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塊莖”理論視域下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的共生
——基于朔門古港遺址與溫州城市空間有效銜接的探討

陳一奔，劉 暢

（1.中南大學出版社，長沙 410083；2.溫州商學院，浙江 溫州 325035）

對于當今世界而言，特色文化已然成為現代社會中的優勢文化。在構建文化軟實力的過程中，當地特色的建筑設施、街區風貌、歷史遺跡等元素均會成為重要的表現因素，對于地域特色文化的創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該地的社會和經濟效益[1]。當然，地域特色文化的提煉與傳播并非易事，其集中地凝結于當地的物質文化遺產（也稱“有形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中。其中，一些物質文化遺產往往會在歷史發展的變遷與城市空間的迭代中散布在現代的城市空間中，與城市景觀共生共存[2]；還有一些則會被歷史所掩埋，或成為遺跡，或就此消失。

2022年9月28日，國家文物局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發布會，溫州（朔門）古港遺址項目名列其中；2023年3月28日，溫州（朔門）古港遺址項目成功入選2022 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宣告了這一發現的歷史價值。該古港遺址位于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望江東路東首（見圖1），在溫州古城北大門——朔門之外，北鄰甌江，與江心嶼的東塔、西塔隔江呼應。該遺址中發現了古城水、陸城門相關建筑遺跡，以及成組碼頭、磚鋪道路、水井、灰坑等保存較好的古代遺跡，各類遺存年代跨度從北宋延續至民國時期[3]。根據有關部門的相關規劃，朔門古港遺址之上將建設遺址公園，并打造成為浙江歷史文化的金名片，為海上絲綢之路申遺體系的構建添磚加瓦。在社會發展與城市空間形態動態轉化的當下，這座擁有著濃厚底蘊的歷史遺跡如何與充滿現代活力的城市空間和諧共生，成為豐富城市面貌的特色景觀而非破碎割裂的異質存在，這座蘊含著地域特色的古港遺址如何與文化軟實力建設有效銜接，成為展現“溫州故事”以及“海絲”文化的有力抓手，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圖1 溫州朔門古港遺址示意圖

一、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共生的理論依托

與歷史遺跡及歷史街區保護相關的研究早已有之。其中，空間研究成為保護策略和景觀設計的關注點之一。

1.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的研究

早在1996 年，斯坦伯格（Florian Steinberg）的《發展中國家城市遺址的保護與再生》（“Con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urban herita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4]和李新祿（Sim Loo Lee）的《城市保護政策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新加坡的案例》（“Urban conservation polic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case of Singapore”）[5]兩篇文章就將“遺址”“城市”“空間生產”三者進行關聯研究。斯坦伯格認為，“城市遺址保護與現代需求不僅不會產生矛盾，反而可以促進各自需要的物質環境和空間功能的生產”；李新祿指出，“遺址的保護利用能夠促進遺址地區商業活力的恢復”[6]。由最初的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出，無論是對于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①APEC宣布，從1996年1月起，新加坡成為發達國家。而言，均可以將看似異質的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相互銜接，實現兩者之間的共生發展，這些分析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同時，國內的相關研究在審視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兩者的關系時也著重考慮其間的共生關系，尤其是在近幾年的研究中，這一意識更加集中而具體地表現了出來。如劉睿在《宜賓城區白酒老作坊的空間分布研究》一文中，便針對遺址文化景觀位于城鎮內的這一特殊性，指出應當結合城市格局、周邊文化遺存等因素進行整體打造和保護[7]；王青嵐、安磊則從城市發展與空間演變的脈絡入手，解析鄭韓故城與新鄭市相互沖突、相互依存的關系[8]；楊靜、成玉寧指出，由于歷史遺存作為曾經的存在，在空間上與現實環境存在重疊性和矛盾性，而破碎化是遺址的空間共性特征，應當正確地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9]；等等?？偟膩砜?，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相對集中地關注城市遺余空間（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被忽略的空間）[10]的微更新策略。

