整個歷史維度，探討人類生存生活方式從原始封閉地域走向民族國家，進而演進為世界體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規律。在這一歷史過程中，隨著生產力、分工和交往的不斷發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隨著生產方式的日臻完善和交往活動的增多而逐步消除，自然形成世界歷史，進而構成世界體系。如今，隨著世界體系的演化和社會生產力、分工及交往的進一步發展，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交往更為廣泛和深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網狀結構，進而造就新時代相互依賴、休戚相關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首先，人類社會由原始的地域局限向民族和國家轉變。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前，人們受到原始地域的局限和部落制度的束縛，不同地域、部落的人們彼此孤立、閉關自守。由于在各個地域和部落的內部，個人從屬于以自然血緣關系和統治服從關系為基礎的地方性聯系，個人的勞動也無法超越這種地方性限制，因而不同地域、不同部落之間缺乏交換?！罢嬲慕粨Q只是附帶進行的，或者大體說來，并未觸及整個共同體的生活?！盵3]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交換的增加，原先狹隘的勞動已經不能再維持下去。這樣就自然沖破了原始地域局限和部落束縛，進而實現了向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性轉變。

其次，人類社會從民族的、國家的相對局限性向世界體系轉變。馬克思認為，不僅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而且一個民族本身的內部結構也取決于其生產力和對外交往的發展程度。因而“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4]。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分工的種類和范圍不斷擴大，這些不斷擴大的社會分工，客觀上促進了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交往。因此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5]，從而實現了由民族和國家的局限性向世界體系的演進。

最后，人類社會從世界體系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演進。上述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生產力、分工和交往的不斷發展，自然形成世界歷史，進而形成世界體系。但馬克思沒有、也不可能明確判斷世界歷史發展到21 世紀將演變為怎樣的世界體系。

1.相互依賴不斷加深的世界。習近平任國家主席后首次出國訪問，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時，談到了他對國際社會中各國之間相互聯系和依賴程度的總體觀點，認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6]。之后，他又多次談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結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7]，并在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發表的主旨演講中提到，“深刻認識到，人類是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8]

2.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世界。習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會議發表演講，認為“和平、發展、合作是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主題”[9]。之后，他又在上述理論觀點中增添了“共贏”這一新的要素。認為“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正在孕育，新的增長動能不斷積聚，各國利益深度融合，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10]。認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你輸我贏的零和游戲不再符合時代邏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各國人民的共同呼聲”[11]。

3.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世界。習近平在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中講到：“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是一個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世界，是一個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并朝著有利于和平與發展方向變化的世界?！盵12]他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盵13]此后，他在中非領導人對話會上指出，“當今世界變亂交織，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如何解決發展赤字、破解安全困境、加強文明互鑒是我們共同面臨的時代課題”，進而“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14]

4.矛盾問題比較復雜的世界。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時，認為“這個世界，人類依然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明顯升溫，地區熱點此起彼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軍備競爭、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等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依然任重道遠”[6]。之后，他又進一步指出：“人類也正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陰云不散，發展鴻溝日益突出，兵戎相見時有發生，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盵9]同時，他還指出，“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錯綜交織，世界經濟復蘇道阻且長。

5.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世界。習近平主席在接受拉美四國媒體聯合采訪時，從當前國際格局的演變認識談到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性。他說：“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多個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區逐漸形成，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盵16]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他又從戰后國際關系的演變趨勢認識到世界發展的進步性?！?0 年來，世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歷史性地改變了人類的命運。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對峙不復存在”[17]，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的方向發展。并認為“各國之間的聯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世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人類戰勝困難的手段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豐富”[9]。針對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新領域他進一步指出，“信息革命時代潮流浩蕩前行，網絡空間承載著人類對美好未來的無限憧憬”[18]。

總之，人類社會實現了由原始地域向民族和國家轉變，進而又從彼此孤立的民族和國家演變為世界體系。目前“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6]。人類社會這種相互聯系越來越緊密、相互依賴越來越深入的客觀規律，使人們需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走向深度與全面的合作。

結語

綜上所述，從疫病的自然界發展邏輯來看，隨著人類覓食環境和方式的變化，疫病涵蓋的范圍也逐步擴大，由地方性疫病、區域性疫病，發展到全球性疫病。從國際社會應對疫病的實踐邏輯來看，隨著國際社會推進醫療合作，戰勝疫病的成果日漸豐碩，分別在19 世紀的殖民擴張和戰爭階段，20 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冷戰階段，有效維護了人類生命健康。目前發生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疫病，都不僅是其“私家”的問題，而是各國的“公共”問題；不僅有自然因素，還可能有人為因素。由此，說明威脅整個人類生命健康的總體問題是疫病的“公共性”。而解決人類“公共性疫病”的根本途徑，是人類社會隨著生產力、分工和交往的不斷發展，各民族從原始封閉地域走向民族國家，進而形成世界體系，并正朝著休戚相關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演進的理論邏輯。當今世界60 多億人口居住在同一個地球村，并且其中大多數仍然處于貧困狀態。從生物學傳染病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的境況比幾個世紀前不是更好了，而是更糟了。不僅如此，我們人類自己還因地緣政治進行著斗爭。如果這樣下去，微生物將要戰勝我們。正如美國學者勞里·加勒特所說，“微生物就是我們的捕食者，如果我們人類不用心在一個理性的地球村里共同生活，而給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存機會，那么勝利的將是我們的捕食者”；“我們不是學著一起生存，就是一起死亡”[2]。因此，我們要研究人類疫病演變的歷史邏輯，尊重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沿著以往人類戰勝疫病的實踐路徑，減少地緣政治對解決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消極影響，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