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方言歷史文獻收集實踐與思考*

喬全生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語言科學研究所 陜西 西安 710119）

提 要 本文根據作者及其團隊完成“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實踐，結合目前學界獲批的相關方言歷史文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以及已出版的漢語方言歷史文獻集成類叢書，分別從方志歷史文獻、唐宋時期方言歷史文獻、域外傳教士記錄的漢語方言歷史文獻、域內官話方言歷史文獻、域內非官話方言歷史文獻等5 個方面，全面考察了目前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現狀。雖然困難重重，但是，對近代漢語各方言區種種中外歷史文獻的大規模、窮盡式收集，近年來取得了重要進展。就此提出4 點思考：（1）為扭轉漢語方言歷史文獻長期得不到及時全面收集的局面，科研體制上對文獻集成類成果應予以足夠重視；（2）文獻集成類重大項目體量差異巨大，界定及評價應有所區別；（3）正在陸續出版的《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對收錄總原則的調整；（4）漢語方言歷史文獻收集整理的終極目標應為數字化建設。當下國家經濟繁榮，文化事業快速發展，有能力對漢語方言歷史文獻進行系統的收集和整理，這也是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舉措。

一、引 言

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對語言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值此國祚昌盛時代，我們團隊以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為契機，歷時8 年，分14 個子課題，對海內外漢語方言歷史文獻進行了大規模、超時空、全方位收集整理，共收集晚唐五代至1949年中外漢語方言歷史文獻千余種，以《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為叢書名在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共300 余卷。叢書有兩個特點：一是涉及方言面廣，全國十大方言區全覆蓋；二是收集方言文獻全，近千年來的古今中外珍稀文獻，基本上做到了應收盡收。這套大型方言文獻叢書的面世，對于夯實漢語語言學、漢語方言學學科基礎，推進漢語方言史研究，深化史學實證研究等，都將會起到積極的支撐作用。

近10 余年來，漢語方言歷史文獻收集與整理工作受到國家和學界的重視，獲批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版的文獻集成類叢書逐年增多，除本叢書外，標志類項目和成果還有以下7 項：（1）2013 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南江濤選編的《漢語方言研究文獻輯刊》14 冊，收錄揚雄《方言》以降的歷代方言研究文獻和各大方言區域的方言資料50 種；（2）2015 年汪啟明主持“方志中方言資料的整理、輯錄及數字化工程”項目，對魏晉南北朝至今的地方志所載漢語方言資料進行全面輯錄和整理，并做成開放型的全息動態數據庫，實現文字材料與數據庫的對接；（3）2016 年華學誠主持“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集成”，整理對象為揚雄《方言》校注本、歷代方志中的方言資料、廣續《方言》與散佚資料輯佚、古代方言韻書、非音韻類方言專書；（4）2017 年蔣宗福主持“明清以來西南官話區地方志方言俗語集成”項目；（5）2020 年廣陵書社出版劉云、徐大軍主編的《歷代方言俗語謠諺文獻輯刊》40 冊；（6）2021 年中華書局出版曹小云、曹嫄輯校的《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11 冊；（7）202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李藍主編的《中國方志中語言資料集成》42 冊，輯錄明代至民國600 年間方志中的漢語方言資料和其他民族語言資料。本文根據筆者團隊收集近代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實踐，結合學界獲批的相關方言歷史文獻社科基金項目以及出版的方言歷史文獻情況，全面分析目前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現狀，并提出幾點思考。

二、漢語方言歷史文獻收集實踐

在世界文明古國里，唯有中國文明沒有中斷，綿延幾千年，燦爛輝煌，歷久彌新，為人類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3000 多年以前，中國就已經有了甲骨文。有了文字，就出現了使用文字記錄的文獻。季羨林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的“梵語”詞條中說：“在世界所有古代語言中，梵語文獻的數量僅次于漢語，遠遠超過希臘語和拉丁語”（1988：75），清楚地表明漢語文獻在世界所有古代語言中是數量最多的。漢語文獻的產出至宋代達到一個高峰。陳寅?。?943）在為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所作序言中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倍未墙鷿h語的開端。

