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地方武裝的形成與演進

任 偉

(中共中央黨?！磭倚姓W院〉 中共黨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晚清以來,武人崛起,軍閥混戰,大小戰爭不可勝數,地方呈現軍事化的趨勢。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之后,先是組織工人糾察隊,后又深入農村組建各種類型的農民武裝,如赤衛隊、暴動隊、游擊隊、獨立團等。從1927年開始,隨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武裝逐漸成為軍事斗爭的重要一環。中共地方武裝是土地革命時期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別于正規軍隊的軍事力量。中共對地方武裝非常重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的第一號密令,就是討論地方武裝的編制問題,即《關于地方武裝編制問題的密令》。密令指出,為“爭取江西首先勝利起見,必須以最大努力去堅強地方武裝的力量,充分發揮地方武裝在戰爭中的作用,這是我們爭取戰爭全部勝利的必要條件”[1]P308。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地方武裝的發展作出詳細規劃,并要求“各級政府、軍區、軍分區、軍事部嚴格遵照執行”[1]P311。

從國共分裂到長征出發,短短數年,紅軍力量急速壯大,分析原因,除政治工作和革命本身的吸引力外,制度設計亦值得重視。群眾加入革命,有主動參與的一面,也有被動員的一面。在動員過程中,制度的吸引與容納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就軍事而言,從自衛隊到地方武裝,再到正規軍,這樣一種多層級、立體化的設計,很有利于汲取兵源?，F有研究已經注意到,地方武裝是正規軍的重要前奏。[2]那么,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將貧苦農民為主的地方武裝過渡到正規軍?農民又如何因應?以地方武裝為中轉站的多層級征兵體系,在實踐中有何優勢?此類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中國共產黨地方武裝的起源

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致力于群眾運動,訓練了一部分工農武裝,用來開展革命斗爭并維護社會秩序。維持治安,鎮壓豪紳,是其主要任務。這是中國共產黨地方武裝的雛形。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沒有正規軍,農民組建的地方武裝,基本不具有流動性,自成一個封閉體系。土地革命時期,地方武裝不斷被抽調與補充,內部人員快速循環更新,整體活力極大增強。

地方武裝先于正規軍組建,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斗爭的重要特點;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農村搞武裝,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密切相關。早在1925年7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政治書記瓦西里耶夫就提醒中共中央說,“應當特別重視農民的軍事組織?！彼€預言:中國革命的命運,歸根結底取決于中國農民在武裝搏斗中站在哪一邊。因此,中國共產黨應特別重視農民的軍事組織。各農民協會應廣泛組建自己的武裝,力求每一村鎮都有赤衛軍。鄰村部隊應相互介紹訓練情況,交流作戰經驗,規定聯絡暗號。遇突發事件時,能夠聯合行動。[3]P640在共產國際推動下,中國共產黨鄉村武裝迅速壯大,尤其是北伐軍經過的地區,軍事化、半軍事化的農民組織紛紛組建。1926年底,國共關系趨于緊張,鄉村武裝成為中國共產黨對抗國民黨的重要力量。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布哈林說,“農民組織將起巨大的作用”,“必須把這些農民組織聯合起來,組織起來”,用他們去對抗國民黨的正規軍。就當時境況而言,布哈林的提議其實很難實現,因為根植于鄉村的農民武裝,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把戰斗力提高到對抗正規軍的水平,武器裝備、組織程度、單兵作戰能力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解決。事實上,布哈林也看到,農民倉促組織起來,“可能會出現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游擊主義性質的現象”[4]P22。雖然可能會出現“陣痛”,但國民黨逼迫日甚,加之中國共產黨可用的手段有限,因此鄉村暴動成為中國共產黨武力革命的重要選擇。

伴隨著三大起義,農民暴動全面展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規軍與地方武裝開始相互交融。一方面,地方武裝協助正規軍做一些輔助工作,如擾敵、后勤、交通等;另一方面,正規軍提供槍支彈藥,幫助地方武裝發展。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就大力扶持地方武裝。如1928年2月打下寧岡,幫助組織赤衛隊,隨后茶陵、遂川、永新等地的赤衛軍大都以同樣的方式建立。[5]P233朱德率領南昌起義余部發動湘南暴動時,同樣組建起大批地方武裝。彭德懷率領平江起義部隊幫助地方發展赤衛軍。[6]P23各路起義部隊不約而同的做法,說明發展地方武裝是一種普遍趨勢。

