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個主義”到“玉成中國”論
——七十自述

葉舒憲

2012 年，我年屆“耳順”，曾應邀為《民族藝術》寫過一篇學術自述小文，主要表現2005 年本人在“知天命”之后，“朝圣牛河梁”田野啟悟事件以來的學術轉向情況——聚焦玉文化研究，并將其作為中國神話學延伸向史前期的最重要課題來觀照，故題為《我的“石頭記”》。如今《藝術廣角》“名家治學談”欄目主持人祁志祥教授又邀我寫篇學術自述類文章，這才如夢初醒般意識到：自己已經“奔七”啦。

一、六個主義：一書引來百書

回望自己求學的道路，可有兩種寫作程序：其一是以出版著作的多米諾衍生過程為視角，從1987 年出版的第一部書《神話-原型批評》，到2023 年剛獲準立項的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神話學文庫”第三輯22 書。這將是一個一部書如何引出一二百部書的故事。其二是從對個人治學影響顯著的幾個思想流派入手，概括為六個主義：

1.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2.原型批評的新神話主義；3.結構主義；4.精神分析主義；5.后殖民主義；6.女性主義。

本文權且將兩種視角糅合起來加以陳述，既保證學術回顧的一百多本著作和譯著，有一條清晰可觀的時間展開的線索，又能彰顯學習外來理論方法的長期積累和運用實踐，如何將我們導向創建交叉學科——文學人類學，并由此踏出一條本土原創的文化理論之路徑。

影片《長津湖》表現抗美援朝戰爭的起因，毛主席說的一句話讓人印象深刻：“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睂τ凇?0 后”這一代人而言，不會有比抗美援朝的勝利更重要的事件了。我想借用這個修辭法來概括自己的著、譯的歷程：一書引出百書。

回顧我出版的第一部書，是1987 年主編主譯的論文集《神話-原型批評》。在國內學界最初能有些影響，就是通過這部書將西方20 世紀中期的文學批評理論派別之一的原型批評較為系統地譯介到漢語學界。當年本書第一版印數10000 冊，供不應求。2010 年增訂第二版，到如今還是售罄狀態。購書人只能去孔夫子舊書網加倍價格方能購到。為什么一部36 年前編譯的書，至今還頗有市場呢？歸結原因，就是相對其他理論方法而言，神話-原型批評方法比較實用，好用，容易學容易用。原型批評理論的基本思路是：文學現象不宜孤立地看待，而應培育系統性的文學觀和文學史觀。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構成某種相互聯系的總體，它必有一個起點和動力源：那便是神話及催生神話的信仰-儀式綜合體。只研究神話，是文學藝術范圍內的專業研究，而要探究神話背后的信仰-儀式綜合體，就成為文化人類學研究。這就預示著：我在出版這部書以后，一步步沿著從文學專業到人類學專業的方向，不斷跨越和堅持自學。這樣的學術探索得到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大力扶持后，才慢慢發展為今日在國內形成某種新學派雛形的交叉學科——文學人類學。原型批評要將全部文學整合為一個整體，讓神話充當這個生成性整體的發動機。譯介原型批評理論的過程，讓我學到一些整體思維和系統論觀念，最終就使我在幾十年以后，堅持嘗試要追問中國文明發生的整體問題：既然世界上每個文明古國的發生都必然受到神話思維和信仰觀念支配，那么中國文明發生區別于其他文明古國的特有神話信仰是怎樣的？

這樣宏大的一種比較文明史的選題意識，是怎樣得來的呢？這還要從開始說起。神話-原型批評實踐運用的直接效果，是在人文學界高度強調神話研究在整個文學和文學史研究中的優先性。這自然會催生某種“神話熱”現象。蕭兵先生就在《讀書》雜志寫過類似主題的文章。我用“新神話主義”這個術語，指代與原型批評同步發展的當代文創中的普遍現象：擁抱傳統神話或再造新神話。如果將自己譯介和研究原型批評的努力，也看作是當代新神話學主義的理論表現，那么這還不是對我求學過程影響最早的一派思想，還需要上溯到20 世紀80 年代的初年，也就是讀大四那一年。當時要弄清馬克思有關人性和人學的思想，所以用功最多的學習對象是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

