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科學內涵、價值意蘊及實踐要求

吳志遠

(中共江西省委黨?！唇餍姓W院〉 經濟學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108)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這一創新論斷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它深刻闡明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與政治內在自洽、高度統一的理論與實踐邏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顯著特色之所在,“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理論范疇”[1],明確了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前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持續推進我國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基礎,也對全面提升黨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成為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治保證。

一、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科學內涵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由“加強黨的領導”“全面”以及“經濟工作”等三個部分構成,其中,“加強黨的領導”是主體內容,“全面”體現了黨的領導的范圍,是對“黨的領導”的重大創新性表述,而“經濟工作”則是黨全面領導的具體內容,是“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實踐領域,它提出了黨的全面領導的實踐方向與具體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重要要求,“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中,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都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2]。由此可見,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意義。

“全面”是進一步理解“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關鍵。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強調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而具體到“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這一表述中的“全面”,則主要是基于新時代黨的經濟工作特點而提出來的,“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在經歷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推進改革發展、調整利益關系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3],“經濟工作千頭萬緒,要堅持系統觀念、守正創新,從戰略全局出發,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綱舉目張做好工作”[4],等等。因此,做好新時代經濟工作,必須牢牢樹立全局觀、系統觀,統籌好發展和安全、穩與進、質與量、效率與公平、宏觀與微觀、國內與國際、中央與地方、短期應對與中長期發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一系列重大關系,既不顧此失彼,也不畸輕畸重,要著力解決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由此就體現出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全面”性要求。作為處在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重要轉型階段的超大規模經濟體,我國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多元化、多樣性、不確定性等特征十分明顯,這對黨領導經濟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就是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進而言之,為實現上述“統籌”,有效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還須構建一套由“黨——國家(政府)——市場”構成的“三位一體”的經濟制度框架及與之相匹配的協調有序的治理體系與機制,“黨的領導與政府、市場的關系等問題,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課題”[1]。具體來說,一是要強調黨的領導提綱挈領、無可替代,要致力于“把方向、管大局、作決策、促落實”,關鍵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頂層設計,提高把握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社會發展規律的能力,并完善決策程序與機制,在復雜經濟系統和多元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二是要在黨的領導下,持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通過黨的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充分調動各類市場主體、各級政府的積極性,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三是要大力推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強黨對人大、政協的領導,支持人大、政協等依法履職,切實發揮人大、政協等在經濟工作中的作用,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經濟事業。由此便從黨的領導“過程”及其領導的“對象”兩個方面進一步彰顯了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全面性”,與上述從黨的領導“內容”上強調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全面性”既相匹配,也相融合。

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價值意蘊

毋庸置疑,維護我國經濟行穩致遠是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價值所在,而這正是對“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5]P156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的當代積極回應。一方面,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著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歷史性變革,中國經濟已進入新發展階段,面臨著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的復雜局面,須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以量變的積累實現質的有效提升,而這個過程必將出現眾多挑戰,諸如如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何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要點有哪些?如何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點舉措是什么?等等。更有甚者,在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堅期,我國經濟還面臨著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干擾,如三年來的新冠疫情沖擊、局部財政金融風險、資本消極作用的顯現、初級產品的供給保障壓力,等等,這些無疑都對經濟轉型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又面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征更趨明顯,全球經濟復蘇不穩定不平衡,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日趨復雜嚴峻和不確定的外部環境因素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持續加深。上述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增強的復雜局面,直接導致了我國經濟運行中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等三重壓力,這就對優化我國經濟治理體系和提升經濟治理能力提出了迫切要求。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則是推進我國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更是將“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放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所具有的多方面顯著優勢的首位。