二、中國共產黨地方武裝的規?；l展

(一)規模增長及其成因

朱毛會師后,中國共產黨軍事力量中的正規軍壯大,地方武裝迅猛擴張。1928年11月,毛澤東向中央報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情況時說,鄉村普遍組織了暴動隊,區縣則有赤衛隊。暴動隊以鄉為單位,每鄉一隊,人數視鄉村大小而定,武器主要是梭鏢、鳥槍等。赤衛隊的武器主要是五響槍,也有九響槍和單響槍。赤衛隊的武器最初由正規軍撥發,其后主要靠繳獲。因此,赤衛隊的力量很不均衡,能戰斗的隊伍越來越大;作戰不力者,則日益萎縮,最后很可能被敵人徹底打垮。例如,當時比較好的縣區永新有槍220支,寧岡有槍140支,遂川130支;而較弱的赤衛隊,如萬安、蓮花、茶陵等則只有槍數十條。[1]P30

黨領導的地方武裝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得到初步發展。例如,1928年2月醴陵縣委報告,秋收暴動失敗后,縣委在農村僅留有二支槍,但半年后,從地主豪紳處繳獲槍械三百余支。[5]P751929年7月,閩西特委報告說,“最近幾個月斗爭中,赤衛隊槍支,永定由五百發展到一千二百余條,龍巖由幾十條發展到六百條,上杭由三百余條發展到一千余條?！盵7]P119-1201930年1月,紅六軍回顧建軍歷程時講,獨立第二團原本有槍700多支,游擊贛東時,傷亡甚巨,把300多槍交給贛東農民,南豐、寧都、樂安的赤衛隊都是靠這些槍逐步壯大。獨立第三團1929年成立時,僅有步槍8支,到1930年有300支。獨立第四團在1929年時有200多槍,1930年發展到600支。[8]P212-213就發展形態而言,地方武裝的路徑基本類同,都是在正規軍的保護下,短時間內急速增長。

地方武裝遍地開花,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斗爭的重要特點。民國年間大小政黨林立,但都沒有類似壯舉。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掀起這樣一種革命潮流,與其組織能力密切相關。首先,國共合作以來,中國共產黨經過數年發展壯大,組織系統下沉到廠礦鄉村,影響著大批群眾,能夠迅速號召工農群眾,形成組建地方武裝的基本條件。其次,正規軍支持。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黨和紅軍領導人很早認識到,發展地方武裝有利于革命推動,便大力扶持發展地方武裝。毛澤東指出,湘贛邊界的政策是軍隊黨幫助地方黨,正規軍幫助地方武裝。[6]P15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轉移途中,武裝了很多游擊隊。有時,只要紅四軍一到,便有群眾來要武裝。在可能的情況下,毛澤東基本都酌情撥發。[8]P321-322而其他紅軍因認識不同,執行略有差別。例如,紅五軍起初就被稱為“漂泊的多槍主義”,主要是“因五軍槍支多不交于地方武裝,縱交亦交壞的”。[9]P96軍隊重視槍械,不舍得拿出去,是當時的普遍做法;即使紅四軍撥槍給地方,最初也遇到相當的阻難。1929年6月,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中說,軍隊中有一些同志偏重單純的軍事觀念,“特別是在軍事失敗的時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桿子保存就夠了”。因此,從紅軍隊伍中撥槍,建設地方武裝,“歷來成為一個斗爭”[6]P74。撥槍給地方武裝,從長遠角度講,有利于發展更多的槍。毛澤東更早認識到這一點,并且堅決推行,而這也正是紅四軍迅速壯大的重要原因。紅軍不僅為地方武裝輸送槍支彈藥,而且在占領某個區域后,客觀上提供了一種保護,地方武裝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才能大展手腳。從外界獲取武器是地方武裝擴充自身力量的主要途徑。除作戰繳獲外,購買也是一種方式。[10]