2.“塊莖”理論與城市空間的契合

德勒茲的哲學理論運用了大量的喻體來闡釋抽象的哲學思維，其建立了空間與環境異質、開放、生成的關系模型，以多維度詮釋了哲學與環境、空間、地理學、藝術、語言學等之間的關系。因此，許多建筑學領域的學者將德勒茲的相關哲學理論引入本學科內，為當代復雜建筑空間關系的思考及建筑形式的創新提供了可借鑒的思維模型，為生命時代建筑與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提供了可操作的關系模型[11]。隨著對城市認知的不斷細化，如今的城市對于研究者而言并非一個僵化的固體，一些學者也將城市看作是一個復雜的生命有機體。于是，有學者便將“塊莖”這一富有生態性的哲學理論引入城市研究之中，如王運茲便探討了城市遺余空間“塊莖”式更新設計[12]。對于歷史遺跡而言，其一定程度上具有與遺余空間類似的特性，但與這類空間不盡相同的是，歷史遺跡與城市的共生是一種隨機性（難以明確判斷出現的區域）與必然性（需要對此進行保護）的疊加，不能一除了之?；诖?，本文借助“塊莖”理論，將歷史遺跡和城市空間看作是“塊莖”和其存在的生態系統，探討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共生的景觀呈現及可行路徑。

“塊莖”（rhizome）一詞由兩位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和菲力克斯·加塔利于《資本主義和精神分裂：千高原》（1987）一書中提出。德勒茲將塊莖看作是一個由一系列同步發揮作用的不同的線條構成的空間（見圖2[13]）。在這個空間里，“塊莖”的每一個任意點都通過線條與其他的任意點相連接。換言之，空間就是由不同的點相互作用的一種關系，而“塊莖”也就是從這種空間里生成的。同時，“塊莖”空間的每一個點都是一個差異的存在。事實上，德勒茲也把這種差異的存在視為本體，而且這種差異不需要其他任何東西作為基礎。質言之，每一個事物或事件本身就是差異[14]。它們呈現出開放性、非中心、無規則、多元化的形態[15]。其最為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始終具有多重入口[16]。與傳統有層級、有中心的“樹枝”形態相比，“塊莖”構想的邏輯方式與現今的互聯網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偏向于網絡結構。因此，也有學者稱“賽博空間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千高原’”，以其具有的瞬息同步性、多媒體性、超鏈接性、虛擬性、互動性等特性，不斷創造、拓展新的空間[17]。

圖2 “塊莖”結構示意圖

城市空間作為一個生態有機體也具有如同“塊莖”一般的結構。隨著城市發展進程的推進，其內部功能區的分化也越來越明顯。如居民區就是由不同的點狀的住宅樓構成的塊狀區域，而商業區是由不同的點狀的商業樓構成的塊狀區域。同一區域內不同的住宅樓、商業樓雖有類似的形態、屬性，但也提供著不同的服務、面向著不同的人群，呈現著差異化的特征。同時，這些功能區也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城市的發展表現出差異化的屬性。并且，為了完成各種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人們在城市的各功能區之間移動?？傮w而言，城市空間呈現出了一種“塊莖”式的網絡結構。

二、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共生的景觀呈現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經濟的發展，歷史遺跡往往與現實空間存在著“空間上有重疊，時間上有差異”的現象。然而，考慮到城市空間景觀的統一面貌以及歷史遺跡文化傳承與歷史保護的價值，勢必得在一定破碎化程度的基礎上，將這些異質性空間統一于整體的城市空間中。正如德勒茲的理論中描繪的那般，這種多樣性與異質性不僅存在，還會統一于“多元體”之中，整個生態系統要承認和接納其存在[18]。

1.破碎化的城市景觀

第一，城市發展變化使得城市景觀不斷被解構，這種解構一般分為積極性、平衡性與破壞性。其中，破壞性結果代表著景觀要素之間的關系不再牢固穩定，整體景觀結構產生消極作用，甚至會導致城市景觀空間的破碎[19]。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飛速發展，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風格對我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偟膩砜?，“中國文化價值的天平一直傾向境外設計的一方”[20]。在這種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之下，城市發展普遍面臨著文化失語與文化迷失的雙重困境，甚至一些民族地區的城鎮化建設也一味地貪大求洋、拆舊建新，人為地毀掉了許多具有傳統文化記憶的舊建筑，導致出現了所謂“千城一面”的現象[21]。無序的城市用地開發和設計較為單一的空間功能使得原本的城市景觀受到影響，呈現出“城市景觀異質性”的特征，即景觀單元之間、景觀功能與城市生態間的關聯度呈現變異。例如任維、張雪葳、李房英等運用景觀破碎度分析研究方法對溫州三垟濕地鄉土景觀進行研究時發現，具有悠久的傳統人居環境營建歷史的三垟濕地，在2012—2017 年五年間，內部的傳統建筑空間降幅明顯，呈現被空地與現代建筑空間蠶食的顯著趨勢[22]。

