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行動機制與實現路徑

王琪 呂一品

［摘 要］ 在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背景下，切實增強中國社會智庫國際議程設置能力，對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與國際海洋話語權具有重要意義。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和對全球海洋治理認知的變化，中國社會智庫可以通過國際議程設置過程的議題構建、議題傳播、議題制度化三個階段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面對內部知識供給不足、外部利益分化加劇與國際制度不完善等復雜形勢，中國社會智庫應提高議題選擇質量、構建跨國智庫網絡，并且提升制度性話語權，為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的貢獻。

［關鍵詞］ 海洋治理 議程設置 智庫 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642（2023）06—0091—08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治理體系呈現新的態勢、面臨新的挑戰，全球海洋治理作為全球治理的重點之一隨之不斷興起發展，國際海洋秩序向著合作和規范方向轉變。隨著海洋的不斷開發，塑料垃圾污染和過度捕撈等相關問題層出不窮，同時，海洋的連通性與流動性使得區域性的海洋問題不斷擴散，甚至形成全球性危機，全球海洋問題必然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應對。全球海洋問題的合作解決是世界各國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而自覺采取的聯合行動，但也充滿了不同類型國家及國家利益集團之間的復雜博弈。

當前，學術領域與實踐領域關于全球海洋治理的討論在反映國家行為體繼續作為全球海洋治理主導力量的同時，也表明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在不斷增強。中國社會智庫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典型的非國家行為體，也是推進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保障與力量，在支撐政府戰略決策制定和匯聚傳遞民意方面肩負重要使命，在理論創新、實踐引領、輿論宣傳、國際合作等方面也持續發揮重要作用［1］，為多元行為體共同應對全球性海洋問題提供了一個可能路徑。

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迫切需要和社會智庫參與治理擁有充分空間的雙重作用下，中國要從海洋大國走向海洋強國，社會智庫的角色和作用不可或缺。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海洋領域的中國社會智庫在全球影響力、國際話語權和產品質量等方面都尚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而全球海洋治理更需要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社會智庫，以提供高質量的專業咨詢和國際性戰略決策方案。在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全球海洋治理持續變革的新形勢下，中國通過社會智庫在多邊外交場合設置國際議程，加強中國海洋政策主張的對外發聲，能夠提高中國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話語權。因此，本文針對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可能空間，結合國際議程設置過程，討論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議程設置的行動機制與限制因素，并提出中國社會智庫未來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實現路徑，從而使中國為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可能空間

相較于作為全球海洋治理的主體與核心力量的國家行為體而言，社會智庫非官方性、專業性、開放性的組織屬性使其具有比較中立的立場。社會智庫作為思想庫與智囊團，可以通過參與國際議程設置這樣重要的方式參與到全球海洋治理過程中，發揮其功能。隨著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議程設置的可能空間不斷擴大。

（一）社會智庫的定位與發展是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前提條件

社會智庫區別于官方智庫、企業智庫和高校智庫等其他類型的智庫，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為宗旨，多采用社會團體、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等社會組織形式運轉，為國家和社會發展提供專業化、科學化的治理支持。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了社會智庫的概念，智庫的發展進入新的時期。社會智庫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的一部分，其發展對開啟民智、服務社會及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有重要意義［2］。在實際運轉中，相比于其他類型智庫，社會智庫更為靈活機動，可依據組織宗旨和目標自發融于政社治理過程之中［3］。通過一定技術手段優化政社治理行為，社會智庫可以提升政社治理效果［4］。2017年，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同意，我國民政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9部門聯合出臺《關于社會智庫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后，社會智庫作為推進國家決策優化和社會良性運轉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受到了中央高度重視，規范和引導社會智庫健康發展成為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戰略。

在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治理方面，社會智庫逐漸成為全球治理多元主體中的重要角色，深刻地影響著全球治理的議程設置等決策過程［5］。社會智庫通過舉辦跨界論壇、積極參與相關國際議題的討論，能在國際上發出中國的聲音，擴大影響力，提升中國在國際舞臺的話語權和國家的軟實力［6］。社會智庫在國際舞臺上也逐漸占據了一席之地，它扎根于社會，能通過自身的知識儲備為國際社會提供思想產品，傳播本國話語理念。

