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南來
——柯璜儒學思想融理念初探

賀文強

(湖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長沙 410012)

柯璜(1876-1963),字定礎,浙江臺州人,自號綠天齋老人,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畫家、書法家。開蒙于黃巖九峰書院,落第后入京師大學堂學習博物學與美學,畢業后在山西大學堂教授心理學等課程。辛亥革命以后先后供職于山西省圖書館、山西省博物館、北京故宮古物陳列所等地,建國后擔任山西省政協常委、山西省美協籌委會主席、全國政協第二、三屆委員等職務。

柯璜客居山西近乎半生,為山西的文教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引領了過渡時代山西文化轉型的風向,柯璜在山西近代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上都有較大影響,他鉆研儒學但并不專其一家,重視原典卻又主張力行實干,追求簡潔明了而不忘博約互證,以復興儒學為志業并為此奮斗一生,堪稱“一代鴻儒”。

目前學界僅限于對其書畫思想及其與學界名流、政界名人關系探討,對于柯璜思想方面的研究尚為鮮見(1)相關研究有鄭九蟬的《一代名儒:柯璜評傳》、山西省圖書館出版的《山西省圖書館史料匯編》以及柯善信、姚仲華的《柯璜社會活動拾零(一)》《柯璜社會活動拾零(二)》,介紹了柯璜在山西興辦的公共文化事業及相關教育思想;崔衛道的《柯璜先生與山西省圖書館》、冀燕青的《柯璜與山西省立圖書館》則專門論述柯璜重要的文化標志之一——創辦山西省立圖書館,詳細介紹了柯璜先生對于山西省立圖書館的發展壯大所做的突出貢獻。其次是對于柯璜先生的書畫研究,由于本文所論為柯璜先生之思想研究,茲不贅述其書畫研究的相關文章。。本文借助私人書信日記、著作文稿、地方志書等資料就其儒學思想中的融通理念以思想史視角進行探討,不足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一、柯璜融通理念來源

(一)地域文化影響

柯璜出生于浙江東部的臺州,臺州歷來都是人文薈萃之地。該地民風淳樸、經濟發達、教育興盛,無論城鎮官紳還是鄉居農民,都有詩書傳家的觀念,深受儒學思想影響卻又不受其羈絆,在人文品格上以包容與實干著稱,體現在學術上,便是對儒學發展有深遠影響的浙東學派的形成。浙東風格與浙東學派為柯璜日后融通理念的形成及實踐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浙東學派是源起于宋代,鼎盛于明清時期的儒家重要學術流派之一,其博納諸家、崇實尚新、關懷家國、注重基層的學術及社會思想不僅給“宋學”增添了新的活力,更為轉型時期的中國近現代學術提供了思想基礎。浙東學派不僅影響了明清江南士子的人格理想及社會追求,更對清末民初中國思想文化在西方沖擊下的艱難轉型有著深刻意義。

(二)時代的特殊性使然

清末西方啟釁沿海以后,與西方堅船利炮一同叩開中國大門的還有西方思想,而首當其沖的便是東部沿海地區,《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浙東寧波便是開放的五口之一,較早地接觸到了西方并感受到了西方帶來的影響,戰敗后被迫開埠是清政府的屈辱,不過也為其提供了接觸世界的機會。但清朝統治者不具全球眼光與機遇意識,尚未察覺到這是給予中國的一次發展機會[1],根本沒有人認真理會開放事宜,而是繼續昏睡。不過,西方帶來的影響卻潛移默化地給浙東知識分子的思想帶來了微妙的變化。

在清末內憂外患的環境下,傳統的統治秩序以及作為其指導思想的儒家意識形態已經遭受了重大影響,浙東的知識分子們也不復往日之盛,開始自發地尋求應對時事的解決方案:向內承繼鄉先賢的學術精神,向外汲取可以補儒學不足的西方養分?；诖?浙東便成了當時交融中西,際會古今之地,一方面,浙東的知識分子們處于往來通達之地,較之內地,更易于也更樂于接受西方文明,另一方面,他們欲追比鄉賢功績,復興浙東實學及儒學,因此,生于浙東的柯璜自然地擔負起了這樣的使命。

(三)良好的家學傳承

柯璜從小就接受著嚴格的家庭教育,由于是長房長子,柯家上下都對其寄予厚望,祖父柯眄陶及叔叔柯驊威、堂兄柯濂希又咸為著名學者,親自過問、指導柯璜的功課,從“四書五經”類的儒家原典到《四書章句集注》類的官方教材,柯璜無一不通,這為其日后的求學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其種下了復興孔教、弘揚儒家的種子,歷久而不變。