第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也拓展了城市的邊界，相應的城市景觀格局也在發生變化，使得城市景觀呈現出“高度破碎化”的特征，即眾多的景觀單元、板塊被人工分隔[23]。理想意義上的城市具有較為明確的功能分區，住宅、商業、工業較為均勻、恰當地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區域中，并圍繞著一個相對固定的中心。隨著中國飛速的城鎮化發展，為了滿足城市擴張及人口涌入的需要，城市中心并不一定會始終保持不變，或直接進行轉移，或呈現出多中心網絡化的特征。在這一過程中，各功能分區也逐漸分化，主要表現為原有的舊城區、工業區解體，逐漸成為城市的遺余空間[24]，其包含了空置、廢棄的建筑、場地，被地面、高架道路切割的角落等空間。城市文化景觀未能自然地形成連續、均好、多元且適度破碎的景觀格局，甚至于一些新建的現代化小區穿插于老城、古城之內，破碎化現象越來越突出。相較于這類可以通過拆遷、改造等多元化手段進行解決的遺余空間，歷史遺跡所呈現的更多是相對固定性，通常不可移動且功能單一，成為影響現代城市空間破碎化的不穩定因素。這種不確定性就導致了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之間無法完全做到超前規劃，就如同本文中朔門古港遺址的開掘一般，其改變了溫州市正計劃進行的城市道路隧道工程。

因此，探索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和諧共生的路徑需要進行諸多考量，本文意圖在將歷史遺跡視為“塊莖”空間的基礎上，使其既可以表達歷史遺跡的豐富文化內涵，又能與整體的城市空間相融合，形成既異質又統一的共生景觀。

2.區塊性的城市空間

美國城市規劃理論家凱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中指出，“一個可識別的城市就是它的區域、道路、標志易于識別并又組成整體圖形的一種城市”[25]。倘若將一座城市視作是“媒介-建筑復合體”的話，那么城市空間中的建筑、交通、歷史遺跡等都將成為特定的媒介符號，增強該城市的可識別性，凝聚城市形象的內涵[26]。人們可以通過這些可識別符號以及整體結構來對城市建立印象[27]?？梢哉f，城市的標志性建筑是城市文明的體現，通常提及標志性的建筑就能使人們想起這個城市[28]。正如人們看到故宮、天壇會想起北京，看到外灘、陸家嘴的建筑群會想起上海，看到三潭印月會想起杭州，看到解放碑會想起重慶一樣。21 世紀以來，諸多城市在城市有機更新的觀念中有所改善，多著力打造統一的、集中布局的城市景觀，以形成區塊性的、較有辨識度的城市景觀。如建設中央商務區（CBD）、打造歷史文化街區等，這些行為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塊莖”的理念[29]。此外，移動智能終端、社交媒體平臺的發展更加劇了這一趨勢，媒介視野與受眾審美更聚焦于區塊性的城市空間，推動著城市形象塑造媒介化、平臺化、網紅化[30]。具體表現為：在數字化媒體時代，人們認識城市空間的途徑與方式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人們通常不會以全景化、縱覽式的視角去觀察城市空間，而是通過諸如短視頻的媒介手段，以片段式、場景式、區塊性、碎片化的呈現方式對城市標志空間、名片場景等進行多元的認知[31]?；谶@類亮點式、特色化的區域，異地游客能夠形成對于另一城市的了解、認知，進而可能產生旅游行為。