(二)向制度化、規范化方向演進

1930年后,隨著蘇區不斷擴大,地方武裝在蘇區各區縣普遍建立,呈現出制度化、規?；卣?。1930年3月,鑒于地方武裝的發展壯大,中革軍委開始進行制度化規范。首先,劃分類型,分為脫離生產與不脫離生產兩類。地方游擊隊、紅色警衛營、連隊及特務隊等是脫離生產的組織,是紅軍的后備隊;赤衛隊是不脫離生產的組織,作為地方游擊隊的預備軍。其次,規定各層級的武器人員配備。比如,脫離生產的武裝根據所在地域不同分為三種,即腹地區——已無敵人攻擊之憂;準備區——偶爾有敵人進攻;邊地區——赤白交界。腹地區組織紅色警衛隊,配槍10—30支;準備區組織紅色警衛連,配槍50—80支;邊地區,組織紅色警衛營,配槍300—500支。不脫離生產的赤衛軍,以行政單位為編制,每村編數班或一排,每鄉編一連或一營,每區編一團,每縣編一師。赤衛軍每班12人至15人;五班為一排;四排為一連,二連至五連為一營;三營至五營為一團。[8]P240-244規范編制意味著地方武裝初步成為軍事體系的一部分。

1932年底,中共中央對地方武裝的編制、人員和武器配備進一步細化,主要分為獨立團、游擊隊、模范赤衛軍、赤衛軍等四大類,并且對隊伍的人員數量、武器配備做出了明確規定。例如,獨立團仿照紅軍編制,武器配置三分之二為火力,三分之一為白刃。游擊隊采用五班制,火力三班,白刃二班,不設排,直屬于部隊。模范赤衛隊每班步槍三枝,班長、組長各一支,隊員系梭鏢8支。[6]P308

建制規范后,全局性的管理體系隨之跟進。最初,地方武裝——不論是赤衛軍還是游擊隊,基本都從屬于地方黨,歸蘇維埃調度。但是橫向管理存在弊端,一是黨政軍一體化,容易內部抱團,上級不好監督;二是地方黨掌握武裝后,容易形成地方主義,槍桿子只在本地范圍內活動,對轄區外的軍事作戰表現冷淡。為集中管理地方武裝,1932年1月9日,中革軍委通令:取消江西蘇維埃政府下轄的軍事部,改設江西軍區總指揮部,陳毅為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江西所有地方武裝,統歸江西軍區指揮。[11]P1056這實際上意味著地方武裝從蘇維埃政府中獨立出來,自成一個軍事體系。稍后,軍區制在中央蘇區普遍推廣。2月,閩西軍區成立,羅炳輝任總指揮,譚震林為政治委員。1933年4月粵贛軍區成立;6月閩贛軍區成立。1934年5月,中央又將原屬粵贛軍區的楊殷、贛縣、登賢、于都等縣劃出,新建贛南軍區。[12]P169-170整個中央蘇區時期,軍區名稱和管轄范圍雖有所變動,但從制度架構上講,軍區體制的創建標志著地方武裝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軍事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軍區是聯通正規軍與地方黨政的關鍵性紐帶,是中國共產黨軍事體系的一大創舉。近代以來,軍隊與地方的關系總是難以理順,軍隊直接從地方抽取資源,如征費、征兵、拉夫等,造成與民間的直接對抗。中國共產黨發展地方武裝,設置軍區,實際上是打造了一個軍隊與民間的聯系平臺。軍區受地方黨政與上級軍事部門的雙重領導,是地方向軍隊反映訴求的一個通道。1932年5月25日,中革軍委簽署《關于部隊與地方黨和政府關系問題訓令》,明確規定:軍區是地方武裝的指揮組織,“一切行動應在中央軍事委員會指揮之下,但不違背上級策略的決定,還應受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的指導”。[13]P273雖然理論上軍區受雙重領導,但在戰爭條件下,縱向的軍事管理更為嚴格。例如,1933年7月湘贛省軍區對地方武裝的隸屬關系進行細化。其中規定,軍區在軍事、政治教育上擬定大方向,連以上的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委員的任免權歸軍區,各地蘇維埃負責日常管理,但遇重大事項必須上報軍區。尤其是,“如遇有縣蘇縣委的指示和決定,與軍區指政兩部的命令和指示沖突時,各獨立營應絕對執行軍區指政兩部的命令和指示”。[14]P681軍區掌握人事任免權和最后決定權,無疑有更強的管控力。地方政權負責日常事務,是部分參與到軍事體系中。由此,軍區、軍隊、地方政權共同構成一個三維體系,源源不斷為革命輸送新血液。

