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數字焦慮的具體表征、生成邏輯及應對策略

汪金英 潘祖賢

數字焦慮是指人們在面對數字化時代帶來的諸多復雜因素感到不適而產生的緊張不安的精神狀態。在數字時代，數字技術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勢頭深刻嵌入青年的日常生活，為青年提供了豐富的數字資源和廣闊的展示平臺，衍生出青年數字化生存的新圖景，但多元化的數字資源和技術的主動性也使得青年深陷數字生存的被動性之中，焦慮、惶恐、緊張的精神狀態日益凸顯。青年群體在數字時代產生的焦慮是近來學者較為關注的熱點，主要聚焦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青年數字焦慮產生的原因。有學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分析青年正在面臨著數字化轉型的社會條件，認為青年焦慮和倦怠的根源是對日益被技術強化的競爭性內卷的不適[1]。二是青年數字焦慮的表現。有學者認為，在網絡空間流行的“內卷”、“擺爛”、“躺平”為代表的亞文化現象呈現了部分青年的精神面貌和集體焦慮[2]；也有學者認為，人們對媒介的依賴所帶來的數字自我的崛起，引發對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以及對疏離感和孤獨感的焦慮[3]。三是數字場域青年群體的思想行為、價值觀引導。有學者認為，應加強對“數字青年”的價值引領，完善數字空間的法律制度，引導“數字青年”悅納內在的真實自我，從而為“數字青年”的成長成才護航[4]?？傮w而言，學界研究成果豐富，但基于數字時代深層次剖析青年群體焦慮現象的研究成果還不足。鑒此，有必要研究數字時代背景下青年群體的焦慮情緒，透視數字技術發展對青年群體的深刻影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盵5]數字焦慮不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長，也不利于數字生態的良好發展。因此，考察青年數字焦慮的具體表征與生成要素，重視青年在數字時代的精神世界圖景，對青年數字焦慮情緒進行關懷與引導，從而促進青年的健康發展，是新時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應有之義。

一、青年數字焦慮的具體表征

數字焦慮作為部分青年的一種心理狀態，實際上背后包含著青年對社會高速發展的心態映射和價值訴求。信息內容的泛化、數字交往的異化、數字身份的符號化導致青年產生矛盾的心理體驗和精神狀態，對青年群體的精神世界帶來全方位的侵蝕，使其深陷其中而不自知。通過透視社會發展新時空境遇下青年的精神圖景，剖析數字焦慮的具體表征，是消解青年數字焦慮的重要前提。

（一）數字信息焦慮

青年在面對爆炸式、無序化的數字信息時如果缺乏獨立的思考能力，無法對其進行正確處理，就會產生一種焦躁的情緒反應和心理狀態，即信息焦慮。理查德·索爾·沃爾曼在《信息焦慮》中首次提出“信息焦慮”的概念，認為“信息焦慮是數據與知識間的黑洞，當所得的信息不是所需或者說已經理解的信息與本應該理解的信息之間存在差異時而產生的緊張狀態”[6]。數字媒介的更新，使得互聯網的信息傳播門檻降低，信息數量呈指數式增長，信息質量良莠不齊，信息真假愈加難辨，青年深陷信息過載和“信息繭房”的兩極困境中。隨時更新的朋友圈分享、奪人眼球的網頁資訊、成千上萬的微博動態新聞、無窮無盡的短視頻信息等形成了巨大的信息洪流。在巨大的信息洪流中，潛藏著去價值化、功利化的信息內容輸出，包裹著各種各樣的主觀性信息、虛假新聞、肢解性事件報道，青年在魚龍混雜的數字信息世界中不僅難以識別真假，而且感到不知所措、無所適從。巨大的信息量和真實性識別困難無疑進一步增加了青年判斷可靠信息的挑戰，信息獲取的自由度已經超出了青年控制的范圍，青年被置于信息的無底洞中，恐懼和不安的情緒隨著信息的無邊界散開而蔓延。過載的信息攝入導致青年注意力不集中，價值立場混亂，同時碎片化、分散式、斷章取義的信息和知識傳播一定程度上引發青年群體認知的恐慌，無法及時將碎片化的信息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對青年的認知圖景和認知結構的系統性形成了沖擊。信息過載的同時也可能導致“信息繭房”的產生，在海量的信息前青年往往會更加傾向于平臺精準定制的信息內容?！靶畔⒗O房”是美國學者卡斯·桑斯坦通過對數字時代現象的描述，即個人或者群體被某一類信息如同“繭房”一樣桎梏其中。在算法推薦技術和青年主體意識的雙重加持下，“信息繭房”在青年群體中的負面效應更為明顯。在壁壘森嚴的“繭房”之中青年只接受與其信念和偏好一致的信息和觀點，將自己局限于個人觀念的“過濾氣泡”中，并且不斷加固和設防，久而久之，便會陷入封閉、禁錮的認知世界中。一方面，當他們面對不同或相反的聲音時就會條件反射地排斥、煩躁以及敵對；另一方面，當他們面對感興趣的話題、娛樂新聞、虛假報道時，會無意識地被帶入盲目傳播的情緒中，站在道德的“制高點”進行“吃瓜狂歡”、“網絡暴力”，對他人的道德行為進行審判。