在2022年之前，“詩畫山水，溫潤之州”曾是溫州的旅游品牌與宣傳口號，被多次提及。不過，在2022 年2 月23 日至26 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溫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千年商港，幸福溫州”一語被寫入溫州市黨代會報告，成為溫州新的城市定位[32]。之后，隨著朔門古港遺址被發掘，這一口號不再僅限于精神層面的“溫州千年歷史和千年文脈”與“溫州港通天下的城市潛力”，而是更被賦予了現實性的物質寄托，真正指向了一個實體存在的具有千年歷史的商港。相較于以往傳播“詩畫山水，溫潤之州”時常使用的江心嶼雙塔形象（見圖3），“千年商港，幸福溫州”似乎難以通過具體的符號表征去呈現，“千年”“港”等元素也難以像“詩畫”“山水”一般直接體現于擁有“中國詩之島，世界古航標”內涵的江心嶼雙塔形象之中，而朔門古港遺址的出現恰恰讓這一話語能夠有所依托。倘若能夠將朔門古港遺址視為特色性的區塊城市空間，成為溫州未來的標志性建筑，讓這一物理空間與“千年商港，幸福溫州”的精神話語密切連接，那么溫州文化與溫州形象在數字化媒介盛行的當下也將更加具體。因此，作為反映城市特色并有效提高城市辨識度的城市文化景觀，朔門古港遺址如何多維度地、和諧地納入溫州城市空間，必須得到高度關注，以此強化溫州文化、溫州形象的實體性與傳播力。

圖3 溫州各標識中的江心嶼雙塔形象

三、歷史遺跡與城市空間共生的可行路徑

對歷史遺跡空間的改造既要使之與城市區塊和諧，又要注意對歷史遺跡的保護?！皦K莖”理論具有聯系性、異質性、多元性等基本特征[33]，提供了一種具有適應性和靈活性的網絡結構，能夠與歷史遺跡本身的特性相銜接，并以一種指導性的視角為其提供一種重新融入現代城市空間環境的思路。

1.強化聯系性：打造“白鹿銜花”“宋韻甌風”綠道的關鍵節點

第一，在觀念上要做好歷史遺跡區塊的定位，其應當是一個節點，而并非一個末梢。德勒茲的“塊莖”理論強調，各區塊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著的，而是能通過任意的方式相互連接。這為歷史遺跡融入城市空間提供了一種先決性的思路。目前，國內的歷史遺跡多以博物館、紀念館的形式存在。倘若僅僅將其作為單一形式的遺跡保護地來呈現，則難以吸引居民和游客頻繁前往，也難以與其他區塊之間產生空間上的有效連接，甚至會使其成為城市空間中的“孤島”。因此，為了降低該類區塊的孤立性，相關部門在對存在歷史遺跡的城市空間進行設計規劃時，需要有意識地注意該區塊與其他區塊的外部聯系性。對于溫州朔門古港遺址而言，其蘊含著溫州記憶、歷史記憶、“海絲”記憶等多重元素，不僅是居民城市生活的組成部分，也是宋韻文化、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見證，應當將其作為溫州古城歷史文化旅游帶的重要樞紐和關鍵節點來看待，在規劃上便需要事先考慮其與城市要道（解放街、望江路）、生活環境（居民小區、濱江步道）、旅游景區（江心嶼、朔門街區）、歷史文化（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等不同區塊的諸多連接性。

第二，在規劃上要注重聯系中的引導性，把握節點（區塊）之間的線條連接。在“塊莖”理論中，這種區塊間的連接通常屬于一種無規則的狀態，但是對于具體的城市空間而言，游客不可能從一個區塊憑空消失，又突然出現于另一區塊，而往往是通過步行，或者借助交通工具前往另一區塊的。因此，這種連接看似無序，實則可以通過一定的組織行為對其進行引導，提升區塊之間連接的有效性。此前，有學者對綠道系統規劃設計進行研究后發現，綠道作為一種線性開敞空間，能夠在現代的城鎮發展進程中起到修復破碎景觀的作用，并且認為它是歷史文化古跡對外連接最為自然的方式，能夠將原本孤立的區塊相互連通，營造區塊間交流溝通的氛圍[34]。據資料顯示，溫州已有關于綠道建設的豐富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鹿城區打造了“山水詩路文化旅游帶”，通過慢行綠道連接詩路甌江、詩意塘河等區域。而朔門古港遺址正位于甌江景觀綠道帶上，倘若能重新梳理規劃，將朔門古港遺址作為綠道上的關鍵性、特色性節點，借助目前已有的江海景觀綠道、濱水景觀綠道、古城環線綠道圈、城區濱水環線綠道圈等線路，以浙江省最美綠道為目標，打造以朔門古港遺址為核心的主題綠道，那么便能進一步串聯起其他景觀區塊，增加與既有城市空間區塊的連接性。