以黨的領導為根本的政治制度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引領、統領作用不可或缺。在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黨的政治引領,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銜接至關重要。近年來,黨中央提出的“領導經濟工作必須尊重客觀實際和群眾需求,必須有系統思維、科學謀劃”“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在一些關鍵點上發力見效,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 “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堅持多邊主義,主動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等具體要求,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價值引領、不竭動力和可靠保證,這些都足以體現黨高度關注并始終致力于推動經濟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綜上所述,保證我國經濟沿著高質量方向發展就是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價值意蘊。具體來看,其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這一框架涵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內容。毋庸置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當然保證,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則是在黨的領導下實施和推進的,是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其二,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要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等方面發揮掌舵領航作用,黨對經濟工作的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既具有直接優化市場與政府功能的作用,更具有統合市場與政府功能的獨特政治優勢,基于此,黨的領導當然就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保證。其三,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理念指引下,黨加強和改善了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職權、支持政治協商活動有序開展,為經濟領域科學民主決策奠定更堅實的基礎,并對政府部署推動經濟工作進行嚴格的監督約束,由此構建起黨領導下的健全完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充分地實現了政治與經濟的高度統一,從而為全面優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提供了強大的政治保障。

三、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實踐要求

提高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力,需要科學把握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一系列實踐要求。其中,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體系是根本,它為我國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并為其開辟廣闊空間,而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則是關鍵,黨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和水平顯然是保證。制度、治理與能力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依托,共同構成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力。

(一)完善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的制度體系

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離不開系統完備的領導制度體系,“制度是就最直接也是最簡捷的方式闡釋政治生活的那個變量”[6]P162,“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7]P333。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根”與“源”。要“完善黨領導各項事業的具體制度”[8]P7-8,將黨的領導落實到經濟工作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

1.完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

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指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首先要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盵9]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黨中央權威是危難時刻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的根本依靠,在重大歷史關頭,重大考驗面前,黨中央的判斷力、決策力、行動力具有決定性作用?！盵10]黨中央立足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歷史方位,充分運用黨的經濟理論創新成果、完備的組織體系、嚴格的黨內法規從政治、思想及組織等方面加強對我國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提出了“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路徑與目標,并通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統籌經濟工作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強化宏觀經濟運行的協調性與整體性,提升宏觀經濟運行效率,由此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優勢、全面彰顯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既明確了全國經濟工作的總方向、總原則,也為地方黨委領導經濟工作提供示范引導,對提高我國經濟運行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具有根本作用,對我國經濟行穩致遠具有決定性影響。

為提升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黨中央一貫重視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制度創新,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關于經濟工作的領導制度建設取得了豐碩成果,更好地實現了以制度來保障“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等領導活動的有序開展,較為典型的有《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等。與經濟工作直接相關的領導制度成果主要有周期性會議機制和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等兩項安排,其中,周期性會議機制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等側重于形勢研判、總體工作思路謀劃,而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金融委員會等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則側重于具體經濟工作的研究、部署與落實。這些制度都基于實踐的需要而產生,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特點,比如始于199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是為部署應對當時的通貨膨脹、優化經濟秩序相關工作而召開的;始于1997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就是應對當時東南亞金融危機及我國金融風險而適時召開的。

2.完善地方黨委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

地方黨委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黨中央領導經濟工作的延伸,體現了區域化、具體化、執行性等特征。黨中央對全國經濟的集中統一領導并非“包攬一切”,充分發揮好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是做好大國經濟工作的必由之路,也就是既要強調黨中央對全國各領域經濟工作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又要注重激發各地基層首創精神,允許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诖?進一步完善地方黨委對區域經濟工作“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體制機制就顯得十分必要。

制度是確保地方黨委在經濟工作中“總攬全局”的關鍵。一是要進一步完善和落實民主集中制各項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實行正確集中。二是要“研究制定《黨委(黨組)重大決策程序規定》”[11],加強調查研究、科學論證、風險評估、督促落實,不斷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規依法決策水平。

除“總攬全局”外,地方黨委還須通過“協調各方”來調動更廣泛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共促經濟高質量發展。要通過領導人大、政府、政協等機構,確保各層級各方面在地方黨委統一領導下,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有序協同,這對推動地方經濟治理體系和經濟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顯著價值。其中,地方政府是部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直接責任主體,地方黨委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必然首先涉及到對政府的領導,“政府作為行政權力機關,是黨領導經濟工作的主要通道和載體”[12]。經過長期實踐,地方黨委形成了主要通過周期性會議機制、設立地方黨委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地方黨委職能部門統一歸口協調管理、在政府設立黨組等方式加強對政府的領導的一系列制度成果。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發展趨勢下,地方黨委還須更加注重加強對地方人大、政協的領導,要定期聽取人大常委會黨組工作匯報,指導和督促“一府一委兩院”自覺接受人大監督,加強人大常委會領導班子和人大工作隊伍建設;要把政治協商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及時研究解決政治協商工作中的重要問題,尤其要重視加強對政治協商活動籌備、政治協商活動開展、政治協商成果運用和反饋的領導,并強化政治協商保障機制。由此支持人大、政協依法充分履職,并通過人大、政協有效履職來影響政府,進而促進黨政關系合理化、科學化,最終構筑起地方經濟治理體系的主體框架,不斷提升地方黨委領導經濟工作的現代化水平。

