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機制、問題及對策
——基于間接群際接觸理論

李文珍 朱雅芬

（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新時代新征程，推動“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是我國港澳工作的基本向度和制度保障。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組織，也是團結愛國愛港愛澳力量的重要平臺。政協港澳委員作為政協履行職能的重要力量之一，長期以來都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為內地和港澳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重視政協港澳委員的“雙重積極作用”，指出要“引導港澳委員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盵1]充分發揮政協港澳委員的“雙重積極作用”對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具有重要意義。

一、間接群際接觸理論與政協港澳委員“超級聯系人”

（一）理論基礎：間接群際接觸理論

群際接觸理論是為解決群際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問題而發展起來的一套理論體系。該理論認為良好的群際接觸可以改善群際關系、減少群際偏見。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奧爾波特（Allport）是該理論的集大成者。奧爾波特認為，群際偏見是由于某一群體對另一群體缺乏充分信息或存在錯誤信息而產生的，群際接觸則為雙方獲得新信息和澄清錯誤信息提供了機會。因此，他提出了減少群際偏見的主要方式是內群體與外群體成員在最優條件下進行直接接觸。群際接觸的最優條件包括：雙方擁有平等的地位和共同的目標；群體間存在合作而非競爭的關系；群體間的接觸受到法律制度和權威的支持等。[2]304-320群際間的接觸是否會緩和群際沖突、改善群際關系，還取決于上述條件的滿足程度。但在現實生活中，群體間的直接接觸往往很難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比如群體間存在不同的社會制度、接觸雙方的地位不平等、接觸的機會過少、群體間缺乏共同利益和目標等情況。這樣，消極的直接接觸不僅不能改善群際間的關系，還可能由于群體間的消極接觸消減了以往積極接觸帶來的好感，導致群際焦慮進而降低群際關系質量、惡化群際關系。

為了進一步完善這一理論，學者們提出了間接群際接觸理論。他們認為間接群際接觸可以有效避免直接群際交往引發群體成員焦慮、恐懼以及不適等負面情感，對一些處于隔離、陌生、緊張或者沖突情境下的群體雙方而言，可以更有效降低其對外群體的偏見，改善群體態度。[3]目前的研究成果大致包括四種間接群際接觸假設，即擴展接觸假設、想象接觸假設、替代接觸假設以及模擬接觸假設。[4]擴展接觸假設認為如果個體得知內群體成員與外群體成員之間具有親密的友誼關系，也會促使個體產生對外群體的積極態度。想象接觸假設認為個體在心理上想象與一個外群體成員積極互動的情景，也可以降低群際間偏見，產生積極的群際態度。替代接觸假設則指出觀察內群體成員與外群體成員之間成功的群際接觸經歷，能夠提高觀察者對群際交往的自我效能，從而提高他們與外群體進行直接群際接觸的意愿。模擬接觸假設則強調大眾媒介可以產生類似真實面對面接觸的效果。在直接接觸最優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間接接觸的效果可能比直接接觸帶來的效果更為持久和穩定。

（二）政協港澳委員的角色定位：“超級聯系人”

在“一國兩制”背景下，政協港澳委員在內地群體和港澳群體的間接接觸中擔當著重要的“超級聯系人”的角色。2013年6月，梁振英在訪問美國紐約時首次提出了“超級聯系人”的概念，以表達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連接內地與世界的重要橋梁地位。[5]“超級聯系人”是促進群體間交流互動、共促發展的重要橋梁和樞紐。政協港澳委員在確?！耙粐鴥芍啤笔聵I行穩致遠中，始終堅持自己的使命與擔當，在港澳和內地間擔任重要的“超級聯系人”職能。政協港澳委員大多是各行各業愛國人士的杰出代表、專家或成功人士，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他們更能直接體察到兩地居民的心聲和利益訴求，在行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職責中能夠廣泛匯集港澳地區人民的智慧，又能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建言獻策，為港澳地區和內地的發展架起互聯互通的橋梁，展現了兩地居民間接接觸的重要平臺效應，促進了兩地經濟社會的交流和交融。政協港澳委員在促進內地和港澳交流交往中具有天然的“超級聯系人”優勢，展現了重要的“雙重積極作用”，全力護航“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二、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機制