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研究事物習慣于溯源求本，打破砂鍋問到底，這就為日后沉浸于原型批評埋下伏筆。在1982 年畢業前夕，尚未規模性地接觸西方文學批評新理論。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是《馬克思主義人學初探》，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發表在1983 年的《陜西師范大學學報》上。畢業后第一年先發表的《美的規律考論》（《馬列文論研究》第四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江淮論壇》1983 年第3 期）等文章，一看題目就知道是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學習從歷史演變視角探索起源問題，隨后寫有《藝術起源與符號的發生》（《當代文藝思潮》1985 年第6 期）、《英雄與太陽:〈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原型結構與象征思維》（《民間文學論壇》1986 年第1 期）等文章，嘗試將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與歷史唯物論對接。于是影響我治學的六大主義中的前兩個，就這樣順理成章銜接為一體。以上追溯是本人走入學界起點：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到新神話主義。

因為當年高校非常缺乏師資，我們七七屆本科畢業生居然有十人留校，我被分配到中文系外國文學教研室，任教東方文學。這才轉入對東方文學的補習，以及對20 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自習過程?？梢赃@樣說，沒有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鉆研和體會，就不會有后來補習新神話主義的學術熱情。東方文學中的古埃及文學，以服務于法老靈魂升天的《亡靈書》為代表；蘇美爾文學和巴比倫文學，以世界第一部書面史詩《吉爾伽美什》為代表。這些早期作品，都帶有世界文學史意義上的原型價值和起源意義。這種再學習的過程，讓我萌生了要主編一套叢書的念頭，那便是“20 世紀國外文藝學”譯叢。雖然這套叢書因生不逢時而虎頭蛇尾，只出版兩種就打住了。但是，對個人和對學界的意義還是相當可觀的。

影響我的六個主義之三，是結構主義，以1988 年面世的引進列維-斯特勞斯神話學理論為宗旨的《結構主義神話學》一書為代表。后結構主義即解構主義，也同時在閱讀與資料準備中。而第四個主義——精神分析文論的譯文集，已經基本編好為一冊。弗洛伊德和榮格理論，闖入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其直面人類心靈底層結構的犀利目光，的確能給人以茅塞頓開的震撼感和驚奇感?！秳撟骷遗c白日夢》這樣的標題，給多年以來只熟悉蘇聯文藝學理論之階級分析方法的我們，帶來的啟示是不言而喻的。馬克思說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社會學道理，精神分析主義巧妙地挪用到分析個人心靈的秘密方面。若用結構主義的觀念來看，歷史唯物主義、神話原型批評的新神話主義、精神分析主義，全都屬于瞄準深層結構的思想流派。表層結構是被深層結構支配的。表層結構是可見的現象，深層結構是看不見的理論思維抽象結果。這正是中西文論最大的區別所在：是就事論事呢，還是探尋事物背后的決定要素？西學的長處在于理論思維和理論抽象。不讀馬克思、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康德，就無法進入西學的特色思路中。馬克思聚焦的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層動力結構，稱之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原型批評聚焦的是文學史展開的形態和深層動力，稱之為神話儀式和原型。弗洛伊德、榮格聚焦的人類個體的心理解構，稱之為本我、超我和自我，意識、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至于結構主義本身就不用說了：能指、所指，表層結構、深層結構……這四個主義的思想宗旨有其共同性，就是都要在現象世界背后找出作為動因的深層結構。這給我在1988 年交稿的拙著《中國神話哲學》一書的構思，帶來決定性的影響。換言之，我開始獨立構思和寫作學術專著時，已經大體上沉醉于上述四種主義的理論取向。于是，我借助于四個漢字（旦與昏、昆與昔）的結構分析，嘗試重構出圍繞太陽的循環往復運行而孕育的華夏神話宇宙觀。并借用英文詞“meta”構成的詞組“meta-language”，命名為中國版神話哲學的“元語言”。當年做夢也想不到，在幾十年之后有人將宇宙觀加上“meta”為定語，由此掀起21 世紀20 年代的全球“元宇宙”風潮。2023 年4 月8 日我應邀到南京藝術學院講座，講題是《元宇宙的本土模型：神話中國的虛擬特色》。不知情的人會以為國內學者在跟風美國的扎克伯格，知情者則會去認真思考：作為學術話語的“元宇宙”的知識產權問題和國籍問題。

