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況空前：第二十二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苑津山

2023 年9 月1 日至3 日，由秦淮區人民政府主辦，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研究分會、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江蘇省教育考試院、秦淮區教育局、秦淮區文化和旅游局協辦，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承辦的“第二十二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成功舉辦。來自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日本大阪公立大學、日本中央大學、韓國首爾大學、韓國高麗大學、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越南河內國家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教育部教育考試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東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海內外高校研究機構和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中國科舉博物館等科舉類博物館的281 位專家學者相聚南京，在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和水游城假日酒店參加本屆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的開幕式由秦淮區人民政府副區長盧杰主持。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袁靖宇，秦淮區政協主席、黨組書記何素玉，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研究分會主席團名譽主席、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希清，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校區外語系主任、教授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先后致開幕辭。隨后，溧水區僑聯主席袁源向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捐贈科舉匾額、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捐贈珍貴文獻。主報告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研究分會主席團主席、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祖慧教授，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研究分會主席團主席、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金瀅坤教授主持，十六位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報告。在分論壇報告環節，七個分論壇分別對科舉學與科舉文化，江南貢院與科舉遺存，科舉群體、家族和人物，科舉文獻，科舉文學，斷代科舉，科舉對世界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另外還同時舉行了第五次科舉類博物館聯盟會議、第二屆進士家族后人座談會，集中討論了科舉類博物館聯盟擴大、科舉建筑遺存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進士后人尋訪等相關事宜。閉幕式由夫子廟-秦淮風光帶風景名勝區工委書記金寶強主持。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館長馮家紅作科舉類博物館聯盟與進士后人座談會情況匯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研究分會主席團主席劉海峰教授作會議總結。第二十三屆科舉學研討會承辦方代表、安徽師大歷史學院院長劉道勝教授發言，向大會發出誠摯邀請，歡迎大家2024 年在蕪湖的安徽師范大學再相見。最后，由秦淮區副區長盧杰致答謝詞，研討會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本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不僅規?？涨?，而且層次高、氣氛熱烈。與會代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向大會提交了198 篇學術論文，現將與會代表討論內容綜述如下（因報告人數眾多，本文篇幅所限，碩博生單獨報告者無法列出）。

一、科舉學與科舉文化

科舉學是以中國和其它東亞國家歷史上存在的科舉考試制度及其運作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一個專門研究領域。[1]科舉學研究走過30 余年，要進一步思考未來，著力解決科舉學研究的難點，將科舉學研究推升一個臺階。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教授作了題為《科舉制評價與科舉學研究》報告，認為科舉制評價與科舉學研究兩者密切相關。公正客觀地評價科舉，為科舉制平反，讓科舉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可以讓科舉學人更加理直氣壯地從事科舉學研究，有利于科舉研究的正常開展，可以促進科舉學的興盛。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郭培貴以《中國科舉功名體系的變遷及其政治和社會功能》為題作了報告，認為科舉功名成為唐以后歷代政權選拔人才特別是凝聚和穩定社會最為得力的工具，且這些功能隨著科舉功名體系的日趨完備而不斷強化。浙江大學古籍所教授龔延明作了題為《宋代科舉三級免解、免省、免殿試》的報告，認為皇帝利用特權，給予特殊人群免解的恩例，產生了“貢舉人應三舉以上并免取解”之制。與此類同，有省試就有免省試，有殿試就有免殿試，這是宋代科舉史上的一個奇特現象。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錢建狀作了題為《宋代科舉的若干特點及其評價》的報告，認為擴大科舉考試，制度保障公平，以及因科舉與學校的結合等，擴大了統治階級的基礎，增強了朝廷的公信力與向心力，促進了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具有一定歷史進步性。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張亞群以《明清時期容美土司地區科舉制的實施與影響》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明清政府對西南土司地區實施的文教政策，推動了科舉制在容美土司地區的傳播與實施，促進了容美土司地區儒學教育發展。

在科舉文化研究方面，閩江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毛曉陽作了題為《清代科舉考場風水觀述論》的報告，認為風水的好壞，被人們視為個人能否得朱衣點頭、地方能否文風鼎盛的關鍵因素。在創建科舉考場方面，則選擇風水上佳之地，有時候甚至會請專門的風水師幫忙選址。上海交通大學終身教育學院客座教授彭靖、復旦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戎恒穎報告了“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增補與修訂研究”，指出從1936 年到2023 年期間，《中國考試制度史》在海內外共出版十一個中文版，關于增補有關章節，修訂個別文字等方面內容，當前在國內首次提出增補與修訂意見。浙江省慈溪獨立學者沈登苗報告了“何炳棣與艾爾曼之爭重探——寫在艾爾曼《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中譯本問世之際”，認為艾爾曼意外地把具有役籍性質的明代進士的戶籍，給人以誤當成家世之感，使得本懷疑科舉社會流動率的艾氏自己的統計，比“流動派”主將、美籍華人何炳棣教授提供的平民比例還要高之錯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藝術社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蔡敏、研究員蒲柯宇作了題為《科舉與文人畫關系研究》的報告，認為北宋以降，科舉持續培養、選拔出大量的文人，他們因各種原因參與到繪畫中來，影響著文人畫的演變，使得文人畫從概念到實體，再到成熟與濫觴，文人畫的興衰與科舉的興廢密不可分。浙江教育考試院教授級高工宣成、原教育部考試中心命題處胡平以《“八股文”與“公平取士”》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明清時期的八股文則從考試內容與閱卷上提供了一個相對規范的標準，考官閱卷時易于把握，從技術層面充分體現了科舉制度“公平取士”的文化精髓。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焦堃作了題為《全景監獄源于科舉考場？——介紹一位美國漢學家的觀點》的報告，探討了邊沁的“全景監獄”設計理念來自清代中國科舉考場的可能性，揭示了西方近代“全景監獄”的設計理念來自中國傳統科舉考場。陜西理工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李力報告了“科舉勸善：故事、傳統與文化——以《考試佳話》為中心”，認為《考試佳話》的科舉勸善邏輯為：士子既能體會到行善積德從而喜獲科名的歡愉，也能感受到改過遷善從而復獲科名的希望，更能體驗到行惡失德從而永失科名的恐懼。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副教授曹源以《南京地名中的科舉文化》為題進行了報告，認為在南京的街巷中，可以看到諸如秦狀元里、朱狀元巷、沈舉人巷等地名，這些地名都代表了深厚的科舉文化印記。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田建榮作了關于《試論科舉考試的命題立意和導向問題》的報告，認為明代開始，科舉考試的題目必須從“四書”“五經”中出，雖然逐漸導致題庫危機，但卻很好的彰顯了道德立意和政治主題。

