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原生敘事與敘事共同體想象

劉秀玉

《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以下略作“《史詩》”）是古巴比倫文學的杰出代表，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英雄敘事詩。[1]1872年，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在大英博物館整理尼尼微遺址發掘的楔形文字泥板時，首次發現了大洪水故事。1999年，安德魯·喬治（Andrew George）出版了《吉爾伽美什史詩新譯》（The Epic of Gilgamesh, A New Translation,Penguin Classics），被稱為大眾普及版；2003年，他又出版了兩卷本的《巴比倫語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Epic: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被稱為學術版。國內最早的漢譯本是趙樂甡翻譯的《吉爾伽美什》，1981年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拱玉書根據楔形文字原文翻譯的《吉爾伽美什史詩》，本文引用依據此譯本?！笆吩姟狈褐搁L篇敘事詩，是一種古老的文學體裁，在古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承擔歷史、政治、文化、說教等多重功能。作為一種民族精神的具象化存在，史詩表現的是一個民族的原始精神和意識基礎。希拉·納亞爾（Sheila J.Nayar）認為，研究文學應該關注“前文學”（preliterature），即沒有文字時代的口頭文學，這才是文學的真正起源。[2]Nayar,Sheila J..Before Literature: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Without the Written Word.London &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9: 29-30.自從19 世紀被考古發現以來，《史詩》“已經重新進入西方文化主流，與《荷馬史詩》和《舊約》并立”。[3]Abusch,Tzvi.Male and Female in the Epic of Gilgamesh: Encounters, Literary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4: 11.本文將重點考察《史詩》在敘事結構、敘事母題、敘事風格等方面蘊含的原生性特征，兼論其對西方敘事傳統產生的影響，進而思考建構敘事共同體的可能性等問題。

一、作為有機整體的敘事結構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史詩的情節應像悲劇的情節那樣，按照戲劇的原則安排，環繞著一個整一的行動，有頭，有身，有尾，這樣它才能像一個完整的活東西，給我們一種它特別能賦予的快感”，也即著名的“整一說”，情節“完整性”是判斷文學作品好壞最重要的尺度。[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35 頁，第83 頁，第28-29 頁。亞里士多德對藝術本質及其特征的理論闡釋，主要依據兩個文本，一是《荷馬史詩》，二是索?？死账沟摹抖淼移炙雇酢?。亞氏認為，史詩是希臘悲劇的重要源頭，史詩成分在悲劇中都能找到，由此可以推定，史詩先于希臘悲劇存在，并對后者產生影響，而亞氏也是在與史詩相對照的語境下形成其著名的悲劇定義。[2]〔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35 頁，第83 頁，第28-29 頁?！妒吩姟妨鱾鞯哪甏h早于《荷馬史詩》，根據亞氏對完整情節的判斷，可以回溯并反證前者敘事結構的完整性與原創性。

《史詩》結構嚴謹，情節復雜交錯又井然有序，高潮與轉折處理得非常巧妙，將英雄敘事與人性回歸主題巧妙雜糅，具有結構上的對稱美和內容上的整體感，符合亞氏所言“一個完整的活東西”?！妒吩姟贩踩в嘈?，分別記述在12 塊泥板上。雖然有局部殘缺，但是基本情節脈絡還是比較清晰，第1—2 塊泥板是鋪墊，交代吉爾伽美什在烏魯克的暴政及其與恩啟都（Enkidu）的相識；第3—5 塊泥板是發展階段，吉爾伽美什與恩啟都遠征雪松林，殺死洪巴巴；第6 塊泥板史詩敘事達到高潮，女神伊什坦向吉爾伽美什求愛受辱，借天牛復仇，吉爾伽美什與恩啟都殺死天牛；第7 塊泥板恩奇都之死是史詩的轉折點，到第11 塊泥板，吉爾伽美什歷經艱難險阻求取永生之法，無功而返；結尾第12 塊泥板講述吉爾伽美什與恩啟都亡魂見面，終于參透人生意義，返回家園。從敘事框架上看，《史詩》可謂“有頭”“有尾”“有身”，以第6 塊泥板為界，史詩前后兩部分的敘事風格明顯不同，前者是快意恩仇的英雄冒險故事，后者則轉向對個體生命的沉郁思考，兩部分過渡自然，一氣呵成，完全符合亞氏“結構完美的布局”的標準。與現代文學常用的開放式結尾不同，《史詩》采用封閉式結尾：吉爾伽美什回到烏魯克，繼續履行國王的使命。納亞爾認為，開放式結尾不適合史詩敘事，主要是因為不完整或者模棱兩可的結尾不但無益于強化古代氏族部落“作為集體的存在感”，還可能會危及“集體凝聚力”。[3]Nayar,Sheila J..Before Literature: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Without the Written Word.London &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9: 58,52.遠古時代，集體意識強過個人意志，這一點從柏拉圖為了維護城邦政治穩定而將荷馬逐出“理想國”的態度可見一斑。反映到文學藝術領域，史詩英雄的結局往往以回歸江山社稷、維護社會秩序為旨歸，一般性大于特殊性，個體訴求讓位于集體利益，由此建構了一套井然有序的敘事話語體系。