我在準備精神分析文論集的同時，還打算編譯《存在主義文論集》《闡釋學文論集》和《現象學文學批評》。不料1989 年6 月以后，學界風云變化，一時間里，好像讀書界、出版界對譯介外來理論的熱情被瞬間澆滅。就這樣，我主編的“20 世紀國外文藝學”譯叢，只推出《神話-原型批評》《結構主義神話學》兩種，其余皆未問世。

不過初次做叢書就被壓抑的潛能，卻在十年和二十年之后，分別找到釋放的機緣，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充分。那便是我主編的第4 套叢書——1999 年在海南大學任教期間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編的“文學人類學論叢”。其中有《文學與治療》和《性別詩學》兩種論文集，前者側重精神分析主義，后者則是女性主義的中國化嘗試。我主編的第5 套叢書是“神話學文庫”，第一輯17 書，第二輯21 書，合計38書。其中半數以上是譯著，這總算是圓了早年未能兌現的譯介之夢。其中體現精神分析主義的譯著有《心理學與神話》。體現后殖民主義批判精神的譯著有論古希臘文明起源之東方背景和地中海文明背景的系列專著，如《古代近東歷史編撰學中的神話與政治》《蘇美爾神話》《希臘神話與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神話》《巴比倫與亞述神話》《希臘神話的邁錫尼源頭》《米諾王權與太陽女神》等。女性主義神話學的代表人物金芭塔絲的著作系統引入國內。

下面先列出我近36 年來主編或合作主編的叢書12 套之時間、叢書名和出版社：

第1 套：1987，“20 世紀國外文藝學”譯叢2 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第2 套：1991，“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叢書10 書，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3 套：1998，“中國生肖文化”叢書12 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4 套：1999，“文學人類學論叢”8 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5 套：2010，“神話學文庫”38 書┼第三輯22 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第6 套：2010，“神話歷史叢書”13 書，南方日報出版社

第7 套：2015，“文明起源的神話學研究”叢書8 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8 套：2015，“玉帛之路考察”叢書三套16 書（甘肅人民出版社7 書，2015；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6 書，2017；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3 書，2020）

第9 套：2018，“中國文學人類學原創書系”39 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第10 套：2019，“中國文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叢書5 書，復旦大學出版社

第11 套：2020，“中華創世神話考古研究玉成中國”系列8 書，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2 套：2019—2021，“中國民間文學大系·神話卷”，已出3 書，中國文聯出版社

12 套叢書合計184 部書。

以2009 年為界，將12 套叢書的180 多部書，大體劃分為兩個學術階段。前一個階段是1987—2009 年，共22 年。后一個階段是2009年至今，有14 年。選擇2009 年為界標，因為那年獲準立項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A 類“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對個人學術生涯的轉向意義十分顯著。此前的20 多年，可視為這個重大項目的學術準備階段，包括從文學人類學交叉學科的雛形呈現，到有關人文社會科學的“人類學轉向”討論；從文化大小傳統再劃分理論到文化文本多級編碼論；從三重證據法到四重證據法的新方法論體系建構，等等。2009 年重大項目開展以后，我的學術攻堅方向是基本一致的，那便是：要從理論上闡釋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五千年中國文明的奧秘所在。

由于思考的對象是五千年文明體，僅僅憑借僅有兩千多年的漢字書寫文獻和僅有三千多年的甲骨文漢字，都必然會顯得捉襟見肘、緣木求魚一般的尷尬。為此，憑借1994 年提出的“三重證據”和2005 年以來標舉的“第四重證據”即物證，我們重新定義“文化大傳統”，專指前文字時代的史前文化，以及文明時代后的無文字民族文化傳統。采用“文化文本”的編碼和解碼理論，將前文字的大傳統和文字書寫小傳統整合為一個持續不斷的有機體，期望由此引發一場當代知識觀和歷史觀的革命性變革。借用一句毛主席詩詞名句來概括這場變革發生后的認知效果，即“風物長宜放眼量”。第10 套叢書5 部書的最后一部，題為《深度認識中國文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針對如何將人文研究視野放長的千年難題，給出文學人類學派的一種解決方案。