政協港澳委員在促進港澳群體與內地群體的接觸和合作中做出了越來越大的貢獻，獲得了廣大港澳同胞的認同和支持，充分發揮其既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又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雙重積極作用”。政協港澳委員“雙重積極作用”的進一步提升依賴于“超級聯系人”作用機制的有效運行。

（一）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認同機制

政協港澳委員作為各行業中的翹楚，成為港澳同胞內生群體與內地居民外生群體擴展性接觸的觀察媒介和榜樣。他們的言行給群體內的成員樹立了一種積極正向地與外群體成員進行良性互動的形象，使內群體成員認識到與外群體互動是可行且有益的，并從他們身上學習如何與外群體成員進行接觸互動，由此減少了對外群體的無知和偏見，減緩摩擦，形成共識，增強情感認同。

作為“超級聯系人”的政協港澳委員在培育港澳同胞的家國情懷、國家認同方面起到了應有的擴展性影響。相比于港澳地區的普通民眾，政協港澳委員有更多便利條件與內地發生各層面的接觸，更加了解內地的真實狀況，熟悉相關政策，更能迅速且全面把握國家發展大局和方針政策。他們憑借自身實力和地位，在港澳與內地間的經貿往來、投資合作和互動開放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引導港澳企業深度參與并融入內地產業體系，在促進港澳地區和內地產業發展轉型升級的同時推進了港澳與內地的經濟交流和發展。政協港澳委員與內地形成的良好合作及友誼關系，為港澳同胞樹立了積極的榜樣，發揮了表率作用。根據“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的心理，港澳同胞也會漸漸想要了解和融入他們的“朋友圈”，強化與內地接觸的意愿。政協港澳委員通過“擴展接觸”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港澳地區與內地間經濟上的交流、社會上的交融、個體間的交往，提升港澳同胞的心理歸屬感。

（二）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激勵機制

政協港澳委員作為“超級聯系人”，在港澳同胞中有著較高的信譽度。他們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給港澳地區新機遇和新前景的推介更易被廣大港澳同胞所接受和信服。對美好未來的想象和期許激勵著港澳同胞積極主動地為建設美好港澳、實現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政協港澳委員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在自己的領域有較強的專業性和代表性，在國家決策時能發揮獨特作用。政協港澳委員不僅肩負著一般委員擔當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基本職能，而且更要突出凝聚共識的職能，發揮港澳和內地交融發展的“粘合劑”作用。政協港澳委員積極向港澳同胞宣傳黨的最新理論成果和國家的最新方針政策，向港澳同胞講解與他們切身利益相關的粵港澳大灣區政策的重大利好，宣傳國家重大戰略布局帶給港澳地區的機遇和支持，使港澳同胞深刻感受到國家對港澳同胞的關心和重視。同時，政協港澳委員在港澳和內地的深入調研，傾聽港澳同胞的訴求和心聲，并與自己的專業經驗結合起來形成提案，促進其轉化為惠及港澳和內地民眾的更優政策。內地與港澳地區加速的“雙向奔赴”和同心合作帶來的“美好愿景”深深鼓舞了港澳同胞，孕育了港澳民眾融入內地發展的興趣和意圖。政協港澳委員的努力使港澳同胞在心理上縮小了與內地的距離，也為港澳同胞與內地交往營造了一個積極向上、穩定團結的交往情境。

（三）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協同機制

協同機制是指政協港澳委員利用其在各社團和組織機構的身份，積極促進各組織、社團之間以及各組織、社團與內地之間的互動交流，推動愛國愛港愛澳社團聯合發展，協同工作，聯動協作，更廣泛有效地發揮港澳委員的“雙重積極作用”。

