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之理論與實踐*

路 琦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 北京市 100089)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薄敖煺叱?，近墨者黑?！边@些道理都說明，人會受周圍環境的影響。對于青少年來說，更是如此。青少年的生活環境離不開社區，社區層面因素是考察青少年犯罪預防干預的一個重要因素，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工作需要借鑒已有經驗，也需要不斷探索和深入研究新情況。美國社區層面犯罪預防干預工作走在了西方國家的前列，值得關注研究。

犯罪社區預防干預意指旨在改變居住社區中維持犯罪的社會條件的行動〔1〕。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在美國青少年犯罪干預與預防體系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從美國1992年修訂的《少年司法和犯罪預防法案》(1974 年通過)(簡稱《法案》)〔2〕第5章中專門為此增設一項新的犯罪預防計劃可見一斑。這項計劃是“地方犯罪預防計劃激勵撥款計劃”(Incentive Grants for Local Delinquency Prevention Programs)，通常也被稱為“社區預防撥款計劃”(Community Prevention Grants Program)。美國聯邦政府少年司法和犯罪預防辦公室(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以下簡稱“OJJDP辦公室”)〔3〕主任就該計劃每年向美國眾議院教育和勞動力委員會(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以及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提交一份報告。OJJDP辦公室1997年的報告明確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據和研究結果顯示出“這種預防違法行為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隨著第四個計劃年度的結束，我們對這一方法的期望已被證明是有充分依據的。

全國已有 470 多個社區接受了嚴格的社區評估和犯罪預防計劃，并獲得了撥款。最重要的是，許多人已經開始看到他們的努力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4〕。時至今日，《法案》中的“社區預防撥款計劃”仍在實施，足見美國對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工作給予的持續重視程度。

本文主要從理論基礎、影響因素、實踐邏輯和實踐項目視域對美國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工作進行介紹和研究。

一、 美國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之理論基礎

專家學者們從社區(社會)層面對違法犯罪的影響提出了許多理論，并形成了青少年犯罪社區(社會)預防干預工作的理論基礎。這些理論有社會解體理論(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人類發展生態學理論(The Ecological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社區失序理論(Community Disorder Theory)、社會聯系與控制理論(Social Bond-control Theory)等。特里沃·貝內特(Trevor Bennett)認為以社區為基礎的犯罪預防干預理論主要有4個，分別是社區解體理論(Community Disorganization Theory)、社區失序理論、社區賦權理論(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ory)和社區再生理論(Community Regeneration Theory)〔5〕。筆者認為社區解體理論、社區失序理論和社區再生理論構成指導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的重要理論基礎。

(一)社區解體理論

社區解體理論通常也被稱為社會解體理論，主要發展自克利福德·肖(Clifford R. Shaw)和亨利·麥凱(Henry D. McKay)對 1900 年代至 1950 年代芝加哥社區犯罪與城市地區關系的研究，即由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發展起來的與生態學理論相關的一種理論。該理論直接將犯罪率與社區鄰里的生態特征相聯系。社會解體理論的核心是：一個人的居住地區是其參與非法活動可能性的重要決定因素〔6〕。根據社區解體理論，犯罪，或者更具體地說，男性青少年犯罪，被視為社區(社會)秩序或組織遭到破壞的結果，而社區(社會)秩序或組織是指諸如家庭、教堂和學校，以及社區中心和為年輕人組織的俱樂部(例如 YM/YWCA)。羅伯特·桑普森(Robert J. Sampson )和 約翰·勞里森(John Lauritsen)認為，造成社會組織崩潰以及各社區犯罪率差異的3個關鍵的結構性因素是：低經濟地位、種族異質性和居住流動性〔7〕。

上述觀點被稱為社會解體理論的經典觀點。關于社會解體及其與犯罪的關系的更多當代觀點指出了其他結構性影響對犯罪的重要性，例如家庭破裂和社會凝聚力薄弱，這些可能涉及鄰里或集體效能的缺乏問題〔8〕。

在社區解體理論的總體框架下，至少在20世紀上半葉，犯罪預防干預實施的項目主要是圍繞貧民窟地區的康復和發展計劃。近幾十年來，社區解體理論催生了一些項目，強調賦予社區居民權利或動員社區居民采取預防行動，減少社區犯罪。