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短短數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推動下,地方武裝的規模急劇壯大。1932年5月統計,整個江西蘇區15縣,獨立師團約1.4萬人;赤衛軍近10萬人。[15]P198-204即便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巨大犧牲,1934年3月統計,江西省赤衛軍還有59108人;少先隊42663人;模范營18522人;模范少先隊9945人。[16]P378湘贛蘇區情況類似,1931年10月,湘贛省委報告,全省赤衛軍總計約7.1萬名。[9]P200當時,主力軍紅六軍團才8千人。湘贛蘇區反“圍剿”失敗,紅軍主力撤離后,地方武裝的規模仍然不可小覷。1933年2月,湘贛省委報告,紅軍及地方武裝共13727人,槍支6468,其中主力紅軍(第八軍)有2500人,1300支槍,其余都是幾百人不等的地方武裝。例如,酃縣有330人,500支槍;永新有217人,485支槍。[17]P291從規模上看,地方武裝不亞于正規軍。游擊隊、赤衛隊、獨立團等如同一個蓄水池,有效保證了紅軍兵源補充。

地方武裝規模龐大,除軍事制度本身的原因外,還與革命的內在結構有關。蘇區民眾被分門別類到各種團體,如貧農會、婦聯、兒童團等,組織幾乎覆蓋社會的方方面面。具體到赤衛隊,絕大多數青年和少年兒童都在這個體系中。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明確規定:“蘇維埃政府需要宣布一種軍制,凡是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之不剝削他人的勞動男女,統有權利武裝起來保衛自己的政權?！边@些人在城鎮為赤色警衛隊,在鄉村為農民赤衛隊,一般不脫離生產,隨時可以動員。[20]P458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指出,當時,鄉村赤衛軍有三種類型,即分隊、中隊、大隊。每一分隊約8到15人,三個分隊為一中隊,三中隊為一大隊,一個大隊約90人,設大隊長一名,政治委員一名。赤衛隊人員年齡普遍在23歲至50歲之間,年齡幼小者則加入兒童團、少先隊。[1]P176興國是蘇區狀況的典型反映。全面軍事化之下,一切青年幾乎都被吸引進組織。這一社會結構的變革,深刻影響著地方武裝的規模與擴張。

三、中國共產黨地方武裝的歷史作用

(一)補充兵員

近代以來,戰爭頻仍,群眾相當畏懼入伍從戎。軍閥豪紳強拉硬拽之事,屢屢可見。中國共產黨以“打土豪分田地”,贏得多數群眾擁護。但擁護不等于立刻參與。就意愿和情感而言,從普通百姓到熱血士兵,多數人都要經歷一個思量和適應過程。群眾參與革命是逐步深入,絕非一哄而上。起初,百姓更愿意加入地方武裝,因為離家近,可以兼顧春耕秋收等家務事。正規紅軍四處作戰,斗爭環境艱苦,農民心存畏懼。1930年5月,紅四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說,因為紅軍要跑長路,生活比赤衛隊苦,所以群眾都不喜入紅軍,喜入赤衛隊。[8]P323對于這種情況,上級一方面斥責為地方主義,斥責農民留戀家鄉;另一方面,又予以客觀承認。革命領導者清楚的看到,如果讓農民驟然加入正規軍,直接上戰場,情感上不好接受,軍事素質跟不上。參加赤衛軍,先在家門口游擊,既是心理過渡,又可得到軍事鍛煉。經過一段時間,再讓這些人參加正規軍,就比較平穩順利。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擴紅不是一哄而上,而是層次分明,逐級向上抽調。

