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物活起來的便攜化趨勢觀察

程 希

（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北京 100007）

“沒有任何一個物理空間足夠讓我們所有的遺產得到展示，但在互聯網上可以?！盵1]目前信息技術+博物館正處于數字化+網絡化向智能化邁進的階段，隨著手機及電子穿戴設備等成為應用最廣的移動終端，在數字化基礎上運用各種網絡技術、搭載各種網絡平臺的移動應用已深入博物館的各項業務工作中，通過互聯網瀏覽博物館文物藏品和學習知識已呈現出越來越便攜化的趨勢。不僅一機在手即可“一屏萬物”，而且隨著各種智能設備的升級換代，越來越多的博物館通過手機等各種便攜設備成為隨時陪伴人們的移動博物館。

目前各博物館通過網絡傳輸、可供移動終端接收的資源和內容主要有網上展館、網上展覽、藏品數據庫、文創產品展示及售賣、文物展示講解短視頻、電子圖書、網絡講座、網絡學術研討等等，大致可分為文物的展示和展覽、基于文物相關知識和信息的社會教育、觀眾與博物館之間的互動等三大類便攜化服務。傳輸方式主要有移動版網上博物館（或服務鏈接）、移動版網上展覽、講解（講座）直播和視頻會議、短視頻及各種APP 和小程序等，總體呈現為線上線下融合發展以及與手機網絡運營商或騰訊、人民號、頭條號、學習強國、嗶哩嗶哩、抖音、快手、支付寶等網絡平臺合作的便攜化趨勢，成為“讓文物活起來”的各種形態和相關信息得以迅速傳播及轉化利用的最有力支持。

一、網上展館與云展覽

又稱“云展館”“云展覽”。其中網上展覽在中國的大量涌現始于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后。很多博物館在被迫關閉實體展覽或限流的情況下，一方面紛紛將實體展覽以VR（虛擬現實）技術制作成全景展覽上傳到“云端”，一方面在博物館已有的數字化發展基礎上組織力量策劃、制作各種形態的純網上展覽或“云展覽”，供人們通過手機等移動終端下載觀看，使無數觀眾因此體驗到了“云展覽”和移動博物館的諸多優勢。首先是打破傳統展覽形式的時空限制，觀眾可以完全自主決定觀展時間和地點，選擇在更舒適的環境以更舒適的姿勢觀看，再輔以語音導覽等，從而大大降低了在博物館觀展的干擾感和疲勞感。其次，展品的背景資料、多角度的圖片甚至可與之作類比或關聯的展品都可以以圖片的形式出現，相關的語音介紹甚至策展人親自講解展覽的音視頻、相關研究的論文等也可以集成到展覽中，大大拓展了觀眾獲得展覽相關信息和知識的范圍。如2021年9月至12 月，哥斯達黎加前哥倫布時期文化與玉石博物館的《先民的世界：哥斯達黎加前哥倫布時期文物展》和故宮博物院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覽分別以云展覽的形式出現在對方博物館的主頁上，不僅打破了疫情造成的隔閡，也使不同文明的展示互鑒有了新的實現途徑。

相比而言，雖然移動博物館或“云展覽”缺乏博物館教育氛圍的營造，缺少了認知學習中必不可少的情境感，但對教育素材的組織更加有效，許多博物館的“云展覽”各顯神通，豐富多彩，早已超越人們傳統認知中的展覽形式，而將其他領域的媒體形式引入博物館也使人耳目一新。如2021 年故宮博物院與騰訊合作打造的《“紋”以載道——故宮騰訊沉浸式數字體驗展》，2022 年浙江省博物館牽頭推出的《麗人行——中國古代女性圖像云展覽》等，均收獲了廣泛好評。

值得注意是，云展覽及其與線下實體展覽的融合集成，除提升觀眾觀賞文物的便利性之外，還開始成為拉動館際業務合作和數據共享的新嘗試，特別是為中小型博物館的展覽聯動展示、共享式策展等展覽創新和策展方式變革注入了新活力。如，故宮博物院與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為慶祝中日恢復正常邦交50 周年，于2022 年7 月聯合推出的特別紀念展《故宮的世界（電子特別展）》，就是將用虛擬和3D 技術展示的故宮景觀及珍貴藏品與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中國歷代（尤其是清朝）書畫等藝術品融為一體的展覽[2]。這是故宮首次在國外推出的純虛擬展覽。這種將虛擬展覽與實體展覽相結合的展陳方式不僅為觀眾提供了虛實結合、時空交錯的新奇觀展體驗，也為珍貴文物的館際交流提供了新的合作思路和策展示范。