(二)社區失序理論〔9〕

社區失序理論起源于1982年詹姆斯·威爾遜(James Q. Wilson)和喬治·凱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的“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假說，該假說認為無序行為是更嚴重的街頭犯罪等的前兆，它在社區成員中引發恐懼，削弱了社會控制力并使其螺旋式下降。凱林(Kelling)和凱薩琳·柯爾(Catherine M. Coles)后續對“破窗效應”的研究描述了社區失序理論的總體主旨為：不受監管和控制的無序行為會向居民發出該地區不安全的信號；出于謹慎和恐懼，居民會遠離相關街道，避開相關區域，減少正常的活動和交往；隨著居民身體行為上的退縮，他們也退出了與街道居民相互支持的角色，從而放棄了他們以前在社區內幫助維持的社會控制狀態，致使社會原子化開始形成；最終，這樣的社區越來越容易受到更多無序行為和嚴重犯罪的影響。

喬治·凱林和凱薩琳·柯爾認為，無序主要是一種城市現象，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它是“不文明、擾亂生活的粗野行為”。威思利·史可更(Wesley G. Skogan)將無序分為社會無序和自然無序，前者與行為有關(如公共場合酗酒、乞討、閑逛)，后者則涉及 “玩忽職守和肆意腐朽的視覺跡象”(如廢棄的建筑物和車輛、垃圾、涂鴉)。在這一理論指導下，犯罪預防的范圍主要在于努力解決輕微的無序行為和/或在其在社區扎根并導致更嚴重的刑事犯罪和社會衰退之前的狀況。預防行動主要是通過警方和當地社區居民之間的合作來進行的。

(三)社區再生理論

特里沃·貝內特1998年在主要借鑒托布(Taub)、泰勒(Taylor)和 鄧納姆(Dunham)的工作成果基礎上，提出了社區再生理論，其總結了局部經濟條件或社區居民的觀點對社區犯罪預防的影響等因素。社區再生理論并不僅僅局限于社區安全，社區的整體福祉或“健康”是其關注的中心問題，而安全防范犯罪是其中一個方面〔10〕。托布、泰勒和鄧納姆認為，社區的整體健康狀況取決于人們對其經濟基礎的信心程度〔11〕。在個人或財產的安全層面上，社區再生理論主要關注社區經濟基礎的影響或其可支配的資源，以防止導致犯罪因素的產生，例如中上層居民的“逃離”，公共和私人領域服務的損失等。泰勒和鄧納姆還認為形成這種看法的幾個重要因素是：社區的投資建設水平、該地區的商業利益以及住房存量的維護水平。社區內較大機構如企業投資及其與個人投資的關系也是防止鄰里衰退和犯罪的重要保護因素：當企業投資達到足夠高的水平時，個人投資市場就會變得足夠安全，個人就會選擇把錢花在改造上，以抵御對犯罪或應對變化的恐懼，并參加其他共同決定社區生活質量的行動〔12〕。

社區再生理論還概括了提姆·霍普(Tim Hope)的“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范式，該范式認為“如果社區缺乏資源來解決破壞這種凝聚力的社會和經濟條件，那么僅僅促進社區的社會凝聚力可能是不夠的”。任何以社區為基礎的犯罪預防計劃的制定都應首先考慮將經濟和政治資源轉移給當地機構和居民〔13〕。

其實，深入比較社區再生理論與特里沃·貝內特提到的社區賦權理論會發現，社區再生理論的“資源動員”觀點與賦權理論之間是重疊的。學者提姆·霍普認為，這種資源轉移也即幫助賦予社區權力，幫助邊緣化的青年融入更廣泛的社區，并使社區能夠解決社區一級的主要犯罪風險因素問題〔14〕。

二、 美國青少年犯罪之社區影響因素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因人而異，搞清楚這些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并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預防減少青少年犯罪是一項困難的工作，也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對此，OJJDP辦公室曾經于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召集由39人組織的專家團隊專門研究了青少年犯罪相關問題，10多年后OJJDP辦公室又資助了相關研究項目并于2015年發布了有關研究成果。此外，亦有許多專家學者和組織做了相關循證研究〔15〕。