得益于良好的家學基礎,柯璜首次參加科舉即中,其好友王念劬有詩贊云:“豫章栝柏重金鑾,耐冷能安苜蓿盤。千里故人雙鯉訊,中想思字上加餐”[2],中舉一年后,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柯璜進京參加舉國大比,期間遇到了一同赴試的康有為、梁啟超、于右任、景定成、景耀月等人,眾人悲憤于國家羸弱,欲振衰起弊,遂一同參與了“公車上書”[3],結果可想而知,柯璜等由于“莠言亂政”而名落孫山。不過,此次的京城之行也并非全然無所獲,他目睹了清廷的腐朽并且結交了同道中人,為其日后的思想轉向奠定了基礎。

二、柯璜融通理念主要內容

在落第后,柯璜開始了其思想整合,其間他求學于京師大學堂,為其融通中西文化提供了平臺;在山西大學堂任教后又入閻錫山幕中,助其發展山西文教事業,對南北儒學進行吸收與融合,從內部貫通了儒學;同時,在與閻錫山幕僚共事、交往期間又將晉北佛教凈土宗禪定悟道,破除業障的理念潛移默化進個人思想之中,為其日后倡導多教融通奠定了基礎;在其倡導孔教,復興儒家的思想實踐中,又自覺地履行了浙東先賢經世致用的思想,融知行為一體,并以知導行,以行促知,自發地做到了“知”與“行”的辯證統一。簡言之,無論是在文化上融通中西、地域上融通南北還是宗教上融通多教,其核心觀點均是融百家之優長以通儒家之圣訓,并將融通后的思想落腳到實踐,逐步融通更新,不斷實踐檢驗,做到知行合一。

(一)統合南北

從柯璜現存的文集言論中處處可見山西文化對其的影響,如上文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儒學產生了地域分化,在浙江地區形成了浙東學派,而山西由于地近京畿,故而形成了與官方程朱理學類似卻又稍有差異的“河東學派”,河東學派的主要思想是“傾向于心性之學,有的甚至主張在靜坐中體悟”[4],在傳承中“著重突顯強調對個人道德修養的強化和心性功夫的修煉”[5],河東學派不僅影響了封建時期山西文人的思想取向,甚至到了近代轉型時期,其余威仍未消除,如近代叱咤山西的閻錫山深受河東學派影響,閻錫山在主政山西的訓話中多次強調“心”的重要性,認為為政要從人心上入手,時常以正人心來規范引導人民,柯璜在其影響下,客居山西后也做到了儒學方面的南北融合,在其著作中亦屢次提及“心”之于個人修養及社會發展的關鍵作用:“快樂康健皆從心上做起”,“事事從心上做功夫,是入空門的大路”[6]。不惟如此,在山西任職期間,柯璜還在閻錫山支持下創立了以復興孔教為宗旨的宗圣學社,當時有三股力量促成了宗圣學社之成立,其一是留學日本回國參加革命后,掌握晉省軍政大權的閻錫山、趙戴文等人,其二是辛亥革命后亟欲恢復社會秩序的本省上下層知識分子,其三便是全國各地的好儒尊孔人士,尤以柯璜最為重要:“適柯君定礎自南中來攜在汴與熊肅堂、劉君蔓、時君子畬、張貫山諸君所擬之宗圣大綱數條質之景劉諸君以為此誠吾人所以導俗牖民之楷則也。一時聞者翕然景從,咸謂鼓吹共和真理,貫通五族精神,融洽新舊意見,鞏固民國基礎,舍此末由也?！盵7]可以說宗圣會的成立不僅是當時南北儒學思想統合的典范,更象征著在民國初年舊制大破,新制尚未大立之時,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于舶來之“共和”進行儒學概念的重構,以求中國能盡快走向大治。

在山西治學與弘道期間,柯璜不僅完成了南北儒學的統合與實踐,而且就其自身性格方面而言,在江南氣息的基礎上更增添了三晉豪氣與燕趙俠氣,融入其愛國思想之中。在日本挑起侵華戰爭之時,柯璜憤而發表《九一八告日本書》與《一二八告國人書》,兩篇雄文一剛一柔,前文斥責日本不顧兩國千余年的交好而悍然發動戰爭:“貴國一二喜功好事者,始有異心,乃時與我國開釁,陷我琉球,割我臺灣、澎湖、遼東半島,合并朝鮮;要挾開放奉天大東溝;漸于東三省開埠二十余處,既取得路礦,又通牒迫認二十一條,甚至以無端借自衛名,演成五卅五三之慘案;至萬鮮以民事起釁,殘殺我良民數千,圖窮匕首見,酷矣耗哉!”[8];后文《一二八告國人書》是為了激勵人心,鼓舞士氣而作,故其以南方文人特有的細膩溫潤的筆觸詳細地闡釋了日本當前的十二條危險,從戰爭正義性、軍心、民心、國內國際關系等諸方面對戰爭進行了剖析,認為日本所進行的是非正義的戰爭,中國雖弱但是大國,日本雖強卻是小國,若不聽良言,一意孤行的話,其國內必定會民怨四起,在國際上也將陷入孤立狀態,在進行多方面介紹后預言道“精密逆料,日本必敗”。此等遠見卓識與六年后毛澤東《論持久戰》中“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國的游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氣更加頹靡,國際更感孤立”[9]的看法略同,都認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義的中國必將取得最終勝利。