《史詩》還運用多種敘事手段，強化情節的內在張力和審美效果，包括倒敘、突轉與發現、超自然元素、戲中戲、重復、伴生人物設置等?！妒吩姟窋⑹聫摹爸虚g”開始，而不是按照時間或事件發展的邏輯順序鋪開，相當于現代敘事中的倒敘手法?！妒吩姟返谝粔K泥板開篇以序言的方式概述吉爾伽美什一生，旋即轉入敘事沖突：烏魯克國王吉爾伽美什昏庸無道引起民怨，大神阿努命令母神阿魯魯塑造一位英雄（恩啟都）與之抗衡，以恢復烏魯克的平靜，敘事線索由此展開。納亞爾認為，史詩、戲劇等古代文學藝術從中間開始敘述的傳統，原因之一在于口頭文化對時間追溯的困難，因此故事很難真正有一個“明確、有形、歷史可追溯的開始時間”。[4]Nayar,Sheila J..Before Literature: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Without the Written Word.London &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9: 58,52.當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這種敘述策略可以滿足文體學和藝術審美的需要。史詩題材一般已為大眾熟知，“從中間開始”意味著需要精心設計，從眾多線索中挑選最合適的片段作為中心事件，確保情節的完整性和典型性。這種寫作構思理念成為希臘、羅馬史詩和戲劇創作的基本規則之一，如《伊利亞特》僅聚焦十年特洛伊戰爭的最后51 天，而《奧德賽》也僅記述了奧德修斯十年返鄉路途中最后一年零幾十天的經歷；《俄狄浦斯王》也是以打破忒拜城十幾年平靜生活的大瘟疫開場，引出俄狄浦斯追尋真相的連環故事。

“突轉”與“發現”技巧在《史詩》中有生動體現。亞里士多德曾盛贊荷馬對情節的處理為天下第一，并基于《荷馬史詩》，將情節劃分為簡單情節和復雜情節，簡單情節對應“簡單的行動”，復雜情節則對應“復雜的行動”。所謂“復雜的行動”，是指通過“發現”或“突轉”，或通過兩者達到結局的行動；其中，“突轉”是指行動按照必然律或可然律向相反方面的轉向，“發現”則指從無知到已知的轉變，使處于順境或逆境的人對自身和環境產生新的認知，最好的“發現”應與“突轉”同時出現。[1]〔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42-43 頁?！巴晦D”與“發現”是對線性敘事的一種突破，通過“突轉”，主人公從順境轉入逆境，單一線條的敘事進程被懸置起來，而通過“發現”，敘事進程得以重啟，主人公從逆境回歸到順境，完成了人格層面的自我提升和精神凈化。這一點在吉爾伽美什尋找永生環節可以得到印證。在第9—10 塊泥板，吉爾伽美什歷盡艱難險阻，終于得見永生之人烏塔納皮什提，但是第11 塊泥板突然放緩節奏，穿插了一個冗長的洪水故事，其后又接連出現兩次“突轉”：第一次是在洪水故事的結尾處，吉爾伽美什因過度疲勞昏昏睡去，沒能領悟到真諦；第二次發生在吉爾伽美什潛入海底獲得“返老還童草”，沐浴時卻被蛇盜走，兩次挫折終結了他獲得永生的希望。在第12 塊泥板中，《史詩》又以充滿浪漫主義的想象安排他與恩啟都亡魂相見，促使吉爾伽美什從哲學高度認清了人的意義。

