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對近代政治哲學問題域的轉換及其效應*

高廣旭

闡明《資本論》與近代政治哲學的關系,既是關乎《資本論》在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的理論位置的重要問題,也是深入闡釋《資本論》政治哲學意蘊的重要課題。一般而言,《資本論》作為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似乎與近代政治哲學沒有直接關聯。但是,當我們回到政治哲學“古今之變”所表征的國家與市民社會分裂的現代社會政治現實,反觀近代政治哲學普遍致力于現代國家建構的政治理論事實,再由此深入到《資本論》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和政治邏輯的總體性分析,就會發現,國家與市民社會分裂引發的“人與人”的政治關系表現為“物與物”的經濟關系,正構成透視《資本論》與近代政治哲學關系的一個視角。為此,本文在系統梳理近代政治哲學建構現代國家的各條進路的基礎上提出,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將政治哲學表征的“人與人的關系”沉降到“物與物的關系”,聚焦對作為現代市民社會典型形式的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生活關系的解剖,既實現了從建構現代國家到解剖市民社會的政治哲學問題域轉換,也開辟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下揭示和超越現代性政治困境的社會政治哲學道路。從問題域轉換的角度闡明《資本論》與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關系,是一條值得關注的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特質和當代價值的闡釋路徑。

何謂好的國家:近代政治哲學的問題域

英國政治哲學家沃爾夫在《政治哲學導論》中提出,政治哲學只關注和回答兩個問題:“誰得到了什么”和“誰說了算”,前者涉及物質利益的分配問題,后者涉及政治權力的分配問題。(1)參見[英]沃爾夫:《政治哲學導論》,王濤、趙榮華、陳任博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版,第1頁。沃爾夫對政治哲學問題的理解在某種意義上可以作為把握近代政治哲學問題域的參照。

“誰得到了什么”或物質利益的分配問題,涉及近代政治哲學對于財產權的關注?！罢l說了算”或政治權力的分配問題,涉及近代政治哲學對于國家的合理性論證。而且,從兩個問題的關系來看,前者往往又構成后者的前提和基礎,或者說,財產權往往構成國家合理性論證的依據。在這個意義上,近代政治哲學的問題域圍繞“何謂好的國家”這一基本論題展開,即對于現代國家作為保護公民財產權不受侵犯的政治權力的合理性論證。具體而言,這種合理性論證大致可以概括為三種進路。

其一,霍布斯和洛克的“利益政治”進路?；舨妓拐J為,個人的自然狀態及其自我保存的本性是其國家合法性論證的基礎。好的國家作為一種“社會契約”不具有道德意義,而是一種為了避免人們相互傷害而訂立的約定,或者說,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實施者是一種“權宜之計”?；舨妓沟倪@一論證思路開啟了近代政治哲學對古典政治哲學的反叛。一方面,對人類自然本性的理解不再訴諸道德德性,而是強調自然欲望。因而政治論證的邏輯起點不是道德,而是利益,政治個人的存在方式不是追求“榮耀”,而是追求“持存”。另一方面,政治論證的邏輯起點變化使得政治目標也相應改變,不再基于對不同城邦生活特征的比較來論證最佳政治制度的正義性,而是基于個人自我保存的本性論證現代國家作為“主權者”的權力來源及其限度。這表明,基于利益而不是德性開展政治論證是霍布斯政治哲學的特征,他開啟了一種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學的“利益政治”的政治哲學進路。

與霍布斯一樣,洛克認為,政治國家是有理性的人為了規避在自然狀態下生活的弊端,而彼此聯合起來的產物。(2)參見[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頁。然而,洛克不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們受自然欲望的驅使,而是受理性法則的規范?；蛘哒f,自然狀態下盡管也會存在人們為了爭奪物質利益而發生的戰爭狀態,但是人們的理性能夠尊重每個人生存的自然權利,而這種自然權利首先體現為人對自己財產的所有權。財產以及對財產的所有權的理性認同可以避免人們在自然狀態中陷入戰爭狀態。因為當每個人都承認他人在財產所有權的意義上具有占有某物的合法性,那么每個人就都被視為理性的和自由的人,也就不會陷入戰爭和沖突。所以,在洛克看來,好的國家意味著能夠規避人們自然狀態下的缺陷,“保護他們的財產”。(3)[英]洛克:《政府論》(下篇),第77頁。