（一）方志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

趙宋之世，地方志興起，體例逐漸完備，所記內容日趨豐富。至南宋方志之學日臻成熟。方志作為記載一方之事之志書，是由地方性的人物傳記和地理專著匯合而成（倉修良2003：33）。宋代以前的志書內容簡略，門類大致包括地圖、山川、風土、物產、人物等類。司馬光稱之為“博物之書”，歷史價值極高。明清兩代，方志編纂大盛，但迄今尚未發現明代或明代之前方志中方言專編。曹小云、曹嫄（2021）認為，大約從明代開始，修撰者開始有意識地把方言詞語、方音、俗語、歌謠等作為方志的一個組成部分加以記錄，但沒有舉出明代記錄方言的志書。據莫超（2018）研究，明永樂十六年規定志書的21 項內容中尚無方言項目，到清康熙元年，賈漢復調陜西巡撫，主持修撰的《陜西通志》三十二卷中，轉引了《臨潼縣志》及《延綏鎮志》中的《方言》（計85 條），因此，康熙十一年清政府擬修《大清一統志》，命令各省修撰通志，以《陜西通志》為范本，方志中的方言專編才逐漸增多。據此可以推斷，方言入志時間不早于清初。清代至民國，方言專編漸盛。據目前各家收集的方志文獻資料統計，清代至民國，中國方志所錄漢語方言文獻逾千種，反映了今全國30 多個?。ㄗ灾螀^、直轄市）的部分方言語料。近年來方志中的方言文獻整理達到高潮，規模較大的叢書如前所述，已有多種，即使如此，方志中的漢語方言語料也不能說已收羅殆盡，因為每個人收集到的方志材料都并非全部。從方志看方言語料，盡管涉及內容極不完備，所記詞語零星分散，但畢竟可為研究某地方言語音史、詞匯史提供文獻學、詞匯學證據。我們知道，50 多年前，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以影印方式陸續出版《中國方志所錄方言匯編》（9 冊，橫濱市立大學，1963 ～1972），共輯錄1949 年之前記載方言的縣志文獻274 種，為漢語方言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語料。今天看來，雖然它篳路藍縷，功不可沒，但遺漏材料很多。近年來，中國學者在此基礎上繼續挖掘方志中的方言語料，取得了重要進展。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兩種：一是曹小云、曹嫄輯校的《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從7000 多種方志中逐一搜檢，共整理出966 種方志方言文獻；二是李藍主編的《中國方志中語言資料集成》，從741 部志書中查找到8370 張語言資料，輯錄了明代至民國600 年間保存在志書中的所有語言文字資料。莫超主持的“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子課題“近代漢語稀見方志方言文獻集成”，收集到官話區稀見方志方言文獻143 種，其中有83 種未見于《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99 種未見于《中國方志中語言資料集成》。這些方志方言文獻，地域上覆蓋今河北、天津、山東、湖北、吉林、黑龍江、遼寧、內蒙古、四川、重慶、云南、貴州、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17 個?。ㄗ灾螀^、直轄市）；時間上起自清道光年間，截至1949 年；所涉方言包括東北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西南官話，還有少量東北境內滿語、蒙古語等少數民族語言的材料。收集平話方言歷史文獻的林亦課題組收集波多野太郎漏收的廣西方志文獻30 種，多數也未見于上述兩種大型叢書。也就是說，在波多野太郎收集274 種志書，國內兩大方志文獻集成團隊又分別窮盡性收集到966 種、741 部，學界認為方志歷史文獻已經收集殆盡的情況下，莫超、林亦課題組又分別收集到學界漏收的百余種官話方志、廣西方志方言文獻。即使現在，我們也不能說方志文獻已經輯齊。

（二）唐宋時期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

最早能夠反映近代漢語方言文獻的材料可追溯到唐宋兩代的口語?！抖鼗妥兾摹返任臅械捻嵨?、別字異文均反映唐五代時期的西北方音或晉方音。這些詞語對于研究漢語方言詞匯史、唐五代西北方音和中古漢語都有極高的價值。同樣，宋代的禪宗語錄中也含有大量的方言口語詞，可與當今活的方言相對比，如禪宗著名的“呵佛罵祖”公案，用了很多方言俗語，是研究方言詞匯史的重要材料。這些文獻中見于今方言的詞匯材料比較分散，集中整理尚需時日。好在目前學界對詞語進行匯釋、匯校的成果比較多，參考起來也比較方便。因此，這部分文獻目前沒有納入漢語方言歷史文獻范圍。