中國社會智庫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也逐漸有了較大的發展空間。通過整理社會智庫的發展情況發現，中國社會智庫數量仍較少，影響力穩中有升，很多參與了國際交流，并專注于特色議題研究。有統計發現，社會智庫僅占智庫總數的5%左右［7］。上海社科院所作的《2018年中國智庫報告》中顯示，社會智庫有57家，僅占智庫總數的112%。但社會智庫近些年的“二軌外交”領域日益拓展，智庫專家麥甘主導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19》中就提到，中國社會智庫的建設標桿“全球化智庫”連續入選世界百強智庫名單，中國社會智庫國際對話的深度和廣度都不斷加深。社會智庫逐漸清晰的角色定位與持續向好的發展使得社會智庫更為活躍，為中國社會智庫進一步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奠定了基礎。

（二）全球海洋治理困境是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歷史機遇

在全球化的時代，全球性議題層出不窮，但是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只有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全球性公共議題才能最后成功進入國際議程。受到海洋的連通性與流動性等海洋特性影響，區域性的海洋問題會不斷擴散，甚至形成全球性危機，各個國家在海洋污染問題中都難以獨善其身，全球海洋治理在治理主體、治理客體、治理理念等多方面都面臨著一系列新態勢與新挑戰［8］，在全球層面加強海洋治理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直致力于在海洋領域合作的基礎上促進伙伴關系的建立，以加強全球海洋治理的公平和互信。社會智庫可以努力幫助中國實現此目標，弗勞森（Fraussen）等認為，智庫高水平的研究能力和專業知識、高度的組織自主性和長遠的視野對全球政策制定有著直接的影響［9］。麥根指出，智庫可以為決策者提供信息和對決策者及決策結果產生影響，并在其中發揮令人難以置信的潛在作用［10］。蘇欣等人認為中國智庫承擔了政策提議者的角色，致力于為全球治理提供智力公共產品［11］。在全球海洋治理還存在治理失序與規制不全等背景下，中國社會智庫應因勢利導，主動提升設置全球海洋議程的意識，在政策提議與議題構建層面發揮自主性。

國家間的海洋觀念存在差異，合作治理機制也存在局限，不同國家都以本國利益為重，堅持各自的利益，很難在全球關注的海洋問題上制定適用于所有國家的一般規則，如公海保護區的建設、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生物多樣性的保護（BBNJ）和海洋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因此，全球海洋治理合作化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中國社會智庫因其專業性和創新性具備重要的議程塑造能力，通過提出自主性與社會性強的研究議題，加上專業的智力支持，社會智庫能比較迅速、準確地作出價值判斷，對國際社會動員以及國際議程設置產生影響。

（三）建設海洋強國是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現實需要

隨著時代發展，現有的全球海洋治理體系碎片化、總體約束性低等問題，為全球海洋治理體系的持續完善帶來了嚴峻挑戰［12］。中國發展成為海洋強國，不僅要在國內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發展海洋經濟，科學開發海洋資源［13］，還需要積極參與全球海洋治理，不斷擴大“藍色朋友圈”。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統籌兼顧全球共同利益，先后提出“加快建設海洋強國”，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原創性海洋發展新理論、新思想、新戰略［14］。中國也一直致力于積極推動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機制改革，主動宣揚和踐行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的“中國話語”［15］。

社會智庫是從事專業研究的知識密集型組織，其知識的專業性權威性使其成為全球海洋治理規范化專業化的重要推動力。中國社會智庫在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多邊外交場合多通過塑造設置國際議程、宣傳中國政府關于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主張，來推動全球海洋治理合作的深入，提升中國在海洋領域的國際話語權，推動中國深入建設海洋強國。朱旭峰等人認為，社會智庫一般沒有權限直接參與政府的決策，但能集中優勢影響政策過程中的議程設定，使決策者和公眾重視一些原本受到忽視的問題［16］。張驥等從權力資源擁有與運用的角度分析智庫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認為智庫擁有政策供給、理論供給、人才供給、平臺供給與輿論供給五種資源，通過影響本國決策、影響他國決策和塑造國際議程三種方式運用權力資源以實現全球治理的國際話語權［17］。在全球海洋治理進程中，中國社會智庫可以通過塑造國際議程助力中國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從而為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二、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行動機制

