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農民現代化轉型：辨析、歷史邏輯與路徑選擇

蔣文杰，蔣重秀

（廣東海洋大學 經濟學院，廣東 湛江 524000）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而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百年奮斗目標，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F階段，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是農業農村現代化，但無論何種方面現代化，其核心終歸是“人”，“人”是現代化過程的主體，所以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落腳點最終在農民的現代化轉型。目前，學術領域盡管有一定數量的農民現代化研究成果，但相對于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研究始終不占多數，并且對農民現代化轉型存在以教育積累或者收入提高等為標準的簡單化認知傾向。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立足于文明碰撞下的被動選擇和悠久的農耕文明土壤，對現代化主體之一的“農民”予以正確和全面的認識，把農民的現代化轉型之路置于中國語境之下和傳統文化之中，將對我國的鄉村治理、建設和國家整體現代化道路的開拓提供本土化的邏輯。

一、農民現代化的概念辨析

“現代化”概念源于西方，指的是由傳統向現代、由農業向工業、由現在向未來的轉變，表現為政治民主化、經濟工業化、生活城市化、思想上追求自主意識和文化上則更尊重人性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基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社會背景，認為“現代化”是落后國家對世界先進水平的追趕過程，體現在生產力的進步和社會的變革；進一步的蘇聯的“電氣化”實踐催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概念?！艾F代化”被賦予了由大機器工業推動工農運輸等各方面發展的具體內涵，蘇聯更是將其作為共產主義的實現條件之一與蘇維埃政權同等看重[1]。從西方對“現代化”的認知區別來看，可以認為“現代化”的核心是生產力的進步，是生產力水平提高的背景下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結構等的變動過程。這一過程在先發展國家和后發展國家呈現不同的態勢。率先掀起現代化浪潮的國家在這個過程獲得“現代化”的話語權，是在發展基礎上求發展；而后發展國家則體現為由落后向進步的追求。

國內對農民現代化的認識長期置于農業農村現代化范疇之下，缺乏單獨的討論。如以農業生產關系和形式的變革實現農民在經濟領域的現代化轉型；以農村治理改善引導農民在政治和主體意識方面的進步。國內尤其重視農民在經濟領域的轉型。人多地少的環境和長期穩定的農業文明傳統形成了相當數量的小農群體，穩定和安全是東亞地區傳統農民的追求。因而農民現代化轉型在經濟領域的實現則是“化小為大”，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同時兼顧小農戶與各類新型經營主體的有效銜接。小農的另一特征是分散，故而發揮農民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同樣是農民現代化轉型的重點領域[2]。更有學者將農民現代化理解為教育水平或素質能力的提高等[3]。不難看出，現階段國內對農民現代化轉型的理解傾向于方法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對中國農民群體內含的精神和傳統的重視而單純強調各類生產要素的投入。所以，農民的現代化轉型必須體現中國特色，不能單純地將其與職業轉化或能力提高劃等號。作為后發展國家，需要承認中國式農民現代化具有與生產力進步條件下經濟、政治和文化相適應的過程這一核心內涵，是由不發達到發達的體現，但同時中國式農民現代化是基于優秀傳統價值的轉型，要煥發農耕傳統之中的社區互助、國家管理、道德傳承等精神，體現追求公平、產權明晰的時代要求。

二、農民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邏輯

中國農民現代化轉型的問題源于近代西方工業文明沖擊下傳統農業文明在短時間內經歷被動、劇烈的轉型而產生。龐大的地理空間和劇烈的轉型過程使得新的生產方式沒能徹底促成農民的轉型，而外源式的變革也意味著社會缺乏統一和充分的思想認識，因而，作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沖突最前沿的農民群體，其轉型過程充滿個體撕裂與社會沖突。隨著現代化轉型的實踐，農民轉型問題同樣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討論，大體上經歷了“啟蒙—浪漫—務實”的變動過程。