羅常培根據漢藏對音、藏文譯音以及注音材料，結合今西北地方方音和山西方音勾勒出晚唐五代時期的西北方音，著成《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 年出版。該著作運用活的西北方音、山西方音材料和歷史上的對音等材料構擬出唐五代西北方音，是早期使用“二重證據法”研究方音史的重要著作，已經作為漢語方言歷史文獻予以收錄。由黨項人骨勒茂才編、刊于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的《番漢合時掌中珠》，是西夏文和漢文雙解語匯辭書，是中國境內最早的雙語對照教材。李范文根據《番漢合時掌中珠》的西夏、漢兩種文字注音情況，結合今西北蘭州、平涼、西安、三水方音和山西的文水、興縣方音勾勒出12 世紀末宋代西北方音，著成《宋代西北方音》，這是繼羅常培之后使用“二重證據法”研究方音史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但該著作出版于1994 年，不屬于1949 年之前出版的著作，未能收入《文獻集成》?！斗瑵h合時掌中珠》則是集中反映宋代和西夏所在地漢語方音的珍貴材料，屬于重要的方言歷史文獻，已予收錄。

（三）域外傳教士記錄的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

16 世紀以來，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也開始記錄和研究漢語方言，出現了利瑪竇、金尼閣、馬禮遜、艾約瑟、衛三畏等傳教士漢學家，他們為了傳教的需要編著了一批數量可觀的漢語研究著作與漢語教學用書。從功能類型上劃分，這批漢語研究文獻大致分為3 種：一種是工具類的漢外語對照字典、詞典，一種是學習類的漢語教科書，還有一種是學術性的漢語研究專著，這些散見的文獻都沒有得到全面收集。目前我們團隊已收集到的域外傳教士方言文獻，反映官話方言的有110 種，反映吳方言的有43 種，反映粵方言的有13 種，反映客家方言的有71 種，反映閩方言的51 種，共288 種。研究地域主要分布于官話區和東南沿海地區，研究內容涉及語音研究、漢字研究和語法研究等幾個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批傳教士方言文獻與中國的傳世文獻相互印證，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世文獻的不足。傳教士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和對漢語的思考，為漢語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對國內的漢語語音、文字和語法研究均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上У氖?，這些文獻大多散藏于倫敦、巴黎、京都、香港、澳門、上海、北京等地的圖書館，知者寥寥；有的散落民間或藏于少數學者手中，未能成為學術公器。因此，收錄這部分文獻難度較大。

莊初升負責的域外客家方言文獻子課題組，克服種種困難，想盡各種辦法，收集到珍藏于域外教會檔案館、大學圖書館等機構的客家方言文獻達70 余種，時代在1860 年至1948 年之間。有刊印本、手抄本；編寫者有外國傳教士、漢學家，也有本土客家教徒。這批文獻包括客家方言圣經譯本、辭書、讀本、教程和論著等，有的幾十萬字，有的只有數頁。這些文獻所使用的文字和標音符號多種多樣，有的用羅馬字母拼音，有的用漢字，有的是漢字與羅馬字母拼音對照，有的是漢字、羅馬字母拼音和外文對照，有的是羅馬字母拼音和外文對照，有的是漢字和外文對照，涉及的外文有德文、法文、英文、荷蘭文、馬來文和日文等。這批文獻所記錄和研究的客家方言涉及廣東、香港、福建、臺灣等多個省區以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多個地點，有的方言歸屬地十分明確，有的則帶有混合色彩，口語程度很高，內容十分豐富。這批文獻是研究超過一個半世紀以來多個地區、多個地點的客家方言語音、詞匯、語法及其發展演變的最為重要的材料，也是研究早期客家地區對外交流、文化教育和民俗信仰的彌足珍貴的資料。在域外客家方言文獻中有多種是學術界鮮有人關注的珍貴文獻。如荷蘭人范德斯達特編的HAKKA-WOORDENBOEK（《客家詞典》），1912 年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出版。這本詞典描寫的是一種6 聲調系統的梅縣腔的客家方言，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域外官話方言文獻的收集也頗為費力，郭利霞團隊收集到多種學界未予關注而價值頗高的文獻，如〔英〕鮑康寧的《英華合璧》（MANDARIN PRIMARY），1887 年第一版；〔法〕閔宣化《漢語的結構規則——北部北京官話口語入門》（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OKEN LANGUAGE (NORTHERN PEKINGESE DIALECT)），1930年出版；〔美〕賽兆祥的《漢語口語中所見結構和俗語闡釋》（AN EXPOS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IDIOMS OF CHINESE SENTENCES AS FOUND IN COLLOQUIAL MANDARIN），1889 年上海美華書館出版；〔英〕翟理斯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 年出版于上海。

（四）域內官話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

域內官話韻書韻圖方言文獻明清時期最為豐富，但收集起來并非易事。李子君輯錄了反映明清官話方言的韻書、韻圖已達128 部200 余種，可謂“音韻鋒出，各有土風”。經甄別、考校、篩選，確定最能直接反映明清兩代官話音系的韻書、韻圖59 部，作為第一輯《近代漢語官話方言韻書韻圖文獻集成》率先出版，共22 卷。其中，孤本傳世文獻27 部，其價值不言而喻，如《瓊林雅韻》《東國正韻》《洪武正韻譯訓》《文韻考衷六聲會編》《韻助略集》《音泭》《韻史》《七音譜》等。