全球海洋治理議程是在特定時期內具有全球重要性且受到全球范圍內的行為體重點嚴肅關注的海洋議題或問題，而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是相關行為體將其關注或重視的重點海洋議題列入全球議程，優先獲得國際社會關注和討論的過程［18］。全球海洋治理困境為中國社會智庫在國際議程設置領域創造了廣闊的活動空間，中國在從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邁步的過程中也需要借助社會智庫的力量成功設置相關國際議程，增強在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結合國際議程設置過程［19］和全球海洋治理的實踐情境，本文認為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議程設置的行動主要包括三個階段：議題構建階段為社會智庫在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基礎上構建緊跟治理趨向的重點議題；議題傳播階段為通過供給全球公共產品傳播重點議題，營造輿論環境；議題制度化階段為通過選擇或搭建平臺來實現議題的制度化，使得議題最終進入議程討論（圖1）。

（一）知識儲備—議題構建

社會智庫最核心的功能是政策咨詢與研究，圍繞全球海洋治理的相關問題，中國社會智庫有著較為長期的知識儲備與政策聚焦。知識儲備是決定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深度與廣度的關鍵性因素，可使社會智庫逐漸與治理行動相對接；同時，內部知識儲備是治理議題構建的支撐，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才能逐漸形成緊跟治理趨向的治理議題，進一步以專業科學的姿態參與全球海洋治理。

中國社會智庫參與海洋領域國際議程設置的議題選擇構建一定要有足夠的專業性、創新性且能夠代表中國的利益。中國社會智庫通過了解本智庫的內部知識儲備狀況，聚焦海洋領域的前沿問題與創新解決方案，根據自己的知識儲備程度選擇重點關注領域，從治理角度推動相關研究和討論。在足夠的知識儲備基礎上，中國社會智庫需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知識逐漸出現與現實相結合的具象化趨勢，將其轉化為與知識系統相匹配的政策思考，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國家利益的議題，才能代表中國進入國際議程。

國家決策者開展全球海洋治理愈發需要來自專業社會智庫的智力支持，從而能夠迅速、準確地作出價值判斷，并提出理念主張［20］。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的設置與后續發展的前提是提出構想和界定重點議題，而社會智庫的核心功能就是議題研究與政策咨詢。中國社會智庫“知識儲備—議題構建”的轉化過程，說明知識儲備是社會智庫成立發展的基礎，在有足夠知識儲備的基礎上形成的治理議題是后期整個國際議程設置的前提，議題構建階段為之后全面深入的參與做好了鋪墊。

（二）產品供給—議題傳播

國際議程設置需要多方行為體共同參與，國際社會對一項海洋議題的關注度越高，越容易圍繞該議題達成集體行動。所以，中國社會智庫需要為其構建的全球海洋治理議題進行宣傳傳播，以增強相關議題最終進入國際議程的可能性。作為不具備行政權力的非國家行為體，社會智庫大多通過對外供給全球公共產品來宣傳全球海洋治理議題，表達和匯集共有治理觀念，為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國際議程設置提供信息和思路。

中國社會智庫通過發表評論文章和研究報告、舉辦研討會、公開演講等產品供給形式進行全球海洋治理議題的宣傳，致力于促成更廣泛且專業的海洋多學科討論與跨國別和區域的經驗交流，讓更多中國方案貢獻于全球海洋問題的解決。這種方式既可以加強中國公眾對全球海洋治理的了解，也能促進相關海洋議題的全方位宣傳。中國社會智庫多以官網為宣傳基點，以微信公眾號、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為宣傳鏈條，形成從點到面全方位多渠道融媒體宣傳產品矩陣。一方面，中國社會智庫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引導社會思潮，整理匯總一些如“世界環境”“新周刊”等國內外知名媒體的海洋相關報道，發布相關海洋活動資訊，培育公眾關注海洋領域的意識，提高公眾對海洋議題的理解認知程度；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智庫持續跟進海洋相關會議和議程過程，高度重視國際海洋治理動向，并在較短的時間內進行分析、解讀，將其與自身議題相融合，產出更為前沿專業的海洋議題并將其傳遞給海洋專業人士以及公眾。