《史詩》還嫻熟利用夢境這一超自然元素架構故事，形成雙重敘事線條，強化了作品的戲劇性。[2]《史詩》中共有12 個夢，參見方曉秋：《夢在〈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特殊價值》，《古代文明》2019年第2 期。從敘事角度看，《史詩》始于夢，終于夢，夢境對情節發展起到重要的推進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節點：一是第1 塊泥板中吉爾伽美什關于隕石和斧頭的兩個夢，母親寧蓀女神為他釋夢，暗示與恩啟都有關，預示了二人將攜手作戰，為下文做了鋪墊。二是第4 塊泥板中吉爾伽美什奔赴雪松山征討洪巴巴，途中他接連做了5 個夢，其中第4、5 個夢由于泥板殘缺不詳，但是從上下文可以推測，夢境令吉爾伽美什惶恐不安，而恩啟都卻認為是吉兆。此處夢境的重復描寫，既凸顯了外在環境的險惡，又反襯出二人不畏艱險的堅強意志。三是第7 塊泥板中恩啟都夢到諸神議事和冥界兩個場景，具有明顯的死亡象征，生動刻畫出恩啟都對不能戰死沙場的遺憾，也預示了故事重心將發生轉向。四是在第9 塊泥板吉爾伽美什尋找永生的路上，他做了一個凄涼的夢。與此前不同的是，此次夢中醒來，吉爾伽美什已經找不到解夢人，面對群獅包圍，他只能奮起反擊，暗示了主人公必須獨自完成自我救贖之旅。五是第12 塊泥板中吉爾伽美什夢中與恩啟都亡靈相見，通過問答方式頓悟人生，坦然接受凡人的命運，成為深受人們愛戴的國王，從現世角度實現了永生。夢在《史詩》的關鍵節點出現，與主體敘事形成呼應，起到了連貫情節的作用。

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創作技巧，戲中戲對故事情節設計有重要作用?！皯蛑袘颉笔且环N“嵌套式”寫作手法，即一個故事中包含另一個故事，每個故事既相對獨立，又互相關涉，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敘事整體?！妒吩姟分械膽蛑袘蚯楣澇霈F在第11 塊泥板中的洪水故事。洪水傳說古已有之，也是蘇美爾文學重要的母題之一，有多個版本流傳，目前已知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2100 年的烏爾第三王朝時期。學術界一般認為，由于《史詩》成文時間不早于公元前1300 年，因此它“直接借用、化用或引用古巴比倫版《吉爾伽美什史詩》中的洪水故事的可能性最大”。[1]拱玉書譯注：《吉爾伽美什史詩》，商務印書館，2021 年版，第xxviii 頁?！妒吩姟分械暮樗适掠蔀跛{皮什提講述：諸神決定發動洪水滅絕人類，國王烏塔納皮什提得到智慧神埃阿的預警，率眾人造巨船以應對災難；經過六天七夜，洪水褪去，烏塔納皮什提重建家園，他和妻子被封神，獲得永生，人類得以延續。從表層敘事觀察，洪水故事與吉爾伽美什求永生的主線形成敘事斷裂，但是在底層敘事上，二者存在內在統一性，洪水故事具有潛文本性質。通過洪水故事，烏塔納皮什提以先人身份提醒吉爾伽美什接受人的有限性，同時告誡其不要忘記王者身份和使命，反復出現的“王袍”隱喻昭示了一條凡人通過世俗成功獲得永生的途徑。洪水插曲貌似阻斷了主體敘事進程，實則與主體敘事構成明暗兩條線索，積極參與文本建構。

重復是口頭文學常用的修辭手段，《史詩》中隨處可見完全重復和不完全重復。僅以第1塊泥板為例，“強大、卓越、無所不知的王，吉爾伽美什，不許新娘回家見新郎！”出現兩次，強調烏魯克百姓對吉爾伽美什暴行的不滿；“有個年輕人，在池塘對面?，F身。力量大無比，舉國上下數第一……”出現兩次，從獵人視角描述恩啟都沒有被馴化前的生活狀態；神妓莎姆哈特與恩啟都交歡的部分，史詩從獵人和敘述者兩個視角進行了重復描寫，凸顯女性的教化作用；結尾處出現兩次對女神寧蓀的贊美：“吉爾伽美什，其母最神明……野牛寧蓀母，大智且神明，無所而不知，為吉爾伽美什來解夢”。這幾處重復交代人物或事件背景，對情節推進也有明顯的烘托和強化。需要注意的是，《史詩》不是將重復簡單疊加，而是通過有規律地復現，逐漸將敘事推向高潮，這既表明口傳文學的原生態特征，也體現了一種早期藝術自覺。