縱觀霍布斯和洛克的國家合理性論證的思路,不難看出,他們都強調個人在原初意義上并非處于政治狀態而是處于自然狀態。組建國家和過一種政治生活是為了規避自然狀態的不足而不得不做出的“權宜之計”。換言之,國家和政治生活不具有先天的合理性,只能在后天經驗的意義上獲得合理性辯護。這種論證思路祛除了古典政治哲學關于政治生活的道德理解,將現代國家的合理性基礎放置在保護個人物質利益或財產上,我們稱之為“利益政治”的建構進路。

其二,盧梭和康德的“道德政治”進路。盧梭認為,“利益政治”無法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如果國家是富有者以財產權的名義奴役貧困者的工具,它不僅不能維護公平和正義,反而擴大了社會的不平等、導致了人類的不自由,那么它存在的合理性就是不充分的。

因此,盧梭強調,好的國家的合理性基礎不能建立在“私人意志”上,而必須建立在“公共意志”上。國家作為一種“社會公約”的本質體現在:“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并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0頁。在盧梭看來,“公意”是好的國家的最高原則,只有在這一最高原則下,國家中的共同體成員或公民才能被一視同仁地平等對待。以“公意”為最高原則的國家本質上是一種道德的或集體的共同體,而不是個人的意志的集合。(5)參見[法]盧梭:《社會契約論》,第21頁。所以好的國家對于盧梭而言,是“公共意志”高于“私人意志”的“倫理共同體”,它不應當是為個人保護自己財產和利益的“權宜之計”,而是個人作為政治的或倫理的存在的內在保證,它內在地蘊含著平等和公正地對待每個國家成員的道德性質。

盧梭關于好的國家的設想重提了政治的道德性問題,開啟了在“道德政治”語境中建構國家合理性基礎的進路。這一進路深刻影響了近代政治哲學的理論走向,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自現代政治問世以來,盧梭第一次為它注入了德性、激情和理想主義,以此開啟了現代政治哲學的一個偉大時期”。(6)張盾:《“道德政治”譜系中的盧梭、康德、馬克思》,《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承接盧梭開啟的現代“道德政治”進路,康德提出,好的國家是在理性的公共運用上建立起來的社會契約,其道德意義體現在它是人類借助理性的公共運用,而非私人運用構建起來的自由的共同體。在缺乏道德基礎的政治生活中,所謂人的權利只能是空想,不可能真正實現?！叭绻]有自由以及以自由為基礎的道德法則的存在,而是一切發生的或可能發生的事情都僅僅只是大自然的機械作用;那么政治(作為利用這種作用來治理人的藝術)就完全是實踐的智慧,而權利概念就是一種空洞的想法了?！?7)[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36頁?？梢?在康德看來,道德原則所蘊含的自由向度超越了自然的必然性和機械性,正是這種超越使得現代政治哲學獲得了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由此,康德將現代國家的合理性基礎追溯到理性的公共運用與自由的關系。通過強調國家作為一種“原始契約”所體現的公共的道德意志或自由意志,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的高度試圖彌合個人自由與國家理念的裂痕,為國家合理性論證的“道德政治”進路奠定了新的哲學基礎。

其三,黑格爾的“社會政治”進路?？v觀“利益政治”和“道德政治”兩條進路,我們看到,“利益政治”迎合了近代以來商業社會的興起和市民社會生活對財富、財產的關注,是一種以個人利益和權利為基礎的“自下而上”的現實主義思想進路?！暗赖抡巍蓖ㄟ^反思商業社會興起引發的私人利益對政治公共生活的侵蝕,反思現代國家淪為富人統治窮人的工具引發的社會倫理問題,是一種強調政治公意和理性自由的“自上而下”的理想主義思想進路。與這二者不同,黑格爾視域中的好的國家既不是現實主義意義上的“實然”國家,也不是理想主義意義上的“應然”國家,而是實存與本質、形式與內容相統一的“國家的理念”。作為“理念”的國家本質上是一種“倫理性的東西”,在其中,個人對國家所應承擔的義務與個人特殊的權利利益訴求“相互滲透”,或者說,“我對實體性的東西所負的義務同時是我的特殊自由的定在”。(8)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98頁。