研究科舉學不光可以“求真考訂”也可以“求理彰義”，尋求對現今考試的指導借鑒意義。[2]與會學者對科舉的當代價值進行了深入探討。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希清的論文《科舉制度對于當代“高考”和“公考”制度的借鑒價值》，認為在我國現行的“高考”“公考”等各種考試制度中，還保留著古代科舉制度“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考試原則和許多考試方法。如按號入座制度，試卷封彌制度，禁止懷挾、傳義、代筆制度，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取舍高下制度等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作了題為《科舉制度的當代價值》的報告，認為科舉制度的推行，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且由此而形成的科舉文化也為今天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劉清華、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試院《考試研究》編輯部副研究員吳茳作了題為《從科舉弊端的主要批判看高考改革的進展》的報告，認為科舉考試的社會升遷功能助長了學而優則仕的做官第一思想；科舉考試內容的獨尊儒術加劇了我國自然科學發展的落后；科舉考試結果的高淘汰率和低成才率削弱了國家的社會統治基礎，高考應以此為借鑒進行改革。福建師范大學高考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羅立祝和碩士生畢田甜以《科舉考試制度的廉政文化建設及現代借鑒》為題進行了報告，認為考試選拔理念要堅持公平競爭、擇優錄??；標準要堅持以能力本位；內容要強化公共服務意識和使命責任意識：程序要加強監督與懲治；文化要注重道德規范熏陶與養成。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石河子大學師范學院副院長（援疆）馮用軍，云南農業大學原副校長唐瀅教授，唐山師范學院副教授、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趙雪作了題為《中國科舉類博物館文旅綜合體百度關注度時空差異、影響因素及優化策略研究》的報告，提出打造“網紅現象級”中國科舉類博物館文旅綜合體“線上+線下”關注度的優化策略，籍此擴大科舉知名度和大眾美譽度、賦能科舉類博物館游客感知價值、為科舉申遺積攢“人氣”和“人脈”。廊坊師范學院社會發展學院講師田陽以《我經歷的當代考試與科舉考試比較散論》為題進行了報告，認為科舉制是我國隋唐至清末通過考試選拔高級官吏的一種制度，其考試的形式是確確實實繼承下來，并被當代社會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

二、江南貢院與科舉遺存

科舉時代，最具特征的就是坐落于南京的江南貢院。探討科舉文化與科舉遺存對于現今科舉的研究、保護、申遺等具有重要意義。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館長馮家紅以《從貢院規制視角探討科舉制度與城市文化之間的關系》為題作了報告，認為科舉制度是中國特色的人才選拔制度，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影響深遠，其影響之一就是對城市文化的塑造。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許露、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孫德玉作了題為《江南貢院與安徽省試院體系的互動關系探析》的報告，認為隨著安徽省童試走向正規化、程序化、專業化，江南鄉試應試者的資格選拔更激烈。鄉試與童試的互動關系對國家、地方與個人等均產生一定影響，利于我們客觀、公正地評價清代科舉制度。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館員丁婷以《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藏“武魁”匾史料價值初探》為題進行了報告，她以館藏一級文物“武魁”匾為研究資料，通過對匾額文字信息中關于歷史人物及事件信息的解讀，探討了晚清時期福建地區武舉考試、太平天國運動對科舉的影響以及鄉試中的“恩正并補”考試等科舉歷史。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館員嚴得秋以《晚清民國時期日本文獻中的江南貢院》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51 部晚清民國時期著作，皆對江南貢院有所描述，視角獨特，直觀詳實。對其進行翻譯整理、初步歸類后，可基本還原江南貢院廢棄前后的狀態。