二、燭照后世的多重敘事母題

J.希利斯·米勒認為，“講故事就是為了使故事之講述不斷持續下去。任何故事都具有永無止境向前發展的潛能。故事本身包含永遠再生或永遠再現的種子?！盵2]〔美〕J.希利斯·米勒：《解讀敘事》，申丹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225 頁。這里的“種子”，可以理解成敘事母題。母題指向敘事的初始和淵源，具有開創性品格特征和旺盛的繁殖和再生能力，“母題是敘事的重要構成部分，一連串的行為凝聚成一個母題，而具有個體完整性的連貫故事單元往往成為推動情節的關鍵?！盵3]Sasson,Jack M..“Comparative Observations on the Near Eastern Epic Traditions.”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2008: 215-232.作為人類最早的文學遺產，《吉爾伽美什史詩》包含了若干這樣的“種子”，如英雄母題、女性母題、遠行母題、創世母題等，對后代文學產生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史詩》首開英雄敘事，具有范型意義。史詩英雄往往兼具人性和神性，在征服自然、造福人類的過程中人性得到凸顯，神性逐漸轉化為英雄氣質。亞里士多德指出，史詩摹仿的是“高尚的人的行動”，是“嚴肅的行動，規模也大”，史詩英雄通常是在軍事、民族或宗教方面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屬于“嚴肅的人”。[4]〔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8 頁。格雷戈里·納吉（Gregory Nagy）認為，“英雄”概念“超越了史詩、戲劇或者任何語言藝術”，英雄不僅僅是一個人物，他還是用來崇拜的偶像。[1]Nagy,Gregory.“The Epic Hero.”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2008: 71-89.史詩通常緊密圍繞英雄人物展開敘述，戰爭是史詩的重要環節；史詩同時還要包括一次漫長的求索之旅，借以考驗主人公的心志。從以上界定來考察，可以發現吉爾伽美什完全符合史詩英雄的標準。其一，他是一位出身高貴、充滿陽剛氣的王者，具備成為史詩英雄的社會學和生物學特征。吉爾伽美什出身高貴，“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身材魁梧，完美無瑕，令人懼怕”，但他又和一般人神一體、半人半神的英雄不同，其血統中的神性大于人性，這種比例設計是情節發展一個重要的伏筆，吉爾伽美什一生的執念就是克服人的有限性而成為真正的神。其二，吉爾伽美什全能全知，知悉一切，是“烏魯克土生土長的英雄”，“堅固的防洪堤”，“軍隊的保護傘”，但是他又并非完人，他的殘暴統治令烏魯克百姓怨聲載道，是亞里士多德所謂“比一般人好”、又非十分善良公正的英雄，難能可貴的是，在參透人生之后，他幡然醒悟，并坦然接受凡人的命定。[2]拱玉書譯注：《吉爾伽美什史詩》，商務印書館，2021 年版，第7 頁、第9 頁。

《史詩》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是人類文學史上最早對女性形象進行類型化描寫的作品，開啟了女性母題的敘事空間。盡管女性身份仍未脫離邊緣或從屬地位，但是她們在被動的處境中主動作為，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情節發展進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后的希臘、羅馬史詩中，女性形象逐漸細化，廣泛參與到各個層面的敘事話語中，小到家庭敘事，大到民族、國家、戰爭敘事，越來越成為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考察了古代史詩中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及其演進后，海倫·佛利（Helene P.Foley）指出，“描寫英雄之旅的史詩較少受到歷史事實的限制，因此在處理性別角色方面更具實驗性?！盵3]Foley,Helene P.“Women in Ancient Epic.”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2008: 105-118.這一結論非常適用于《吉爾伽美什史詩》。盡管古代史詩對女性形象塑造有一套相對固定的文化標準，如非理性、不忠、激情、復仇、不擅長公共事務等，但是《史詩》并未完全受到這種程式化敘事的干擾，反而對女性進行了很多正面描寫，這在人類早期文明中實屬難得。為了討論方便，本文試將《史詩》中涉及的女性形象粗略劃分為賢妻良母型、欲女型和復仇女神型三類，但是必須注意這種簡單化處理的弊端，因為《史詩》中的女性類型與現代意義上的類型化女性形象又不盡相同。

賢妻良母型的代表人物有吉爾伽美什的母親寧蓀女神和幾位妻子形象，她們集善良、智慧于一身，在吉爾伽美什成長過程中均起到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寧蓀名字的原意為“野牛女王”，下嫁給烏魯克國王盧伽爾班達，她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多次為吉爾伽美什解夢，并能庇佑他遠行平安，是一位具有神格、集智慧與慈愛于一身的完美母性形象。烏塔納皮什提的妻子出現在第11 塊泥板中，她為吉爾伽美什做了兩件事：一是烤了七天面包，并計數吉爾伽美什睡覺的天數；二是提醒丈夫給吉爾伽美什第二次獲得長生的機會。此外，還有給吉爾伽美什指點迷津的酒肆女主人希杜麗等。她們雖然不是主要角色，卻在關鍵環節承擔了重要任務，反映了人類早期對理想女性的形象建構意識。