《麗人行——中國古代女性圖像云展覽》是此類嘗試進一步升級為多館、多展同步合力推進的一次成功示范。該展覽由浙江省博物館策劃，30 多家博物館聯合參與，調集各館藏品共計1000 多件[3]。如果按照傳統的文物展示方式，任何一個博物館都難以承受將如此多的文物原件匯集在一個展覽中所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更何況疫情之下各種不確定因素還會增加展覽成本和潛在風險。采用云展覽的方式不僅輕松跨越了這些障礙，而且還帶動了五個線下實物展覽的推出——云展覽成功推出后，參與展覽的蘇州博物館（本館）、浙江省博物館（孤山館區西湖美術館）、湖州市博物館、安徽博物院（老館）、江西省博物館分別基于各館的藏品舉辦了設計、制作風格不同的“麗人行”實物展，觀眾不僅可以在這五個館分別看到各館的實物展品，還可以在展廳互動屏上查看其他四家博物館的展廳現場畫面，瀏覽、收聽展品詳細圖文、語音信息和“麗人行”云展覽內容。五館線上線下一同宣傳造勢，聯合“帶貨”，形成了“線上”云展覽和文創虛擬展示與各館到訪人流和文創產品實物銷售的“雙向引導”和“增益循環”，堪稱是線上線下融合推進展覽的又一有益探索。

二、短視頻及直播

近年來，隨著嗶哩嗶哩、抖音、快手等網絡平臺的發展，各種短視頻節目和網絡直播風靡于手機用戶，有人甚至稱此現象為“短視頻時代”。對于文博工作而言，不論音視頻還是直播，都是“讓文物活起來”并進行文化闡釋的有效手段。其中直播更加“短平快”，而且可以即時互動，而經過精剪的短視頻則有更好的吸引關注效果，讓人印象深刻。

2018年5月18日第42個國際博物館日，抖音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山西博物院、陜西歷史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等七家國內知名博物館，制作了一款名為《第一屆文物戲精大會》的H5 版本視頻（即移動端的web 頁面）。這款短視頻憑借將文化、歷史和當下結合在一起的創作思路，融合了拍灰舞、抖音熱門音樂游戲用語、網絡流行語等眾多通俗文化元素，讓胡人唐三彩、青銅后母戊鼎、說唱俑、兵馬俑等文物以動漫風格的開口說話“活”了起來，詼諧有趣的創意引發廣泛共鳴，微信、抖音用戶大量轉發傳播，《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主流媒體的報道更是引發了持續的關注熱潮，僅四天時間在抖音的累計播放量就突破1.18億，點贊量達650萬，分享量超過550萬。這一播放量相當于大英博物館2016 年全年參觀總人次642 萬的184 倍[4]。這些古老的文物一夜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網紅”，深度滲透到社交網絡中，激發起人們對蘊含于文物中的歷史故事和文化價值的濃厚興趣。同時，七大博物館還各自選取一件“鎮館之寶”，以創意短視頻的形式在抖音平臺上同步展出，除了被稱為“戲精”的后母戊鼎之外，還有南京博物院的明代青花壽山福海紋香爐、湖南省博物館的西漢T 形帛畫、陜西歷史博物館的獸首瑪瑙杯、浙江省博物館的朱金木雕寧波花轎、山西博物院的西周鳥尊以及廣東省博物館的西周青銅盉，七件國寶以串燒視頻的形式首次跨越時空同臺亮相?；顒悠陂g七大博物館發布的官方視頻累計總播放量超過3000 萬[4]，這是至今仍最受稱道的文博業界與網絡平臺的一次成功合作。

2020 年2 月23 日，中國國家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敦煌研究院、良渚博物館等國內八大知名博物館又一同在淘寶直播為觀眾帶來了一場“博物館云春游”大串燒。數據顯示，淘寶大學云課堂的2000 萬師生參加了這次博物館“云春游”，各博物館平均直播時長1～2 小時，觀眾們都表示沒看夠，甚至有觀眾“吐槽”自己為了同時看三星堆與國博的直播兩部手機一起用[5]。

利用GIS軟件將土壤圖、土地利用現狀圖以及膠東半島的行政區劃圖進行空間疊置，共劃分了16 536個評價單元。選取了灌溉保證率、耕層質地、土層厚度等8項因素作為參評因素，通過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最終構建指標體系，通過構建隸屬函數模型，采用綜合指數法對膠東半島耕地地力進行了定量評價。評價流程及方法保障了評價結果的科學準確。