（二）數字交往焦慮

數字媒介架構起全新的交往方式，催生新的聚合關系，編織了一個與現實交往場景截然不同的數字實踐場域。在數字實踐場域中進行數字化交往，成為青年群體建立與維系社會關系、進行人際交往的主要途徑。他們“在巨大的數字生活調色板上，各取所需”[7]，數字交往是不同于傳統意義上以地緣、血緣、業緣為依據的交往模式，在青年的社交意愿中，“趣緣”是青年是否選擇交往的核心要素，而非交往對象本身。一定數量的數字青年群體因“趣緣”而聚合，在數字社交平臺上形成一定的網絡圈層共同體。網絡圈層是青年標榜“有效社交”的窠臼，在圈層里，數字在場取代身體在場，它具有分眾化、單一性的特點，封閉且排斥，青年在特定的圈層中產生一定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不可否認，青年在圈層交往中個體的孤獨感和失落感得到了緩解，現實社交的焦慮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青年過度熱衷于享受網絡圈層營造的舒適同溫層，對現實世界的交往價值視而不見，陷入長時間的圈層封閉與現實社交的疏離，以及由于淺層式、弱關系的圈層社交使得青年難以建立親密的社交關系，便導致數字社交焦慮的產生。越來越多的青年沉迷于數字社群中的自由社交帶來的快感式“精神鴉片”，現實交往的空間被廣泛的虛擬社交擠壓，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關系被異化?，F實社交與虛擬社交分離，如有的青年“線上社?！?、“線上狂歡”，而“線下社恐”、“線下孤獨”，二者的社交反應形成鮮明對比，長此以往不免會陷入“群體性孤獨”的困境中?！叭后w性孤獨”實質上只是網絡世界的虛擬狂歡，正如美國社會學學者雪莉·特克爾在《群體性孤獨》一書中認為的，現代人能夠通過數字技術實現身體的即時在場，卻無法連接起心理的情感，現代青年由于害怕裹挾于親密的社交之中，選擇在虛擬世界進行逃避，卻只換來內心的虛無與孤獨[8]。一方面，在“畫地為牢”、“故步自封”的交往模式中，青年內心最深處的情感需求與焦慮恐懼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滿足和消解，冷漠、疏離的負面情緒隨之加深，原子化、壓抑性的社會個體情緒狀態愈加無法解脫。另一方面，思想情感在圈層社交時呈現交互內向性傳播的特點，在集體無意識的境況下，泛娛樂化、自我中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不良意識形態正悄然潛入圈層中，不同意識形態、文明形態與價值立場激烈交鋒，成為輿論斗爭的戰場，挑撥青年群體情緒的燃點，青年在極化情緒中進行非理性表達和討論，群體焦慮被進一步放大。