第二類是以妓女莎姆哈特為代表的欲女型。莎姆哈特的身份比較特殊，其形象介乎情人和啟蒙者之間，《史詩》對她的刻畫基本上是正面的?！吧饭亍北疽鉃椤凹伺?，在烏魯克文化中，許多女性既是伊什坦神廟的神職人員，也從事性服務?！妒吩姟分?，莎姆哈特的任務是用“女人的拿手戲”馴化野蠻的恩啟都，經過整整六天七夜，恩啟都身體空虛無力，再不能像從前一樣奔跑，“但他獲得了判斷力，已經變得大智不愚”。[1]拱玉書譯注：《吉爾伽美什史詩》，商務印書館，2021 年版，第16 頁。性愛在這里具有象征意義，恩啟都通過釋放原始生命力而獲得智慧，成為可以與吉爾伽美什匹敵的文明人，性啟蒙因此與智力開化等同起來?！妒吩姟穭撟鞯哪甏?，正是蘇美爾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社會轉型的過渡期，女性是自然和生產力的化身，兩性交合的儀式感體現了原始時期的生殖崇拜觀念，具有高度象征性?！妒吩姟窙]有妖魔化女性的性本能，反而將其升華到了承載和傳遞人類文明的高度，表現了生命的原始沖動。盡管恩啟都臨死前曾表達過對莎姆哈特的怨怒，因為是她將其引入復雜的人類社會，但是整體上莎姆哈特被塑造為一位善解人意的女性，雖然她沒能將恩啟都引向“更高級的文明生活”。[2]Foley,Helene P..“Women in Ancient Epic.”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2008: 105-118.

第三類是復仇女神型，代表是女神伊什坦。伊什坦是蘇美爾和古巴比倫神話中為數不多的女神之一，掌管戰爭、愛情、城市，也是烏魯克的保護神，但是《史詩》卻將她塑造成一個具有破壞性的女神。在第6 塊泥板中，伊什坦對吉爾伽美什因愛生恨，她的報復行為改寫了后者的人生軌跡。如果說伊什坦在《史詩》中主要起到服務故事整體敘事走向的作用，著名的希臘悲劇《美狄亞》則是一個完整、獨立、自足的女性復仇故事，也由此夯實了復仇女神母題。海倫·佛利指出，女神形象的矮化表明一種敘事視角的轉變，在這一轉變中，女神和王室女性的權威被貶低，而吉爾伽美什與恩啟都的男性關系得以凸顯，“這一情節預示著在希臘和羅馬史詩中，復雜的、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女神、次要的女性神靈和凡人女性將扮演的重要角色：誘惑、威脅或阻撓英雄，或幫助英雄獲得成功?！盵3]Foley,Helene P..“Women in Ancient Epic.”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2008: 105-118.

《史詩》還涉及遠行母題。西方文學最初的遠征敘述大都圍繞英雄人物的活動展開，描述他們獨特的或未曾嘗試過的征服之旅。杰克·薩松（Jack M.Sasson）指出，遠行是蘇美爾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復雜的敘事可以圍繞一個簡單的概念展開：遠離家園，然后回歸?！盵4]Sasson,Jack M..“Comparative Observations on the Near Eastern Epic Traditions.”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2008: 215-232.遠行的過程往往比結果更重要，不僅因為旅行本質上是有趣的，建構了一個與本土形成對比的關于異域空間的想象，還因為它可以成為英雄的載體，異域經歷強化了英雄的心理維度，使其變得更加強大。也就是說，遠行設計是為了凸顯英雄敘事。在《史詩》中，遠行占據了大部分篇幅，其中前半部分與后半部分的敘述方式又明顯不同?！妒吩姟非鞍氩糠值倪h征述說是寫實主義的，后半部分則呈現強烈的超現實主義風格，與前半部分形成巨大反差。詹姆斯·岡恩認為，“人類最早的夢想有三個：控制自己的生存環境、控制他人和長生不老”，而《史詩》幾乎包含了人類有史以來的全部夢想和恐懼。[5]〔美〕詹姆斯·岡恩、郭建忠主編：《鉆石透鏡：從吉爾伽美什到威爾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第4-5 頁。尋找生命草、生命花，或者生命果，是早期民間文學常見主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版本流傳。比如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的主人公怖軍（Bhima）也曾去往仙境尋找“最美麗、最奇異的荷花”，它能使人恢復健康，而“喝下甘露似的湖水”，人就可以“精力充沛，活力四射”。[6]〔英〕唐納德·A.麥肯齊：《巴比倫與亞述神話》，李琴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8 頁。這些故事具有明顯的隱喻性，反映了早期人類對生命的敬畏及為維護生命權進行的艱苦求索，同時也揭示了一個重要觀念：生命的價值不在于永生的結果，而在于探索的過程。