該叢書問世的同時，還出版有編外的一本小冊子《玉石里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將“萬年中國”和“全景中國”作為下一步的認知目標，這其實不光要突出新知識觀建構的深度，同時也要兼顧對本土文化的認識廣度。所言之“深度”，特指超越甲骨文漢字的符號系統，到漫長的無文字時代去探索文明的精神信仰之根。對于文、史、哲、藝、政治、宗教等領域而言，能夠找到文化源流之根脈，比什么都重要。過去的學界，正是由于無法有效看到、觸摸到文化之根，才虛假繁榮一般地熱烈討論什么是中國文化主干的問題，如儒家主干說和道家主干說的爭論等。如今的大傳統知識觀可以非常確定：距今2500 年之際出現的儒家、道家、墨家等，在萬年持續不斷的神話信仰傳承中，充其量只能算是主干上的分枝分叉而已。大傳統深度視野下的新問題是：夏商周三代思想乃至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如何受到文化基因的信仰之根和神話價值觀制約的？為什么源于史前的玉石神話和玉禮器體系傳承，到了春秋時期儒家這里向“君子如玉”的人格理想轉化，而道家則繼續標榜圣人懷玉和玉石為上藥的理念，并能在魏晉之后衍生出玉京天想象和食用五石散的社會狂潮？秦始皇統一中國之際，又是如何受到文化基因作用支配，放棄所有的貴金屬素材，唯獨選用一件寶玉，精心打造出在封建社會中萬世不變的帝國權力符號物——傳國玉璽？這件玉質的有字“天書”的出現，又是如何承繼此前的國家版玉禮器作為“無字天書”的權力執照功能（玉賜玄圭；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發揮著類似梵蒂岡在西方社會中的政教合一精神認同作用？傳國玉璽在構思和書寫歷代封建王朝改朝換代的《二十四史》中，在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小說構思中，如何繼續發揮其文化基因變異和意識形態引領作用的？

為了這樣的研究目標，我們不得不在世界文明的大范圍確立華夏文明發生的參照系，于是便將孕育和催生古希臘文明的地中海文明的神話學研究列入重點的譯介和出版方向。我主編的第5 套叢書“神話學文庫”，就這樣作為中國社科院重大攻堅項目的子項目——比較神話學資料集成，而提上團隊的工作日程。如今回看，神話學視角的比較文明史研究，實際上完全可以對應今日所稱“文明互鑒”。

二、入職文學研究所

語言文學專業學者，一般從中學時代起就非常熟悉作家作品分析的套路。作品分析的難點和精髓，在于分析者掌握怎樣的工具利器，能揭示出作品中常人無法認識到的東西。而一旦要將五千年文明古國作為超級作品來解析，分析的角度和方法就會成為首要問題。

我為什么首選神話學視角，來做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課題呢？這和我1988 年出版的第一部個人獨著的書有關。說到這部專著，就不得不提及其所屬的叢書，那是20 世紀80 年代里國內最火的一套學術叢書——“走向未來”叢書。無巧不成書。拙著《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即“走向未來”叢書的關門之作。此后該叢書就在1989 年戛然終止?？偨Y個人的研究道路，當然離不開這些叢書主編團隊給予每位作者的寶貴機緣。我在此先要向這些叢書的發起者和出版者表示謝忱。下面列出我自1987 年至2021年應邀加盟過的叢書，共20 套。同樣按照出版年代排列：

第1 套：1987，《家庭美學》（合著），“文化與生活”叢書，陜西人民出版社

第2 套：1988，《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3 套：1988，《符號：語言與藝術》，“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甘陽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4 套：1991，《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藝術與人類學”叢書，宋耀良主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第5 套：1992，《中國神話哲學》，“文藝新學科建設”叢書，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6 套：1997，《高唐神女與維納斯》，“宏觀文學史”叢書，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7 套：2000，《兩種旅行的足跡》，“文化人類學筆記”叢書，彭兆榮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

第8 套：2002，《原型與跨文化闡釋》，“新時期文藝學建設”叢書，錢中文、童慶炳主編，暨南大學出版社

第9 套：2002，《耶魯筆記》，“學者走天下”叢書，靳平主編，鷺江出版社

第10 套：2003，《激情》，“遠近叢書”，樂黛云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

第11 套：2007，《神話意象》，“美學散步”叢書，宗白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第12 套：2007，《熊圖騰》，“話說中國”叢書，何承偉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

第13 套：2008，《河西走廊：西部神話與華夏源流》，“民族文化走廊”叢書，徐新建主編，云南教育出版社

第14 套：2009，《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新世紀全球文化格局與中國人文建設”叢書，楊義主編，山東教育出版社

第15 套：2010，《文學人類學教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重點教材，陳佳貴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16 套：2012，《金枝玉葉：比較神話學的中國視角》，“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文庫，謝天振等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