（三）數字身份焦慮

第5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 年12 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67 億，其中年齡在10—39 歲的網民占比達到48.1%[9]。從上述數字看，作為“數字原住民”的青年群體，數字技術已然深刻嵌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同時也催生了青年的數字身份。數字身份并非等同于傳統的現實身份，數字身份是個體在網絡空間中以符號、語言、文字為中介構建的虛擬身份，具有多元性、可偽性、超域性、流變性和可變性的特征[10]。馬克思指出：“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盵11]數字身份是數字化環境下當代青年群體所特有的新發展標志，是目的性和規律性相統一的時代產物。但隨著部分青年對數字身份的過度沉迷、對現實身份的消解，一定程度上導致虛實身份的混亂和自我認同危機。青年在“身體缺場”的虛擬世界中，開啟自我數字身份的建構，根據自我認知精心包裝完美的“數字自我”。借助微信、微博、QQ、快手、B 站、游戲等APP 創建具有自己特色、張揚自我個性的電子賬號，為了維持這種“理想”的“數字自我”，青年會根據不同的數字場景重新配置和調整標識身份的網絡符號，例如通過朋友圈曬圖、更換個性簽名、發布微博日志等方式，以這些網絡符號構建的“完美”身份來展現自己的品位，從而獲得他人的贊同和認可，以及“歸屬感”。這種過于“完美”的數字身份能使青年從對現實自我和社會關系的依賴中脫離，轉向對虛擬空間的沉迷。這種沉迷實際上是內心焦慮感與孤獨感的映射，是對現實世界的逃避，不愿直面現實的自我，從而只能在虛擬世界中獲得成就感和尋求精神安慰，例如游戲玩家可以在虛擬游戲世界中體驗不同的游戲角色和身份，游戲設置的獎勵機制可以讓游戲玩家獲得及時滿足。當青年越來越依賴于虛擬世界時，就會愈加強化對數字身份的認同，這種強化會導致數字身份和現實身份的失衡。數字身份的包裝越是豐富和充盈，現實身份越是無所適從和失落，青年越發難以逃離數字身份主導的困境，繼而喪失主體性。此外，在數字身份的不同轉換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比較，為了吸引他人的關注，各種夸張表演、獵奇求怪的“吸睛”符號內容也獲得了“出位”的機會，數字身份的塑造便成為一場“狂歡游戲”。在這場游戲的追逐中，青年會逐漸失去對理性的判斷，自我意識和現實感知能力日漸弱化。

二、青年數字焦慮的生成邏輯

在數字時代的變遷中，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交織，共同構成青年數字焦慮產生的原因。撥開青年數字焦慮的迷霧，既要揭示功績社會中資本邏輯的變相驅動，也要考察技術革新所引起的“算法濫用”，同時也要辯證審視青年內在的認知水平和心理需求，通過揭示背后的實質問題助力青年消解數字焦慮。

（一）資本邏輯：“流量至上”代替內容至上

數字平臺作為文化工業的延伸擴展領域，隨著商業資本強勢入侵，資本邏輯在數字平臺已經悄然滲透。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數據流量”是度量創作內容是否被關注的重要指標，“流量至上”代替內容至上、質量至上成為各數字領域內容生產運作的評判標準。為了精準錨定青年受眾的偏好關注，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各種網絡平臺層出不窮，娛樂綜藝、游戲直播、動漫影視等娛樂產業迅速“開枝散葉”，獵奇怪異、虛假宣傳、話題炒作、歪曲歷史、戲謔經典等文化內容紛紛出位，碎片化、低俗化、惡俗化、浮夸、淺薄、空洞的娛樂產品裂變式彌散和擴張，讓青年受眾沉醉和奔波于資本編織的“數字景觀”中。在虛假繁榮的“數字景觀”浸染下，看似狂歡無比、熱鬧非凡，實際上部分青年的精神世界、思想觀念、意識形態正在被“高流量”但“低質量”的內容消解，優秀的文化產品在“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機制下被邊緣化，急功近利、焦慮浮夸的風氣在部分青年中盛行。青年群體的休閑娛樂空間被各種低質量、淺薄的信息挾裹著，使部分青年陷入盲目、非理性的數字狂歡中，陶醉于庸俗、去價值化、感官化的精神娛樂中，久而久之青年理性缺失、價值迷茫與內心孤獨等精神焦慮癥狀便凸顯出來。青年在盡情享受平臺創造的“娛樂景觀”時，其實早已無意識中被賦予了數字勞工的身份，其本該休閑娛樂的自由時間變成了為資本牟利的勞動時間。此外，資本平臺打著娛樂消遣的旗號，將資本的自由流動滲透到青年受眾的數字文化中，利用流量、短視頻等手段在其精神層面進行無序擴張，使他們在滿足對娛樂的需求時逐漸失去理性判斷，現實生活被虛擬化、精神生活被娛樂化。