社會智庫不僅是政府的獻策者，同時還是公眾的“思想庫”和國際輿論的制造者，能夠通過引導公眾、組織多元行為體交流起到輿論引導的作用。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中國社會智庫可以通過產品供給的形式來宣傳本國或自身議題主張，進行利益動員，社會智庫利用自媒體平臺、社交媒體與外部大眾傳媒，通過融媒體傳播的方式進行議題傳播，最大化其輿論影響力，從而為全球性海洋問題的解決提供輿論空氣和土壤［21］，為議題進一步進入國際議程奠定輿論基礎。

（三）平臺搭建—議題制度化

前兩部分議題的構建與傳播是對議題能夠進入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的鋪墊，國際議程設置能夠成功實現的關鍵是找到適合的議程設置平臺或場所。全球海洋治理的實質是多元主體通過協商促進海洋治理逐步規范化的過程，而圍繞全球海洋治理的不同問題領域，如國家管轄外海域的生物多樣性（BBNJ）、海洋保護區、海洋塑料垃圾等問題，國際社會制定了相應規則，以約束多元主體間的互動。國際社會舉辦了如“世界海洋峰會”“聯合國海洋大會”“藍色COP”“藍色經濟大會”等眾多會議，還長期舉行BBNJ談判等海洋規則領域的談判，聯合國也制定了“可持續發展目標14——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海洋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中國也不斷發起和承辦與海洋相關的大會，如2017年第六屆“世界海洋大會”在深圳舉辦，2021年以“加快海洋科技創新，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世界海洋科技大會”在青島舉辦。通過一系列的主場外交活動，中國不僅向世界闡述了自身關于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而且為社會智庫設置全球海洋治理議程搭建了實踐平臺。隨著智庫外交的興起，中國社會智庫應抓住主場外交會議平臺的機會，選擇或搭建國際組織合作平臺、國際機制協商平臺等，進一步構建有利于自身的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規則，提升社會智庫的國際議程設置能力。

進入國際議程并不是國際議程設置的終極目標，國際議程設置的最高階段是將在會議平臺上討論的議題解決方案發展成國際制度。議題在未制度化之前主要影響或改變相關行為體的認知，但是認知層面的影響對相關行動的驅動力不足，議題的制度化才能最終改變海洋領域的國際制度、國際行動與實踐。在海洋領域，全球關注度較高的BBNJ談判是針對國家管轄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國際議程，中國社會智庫在此領域一直持續跟進，經過近20年的討論和談判，關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新文書《BBNJ協定》終于于2023年3月4日定稿，這是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一個里程碑式的突破，也是海洋領域國際議程設置最終制度化的典型，國際議程的平臺搭建與進一步的制度化是創立或修改國際制度的關鍵路徑，對制度性話語權的建立和維護具有重要作用。

三、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限制因素

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與外交能力提升是中國參與全球海洋治理議程的重要保證，中國各類行為體對全球海洋治理內容理解的變化，也為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條件。盡管中國的海洋話語權正在穩定構建，但是作為傳統的陸上大國，中國在全球海洋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提升仍與自身實力的增長不匹配，中國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仍然受到多種因素的限制。

（一）知識供給不足制約中國社會智庫提出權威議題

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社會智庫作為非國家行為體，其能夠發揮作用的基礎能力就是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的能力，在此能力基礎上社會智庫可以進一步對海洋治理國際話語權施加影響。傳統海洋話語權的主導者美國、英國等海洋發達國家能牢牢掌握全球海洋治理的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其社會智庫具備的強大知識供給能力與權威議題的提出與傳播能力。相對而言，中國社會智庫在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議題專業性、傳播性與國際性均有待加強。