此外，《史詩》還涉及創世母題，主要體現在造人和大洪水傳說兩處。造人場景出現在第1 塊泥板中，為了使烏魯克重歸平靜，母神阿魯魯受命創造一個可以與吉爾伽美什匹敵的英雄，造人過程充滿儀式感：阿魯魯洗凈雙手，“擰下一塊泥，拋向曠野中”，恩啟都便橫空出世。[1]拱玉書譯注：《吉爾伽美什史詩》，商務印書館，2021 年版，第12 頁?！妒吩姟返暮樗當⑹赂挥谖膶W性和想象力，細節描寫生動形象，比如烏塔納皮什提得知洪水將至的復雜心情、造船過程、上船人員和物品的選擇、飛鳥試探消息、祭祀祈禱等場景，這種細致的安排使洪水滅世與人類重生形成呼應，邏輯嚴謹。某種意義上，洪水故事與吉爾伽美什的人生際遇具有互文性，映射了災難無常以及人類求生的強大本能?！妒吩姟分械暮樗适屡c后世希伯來《圣經》版本如出一轍，前者成文年代約在公元前1300 年，后者大約是公元前500 年，從時間線梳理，后者受《史詩》影響的推測基本能夠成立，只不過《圣經》為適應以色列民族文化進行了系統性重構與完善。[2]關于《史詩》與《創世紀》中的大洪水比較，參見張若一：《兩河流域大洪水神話體系及其影響——以〈創世紀〉為中心》，《中國比較文學》2021 年第3 期。兩河流域流傳的創世題材有其深刻的歷史和政治意義，與城邦發展史息息相關，是一份厚重的人類文化遺產，經過后世的流播、演化、改寫、重構，成為西方文學元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

《史詩》敘事的原生性決定了其豐厚的主題蘊含，也因此創設了諸多文學母題。除了以上提及的，還有如伴生人物原型：吉爾伽美什與恩啟都是文學史上最早的一對雙生伴偶形象，這種人物設置在后世文學中也屢見不鮮，比如浮士德與梅菲斯特、堂吉訶德與桑丘，等等。母題具有信息傳遞和可重復性特征，如果說西方敘事傳統有一個既定的方向，并環環相扣地形成一個序列，《史詩》便是貯存巨大能量的可追溯之源頭。

三、敘事范型的現代建構意義

敘事的復雜性在于被講述之事的不在場，但是通過尋找或追蹤文學史上的敘事鏈條，可以窺見一些一以貫之的線索和特征。誠如米勒所言，“任何講述都是重述。最為直截了當的敘事也是重復，是對業已完成的旅程之重復?！盵3]〔美〕J.希利斯·米勒：《解讀敘事》，申丹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45 頁?！都獱栙っ朗彩吩姟氛幵谶@個鏈條的起點，蘊含了歷史敘事、浪漫敘事、成長敘事和城市敘事等具有現代建構意味的敘事原型。

《史詩》以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為原型，從史實中尋找靈感，具有鮮明的線性敘事特征?！妒吩姟肥浅錆M歷史張力的現實主義創作，情節大體上依循烏魯克王朝的時間線，但是將背景從烏魯克放大到更加遼闊的地理空間，將主人公設置成雖有神性卻更富人性、勇于承擔國家命運的民族英雄形象，將宏大敘事建立在堅實的現實和社會基礎上。史詩與歷史的關系比較復雜。庫爾特·拉夫勞伯（Kurt A.Raaflaub）認為，英雄史詩是“再現歷史”和“反映倫理、社會、政治”的工具，是“不受時間限制、恒常有效的保留曲目”，具有“寓教于樂”功能，因為詩人不斷將其對“當下的關切”融入其中而使之獲得新生。[4]Raaflaub,Kurt A..“Epic and History.”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2008:55-70.在連接過去與現在、甚至未來的演進過程中，如何保留或重建史詩中蘊含的核心價值體系，似乎并無固定規則，不同時代大眾審美趣味的變化、口頭文學固有的為追求普遍性而犧牲個性的傳統，以及社會變遷帶來的新經驗對重新闡釋傳統的要求，都將影響史詩的歷史表達?！拔膶W敘事與歷史敘事關系密切，一個民族文化共同體，它的文學敘事理念和歷史敘事理念常常是相互包納、相互發生，具有一些基本的共同性質?！盵1]王先霈：《方苞“義法說”的敘事學價值》，《深圳大學學報》2021 年第2 期?！妒吩姟饭适卤尘笆枪?000 年左右的烏魯克王朝，從20 世紀考古發現可知，烏魯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在經濟、宗教、政治、文化、建筑、藝術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2]根據拱玉書的梳理，《蘇美爾王表》記載了早期烏魯克歷史，其中吉爾伽美什是烏魯克王朝第五代國王，據說在位126 年。雖然國王的統治時間有夸大嫌疑，但是各王朝國王名字和序列基本符合歷史事實，可以判斷《蘇美爾王表》的可信性；此外，還有其他歷史銘文作為佐證，可以證明吉爾伽美什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拱玉書譯注：《吉爾伽美什史詩》，商務印書館，2021 年版，第ii-vii 頁。烏魯克王朝的鼎盛時期至少持續到吉爾伽美什時代，包括吉爾伽美什在內的前五代國王均為智勇雙全的君王，為蘇美爾人民做出杰出貢獻?！肮糯浪鞑贿_米亞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土著居民和外來民族既斗爭、又融合的歷史”，蘇美爾文化也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共同創造的。[3]國洪更：《〈吉爾伽美什史詩〉與美索不達米亞歷史》，《濱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 年第4 期。吉爾伽美什與恩啟都遠征的情節，是美索不達米亞對外擴張與掠奪歷史的縮影，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個體命運與國家民族敘事有機融合，使《史詩》擁有了開闊的敘事空間和歷史的厚重感。盡管再現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在對英雄傳說進行歷史化和神秘化建構的過程中，實際上也是在重新建構歷史，其宗旨是為了滿足當下的意義探尋，因此，史詩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古代與現代的紐帶。