對于其他科舉遺存研究，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研究員周云水、杭州育榮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健華作了題為《芻論廣東客家地區科舉遺存的保護與活化利用》的報告，認為客家人將崇文重教的理念寫入族譜家訓，力圖通過宗族的體系貫徹科舉制度。這種崇尚儒家思想的教化活動，為客家地區遺存的書院、考棚和賓興館等歷史文化建筑。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館員王凡以《南宋建康府貢院略論》為題進行了報告，認為建康府貢院建筑格局的形成及其相應功能的實施，反映了南宋時期的科場制度與科舉文化，對后世貢院建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鄭欣作了題為《明代順天貢院創建時間考辨》的報告，認為關于明代順天貢院創建情況的說法主要有三種——“正統間承襲舊禮部說”“承襲紀綱舊宅說”“永樂間承襲元代舊禮部說”，通過辨析，可以認定明代順天貢院應是在正統十一年于舊禮部建筑的基礎上創建的。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教授霍明琨和碩士生王朋展以《北宋前期（960-1043）書院與科舉之互動——以宋初四大書院為核心的考察》為題作了報告，認為以四大書院為代表的書院教育與科舉之間互動關系密切，其教學內容更貼近科舉考試的需要，且注重培養院生積極應試的科舉觀念。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生吳淡如、教授鄧洪波作了題為《書院教席勝官位——清代臺灣進士的抉擇》的報告，認為臺灣進士大多數在登科之后只以功名舍官棄祿，寧可回到故鄉擔任書院山長、教席，教育原鄉子弟，并在充滿變局的環境中文兼武職的擔當保護鄉里的責任。

三、科舉人物、家族和群體研究

一千三百年間，科舉人物不勝枚舉，科舉家族斗量筲計，科舉群體紛繁多樣。本屆科舉學研討會在微觀與宏觀、橫向與縱向等方面挖掘了科舉學的研究“富礦”。

（一）科舉人物研究

科舉人物可以是狀元進士，也可以是秀才神童，以不同的科舉身份出現，都可以將科舉人物研究得很深入。江西省吉水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文聯主席楊巴金報告了《楊萬里科舉觀芻議》，楊巴金介紹了楊萬里，認為科舉的首要功能在于選拔人才，主張科舉選才與興學、育人相結合，極為關注士子的道德修養。認為科舉與讀書的關系既對立又統一，反對選拔只會苦讀時文、毫無經世能力的庸才，主張人盡其才。江蘇廣電總臺特聘教授丁祖宏以《大力弘揚大運河狀元文化——以明狀元丁士美為例》為題進行了報告，認為大運河使得中國主要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和重心由西轉移到東部大運河區域，大運河區域狀元便越來越多。大運河促使南方的經濟、教育、文化等得到更快更好發展，并將南方人才吸引、輸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捷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資深工程師高求志作了題為《丁士美狀元存詩六首的版本確認、文字訂正及相關考證》的報告，認為明代嘉靖己未科狀元丁士美未存別集，流傳下來的詩文亦少見。目前發現的存詩僅六首。他對六首存詩進行文字版本的確認，文字的訂正，以及對于相關背景、歷史事實、詩歌內容進行了分析。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秦行國以《科舉制義與晚明學風：錢謙益的復古“網絡”》為題進行了報告，認為錢謙益主張恢復漢、唐的注疏之學，批評作為科舉制義唯一定準的程朱理學，認為正是如此，才造成了有明的學問荒疏，人心渙散。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許露、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博士生李曉作了題為《明代軍籍進士的仕進之路與社會貢獻探析——以高浦千戶所鄭陞為例》的報告，認為軍籍進士是明代進士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是軍戶世襲制度的直接產物；軍籍進士出現了不少代表性人物，對當時社會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四川省欽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雕塑家、進士后人李長青作了題為《我為家鄉科舉人物造像——以仁壽縣哨樓村史紀念館策展為例》的報告，認為李春旺是明朝14 位仁壽藉文科進士之一，是歷版《仁壽縣志》記載的較早在縣城辦教育的科舉人物。特別是對研究起源于仁壽縣的著名非遺項目“欽齋泥塑”的血緣、學源、文脈傳承譜系具有重要價值。

在清代科舉人物的研究上，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余子俠、河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王海鳳以《黃炎培科場經歷考析》為題作了報告，認為近代中國職業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黃炎培的科場生涯，無論參加考試時間、考試題目及考試結果，既往研究均存在較大歧誤。緣此，要對黃氏科場經歷進一步考證和分析。蘭州城市學院文史學院教授陳尚敏作了題為《教育養成與科考經歷：硃卷“師承關系”的史料價值——以蘇耀泉會試硃卷為例》的報告，認為對標卷“師承關系”部分所提供的信息進行發覆探微，可以重建卷主的教育養成和科考經歷兩方面的史實。漳州市政協常委許鋼報告了“許地山與臺灣進士許南英《窺園留草》探究”，介紹了許南英是清末臺灣府人，臺灣第26 位進士，自號窺園主人。其以第四子即著名作家許地山（落花生）最為知名，1933 年編撰匯編父親許南英留下的一千多首臺海詩詞為《窺園留草》。貴州民族大學教授王力以《為何清末狀元多出小??？——清代小省巍科人物研究》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滇、黔、桂三省多出狀元，既有小省在“鼓舞宜亟”政策下追趕先進的努力因素，也有科舉制度設計的超穩定性帶來的規律性影響，又有晚清動蕩社會背景形成的特殊原因。大連民族大學東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俊義作了題為《“天下清官第一”：晚清進士李尚卿事跡考》的報告，認為李尚卿早年刻苦自勵，讀書明理，善屬文，工書法，名噪一時。成年后，他從山東遷徙居塞外，寄籍直隸承德府?？v觀其事跡，李尚卿實乃真正的“國族之精英、國家之干城”。安徽省太湖縣文聯副主席曹杰友以《狀元李振鈞和周恩來外祖父家族交游考述》為題作了報告，介紹了李振鈞為道光己丑九年（1829）狀元，抵達淮安的清河縣，謁訪了周恩來外祖父萬青選及其父親萬承紫，相互酬唱題畫，李振鈞非常賞識少年萬青選且當場贈詩，狀元家和萬氏兩大名門家族就此結下雅逸情誼。寧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上洪以《科舉時代的早慧神童：功名之路能走多遠？——基于清浙江科舉人物朱卷履歷的考察》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早慧神童考取進士的比例更高，但從考取舉人到考取進士的平均間隔時間更長；早慧神童在鄉試排名和會試排名方面與其他年齡考生沒有顯著差異。