官話區的方言字書、詞語考釋、方言實錄等文獻收集工作由青年學者趙祎缺承擔，共收集到各類文獻70 余種，其中也有10 余種罕見的刻本或抄本等珍稀文獻。如清代河南偃師人裴希純的《原諺》，記錄河洛方言詞語，雖是刻本，但未見于圖書館收藏；民國山東肥城汶陽人馬文源的抄本《俚言雜字》，為宇內孤本。還有一本更為特殊，清末開封人常茂徠的《石田野語》，收有開封方言詞語，整書為紅墨印制的刻本，當是正式出版前的?？北?，彌足珍貴。

余躍龍團隊收集的日本官話方言課本文獻也富有特色。國內已有張美蘭《日本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匯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收錄日本明治時期50 種漢語教科書，李無未《日本漢語教科書匯刊（江戶明治編）》（中華書局，2015）收集日本從江戶享保元年（1716）到明治四十五年（1912）間134 種漢語教科書及工具書。這兩套叢書聚焦江戶、明治時期的漢語教本，對大正、昭和時期的課本文獻未曾涉及。余躍龍等所收的課本文獻覆蓋了日本江戶、明治、大正與昭和4 個時代，其中大正、昭和時代的漢語課本文獻49 種。

（五）域內非官話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

除官話方言外，收集到的非官話方言區的中外文獻也不乏首次發掘的稿本、孤本、珍本。朱蕾課題組收集徽州方言的抄本韻書多達50 余種，都是私藏，均屬首次發現。如《重編摘注鄉音集要字義》，胡永清用，后惟義重編，清嘉慶年間抄本，上、下二冊；《各處鄉音字匯》，胡子如抄，光緒卅一年抄本，一冊，殘；《全副字匯》，云川王質文，光緒辛卯年十月抄本，一冊，全。田范芬課題組收集的湘方言的珍本韻書書目多達20 余種，但目前能夠收集到的文本只有3 種：楊世樹《聲律易簡編》（長沙），稿本，時代約為19 世紀早期；楊唐《天籟字匯》4 卷（邵陽），清宣統三年（1911）刻本；李旦冥《湘音檢字》（長沙），1937 年長沙錦文印務館石印本。李軍課題組收集客贛方言文獻共9 種，其中稿本就有4 種：江西贛方言字書《辨字摘要》、韻圖《空谷傳聲》、民國贛方言注音字母材料《國音四種》（高安）、客家方言注音字母材料《贛方言考》（贛南）。有的稿本文獻圖書館不允許復制，課題負責人就多次親赴抄錄，最終以打印稿形式出版。

谷少華收集到的晉方言歷史文獻也比較珍貴，如新發現的山西介休系列童蒙識字書《雙音對考山西雜字》，民國三十三年（1944）五月初由濟南中興書社印行。該字書此前未見有人報道。新發現的晉方言文獻《晉語》，是從20 世紀初日本刊物《晉乘》中找到的，所記內容改正了學界以往有關“晉語”一詞的多種不確切提法，有重要的文獻學價值。此外，湘方言字書《訓詁諧音》、蘇州方言字書《鄉音字類》、湖北方言字書《同音字匯》《六音便覽》等，均是珍貴的方言歷史文獻。

非官話系的閩方言、吳方言、粵方言傳世文獻較為豐富，湘方言、客贛方言、晉方言、平話土話方言等歷史文獻相對較少。各方言片內部文獻數量也不均衡，以吳方言為例，雖然文獻數量可觀，但主要集中在幾個中心大城市的方言，如上海、蘇州、溫州等。

近代吳方言歷史文獻目前收錄54 種，內容涉及詞匯、考證、詞典、語法等。很多來華傳教士運用近代歐洲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給當時的方言研究帶來了新風氣，也給后世留下了很多有價值的文獻記錄。日本學者很早重視吳方言的研究，出版了多種教材，還有多篇重要論文。教科書相對好找，但20 世紀30 ～40 年代的論文就已不易找到。石汝杰在日本花費了多年時間才找到1940 年后期、坂本一郎關于上海話的報告，倉石武四郎、高田久彥關于蘇州方言的記錄。在吳方言歷史文獻中，1846年印度人仙尼華四編寫的《英華仙尼華四雜字文》（定海舟山南門外太保廟內刊）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方言歷史文獻，它出版時間早，內容比較豐富，在外國人編纂的吳方言文獻中，具有先驅作用。還有一種書稿是首次向國內學界公開的重要文獻，即《蘇州注音叢書》，作者陸基，未見國內圖書館收藏，京都大學收藏了平田昌司的復印本，原本可能是天下孤本。課題組選擇其中的“蘇州注音符號”“蘇州注音符號練習課本”等幾冊加以影印。