第三，在實踐中要考慮連接的開放性，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梳理，充分利用好遺跡、綠道資源。在城市實際的運行模式中，區塊與區塊的連接并非強制性的，而是呈現開放性的形態。居民和游客能夠依據自己的行程、興趣和喜好選擇既定的或者隨機的路徑。因此，綠道的設計并非一個絕對性的，而是一種可行性的選擇?；诖?，相關部門可以利用大數據演算，如結合城市大腦、熱力圖等數智化技術。在經過一定時間的計算后，選取更有可能與朔門古港遺址產生連接的區塊。如朔門古港遺址周邊極具宋韻甌風的江心嶼宋園、南宋朝門譙樓，九山之華蓋山畔的中山公園、東甌王廟，以及溫州標志性購物步行街五馬街等都可以作為重點區塊納入考慮范圍。在重點區塊的基礎上，結合溫州故事的講述，設計出具有較強吸引力的綠道線路。如在朔門古港遺址中發現的宋元明清的朔門甕城遺跡便能夠作為其中的延伸元素。一方面，可以以古城墻為載體，借助既有古城環線綠道圈等通道的串聯作用，形成以朔門古港遺址為核心，溫州古城九山（海壇、華蓋、松臺、西郭、積谷、巽吉、仁王、黃土、靈官）星羅棋布的區塊景觀（見圖4），借此豐富“白鹿城”（斗城）的整體故事內涵，為居民與游客提供一條“‘白鹿銜花’——溫州古城墻歷史文化旅游帶”的綠道連接路徑；另一方面，也可以突出溫州宋韻甌風的這一特色，以文化元素為內核，串聯江心嶼、譙樓、九山書會（溫州南戲文化園）等宋韻特色區塊，形成“‘宋韻甌風’——溫州古韻文化旅游帶”的慢行綠道。同時，在相關綠道的連接中，設置相應的“白鹿銜花”“宋韻甌風”的數字化文化資源產品，強化溫州故事的整體性敘事，助力溫州文化的生動傳播。

圖4 溫州古城示意圖

2.凸顯異質性：形成海上絲綢之路特色區塊

歷史遺跡作為古代文化的留存，是一般城市空間中較為少見的區塊，具有較為強烈的異質性。第一，應當在保護的基礎上，在空間建設層面突出這一歷史遺跡區塊的特色。如對于溫州而言，可以將朔門古港遺址作為地標性的建筑區塊來定位，在結合朔門一帶的城市界面設計、延續城市肌理的基礎上，采用一定特色化、科技化、古典化的裝飾手段，最終打造出具有異質性的城市空間風格，展現“一片繁華海上頭”的溫州古城北大門風貌，凸顯朔門古港遺址與現代城市景觀截然不同的歷史特色，引發本地居民及外地游客的好奇心。第二，異質文化之間也可以尋求一定的共通性進行拼貼。拼貼手法在西班牙畫家畢加索1912年創作的美術作品《有藤椅的靜物》（Still-Life with Chair Caning）中有著深刻的體現，他在展現藤椅這一元素時，將藤編油布納入其中，完成了異質材料的拼貼，使該作品變得清晰且立體[35]。在城市空間設計中也有類似的手法，中國的多數城市均有著悠久的建城歷史，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更是取得了迅速的現代化發展，諸多城市承擔著多種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展現著各種異質元素的交融。如北京，其不僅是全國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創新中心，也是舉世聞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一，在歷史積淀與現代發展的過程中，新城區擴建、老城區改造，不同時期歷史文化遺跡等一系列活動不斷地塑造著北京城[23]，并呈現出古今碰撞的交錯景觀。溫州江心嶼的空間設計也同樣可以作為案例參考，其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東晉至南朝宋初郡守謝靈運登上孤嶼，并寫下“云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的名句。此后，唐、宋、明、清多個歷史朝代的文化在此交融。直至1894年，英國領事館落址于此，使之形成了古今文化、中西文化薈萃的面貌。朔門古港遺址的發現實證了溫州港是宋元以來我國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具有其他區塊所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須突出其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的特質。同時，考慮到江心嶼東西雙塔作為進入溫州港的重要航標①1997年，溫州江心嶼東西雙塔被列為世界百座歷史文物燈塔之一、世界航標遺產。，兩者所蘊含的航海文化具有相當的親近性。因此，可以將兩者相互“拼貼”，共同納入溫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規劃設計中，尋求異質共生。同時，借助原有朔門歷史文化古街的街巷分割與海坦山的自然屏障，劃定囊括江心嶼（航標元素）、江心碼頭（船廠、渡口元素）、遺址主體（文物元素）、朔門古街（商貿元素）等在內的溫州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塊，建成具有強烈特色的溫州朔門古港遺址公園。

