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進口與中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

任麗穎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北京 100070）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以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階段，穩定消費增長、促進生產向消費的正常轉化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必要環節。與此同時，推動全社會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轉變，實現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有利于倒逼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為經濟增長提供強勁內生動力，推動經濟朝著高質量方向發展?？缇畴娚套鳛橐环N新業態，通過消費性互聯網平臺，將國內消費市場與國際市場相連接，為我國釋放消費潛力、促進消費升級提供了新的解決路徑。相較于傳統線下國際貿易，跨境電商通過互聯網將市場整合在一個便于訪問的平臺上，加速了信息流通?；诖髷祿惴?，平臺根據消費者的搜尋行為提供個性化推薦，促進了買賣雙方的匹配[1]，通過降低消費者交易成本，擴大了消費者選擇范圍，助推消費升級的實現[2]。

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規模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在現有研究得到了較為一致的證實。如張夏恒、趙崤含等的研究結論表明跨境電商進口對接了國內的需求端，內向集成了全球資源，擴充了進口商品品類，改變了消費主體行為與決策方式，推動了國內消費擴大與升級[3-4]。但關于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結構影響的研究結論卻不具有一致性。高笑的研究發現，跨境電商進口并未有效改善居民消費結構，而是提高了居民基本生活型商品和生活改善型商品的消費比重，體現為食品、衣著、生活用品以及醫療保健類商品的消費支出顯著增強，而發展享受型商品支出占比并未受到跨境電商進口的明顯影響[5]。唐紅濤和胡婕妤的研究結論與其相似，發現跨境電商進口降低了非生存型消費結構占比[6]。張贈富改變了回歸方法，使用半參數分位回歸方法分析了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規模和消費結構的影響，同樣發現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是由于居民消費結構主要受其原始消費結構的影響[7]。然而，張雪鵬的研究則證明跨境電商進口對于消費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8]。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關于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影響的研究較少，且大部分研究聚焦在宏觀國家層面，未從省級層面出發探討跨境電商的經濟效應。已有研究中有關跨境電商進口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二者間的關系，尚未形成一致結論。作為對現有文獻的補充，本文使用省級面板數據模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基于跨境電商進口物流模式對進口規模的度量指標進行了改進，利用更加貼合跨境電商進口實際發生額的變量進行了固定效應回歸，研究跨境電商進口對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

二、理論分析

作為中國巨大消費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鏈接，跨境電商進口對接了國內外的需求與供給，從消費能力、消費方式、消費體驗、消費對象等多層面驅動中國消費增量，對于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分析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機理。

1.增加有效供給

首先，跨境電商依托互聯網的發展降低了廠商進入門檻，大量中小型、微型企業的涌入，以及海外高端消費品牌的引進，極大地擴充了消費者可交易的高層次商品的數量及種類[8]。其次，跨境電商搭建了線上的可視化進口平臺，提供了多重搜索及信息展示等功能，創新了消費場景，最大限度滿足了消費者對于獲取商品信息的需求，節省了線下貿易中的交通成本，降低了因文化差異、溝通障礙導致的交易不確定引發的貿易壁壘，交易效率顯著提升。最后，跨境電商在進口境外商品的同時，利用互聯網平臺不斷挖掘用戶需求，整合了國內外的消費動態，利用互聯網的營銷手段不斷向國內消費者傳遞國外消費理念，進而滿足國內消費者高端化和差異化的消費需求[3]，實現我國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發展。

2.提高收入水平

跨境電商降低了廠商的進入門檻，帶動了大量中小型外貿廠商和人員的就業，增加了外貿收入。另外，作為一個新興產業，跨境電商的發展需要多產業支撐，由此創造了一個跨境電商產業鏈，橫跨金融、制造、物流等諸多行業，會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并且驅動就業的轉移，從而擴大社會收入分配的覆蓋范圍，增加居民收入[4]。作為消費的決定性因素，收入的增加會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挖掘消費者更高層次的消費需求?？缇畴娚虒Ξa業結構進行調整，還有利于促進分工的專業化，提升勞動者素質，驅動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

3.降低消費門檻

基于我國城鄉以及區域發展不平衡這一客觀存在的現實原因，在傳統貿易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的居民普遍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海外消費品，但其他地區消費群體巨大的消費潛力未被挖掘，這阻礙了消費結構的調整。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跨境電商能夠突破地域限制，降低居民消費門檻，有效打破消費者與進口商品之間的壁壘，對縮小城鄉消費差距、實現全社會的消費結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三、研究設計

1.模型設定

為了檢驗跨境電商進口對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本文構建了如下的基礎回歸模型：

其中，Construit表示i省份在t年的消費結構升級情況，GMVit表示i省在t年的跨境電商進口規模，Xit表示影響消費結構升級的相關控制變量，μi為個體（省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2.數據和變量

本文采用全國31個省份2003—2016年的均衡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被解釋變量消費結構升級中的食品消費支出，核心解釋變量中的各省份快遞業務量與全國快遞業務總量以及各個控制變量的原始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核心解釋變量中的全國海關進口消費品總額基于中國海關數據庫數據統計得出。