毛澤東對此種分層設計分析得非常清楚:“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6]P127逐級推進,波浪式擴大,其作用在于避免軍隊直接面向民間,最大限度消解百姓對戰爭的恐懼。聶洪鈞回顧閩浙贛蘇區的武裝斗爭時說,“在開始時,農民群眾往往愿意參加本地游擊隊,但經過游擊隊這么一段時間集體斗爭生活的教育和鍛煉,很多人不僅愿意而且常常是以能參加紅軍的作戰才覺過癮”。[18]P69從行動中逐步引導群眾,使革命成為內在自覺,最后再讓他們走向戰場,這一做法顯然比較柔性。國民黨將領丁治磐回憶:中國共產黨地方武裝時常脫離生產,有時也調去參戰,最后不知不覺的就成為正規部隊。[19]P51

在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制度設計里,地方武裝類似一個中轉站,聯結著百姓與正規紅軍。群眾在站崗、放哨、游擊、打土豪中,不僅軍事技術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革命心理之養成——“打一次勝利的小仗,勝過關門訓練十天,勝過打三次野操”[7]P379。中共中央文件指出:任何18歲以上的個體,“經過赤衛隊的動員,經過工會貧農團,以及青年團少年先鋒隊的幫助”,都能自愿的隨時加入紅軍。[20]P458全部自愿是一個高遠的理想,很難完全實現,但“自愿”的取向,是中國共產黨的持續性努力。地方武裝體系通過分層設計,逐步拉進群眾與戰爭的距離,最大限度減輕恐懼與抵觸心理,是一種相當好的制度設計。從實踐上看,通過地方武裝輸送而來的士兵,革命主動性更強。1930年熊壽祺講述紅軍發展歷程時說:紅軍下井岡山后,東固、尋烏、閩西的地方武裝一天天壯大。后來,“各地方武裝漸次擴大,漸次變為紅軍,而這個新產生的紅軍,他的基礎異常堅固,比由四軍本身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更靠得住”。[21]經過鄉村訓練后,群眾已粗識革命大義,大略知道為何而戰。一旦摒棄為稻粱謀的綠林思想,無論集體還是個體,都有脫胎換骨的轉變。

紅軍屢次抽調,地方武裝都不曾枯竭,這是因為它有很強的自我生長能力。地方武裝通常都是從數十人發展到成千上百人,然后主體被抽走,小部分再繁殖、再被抽走,如此循環往復。例如,1932年3月,江西獨立第六師編入紅七軍后,信康、于都、贛南的地方武裝重組第六師。7月,新建的第六師又與第三師合編為紅二十一軍。獨立第四、第五師和紅十二軍軍部、紅三十六師合編為紅二十二軍。稍后,江西軍區又重建獨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師,并設四個軍分區。[12]P169-170地方武裝有著強大的兵員供應能力,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說:“擴大紅軍與武裝地方,不能分開,在一年的經驗,要擴大紅軍,只有同時加緊武裝地方,給很少的槍枝,可以成立大的部隊”“正如剝蕎駝皮一樣,削了一層又一層”。[22]P360保留根部,逐層調取,反復循環,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非常獨特的軍事制度。

循序漸進,逐層抽調,本是毛澤東和多數前線將領的理想規劃。但這一進程,也遭遇過挫折。1930年初,在“立三路線”影響下,革命戰略趨向激進。李立三提出“集中紅軍攻堅”,拿下武漢、長沙。與此同時,中央軍委會議也明確指出:紅軍發展過程中,零散的游擊隊雖然有其意義,但只能在鄉村游蕩,難以擔負起大規模戰爭?！坝螕絷牴倘皇羌t軍的前身,但絕對是與紅軍有區別的”,只有集中起來,有了大規模的行動,才有意義。[8]P474因此,在李立三“左”傾路線的強勢主導下,1930年上半年,蘇區地方武裝被急速抽調;正規紅軍短時間內急劇擴大。從編制上看,紅軍的力量似乎有所增強。但事實上,拔苗助長式的擴大紅軍會產生不利影響,其一,游擊隊、赤衛隊被抽空,地方缺少防衛,極易遭受地主民團攻擊。其二,游擊隊倉促編入正規軍,訓練不夠,戰斗力很弱。黃克誠后來批評說,連根拔起式的抽調,“表面看起來主力紅軍編制擴大了”,“但實際上是擺空架子,徒有虛名”?！白蟆眱A冒險主義者“總是把肥皂泡吹得滿大,虛張聲勢,盡干那種自欺欺人的蠢事”。[23]P130激進抽調與有序抽調,背后反映的是兩種革命觀。李立三等人是要畢其功于一役,一舉贏得勝利;而毛澤東要的是一點一滴的勝利,積小勝為大勝。1930年底,“立三路線”遭受批判,毫無節制的抽調終于停歇。經過近一年的曲折,地方武裝的發展路徑終于又回到正常軌道。