林亦課題組收集的平話土話方言歷史文獻中，方塊壯字文獻較為獨特，為廣西所獨有。方塊壯字是漢語與壯語深度接觸融合的產物，是壯族人民借用漢字或漢字的偏旁，仿照漢字的構形方式創造的記錄本族語的文字系統。早期方塊壯字文獻兩種，一為碑刻，二為經詩民間抄本。壯語中有大量的漢語借詞，語音對應很有規律。除少數直接使用漢語本字外，絕大多數是假借字（借漢字的形、音，不借義）和形聲字，本身承載大量的平話方言信息，利用這些信息可以知道早期平話方言的一些古讀。

伍巍課題組共收集粵方言中外文獻23 部。14 種中文文獻中，11 種為民間刻本，圖書館很少備藏。在粵方言文獻中，最有價值的中文文本，一是壁魚堂《分韻撮要》（單行本專書，約刊于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疑為目前存世的最早版本；二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華天閣《江湖尺牘分韻撮要合集》，這是一個孤本。最有價值的外文本是馬里遜《廣東省土話字匯》（1828 年刊行），這是第一部粵方言詞典。最為費力的是與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交涉的兩種書：一是咸豐本《江湖尺牘分韻撮要》（廣州聚經堂1860 年新鐫）；二是伍殿綸《增輯字音分韻撮要》（右鏡齋藏版，1886 年鐫，單行本專書），此書首次記錄了廣州話音的新格局，是目前所見收字最多、解釋最詳的一本廣州話韻書。

閩方言歷史文獻收集是整個項目的重頭戲。錢奠香課題組共收集到海內外閩方言歷史文獻105部。其中，傳統韻書文獻25 部；辭書、教材和研究文獻19 部；臺灣日據時期辭書、教材和研究文獻28 部；西方傳教士等所著文獻33 部。這些文獻絕大部分未見于國內圖書館，幾乎每一種都具有很高的價值。其中的明末閩南方言文獻《西班牙-華語辭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僅見于菲律賓圣多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檔案館。中文文獻中最有價值的珍本善本有6 種：《戚林八音合訂》（道光壬寅年新鐫）、《建州八音》（道光庚寅桂月重鐫）、《匯集雅俗通十五音》（《增注硃字十五音》）、《增補匯音妙悟》（小呂宋發行本）、《潮聲十五音》（張世珍著）、《說文閩音通》（謝章鋌著）；傳教士及域外文獻最有價值的珍本有4 種：《班華字典》（福安方言）、《廈門音個字典》（ê-MN^G IM ê Jī-TIáN）（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 編著，萊牧師/Lai Sian-sin 續補）、《廈門音新字典》（ê-MN^G IM ê Jī-TIáN）（William Campbell /甘為霖牧師）、《英漢廈門話袖珍小詞典》（A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ENGLISH-CHINESE）。從文獻的珍稀度來看，以下4 種可謂非常難得：《福建方言志》（陳衍著），1922 年版；《潮汕方言》（翁東輝著），1943 年版；《海南語》，1939 年版；《實用速成海南語讀本》，1943 年版。收集到的閩方言歷史文獻的數量和價值均超過同時期或前人文獻。

三、對收集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幾點思考

（一）為何漢語方言歷史文獻長期得不到及時全面的收集

如此豐富而珍貴的漢語方言歷史文獻，長期得不到及時全面的整理和出版，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各個歷史時期的正統文人未予重視，甚至有所輕視，當然得不到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2）至民國時期開始受到學者重視，但國家積貧積弱，無力做整理、出版的工作，致使很多珍貴文獻或在圖書館藏于深閨無人識，或在個人手中束之高閣不示人。

（3）漢語方言歷史文獻廣泛散見于海內外，卷帙繁多，收集、出版難度相當之大，令許多有志之士望而卻步。

（4）據圖書館年報，截至2020 年底，全國共有公共圖書館3000 多個，高校圖書館2000 多個，大多藏有古籍文獻的圖書館多以保護文獻為由，視所藏文獻為己有，拒絕復制或限量復制；有的圖書館甚至視之為“生財之道”，復印索價甚高，大大限制了文獻的集成共享。