（1）被解釋變量：消費結構升級（Constru）?，F有研究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度量的基本思路是依據居民需求層次的提高衡量消費結構升級。相關指標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將國家統計局分類的八大類家庭消費性支出，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為不同等級，用高級別消費支出在總支出中的占比提高反映消費結構升級[9-11]。第二大類，也是國際通行的指標，以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即恩格爾系數反映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12]。目前我國跨境電商進口仍以實物商品為主，發展與享受型消費中的交通通訊以及服務型消費在跨境電商的統計口徑下規模較小，使用第一類指標會產生度量偏差，相比較而言，以恩格爾系數為基礎度量更加符合國際通用的消費結構升級的標準，也契合了跨境電商進口場景，能夠減小結論與現實的偏差。因此，本文以“1-恩格爾系數”衡量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情況，通過恩格爾系數的減小，“1-恩格爾系數”值的增加反映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

（2）核心解釋變量：跨境電商進口規模（GMV）?？缇畴娚痰囊幠？刹扇】缇畴娮由虅帐袌隽闶凵唐奉~進行衡量，但由于缺乏省份層面對于跨境電子商務市場零售商品額的數據統計，因此需要尋找替代變量對跨境電商規模進行衡量。眾多學者通過快遞業務量/收入進行加權或分解生成跨境電商市場規模的替代變量。例如唐紅濤和胡婕妤以各省份跨境快遞收入與按目的地貨源分類的貿易進口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的乘積對跨境電商進口規模進行衡量[6]；張錫寶等則是選取城市的對外貿易量和實際利用外資額對快遞總量進行分解，以分離出的跨境快遞量來衡量跨境電商發展程度[13]。但跨境電商物流并非單純僅涉及跨境快遞，國內消費者對于跨境電子商務市場商品的消費最終是通過國內物流實現的。因此，只關注跨境快遞業務是不全面的，會導致計算出的跨境電商進口規模與實際發生額存在一定的偏差。本文以前人研究為基礎，對全國海關進口消費品總額進行省級層面的拆分，以各省份快遞業務量占全國快遞業務總量的比重作為權重，對跨境電商進口規模進行衡量（見式1））。

（3）控制變量。為降低遺漏變量產生內生性問題，確?；貧w結果的無偏性，本文基于消費理論，選取了經濟發展水平（pgdp）、政府干預（gov）兩個宏觀經濟指標和受教育程度（edu）、少兒撫養比（cdr）、老年撫養比（odr）以及城鎮化水平（urban）這四個刻畫人口結構、人口分布等民生層面的指標。詳細說明見表1。

表1 控制變量說明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2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1.基準回歸

本文在基準回歸前使用Stata15 進行了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最大為5.97，最小為1.30，均值為3.34，均遠遠小于臨界值10，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進而通過F檢驗排除了混合回歸模型；接受Hausman檢驗結果，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中最終確定以固定效應回歸。此外，為消除異方差的影響，本文對各變量均進行了對數化的處理。

本文在核心解釋變量的基礎上逐步加入控制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由表3 可知，跨境電商進口規模對于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僅加入核心解釋變量的模型中，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068，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產生正向影響。而隨著控制變量的逐個加入（模型（2） — （7）），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始終顯著為正，并且在加入控制變量的過程中，系數逐漸穩定在一個固定水平，并在1%水平下顯著，反映了模型估計結果的穩健性；隨著控制變量的加入，R2值也逐漸增大，意味著方程預測的準確性逐步提高。該回歸結果對跨境電商進口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理論機制進行了有效驗證?？缇畴娚踢M口通過增加有效供給、提高居民收入、降低消費門檻，擴充了消費對象，提升了消費者福利，改善了居民消費體驗，實現了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也基本符合預期：經濟發展水平（pgdp）對消費結構升級表現為顯著的正向影響?？坍嫿洕l展水平的人均GDP同時反映了居民收入水平，收入是消費的前提，收入水平的高低決定了消費能力的高低，并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信心與消費潛能。因此，居民消費結構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優化。受教育程度（edu）對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由于受教育程度會影響消費者對于信息的獲取及篩選，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消費者能夠更加準確地在網絡平臺上甄別信息，更好地駕馭互聯網平臺，利用豐富的信息和便利的購物環境做出更優的消費決策，從而實現消費結構的升級。描述人口年齡結構的少兒撫養比（cdr）與老年撫養比（odr）兩個控制變量在本文的回歸結果中表現出其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正向影響。另外，少兒撫養比相較于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果更加明顯。根據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少兒和老年群體屬于純消費人群，少兒和老年人群的增加，將會顯著增加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支出，從而推動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升級。城鎮化水平（urban）同樣表現出對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升級顯著的推動作用。城鎮化的推進將會顯著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從而通過收入的增加直接影響居民消費行為，促進消費需求的優化升級。然而，政府干預（gov）對消費結構升級未表現出顯著影響，一方面可能是政府財政支出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等民生方面，并不會對居民消費行為直接產生顯著的影響；另一方面可能是消費升級更多需要借助市場的力量，需要市場提供多樣化的產品，而地方政府的干預并不能代替市場發揮作用。因此，政府干預沒有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

