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歐洲殖民擴張與區域國別研究的興起*

柴 彬 陳謙悅

區域國別研究的興起可以追溯至16 世紀的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打破了中世紀各區域間的地理隔絕，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歐洲國家葡萄牙率先開始了海外冒險事業，隨后，西班牙、荷蘭、法國、英格蘭等國家也相繼加入這一行列之中。在海外拓殖的過程中，為深入了解所到之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和語言文化，以便更好地實施殖民政策，最早踏上這一征程的西方國家開始對“他者”進行記錄和研究，這一行為催生了歐洲最早的區域國別研究。因此，歐洲的區域國別研究的早期發展與其殖民擴張進程密切相關。歐洲區域國別研究的興起帶有明顯的殖民主義特征，主要服務于推動殖民擴張，將非道德的海外拓殖行為合法化。隨著殖民擴張的深入，歐洲區域國別研究逐漸形成了系統的理論和方法，儲備了大量關于歐洲之外廣大區域與眾多國家的政治經濟、自然環境、歷史文化、風俗禮儀、宗教信仰、人口種族等方面的一手信息。這些文本資料和記錄賦能于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并為其披上了合法與神圣的外衣。

一、大航海時代的歐洲區域國別研究

大航海時代開啟了歐洲國家對海外殖民地的探索與認知之旅。在早期的歐洲區域國別研究發展過程中，這些國家的海外殖民擴張進程與之緊密相連。地理學、博物學、生物學和人文學科等相關知識體系的構建，本質上是為了加深對被殖民國家的認知，從而為歐洲國家的海外殖民和統治提供知識支持。

16 世紀地理大發現初期，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荷蘭等最早進行海外殖民貿易和擴張探索的西方國家成為歐洲區域國別研究的發源地。除卻武力征服，歐洲國家也十分重視利用知識服務于殖民擴張，推進海外殖民。亞洲和非洲是歐洲國家早期拓殖的主要目標地區。它們通過對這兩個區域的深入研究構建了一套完整的關于殖民地的知識體系。這一知識體系不僅涵蓋了地理、文化和社會生活多個領域，還涉及到當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歐洲國家的對外殖民進程是一個隨著它們對亞非地區的認識和理解而逐漸深化的動態發展過程。

大航海時代之初，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歐洲各國中率先開啟了航海探險。15 世紀末，葡萄牙國王開始對外探索。1498 年，葡萄牙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在航海探險的過程中發現了非洲的好望角，并成功抵達了印度，在那里建立了葡萄牙在亞洲的第一個殖民地。不久，葡萄牙人約于1513 年抵達中國，成為最早與中國人接觸的西方國家之一。早期的歐洲區域國別研究主要依賴于傳記和旅行記述。1513 年，航海家和地理學家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ês）根據收集到的關于印度半島和中國沿海的航海資料和地圖，撰寫成《東方地理志》，這本書成為中國海域航行的重要指南。1516 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后，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Manuel Ⅰ）決定派遣使團前往中國，皮列士（Tomé Pires）系其中隨行人員。在游歷期間，皮列士撰寫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有關亞洲貿易的著作——《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Suma Oriental）?！稏|方志》內容豐富、涵蓋多學科，包括歷史學、地理學、人種學、植物學、經濟學和商業等各個領域的知識。其重點是東方的貿易，皮列士探討了不同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皮列士的記錄也暴露了西方視角下的傲慢與偏見。他認為中國人落后，無法理解他們的文化習慣，“他們左手的瓷碗或陶器靠近嘴，用兩根棍子吮吸飯菜……人民非常軟弱，很容易被征服，只要有十艘船，占領馬六甲的印度總督就可以沿著海岸占領整個中國”。①Tomé Pires, Francisco Rodrigues and Armando Cortes?o,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The Haklyut Society, 1944,p.116, p.123.皮列士的文本在體現紀實性的同時充滿了民族偏見，其觀察主要集中在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上，而沒有深入到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之中。