（一）清末至民國時期農民現代化轉型的啟蒙

清末至民國的數十年間，傳統農民面臨嚴重的剝削而不斷破產。作為農業國家，農民以及農村經濟又是當時任何一個政權所必須爭取的群體和稅收來源。為此，農民轉型與民族國家的建設牢牢捆綁在一起。這一時期，對農民現代化轉型的認識服務于政權建設，同時兼具以傳統或西方理念為養分。1902 年～1906 年間，梁啟超曾倡導“新民說”，認為國民公德缺乏，愚陋、怯懦、渾濁俯拾皆是，需以西方制度文化改變之；嚴復也曾倡導“群學”，主張“利民”“自由”和“平等”。魯迅同樣批判了傳統國民性，倡導啟蒙，并塑造了一些農民形象，借此鞭撻愚昧、麻木、奴性的國民性[4]。在革命與建設中，孫中山始終追求“主權在民”，認為這是新興民主國家與封建王朝的根本區別，是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這一時期，雖然學術界與政界強調“民”，但并未特別區分農民或其他群體。當時農民占國民人口的大多數，所以可以認為是對農民轉型的思考。

民國時期，鄉村破壞之劇烈使得學者將注意力集中在農民群體之上，合作、自治與建設是這一時期主流。合作主義于19 世紀中后期興起于歐洲，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影響下得到廣泛傳播。其在農民改造方面認為傳統農民具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散漫特質，存在畏懼權勢的心理，所以要通過各類合作將農民組織起來。鄉村自治則是農村傳統與西方憲政結合下的產物。中國有著“皇權不下縣”的傳統，而太平天國運動之后漢人地主官僚地位的上升以及西方憲政的影響更是強化了地方主義傾向。清末至袁世凱時期以及民國后都曾以法令形式推行鄉村自治，以發揚農民自主意識。鄉村建設派，如梁漱溟等人認為：“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于完成，全在于其社會中知識分子以及農民”[5]。他們將鄉村建設目標直指中國農民的“愚窮弱私”，認為這是阻礙中國文明進步的根本原因。

（二）共產黨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探索實踐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人在根據地的建設中就已經在探索農民的現代化轉型。由于戰爭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農民工作更多圍繞組織生產展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曾指出：“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由此需要無產階級思想對其的引導和改造[6]。在邊區建設過程中，則注重農民權力的塑造，重塑鄉村權力主體，授權給農民。

新中國成立后，大范圍推行土地改革，對農民財產權進行了一輪新的分配和確立，是對傳統“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理想的實踐。但由于鄉村工作轉向工業建設領域，加上朝鮮戰爭的爆發和長期不穩定的地緣環境，農民的轉型在一定意義上并未處于優先地位。集體化改造是這一時期的主旋律，改造的不僅僅是制度本身，也包括對農民的教育和改造。與革命時期將農民視為革命天然動力不同，建設時期“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7]?？傊?，以集體化道路逐漸構建起蘇式的集體農莊是農民轉型的表現。另外，這一時期農民的轉型具有“反傳統”特征，在自上而下的運動式改造中，存在對傳統的大程度的摒棄。對農民的改造和教育不能僅依靠農民自身，外部力量的注入同樣重要。新中國成立后的三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對農民現代化轉型的意義是深遠的，相關提法如“新型農民”“城鄉青年結合”十分富有新意。

（三）新時期的務實發展

改革開放后，現代化和經濟建設是我國的中心任務，生產力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是社會總要求。這一時期，農民的轉型圍繞個體解放、權利實現展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意味著家庭重新成為組織生產和經濟結算的最小單位，標志著農戶自主權利的實現。農民作為基層社區的組成部分，在新時期同樣獲得了自治權利。雖然早在民國時期部分鄉村就已經推行了鄉村自治，但這一權利的實現并不廣泛，更多的成為大戶或土豪劣紳謀求利益的工具。新時期的農村村民自治卻是前所未有的，農民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中獲得了現代權利的實現。