（5）有些個人私藏抄本文獻，漫天要價，條件苛刻，超出了個人購買能力和科研項目購書經費規定，嚴重妨礙著文獻的集成與學術的進步。

（6）目前的科研體制和有關規定不利于文獻集成的成果和做文獻集成的學者。辛辛苦苦付出多年努力收集整理的多種文獻，竟然不如短時間內對某一部文獻的?？?。①“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開題論證會上，侯精一等專家提出，文獻集成比文獻校注更重要，應先抓緊時間搶救文獻，不急于對某一文獻的全面整理。對于文獻集成叢書，有的單位不按著作對待，不算古籍整理成果，報獎類別中也沒有文獻集成的位置，即使允許參評，與專著、論文的獎次相比弗如遠甚，顯然將文獻集成工作劃入了簡單的資料匯編，而不是科研創新。殊不知集全歷史文獻面臨的高難度，鑒別歷史文獻需要的高水平，更不知收集整理歷史文獻對學科建設、學術研究等基礎建設的重要支撐作用與推動作用。

近代史上學術大師收集整理某領域文獻促成某學科形成與發展的例子不勝枚舉。羅振玉從1909年起，克服種種困難，陸續刊印出敦煌石室文獻，對敦煌學的興起貢獻至巨。又以極大的熱情，著手搜集、求購、采掘甲骨近二萬枚，成為早期收藏甲骨最富的人。1910 年冬，羅振玉擇其精善者，編成《殷墟書契前編》（1913），這些開創性整理與研究，使甲骨文字之學蔚成大觀。1935 年姜亮夫在法國進修期間，想方設法，節衣縮食，先后拍照、拓摹、抄錄大量敦煌珍貴文物和經卷，大大豐富了敦煌學的研究。這些學者的貢獻不是著成一文一書的點滴貢獻，而是對整個學科建設、學科發展和整個學術研究的巨大貢獻。收集整理一個領域內的海量的歷史文獻，遠比寫一篇論文、一部著作重要得多，難度也大得多，需要數十人堅韌不拔的毅力、頑強拼搏的精神和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豪情與決心。而在今天各高校一切與考核結果、獲獎等次掛鉤的體制下，殊難有學者愿意將自己一二十年或半生的時間和精力用于此術，不亦悲乎！難怪波多野太郎《中國方志所錄方言匯編》能作為中國方言學人手頭必備書近60 年。有鑒于此，我們呼吁中國高校的科研考核規定和各級評獎規定能充分肯定文獻收集整理成果的價值，大大提升文獻收集整理成果的定位，鼓勵愿意將畢生精力奉獻給文獻收集整理的學者。

近幾十年雖有多位中國學者做了一些局部性的方言文獻整理工作，如《閩南語經典辭書匯編》（10 種，林雙福、洪惟仁主編，臺北武陵出版社，1993），《罕見韻書叢編》（22 種，香港長城文化公司影印，1995），《湖北方言文獻疏證》（5 種，黃群建主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清代三種漳州十五音韻書研究》（馬重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明、清、民國時期珍稀老北京話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周建設主編，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2015，其中韻書6 種），等等，但從總體看，對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整理面窄量少，看到的只是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冰山一角，海量的方言歷史文獻亟待組織專家團隊收集、整理和出版。直到近幾年，窮盡性收集、整理方志方言文獻的叢書已陸續問世，重要的如上述曹小云、曹嫄《歷代方志方言文獻集成》和李藍《中國方志中語言資料集成》，加上我們的《近代漢語稀見方志方言文獻集成》，方志方言文獻收集齊備程度之高，已遠非波多野太郎可比。當下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經濟繁榮，文化發展，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對漢語方言歷史文獻進行系統的收集和整理。如果此時有關部門不轉變觀念，不重視對原始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集與整理，不鼓勵收集原始文獻的學者或成果，將會坐失學術振興的良機。