(一)社區層面風險因素

社區層面的風險因素通常與物理環境、就學就業、休閑娛樂、現有社會層面的支持系統以及影響社區運作的其他特征和組織機構有關。有許多研究表明，青少年犯罪與不良社區環境相關。例如無序和無組織的社區往往有更高的犯罪率。具體而言，研究者認為在社區目睹暴力事件的年輕人更有可能參與暴力、攻擊行為并攜帶武器，青少年所在社區流動率高、失業率高也更容易參與犯罪等〔16〕。OJJDP辦公室2015年發布的研究結果概括了社區層面的風險因素及其具體指標，其中風險因素共分5個方面：一是獲取酒精和其他毒品的可能性較大，二是社區有犯罪情況或為高犯罪率社區，三是社區不穩定性，四是就業機會缺乏或生活貧困或居住在弱勢社區，五是環境混亂、秩序混亂的社區或在社區中感到不安全。上述5個方面風險因素共包括23項具體指標(見表1)〔17〕。

表1：青少年社區相關風險因素與指標

(二)社區層面保護因素

社區層面的保護因素通常也與物理環境、就學就業、休閑娛樂、現有社會層面的支持系統以及影響社區運作的其他特征和組織機構有關。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社區對青少年發展有巨大影響。研究發現，社區可以通過公共機構和社會環境對青少年發展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18〕。例如，貧困環境的許多方面都會影響犯罪，特別是在城市環境中的一些少數族裔社區存在大量風險因素〔19〕。研究表明，通過提高社區的韌性，這些社區可以比其他同類社區更有凝聚力、對青少年更能產生正向影響〔20〕。OJJDP辦公室2015年發布的研究結果概括了社區層面的保護因素及其具體指標，其中保護因素共分4個方面：一是良好的社區和安全、支持性的環境，二是對青少年抱有良好期待，三是社區有愛心和樂于助人的成年人，四是有親社會機會或參與機會或鄰里資源。上述4個方面風險因素共包括17項具體指標(見表2)〔21〕。

表2：社區層面相關保護因素與指標

此外需要關注到的是，美國通常還將青少年犯罪的影響因素劃分為靜態因素和動態因素。靜態因素是指那些通常無法通過治療或干預項目改變的歷史特征，例如社區曾經的暴力犯罪率、逮捕率等。動態因素是那些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正常的發展過程)或通過一些努力而改變的特征，例如社區安全問題、對青少年的良好期待、親社會機會、社區凝聚力、社區提供獎學金、社區有組織的活動、貧困率、就業率等〔22〕。

筆者研究發現，這種動靜分類方式與美國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工作項目的具體實踐邏輯直接關聯。

三、 美國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之實踐邏輯和實踐項目

(一)實踐邏輯

實踐邏輯意指事物發生和發展中的規律性問題?？v觀近70年的美國社區預防干預實踐，筆者發現其主要涉及5個環節：一是需求，二是生產產品，三是產品使用，四是研究評估，五是改進推廣。而后是新需求的新層面循環。這5個環節及其循環形成了美國社區預防干預實踐的基本框架。具體來說，關于需求，青少年存在實施犯罪行為的風險，對社區進行預防干預的需求是現實而急切的；關于產品生產，關鍵問題是從哪里入手設計和開展社區預防干預項目，此乃老問題也是需要不斷研究的預防干預工作的具體實踐邏輯問題，下文將會概述；關于產品使用亦即社區預防干預項目的實施，主要涉及實施效果的評估與比較，下文將會探討；關于研究評估和改進推廣，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視，許多學者、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23〕，例如，以預防青少年從事不良行為和犯罪行為為主要工作目標之一的OJJDP辦公室已將研究評估和改進推廣納入青少年預防干預項目“動態管控提升模式”等日常工作體系〔24〕。

關于上述預防干預實踐基本框架中的“產品生產”環節，需要重點關注的是從哪里入手設計和開展社區預防干預項目這個具體實踐邏輯問題。筆者研究發現，減少或消除社區風險因素、加強或增加社區保護因素是設計和開展預防干預工作的基本邏輯?；趯嵺`的大量研究已發現并總結出諸多社區影響因素，但這并不代表找到了開展精準預防干預工作、設計實施預防干預項目的切入點和著力點。若要精準、有效地實施預防干預，還需進一步對前述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社區影響因素可劃分為靜態影響因素和動態影響因素(前文已述)，綜合來看，從動態影響因素切入并著力是精準設計和有效實施預防干預工作的關鍵。概言之，通常來說，減少或消除社區動態風險因素、加強或增加社區動態保護因素是精準設計和有效實施具體社區預防干預項目的主要邏輯。