（二）科舉家族和群體研究

科舉家族和群體研究屬于科舉時間上的縱向研究和橫切面上的宏觀研究。南京市秦淮區文旅局二級調研員金戈以《南京科舉世家的修志傳統及學術貢獻》為題作了報告，認為南京的科舉世家一直有著編修地方志志書的家族傳統，經常有數輩之人投入時間與精力開展地方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江蘇省鹽城師范學院教授，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特邀專家許友根作了題為《唐代狀元李珪墓志的史料價值》的報告，認為《洛陽流散唐代墓志匯編三集》三一七《唐郢州刺史李珪墓志》，提供了大和六年狀元李珪的相關信息，可以厘清李珪的家族世系、科考經歷、仕宦遷轉以及社會關系等方面的歷史。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劉廣豐、碩士生陳桂蘋作了題為《唐宰相劉崇望兄弟八人進士及第說探析》的報告，認為八兄弟中實際只有劉崇龜、劉崇望、劉崇魯及劉崇荃四人登進士第?！鞍俗咏缘沁M士第”的形象為劉氏族人抓住“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的輿論所塑造。

關于宋代科舉家族和群體的研究，本次科舉會探討的較為深入。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何天白、祖慧教授報告了《兩宋浙江進士數量統計及分析研究》，認為依據《浙江歷代進士錄?宋代卷》統計出北宋浙江進士1687 人，南宋浙江進士6359，合計8046 人。就時代變化情況而言，宋代浙江進士數量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浙江地區融入宋王朝統治，參與王朝主流政治文化的過程。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林巖以《北宋江西士大夫的科第、婚姻與家族崛起——以曾鞏一族為例》為題作了報告，通過曾鞏家族四代人、數十位家庭成員的婚姻構成網絡，認為整個家族的興衰與其聯姻策略的選擇，都與科舉功名有著直接而緊密的依存關系。浙江大學文學院博士后張弛以《熙豐官學發展與新學后進群體的出現——以黃裳為考察對象》為題作了報告，認為黃裳不僅與一眾出身福建路并從習新學的士大夫相交甚篤，還有著建構閩地道統的強烈自覺，這說明北宋中后期很可能存在著一個閩籍新學學者群體。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孫繼以《建構清貧：宋代舉人群體的生活狀態》為題作了報告，認為宋代確實有部分出身貧困家庭的舉人生活比較困難，但在崇文國策的影響下，相比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他們的生活不會太差。舉人群體人數多，出身、家境各不相同，經濟上的貧與富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中共蒼南縣委辦公室林加潘報告了“宋代武狀元縣域分布研究——以《宋代登科總錄》為中心”，認為武狀元在縣域上存在浙集中、閩分散的特征，尤其高度集中于閩浙交界，這折射出宋代科舉解額制度對溫州、福州等地的約束，舉子們退一步改武舉，從而造就了武舉在這些區域性的繁榮。浙江寧波獨立學者童惠平報告了“《宋代登科總錄》蘭溪進士補考”，根據典籍、地方志和家譜資料，對蘭溪籍登科之人進行了梳理，新輯得正奏名進士63 名、登第年無考進士29 名，同時，對其中29 名進士進行了信息補正。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前科研處長周臘生教授作了題為《金后期狀元釋褐職任考》報告，認為金后期狀元最低的初始官資都高于南宋。金末狀元釋褐官資上調到從六品上的奉直大夫，為明清狀元初授從六品的翰林修撰做了鋪墊。