一方面，中國社會智庫在針對全球海洋治理問題的專業研究與對外傳播上仍存在較大進步空間。相對于氣候變化、疫情防控、經濟合作等國際社會關注度較高的全球性問題，全球海洋治理并非中國社會智庫關注的前沿議題，討論大多局限于海洋相關人士，一些專業的學術研究也多分散于海洋類期刊或出版物中，仍未形成代表中國且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專著，對全球海洋治理議程設置的影響較為有限。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智庫發展仍較為落后，數量與質量均無法匹配中國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CTTI來源智庫目錄（2020）》中收錄中國社會智庫39家，約占智庫總數的4%。在《全球智庫報告》世界智庫100強名單中也只有一個中國社會智庫——全球化智庫（CCG），且全球化智庫對全球海洋治理的關注較少。由此可見，在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社會智庫建設方面，中國仍與傳統海洋大國存在較大差距，中國社會智庫缺乏專業、系統的知識供給，難以提出權威的全球性海洋治理議題，之后的國際議程設置也會受到較大限制。

（二）利益分化進一步阻礙中國社會智庫建立議題網絡

隨著全球海洋治理的普及，其參與行為體也變得更加多元，各行為體在促進全球海洋問題解決的同時，由于其利益的分化產生不同的觀點與立場，加強了全球海洋治理議程設置的競爭態勢。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國社會智庫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識、建立議題網絡的難度，也提高了中國社會智庫設置全球海洋治理議程的成本。

在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過程中，權力的作用十分明顯，海洋問題領域中權力資源分配的變化會對相關議程產生影響［22］。全球海洋治理議程設置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強者行其所能為，弱者忍其所必受”的沉重現實。在全球海洋治理模式發展過程中，傳統的海洋強國如美、英、日等發達國家相對激進，在海洋話語的論述上更為強勢，針對性和控制性較強，海洋霸權主義持續存在，如美國的“海洋自由論”，是以自由主義為名的霸權主義，本質上仍然是為主權國家利益服務的一種話語。同時，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如中國推動在海洋合作的基礎上持續建立伙伴關系，增強全球海洋治理的平等和互信，提出了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共同體話語”。

國家間的海洋觀念存在差異，合作治理形式也存在局限，不同國家都以本國利益為重，堅持各自的利益，因此很難在全球關注的海洋問題上形成開放自由的議題討論空間，公海保護區的建設、海洋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一直難以通過議題網絡向更廣的范圍擴散。由于權力的不足與利益的分化，中國社會智庫關于推動全球海洋治理的一系列議題主張不可避免會遭到議程設置主導國的壓制，中國社會智庫的海洋相關議題無法進一步進入國際視野，議題網絡就難以建立，后期的議程設置也難以開展。

（三）國際制度不完善限制中國社會智庫進入議程設置場所

提出議題和宣傳議題是國際議程設置的必要準備，找到適當的議程設置平臺或場所才是成功完成相關國際議程設置的關鍵。利文斯通（LIVINGSTON）提出了議程“切入點”這個概念，議程的“切入點”有關鍵的國際組織以及國際會議、跨國網絡及傳媒等外交活動，議程可以在國際制度的約束下通過這些“切入點”進行設置［23］。因此，多元行為體對設置全球海洋治理議程平臺和場所主導權的競爭十分激烈。

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具備權力優勢的傳統海洋強國由于擁有強大的全球影響力，掌握著設置國際議程的直接渠道，而相對弱小的國家多借助國際組織或社會智庫等間接設置國際議程［24］。對于中國社會智庫而言，成功設置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掌握進入渠道，但是在全球海洋治理進程中，美、英等海洋大國長期利用“我們的海洋”大會、國際海洋保護大會等國際會議界定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重大議題，從而不斷鞏固與增強自身在全球海洋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同時，在國際海洋領域內，國際海洋基本制度《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制定和變遷說明了國家權利名義上平等但事實上并不平等，多國共同制定國際制度的嘗試，也體現出各國為搶占國際議程的進入渠道而進行的博弈。