（二）如何界定文獻集成類重大項目的體量

“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團隊的海內外20 余位專家學者，共組成14 個子課題組，面向古今中外，大規模、超時空的收集整理漢語方言歷史文獻，歷時8 載有余，共收集晚唐五代至1949 年中外文獻千余種。在此基礎上，分別編纂出漢語十大方言區（官話方言、晉方言、吳方言、閩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徽方言、平話土話方言）現存方言的歷史文獻集成，包含方言韻書、方言韻圖、方言字書、注音字母材料、羅馬字母記音材料、方言語法、方言詞典、方言課本、古代方志所記方言材料、部分方言作品（包括蒙書、用方言寫作的文學作品）、文士雜記等，涵蓋國內外公開出版、公私庋藏的方言文獻。所謂“集成”，蘊有將晚唐五代以降迄新中國成立的方言文獻萃聚、裒集一編之意，形成了一個超大型的“近代漢語方言文獻語料庫”。其過程是：以現代漢語十大方言區為主線，分三大板塊進行：（1）全面訪查、搜集反映各大方言文獻資料的種類、數量及存佚、收藏情況，編制了《近代漢語方言文獻總目》。（2）對文獻的版本、藏館、體例、內容、語音特征（或音系）、學術價值和研究成果等提要鉤玄，撰寫出《近代漢語方言文獻提要》。編寫文獻提要時盡力為每一種文獻提供封面、扉頁、目錄、正文頁，有的還對每種文獻的題名、編者、年份、版本、體例、內容及特色進行了簡要的考述。（3）將搜集到的千余種方言文獻按十大方言區整理、匯編，最后以《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以下簡稱《文獻集成》）冠名出版，共14 輯：《近代漢語官話方言韻書韻圖文獻集成》《近代漢語官話方言綜合文獻集成》《近代漢語官話方言課本文獻集成》《近代漢語官話方言域外文獻集成》《近代漢語客家方言域外文獻集成》《近代漢語湘方言文獻集成》《近代漢語客贛方言文獻集成》《近代漢語閩方言文獻集成》《近代漢語粵方言文獻集成》《近代漢語吳方言文獻集成》《近代漢語徽方言文獻集成》《近代漢語平話方言文獻集成》《近代漢語晉方言文獻集成》《近代漢語稀見方志方言文獻集成》，300 余卷，體現出“集全國之力，盡地利之便，成文獻之全，顯學術之威”的鮮明特色。這里值得思考的是：一般的重大項目由3 ～5 個子課題組成，我們的這一重大項目分為14 個子課題，相當于3 ～5 個甚至更多的一般重大項目的體量。對這種超大項目如何評價，如何定性，國家社科規劃辦應該有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或在組織的專家評審會上給予界定，多大的體量屬于“重大”，超出多少屬于“超大”，應當體現出區別。

（三）近代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收錄原則

窮盡性收集整理近代漢語十大方言區的歷史文獻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工作，時間跨度長，收集范圍廣，文獻分布散，收集難度大。因此，究竟采取什么樣的收錄原則是我們首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課題立項之初我們提出“使散見的文獻集中起來，使罕見的文獻常用起來，使孤本的文獻共享起來，使隱性的文獻彰顯起來”的收錄總原則，核心是“應收盡收”。這個總原則涵蓋了我們將要面對的古今中外的各種方言文獻，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文獻，不易找到的珍稀文獻，圖書館或個人珍藏的孤本、抄本文獻，外國傳教士為了傳教而編寫的方言文獻，等等。在總原則下，還要制定具體方言區的文獻收錄細則，包括文獻收錄對象：何種文獻必收，何種文獻不收；文獻收錄時限：何時的文獻要收，何時的文獻不收；等等。根據文獻存儲、分布的不平衡性，在實施過程中還要適時做出調整。

（1）文獻收錄對象。主要明確哪些收錄，哪些不收?！段墨I集成》所收方言文獻均應是明確記錄、探究某地方言歷史的文獻材料。如明代李實《蜀語》、民國初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等。不收錄主要反映通語的文獻，如宋代王觀國《學林·方俗聲語》；不收錄含有某地方言詞語的其他作品，如《敦煌變文》《元曲選》、筆記小說等；不收錄反映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漢藏對音、梵漢對音的佛經文獻等；也暫不匯集零星的、散見于各種文學作品中的方言詞語。在域外文獻方面，一般不收錄用某一方言翻譯的《圣經》等各種譯本。

對待不同方言區的歷史文獻，往往還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具體的收錄原則，不能實行一刀切。如果某區方言歷史文獻比較珍貴或稀見，則采取應收盡收、能收則收的原則，無論何種版本，一律收錄。如徽方言各種抄本文獻，晉方言反映方言的雜字類文獻。如果某區的方言歷史文獻比較豐富，則擇取若干。如官話區的方言雜字類文獻，種類繁多，總數不下400 種，《文獻集成》主要收錄對方音史或方言詞匯史有研究價值的雜字類文獻，最后篩選出20 余種。對同一種雜字類文獻，如果內容相同，即收錄年代較早的一種；如果內容不同，只收錄對方音史或方言詞匯史有研究價值的版本，不一定收錄年代較早的一種。如山東曲文炳《新編四言雜字》，最早刊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此后又有刻本《音注四言雜字》，《文獻集成》只收對方音史或方言詞匯史更有研究價值的《音注四言雜字》。