(二)協助紅軍與維持秩序

除補充正規軍外,地方武裝也經常獨立作戰,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對外作戰,打擊地主民團,協助紅軍擾敵;二是對內肅清反革命,維護蘇區秩序。1932年中革軍委給陳毅的一封信中明確指出:獨立師、獨立團是脫離生產的半紅軍性質,其任務是消滅地主武裝,向外發展,但不應打硬仗,以襲擊為原則。地方赤衛隊不脫離生產,帶防守性質,任務是打擊深入蘇區的敵人,肅清內部奸細。[24]P1899

就打擊地主民團而言,地方武裝的表現相當突出,《紅色中華》多次報道。例如,1932年1月,獨立二師消滅地主武裝“會安武剿匪委會”,繳槍40余支,俘獲60余人。獨立七師消滅上杭靖匪一部,繳槍十余支。[25]1932年2月,公略縣獨立團襲擊敵軍第十師兩營,斃敵數十人;永豐赤衛團與靖衛團接戰,傷敵十余人,繳獲步槍2支,子彈數十排。[26]規模小、頻次高是地方武裝的作戰特點,眾多小勝積攢起來,戰果便相當可觀。比如第三次反“圍剿”期間,中國共產黨地方武裝在八十多天的戰斗中,幾乎每天都與敵人有接觸,共繳獲1800支槍,俘獲3000余人。[11]P897牽制兵力、協助作戰方面,地方武裝也有精彩表現。1931年3月,第二次反“圍剿”期間,中央明確規定地方武裝的十項任務,如堵敵(挖路斷橋)、毒敵(在宿營地投毒)、餓敵(堅壁清野)、盲敵(組織百姓逃跑,無人帶路)等。[8]P67第三次反“圍剿”期間,中央蘇區各地方武裝,幾乎“每天都有和敵軍接觸”,共繳獲槍支一千七八,俘獲3000人。[11]P8971932年1月10日,紅軍攻打贛州,贛東游擊隊、河西游擊隊、永吉泰萬游擊隊、贛南游擊隊等擔負支援、牽制任務。[11]P1058第四次反“圍剿”期間,地方武裝配合作戰的功能進一步明確。當時,中央軍委劃定三大作戰區:第一,東北作戰地域,統屬南廣、建寧、宜黃、樂安各獨立團;第二,贛江作戰地域,統屬永豐、公略、萬泰、信豐獨立團;第三,東南作戰地域,統屬會昌、尋烏、安遠、閩西各獨立團。按中央要求,各地武裝必須聽從指揮,配合主力部隊,“積極的活躍于敵人的作戰線與聯絡線上”,“經常出沒于敵人的翼側后方,實施襲擊”。[24]P1856國民黨軍進入蘇區后之所以四面受敵,被拖死、累死,與地方武裝的積極作為大有關聯。