在海洋國際制度共同制定嘗試層面，機構、設施、規則的系統體系仍不完善。一方面，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一些重要的全球海洋治理制度構建中的投票權與決策權相對弱??；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主導的會議以及創設的海洋治理模式較為單一，影響力不足，例如，中國舉辦的世界海洋科技大會等會議更多關注科技層面的傳統海洋治理問題，較少提到海洋安全、海洋保護等全球性議題。國際制度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國社會智庫的國際議程設置進入渠道受限，中國社會智庫仍無法順利在國際議程設置場所發揮自己的應有作用。

四、中國社會智庫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的實現路徑

當前，全球海洋治理正面臨新的形勢，具體而言，全球海洋治理體系的基本構成要素——主體、規制、目標和客體四個方面均面臨著新的挑戰，全球海洋治理主體更加多元且難以協同，治理規制類型多樣但呈整合趨勢，治理目標籠統抽象且未盡一致，治理的客體更加復雜且相互聯系［28］，全球海洋治理刻不容緩。具有“社會組織”和“智庫”二重性角色的社會智庫［25］作為國家在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中設置議程、拓展軟實力的重要載體，應該擔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和使命。但中國社會智庫要發揮自己的社會性和專業性優勢，仍需要有針對性地增強海洋戰略意識，提高議題選擇質量；加強智庫合作互動，建構跨國智庫網絡；著眼制度切入點，完善成果推廣轉化，提升制度性話語權。

（一）增強海洋戰略意識，提高議題選擇質量

社會智庫是參與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行為體，也是連接政府、企業和公民的重要橋梁。在全球性海洋談判與會議等國際議程中，中國社會智庫可通過其輿論影響力提升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海洋治理理念的關注，促使議題進入國際議程，從而構建共商、共建的全球海洋治理環境。

首先，中國社會智庫在參與全球海洋治理的過程中必須不忘初心，明確自身定位，本著服務中國海洋治理決策需求的主旨，增強海洋戰略意識，圍繞著中國的海洋問題，堅持反映中國的利益訴求，發揮自身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其次，中國社會智庫在海洋領域的研究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國內需求與國際責任相結合的原則，既要在全球視野下研究中國問題，又要從中國的角度研究全球問題。中國社會智庫不僅要注重國內需求，將自身關注的議題與海洋強國建設相聯系，還要系統把握全球海洋問題，強調海洋主權、公海保護等較為敏感但重要的國際議題。中國社會智庫在議題選擇時要找好平衡點，處理好維護全人類共同海洋權益和國家自身海洋權益的關系，在各國海洋問題深度交融、海洋治理合作關系逐步加深的全球海洋治理中展現中國社會智庫擔當。

在議題選擇和界定層面，中國社會智庫也需要加強與決策部門溝通，與政府保持聯系。決策需求是社會智庫研究的原動力，智庫應與政府部門建立交流與溝通機制，在充分感知和全面了解決策需求、社會需求、宏觀形勢的基礎上，形成真正有建設性、可操作性、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海洋治理方案。同時，由于全球海洋治理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必須加強團隊建設及跨學科綜合人才的培養，這有助于提高議題選擇質量，提出創新且可行的中國議題。中國社會智庫可以借鑒西方智庫的“旋轉門”機制［26］，通過智庫、政府和企業三方之間的人員流動來保證社會智庫研究隊伍的多元化和專業化，使得議題更加行之有效。

（二）加強社會智庫合作互動，建構跨國智庫網絡

全球海洋治理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需要加強一系列利益相關方的合作互動，形成合力。目前，為應對全球性海洋問題，中國社會智庫已經走出國門參與海洋領域的國際議程，但是中國政府仍占據了國際交流的主動權。為更客觀地推動達成多邊解決方案，進一步深化全球海洋治理交流合作關系，中國社會智庫需要加強與參與海洋領域國際議程的其他國家智庫的合作互動。