為了論證作為“倫理性的東西”的國家,黑格爾強調,不能把國家看作市民社會中個人意志的約定或社會契約,無論這種個人意志指向的是物質利益、財產權、道德還是自由。因為國家與個人的關系不是“任意的事”,而是“倫理的事”?！叭绻褔彝忻裆鐣煜饋?而把它的使命規定為保證和保護所有權和個人自由,那么單個人本身的利益就成為這些人結合的最后目的。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成為國家成員是任意的事。但是國家對個人的關系,完全不是這樣。由于國家是客觀精神,所以個人本身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9)[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89頁。所以在黑格爾看來,好的國家不是市民社會中的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物質利益和財產權“任意”訂立的“權宜之計”,而是超越市民社會作為個人“需要的體系”的倫理實體。

黑格爾指出,市民社會作為“需要的體系”的主要問題在于必然引發“市民社會的辯證法”。一方面,市民社會對個人自由的確證首先基于財產權,但是財產以及對財產的所有權只是一種抽象的意志自由,它只能引發不同個人意志之間為了財產而展開的爭斗,而無法彌合社會沖突。另一方面,為了克服這種抽象的意志自由及其引發的沖突,需要引入道德這一主觀的理性自由來克服個人的抽象意志自由。然而,理性自由雖然不是任意的,但是仍然存在缺陷,即只對個人行為具有形式的規范性,而無法在人與人之間發生現實的物質利益沖突時發揮調節作用。

于是,黑格爾指出,超越“市民社會的辯證法”,必須重構作為客觀精神或倫理實體的好的“現代國家”。與古代國家相比,好的“現代國家”不僅具有道德普遍性,而且具有對現代市民社會發展出來的個人意志特殊性的尊重?！霸诠糯鷩?主觀目的同國家的意志是完全一致的。在現代則相反,我們要求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意志和良心。古人沒有這些東西——就其現代意義而言;對他們說來,最終的東西是國家的意志?！?10)[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99頁。所以好的“現代國家”是國家的“普遍性”與市民社會的“特殊性”的統一,“現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利益必須集中于國家”。(11)[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297頁。

黑格爾所理解的好的國家是一種將古典政治哲學對政治實體的德性理解與現代商業社會中誕生的個人權利意志相結合的產物。好的“現代國家”建構是一種在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張力中超越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契約型國家的嘗試。這種嘗試既繼承了“利益政治”對于市民社會中個人自由與財產權關系的強調,也繼承了“道德政治”對于國家作為道德共同體所體現的公共意志和普遍正義的彰顯。

黑格爾開創的在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辯證關系中把握現代政治生活本質的政治哲學進路,不僅總結了從古代政治哲學向現代政治哲學的社會化轉向的內在邏輯,而且實現了在把握政治生活與社會經濟生活辯證關系過程中對政治哲學問題域的拓展。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當黑格爾的法哲學將政治哲學關于國家的構想與現實的市民社會辯證地聯系起來時,他實際上是“社會政治哲學”的現代開創者。(12)參見吳曉明:《黑格爾法哲學與馬克思社會政治理論的哲學奠基》,《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更為重要的是,黑格爾開創的社會政治哲學進路為青年馬克思從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出發透視近代政治哲學問題域提供了理論框架。青年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中的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顛倒”,不僅提出了“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等論斷,而且通過分析政治解放的本質及其限度,提出只有回到對于現代市民社會的“勞動”和“所有權”的批判,才能揭示政治解放作為“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的本質。由此,馬克思初步實現了從追問何謂“好的國家”到追問何謂“好的社會”、從國家的合理性論證到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政治哲學問題域的轉換。