葡萄牙迅速崛起，從一個歐洲邊緣小國成長為享譽歐洲的富裕王國，這激發了其鄰國西班牙的野心，也促使其投身于大航海探險的事業。1580 年，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命令門多薩（Juan Gonsales de Mendoza）率領使團從墨西哥橫渡太平洋，經菲律賓出使中國，雖然最后因政治形勢未能出行，但門多薩與使團成員赫羅尼莫·馬林（Geronimo Marin）和米格爾·奧爾加②1575 年，西班牙人馬丁·德·拉達（Martin de Rada）率隊抵達中國福建地區考察。該次考察收獲頗豐，拉達撰寫了《大明帝國奇聞錄》（Rela?ion Verdadera delascosas del Reyno de Taibin）一書。赫羅尼莫·馬林和米格爾·奧爾加為使團成員，也不乏收獲與見聞。這兩位學者的口述內容與記錄文本成為門多薩撰寫《中華大帝國史》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在朝夕相處中，了解到諸多關于中國的知識，這些知識為后來門多薩撰寫《中華大帝國史》奠定了資料基礎。1583 年，羅馬教廷面臨著在東方擴大天主教影響力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狀況，于是門多薩開始著手撰寫有關中國的通識性著作，以期滿足教會的需求。1585 年，門多薩出版了《中華大帝國史》，這部著作涵蓋了中國的國情概要，它詳盡而全面地描述了中國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風俗禮儀、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商業等方面的情況，對彼時的大明帝國作出了客觀的分析。根據門多薩的記載，中華帝國幅員遼闊、氣候多樣、物產富饒、山川秀美、人民淳樸善良、勤勞誠實?！斑@里的人個個都好吃、好喝、好穿、好打扮，喜歡把自己的家園裝飾得漂漂亮亮，這樣便有了競爭，競爭鼓勵人們勤奮勞動，爭做優秀的農場主。這一切加上土地的肥沃，坦率地講，這就是為什么它配得上‘世界上最富足的國家’稱號的原因”。③[西班牙]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孫家堃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年，第5 頁?！吨腥A大帝國史》的問世在16 世紀的歐洲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該書成為歐洲貴族和知識界了解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通識性文本，以至于有人評價道：“門多薩的著作的權威性是如此之高，以致它可以為18 世紀以前所有有關中國的著作提供比較的起點和基礎?！雹蹹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entury of Discov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I, book two, 1965, p.744.

雖然大航海早期，英國尚未開展系統性大規模的海外殖民和擴張活動，但是在殖民理論的探索方面，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①里查德·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英國地理學家，出版了大量地理考察和探險著作。哈克盧伊特在英國海外拓殖事業方面具有極高的影響力，其推動了伊麗莎白時代的海外擴張，尤其是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化。參見Gerald Roe Crone, “Richard Hakluyt”,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 Nov. 2022,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Richard-Hakluyt, Accessed 16 October 2023.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有關海洋世界的殖民性和商業性的觀點為英帝國乃至歐洲帝國的殖民擴張事業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撐和動員。哈克盧伊特不贊成僅僅為了商人階級的利益而開辟新的貿易路線。②Taylor, E. G. R., “Richard Hakluy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109, no.4/6, 1947, p.168.他目光超前，已經開始考慮拓展海外殖民地以安置增長過剩的國內人口。1582 年，哈克盧伊特撰寫了《有關美洲發現的幾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旨在鞏固英國在北美擴張計劃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在哈克盧伊特看來，英帝國迫切需要開發美洲，建立殖民地以推進海外貿易和改善國民生活。同時，將多余的人口移民到海外可以解決人口增長過快問題，實現就業和發展，降低因貧困導致的犯罪問題。哈克盧伊特認為，無論是出于爭奪國家利益還是解決國內社會矛盾，英國都迫切需要“把一些我們人口過剩的殖民地遷移到美洲那些氣候溫和并且土地肥沃的地區”。③Richard Hakluyt, et al. 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850, p.9.