近兩年，通過手機觀看文博短視頻和參與直播活動的人數繼續大幅攀升。2021 年國際博物館日抖音發布的首份《博物館數據報告》顯示，截至2021 年5 月，平臺上博物館相關視頻數量超過3389 萬，播放超過723 億次，獲贊超過21億[6]。2022年元旦，全國一百多家文博機構參與或支持的首個文博人自己的跨年盛典——“文博之夜”跨年直播觀看量累計超過200 萬人次，閱讀量超過345 萬[7]；南京博物院與江蘇廣播、快手新知聯合主辦的“2022 跨年知識大會”全網視頻播放量也達到了3952.3 萬[8]。另外，《中國考古大會》融媒體端觀看人數超62 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直播收獲上億點贊，三星堆遺址新一輪發掘直播微博點擊量高達71 億[9]，等等，不勝枚舉。

在華僑文博界，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為配合展覽宣教而打造的“云游僑博”是華僑類博物館中為公眾提供便攜化展覽服務最重要的直播品牌，以多語種、多方言為特色，自2020 年創辦以來，不到三年時間，已收獲了7000 余萬的觀看量，“潤物細無聲”般對于凝聚僑心、集中僑智、發揮僑力不斷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也提升了華僑類博物館在社會公眾和文博業內的知名度。其主要合作平臺之一“華人頭條”在69個國家建有141個海外傳播站點，注冊用戶達5000 余萬，其自主研發的APP 是專為海內外華人華僑提供資訊、生活服務的公共服務平臺，“云游僑博”每次直播前，“華人頭條”即通過其客戶端、微信端、PC、小程序等進行預熱宣傳，將直播活動的宣傳消息在其手機APP 頁面置頂，在其所有網站站點重要版面推出，引發了海內外用戶對“云游僑博”的廣泛關注，極大地促進了這一直播品牌的傳播和發展。

三、文物觀賞及互動APP和小程序

APP和小程序兼具直播和短視頻的直觀便捷及精細設計的效果，是各博物館提供參觀咨詢服務和進行有關數據統計的常用網絡工具，而一些博物館的文物展示也采用了在APP和小程序上觀看的便攜化方式?！吨袊鴩也┪镳^數據報告（2021 年度）》顯示，隨著“國家博物館”APP 和“國博導覽”小程序上線，國家博物館全媒體矩陣正式建成，加之在各網絡平臺運營的官方賬號，其網絡影響力已處于博物館行業領先地位。故宮博物院的小程序——“數字故宮”不僅可以讓觀眾云游覽全景故宮，還能通過數字多寶閣中高精度的三維數據展示文物細節和全貌，同時兼具文物講解功能：其中“故宮邀你云看展”系列視頻每集20 分鐘，由策展人帶領觀眾參觀展覽；“每日故宮”短視頻每周兩次在微博平臺帶大家欣賞文物細節。此外，“一起考古吧”“云上敦煌”等也是近幾年較受歡迎、有趣且“有料”的數字文創小程序，不僅拓展了大眾了解歷史的方式，也演繹著大眾文化生活的新時尚。

2022 年最受關注的文物觀賞及互動小程序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聯手騰訊于7 月6 日至11 日推出的“手拉手全球博物館珍藏展示”小程序。這款小程序源于國博聯合國內外33 家頂級博物館舉辦的“手拉手：共享世界文明之美”全球博物館珍藏展示在線接力活動，通過這一小程序觀眾可足不出戶于云端快速獲取活動最新內容，在線走近34 家國內外頂級博物館，訂閱觀看前后跨越6 天的專場播出，欣賞各國博物館珍藏文物。其中特別設計了互動環節，觀眾打卡每家參與博物館即可領取一張獨一無二的明信片，完成全部打卡任務還能獲得精美的手繪限量版明信片。小程序的有趣體驗使人們更加便利地感受到各國文化“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魅力。

為了更好地滿足年輕人在博物館“游”“玩”兼得的需求，還有一些博物館推出了多種便攜化元素的組合“套餐”。如2020 年7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從千俑千面的8000 兵馬俑中精選出12 位有名有姓有故事的人物俑，身份包括將軍、士官、馭手、弩手、步兵、騎兵、老兵和文士等，設計制作了文創IP“蒹葭十二士”。配合該系列文創的發售，同時推出了“云上蒹葭”小程序、蒹葭主題音樂及短視頻、數字沉浸式體驗等多個便攜化創意形式，融入了國潮、盲盒、合成玩法等年輕人喜好的多種娛樂性互動方式[10]。這樣的小程序組合賦予了傳統文物更鮮活、更時尚、更宜于社交的文化表達，顯示出傳統也可以很酷，創新也可以很古樸。