一方面，中國社會智庫應重視與全球有影響力的海洋智庫的對話交流，可以通過培養國際組織人才的模式，積極推薦智庫人才到世界海洋保護組織等國際組織競選崗位，在組織內利用資源加強與其他社會智庫的交流，也能提高在世界海洋峰會、聯合國海洋大會、BBNJ談判等國際平臺上的能見度。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智庫應借助國家力量搭建多方參與的國際對話平臺，如海洋相關論壇、對話會、圓桌會等，通過構建此類交流平臺加強國際交流，向全球傳播海洋治理的中國主張和方案，從而進一步塑造國際議程、贏得國際話語權。

智庫作為“領袖的外腦”，其成立初期大多局限在本國國內，但是隨著全球海洋治理不斷發展，中國社會智庫也應順應全球化的趨勢，通過建構跨國社會智庫網絡來解決全球海洋問題。中國一直高度重視推進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建設，已與許多國家、地區和組織建立起多種形式的合作伙伴關系。中國社會智庫應利用好全球伙伴關系的資源，在跨國空間中塑造各類非國家行為體的跨國智庫網絡，促進知識與人才的全球流通。國際知名智庫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早于2006年和2007年就先后成立“布魯金斯-清華中心”和“布魯金斯-多哈中心”兩個海外分支機構，并在之后不斷進行智庫網絡擴展。中國社會智庫也應借鑒布魯金斯學會的發展經驗，通過設立跨國分支機構和開展國際合作項目來構建社會智庫網絡，提升知識儲備的專業性和全面性，有更多的渠道進行國際溝通交流，進一步拓展中國社會智庫在全球海洋治理國際議程設置中的活動空間。

（三）完善議題成果推廣轉化，提升制度性話語權

全球海洋治理應是多元主體共同治理，但美國等海洋強國憑借著權力、資源等先發優勢，長期影響全球海洋治理的發展趨勢，中國社會智庫應積極推廣符合全球化合作趨勢的議題，從而獲得各發展中國家的支持，進一步推動具有中國智慧的國際議程設置。

中國社會智庫應善用智庫渠道加強對中國“海洋命運共同體”等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傳播，為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中國方案提供智力支持。中國海洋治理的研究成果可以通過以下途徑進行推廣：一是舉辦高層次論壇或演講、發表專題研究報告或著作，擴大智庫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二是通過承擔政府課題，提出議題建議；三是定期出版刊物，借助媒體宣傳議題；四是完善社會智庫中英文網站及大數據平臺的建設。網站是政府及公眾了解智庫情況的門戶，是展示社會智庫研究成果的重要平臺，完善社會智庫官網的建設，有助于傳播社會智庫成果。在完善網站平臺的基礎上，應積極對接媒體平臺，運用多媒體及自媒體手段（如微博、微信、視頻客戶端、各大報紙的客戶端等）擴大社會智庫研究成果的傳播力度。同時，中國社會智庫需要將專業高深的學術研究轉化為公眾所理解的語言，快速傳播研究成果，推動達成共識。中國社會智庫作為中國政府在全球海洋治理國際事務中的“協助者”，為了獲得更多國家的關注與支持，在成果推廣時應更加注重國際傳播，可以通過構建外文網站或參與各項國際性討論會等進行議題推廣，在同世界各國及其智庫對話交流的過程中，努力尋求治理共識，從而更好地推動全球海洋治理在各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礎上發展。

在全球海洋制度不完善的復雜形勢下，中國社會智庫應從適應和改革兩方面提升中國參與全球海洋治理的制度性話語權。一方面，中國社會智庫應適應已有的國際議程，在議程中維護中國在相關海洋國際制度中的良好聲譽。中國社會智庫應以專業、誠信的姿態參與各項國際制度的議程設置，提升中國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信用資本，同時對于抹黑中國海洋治理的論調也要敢于發聲，從而進一步掌握更多海洋議程設置的渠道。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智庫應持續推進中國海洋治理國際制度改革的實踐。中國社會智庫應在全面系統學習《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公約的基礎上，根據具體國際形勢制定中國特色的海洋議題，倡導將共同體等原則運用于海洋治理，呼吁增強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投票權，提升現行海洋國際制度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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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賀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