第17 套：2016，《比較神話學在中國》（合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18 套：2018，《中華創世神話六講》（合著），“上圖講座40 周年紀念”叢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第19 套：2019，《玉石里的中國》，“九說中國”叢書，上海文藝出版社

第20 套：2023，《世界神話二十五講》，“丹增人文講堂”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

在加盟這20 套叢書的過程中，至少已有五六部專著，顯露出文明起源研究的總體思路。如從熊圖騰探索華夏祖先神話的信仰根脈，從地域空間河西走廊觀察華夏文化源流等。我能在學術起步時便加盟“走向未來”叢書，承擔的著作題為《探索非理性的世界》。這個書名是編委會給起的，自己原書名為《原型批評的理論與方法》。書的后半部分專講原型理論在本土研究中的應用。嘗試西學中用的結果，先有《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英雄史詩的原型重構》《中國神話哲學》，后有《詩經的文化闡釋——中國詩歌的發生研究》《莊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與后現代的視界融合》《高唐神女和維納斯——中西文化中的愛與美主題》等。這樣的明確的文化溯源意向與蕭兵先生一拍即合，遂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開啟的叢書“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該叢書的宗旨是以先秦兩漢經典為案例，體現文化人類學和三重證據法對解經學傳統范式的重要突破。只有等到2005 年研究《詩經·玄鳥》的商代實物原型時，才有效提升三重證據法為四重證據法，并由此更加專注于物證和物的敘事的潛在能量，凸顯其對文明源流認識的重要作用。以此為基礎，才有后來重大攻堅項目的設計和立項實施。

1999 年元月，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引進人才，我從任教六年的海南大學調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從南海島嶼遷居北京。對我來說，這是自12 歲遭遇“文革”被逐出京城，33 年后的重返故鄉。起初，我在文學所文藝理論室任職。文藝學研究室是本所的重點學科，還有古代文學研究室也是重點。院方規定：只有重點研究室才有資格從外省調進急需之人。在文藝學室工作一年后，于2000 年轉任比較文學研究室。所獲得的第一個科研立項，是《山海經》研究。這是與文學人類學的先驅人物蕭兵先生的合作項目。后來又增加合作人——外籍漢學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中文系主任鄭在書教授。后者也是《山海經》韓文版的譯者。項目成果為三人合著的厚重大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想象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上下冊共2200 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年出版。這是1991 年由我、蕭兵先生和王建輝先生合作主編的叢書“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之八。此前已經出版的有《楚辭的文化破譯》《詩經的文化闡釋》《莊子的文化解析》《老子的文化解讀》《說文解字的文化說解》《史記的文化發掘》等。用文化人類學的眼光重新審視本土的先秦兩漢經典，作出某種知識全球化視野的重新認識，即本叢書的初衷。2020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我和蕭兵教授合著的《論語：大傳統視野的新認識》，算是上個世紀末啟動的這套叢書在新世紀的延續。同年，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接續2010 年以來作為廣東省文化強省項目而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神話歷史叢書”，以筆者指導的博士后和博士論文系列為主，希望下一代學者能夠接續上世紀末開啟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目前，南方日報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共出版“神話歷史叢書”13 種，其中包括我參與主編的《儒家神話》《寶島諸神》和改編的圖文并茂書《圖說中華文明發生史》。由博士生們完成的有《春秋》《墨子》《管子》《黃帝內經》《禮記》《儀禮》《周禮》《淮南子》《呂氏春秋》《史記》《漢書》《后漢書》等經典的文化解讀。

我在文學所期間的第二個科研項目，是配合楊義所長共同主持的本所第一個重大項目“新世紀全球文化格局與中國人文建設”。這也是全所首次立項的院重大項目。有七位專家參與，項目成果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為同名叢書，總計七部專著。筆者完成的子項目為《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一書。這是呼應全球化到來為本土學者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專門論述現代性和全球化之負面效應的研究。當時歸結出現代性社會最大威脅是兩個：瘟疫的全球化和戰爭的全球化！始料未及的是，2009 年預警的這兩大威脅，竟然分別于2020 年全球新冠大流行和2022 年俄烏戰爭所引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巨大負面作用，帶來前所未有的當今全球社會生存危機切身體驗。就連2023 年博鰲論壇的主題設計，也轉向略顯危機意識的新題——不確定的世界。試問：當今世界有多少智庫單位和多少種研究課題？恐怕都可用多如牛毛來形容。能在課題研究中預警現代性危機全球降臨的成果，即所謂未雨綢繆或防患于未然者，又有多少呢？