地方武裝發揮了威懾地主豪紳的作用。紅軍早期四處游動,打到某處,雖然有很大沖擊力,但一旦離開,敵人卷土重來,革命果實極易凋落。1930年,熊壽祺向中央報告時就說:紅軍到一個地方,不論用多少功夫,“不怕你作半月也好,作十天或兩三天也好,只要紅軍一走,靖衛團一回來,仍舊是白色恐怖政權,紅軍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響,其次就一切沒有了!”因此,紅四軍一個很重要的戰略,就是“傍著發展”。所謂“傍著發展”,實際上共有六個步驟:其一,分發土豪谷物給貧農;其二,用文字、口頭、演講等辦法宣傳群眾;其三,建立革命委員會;其四,組織赤衛隊;其五,建立黨支部;其六,辦群眾領袖及黨的干部訓練班,“三天或五天畢業”,為建立蘇維埃做準備。[21]這一系列舉措中,組織赤衛隊非常關鍵。如果沒有赤衛隊的威懾,地主武裝很容易就打回來。正是因為有地方武裝的威懾,革命果實才能得以保存和延續。

1931年3月6日,毛澤東給袁國平的信中,特別談到地方武裝的重要性:在白色區域一定要組織地方游擊隊,否則,群眾團體和政權機關的種種組織、分田和廢除債務的種種利益,必定全無保障。因為“紅軍一退出,地主武裝回來,一切組織坍臺,一切利益落空。這時候只有有組織的、經過我們訓練了的打過土豪分過東西,和豪紳地主處于勢不兩立的地位的小游擊隊,可以跟著紅軍退到紅色邊界,等待時機作第二次的進攻?！痹诿珴蓶|看來,“這才是算拿住的東西”。他還舉例說,以前進攻長沙,包括在平瀏、醴陵一帶的工作,一個重要教訓就是沒有組織游擊隊,同志們千辛萬苦做的分田、廢債、立蘇維埃等,幾乎等于白做。[8]P677有地方武裝存在,地主豪紳就不敢輕舉妄動,革命果實便可以保存。

當然,地方武裝在發展過程中也有失范的時候,比如鄉土意識濃厚、不愿調動等等。各級組織在批評地方武裝弊病的同時,又無時無刻不在強調紀律、規范以及糾正措施。如1930年,紅四軍就開始著手在游擊隊中設置黨支部,清除壞分子。[8]P2411932年,江西蘇區曾大力整頓地方武裝,強化紀律意識。[7]P646到1934年,各蘇區又進一步加強對地方武裝的政治訓練,如赤衛隊,以村為單位,每十天進行一次政治教育,每次2小時;以鄉為單位,每個月召集會操一次,“測驗和總結一個月的政治訓練”。[17]P653總而言之,對于地方武裝的走向,黨組織是從各個方面嚴格管理地方武裝的失范與規范,大體上是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尺度上。不論革命者如何自我批判,這套制度最終還是行之有效,并且得到多數民眾接受。

四、結語

中國共產黨的地方武裝體系雖然源自蘇俄,但很快發展出本土特色。遍布鄉村的各支游擊隊、赤衛隊,一方面維護內部革命秩序;另一方面,如同毛細血管一樣,不斷吸納鄉村力量,供給軍事前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生生不息與這個制度設計大有關系。如果說正規軍是革命戰爭火車頭,那么其底部則是規模龐大的地方武裝,可以說地方武裝是支撐革命軍事力量的源頭活水。

通過地方武裝體系,中國共產黨以相對柔性的手段,把群眾與革命捏合到一起,為革命軍事力量構筑起堅實的根基。這一制度體系之所以能夠實現,黨加強對地方武裝的領導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黨對地方武裝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打牢基層組織,便于地方武裝吸納資源。在黨的領導下,蘇維埃區域當時發展出眾多基層組織,如貧農會、婦聯、兒童團等,群眾被分門別類的納入到各個團體中。傳統的地方社會被重新結構化,這就便于進行整合資源。比如,當時很多組織團體都向地方武裝輸送人員。中國共產黨地方武裝體系之所以能夠建立起來并運轉良好,與黨組織在地方社會的深耕細作有密切關聯。第二,黨堅決的自我革命,不斷規范并引領地方武裝的前進方向。面對革命過程中出現的風險,中國共產黨通過嚴厲的自我揭露、自我批評、自我糾正,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地方武裝在黨的領導下不斷地完善,體現出黨強大的領導力。紅軍時期的地方武裝在抗日戰爭時期被全面推廣,比如抗日根據地的民兵、自衛隊等組織,就是借鑒了紅軍時期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