綜上，基準回歸結果表明，跨境電商進口對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2.穩健性檢驗

（1）替換變量。本文通過改變核心解釋變量的度量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利用不同的數據與測算方法對跨境電商進口規模進行衡量，參考唐紅濤和胡婕妤的度量方式[6]，按照式2）得到新的跨境電商進口規模代理變量GMV：

回歸結果見表4 模型（1） — （2），模型（1）結果表明，替換衡量指標后的核心解釋變量仍然在1%的置信度水平上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貧w過程中發現，在加入所有控制變量后，核心解釋變量不再顯著，而剔除政府干預（gov）和少兒撫養比（cdr）這兩個變量后（見模型（2）），核心解釋變量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對消費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其余變量均顯著地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貧w結果在驗證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的同時，也反映了本文對于核心解釋變量設置的合理性。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統計

（2）內生性檢驗?？缇畴娚踢M口驅動中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同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潛在需求增長也會反向促進跨境電商進口的擴大，由此帶來的雙向因果關系，會產生內生性，帶來有偏估計。為避免因內生性問題導致的估計偏誤，本文以跨境電商進口規模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運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基準模型進行估計，表4模型（3） — （4）結果表明所得結論與前文估計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即跨境電商進口對消費結構升級的回歸系數仍然顯著為正，并且除基準回歸中不顯著的政府干預這一變量，所有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符號與表5相同。對選取的工具變量進行弱工具變量檢驗后發現，KPW rk F與CDW統計量均遠大于10，因此可以視該工具變量為較合格的工具變量。

表5 分區域回歸結果

（3）異質性分析。一是異質性區域。從全國范圍來看，跨境電商進口促進了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但考慮到全國不同區域在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消費習慣等方面都存在著差異，本文將31省份按照東、中、西部劃分，進行分地區的異質性分析，檢驗回歸結果在不同的區域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回歸結果見表5。表5 中，（1）、 （3）、 （5）列使用OLS估計方法檢驗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2）、 （4）、 （6）列展示了使用2SLS估計方法的回歸結果，發現東部和中部地區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起到促進作用，但西部地區回歸結果不顯著。其原因在于：首先考慮到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居民對于商品的需求更多地停留在性價比以及實用性，還未過分追求高品質以及多樣化；其次，由于西部地區地理位置的原因，物流配送的時效性相較于東部及中部地區較差，加之西部地區的跨境電商市場規模較小，因此跨境電商進口對于西部地區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作用并不顯著。

二是異質性消費群體。為了檢驗跨境電商進口對于不同消費群體消費結構的影響，本文進一步以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指標均值為門檻，將樣本分為兩組：低于均值的表示恩格爾系數較高，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空間較大。表6展示了OLS和2SLS估計方法下的回歸結果，發現在處理內生性前后，高于均值的樣本均表現出消費結構升級受到跨境電商進口的顯著性影響，低于均值的居民消費結構受跨境電商進口的影響并不顯著。其原因在于，恩格爾系數較低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高收入水平，具備更強的消費能力，受教育程度也普遍較高，其對于跨境電商的接受度與使用度更高，這為其消費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奠定了基礎。

表6 分消費群體回歸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03—2016 年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研究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實證結果顯示，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這一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群體異質性與規模異質性：中部地區居民消費結構受到跨境電商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并沒有明顯的影響效果；至于處于不同消費結構下的群體，恩格爾系數較低的居民群體，其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受到跨境電商進口的影響更為顯著；跨境電商進口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在高于跨境電商進口規模均值的樣本中具有顯著性，但對低于均值的樣本不顯著?；谝陨辖Y論，本文提出對策建議如下：

第一，深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數字基礎。數字技術是緩解信息不對稱的本質基礎，跨境電商的發展也高度依賴于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當前，我們正處于向數字化轉型的加速期，數字基礎設施逐漸成為人們生產生活中的必備要素與資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因此，應大力深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營造良好的交易環境，提高交易透明度，進一步改善居民在跨境電商平臺的消費體驗，從而增強消費信心，在推動跨境電商發展的同時助推居民消費結構優化。

第二，加快推動西部地區跨境電商產業發展?？缇畴娚虒ξ鞑康貐^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驅動效果并不明顯，但西部地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有重要和獨特的區位優勢，在跨境電商發展方面仍具有較大潛力。因此，應大力支持西部地區搭建更適合跨境電商發展的環境，結合本地特色優勢，著力培育適合本地特征的跨境電商模式；可基于西部地區的稅收優惠及財政補貼等優惠政策吸引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跨境電商企業及配套產業的相關企業[14]，促進西部地區跨境電商產業的快速發展，發揮其對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積極作用，從而挖掘西部地區的消費潛力，擴大內需，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