該時期的英國旅行文本書寫具有強烈的現實色彩?！皬墓吮R伊特開始的擴張主義作家們淡化了神圣的海洋，轉而支持安全和有利可圖的咸水通道，通往新的土地和市場”。④Claire Jowitt, Daniel Carey, ed., Richard Hakluyt and Travel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293.1589 年，《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貿易和發現》（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的出版標志著哈克盧伊特的帝國海洋戰略的成熟。該著作記述了歐洲、非洲、亞洲和美國的人文地理和資源，列舉了東印度群島的財富，包括珍貴商品的來源，諸如肉桂、丁香、麝香、檀香等。這一著作引起了英國對北美的重視和探索，海權的重要性和海洋的價值成為英國國家戰略的重要關切之一。

二、17 世紀以來的歐洲區域國別研究

隨著歐洲國家航海事業的蓬勃發展，海上交通要道的開拓加速了歐洲國家向外擴張的步伐。這時海外探索的主體不再僅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以英法為主要代表的新崛起國家擴大了海外探索領域，同時需要更多專門性知識服務于拓殖進程。因此，自17 世紀起，歐洲各國開始深化對外認知，它們不再滿足于對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的初步了解，而是進一步加深政治、經濟和國情等方面的研究。

傳教士和探險家群體在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進程中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為西方國家殖民擴張的手段之一，傳教士通過傳播西方思想和文化，不僅加深了歐洲國家對殖民地的影響，同時也為殖民擴張提供了必要的知識支持和文化同化。傳教士在殖民地傳教的過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成為歐洲國家深入了解殖民地國情的重要媒介，也為殖民擴張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依據。

有學者指出：“印度支那的法國殖民史是法國傳教士一手寫成的”。⑤[泰]姆·耳·馬尼奇·瓊賽：《泰國與柬埔寨史》，廈門大學外文系翻譯小組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154 頁。的確，傳教士曾在法國對東南亞的殖民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 世紀，法國傳教士開始在東南亞區域活動。耶穌會士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的足跡遍布越南各地，他對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資源進行了廣泛調查后認為，“占有這個地區，歐洲的商人將獲得豐富的利潤和充足的財源”。⑥梁志明主編：《殖民主義史：東南亞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214 頁。同時，羅德繪制了一份極為詳盡的越南地圖，為法國后期殖民越南提供了交通向導。路易十四時期，為了進行天文觀測和地理考察，法國政府組建了一支以傳教士為主體的科學考察團隊。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編纂了《中法字典》，馬若瑟（Joseph de Premare）編著了《漢語札記》，杜赫德（du Halde）則創作了《中華帝國全志》等著作，這些作品從中國語言文字和國情概覽等多方面為歐洲國家提供了關于中國的詳盡知識?！独敻]中國札記》《山海輿地圖》《坤輿萬國全圖》等著作都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成果。早期傳教士的海外游歷對歐洲知識界和貴族深入了解被殖民地區起了重要作用，為歐洲國家的地理學、天文學、歷史學等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除了傳教士，法國開展的海外探索活動中，也不乏學者身份的探險家的身影。1735 年，在法國皇家科學院的支持下，拉·孔達明（La Condamine）率領一小批測量團隊前往秘魯探險?！斑@一批探險團隊的成員包括數學家皮埃爾·布格（Pierre Bouguer）、天文學家路易·戈?。↙ouis Godin）以及隨行的助手和外科醫生?！雹貱harles - Marie de La Condamine, A Succinct Abridgment of a Voyage Made Within the Inland Parts of South – America,London: E. Withers and G. Woodfall, 1747, p.VII.探險團隊成員的職業多樣性與知識豐富性完善了法蘭西帝國的知識體系，為法國的海外拓殖提供了堅實的文化支撐。17 世紀末期，法國商人、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股東韋利（Verret）前往越南開展貿易并設立商埠，東印度公司開始涉足越南商業。1795 年，法國成立東方語言專院（écolespéciale des languesorientales），②后發展為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該學院致力于研究東歐、非洲、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語言與文明。專門研究各大洲文明，研究范圍涉及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學等，為法國當局的海外殖民統治提供了智力支持。19 世紀以來，隨著法國在東南亞的殖民擴張，法國的國別研究日漸成熟完善。1898 年，為研究西貢市，③今胡志明市。法屬印度支那聯邦成立了法國印度支那考古學調查會，1900 年更名為法國遠東學院（EFEO），1901 年開始出版《法國遠東學院學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該學院成為法國研究越南的主要學術機構。在專門性研究機構的推動下，法國知識界出版了大量介紹被殖民國家的政治軍事和歷史文化的書籍。例如《出征中國和交趾支那來信》（1864）、《交趾支那：安南人、摩西人與柬埔寨人》（1870)、《當代法國印度支那》（1885）。更為詳盡的是法國于1867 年出版的《安南書目》（Bibliographie Annamite），④Barbié Du Bocage, V.-A., Compiler, Annamite Bibliography, Paris: Challamela?né, 1867.其涵蓋16—19 世紀關于越南的書籍、期刊文章、手稿和地圖的參考書目，為法國的越南研究提供了充足可靠的參考文獻和一手材料。