3.展現多元性：融入溫州現代城市空間的多層敘事

德勒茲的哲學概念對建筑領域具有深刻的影響。其中，“塊莖”理論不確定的動態生成過程，為當代建筑師對空間形式和功能需求多樣化的探索提供了理論指導，并由此產生了多義空間[36]，具體表現為對歷史遺跡所在的多義空間的解域與再結域，以滿足不同使用者的不同需求。比如對旅游領域的多義空間營造，一是需要創造多種形式的活動空間，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二是在局部范圍內，設施和空間的安排能夠滿足不同活動的要求[37]。有學者曾對重慶三峽廣場的旅游多義空間構建進行分析，指出其在物質性空間營造與體驗性空間營造兩個維度具有一定的可取之處[38]。與重慶三峽廣場類似的是，溫州朔門古港遺址也處于鬧市中心區域。朔門區塊在原有的交通設計上就引入了望江路車流、景觀帶人流的動線，并且定位為“濱江城市碼頭、北埠商業街巷、商賈云集之地”，具有一定的商業區屬性。在遵守歷史文物、歷史遺跡保護的相關條例的基礎上，應既豐富片區外部空間的應用場景，給予充分的空間延展，又需要挖掘片區內部的敘事線索，既有物質性的空間定位，又有精神性的內容呈現。一要注重外部空間的設計，從整體上來看，朔門古港遺址應與江濱景觀帶統籌規劃，減少對原有江濱游客觀光路線的割裂性，既為市民留有充足的戶外活動空間，又能使其成為遺址自然環境設計的一部分，豐富其景觀效果。從需求上來看，需要拓展一定的商業空間，既保留原有區域的便民服務，又可以為今后文創衍生產品的銷售提供選址。局部上，可考慮發揮其作為溫州歷史文化名片的作用，添加豐富的甌越文化設計元素。二要注重內部空間的設計，如果說城墻聯合體遺產是類型關聯的、分散在不同區域的不同級別的同一主題的遺產，大運河遺產是空間關聯的、以運河為載體的生活生產廊道，那么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由線路組織的不同節點城市中不同類別的遺產點構成，反映著“海絲”這一主題[39]，朔門古港遺址既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展現宋韻文化、斗城文化的重要載體，需要充分展現海洋文化、商貿文化、溫州文化的游覽線索，設計內部途經不同區域的多條線路，展現出多樣化的旅游路徑空間，不僅能夠與浙江宋韻文化的總體謀劃形成呼應，又能夠展現溫州歷史文化的“甌風”魅力，還能夠為未來“‘海上絲綢之路’文物聯合展覽”和“‘海上絲綢之路’申遺體系展示”等內容預留設計空間。同時，要將其作為5A級旅游景區、歷史文化體驗場所、科普文化教育基地、都市休閑開放場地來謀劃，達成與周邊區塊融合共生的目的，在考慮異質性的基礎上，實現其與溫州現代城市空間的共生發展，并在更大范圍的區域中產生影響。

四、總 結

本研究將“塊莖”理論與歷史遺跡結合起來，力圖使這一不可移動的歷史空間與城市空間有效銜接，減少破碎化的城市景觀，提供區塊性的城市空間，提高城市使用的彈性和多樣性，提供了一種更動態的城市空間策略。在此過程中，周邊地塊的聯系性、自我內涵的異質性、歷史敘事的多元性等多種內涵應該被重點考慮。通過將朔門古港遺址這一歷史遺跡整合納入溫州城市空間之中，最終達到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延續城市文化記憶的目的，增強城市對內、對外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