港澳地區的社團建設相對比較完善，社會影響力大。在社團中處于中堅骨干地位的政協港澳委員積極促成愛國愛港愛澳社團到內地進行體驗式學習考察活動，推進大團結大聯合工作。這種交流訪問經驗既增進了港澳同胞對內地的了解，激發他們的愛國之情和歸屬之感，也增強了他們對祖國的向心力。通過政協港澳委員的引領，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少年對內地的經濟發展形勢和文化內核有了更客觀全面的認識，為他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政協港澳委員利用自身優勢，助力港澳社團，傳遞好中央聲音，體驗好中國經驗，領悟好“一國兩制”中的港澳故事，在港澳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展現更強的“雙重積極作用”。

（四）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輿論引導機制

在網絡和社交媒體發達的今天，各種網頁客戶端和各類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主要信息來源。網絡媒體已經處在思想輿論陣地的最前沿。間接接觸理論認為，健康的大眾媒介和網絡空間能夠產生類似真實面對面的接觸效果，有助于形成群體間的良性互動。這樣，網絡媒體的價值引導就決定著群際接觸的環境和質量。

政協港澳委員應該成為港澳地區思想境界、精神風尚的“領航員”，為港澳與內地交往交流交融打造良好輿論平臺和做好價值引導。政協港澳委員是向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傳達兩會精神、傳遞愛國愛港愛澳正能量、維護國家法律的強大傳聲筒。他們引導港澳新聞輿論、傳播正能量的責任更加重大。政協港澳委員在面對一些重大事件時要敢于在媒體上發聲，加強兩個群體在媒體空間互嵌的頻率、深度和廣度，拉近心理距離，共建精神家園，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政協港澳委員需要不斷探索和創新在新媒體平臺如何更生動地講述中國故事、大灣區故事，努力發揮港澳與內地的“連接者”作用，引導媒體價值導向。

值得注意的是，政協港澳委員作為“超級聯系人”在媒體上發揮作用的輿論引導機制與前幾種機制的運行密不可分。其他機制的有效運行，離不開輿論引導機制對其效果的宣傳和強化。對網絡媒體的輿論引導也為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認同機制、協同機制、激勵機制的有效發揮打造了風清氣正的網絡生態環境。港澳委員與內地和諧交往的形象通過媒體向港澳民眾、向整個社會傳播，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拓展了間接群際接觸的范圍，起到了凝聚力量、振奮人心、促進交往的作用。

三、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面臨的問題

長期以來，政協港澳委員在港澳地區協助中央各項政策宣傳和落實，配合港澳政府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施政和中央港澳工作相關政策措施的制定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是面對當前的新形勢和新問題，政協港澳委員“雙重積極作用”的發揮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戰。

（一）政協港澳委員基層代表缺乏，基層聲音難被聽見

根據公布的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及其構成可知，180余位來自香港的政協委員中，多為政治界、商界、教育界、文化體育屆中社會地位較高、在各自領域取得一定成就的人，且多名商界精英榜上有名。[6]38位來自澳門的政協委員中，有6位立法議員、2位公務人員，其他為各聯合會主要負責人。[7]一直以來，政協香港委員中商界人士過多、港澳委員基層代表缺乏的問題廣受關注?！爸醒胫荒苈牭缴探缏曇簟薄爸宦犚娚蠈勇曇簟敝惖馁|疑層出不窮。港澳基層民眾和青年的“聲音”難以被聽見的問題已經凸顯。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使部分港澳同胞對內地產生隔閡和不信任，而且也對港澳地區社會流動性不足、階層固化產生憤怒感與無力感?；鶎哟淼娜狈κ拐f港澳委員無法創設港澳普通民眾與內地進行友好接觸的情境，不能有效發揮“雙重積極作用”。如何在政協港澳委員中增加基層代表，優化政協港澳委員的人員構成，如何讓更多元化的聲音、多樣化的訴求通過政協這個平臺表達出來，是當前政協港澳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用”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