18 世紀中期，俄國也參與到海外探索活動中。1725—1741 年間，丹麥航海家維圖斯·白令（Vitus Jonassen Bering）奉彼得大帝的命令開始遠征。在第一次遠航中，白令團隊發現了連接美洲和亞洲的海峽，并將其命名為“白令海峽”。在第二次探險中，他們發現了北美大陸的阿拉斯加。白令率領的科考團隊繪制了一幅精確的地圖，其對庫克船長隨后的3 次探險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支持，有助于后者進行更為精確的觀測和記錄。英國航海家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的3 次探險對歐洲國家在太平洋地區的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庫克的第三次航行（1776—1780）是為了尋找從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西北或東北航道?！案鶕＼姴拷o庫克的秘密指令，他被要求在他發現的所有國家插上英國國旗?！雹軯ohn Beaglehole, The Journals of Captain James Cook, 3vols, Cambridge: The Hakluyt Society, 1955-67, III, Part one,ccxxiii.由于得到英國皇家海軍的支持，庫克的遠征充滿了濃厚的官方殖民色彩。他的隊伍中不乏植物學家和自然學家，這使得他的探險成果對于推動歐洲的博物學和植物學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中國新疆，俄國曾開展過系統性的探險和偵測活動以搜集情報。17 世紀中葉，俄國先后派遣巴伊科夫使團（1654—1658）和佩爾菲利耶夫使團（1658—1662）訪華，俄皇授意其搜集有關中國的軍事、商貿、文化資料，同時與中國建立商貿關系。為加緊對新疆的考察和地理探測，俄國分別于1845 年和1846 年成立了帝國地理學會（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與考古協會（Rus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這兩個研究機構的學術成果服務于俄國政府，在地理探險、資源考察、拓展疆域方面做出了貢獻。在帝國地理學會的組織下，1856—1857 年，謝苗諾夫（Пeтp Пeтpoвич Ceмcнoв-Tяншaнcкий）率領考察隊偵測天山。謝苗諾夫認為，富饒的天山地帶將會為俄國的殖民統治提供便利。他說：“當俄國十分強大的殖民化運動，在這一極為富饒的地區站住腳后，這個地區立刻會成為我國統治中亞的一個牢固據點?！雹賉俄]彼·彼·謝苗諾夫：《天山游記》，李步月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66-67 頁。1858—1859 年間，軍人出身的瓦利哈諾夫（C. Valikhanov）考察新疆喀什地區，他記錄了新疆的地貌環境和天山的黃金和財富，包括河流走向、歷史遺跡和交通路線。②參見VALIKHANOV C, VENIUKOF M, et al.,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Kirghiz Steppe and the Line of the Syr-Daria: 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Khiva, Bokhara, and Kokan: Also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Dzungaria, London, 1865, pp.109-161.上述考察和偵測活動不僅為俄國儲備了有關中國的專業資料，而且掀起了一股中國探險和考察熱潮。

歐洲探險家的參與極大豐富了歐洲國家的區域國別知識儲備，官方和貴族對殖民地的認知從人文地理拓展到宗教和政治層面。正是憑借傳教士和探險家最初的觀察、研究和記錄，為歐洲區域國別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18 世紀末，歐洲海洋霸權的競爭逐漸走向了尾聲。歐洲各大帝國的權力結構發生劇變，英國成功奪得了海上霸主地位，殖民擴張需求迅速膨脹。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亟需向外擴張，以尋求資源豐富、物料充足的殖民地。這一時期歐洲國家對亞洲等地區的考察和了解不再僅僅停留在地理與人文考察的層面，而是進一步拓展到偵測和占領層面。這一時期歐洲帝國擴張的目標決定了其派遣至海外的考察使團的主要任務。這些海外使者對他者的認知結果和帶回國的反饋報告，對于歐洲國家殖民擴張的戰略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響。通過對他者的了解，帝國可以更好地制定擴張策略，避免盲目行動帶來的風險。同時，這些報告也為帝國提供了有關他者的詳細信息，有助于帝國拓殖取得優勢地位。