事后諸葛亮式的研究成果居多，這是無疑的。何以《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能夠預警當下社會的風險性和危機的必然到來？作出這樣的警示判斷，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親身經歷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風暴和美伊戰爭的現實體會所促成的理論學習結果。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我在社科院的第三個科研立項，是2009 年3 月獲得批準的院重大項目“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這是迄今為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獨立完成的唯一重大項目。計劃成果分為兩個系列：“探源”相關專著3 部,“神話學文庫資料集成”譯著17 部，共計20 冊。經過課題組三年艱苦努力，終于超額完成各項指標，在2013 年，即我在社科院退休的前一年，以3 部專著（110 萬字）和21 部譯著（約400萬字）共計24 部書（約500 萬字）的規模結項。

三、求解中國文明起源之謎

早在20 世紀末，國家最大的文科攻關項目是“夏商周斷代工程”。21世紀初，又接續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國家工程的形式，集中以考古學為主的多學科專家參與。包括歷史學、天文學、古動物學、科技史等。但恰恰缺少文學專業參與?；诂F實需要，參照國際學界比較神話學與文明起源研究交叉和互動的豐碩成果及跨學科經驗，我提出比較神話學視野的中華文明探源，一方面給國家“十一五”期間最大項目提供特有的專業視角，另一方面也為方興未艾的中國神話學研究作出轉型與創新示范，并系統規劃與國際前沿對接的神話學資料集成建設，探索跨學科的知識整合與人文研究新方法論——四重證據法。

文明起源研究關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的演進，這正是理性和科學建立權威之前的神話思維時代。所以對神話傳說/神話敘事/神話思維/神話表象/神話儀式的綜合研究，能夠發揮特有的透視角度，給考古發掘的實物/現場、先民生活與信仰的遺跡等，提供文化觀念上的解釋線索，提供比較文化的理論分析模型。過去的神話學研究多以文學視角為主，無法延伸到文字記錄以外的領域。晚近的神話圖像研究與神話史前史研究，將研究視野拓展到文字以前的時代，充分利用史前物質文化（如神像、圖騰、陶器玉器等禮器形制、紋飾等），多方參照民族志的材料，解讀其隱含的觀念信息，取得重要的突破性進展。如日本神話學家吉田敦彥的《神話考古學》，美國考古學家兼神話學家金芭塔絲系列巨著The Goddesses and Gods of Old Europe:6500-3500BC（1982）、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ddesses（1991），德國人類學家瓦爾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的希臘文明發生研究等一批學術名著，均對我們的文明探源有重要借鑒作用。由于國際上的這一批成果不為國內所知，限制了我們的眼界，阻礙了文明起源探索的步伐和中國本土神話學理論的發展。課題設計時便以較大比重，計劃組織翻譯20 世紀最重要的比較神話學成果17 部，為中國神話學乃至人文學研究提供基礎性和規模性的理論參照。

課題完成后，又經過兩年的出版周期，于2015 年正式問世，并于2016 年獲中華外譯項目。三部專著中的兩部分別翻譯為韓文和英文出版。在文明探源的考古學研究范式之外，嘗試建立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范式，初步獲得學界認可。茲將三部專著內容簡介如下，三者的邏輯關系為：1.他山之石；2.此山之石；3.此山之玉。希望充分借鑒國際領先學科比較神話學研究優勢，一方面改造和促進中國神話學轉型與創新，另一方面讓神話學參與解決國家最重要的攻堅課題。

其一，《神話學文明起源路徑研究》。

本書系統梳理20 世紀以來國際領先的相關成果，闡明比較神話學如何為文明探源研究開辟出多維度的和比較觀照的新視野，總結20 世紀神話學對文明起源研究的獨到貢獻，探討三個重要新學派——神話考古學、神話圖像學、神話生物學，說明神話學與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藝術史互動研究情況及其方法論遺產，側重揭示其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能夠發揮的啟迪和參考價值。本書作者王倩，是我在四川大學培養的博士，并引薦到陜西師范大學做博士后研究。王倩針對課題需要，在國內外收集英文書刊100 多種，是目前國內在此領域占有外語資料最全的研究者之一。