四、在線文創、數字藏品銷售及藏品數字圖像分享

博物館在線文創及數字藏品的發售與購買、藏品數字圖像的分享，既是一種展示形態，也是博物館與觀眾互動的體現。特別是近兩年發展勢頭迅猛的數字藏品，以突破時間、空間、保存條件限制的便攜化優勢，親民的價格，以及通過更多變、新潮、數字化的形式展現文物的內涵和形態，迎合了中青年人的個性化需求、社交偏好與價值審美，同時還賦予了藏品金融屬性，極大地豐富了文創產品的品類，擴大了受眾面，給博物館帶來了十分可觀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在線文創、數字藏品的研發創作以及藏品數字圖像的下載分享，讓博物館在觀眾不進館參觀的情況下仍可以更好地展示文化遺產、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觀眾對文物的認知和對博物館的參與感，激發人們到訪博物館意愿，增加線上營業收入，既是更有利于文物“活化”利用的新的營銷方式，同時也加速了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和傳播，推動了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此外，在線文物游戲和因疫情而催生的大量在線文博知識講座（視頻課）、技能培訓也是越來越常見的“讓文物活起來”便攜化發展的方式。以劇本殺游戲為例。2021 年9月，洛陽博物館將三件館藏文物“晉歸義胡王”金印、透雕龍紋瑪瑙璧以及金獅串飾授權小黑探、支付寶，共同開發了《洛陽東風幾時來》線上劇本殺游戲作品，上線一天話題流量就突破3億[11]。

利用網絡開展博物館深度教育也在嘗試推進中。如故宮博物院發布的“故宮青少年博物館在線教育資源平臺”和在線學習平臺“故宮云課”，中國國家博物館推出的系列網上研學活動等，均取得了較好的社會反響。在國外，在線視頻課作為培養孩子們學習科學和自然、歷史的興趣與能力的校外教育活動，也是疫情期間給孩子們帶來快樂的禮物。如美國沃斯堡科學與歷史博物館的博物館學校是得克薩斯州第一個博物館學前班，疫情期間，教學團隊通過Zoom 平臺為學齡前兒童提供線上教學，在線布置作業并提供指導，雖然疫情肆虐，但跨越了空間界限的課堂為孩子們帶來了溫暖和歡樂。

據統計，2021 年中國博物館線上展覽和線上教育活動的網絡總瀏覽量超過41 億次[12]，其中通過手機便攜式收看的占了絕大部分。而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0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 年6 月，中國網民規模為10.51 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4.4%。其中，短視頻的用戶規模增長最為明顯，達9.62 億，較2021 年12月增長2805萬，占網民整體的91.5%；即時通信用戶規模達10.27 億，較2021 年12 月增長2042 萬，占網民整體的97.7%[13]。這些都顯示出或者說預示著“讓文物活起來”便攜化發展的強勁潛能和廣闊前景?！丁笆奈濉蔽幕l展規劃》提出“鼓勵文化單位和廣大網民依托網絡平臺依法進行文化創作表達，推出更多優秀的網絡文學、綜藝、影視、動漫、音樂、體育、游戲產品和數字出版產品、服務，推出更多高品質的短視頻、網絡劇、網絡紀錄片等網絡視聽節目，發展積極健康的網絡文化”[14]，實際上也是進一步明確了文化產品便攜化服務的導向。

五、關于便攜化的討論與建議

2022 年8 月，國際博協公布了博物館的新定義:“博物館以符合道德且專業的方式進行運營和交流，并在社會各界的參與下，為教育、欣賞、深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多種體驗?！盵15]這一最新修訂的博物館定義，也是“讓文物活起來”便攜化發展或移動博物館構建的意義所在和本質要求。與文物活化利用的各種舉措和趨勢一樣，便攜化發展對于博物館的主要意義就在于擴大文物資源社會開放度，促進文物資源與文博創意產品開發、旅游產業發展融合，與社會、市場共享，滿足多樣化消費需求。對于中小博物館來說，便攜化服務的發展更是快速提升各項業務工作水平和擴大社會影響力的有力促進[16]。

與傳統的博物館觀展方式相比，上述便攜化觀展方式均是分享式、沉浸式、互動式感知歷史文化的新媒介，是基于文物而引發的教育、欣賞、深思和知識共享等體驗的豐富和補充，而非替代。盡管便攜化觀看在諸如局部細節放大、自由選擇度和舒適性及獲得感等方面有著多種優越性，但無法替代裸眼觀看真實文物的感覺，更無法感受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空間所特有的氣息和氛圍，也是不爭的事實。