何謂好的社會:《資本論》的問題域轉換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青年時期初步開啟的政治哲學問題域轉換獲得了更為系統和深入的闡發。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梢?深化對法、政治和國家的認識是馬克思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動因。而且,考慮到《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第一部成熟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所以“序言”對于解剖市民社會與理解“國家形式”的物質生活基礎之間關系的強調,表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是單純的經濟學考察,而是經濟學語境下展現出的一種考察政治事務本質的獨特進路。在這個意義上,由國家的合理性建構轉向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解剖,可以看作是馬克思在青年時期奠定并在《資本論》中實現的政治哲學問題域的轉換。

這一問題域轉換包括兩個方面的內涵。其一,《資本論》自覺到資本主義的“物質生活關系”是現代市民社會的典型形式,并揭示了資本主義物質生產關系對傳統政治生活的瓦解,以及資本作為一種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對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重塑。其二,《資本論》在對現代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辯證關系的理論自覺中,超越了近代政治哲學圍繞“利益政治”和“道德政治”展開的關于現代國家合理性的探討,為重新理解現代政治生活的本質邏輯、解決現代性政治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馬克思指出,“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頁?！拔业挠^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頁。在《資本論》第一卷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任何一個熟悉工人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4頁。對比這兩個論述,需要澄清的問題在于,以“自然史”的觀點分析“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的《資本論》,其研究結論何以成為指導“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或者說,《資本論》的經濟研究何以具有政治意義?

對這一問題的追問要求我們深入闡釋《資本論》的經濟批判與政治批判的關系。1880年,馬克思在為法國《平等報》撰寫的關于重新發表《哲學的貧困》的一篇引言中指出,“我們決定重新發表《哲學的貧困》(初版已售完),是因為該書包含了經過20年的研究之后,在《資本論》中闡發的理論的萌芽。所以,閱讀《哲學的貧困》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可以作為研究《資本論》和現代其他社會主義者的著作的入門”。(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頁?？梢?《資本論》雖然以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為基本任務,但是這一分析所闡發的理論和得出的結論卻不僅僅揭示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而是在透過經濟形式分析揭示經濟關系背后的社會關系,探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崩潰的邏輯和無產階級解放的社會歷史條件。

眾所周知,《哲學的貧困》對蒲魯東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的批判,就是強調其無視經濟范疇的社會歷史性質,無法從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角度透視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秘密,只能從法權的和道德的角度保守地改良資本主義?！豆伯a黨宣言》則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生產關系的社會歷史本質,提出了資產階級滅亡和無產階級勝利的“兩個不可避免”。所以當馬克思強調這兩部著作是研究《資本論》的“入門”時,他實際上就是在強調《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蘊含著對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的批判。

當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經濟范疇的邏輯順序,不能簡單地按照時間上出現的先后來安排,而應該按照資本生產的內在結構來安排。(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頁。他就是在強調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何以重塑全部人類社會形式,何以是把握現代社會本質的鑰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恩格斯何以在《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為〈民主周報〉作》一文中指出:“自從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而這種說明之透徹和精辟,只有一個德國人才能做得到?！?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頁。

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之所以構成“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在于它塑造了現代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現代人的政治存在方式,或者說,現代社會的一切物質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可以在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中獲得說明。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貨幣章”中,馬克思基于對貨幣的交換價值與現代社會關系生成邏輯的分析,提出了三種“社會形式”中人的不同存在狀態,即“人與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以及建立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的社會財富基礎上的自由個性。(20)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頁。在馬克思看來,隨著生產能力的發展和人類交換關系的普遍化,當交換價值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聯系的基本邏輯,人與人的關系不再是直接的依附性關系,以自然、地域、血源和宗法等為載體的狹隘自然關系被打破,以物質交換為中介的普遍社會聯系隨之建立起來。而且,這種交換價值建立起來的普遍社會聯系為最終超越人對物質關系的依附,建立起人真正的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創造條件。簡言之,以交換價值作為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基本邏輯的社會形式,只是一個歷史性的過渡階段,它雖然塑造了現代社會,但由于自身的內在缺陷,必然會被更高的社會階段所超越。