循此邏輯，美國在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領域設計實施了許多實踐項目，取得了不少成果和經驗。

(二)實踐項目

以社區為主的預防干預項目較多，有針對整個社區的廣泛動員參與類項目，有針對特殊風險群體青少年的預防干預類項目，也有針對幫派的預防干預類項目等。結合實際，這里重點介紹針對特殊風險群體青少年的預防干預類項目。此類項目中又包含多種項目，在此主要介紹被評估為有效并得到較廣泛推廣的項目中的3類項目。

1. 多系統治療項目(Multisystemic Therapy Program，MST項目)

MST項目是一種基于社區和家庭的綜合性強化治療項目，也是針對青少年犯罪和再犯罪預防的高強度、個性化、家庭式的綜合干預措施。該類項目最初的治療對象是有嚴重反社會行為的青少年，通常是為被拘留或被法院判決緩刑的青少年或被判定為精神疾病且需要緊急住院治療的青少年提供的常規服務?，F在，該類項目被更廣泛地應用于早期干預工作中，旨在防止青少年的反社會行為變得嚴重和根深蒂固。這些有反社會行為問題的青少年主要包括：(1)青少年慣犯和暴力犯；(2)濫用毒品的青少年犯；(3)青少年性犯罪者；(4)處于精神危機中的青少年(殺人、自殺和精神病)；(5)家庭中有虐待情況的青少年等。MST項目的治療方法側重于與反社會行為相關的個人內部因素(例如認知)和系統因素(例如家庭、同伴、學校)的結合，重點在于改善青少年的周圍環境(鄰居、家庭、同齡人、學校等)〔25〕。

針對從監禁場所釋放后的青少年的研究顯示，參與完成MST項目1年時間以上的青少年，其再逮捕率雖說因個案可能會存在差異，但通常都有明顯降低(例如有的干預項目降低了26%，也有的降低了70%)，家庭外安置(Out-of-home Placement，一般指感化中心、訓練營等)率降低了64%，同時其家庭功能得到了改善〔26〕。

2.導師指導類項目(Mentoring項目)

該類項目旨在通過將有愛心、積極向上的成年人與青少年建立積極關系，來促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和發展。對于大多數青少年來說，這是由父母提供的。但對于已出現問題的青少年及其家庭，這是一種替代方式，與中國所說的“易子而教”道理相通。其基本方法是通過提供直接幫助(例如協助共同完成家庭作業、工作申請等)和間接影響(例如作為一個積極正面的榜樣)來減少青少年的犯罪行為。同樣，與導師一起度過的時間也會減少其違法行為的機會，有助于其脫離原有的易于犯罪的圈子。

美國最著名的一個導師指導項目是“大哥哥大姐姐項目”(Big Brothers Big Sisters，以下簡稱BBBS項目)〔27〕。BBBS項目把一對成年志愿者和6歲至18歲的青少年結成幫扶對子。志愿者是該項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結對的依據是青少年的需求、家長的偏好以及志愿者自身的能力。BBBS項目的隨機對照試驗(馬里蘭科學等級表等級為5)結果顯示，干預后6個月，參加該項目的青少年吸毒的可能性降低了46%，酗酒的可能性降低了27%，打架斗毆的可能性降低了32%，逃學的可能性降低了50%，他們對學業更自信了，并且平均成績有所提高。參與項目18個月后，46%的人可能開始不太使用毒品和酒精。33%的青少年不太可能打人。青少年自我報告也顯示，他們與朋友和家人的關系更加積極了〔28〕。

3.模式失活療法項目(Mode Deactivation Therapy，MDT項目)

MDT項目旨在應對具有高水平合并癥的青少年。此類青少年對以往干預治療方式持續抵抗，無論是在門診還是住院環境中均被認為是被治療失敗者。MDT類項目通過綜合應用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簡稱CBT)和辯證行為療法 (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簡稱DBT)來實施治療。有研究證明，MDT項目可有效減少該類人群的攻擊性和自殺意念〔29〕。具有高水平合并癥的青少年通常有明顯的反應性品行障礙、人格障礙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等癥狀，他們通常表現出復雜的忽視(指由于忽視而產生的復雜影響 )，經常成為性、身體和/或情感虐待的受害者，需要多軸診斷①〔30〕。