作為后起之秀，英國在掌握海上霸權之后，開始迅速向東進行殖民擴張。1793 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國首次以官方名義派出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訪華使團與中國進行外交往來。馬戛爾尼使團在肩負與清廷達成商貿協定重任的同時，還需打探中國的軍事、社會和地理方面的情報。訪華期間，使團基于自身的觀察和親身經歷，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考察報告和書籍?！恶R戛爾尼日記》和《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分別由馬戛爾尼本人和他的副手喬治·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執筆，詳細記載了清乾隆時期的中國人文、宗教、政府、商貿以及科學技藝等方面的情況。斯當東的著述討論了英國派遣訪華使節的緣起、途經路線和國家，以及使團與當地居民的交流。馬戛爾尼的記述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彼時清廷的弊端，他認為，清帝國好似老樹，外強中干，“龐大的上層建筑根基空虛……事實上帝國已發展到不堪重負，失去平衡”。③[英]喬治·馬戛爾尼：《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馬戛爾尼勛爵私人日志》，何高濟、何毓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第29 頁。更為重要的是，馬戛爾尼獲得了關于清廷武器裝備的大量第一手情報。當時，清廷的軍事裝備相對落后，“每省的軍械庫儲存有五百燧發槍。其他的武器是火繩槍、弓矢、刀和盾”。④[英]喬治·馬戛爾尼：《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馬戛爾尼勛爵私人日志》，第50-51 頁。軍械主要以冷兵器為主，火炮和槍支的使用尚不普遍。這些翔實具體的數據為英國政府帶來了大量關于中國的可靠的戰略情報，為后期殖民征服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儲備和可靠的數據支持。

18 世紀晚期，歐洲國家的海上探險活動已足夠成熟，各國將視野投射至內陸探險。法國是近代以來最早以殖民征服為目的對非洲展開探險考察的歐洲國家，人們通常將拿破侖遠征看作埃及學研究的起源。1798—1801 年，拿破侖（Napoléon Bonaparte）遠征埃及，有100 多位來自各研究領域的學者隨軍，負責探索埃及并繪圖記錄，遠征雖以失敗告終，但隨行科考團在推動區域國別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羅塞塔石碑”的出土為商博良（Jean Fran?ois Champollion）等人解開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謎提供了重要的古跡史料。1802 年，科考團在埃及的科考成果被整理出版為《埃及志》，德農（Dominique Vivant Denon）出版了《上下埃及游記》，描繪了自己在埃及的所見所聞。這些埃及研究的豐碩成果向世人揭開了古埃及的神秘面紗，促進了埃及學研究的興起。

除了法國的埃及遠征，18 世紀末和19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英國掀起了一股非洲探險之風。促進非洲內陸發現協會（African Association）①促進非洲內陸發現協會成立于1788 年，成員包括約瑟夫·班克斯爵士、亨利·博弗伊、康威將軍、羅頓勛爵、蘇格蘭地主約翰·辛克萊等人。參見C. Macrae,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the Discovery of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List of Members, May 1792.該協會致力于開展非洲內陸的先行探險活動，填補了19 世紀英國人對非洲的認識空白。1831 年，協會與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合并后，得到其贊助和支持，開展了更多個人及團隊探險。和英國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②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成立于1830 年，前身為雷利旅行者協會（Raleigh Travelers’ Club）。1831 年，該學會與促進非洲內陸發現協會（African Association）合并，進一步壯大了其影響力和學術地位。作為西方地理學發展的先驅，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宗旨是推動和普及地理學知識，主要任務是支持和資助英國科學家在世界范圍內的考察探險活動。參見T. Freeman,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in E. Browned., Geography: Yesterday and Tomorrow,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5.的發展壯大對英國的非洲探險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利文斯頓的非洲探險之旅。1841—1873 年間，在皇家學會、皇家地理學會、大英博物館、皇家植物園等一系列科學機構的贊助下，大衛·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三次前往非洲地區開展考察調研，并于1857 年出版了《在南非的傳教旅行與研究》一書。該書詳細描繪非洲的水文地理、科學技術，以相對客觀真實的視角呈現了非洲大陸的真實面貌。