如果說“貨幣章”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仍然集中在貨幣關系對現代社會關系的塑造作用的分析,那么到了“資本章”,馬克思的分析視角則從交換關系轉向生產關系,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現代社會關系塑造的背反本質。馬克思指出,“既然迄今為止對貨幣關系的闡述是在其純粹形式上進行的,并沒有同發展程度較高的生產關系聯系起來,那么,貨幣關系的規定的特點就在于:在從簡單意義上來理解的貨幣關系中,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內在的對立在表面上看不見了”,(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5頁。因此,資產階級民主派比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更愿意訴諸貨幣關系所承載的形式自由和形式平等為資產階級制度進行辯護?？梢?如果只從貨幣交換關系的角度認識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那么就是把參與資本生產的個人及其勞動只看作商品價值形式的一個部分,只是從“形式規定”的角度理解人及其勞動,把他們單純地看作交換者及其商品。在這個層面理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的個人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于不關心“形式規定”之外的內容,看到的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自由。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基于貨幣關系的“形式規定”所構建起來的平等自由,如果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總體上來看,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即不平等和不自由?！霸诂F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總體上,商品表現為價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的背后,在深處,進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個人之間這種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02頁。

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有三點。其一,交換價值的“形式規定”本身就蘊含著“對個人的強制”,當個人只有作為交換價值的生產者才能存在時,已經意味著交換價值對個人自然存在的否定和對個人的社會性控制。其二,交換價值體現的僅僅是資本生產對個人的一種較低級的規定性,它必然被更高的規定性所取代,而在更高的規定性上,個人之間的平等自由消失了。其三,交換價值和貨幣的交換關系中已經隱含了工人在“流通領域”和“生產領域”中處境的變化,即在“流通領域”中“自由、平等和所有權”等“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在“生產領域”中“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04—205頁。

正是基于這一認識,馬克思轉向對生產關系這一貨幣關系的“形式規定”背后的“內容規定”,主張從“貨幣流通”到“物質生產”的總體上把握資本邏輯對現代社會的塑造及其局限。因為交換價值作為一種“形式規定”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總體中,決不會只停留于“流通領域”,而會進一步在“生產領域”中以交換價值的邏輯控制物質生產,實現一種“內容規定”,“交換不會只限于在形式上設定交換價值,它必然會進一步使生產本身從屬于交換價值”,(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5頁?！百Y本決不是簡單的關系,而是一種過程,資本在這個過程的各種不同的要素上始終是資本”。(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4頁。也就是說,資本作為一個不斷創造自身的環節、再否定這個環節來保持自身的生產關系,它既要始終保持自身作為交換價值的“形式規定”的同一性,又要在自己的對立面即物質生產中確保自身的“內容規定”的作用,只有這樣它才能不斷存在下去。

基于對資本這一本質屬性的認識,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能夠成為資本的對立面的唯一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而且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即生產勞動”。(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0頁。所以,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理解資本作為一種交換價值對現代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塑造的關鍵。從二者的辯證關系出發,我們才能看清,資本在交換價值的低級形式上確立起來的現代社會關系的平等、自由和所有權,固然體現了“資本的文明作用”,這種“文明作用”“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0頁。然而,“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0—391頁。

由此,我們再回到恩格斯關于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作為現代社會體系的軸心的論斷,就能更為真切地理解《資本論》何以不單純是一種經濟學的考察,還蘊含著一種社會政治哲學話語。因為資本作為一種現代社會的塑造力量,它實際上通過構建一種交換價值主導的物質生產關系,既將個人的生產從屬于價值的生產,也將個人的生活從屬于價值塑造的生活。簡言之,資本是一種塑造社會權力和實現社會權力統治的政治力量?！顿Y本論》轉向對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解剖,指認的是資本作為一種社會性的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所發揮的政治效力。