進入21 世紀，農民工作的中心是貧困治理。前期集中于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低保兜底，后期則側重于精準施策，鼓勵農民個體能力的培育和發揮。黨的十八大是農民現代化轉型的關鍵節點。對低收入農民而言，扶貧先扶志；對普通農戶而言，強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概念，鼓勵職業農民的培育，推動農民由“身份”向“職業”轉變。新時代更是對“傳統價值”的重新審視與回歸。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依據自己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決定”，由此，在鄉村振興的實踐和現代化農民的培育中挖掘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并將其利用顯得十分必要。

雖然在百年農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大眾不斷深化認識并持續探索，但在新時代仍然面臨城鄉差距持續擴大、農民人口總量多、二元格局下基本公共服務分配不均、農民個體意識在城鄉差距沖擊下形成撕裂感等多種問題。農民轉型是文明轉型中思想變動的個體映射，在吸收借鑒西方發展理論的同時，更需要回顧歷史，在普遍性之中把握特殊性，讓優秀傳統價值在現代農民身上體現。

三、農民現代化轉型的中國特色

（一）人口規模大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是有別于西方的主要特征[8]。雖然我國的大城市尤其在東南沿海地區按照西方標準現代化程度已經較高，但人口規模巨大這一特征仍然適用于農村和農民。在清末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農民人口始終占據總人口的絕大部分。1949 年農民人數占比近90%，絕對數超4 億；至2022 年，農民人數占比雖下降至34.78%，但其絕對數仍然接近5 億。這一人口規模遠超任一發達國家的任一歷史時期，因而要深刻認識到我國的農民現代化轉型之路難度大且無具體經驗借鑒，要準確把握農民現代化轉型中的中國特色。

（二）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長期以來，農民工作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的民本思想的具體實踐，這也是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之路的典型特征。西方的現代化過程在經濟倫理的核心是“自由競爭”，使得工業化早期的西方社會充滿不平等與矛盾。西方古典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更是在其著作《人口論》中闡述了對弱勢群體的道德要求，反對政府對窮人的接濟以及主張降低窮人生育率。雖然當下西方發達國家建立了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可以將其視作過去兩百年間對弱勢群體忽視的補償。在中國的傳統價值中，對弱勢群體的扶助體現在思想與實踐的各方面，孔子在《禮記》中就描繪了“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這一思想的實踐長期在農村社區治理乃至孫中山革命綱領中得以體現直至今日。

（三）國家有效干預與基層自治的有機結合

“皇權是否下縣”的討論是對農民如何融入社會的探討。在傳統中國社會存在國家秩序和鄉土秩序兩種力量，力量沖突的邊界則是農民主體地位的落腳點，或者成為原子化的個人納入大共同體管理，或者作為小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參與對大共同體的博弈[9]。歐美國家的農民是個人主體意識發揮較徹底的群體，美國因其移民國家傳統和穩定的地緣環境使得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將大量農民轉化的市民，而農民自身在農村社區中仍保持較強獨立性，其發展依賴工業化與城市化溢出；歐洲的農民則表現出較強的“集權”特征，中世紀采邑制傳統和戰后公共政策制定使得歐洲農民現代化轉型變得更有團體性質[10]。在中國，“編戶齊民”意味著農戶不再是分散的原子，而是納入國家管理的一個“細胞”，中央政權在面臨農戶分散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時雖然讓渡一定權力至宗族或鄉村社區，但政府權力的邊界永遠向基層傾斜。

（四）傳統倫理價值的體現

從傳統之中尋求有益的價值是面臨工農業文明沖突時解決農民思想問題的重要方向。民國時期梁漱溟便要求以儒家倫理精神彌補資本主義的精神價值缺失。雖然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倫理體現了開拓奮進的特質，但第二次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國家矛盾的積累和周期性經濟危機使得資本主義出現合法性危機。與之相比，中國文化早熟、理性、中庸，適合長遠發展[11]。早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的建設中同樣有選擇地發揮傳統價值。馬克●塞爾登在對延安道路的闡釋中提到“有選擇地利用農民傳統來推進工作”，這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在鄉村工作上的重要方針。所以，將傳統優秀文化價值融入到當下農民的精神世界中去，促進工農業文明的和諧交融顯得十分必要。