由此,柯璜不僅做到了南北儒學內部的統一,還做到了南北文化品格的統一。其為人及著作,既看到澹然守靜的南方品格,也可以看到豪情萬丈的北方氣概,最為可貴的是柯璜能夠將兩種精神都融入到抗日實踐中,弘揚著儒家的愛國主義精神。

(二)融合多教

柯璜三教融合的思想亦是其南北思想融合的一個產物,考諸柯璜早年著作,其所受到的教育均為傳統儒學,間或有一定的西方基督教思想但并不構成其主流,但在柯璜入晉后的著作,尤其是其晚年的著作中便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在以釋氏語來闡釋孔子思想,這也為其思想成熟后主張的三教乃至多教的融通奠定了基礎?？妈栽谌霑x后多引釋氏語還是需要從山西的地域文化層面來解釋,仝建平教授認為山西有五大文化區域,“晉北以邊塞文化、佛教文化為特色,上述即稱北部邊塞佛教文化區”[10]。而當時帶給柯璜重要影響的軍政要人都出自晉北忻州,在當時山西政界流傳著“學會五臺話,敢把洋刀挎”的俗語,旨在說明山西的軍政府地——太原督軍府的人員構成,而其中尤以趙戴文的佛學思想為精深?？妈谔鞴芪慕谭矫娴墓ぷ?與趙戴文等人來往密切,因而其觀念也受到了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開始嘗試用佛教觀點闡釋自己的儒學思想,如“惟釋氏,能認識宇宙真形式。惟儒者,能認識人生真本分”[11]及“釋家談因果,儒家何嘗不談因果,儒家之因果,在人與人之感應,父祖與子孫之循環報應耳”[12]。其余詩文中談及佛學的更是不可勝數,如“笑和彌勒同龕坐,健羨純陽宮結鄰”[13]、“人間只識庸僧面,誰料金剛無盡年”[14]等。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很早便有三教融合的理念,柯璜也不例外,在其哲學思想中儒學占有無可爭議的核心地位,但他從不排斥其他宗教,主動學習其它宗教中的有益部分,博采眾長以補益儒學:“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一節,及泛愛眾一句,不細參佛家之楞嚴金剛,耶氏之馬太約翰諸書,在鈍根之人,見解安能至極致處?故佛氏耶氏,有時大可為儒家注腳”[15]?？妈J為,在進行個人的修養時不僅要做到傳統的儒釋道三教融合,更是要隨著時代的發展,將儒、釋、道、回、耶教的精華一并吸收:“儒者非不可游于釋老耶回諸教,釋老耶回諸教,非不可游于他教群經,迨遍游歸來自教。則氣象目光,當與終身只獨守一家者,自然不同”[16],由此句我們也可以看出柯璜主張多教融合的另一面向,即可以學習諸家學派的優長處,但需要“遍游歸來自教”,即需要有一個核心思想起點,柯璜致力于孔學儒教復興,其融合思想的前提無疑是保有儒家的獨立性及第一性,儒教為諸教之總揆。

(三)結合中西

由于柯璜的家鄉黃巖路橋很早就有外國人往來,隨處可見基督教堂,因此,他很早就接觸到了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不過真正對西方思想進行系統學習還是其在京師大學堂學習之時。當時的京師大學堂由張百熙擔任管學大臣,吳汝淪和辜鴻銘任正副教習,嚴復任大學堂譯書局總辦,林紓副之,這些管理人員均為學貫中西的飽學之士,京師大學堂課程的設置也更偏向西學,會介紹諸多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正是在此地養成了柯璜“兼融中西,以儒為主”的融通思想,據柯璜總結,自己的治學精神是“學王陽明之致知,劉蕺山之慎獨,程明道之主靜,華盛頓之克己自治,拿破侖之刻苦精勵,馬志尼之精誠,西方基督之堅韌與誠信”[17],由此可見其與浙東先賢在為學之時不分畛域,兼采諸家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