綜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實現了對近代政治哲學問題域的轉換。不再追問好的國家何以可能,而是追問好的社會何以可能。不再訴諸構建現代國家的合理形式,而是透過政治經濟學批判直面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生活關系,并以此在政治的經濟理解和經濟的政治理解的雙重視域中,全面揭示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內在困境。這一轉換不僅在理論層面為重新理解現代政治生活的本質提供了新的視角,而且在實踐層面為破解現代政治生活的國家與市民社會分裂的難題、重構現代人的政治存在及其公共生活開辟了新的道路。

《資本論》問題域轉換的元政治哲學效應

從追問何謂好的國家到追問何謂好的社會,從建構現代國家的合理性基礎到解剖市民社會的物質生產關系,《資本論》對近代政治哲學問題域的轉換改變了透視現代政治生活本質的視角,實現了政治哲學研究方法從“政治本質論”到“政治存在論”、研究對象從“政治實體”到“社會共同體”、研究旨趣從建構“現代國家”到復歸“類生活”的重大轉變。這體現了《資本論》轉換近代政治哲學問題域的元政治哲學效應。

首先,《資本論》基于對資本作為一種社會生產關系的自我運動和發展規律的考察,深入到現代政治生活的存在論基礎之中,揭示了資本的經濟存在和政治存在以及二者的辯證關系。進而,在“政治存在論”意義上實現了對西方政治哲學“政治本質論”研究方法的根本超越。

西方政治哲學自誕生以來,好的生活或好的政治制度始終是政治哲學探討的核心問題。如果說蘇格拉底關于美德與知識關系的理性反思標志著古希臘哲學的轉向,即由自然哲學轉向政治哲學,那么這一轉向所聚焦的政治哲學問題即好生活或好的制度的反思,則首先指向何謂好的或善的理性思考。在這個意義上,蘇格拉底提出的人的理性認識可以獲得關于好的或善的知識的觀點,從根本上改變了古希臘哲學的思想方向:不再訴諸源自自然的悲愴情愫,而是樂觀地堅信人類根據自己的理性就能夠把握什么是好的或善的生活。蘇格拉底也由此被看作西方政治哲學的開創者。正如施特勞斯所言:“如果理性主義要求目的論地理解整全,那么理性主義確實是樂觀主義。有大量證據表明,蘇格拉底開創了哲學目的論。根據這一傳統,并不是米利都的希樸達摩,而是蘇格拉底創立了政治哲學?！?29)劉小楓主編:《蘇格拉底問題與現代性——施特勞斯講演與論文集》卷二,彭磊、丁耘等譯,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265頁?？梢哉f,西方政治哲學自誕生之初就奠定了以理性主義建構的方法探討理想政治生活的思想路徑。

正是沿著這一思想路徑,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正義的城邦只能是“哲學王”治理的城邦。因為只有哲學能夠超越意見的世界通達真理的世界,或者說只有哲學家能夠以理性的方式把握到善的或正義的知識和理念。也只有有了關于善的或正義的知識和理念,才能設想理想的城邦政治生活何以可能。顯然,柏拉圖政治哲學的論證思路深受蘇格拉底的影響。只有形成關于政治生活本質的認識,才能探討關于理想政治生活的建構,只要把握政治生活本質,就能建構好的政治制度。我們把這種由蘇格拉底開創并由柏拉圖系統化的政治哲學研究方法稱為“政治本質論”。

古典政治哲學奠定的“政治本質論”方法在近代政治哲學視域中獲得了新的發展。盡管不再訴諸理想城邦的理性反思和建構,但是當近代政治哲學家們共同聚焦好的現代國家及其合理性基礎的建構時,他們秉持的政治哲學精神內核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政治本質論”。因為他們堅信,理性反思的方法不僅可以澄清人類自然狀態下的自我保存的本性,而且可以基于這種理性反思的結論,只從理性自身的內在性出發,不需借助外在要素的支持,就可以建構作為社會契約的現代國家形式。人作為理性的存在者也是自由的存在者,這種理性的反思能力和自由的先天稟賦,可以確保人自覺讓渡自身的自然權利,實現從自然狀態向政治狀態的轉變。