《史詩》融合現實書寫與浪漫想象，實現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有機統一?！妒吩姟返睦寺髁x氣質主要體現在神話書寫、幻游色彩、詩化語言等方面。其一，古巴比倫神話雖然比較松散，但是已初具譜系。與中世紀抽象的神不同，巴比倫神譜中的神具有人格化特征，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互為映襯，如伊什坦善嫉妒，恩利爾暴躁易怒，埃阿沉著冷靜，不一而足?！妒吩姟分械纳裨挃⑹戮哂卸匦?，描述的是人格化的神。一方面它維護神的譜系與權威，也即神性，比如為了幫助烏魯克人，神制造了恩啟都；另一方面，它又無意將諸神塑造成“完神”，保留神的“人性”，從洪水起源、伊什坦復仇等情節，可以看出《史詩》對神的批判意識?！叭松瘛睍鴮懗蔀橄ＥD史詩中的常態。其二，《史詩》是典型的英雄歷險故事，集《伊利亞特》的悲劇感和《奧德賽》的幻游于一體。[4]Moran,W.L..“Utnapishtim Revisited.”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1 November 1984: 14.《史詩》中，夢境、仙境、冥界等情節切換自如，人神糾纏，魔怪、幽靈悉數登場，勾勒出人類對宇宙構成的最早想象，這種想象在《荷馬史詩》、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均有復現，而中世紀但丁的《神曲》則是文學史上最宏大、完整的宇宙構想。其三，《史詩》語言具有詩化特點，集敘事與抒情于一身，既有口頭文學的通俗易懂，也有詩化語言的韻味，大量比喻、夸張、象征、重復等修辭手段產生了粗獷豪放又瑰麗新奇的審美效果?？梢哉f，《史詩》是基于史實進行的大膽文學想象和虛構，虛實相生，通過天地共融、人神一體的浪漫主義演繹，成功將歷史升華為藝術。

《史詩》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成長故事原型。它以吉爾伽美什的成長為主線，以恩啟都的開蒙過程為副線，二者相輔相成，互為鏡像，構成雙重成長書寫。成長書寫是敘事文學重要的藝術表現維度，屬于發展型敘事?！妒吩姟分?，吉爾伽美什經歷兩次蛻變，一次是好友去世，另一次是尋找永生失敗，兩次挫折磨練了他的意志，促使其成長。吉爾伽美什三分之二神的設定暗示他成為神的可能性要遠大于父輩，這個信念也是他去尋找長生不老術的原初動力，而故事結局卻顛覆了這種心理預設。這里涉及一個古老的主題，即顛覆生與死的關系，最終必然失敗，但是在失敗中，吉爾伽美什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建構。策維·阿布什認為，吉爾伽美什不僅作為個體人存在，更是一個社會人，集英雄、國王和神于一體，通過把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投射到巨人身上，可以使我們更清晰、深刻地理解人類自身面臨的困境。[1]Abusch,Tzvi.Male and Female in the Epic of Gilgamesh: Encounters, Literary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4: 11.反觀恩啟都，他的成長經歷反映了從野蠻向文明的過渡，與吉爾伽美什的成長相呼應，并助推了后者對人性認識的逐級深入。