進一步看,企業是經濟的細胞,是市場經濟活動的具體組織者、實施者,地方黨委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必然要延伸、覆蓋到企業。實現對企業的政治、思想、組織領導,這體現了地方黨委領導經濟工作的廣度和深度,也是彰顯地方黨委經濟工作領導力的重要標志和關鍵方面。不同于地方政府的優化營商環境、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等經濟管理方式,地方黨委對企業的領導主要通過在企業中設立黨組織來實現,這種“嵌入性”制度安排將黨的領導與企業公司治理高度融合起來,將黨的領導內化于企業之中,由此深刻體現了“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8]9的要求。將黨的領導與公司治理高度融合起來是近年來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頭戲”,是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內容,如何在“黨建入章”、企業黨委(黨組)對重大經營管理事項前置把關等改革成果基礎之上,進一步深化、細化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將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更有效地傳導到微觀層面以增強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這些問題仍具有廣闊的探索空間,是未來加強地方黨委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制度建設的重要抓手。比如,要積極探索黨委前置研究事項的針對性和差異化,防止企業集團黨委與所屬二級企業黨委前置研究事項“上下一般粗”。還可嘗試在企業黨委層面建立科創管理、人才管理、風險管理、預算管理等專業工作委員會,由企業黨委班子成員搭建專班,牽頭組織實施,全程跟蹤推進。由此實現黨的領導與公司治理的深度銜接。當然,市場主體的構成十分復雜,今后必須“堅持大抓基層的鮮明導向,……推進國有企業、金融企業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強黨的領導,加強混合所有制企業、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理順行業協會、商會黨建工作管理體制。加強新經濟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3],筑牢黨長期執政的基層黨組織基礎,逐步將黨的領導覆蓋到所有市場主體,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協調一致行動,由此大幅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提升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實現運用黨的領導的政治運行機制來優化市場機制的目標,促進政治與經濟的高度統一。

綜上可知,地方黨委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在其領導下構建起健全完備的地方黨政治理體系和企業公司治理體系,即兩個“治理體系”來實現的,其中,地方政府至關重要,它聯結著地方黨委與市場主體,如何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經濟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是加強地方黨委全面領導經濟工作的內在要求。為此,一方面,要發揮基層首創精神,允許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另一方面,要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在中央與地方事權分配關系基本理順的基礎上,重點圍繞“健全現代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3]等方面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3.把全面從嚴治黨要求體現在黨領導經濟工作中

腐敗是黨執政的最大風險,資金資源密集領域如金融、國資國企、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公司、土地開發與利用、工程項目與基建、工業園區、生態環保、鄉村振興、糧食購銷、市場監管、數字貨幣與數字資產、自貿試驗區新業態、境外投資等方面往往腐敗問題易發,嚴重地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扭曲了市場資源配置,成為市場經濟體制的毒瘤,“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堅決防止領導干部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代理人,堅決治理政商勾連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問題,決不姑息”[3]。今后,要著力推進重點領域監督機制改革,加大監督力度。要充分發揮黨內監督帶動作用,并推動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財會監督、統計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貫通協調、形成合力,還要加大法治環境建設、廉政教育、選拔任用、科技應用等力度。同時,要做到“三個區分開來”,以激勵干部敢于擔當、積極作為。

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是動態發展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體系也必然會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適時調整。要密切跟蹤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態演進過程與趨勢,不斷加強和完善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制度,著力在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上下功夫,推動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制度體系,使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確保黨的領導始終發揮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引領力,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供具有中國獨特優勢的政治保障,以此彰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8]P6。