總之，從大航海時代初期直至啟蒙運動興起，乃至19 世紀以來，歐洲的傳教士、探險家和官方使團對海外國家和內陸地區的考察目標和所獲得的知識，都具有明顯的服務于殖民擴張的功利性特征。歐洲各帝國對外考察中的信息收集與知識整合進程與其殖民戰略的發展進程息息相關，二者相輔相成。一方面，早期探險團隊發現了新大陸，為歐洲國家對世界地理的認知注入了新的活力。盡管最初這些探險家可能并沒有明確的目的，他們考察的主要目標在于記錄更易于探索的風土人情和環境地貌。然而，正是由于這些考察記錄展示的新大陸上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以及豐富的物質資源，激發了帝國擴張的野心。另一方面，隨著歐洲文明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帝國對外擴張的需求逐漸增強。它們渴望尋找新的原料市場和領土，以滿足自身經濟和軍事需求。因此，后期的歐洲帝國海外探險將目標轉向研究他國的軍事政治、社會宗教、國家發展狀況等深層次的內容，由此構建而成的知識體系為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進程提供了知識支持。

三、歐洲區域國別研究建構殖民主義的正當性

歐洲區域國別研究作為帝國知識體系的一部分，是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推動下逐漸形成的，其通過研究并定義他者構建帝國殖民合法話語。西方價值觀主導的殖民話語為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行為提供了正當性解釋，歐洲國家通過將其他地區和人種劃分優劣，將自己的優越性合法化與正當化，從而為自身的拓殖行為辯護。歐洲國家對他者身份的建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涵蓋了最初的生物學定義區分人種優劣、西方文化入侵擴大差異以及采用西方價值觀同化殖民國認知三個層面。在此過程中，歐洲國家通過對他者的身份建構，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殖民文化和價值認同體系。

掌握生物系統的劃分權意味著掌握了最初的知識創造與傳播的權力，17 世紀至18 世紀的歐洲，生物學和博物學研究的蓬勃發展正是這種權力形成的原始動力。1735 年，瑞典博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對自然界中的植物、動物和礦物進行命名與分類，并出版了《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一書。作為自然秩序的構建者，林奈設立了人屬（Homo），他根據地理和膚色將智人劃分為四個種類，分別是歐洲人（H. s. europaeus）、美洲人（H. s. americanus）、亞洲人（H. s. asiaticus）和非洲人（H. s.africanus）。③參見CaroliLinnaei, SystemaNaturae: A Photographic Facsimile of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Tenth Edition (1758), London: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1956.人屬分類系統是林奈基于個人觀察和理解建立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林奈描述了不同人種的外貌特征和性格特點，他給予歐洲人極高的贊譽，認為他們是白皙且強壯的種族。然而，林奈使用了具有強烈主觀色彩的貶義詞語描述美洲人、亞洲人和非洲人，諸如“易怒、憂郁僵硬、遲鈍放蕩”等。繼林奈之后，法國的屈維葉（Georges Cuvier）、瑞士的阿加西（Louis Agassiz）和德國的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進一步以生理特征為依據細分人種。人種分類法被廣泛接受并應用于殖民擴張，它強調了不同人種間的差異，并將這些差異視為天生的特征，成為種族優越論的知識依據。生物學與博物學研究主要服務于地理大發現背景下的帝國殖民擴張，因此，林奈提出的人屬分類為種族優越論增添了理論的原始性和天生性的依據，膚色和外貌成為判斷人類道德、智力和品德的標準，迎合了歐洲帝國向外擴張的需求，從而為殖民者提供了理論支持。