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對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解剖,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關系和社會關系、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辯證關系及其發展規律,不僅揭示出“政治本質論”建構的理想政治生活以遮蔽政治生活的物質生活基礎為代價,而且深入到現代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相互嵌入的關系中,解析現代經濟生活現象背后所隱藏的社會政治意義?？梢哉f,《資本論》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現了在“資本存在論”語境中對于“政治存在論”方法的開創,實現了對西方政治哲學“政治本質論”方法的超越。

其次,《資本論》將探討“物與物”的關系的經濟分析與探討“人與人”的關系的政治分析結合起來,在對現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張力關系中把握現代政治生活的本質與限度。這一研究方法為重提現代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和研究對象打開了新的空間——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不再是建構最佳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基礎,而是重構公共生活的現實生活條件——因而實現了政治哲學研究對象從“虛假”的政治實體到“真實”的社會共同體的轉變。

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工作日”“所謂原始積累”等章節中,馬克思系統闡發了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執行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誕生和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些闡發表明,當國家權力成為一種經濟生產方式轉化的內在動力時,它已經從一種政治權力轉化為一種經濟權力,或者說,現代國家權力的實現已經與社會經濟權力緊密聯系在一起。國家權力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因素,當它通過法令和暴力的方式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時,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和社會功能也必然隨之變化。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國家原本作為承載著現代社會的個人利益、權利和公平正義的政治實體,已經蛻變為推動和維護資產階級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政治工具,或者說,蛻變為一部分人維護自身對另一部分人的統治的“虛假共同體”。

因此,如果說對于何謂好的國家的反思和建構在近代政治哲學視域中始終是從一種原子化的個人及其關系出發展開的,那么《資本論》對于何謂好的社會的考察則是從“現實的個人”出發,反思和追問“人與人”的關系何以被“物與物”的關系所重新塑造。換言之,對于現代人的政治生活及其存在方式的反思在《資本論》語境中被納入資本主義物質生產關系的剖析中。這種剖析既是以存在論視角切入對現代政治生活本質透視的體現,也表明《資本論》對近代政治哲學問題域的轉換,并非簡單拒斥現代國家概念,而是透過對現代國家本質的存在論還原,揭示現代政治生活的特征、限度以及超越的可能路徑。

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國家”作為“虛假的共同體”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物,它必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關系的消亡而消亡。同時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對“現代國家”的批判和超越始終是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理解其社會歷史意義和限度的,因為包括資產階級政治國家在內的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產生和消亡,都必須從表征“物與物”的關系背后的“人與人”的關系的生產方式去理解?！盁o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3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頁。

可見,《資本論》對國家作為“虛假共同體”的批判,以及對于共產主義社會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建構,總是奠基于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基本原理基礎上。當馬克思強調要消滅私有制和重建個人所有制,以此重構現代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時,他就是強調要推動個人勞動與社會勞動從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抽象關系中解放出來,以“簡單明了”的方式重構“物與物”的經濟關系所承載的“人與人”的政治關系。這表明,《資本論》視域中馬克思政治哲學已不再把現代人的自由和解放訴諸建構現代國家,而是訴諸生產方式革命基礎上的社會革命,訴諸超越“虛假共同體”的“真實共同體”的現代重建。

最后,《資本論》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決定了其理論旨趣不是建構理想的現代國家,而是實現人的政治存在向共產主義的“類生活”的復歸。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實現復歸的“類生活”,既是內在超越以資本與勞動為軸心的現代社會體系的必然邏輯,也是對“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的哲學任務的內在完成。

《資本論》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表明,超越以資本與勞動的關系為軸心塑造的現代社會體系,必須以重構個人勞動的社會化的方式為前提。這就是,個人勞動的社會化不再以商品形式為中介、以交換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為主導、以資本生產的結構為核心,而是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勞動產品的產品形式代替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從而實現勞動產品的“簡單明了”的生產和分配。以“簡單明了”的方式重構個人勞動社會化表明,一種個人自由與共同體自由相統一的“類生活”的實現,不再需要借助作為“虛假共同體”的現代國家,而是通過社會物質生產方式變革及其引發的社會關系變革本身就能實現。