（二）技術邏輯：“算法濫用”加劇交往異化

數字焦慮的形成，技術賦權是重要因素。算法推薦作為數字信息、數字交往領域的新技術范式，依托智能系統優勢和個性化的信息配置，構建具有高隱蔽性和強滲透性的新擬態數字環境，推動了整個社會信息傳播和獲取方式變革。各大數字平臺都致力于算法技術的嵌入和升級，企圖對青年受眾的生活進行全方位入侵，影響青年的數字交往。智能算法推薦對信息內容的分發實現了從“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轉變，這確實提高了青年對信息選擇的效率，滿足了對信息配置的個性化需求，但當算法技術獲得主體性地位，成為各大數字平臺的新興權力，它也就偏離了工具理性，這極易引發“算法濫用”的憂慮?！八惴E用”導致青年陷入“信息繭房”和“過濾氣泡”的社交陷阱，加深了青年群體價值固化的堡壘。此外，數字平臺通過迎合受眾的喜好來挖掘潛在的用戶，不斷增加用戶黏性，在這個過程中構建起精確分眾的用戶圈層。圈層化社交是智能算法技術迭代和青年個性化需求交融的結果，算法推薦技術根據用戶的信息痕跡先進行“霸權式解碼”，然后在協同過濾中根據算法的價值預設進行分類，對不同用戶群體打上不同的標簽，每一個標簽代表一種圈子。由算法推薦形成的共同愛好圈子形成圈層，只允許同質化的信息流入，將具有相同標簽的用戶緊緊鎖入虛無主義的“繭房”中?！坝脮r間消滅空間，是現代交往手段給現代物質與精神交往帶來的革命性現實?！盵12]圈層化社交成為青年群體標榜的社交新形態。相比于現實社交，青年更傾向于與自己具有相同興趣偏好的同一圈層群體進行交流，他們因“趣緣”建立起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虛擬交往關系，為維護圈層的內部穩定結構，他們會自發地筑立隔離外部世界的堅硬壁壘。算法推薦會精準重復向圈層推薦圈內價值相同的信息內容，創設各種各樣的交往場景，改變用戶的交往導向。青年群體在圈層內社交似乎獲得了“救贖”，取得了圈層群體的認同和歸屬感，但實際上陷入了資本平臺利用智能算法技術精心策劃的“楚門的世界”，成為算法的“囚徒”，其交往行為成為資本獲利的手段。青年長期封閉性的圈層社交，游離在現實世界之外，導致過度依賴數字媒介，自我認知混亂，交往的主觀能動性被技術操控，逐漸偏離交往的本質，交往活動和交往行為面臨著異化的風險。