（二）政協港澳委員與各界交流平臺不完善，溝通機制不夠順暢

目前政協港澳委員的產生和選拔并沒有公開的標準和規范。普通民眾不了解他們的產生過程和職能范圍，缺少了解政協港澳委員的機會和平臺。一些民眾甚至不知道政協委員究竟是一個榮譽性的虛職，還是一個能真正參與政治協商、參政議政的職務。[8]信息壁壘使不少港澳基層民眾對政協委員的職能存在一些誤解，降低了他們與政協港澳委員進行積極溝通和聯絡的欲望。這些問題的存在都不利于港澳居民對政協港澳委員產生信任和認同，制約了政協港澳委員“雙重積極作用”的發揮。

此外，政協港澳委員歸口統戰部門，在統戰部門內部的溝通機制較為順暢，一旦離開統戰系統，在與其他部門交流時則缺乏規范的溝通交流機制，缺乏與其他政府部門開展有效交流的機制。

（三）政協港澳委員自我定位有待明晰，履職能力亟需提升

十三屆全國政協一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中專門增加了“委員”一章，明確規定了委員的任職條件、權利、義務以及對委員的管理等，突出了委員的主體作用，為政協委員的履職盡責提供了準則和依據。和一般委員不同，政協港澳委員要特別關注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相關制度、方針政策及港澳民眾的訴求、思想動態等。只有具有較高服務意愿和較強履職能力的港澳委員才能勝任。目前，部分政協港澳委員的履職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有些政協港澳委員對自身職能認知并不清晰，并不明確自己當選后的權利與職責是什么。也有部分政協港澳委員擔心自己提出的提案會引發內地相關部門的不滿，進而影響自身與內地的合作交流，履職往往局限于形式，“搭便車”現象也時有發生。還有少數基層委員缺少調查研究的能力，雖然聯系群眾能力較強，與港澳普通民眾打交道比較多，但他們又往往受限于自身水平，不清楚如何更好更有效更準確地向政協反映問題。履職能力不足和履職不到位使得政協委員在港澳民眾心中形成“無實際作用”的印象，無法成為港澳民眾心中間接接觸的積極影響因素，影響了政協港澳委員“雙重積極作用”的發揮。

四、政協港澳委員更好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對策

新發展階段，如何支持和引導政協港澳委員更好發揮“雙重積極作用”，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促進港澳地區與內地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互動交流，架起港澳民眾人心回歸的橋梁是當前政協港澳委員更好發揮“雙重積極作用”的目標方向。

（一）擴大政協港澳委員代表性，完善委員履職制度和機制

各級政協組織要完善政協港澳委員結構，擴大政協港澳委員的代表性，提升推選過程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加強對推選過程的宣傳，擴大人民政協在港澳同胞中的影響度。同時也要適當調整港澳政協委員的推選條件，讓不同界別、不同階層，特別是來自基層具有一定參政議政能力的愛國民主人士加入政協大家庭。擴大港澳委員的代表性，可以讓政協能更多聽到來自基層的聲音，代表港澳基層群眾的意見，使政協港澳委員逐漸在港澳地區形成良好的口碑和影響力。

人民政協要支持港澳委員參與到特區政府和其他部門團體的社會事務中，以特區立法會議員、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在特區社會事務中發揮作用。同時要加強政協港澳委員與各個行業和專業社團的聯系，發揮愛國統一戰線作用，傾聽專業人士的心聲。在政協港澳委員參政議政的過程中，政協應當積極創造團結民主的氛圍，鼓勵他們提出意見，及時回應他們的問題，為政協港澳委員與非統戰部門的交流互動搭建平臺，激發他們的參政議政熱情，為他們履職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機制保障。