對于明代科舉家族與群體，與會代表聚焦不同側面進行了探討?？讖R和國子監博物館副研究館員李曉頔以《進士題名碑所見明代進士應試身份考察》為題進行了報告，認為相較于其他科舉文獻，明初的進士題名碑所載應試身份較為簡單；明代考生應試身份多元；除在中央和各地府州縣設置儒學外，在軍隊、衛所也設置有儒學，可見明代官學教育推廣之全面。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部教授多洛肯、博士生宋芬芬以《明代甘寧青進士與地方學校建設》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明代甘寧青地區位處邊地，軍事地位突出，衛所眾多，屯田事業興盛，人員流入率較高，因此社會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形成了83 所學校的教育體系，192 名進士的文教成果，并在隴中地區形成了網狀人才區。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講師劉明鑫作了題為《明代萬全都司進士總數考》的報告，認為明代萬全都司的絕對進士數量雖少，但在都司衛所進士人數排名中卻實力不俗，成為邊遠地區科舉發展的新興力量。贛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講師黃謀軍作了題為《明代軍籍進士的中式年齡結構特點、成因及其影響》的報告，認為明代軍籍進士的理論任職時長大約為32.46～37.46 年之間，但由于國家官員總量與預備文官隊伍總量的供需矛盾，軍籍進士入仕之后的實際服務時長往往要低于這一水平。湖北科技學院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朱志先和張霞作了題為《明代科舉文化世家湖北崇陽汪氏研究》的報告，認為汪氏從品行而言，在為官方面皆是勤政為民、敢于直言，秉性耿直，不愿迎合上司，形成一定的獨立人格。這種做人做事的家庭文化有力促成汪氏子弟奮發向上的氛圍，為舉業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周口師范學院講師管宏杰作了題為《明代南直隸進士的地域分布與社會流動》的報告，認為43.89%的南直隸進士出身于上三代俱無任何功名、官號和捐銜的平民家庭，高于明代進士出身于平民家庭者0.75 個百分點，說明科舉制度在南直隸地區引起了更高的社會流動。

對于明末清初以來的相關研究，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生張瀟越、教授王凌皓以《積淀與承續：明清時期山東新城王氏科舉世家教育的基本特質及啟示鏡鑒》為題作了報告，認為王氏在家教進程中呈現出了重科舉制藝以讀書振家聲、傳詩學底蘊以詩文繼家學、守忠孝兩全以道義筑家風的基本特質。齊魯師范學院副教授張春以《明清山東周村鎮的科舉仕宦及其家族研究——以長山古城李氏家族為中心》為題作了報告，探討了明末清初長山周村鎮科舉仕宦家族敬宗收族、文教興族、聯姻固族等強化家族意識的禮俗實踐，及其對周村地方社會的深遠影響。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研究部主任姜琴琴報告了“《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江蘇進士考”，選取《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中江蘇進士32 人作為研究對象，從社會環境、地域分布、科舉流動、家庭背景等方面進行初步分析。蘇州大學博物館宣傳與學術研究部負責人、文博館員付優以《清代長洲彭氏科舉家族的文化活動與地方社會——以重修文星閣為中心》為題作了報告，考察了彭氏家族重修長洲縣學文星閣的相關事跡、詩文、書信等材料，反思人文地標對維系科舉家族文化地位的意義，展示了科舉家族在地方公共事業中的作用及其興替軌跡。

四、科舉文獻研究

科舉文獻研究是科舉研究的基石。四川大學《中華經典研究》編輯部主任陳長文副研究員以《吳中多上醫：明代科舉錄所載南直隸醫學史料輯存》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有明一代，“棄醫從儒”之風盛行。南直隸有39 名進士乃醫籍出身，幾乎占了全國的一半。永新知識產權律師張文達作了題為《無心插柳柳成蔭：我的科舉文獻收藏、展覽和出版之旅》的報告，介紹了科舉文獻收藏和展覽、以及《朝鮮王朝科舉史料-嬌南科榜錄》《張文達藏稀見清代科舉文獻匯編》等科舉出版情況。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侯冬教授報告了“晚清科舉視域下的《詳注賦學正鵠集釋》”，認為成書于同治十年的《賦學正鵠》是李元度編選的一部“以為初學標準”的家塾課本，上海慎記書莊以《賦學正鶴》為首，將相關書籍以《賦學正料》為叢書名匯編在一起，成為一套名為《詳注賦學正鵠集釋》的科舉輔導用書。蘇州狀元博物館館員姚鶴鳴、王心妍、王丹晶報告了“狀元潘世恩一生自傲的數件事——《思補老人手訂年譜》研究”，認為“富貴壽考，子孫繼武，公之福祉，三百年一人己?！弊x《思補老人手訂年譜》果也如此。潘世恩自說其話，應當是不會錯的。山東工商學院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馬興波、吳樹勤教授以《從科舉文化生態視角看山東濱城杜氏家訓的價值》為題作了報告，認為山東濱州濱城杜垮《杜氏述訓》一書作為家訓之書，集中體現了明清兩代濱州杜氏家族的教育與科舉理念，對于了解古代大家族家教與科舉有著重要的資料價值。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于浩報告了“陳子龍與《詩經》學：科舉、文士與商業出版的互動”，認為掛名陳氏的《詩經》著作大多與科舉考試有著密切關系，一方面顯示了明末科考經義旨趣的變化，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明末文士，尤其是復社中人在科舉考試中的影響力，這些現象加深并豐富了我們對明末科舉文化的認識。紹興市越文化研究會兼職研究員孫偉良報告了“清代狀元錢棨《山陰余氏萃英書塾記》文獻價值初探”，以其藏《山陰余氏萃英書塾記》拓片，探討了碑記中的書塾創建、浙江山陰縣形勝、狀元錢菜書法以及文章輯佚等諸方面考證等，來論述該拓片的文獻價值。