（三）認知邏輯：“數字成癮”消解理性認知

青年數字焦慮的產生，除了與資本邏輯、技術邏輯等外在因素有關，其內在深層次根源在于“數字成癮”導致理性認知的消解?？茖W技術的迭代更新和交往場景的擴展給青年帶來了豐富的信息資源以及超越現實的沉浸式感受，但各大數字平臺為了獲利，在受眾的感官刺激上下足功夫，潛在地設計了一套致癮機制。這套致癮機制是根據青年的喜好和心理反饋不斷向青年群體“投喂”，刺激個體多巴胺的分泌，使得青年對其產生強烈的依賴性，從而成為被數字俘獲和支配的人?！案行杂鋹偂痹跐M足青年短暫精神需求的同時，也具有很強的致癮性，部分青年會樂此不疲地沉迷于數字技術編織的虛擬世界，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到數字消費、數字交往和數字娛樂中，導致“數字成癮”的后果?！皵底殖砂a”極具迷惑性和欺騙性，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基本需求包括歸屬感和愛，長時間經歷孤獨情緒或高度孤獨感的個體可能會缺乏親密的社會關系和廣泛的社會支持?！爱敋w屬感和愛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時，個體可能會傾向于尋求逃避，而手機的便捷性和隱私性恰好為他們提供了一種逃避現實的空間”[13]?！皵底殖砂a”可視為個體對數字平臺的強迫性強烈依賴，過度地使用社交媒體、過度地瀏覽網絡信息資訊等持續行為一旦停止，個體就會出現焦慮、沮喪、心理恐慌等癥狀。例如，不少青年早晨醒來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先打開手機的社交APP，迫不及待地查看消息、刷朋友圈，頻繁切換屏幕觀看推送的內容。隨后，休息間隙、睡前娛樂也時時刻刻關注手機，“結束娛樂”變得異常痛苦。不少青年對致癮機制的本質也缺乏必要的認識，認為多玩幾個小時、多刷幾個短視頻、多看兩部劇似乎無關痛癢，這種“輕視”甚至“無視”的行為本質上反映了自我約束能力不足，對網絡虛擬空間中各種誘惑的判斷力、適應力較為薄弱?！皵底稚矸荨本哂械碾[匿性可以突破現實身份的約束，青年癡迷于數字世界中的身份塑造和虛擬交往，在看似自由的虛擬世界中逃避現實、麻痹自我。這種忘我的沉迷是一種非理性化、意志薄弱的表現，長期沉迷于數字世界的青年，其個體的理性認知和抵抗意識就會逐漸在“數字成癮”中消磨殆盡，精神世界變得膚淺空洞，思想活動產生混亂，現實生活的習慣和節奏被打亂。青年越是無止境地陶醉于網絡游戲、網絡直播、明星娛樂等虛擬生活，越是遠離自我的現實性，在虛擬世界中身心越是得不到真正的滿足和愉悅，而是感到空虛和情緒焦慮。

三、消解青年數字焦慮的應對策略

青年的數字焦慮是資本邏輯、技術邏輯、認知邏輯等各要素在數字空間相互作用和持續發酵的結果。因此，要幫助青年擺脫數字焦慮的困境，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加強應對：強化價值引領，夯實主流價值傳播陣地；規范網絡資本，優化娛樂內容供給；防范技術風險，平衡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重塑自我實現，提升青年媒介素養。

（一）強化價值引領，夯實主流價值傳播陣地

“隨著文化全球化、多元化加劇，人們的價值追求以及價值選擇更加復雜多樣”[14]?！皞€人英雄主義”、“極端主義”、“精致的利己主義”等偏激的價值觀念隱藏于短視頻、網絡游戲中，青年群體在消極價值觀的情緒渲染下，容易陷入信仰缺失、精神價值虛無的狀態。因此，要遏制去價值化的信息內容在數字空間的滲透蔓延，關鍵是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數字空間建設，消除青年對價值選擇的迷茫和困頓。首先，要夯實主流價值傳播媒體在數字平臺的陣地，確保主流價值始終貫穿于網絡世界，引領數字潮流的發展。要充分激發主流價值傳播能量，保證數字傳播內容的思想性和價值觀，讓數字平臺成為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領先場域。其次，數字傳播媒介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滿足青年關切的情感需求。青年正處于思維養成和價值觀念塑造的關鍵時期，數字焦慮的產生是多重價值取向和心理情緒復合發酵導致的。對此，數字傳播媒介應當以社會責任為根本，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正視他們的數字焦慮情緒，減少他們的負面化標簽，為他們提供健康積極的媒介環境。再次，要積極創新主流價值的傳播方式。要在充分把握數字空間信息傳播規律的基礎上，不斷豐富主流價值傳播的形式和載體，大力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創新主流價值的話語表達，滿足青年群體對主流價值的需求。通過結合重要節日、社會熱點等議題生產具有價值意義的優質內容來吸引青年群體的廣泛關注，把主流話語信息全方位地推送給青年群體，幫助青年明確價值取向、明晰底線邊界。