其二，《中國神話學反思與中華文明探源研究》。

本書系統梳理20 世紀以來中國神話學的理論遺產及文明探源研究的成果。立足于新的考古發現材料，對前考古學時代的文明探源研究，作出權衡評估，總結其觀點和方法論上的經驗，特別是打通文學神話與上古史研究，民族志的田野考察與文獻文本研究方面的成功經驗，為今日的考古發掘實物與圖像的多元解讀積累民族志分析的文化背景知識。在方法論上，梳理和總結從二重證據法到三重證據法和四重證據法的寶貴積淀，側重研究顧頡剛與鄭振鐸等人結合人類學、民俗學、考古學與神話研究的路徑，立足于文史哲整合的高度，探索中華文明發生研究的創新范式。本書作者譚佳，是我指導的第一個博士后，出站后留文學所工作。如今為比較室主任。該書出版時改名為《神話與古史：中國現代學術的建構與認同》（2016）。

其三，《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

由我完成。嘗試建立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范式，希望調動人文學資源參與學術攻堅，對文明探源工程原有的考古學范式提供補充和支持，調解考古實證與神話歷史的人文闡釋之間的長期對立。具體途徑是參照文化人類學，走出學科本位立場束縛，建立一套新的文化史觀和研究范式：從大傳統視角突破文字限制的傳統史觀，依靠考古新發現，找出前漢字時代的神圣符號物——玉禮器，倡導以多學科知識整合的四重證據法（1.傳世文獻；2.出土文獻；3.民族志和口傳文化；4.出土實物及圖像），梳理神圣符號物的歷史傳承演變和編年敘事鏈，求證古史傳說時代的若干疑難問題，提出重建中國神話歷史的長遠目標。本書理論創新體現在兩個關鍵詞：“大傳統”和“神話歷史”。要說這部書在個人學術研究歷程中的創新價值，是首倡玉器時代和玉石之路研究的國際大視野，解析和歸納世界五大文明發生期的玉石神話與信仰的共性，在比較和對照中凸顯華夏玉文化的地方特性和持久性，尤其是早期玉石神話觀對國家意識形態的和核心價值觀的奠基作用。特別是詳盡具體地論證玉石神話信仰如何引領中華認同形成的觀念統一作用。

自1987 年出版譯文集《神話-原型批評》以來，在神話學領域積累近30 年。本書代表著走出學科界限的一種大文化整合研究格局的形成。通過以上三部書的相互呼應，實現借他山之石攻此山之玉的整體構想，從理論和方法上，結合西學資源與國學傳統方法，初步構成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范式，引導神話學研究的轉型和人文研究的轉型趨勢。并依托社科院研究生院及三個專業學會的平臺，培養專業隊伍，以期形成自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和古史辨派以來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學方法創新研究群體。項目進展過程中，及時搜索到對文明探源研究有借鑒意義的新資料，克服困難，在計劃外增加了四部外文專著的翻譯工作，最終得以全部完成。按序號，編為結項成果的第18—21 部書：

18.日文著作：吉田敦彥《日本神話の源流》，2007 年

19.英文著作：約瑟夫·馬里《神話歷史》，2003 年

20.英文著作：馬瑞娜托斯《米諾王權與太陽女神》，2010 年

21.英文著作：瑪麗·道格拉斯《作為文學的〈利未記〉》，2000 年

后來因為購買外文版權問題，本團隊出版了這附加四部譯著中的三部，唯有《神話歷史》則由另外的譯者完成出版。

本項目成果，首先能夠以跨學科范式的現代神話學知識引導傳統的文史哲研究和考古、藝術史研究的交叉和互動，促進人文學術范式與方法的與時俱進。其次，對自古以來的古史疑難問題作出獨到的神話學闡釋。例如夏禹鑄鼎、建鼓、建中央熊旗，堯舜禪讓等問題，以期給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必要的神話學參照角度與詮釋成果。本項目的理論創新意識突出，要改變人們通常對神話的誤解和成見，讓比較神話學發揮出跨學科的多角度整合優勢，成為解決文明起源研究中若干重要疑案的突破口。此外，通過譯介和新方法應用研究的雙重嘗試，立足本土神話思想的深厚傳統，發展出中國神話學自己的理論創新和研究特色，在從炎黃始祖到堯舜禹湯文武的圣王時代的探索中，充分發揮神話學的不可替代作用。項目成果在理論創新方面的重要一點，是從前文字時代文化大傳統的再發現再認識，揭示漢字小傳統（即書寫傳統）發生的文化基因作用，為《詩》《書》《禮》《樂》《易》《春秋》的發生學探討，找到巫史信仰之根和口傳文化載體之根，對早期書寫文本中無解的一些現象，如“王若曰”和“曰若稽古”，儒家“金聲玉振”和“君子比德于玉”等，找到圣王通神語境的豐富參照，將局限在文學專業內的神話故事研究引向神話思想史研究和中華認同研究。