五、科舉文學研究

科舉文學包含的文學體裁和作品多樣，與會學者進行了深入探討。臺灣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教授蓋琦紓報告了“晚宋舉業教育與古文匯評之坊刻—以《古文集成》《文章正印》為中心”，探討了開啟古文匯評風氣的《古文集成》《文章正印》，兩部書選文相似度極高，彼此應具有前后因承關系。不同于士大夫編纂的文化精英視角，二書中兼選古文家、道學古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維昭報告了“《孟子節義》導致明代科舉題庫危機嗎”，認為“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的禁令僅執行了約70 年，天順六年之后，考官命題越來越不受制于《孟子節文》。明代科舉歷科四書題的重復命題現象，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題庫危機的說法缺乏事實根據。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薛泉以《科舉制度與明代詩文式微》為題進行了報告，認為有明一代詩文式微，科舉制度負有不可推卻的責任。其一，士人進士及第前絕少涉獵詩文；其二，科舉制度下文士寫詩作文處境尷尬；其三，時文流弊侵蝕詩文寫作。湖北工程學院副教授黎曉蓮作了題為《明代文法譜系“論”與“格”的遞變——從黃汝亨文法論說起》的報告，認為細讀以黃汝亨為代表的晚明時文大家的文法理論，比如道術合一、義法統合、辭理兼備等，對于厘清明代文法譜系中“論”與“格”的遞變關系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濟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馮建民以《由分經試士到五經并試：明清科舉試經制度的溯源與啟示》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明清科舉采取士人在五經書中擇取一經作為本經應舉的專經試士模式，不僅有著久遠的制度淵源和歷史沿革，而且在實施運行中也產生了分經閱卷規制?；幢睅煼洞髮W歷史文化旅游學院院長劉佰合教授作了題為《非常之境遇與非常之事——略論安徽借闈浙江鄉試》的報告，認為安徽己未恩科鄉試借闈浙江是清代科舉史上的非常之事，決策過程多有曲折和反復，先是浙江不同意借闈，再是江蘇開科而安徽暫緩，最后才確定兩省共同借闈。閩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宋巧燕以“以《佩文韻府》為中心的清代前期科舉詩歌考試探析”為題作了報告，認為《佩文韻府》成書后對清代科舉詩歌考試產生了重要影響：是清代科舉韻書之藍本；是試帖詩限韻官方用書，乾隆后試帖詩限韻要求愈加嚴密；促進了唐詩選本和試帖詩選本的大量出現。云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劉明坤作了題為《從阮元“四書文為文之正宗”的文體觀念看其“文道觀”》的報告，認為阮元重視經史實學，并以它們為根柢，強調經世致用，在清代中期的時文批評和文章理論中，強調“文須有益于天下”的原則。合肥學院講師劉美艷以《清代鄉試詩命題要求與杜甫詩歌的接受》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清代鄉試詩命題中，官方提出“中正雅馴”及“典重”的要求，此外，清人在試律選本中還重視“清”的審美追求。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助理研究員王濤作了題為《觀念的內里：八股文法與試律詩學的榫合》的報告，認為館臣對八股文與試件的關系卻出現了不同認識，有的認為八股源于試律，有的主張試律源于八股。結合作品分析，可看出觀念爭執的實質是對寫作規劃有不同的理解。隨著評判標準的確立，前者逐漸成為主流。

六、斷代科舉研究

自隋大業元年即公元605 年科舉制起始，至1905年9 月2 日科舉廢止，共經歷整整1300 年，歷經隋、唐、宋、元、明、清幾個朝代。

（一）唐宋元明科舉研究

根據與會學者的斷代科舉研究集中程度，將唐宋元明放在一起綜述。日本大阪公立大學文學部哲學歷史學科教授平田茂樹作了題為《宋代科舉社會研究的新可能性》的報告，認為通過觀察科舉及科舉合格后展開的官僚社會，我們可以看到士大夫階層利用各種網絡取得成功的情況。這些網絡涵蓋了地緣、血緣、學緣、業緣等各種網絡。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世岳報告了《公平取士的制度邏輯——以宋代鄉試解額制度為例》，認為宋代的解額制度從無到有，從比例解額到定額取解，體現出了科舉制度保障取士質量與數量的“公平”訴求。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他維宏作了題為《宋代“鄉舉里選”與學校教育、科舉制度的整合》的報告，認為宋承唐制，以科舉取士，又為解決科舉之弊而興學養士，學校教育與科舉制分立。學校教育很容易受到科舉制的影響而浸失培養德才兼備人才，教化地方的本旨。重慶工商大學講師游君彥報告了《南宋科舉類省試試所地點變遷考論》，認為透過四川類省試試所地點的變遷，能夠反映出南宋四川地區較為穩定的民事格局與不斷變化的軍事形勢。廣東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劉小龍作了題為《明代科舉中的罰科現象》的報告，認為罰科始于洪武十八年；其終結時間為崇禎十六年。明代罰科次數超過31 次，被罰科者超過235 人。罰科的發生，除了被罰者自身的原因之外，還有政治斗爭的因素。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文獻出版中心編輯孔偉偉以《明代九邊之地的武舉鄉試——以宣府、大同二鎮武鄉試合闈為例》為題作了報告，其以明代九邊重地中的宣府、大同二鎮的武鄉試合闈為例，深入探究兩鎮武生合闈武試的源流、分合，通過取中額與方志所記錄數量的對比差額來說明明代武舉鄉試研究與整理的難度。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講師張亮報告了《應時而生：明代童試之濫觴、發展與成形》，認為明代學校不僅有優厚的養士之策，且有出貢、應科舉等上升渠道，吸引大量讀書人爭相進入。