（二）規范網絡資本，優化娛樂文化內容供給

規范網絡資本是消解青年數字焦慮的重要手段。資本是一把雙刃劍，要辯證地看待網絡資本的作用，規范資本的發展。2022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也要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這就需要支持和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防止資本野蠻生長”[15]。首先，應破除網絡資本“流量至上”的行業標準。要科學看待資本與網絡娛樂的關系，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引導內容生產的政治方向，營造健康積極的網絡數字、網絡輿論、網絡娛樂生態。嚴格治理網絡資本越界的行為，完善規范網絡資本中各行業的立法，對“流量造假”的行為要嚴肅處罰，遏制網絡資本在娛樂產業的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其次，引導網絡資本堅守理性的文化價值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以豐富青年群體的精神世界為導向，回應青年對美好生活、美好娛樂的需求。要揭掉泛娛樂主義的虛假外衣，批判“有流量沒營養”、“有熱度沒價值”的短視頻內容、虛假信息、虛假報道等。再次，要優化娛樂文化內容供給，加強網絡內容的建設。數字平臺要積極打造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產品，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引領作用，各類新聞信息應把價值性、客觀性和教育性作為傳播的標準，遵循“質量第一”的法則生產數字文化產品。應以正能量充沛、健康積極的高品質內容吸引青年群體，降低青年辨別信息內容真偽的時間成本，引導青年群體在享受娛樂產品的同時注重思想深度和精神追求，從根源上防止青年數字焦慮的產生。

（三）防范技術風險，平衡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

“技術的發展不是最終的目的，人的發展才是技術發展的本質”[16]。算法推薦技術在數字平臺的使用已經超越了其工具屬性，成為一種具有意識形態的技術，背后深藏著資本、價值、權力等競相追逐的關系網絡。數字技術的不當操作形成“過濾氣泡”、“信息繭房”、“數字景觀”的效應，加劇著青年的數字焦慮，因此要消解這些負面效應，還應當從技術維度進行改進，防范技術帶來的風險，促進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平衡。首先，要打破算法技術的暗箱操作。要打開算法技術的“黑盒子”，打破算法的“全景監獄”，打造一套真實、透明、公開的算法規則。數字平臺應公開算法程序的運作過程，把“數據畫像”的選擇權、決定權交還給網絡用戶，使人們對數字信息、娛樂內容等推薦傾向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和明確的選擇，充分發揮青年群體的主觀能動性，以此跳出“信息繭房”圈養帶來的焦慮困境。其次，建立對“算法濫用”的監督機制。2022 年3 月1 日起施行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第九條明確指出，“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應當加強信息安全管理，建立健全用于識別違法和不良信息的特征庫”[17]。因此，應通過加強技術監管，規治算法技術的應用范圍和應用邊界，促進算法技術使用者的社會自覺，重塑數字平臺的社會責任和價值遵循。此外，要加強人機協同推薦機制模式的構建，將人類智能與人工智能相結合，對高質量的信息內容進行加權推薦，及時攔截低質量的內容和虛假信息。再次，算法技術應當擴大信息推送的范圍，打破禁錮青年認知的數字牢籠，在滿足青年群體個性化信息需求的同時，增加多樣性、全面性的優質內容推送，拓寬青年的視野和眼界。

（四）重塑自我實現，提升青年媒介素養

事物的發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需通過內因發生作用，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青年是數字焦慮產生的行為主體，除了強化價值引領、規范網絡資本與防范技術風險外，消解數字焦慮還離不開青年發揮主觀能動性，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因此，要促進數字青年的主體理性回歸，重塑自我實現，克服數字沉溺，應當有效提升青年的媒介素養。首先，要提升青年價值思辨的能力。面對“信息繭房”、“網絡圈層”等帶來的信息焦慮、社交焦慮和身份焦慮，青年應提升鑒別能力，自覺抵制網絡失范行為，增強對不良信息、不良內容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不盲目跟風。其次，要提升合理使用數字媒介的能力。面對網絡資本的誘惑和算法技術的操控，要以理性思維去審視這些誘惑，培養良好的自律習慣，學會控制自己，消除對各類數字媒介的依賴性和強迫性。合理規劃上網時間，堅持“文明上網、科學用網”的原則，避免淪為數字媒介的附庸。再次，提升青年對數字空間的正確認識。數字空間雖然為青年提供了社交、娛樂的“舒適圈”、“避風港”，但是作為現實的人，只有回歸現實的身份，在現實空間中建立起真正的聯結，才能找到真正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青年要容納和擁抱現實世界中真實的自己，促進物理現實和數字虛擬的融合發展。為防止自我的精神世界陷入數字平臺打造的“烏托邦”中，青年要主動消解自身的焦慮情緒，合理應對時代變革產生的壓力，以堅定的信仰和明確的目標抵御對虛擬世界的依賴，提高自我在現實世界的效能感和獲得感，從而促進自我的健康成長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