毋庸置疑,盡管青年馬克思尚未在唯物史觀視域中對政治解放限度以及政治國家造成的現實的人的雙重異化進行分析,也未闡釋造成政治異化的物質生活異化根源,但是這既不影響馬克思站在人類解放的高度上,已經認識到現代國家所表征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相割裂的現代性政治狀況,以及解決這種狀況所內蘊的“利益政治”和“道德政治”等政治哲學進路的局限,也不影響馬克思已經認識到與政治解放相伴隨的市民社會解放,以及市民社會解放推動“勞動”和“財產”由政治要素轉變為社會要素的政治哲學后果。而以上兩個方面,無論對于闡釋馬克思現代國家批判的政治哲學意義,還是對于梳理馬克思轉向在政治經濟學語境下剖析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本質的政治哲學緣由,均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馬克思之所以提出人的解放本質上是現實的人向自身的“類存在”的復歸,是因為只有在“類存在”的整體性層面,才能從根本上跳出政治解放對現代國家的迷信,避免囿于國家與市民社會或“公人”與“私人”的某一個方面,致力于“利益政治”或“道德政治”等視角建構現代國家的合理性基礎。因為“類存在”對于馬克思而言,就是現實的人的社會性存在,或者說,就是由現實的個人組成的“類生活”。這種生活中的個人之間的聯系既不依靠倫理道德,也不依靠物質利益,而是人的自由自覺的對象性活動以及在這種活動中結成的社會關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超越“利益政治”和“道德政治”對現代國家合理形態的迷戀,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訴諸實現現實的個人及其“類”生活的復歸,可以說是馬克思對于究竟何謂好的政治生活和怎樣過一種好的政治生活等政治哲學根本問題的嶄新理解。

市民社會的兩大要素即“勞動”和“財產”從政治中解放出來進而上升為社會要素,使馬克思認識到,對現實的個人及其社會關系的重構,既不能訴諸作為“主權中虛構的成員”的公民,也不能訴諸“異己力量的玩物”的市民社會成員。而必須直面對于“勞動”和“財產”這一人的對象性活動及其產品的批判性考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深入現代政治生活的根基,揭示造成現代政治生活異化的現實根源,也才能真正為超越現代政治生活異化和人類解放尋求現實道路。當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深入分析了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時,他就已經在研究視角上做出了一次重要深化,這就是將對于政治解放限度的分析和人的“類生活”復歸的設想,訴諸對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解剖。

因此,作為真正解決了“個體與類之間的斗爭”的共產主義社會,實際上就是解決了個人存在的私人性與公共性的沖突的社會,它意味著一種從根本上超越“利益政治”和“道德政治”的新社會政治哲學進路的開啟。當異化勞動復歸為人的自由自覺的對象性活動,勞動作為人的私人活動就構成人對自身本質的真正創造和占有。當私有財產從資本的“死勞動”復歸為人的“活勞動”的勞動產品,公共性的社會財富就構成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條件。當勞動從雇傭勞動中解放出來,當社會財富從資本的交換價值中解放出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政治分裂將從根本上獲得解決,“利益政治”和“道德政治”及其表征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裂將從根本上被超越。

結 語

《資本論》與近代政治哲學的關系,不僅是深入闡釋《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論題,更是深入闡釋《資本論》蘊含的政治哲學革命的重要課題。不再以抽象的個人為起點從“人與人的關系”角度建構現代政治國家,《資本論》將政治哲學表征的“人與人的關系”沉降到“物與物的關系”,聚焦于對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市民社會現代典型形式的物質生活關系的解剖?！顿Y本論》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既不是抽象地探討“人與人的關系”,也不是實證地探討“物與物的關系”,而是透過對“物與物的關系”的解剖來揭示“人與人的關系”,或者說,將對“人與人的關系”的分析訴諸“物與物的關系”的解剖?！顿Y本論》在對于政治事務與經濟范疇辯證關系的理論自覺中,不僅實現了對近代政治哲學問題域的轉換,而且蘊含著開創嶄新政治哲學思維方式的元政治哲學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