(二)切實將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盵8]P1-2治理是制度的實踐與延伸,只有不斷優化治理,才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制度資源、彰顯制度優勢。較黨的領導制度而言,治理則更加靈活多樣,它具有廣闊的創新空間,應在相對穩定的制度框架中深入探尋治理優化路徑,不斷創新治理模式、拓寬治理應用領域、優化治理機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黨在經濟工作中創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如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發展、集中力量辦大事以及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合等,這些治理方式都是基于黨的領導制度而派生出來的,是黨的領導制度的生動實踐體現。

運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對我們黨領導制度的創造性應用,是中國獨有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是選舉型政黨制度條件下西方國家宏觀管理系統難以企及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進行頂層設計,需要深刻洞察世界發展大勢,準確把握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使制定的規劃和政策體系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做到遠近結合、上下貫通、內容協調?！盵13]要以史為鑒,回溯梳理已實施的十三個五年規劃(計劃),探尋規劃制定與實施的規律性,不斷提升規劃科學化水平、提高規劃制定的精準度。具體來看,主要應處理好規劃藍圖與國情國力、規劃的延續性與變革性、國家重大生產力布局與區域經濟平衡發展、規劃制定與規劃實施等一系列關系,以更好發揮規劃的發展調控功能。

“集中力量辦大事”也是長期以來我們黨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黨的領導制度的創造性運用,是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有效實現形式?！皟蓮椧恍恰?、南水北調、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全面搭建工業化骨架、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級計算機、三峽工程、青藏鐵路、高鐵大動脈、脫貧攻堅,以及有效應對金融危機、非典疫情、雨雪冰凍、特大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等災害,都是我們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經典案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不斷拓展“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運用空間,將這一機制與市場機制、政府管理機制結合起來,最大程度破除“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困擾,破解經濟發展中的一系列難題。比如,針對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領域支持力度”的工作要求,一些地方通過共建“金融黨建先行區”,整合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區縣基層黨組織和企業黨建資源力量,創建“黨建賦能金融服務高質量發展”新機制,持續推動金融機構精準助企紓困,這就是通過黨的建設、黨的領導,有效引導、整合市場與政府力量,協調一致破解經濟運行中的“疑難雜癥”的成功案例。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將“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獨特的治理機制應用到更廣泛的經濟領域,如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圍繞制造業重點產業鏈,找準關鍵核心技術和零部件薄弱環節,集中優質資源合力攻關,保證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綠色低碳、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研發和應用推廣”、“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加快形成減污降碳的激勵約束機制,防止簡單層層分解”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防范化解政府隱性債務”[4],等等,要努力嘗試拓展“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治理工具的應用場景,最大程度發揮這一治理機制的功效,由此將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制度優勢更加深刻地轉化為治理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通過一系列政策過程轉化為了治理效能”[14],運用政策組合應對復雜經濟形勢是近年來將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新型實踐模式,是我國超大規模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創新做法,對實現“穩中求進”工作目標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為應對日趨復雜困難局面,從解決兩難多難問題出發,我們黨注重常態化充實完善政策儲備工具箱,并優化政策實施方式,經過十多年的工作實踐,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宏觀政策、微觀政策、結構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區域政策以及社會政策等在內較為完備的政策體系,既優化了政策組合、強化了政策合力,又提高了微觀政策、科技政策等對財政貨幣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性,并在此過程中提高了政策實施的精準性。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為統籌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好轉、內生動力持續增強、社會預期持續改善、風險隱患持續化解,要更加注重運用政策組合、綜合施策這一經濟治理工具,繼續在政策設計的科學性、政策銜接的精準性、政策傳導的有效性、政策效果的顯著性、跨區域跨部門工作的協同性等方面下功夫,以此彰顯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制度的強大內在優勢。

今后一個時期,要結合實踐需要,在既定制度框架中大力創新治理方式、開發治理工具,既要持續探索將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新方法與新路徑,還要深度挖掘已有治理方式的潛在價值,全面拓展已有治理方式的運用空間和應用領域,不斷在做深、做細、做實上下功夫。

(三)大力提升黨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離不開黨的領導能力水平提升,“我國發展領域不斷拓寬、分工日趨復雜、形態更加高級、國際國內聯動更加緊密,對黨領導發展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15]P103。