林奈的人屬分類賦予不同地域的人群以新的世俗定義，反映了當時歐洲學界對世界地理區域的認知和劃分，西方知識界獲得了人種命名和定義種族優劣的權利。一方面，歐洲文化和知識成為眾多學科的起源，并被賦予“正統”地位?！叭藢佟钡奶岢鲆馕吨朔N有了優劣之分，這為歐洲國家在世界知識話語體系中確立了主導地位和解釋權。種族主義理論以人類生物學特征的差異區分人種優劣，種族優劣被用來支持歐洲國家對其他區域的歧視和壓迫行為，從而服務于歐洲帝國的利益。種族之分助長了種族歧視主義，為歐洲帝國的強制占領和侵略剝削披上了正當性、合法化的外衣，為歐洲帝國的殖民擴張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托詞。另一方面，林奈的族群分類從生物學的角度將西方國家定義為生而優越的高貴族群，塑造了歐洲人的智慧形象，影響了西方社會的文化觀和價值觀。

由于西方國家掌握了敘事話語權，因此，西方人被定義為生而優越的族群，在科教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具有文明性和先進性，他們天生肩負教化愚昧落后種族的責任。歐洲的區域國別研究，通過知識傳播的方式向外輸出帝國的文化、思想和制度。這種研究試圖進行語言和文化的殖民化，以在價值體系層面同化其他地域。它不僅開展實質性帝國殖民擴張，還建立文化帝國主義，用文化和價值體系支持西方統治的正當性。在歐洲知識界的認知中，美洲、亞洲和非洲種族常被視為野蠻和愚昧的代表。歐洲對外殖民行為被解釋為一種消除原始狀態、向外界傳播先進文化和知識的行為，被認為是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的重要手段。這種殖民主義理論充斥著對其他種族身份的貶低和污名化。18 世紀末期，隨著歐洲的經濟和科技繁榮，特別是殖民掠奪進程的加快，帶給歐洲人無盡的優越感，他們更加確信自身的優越性。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在西方的形象逐漸被構建為野蠻、落后、尚未開化的專制國度。亞當·斯密認為，中國“似乎就停滯于靜止狀態了……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窮國民的貧困程度”。①[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 年，第65-66 頁。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英國學術界通過文字和觀念塑造了一個抽鴉片的中華帝國形象，并將這個形象置于東方主義背景中，定義中國文明為半野蠻的文明，塑造出當時英方對于中國的主流認識——“鴉片帝國”，文明教化愚昧，先進取代落后的觀念為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提供了合法性話語解釋。

在歐洲區域國別研究的早期階段，其理論成就和靈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殖民擴張的歷史。在拓殖過程中，歐洲國家建立了廣泛的海外勢力范圍，通過深入研究這些地區，歐洲國家能夠更加明確地認識和把握自身利益所在，為其對外戰略提供有力支持，并為區域國別研究提供豐富的研究對象。海外探險團隊的口述見聞和游歷記錄是西方知識界了解東方的主要途徑。通過研究文本資料，西方國家構建起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作為研究他者的理論工具。歐洲的區域國別研究存在偏見，這種偏見源于殖民階級對他者身份的輕視和污名化，隨著殖民進程的發展和殖民性理論的演變得以強化。

為服務歐洲國家的殖民進程，東方學應運而生。最初，歐洲的商人、探險家和傳教士基于自身的海外游覽經歷，記錄下他們在東方的所見所聞。這些個人的經歷和觀察形成了他們眼中的東方形象，此類文本成為西方世界最早接觸東方文化的窗口。但他們對東方的記錄并非純粹客觀。一方面，由于認知的局限性，記錄往往會出現偏頗。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傳教士、軍人、商人受限于西方人的身份和觀察視角，他們關于東方的思考、塑造出的東方形象充滿了個人的加工和想象。這些個人化的文化產物成為西方人研究東方的有限的知識來源。這些關于東方的偏見性描述逐漸成為西方塑造東方形象的一部分，并由此衍生出一門西方有關東方的專門性研究學科，即東方學。②東方學是西方通過做出與東方有關的描述，對有關東方的觀點進行權威裁斷，對東方進行描述、教授、殖民、通知等方式來處理東方的一種機制。簡言之，東方學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參見[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年。關于東方的系統研究理論的誕生，標志著西方知識界的東方研究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這一轉變使得區域國別研究發展呈現出理論化、體系化的特征。