（二）清代科舉研究

清代科舉是整個科舉學研討會中，探討最多的朝代。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劉希偉作了題為《清代科場競爭：鄉試錄送規制摭探》的報告，認為清代鄉試中存在擇優錄送與均衡錄送的矛盾問題；按制度設計的本意，科試是學政調控不同地區鄉試考生人數的基本樞紐，清朝各時期鄉試規模緊縮和擴張程度不同。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后張琬容作了題為《清代科舉考場中的神圣審判與宗教教化》的報告，認為召請神鬼降臨是對文人道德水平的審判。官方的價值判斷體系與宗教的道德倫理系統在科舉考試的考場中實現了一種奇妙的融合，構成了神異的敘事空間。上海大學歷史學系講師葉鵬報告了《清代學政履職的知識來源》，認為典章、官箴、檔冊等文本，加之幕友、仆役、前輩學臣織成的人際關系網絡，共同搭建起了督學知識的基本框架，使得學政能夠快速掌握好工作的內容。中國社科院古代史所清史室副研究員吳四伍作了題為《清代科舉全國鄉試經費開銷實證研究——以乾隆四十二年為例》的報告，以乾隆四十二年全國各省鄉試舉辦及其經費核銷為主題，考查順天、江南、陜西、江南、河南各省的科舉經費執行狀況，檢討清代科舉舉辦跟地方財政的復雜關系。西安理工大學曲江校區講師王衛作了題為《清代中央部院大臣的人數、族籍與出身情況初探》的報告，重點介紹了九成以上民人部院大臣為科甲出身，而旗人部院大臣科甲出身者不到三成，不同部門間部院大臣的出身情況也有較大差異等情況。河北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張森、教授劉虹報告了《清代順天鄉試外簾官研究》，認為順天鄉試外簾官選派有注重官高威大、中央屬性強、業務能力突出等管理特征，如此演變是不斷適應京城科場復雜變化之需要和結果。

對于清代科舉的殿試研究，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副系主任李林以《清代武科殿試考卷的體式、內容及其釋讀路徑——基于111 份新見試卷的考察》為題進行了報告，認為對新見清代武科殿試考卷展開實證考察，不僅有助解析其試卷的物理形制、印制與書寫體式、應答內容及其關鍵變遷，還可考論其中所見武科進士群體的基本特征。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木洲以《清乾隆與光緒年間狀元殿試卷之比較——基于詞頻的統計與分析》為題作了報告，認為乾隆、光緒兩朝的殿試策問與對策內容在治國總論、吏治政風、民生大計、經史學術、武備籌邊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溫州大學教育學院講師毛鵬程、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博士后朱沛沛作了題為《清乾隆朝調改會試與殿試時間考述》的報告，認為調整考試時間是乾隆朝決策者對科舉制進行的一項重要改革舉措。乾隆朝確定了會試與殿試最終的考試時間，成為清代中后期百年基本不變的成例。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蘇東坡書院）講師潘志剛以《論清代殿試策的衡文標準》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清代殿試策注重“明體達用”“文義醇茂”，“明體達用”是對殿試策的根本要求。清代殿試策的衡文標準，同清代八股文的衡文標準一道，構成清代科舉文學評鑒體系的主要部分。

在清代少數民族和偏遠地區科舉的研究方面，遵義師范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院長郗玉松教授報告了《清代土司地區推行科舉及影響研究》，認為土司世代承襲，土司本人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但土司子弟可以參加科舉考試“鼓舞宜亟”，朝廷對西南少數民族參加科舉考試提供優惠政策。江蘇徐州獨立學者季洪斌以《清朝甘肅丁酉鄉試“策問”五道題淺析》為題作了報告，認為從鄉試策問的考試內容，可以看到考生除學習“四書五經”外，還掌握了哪些知識，考生的閱讀范圍、考生復習的信息來源、知識面。上海應用技術大學教授梁志平報告了《安撫與向化：清代少數民族單設學額變遷考釋》，認為清代“科舉必由學?！?，入學成為生員有學額之限。故學額制度是清代政治文化資源在州縣進行空間配置的重要載體，學額的分配實質上是國家資源和權力在基層的分配。昆明學院副教授董雪蓮和隋鑫以《清初云南科舉政策的推進及影響》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清廷對代表民望的“士”階層尤為重視，在科舉方面進行了大力推進，實行了諸多優惠政策。

對于晚清科舉研究，大連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夏剛以《晚清院試覆試研究》為題作了報告，認為晚清時期，院試覆試并非一場考試，而是包括系列考試，一般包括兩場覆試，一是草榜發出后決定是否錄取的覆試；二是已經決定錄取后，童生到官學辦理手續后，再到學政衙門參加的考試。山東理工大學齊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張艷麗的報告是：“清末《管子》輕重理論的評價與反思——以光緒癸卯（1903）廣東鄉試‘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論’題卷為中心”，認為《管子》輕重理論在晚清的傳承和地位獨特，也從科舉學的角度梳理廣東士子對傳統經濟方略的看法，及對時局和社會變遷的應對態度，展示讀書人期望救亡圖存、嘗試對接“西學”以更好促進社會發展的家國情懷。江蘇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講師呂光斌作了題為《對譯互解與知識再構：晚清來華傳教士所編英華/華英雙語詞典對科舉知識的生產》的報告，認為雙語詞典整體上對外展示了科舉核心知識、運作機制與科考功能，在傳播和普及科舉知識方面起到了基礎性作用，成為認知科舉制的窗口，也形塑了中國教育外在形象。湖北美術學院公共課部副教授江俊偉作了題為《從近代知識與教育轉型看明清官學“科舉化”》的報告，認為傳統的“四部”知識分類被來自西方的學科分類體系取代，明清官學在形式上的消亡，并不意味著它對當代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毫無鏡鑒意義。湖州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講師蔡正道、碩士生孫家康作了題為《晚清粵籍考生在順天鄉試中的秀異表現及其原因與后果》的報告，認為同光時期順天鄉試中粵籍舉人的成長主力主要來自廣州府的監生，并且其考取進士的比例遠低于此前幾個時期的前輩們，甚至還在后來發生了科場案。