四、從田野作業本土模式到“文化文本”理論

項目實施中包括多次田野調研與采樣工作。原計劃國內考察3—5 次，實際進行的實地調研（包括考古遺址、出土文物、博物館、玉石標本采集、調查訪談等）多達20 次以上，并額外采集到四個地域性的玉礦標本，經由中國地質大學科學檢測，完成檢測數據報告兩份。拍攝考古遺址、文物和博物館藏品照片近3 萬張，積累了豐厚的專題數字化實物圖像資料。項目的階段性成果發表也較為豐富：原計劃發表論文11 篇，實際發表論文100 多篇，其中，國際權威期刊SSCI 有3 篇次，國內的CSSCI 期刊有45 篇。課題成果得到學界高度關注。國內兩個學術刊物對項目實施全程跟蹤，《民族藝術》從2008 年開辟“神話與圖像”欄目，后來一直堅持了近十年。在結項前的2012 年第1 期發表《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學術專訪，將本項目的跨學科嘗試和新理論新方法及時向學界推介?！栋偕珜W院學報》自2009 年起，配合本項目研究進展開設專欄，及時追蹤國際上新史學的跨學科新觀念——神話歷史，在該刊組織持續三年的討論，發表相關成果、對話、論文和譯文共計50 篇次，引導國內相關學科的研究趨勢。自2009 年延續至今，《百色學院學報》的“文學人類學”專欄，已經堅持整整14 年。該學報也在兩年前成功入選中國社科院創新工程考核認定的學術期刊。關于四重證據法的討論，在《社會科學戰線》《江西社會科學》《文藝理論研究》《蘭州大學學報》《中國社會科學報》《社會科學報》《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等組織專欄多次。關于課題組提出的“大傳統”再認識問題，《光明日報》《社會科學家》《甘肅社會科學》等刊發表學術訪談共5 篇。

常年堅持專業深耕，我在社科院退休后，全面投入上海交通大學的文科建設。2017 年獲批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自京城到滬上的工作，分別以2016 年結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文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和2021 年結項的上海市社會科學特別委托項目“中華創世神話考古研究·玉成中國”系列為主要代表。前者的最終成果6 部著作（187 萬字）列舉如下：

1.《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葉舒憲著，52 萬字）

2.《文學人類學新論》（唐啟翠、葉舒憲編著，30 萬字）

3.《四重證據法研究》（楊驪、葉舒憲編著，25 萬字）

4.《希臘神話歷史探賾》（唐卉著，28 萬字）

5.《玉石之路踏查續記》（葉舒憲著，20萬字）

6.《深度認識中國文化：理論與方法討論集》（顧鋒、楊慶存主編，32 萬字）

前三部書緊扣中國文學人類學理論建構和方法論創新的主題，分別在中國文明發生論、文學人類學的學科建設論及新方法論三方面作出學術突破。后兩部書則以一中一西的個案探討，呈現文學人類學跨學科研究前沿領域“神話歷史”的系列成果。

文化人類學研究以特定的文化和文明為主。文學研究以作家作品為主。作為文化人類學和中國文學兩大學科的交叉學科，文學人類學試圖從理論上闡明中國文化、華夏文明與中國文學的關聯，并嘗試歸納出這種關聯的因果關系解釋模式。一方面說明潛在的“文化文本”在何種程度上制約著文學文本的生成，另一方面給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學史研究提供宏觀的大傳統背景。在現有的文藝理論和美學理論范式之外，依據中國文化的實情，創建一套導向文化文本多重立體闡釋的理論范式。

《文化文本》第一輯、第二輯分別在2021和2023 年出版，這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文學人類學研究分會與陜西師范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文學人類學中心等合辦的理論?？?。希望能夠為當下如火如荼展開的新文科改革建設提供交叉學科的理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