（二）加強政協港澳委員能力培訓，完善委員考核機制

人民政協要把港澳委員教育培訓納入年度工作計劃，在政協內部建立起對政協港澳委員的學習和幫扶機制，提升履職能力，完善考核機制。一是要為他們提供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重要思想、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憲法和政協章程等的學習平臺和學習課程。在鞏固政協港澳委員對國家、制度、思想和情感認同的基礎上，幫助他們掌握內地的話語體系，才能更好地向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傳播中國理念，進而提升港澳同胞對國家事業的認同和支持。二是針對政協港澳委員提交提案的能力不足、提案質量不高的問題，政協可以為新任委員開辦培訓班，同時也可以為政協港澳委員提供結對幫扶機制，讓有經驗、提案能力強的內地委員與港澳委員結對，幫助港澳委員提升分析內地和港澳地區發展問題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撰寫提案的能力，打造政協港澳委員中撰寫提案的帶頭人，進一步發揮在政協港澳委員群體中的示范帶頭作用。三是對于一些政協港澳委員對自身定位不清、思想上存在懈怠的問題，政協要嚴格委員推選標準，完善委員考核機制，對委員的年度工作履職情況進行考核，對工作能力強、表現好的港澳委員要予以表彰，對消極怠工的委員要進行約談，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和思想上的問題。

（三）充分利用網絡新媒體，提升港澳委員影響力

國家要支持和倡導政協港澳委員在涉及國家和“一國兩制”的重大事項和問題上，要敢于發聲、積極發聲，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及時澄清事實，化解誤會。在網絡媒體發達的當今社會，網絡就是輿論陣地的最前沿，尤其對于廣大青年受眾來說，傳統媒體對他們的影響遠不如網絡媒體。因此，各級政協港澳委員要學會用新媒體表達、分享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宣傳國家大政方針政策，力爭在港澳和內地民眾特別是廣大青年中成為粉絲眾多的“大號”“大V”，提升網絡活躍度和熱度，提升網絡影響力。

在參政議政方面，政協港澳委員也要善于利用新媒體，創新工作方式，要學會“蹭熱點、抓重點、解難點”?！安錈狳c”就是要關注港澳地區、港澳民眾最關心的問題，“抓重點”就是要將目光聚焦于能夠改善港澳地區及國家發展質量的領域，“解難點”就是利用自己的專業能力幫助港澳地區民眾、政府、國家解決一些發展難題。同時也要提升自己的思想活躍度、洞察分析能力和接地氣程度，把網友的真實訴求帶到政協會議上，為參政議政注入新鮮活力。在網絡新媒體上，政協港澳委員要用自己與內地真實互動的言行感染港澳青年，塑造關心愛護青年的正面形象，讓廣大港澳青年感受到內地的親切友好，消解距離感，增加互信度。

（四）聚焦青年工作，打造特色品牌交流活動

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做好港澳青年工作，事關“一國兩制”事業的薪火相傳和行穩致遠。近年來，港澳臺僑委員會開展了以港澳委員為主導、以港澳青年為對象、以人心回歸為目標的一系列活動，積極探索港澳青少年工作的新模式。許多港澳委員組織開展了港澳青年赴內地交流活動，但受限于活動形式，交流活動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因此，政協港澳委員要積極探索生動有趣的交流形式，打造特色品牌交流活動。比如可以通過沉浸式體驗的形式，讓港澳青年深入參與融入到交流活動，“走進”內地的同時也“走近”內地，增強港澳青年對國情的了解，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推動港澳與內地開展文化展覽、展演等人文交流合作，構筑港澳青年與內地的共同文化記憶，實現以文化為媒介的群際接觸與融合。

總而言之，政協港澳委員作為港澳地區與內地進行間接接觸的“超級聯系人”，基于擴展接觸、想象接觸、替代接觸、模擬接觸等機制在促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中發揮著重要的“雙重積極作用”。認真總結政協港澳委員在發揮“雙重積極作用”時產生的新經驗、新問題，積極探索和完善港澳委員履職的新方式，仍然是當前人民政協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穩定繁榮發展，增強港澳居民國家認同，促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一項重要工作。人民政協要繼續發揚民主、增進團結，助力港澳委員充分發揮“雙重積極作用”，匯聚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的磅礴力量，用心用情畫出“最大同心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