七、科舉對世界的影響

科舉制的東漸和西傳體現了其對世界的影響。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水上雅晴報告了《日本科舉類考試制度研究發展的可能性》，認為日本過去實行過類似科舉的考試制度兩次。一則公元7 至8 世紀之際，日本引進中國的律令制度，模仿唐制施行貢舉制度。二則1792 年，江戶幕府試開始實行“學問吟味”和“素讀吟味”的考試制度。廈門大學外文學院博士生梁曦、廈門大學外文學院教授吳光輝以《琉球使者·科舉教化·儒學傳承——論多元身份視域下的程順則》為題作了報告，認為17 世紀以來，琉球定期派往中國、日本的使節團不僅要完成“進貢禮儀”這一政治性使命，還要承擔收集兩國的政治?經濟內部情報、并向本國進行報告的任務，同時亦積極攝取宗主國的文化藝術，以便向本國介紹。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講師王侃良以《日本近世“童科”考試漢文訓讀法標準考》為題作了報告，認為18 世紀末日本實行“寬政改革”，幕府模仿中國科舉制中的“童子試”推出了官方人才選拔考試“素讀吟味”，亦又作“童科”，旨在考查幕府中下級武士適齡子弟是否具備運用漢文訓讀法正確誦讀漢文的學力。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下屬陳仁宗院研究員潘青皇報告了《越南后黎朝科舉世家考》，認為黎朝在越南歷史及科舉史都扮演重要的角色。黎朝時期，越南國家意識在全面穩定中發揮作用，精英分子在有意識地選擇儒學作為中央集權的最好的工具，并且培養出大量的進士人才。

與會學者探討較多的，就是朝鮮的科舉研究。韓國首爾大學魁章閣韓國學研究院教授樸賢淳報告了《朝鮮后期親臨試的選拔法》，認為聚焦到朝鮮后期，居于其中心就是親臨試。親臨試是白日場舉行的考試，當天公布合格者名單，采取即日放榜的形式，是最簡潔形式的文科考試。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教授楊齊福以《朝鮮時期士人“停舉”現象述論》為題作了報告，認為出現“停舉”現象有考試失敗、或以惡科舉、或被迫應試、或身體弱、或政爭險惡、或其他因素而停舉。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陳龍作了題為《明清與朝鮮王朝殿策選才觀比較研究》的報告，認為明清與朝鮮王朝帝王對人才的重視直接體現在殿策中，兩國殿策多次以人才的培養、選拔和管理等問題考查應試者，形成了不同的人才觀，凸顯出殿策在域外傳播、發展和豐富的成果。安徽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講師李振政報告了《李氏朝鮮科舉制與中國的異同考辨》，認為朝鮮李朝和中國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都是以考試選拔官員的方式來維護政治體制和社會穩定，這一基本功用是相同的，但其具體實施方式和理念卻有所區別。山東師范大學黨委宣傳部講師張曉波作了以《朝鮮王朝科舉榜目舉隅》為題的報告，認為科舉榜目是記載科舉及第者身份信息的名簿，朝鮮王朝所留存的科舉榜目數量多、時間長、種類全，可分為分年榜目、分科榜目、地方榜目。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張振宇、寧波大學教育學院副研究員凌磊作了題為《從科舉到修學能力考試：韓國考試文化之流變》的報告，認為韓國考試文化隨時代變化呈不同特點，即古代的“考而優則仕”、近代的“為半島光復而考”，以及現代的“無所不用其極為考”。

結語

第一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是2005年9 月即中國科舉制度廢除100 周年之際舉辦的。之后，每年都舉行一次或一次以上的科舉制與科舉學研討會。特別近兩年，在各方的努力下，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取得了歷史性突破，去年的第二十一屆科舉學研討會，線上觀會人數最多，多達近3 萬人次。今年的第二十二屆科舉學研討會更是規?？涨暗膰H科舉盛會，連同出席開幕式的各級領導等，現場參會人員近300 人。正如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研究分會主席團主席劉海峰教授在閉幕式總結所說的，這次科舉學研討會創了規模最大、提交論文最多、一個地方主辦科舉學研討會次數最多、考察科舉文化線路最多的四個記錄，盛況空前。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中，深植于文化傳統的科舉學具有遠大的發展前程，正逐漸成為傳統文化領域中一門方興未艾的專學。也正是因為科舉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最典型的中國式考試制度，現在要推進中國式考試現代化，就必須了解和研究歷史上的科舉考試，這樣才能無愧于發明考試的中華民族的祖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