1.不斷提高領導干部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支政治過硬、適應新時代要求、具備領導現代化建設能力的干部隊伍。堅持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做深做實干部政治素質考察,突出把好政治關、廉潔關”[3],“經濟工作從來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體的、聯系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心懷‘國之大者’”[16]。黨中央順應客觀規律與時代要求,以獨特的政治經濟學視野,科學辯證看待政治與經濟間的內在邏輯關聯,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牢記“經濟的背后都是政治”、“善于用政治眼光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善于洞察經濟活動的政治后果,善于從講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工作”、“要時刻關注黨中央在關心什么、強調什么,深刻領會什么是黨和國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堅定維護的立場,把貫徹黨中央精神體現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想問題、作決策,要多打大算盤、算大賬,少打小算盤、算小賬,善于把地區和部門工作融入黨和國家事業大棋局,做到既為一域爭光、更為全局添彩”等重要要求,不斷提高經濟工作中領導干部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2.著力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科學化水平

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科學決策和創造性應對是化危為機的根本方法,只要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就一定能夠在抗擊大風險中創造出大機遇?！盵10]領導活動的“科學化水平”意指決策符合客觀規律的程度,為此,務必要做到兩個“必須”,即必須尊重客觀實際和群眾需求,必須有系統思維、科學謀劃。具體來說,一是要尊重客觀規律,為科學決策“固本”。要以科學理論武裝各級領導干部頭腦,堅持“靠科學吃飯”,把經濟領域的科學規律“化”為領導干部的思維方式和行動自覺,著力提高各級黨委(黨組)熟練把握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社會發展規律的能力水平。二是要大興調查之風,為科學決策“取材”。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強大思想武器和實踐武器,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要扎實開展調查,突出“調研在先”的鮮明導向,全面掌握客觀情況,使黨的經濟工作指導方針和決策符合新發展階段客觀要求。三是要堅持群眾路線,為科學決策“強基”。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的密碼。要深入群眾,全面、及時了解群眾所思所愿,廣泛收集好想法好建議,由此實現科學決策,推動黨的經濟工作不斷向前發展。

3.著力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國際國內環境越是復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任務越是繁重,越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鞏固執政地位、改善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盵17]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這就對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法治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巴七M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強黨的領導的應有之義,也是法治建設的重要任務?！盵18]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法治化水平有兩層含義,其一就是強調黨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建設;其二就是強調黨在領導經濟工作過程中自身要法治化,也就是依法執政,比如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又如要善于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形成法律,等等。本文主要是從第二個層面來理解的。要持續推動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切實防止政策隨意性和搖擺不定,堅決克服拍腦袋決策、靠行政命令或超越法律法規制定特殊政策的做法。當前,要緊緊抓住實施《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規劃綱要(2023—2027年)》的機遇,著力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法治化水平。一方面,不斷完善黨內法規體系,確保制定出臺的黨內法規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另一方面,要扭住貫徹執行這個關鍵,推動廣大黨員干部自覺尊規學規守規用規,確保鐵規發力、禁令生威。

4.著力提升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專業化水平

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全面完整準確貫徹新發展理念,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思想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握新發展理念不僅是政治性要求,而且是知識性、專業性要求,因為新發展理念包含大量充滿時代氣息的新知識、新經驗、新信息、新要求。如果只是泛泛知道其中一些概念和要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講話做事就會缺乏專業水準?！逼┤?創新發展所涉及的創新生態與創新治理、跨區域創新網絡與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科技成果處置收益和股權期權激勵制度等內容,綠色發展所涉及的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綠色發展政策和標準體系、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碳排放“雙控”制度、碳排放統計核算、碳排放權市場交易制度等方面,以及開放發展所涉及的制度型開放、世界貿易體制規則、服務貿易發展機制、數字貿易、貿易摩擦應對機制、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機制、對外開放區域布局、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人民幣國際化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要求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加強專業新知識的學習、新經驗的積累,培養專業能力,弘揚專業精神,成為經濟社會管理的行家里手。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是我國步入新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迫切要求,黨的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將為推動我國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注入強大動力,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