MDT類項目還包括一系列專門為有合并癥的青少年設計的正念練習，因為它有助于培養青少年的正念技能。正念技能有助于青少年在發展過程中提高其對恐懼、觸發因素和信念的認識，進而有助于其使用這種新的應對策略來代替攻擊性行為。

阿帕切(Apsche)和沃德(Ward)的研究表明，MDT項目比標準化的CBT療法項目對有合并癥的青少年這一類困難群體的治療更有效〔31〕。

在OJJDP辦公室公布的有效項目列表中，還列出了許多與社區預防干預有關的項目，例如針對逃學的干預措施(Targeted Truancy Interventions)、預防青少年反社會行為的社交技能培訓(Social Skills Training for Preventing Antisocial Behavior of Youth)、針對高危青少年的早期發展預防項目(Early Developmental Prevention Programs for At-risk Youths)等〔32〕。

四、思考

美國青少年犯罪社區預防干預工作有其理論依據和實踐邏輯。從理論角度來看，避免社區走向原子化，減少或消除風險因素，加強或增加保護因素，重建一個有充分賦權和成長能力的理想社區是社區預防干預工作所追求的目標。美國做了許多艱辛的探索，形成了社區預防干預的一些模式和機制，積累了一些成效明顯的預防干預項目，但也出現了成效不大或根本沒有效果的項目，需要引起我們注意。著眼當下，這里僅提出在青少年犯罪預防干預具體實踐工作中需要避免的一些問題。

(一)避免實施側重于懲罰、威懾或說教類項目

研究發現，側重于懲罰和威懾的項目最不可能成功，實際上可能會增加犯罪率。所有涉及震懾手段、道德說教或只強調紀律的項目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沒有關注到導致青少年犯罪的困難處境和風險因素〔33〕，沒有采取相應的消除或減少風險因素、增加或增強保護因素等措施。

(二)避免實施非結構化的技能培訓類項目

非結構化的技能培訓項目是指取消一切傳統的課堂限制，也沒有固定的規則來保障培訓的實施，一切都很開放和隨意的活動項目。這類預防干預項目沒有效果，在某些情況下還會產生有害的影響。因為這類項目將高風險的青少年聚集在一起，沒有任何結構化的措施去系統地、有計劃地減少犯罪行為，而同時卻為他們相互交往和影響提供便利，這樣往往會增加青少年的問題行為或犯罪程度〔34〕。

(三)謹慎實施“大規模突擊性打擊行動”

美國洛杉磯警察局 (Los Angles Police Department，以下簡稱LAPD)長期以來一直是打擊黑幫派的領軍者，LAPD在其下屬的18個區都成立了“社區資源打擊街頭流氓”(Community Resources Against Street Hoodlums ，以下簡稱CRASH)行動組〔35〕。CRASH行動組所實施的一項重要行動是大名鼎鼎的“錘子行動”(Operation Hammer)。該行動于1987年啟動，在1988年的一次行動中，1 000名警察在周五晚上和周六掃蕩了整個洛杉磯中南部，逮捕了可能犯有各種罪行的幫派成員1 453人，但最后只有32人受到指控。類似的行動后來被重復了多次，但不僅效率極低，而且壓制和震懾的作用極為有限，此外還波及了一些無辜者。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有些積極參與大規模突擊打擊幫派行動的警官后來也表現得像幫派成員一樣〔36〕。類似的行動在美國各地都出現過，如被稱為波士頓奇跡的“波士頓?；鹩媱潯?Boston Ceasefire Project)等?！靶袆映晒Α焙?，在社區層面看不到實質性變化，反而是嚴重的幫派問題再次出現，同時惡性案件如兇殺案等有所增加〔37〕。這種不定時的“大規模突擊性打擊行動”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讓美國許多人感到遺憾。

此外，還有研究證實非經常性的社區服務活動、短期非住宿培訓項目、補貼工作項目(補貼工作是指雇主收到有關補貼后才創造出的工作崗位)，以及武器回購項目等成效不大或根本沒有效果〔38〕，需要避免組織實施此類青少年犯罪預防干預措施。

注釋：

①臨床醫學診斷工作的一種診斷方式。診斷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健康定義對受檢者的軀體健康、精神健康和社會適應功能狀況等進行綜合分析，進而對疾病和健康做多層面的診斷。參見：多軸診斷[EB/OL].[2023-07-30].https：//baike.sogou.com/v193534376.htm？fromTitle=多軸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