（2）收錄的時間限定?！段墨I集成》收錄文獻的上限為近代漢語的開端，即晚唐、宋以后的方言歷史文獻，下限為1949 年新中國成立。同一類型的文獻，只收錄初版在1949 年之前的成果，不收錄1949 年之后的成果。前者如《唐五代西北方音》（羅常培，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趙元任等，商務印書館，1948）；后者如《云南方言調查報告》（楊時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9），《四川方言調查報告》（楊時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宋代西北方音》（李范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官話方言韻書韻圖文獻比較豐富，所錄文獻，基本以成書時間為序。成書時間不明者則取初刻時間；刊刻時間不明者則取序跋時間；初刻、序跋時間均不詳者，則附于同一朝代文獻之末。

《文獻集成》每輯卷首均有總序與某輯前言，各輯編纂者在前言中均會有自己對所輯錄方言文獻的原則以及獨到的認識和說明。

由于種種原因，各方言區還有一些方言文獻未能錄入，如反映晉方言文獻的《蕓香齋韻法新譜》（國家圖書館），反映冀魯官話的《切韻指南》（山東省圖書館），《音韻集成》（吉林大學圖書館）等。以后將俟機補錄。

（四）漢語方言歷史文獻收集整理的終極目標——數字化建設

語言資源數字化建設是中國語言學學科“十四五”發展規劃提出的重要課題。資源數據是語言學發展的基本動力和內在要求，也是服務智能化社會的必然選擇（全國社科辦語言學學科調研組2021）?！段墨I集成》工作希望能在國家的繼續支持下，精選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典籍進行精心?？?、標點、注釋，并形成可以檢索的數據庫。目前我們已對搜集到的漢語方言歷史文獻進行了全面掃描，構建了容量巨大的“近代漢語方言文獻語料庫”。方言歷史文獻做成數據庫后，具有兼容、擴容、查詢、檢索、存取等方面的一定優勢，為漢語語言學及語言學史、漢語方言學及方言學史研究方法的現代化提供便捷服務，既可以省去占用大量空間保存文獻的困擾，又有利于妥善保護和典藏珍貴文獻。同時，運用互聯網技術也可使這些數字化文獻資源數據庫實現共享，服務社會。下一步，漢語方言歷史文獻的數字化建設將作為我們的一項重要目標、終極目標。我們正在積極努力，爭取能夠早日實現。

四、余 論

《文獻集成》是面向古今中外進行的大規模、超時空、全覆蓋的方言文獻輯錄成果，采用窮盡性收集、系統性整理和全景式展示，力圖為漢語史、漢語方言史研究提供比較全面的文獻保障，開拓漢語方言史研究、漢語語音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推動漢語史、漢語方言史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在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和輻射力。近年來，收集漢語歷史文獻得到國家層面應有的重視。據不完全統計，近年有關漢語文獻集成或文獻搜集整理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共有20 余項，其中重大項目4 項：王平“韓國傳世漢字字典文獻集成”（14ZDB108）、華學誠“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集成”（16ZDA202）、丁治民“東亞漢字文化圈《切韻》文獻集成與研究”（19ZDA316）、黃仁瑄“中、日、韓漢語音義文獻集成與漢語音義學研究”（19ZDA318），足見“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課題對文獻學學科發展的示范引領作用。

《文獻集成》是一部“縱及歷史千余年，橫跨方言十大區”的學術經典文獻集成，今又在慧眼識珠的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梢詳嘌?，《文獻集成》這個重大成果不僅將前人留下來的大批珍貴的漢語方言歷史文獻予以充分挖掘、妥善保存，而且將持續發揮其在漢語語言學以及相關學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真正成為學術研究的公器和重器。

盛世修典。規模宏大的《文獻集成》的整理出版以及其他相關項目成果的出版，充分反映了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和文化的巨大發展，也是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舉措?！段墨I集成》作為首個近代漢語方言歷史文獻之集大成的重大項目，是我們面對時代課題的重要回應。正如魯國堯（2022）所評價：“《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體現了中國語言學人有志于建立自己的中國特色的語言學、方言學的理論體系，建立自己的中國特色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學術勇氣，踐行了中國語言學人‘為往圣繼絕學’‘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光榮使命，這正是中國語言學人以更豐碩、更輝煌的成就奉獻于國家，奉獻于學術的實際行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