此外，《史詩》還是最早進行城市書寫的文學作品?！妒吩姟芬约獱栙っ朗埠投鲉⒍嫉膶α榫€索，實則是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對立的外化，體現了早期城鄉二元對立思想。吉爾伽美什可以說是城市美學的代表，他統治的烏魯克城初具規模，有“像一道紫紅色的光”的圍墻，臺基堅固，由爐火煉出的磚砌成。烏魯克城幅員遼闊，“城大無邊，園廣無邊，坑闊無邊”，城內布局有序，有伊什坦神廟，有藏寶庫房，有集市。[2]拱玉書譯注：《吉爾伽美什史詩》，商務印書館，2021 年版，第7 頁，第12 頁。與此相對，恩啟都代表了原始的自然狀態，他的外形酷似野人，“厚厚的毛發長滿軀體，頭披長發，與婦人無異”，“披的是獸皮”。[3]拱玉書譯注：《吉爾伽美什史詩》，商務印書館，2021 年版，第7 頁，第12 頁。未被馴化前，他與鳥獸為伍，全然不知世上有國亦有民。這種其樂融融、天人合一的自由狀態由于外力（城市）的介入而結束，因為與莎姆哈特做愛，他玷污了純潔的身體，動物們都離他而去。脫離蒙昧狀態的恩啟都來到城市，開始了他的現代進化之旅?！妒吩姟吩敿毭枋隽怂谝淮谓佑|面包和啤酒——城市文明象征——的情形，第一次見到烏魯克城人山人海的景象，恩啟都經歷了強烈的文化震蕩。盡管恩啟都在吉爾伽美什母子的感召下順利歸化，但是他的本真之我并沒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不適感也從未消失。恩啟都的犧牲成就了吉爾伽美什，自然讓位給城市，也反映出《史詩》的發展觀與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相一致的認識，但是，在肯定城市文明的同時，面對自然遭遇城市破壞卻又無能為力的趨勢，《史詩》也寄寓了一種懷舊式的感傷，體現出對農耕文化與城市文明復雜關系的前瞻性思考。

需要注意的是，《史詩》敘事風格具有明顯的二元論色彩，如人與神、生與死、野蠻與文明、城市與自然、善與惡、美與丑，等等，從中可以看出古代巴比倫人樸素的辯證思想，他們尚未認識到“對立面之間的相互轉化和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而這正是古代思維同現代思維最重要的區別”，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史詩》中諸多雙重敘事現象，如吉爾伽美什的雙重人格以及他與恩啟都的互補性，城鄉對立思想，歷史書寫與浪漫書寫等。[4]邱紫華：《〈吉爾伽美什〉的哲學美學解讀》，《外國文學評論》2000 年第3 期?！妒吩姟窋⑹略瓦€有許多可以挖掘，比如戰爭書寫。實際上，《史詩》一直處在被發掘的狀態中，尤其是20世紀后期以來，《史詩》經歷了現代化、當代化、再歷史化，在詩歌、小說、戲劇等領域不斷獲得多樣化演繹，成為現當代文學敘事的重要靈感源泉。[5]Vybarr,Cregan-Reid.“Introduction.” Discovering Gilgamesh: Geology, Narrative and the Historical Sublime in Victorian Culture.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3: 3-36.

四、結語：敘事共同體想象

誠然，《史詩》帶有早期敘事文學的稚嫩，其局限性十分明顯。首先是它的零散性。由于年代久遠導致的版本殘缺、交疊、混亂，難以完整呈現史詩原貌，導致情節比較跳躍，多有自相矛盾之處，影響了對作品的全面理解和欣賞。其次是人物形象不夠飽滿，除了吉爾伽美什，其他人物相對單薄。再者，意識形態上也存在爭議，比如討伐芬巴巴是否正義，烏魯克的暴政是否應該予以批判，等等。盡管如此，作為人類文學的最早期成就，《史詩》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敘事技巧的成熟度等方面都具有開創性意義，標志著敘事文學從自發階段走向自覺階段。這不但直接體現在《荷馬史詩》《圣經》等作品的同源、同構中，還持續影響了此后西方文學藝術的創作，成為西方文學基因的一部分。

1978 年，美國當代重要的批評理論家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出版了影響深遠的《東方學：西方對于東方的觀念》（Orientalism: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1978）一書，盡管他鮮有提及古代近東，但是該書激發了學界對近東及其文化的強烈興致，《吉爾伽美什史詩》便是這場學術熱潮的直接受益者。[1]Ziolkowski,Theodore.Gilgamesh Among Us: Modern Encounters with the Ancient Epic.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 109-110.此后，西方學界對包括《史詩》在內的古代作品的闡釋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并逐漸將其納入中西文化的交互與流變中進行考察，由此發現了古代史詩與現代傳統之間的遺傳關系，諸如人文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城鄉關系等現代課題均可溯源至此。黑格爾認為，“如果一部民族史詩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時代也長久地感到興趣,它所描繪的世界就不能專屬某一特殊民族,而是要使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的品質和事跡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類的東西”[2]〔德〕黑格爾：《美學》第3 卷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1 年版，第124 頁。。這也意味著可能存在一種可以東西方通約、共享的敘事共同體，而作為東西方文明互鑒和文學交流的文化產物，《史詩》的原生性敘事藝術也因此獲得了更廣闊的闡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