東方學并非是基于客觀存在而產生的學科知識，而是在歐洲國家殖民擴張過程中，拓殖參與者以研究東方的客觀事物為前提，在個人主觀認知的推動下，對東方的話語、思想、物質進行解讀和重構的過程。東方學家包括了所有研究東方知識的學者，東方學研究范圍廣泛，涵蓋一切有關東方的研究。譬如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治水社會理論”認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區，人們要利用治水的方法進行勞作生產，因此產生了治水社會?？刂啤爸嗡鐣本W絡的掌權者總是巧妙地準備行使最高政治權力”，于是便產生了專制君主和東方專制主義。①參見[美]卡爾·A.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對于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徐式谷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同樣地，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停滯論、西方中心論、絲綢之路理論等也被囊括于東方學的研究中。由于歐洲列強的拓殖掠奪，大量的亞洲、非洲、中東等地區的文化遺產、歷史文獻和藝術品被帶到了歐洲，這為東方學的研究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歐洲的東方學者通過旅行和探險等途徑，親身體驗了這些地區的文化，這進一步促進了東方學的發展。

就英國而言，“1784 年，威廉·瓊斯創建的‘加爾各答亞洲學會’（Asiatic Society, Calcutta）是英國在海外的第一個亞洲學會，標志著英國東方學的興起”。②李偉華：《英國的海外殖民與東方學研究——以1827—1923 年〈皇家亞洲學會會刊〉印度學研究成果為中心》，《海洋史研究》2022 年第1 期。由于東印度公司是加爾各答學會的主要贊助機構，因此早期的英國東方學研究基本上圍繞著東印度公司的需求展開。1823 年，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推動創建皇家亞洲學會，該學會成員大多具有官方背景?？茽柌剪斂苏J為，“加爾各答亞洲學會雖然已經有了研究成果，但是那些關于東方的知識并未運用到英帝國殖民中”。③參見H. T. Colebrooke, “A Discourse Read at a Meeting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on the 15th of March”,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1, no.1, January 1827, p.xxii.因此，以印度研究為始，英國的東方學研究偏向于構建知識理論，更加注重學科知識的實用性，致力于讓英帝國掌握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殖民話語。法國東方學與亞洲研究在同時期也得到發展，1822 年亞洲協會（The Société Asiatique）的成立標志著法國東方學研究的成熟，其出版的《亞洲期刊》（Journal Asiatique） 一直發行至今。

歐洲帝國的迅速擴張需要更加全面和科學的知識體系作為支撐。為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入理解殖民地，跨學科的知識融合尤為重要。歐洲的殖民活動推動了諸多學科的興起與發展，包括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等。殖民時期，歐洲國家對殖民地的統治帶來了文化的交融碰撞，殖民地逐漸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交匯點。不同地區的文化傳統和宗教哲學在殖民地相互交融碰撞，促進了地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人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和地理特征之間的關系。隨著現代化理論的發展，世界體系理論、依附論等理論的興起為進一步定義東西方地位提供了地緣政治方面的論據。

四、結語

歐洲的殖民擴張活動推動了區域國別研究的興起和發展，而區域國別研究的成熟亦為歐洲的拓殖活動提供了助推力。一方面，歐洲拓殖過程中帶來的跨地域聯系和文化交流，激發了歐洲人對歐洲之外地區和國家的研究和認識的興趣，這種興趣成為推動近代區域國別研究發展的重要推手。而歐洲近代的拓殖行為在改變世界地理格局的同時也促進了全球貿易和文化交流，這也為近代區域國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同時，歐洲殖民擴張暴露出國家之間的差距和矛盾，促使歐洲學者關注并思考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差異與特點，進而推動了區域國別研究的發展。

近代區域國別研究的興起是為了服務歐洲國家的拓殖進程，因此具有強烈的功利性。區域國別研究學科通過研究殖民地的統治方式、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為歐洲國家提供了殖民擴張的理論支持和策略指導。近代區域國別研究通過以西方視角定義外部世界，建立帝國殖民語境，賦予殖民擴張行為合法且神圣的內核，所以被打上了深深的殖民擴張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