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晚清以來的知識分子紛紛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主張,但洋務派對西方的學習失之于表面,他們堅持“西學中源說”以及“中體西用論”的中西文化觀,對西方僅進行舍本逐末的模仿而未能盡得其要;柯璜作為生長于晚清,歷仕于民國的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有著獨到的理解,自然也對以上三種中西文化的關系有過學習與反思。有人認為終柯璜一生都在提倡儒學的復興,將其認為是“中體西用論”在民國的復辟,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集“中體西用論”之大成的張之洞認為中學與西學的關系應該是“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18],鄭大華教授認為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或學者,其“中體西用”文化觀的根本精神是以西衛中、以新衛舊[19],即在不變動儒家作為統治思想的情況下對西方進行學習。顯然,柯璜的思想已經超越了這一層面,他所主張的儒家觀點是一種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而傳統“中體西用論”所以堅稱中學不可變者,是為了“保邦固丕基”,出發點還是為了維護自身統治,但柯璜則主張儒學在個人修養、社會和諧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并且其所主張的儒學也并非不能變的,而是要適應世界、適應時代進行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的工作,主張思想觀念上的中西結合。比如,他善于分析中西間的不同,并解釋其不同的原因爾后進行學習,并不去比較二者孰優孰劣,“西洋法律,多起源于保障利權,中國法律,多起源于維持道德;西洋法律,是維機智之窮,中國法律,是彌禮教之憾”[20]?？妈灾形鞣蔀槔?認為其產生的歷史背景不同,所適用的情境自然相異,至于如何取舍,則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但對于西法的保障利權,中法的維持道德之優點,則應該合而為一相互促進;又如“為人類謀求永久太平,開純正知識,如孔孟程朱康德諸先哲是;為道德砥中流,為正氣勇犧牲,為關岳蘇格拉底文天祥方孝孺先哲是;為人類肩一時治平之責,數世定安危之計,如堯舜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華盛頓林肯諸先哲是”等語,均主張不分中西畛域,學習世界賢哲,只要是有利于個人修為的嘉言懿行均是應效法的對象。

三、柯璜融通理念之評價

在柯璜的諸多思想之中,其融通理念無疑貫穿了他整個學術生涯,終其一生,柯璜都在不斷地學習與實踐,以求實現自己復興儒學的夙愿,并且,儒學所以能夠歷久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便是其包容的思想,無論是援法入儒、援佛入儒抑或是中體西用,其目的不僅是度過儒學危機,更重要的是為了儒學繼往開來地發展?？妈珜У娜谕ɡ砟畋闶侨寮乙灰载炛木駱藴始皟r值取向。

柯璜一生經歷晚清、民國以及新中國三個時期,其思想的緣起、轉向、定型問題本身就是一部活的思想史。作為舊時代的舉人,他并未完全放棄對新事物的求索,只要是有益于自身修養及社會發展的知識,他都會將其融入自身知識譜系之中;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他也能夠在舉國“趨新向西”的情況下保持自己的冷靜思考,從中西文化的根源上去尋找二者區別的原因,并對優秀文化加以吸收;作為新中國的公民,柯璜也能保持自身的文化定力,在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同時,也尋找其與孔學的相通點并為己所用,思考著將二者統一于實踐的方法,自覺地做到了其一直秉承的融通理念。

由于時代局限性,柯璜的思想觀念中還是保有一定的“小富即安”的儒家思想,在人生觀的抉擇上重在保險、求穩,缺乏進取精神,認為“駝牛之渾穆壯厚”比“龍馬精神”更為重要[21]。如今的中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樣的大爭之世,一味地抱殘守缺,故步自封會有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風險,因而,對于柯璜的思想需要去粗存精,這也是其融通理念的意蘊之一。

四、結語

柯璜的思想在當今的時代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特別是他所向往儒家的天下大同的目標,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有相似的精神內核,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22],儒家文化中豐富的哲學思想、處世智慧、人文精神以及科學觀念正是在融通優良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面對將來的人類文化難題時我們仍舊需要借助融通理念,廣泛地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優良文化,凝煉為指導現實問題的方針,博約互證,在保證自身獨立性與先進性的基礎上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23],在探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要努力把中華文化發展成為世界先進文化,實現文化層面的偉大復興。從柯璜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實踐中可以看到,發展先進文化應該立足自身,對以儒家文化為主的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繼承,放眼世界,與不同國家民族進行各方面的積極交流,以中華文化傳統為經,以世界發展潮流為緯,經緯交織,探索先進文化發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