（五）糧食安全

馬克思認為小農是小生產、經濟地位低、利益重疊小、交往空間窄的群體，因而小農重穩定、缺乏創新和進取意識，是阻礙農業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但是必須承認，處于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傳統農業國家，面臨各類自然風險和不穩定的農產品收成，安全必然成為農民的第一追求。直至現代，作為人口大國，必須認識到“民為國基，谷為民命”“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糧食紅線決定了中國式的農民現代化之路絕非單純的利益導向，更不是一味地讓農民成為市民，也不是讓農業生產者成為產業工人，而是要保證最基本的農業生產，避免工商業經濟對農業農村資源的擠占和對農民身份的單純轉換。

四、中國特色農民現代化轉型的路徑選擇

（一）農民現代化轉型主體的準確識別

討論中國式農民現代化轉型，必須明確“誰是農民”。隨著城鄉流通壁壘的降低，農民身份的界定以及農戶群體內部的分化逐漸復雜。倘若繼續以戶籍作為“農民”界定標準，則“農民”可分為居住在農村且從事農業生產工作、居住在農村但不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以及居住在城市從事非農工作三大類；倘若以是否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為標準，“農民”又可分為城市戶籍農業工作者以及農村戶籍農業工作中。另外，必須認識到戶籍也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村小組成員身份的證明，是經濟權利、土地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集合，所以，農民身份的準確識別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民權利的梳理與組合。要將農村這一地理空間中的“人”精準識別，梳理并明確各類權利，區分出真正從事農業服務農業的“大多數”，以他們為主體進行現代化轉型的引導和教育。

（二）以優秀傳統價值構建中國式農民現代化話語優勢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西式的農民現代化轉型道路絕非唯一，簡單地借鑒他國的經驗方法只會影響本國道路的正確選擇。農村是人情為紐帶的“熟人社會”，而城市則是契約為規范的“陌生人社會”。傳統農民往往欠缺顯性契約精神，重視人情、血緣或地緣等。當城市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發生碰撞時，農民的撕裂感也逐漸體現，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也被提高。以契約、競爭等為核心的工業文明倫理可溯源至希臘和羅馬傳統，“拿來主義”對中國而言終究“水土不服”。農耕時代形成了以儒家文明為代表的道德體系，發掘這一道德體系的價值并將其融入到國內市場經濟建設和農民轉型上，在當代多元化的精神世界賦予中國土壤，并由此將農民現代化轉型成果轉為話語優勢。

（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選擇

人是現代化的行為主體和根本對象。中國式現代化超越西方現代化的邏輯，是將人的現代化視為現代化的本質和核心內涵。在農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既要滿足其物質文化需要，也要追求精神上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既要將發展的蛋糕做大，也要分好蛋糕，強調“以人為本”，兼顧效率與公平。

（四）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中國式現代化最大優勢和根本保障是黨的領導。傳統農民有著濃厚的家族和社區傳統，“家國之情”于個人首先是家庭和宗族的成員，其后才是國家的組成，即以自我為圓心向四周擴散的差序格局。因而中國農民難以作為原子化個體融入國家治理體系，而小共同體傾向產生的“土圍子”從長期來看仍然是不合適的，所以在基層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協調各方領導全局的作用，整合各方利益，推進基層村民自治和主體意識培育的有機結合。

（五）從實際出發增強中國式農民現代化的戰略定力

百年來中國式農民現代化轉型不僅僅是解決農民貧困問題，更是在探求以農民轉型為主體的農業農村建設道路和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道路。對中國而言，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就是數億農民的轉型，這是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之路。百年來，在吸收傳統價值和借鑒西方經驗的螺旋式前進過程中，在黨的領導下逐步解決了農民貧困、城鄉分割和共同富裕等問題。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征程上，以農民的現代化形建新發展格局的內生動力，以現代化成果增強中國式農民現代化的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