便攜化發展可以被視為“泛博物館”[17]的表現或構成之一，對于博物館本身而言既有著拓展和重塑的積極意義，也存在著某種悖論和消極的意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便攜化與博物館的社會性

無論對于當地居民還是外來游客而言，傳統博物館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城市或社區“客廳”般的存在，特別是我國實行博物館免費開放政策以來，走進博物館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人新的日常生活內容，這無疑增強了博物館的社會性。博物館的便攜化無法代替博物館作為社會活動和情感交流場所的作用，它在加強作為個體的人與博物館之間隨時隨地的聯系的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存在疏離人與人之間直接交往的不利影響，即隨著便攜化的不斷發展，觀看和研究文物藏品原件可能會越來越多地成為從業人員和少數收藏愛好者的專業性工作，而越來越多的數碼新生代人群可能會更偏好便攜化的觀看及個性化的應用，從而減少到訪博物館的頻次，使得博物館社會性作用的發揮受到一定抑制。

便攜化使得觀展或參與博物館的活動成為一個個分散在博物館之外的個體行為，博物館則可能越來越趨同于考古研究所和文物保護機構，因而便攜化對博物館具有拓展性的同時，也具有反博物館社會性的一面。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也可能就是人類未來社會形態的存在方式。這是由在科技引導下人類社會生活智能化的總體發展趨勢所決定的，博物館的便攜化、智能化只是其中的一個節點。博物館所能做的，是如何更好地順應這一趨勢的發展，更積極地應對這一趨勢發展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挑戰，特別是如何將便攜化對于博物館功能的拓展與實體博物館本身的發展更有機地結合，應該是今后一個時期內博物館中長遠規劃中應予以更多關注的問題。

（二）博物館的非營利屬性與文物藏品的商業性應用

從2022 年最新修訂的博物館定義來看，便攜化作為傳統博物館的一種拓展方式，彰顯了博物館教育、服務功能的延伸和文物藏品創新、創意應用的無限潛能，無疑有助于博物館“向公眾開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并“促進多樣性和可持續性”[15]。但從便攜化的現狀，特別是國內的現狀來看，可及性和包容性還存在很大的不足。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數字藏品圖片的個人下載觀看和應用還有很大局限。限于人力和財力，一些博物館還未能通過網絡上傳全部藏品圖片數據，還有相當多中小博物館尚未開展此項工作；有的博物館只提供僅限于觀看的縮略圖，有的則是明確限定不得用于商業目的。博物館作為旨在以人類文化遺產造福人類未來發展的非營利性機構，應該在這方面做出表率，致力于更開放、更可及、更包容的知識產權保護。而且，從博物館與社會的關系來看，更開放、更可及、更包容地組織、發動社會力量，特別是商業的力量，以更有拓展性、更有創新性、更有效益性地致力于文物藏品的活化利用，才是更具積極意義的。

近年來，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宣布加入《CC0無保留協議》，允許社會公眾“只要有需要都可以下載并不受限制地使用和分享這些公共藝術品”，以“增加創意作品的流通可及性，作為他人創作與共享的基礎”[18]。筆者認為，在尚不具備加入《CC0 無保留協議》條件的情況下，國內博物館可以借鑒現有IP授權的思路，通過規則、制度設計的改進盡可能地擴大藏品圖片使用的自主性，特別是商用創意開發，如設立文物藏品創意設計公益基金等，將博物館的非營利性與商業的互利性、傳播性、公益性更充分地結合起來，更廣泛地發動和借助社會、市場的力量促進博物館各項業務工作的開展，并借此建立便攜化趨勢下博物館與社會更廣泛、更深層、更持久的關系。

（三）博物館“物”與“人”的關系

從博物館學多年以來一直在探討的“物”與“人”的關系來看，便攜化極為有效地進一步推動了博物館從“以藏品（物）為中心”向“以觀眾（人）為中心”的轉變，特別是在“物及其所載信息的研究、轉化和重構”[19]方面。理論上說，所有文物都會以不可逆轉之勢走向消亡，但數字化技術可以使文物獲得一種“永生”的狀態。便攜化的發展首先是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由此一方面實現了文物收藏的永久化，即文物以數字化的方式被永久收藏、保管，同時由于社會公眾皆可便捷地提取下載，這種收藏和保管又是分散和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更多基于獨創性、專屬性動力而各顯神通、異彩紛呈的文物藏品的活化利用，使得對于博物館文物藏品的使用呈現出大眾化與專屬性并存的態勢。

在這一過程中，便攜化增強了“物”對于“人”的趣味性和“人”對于“物”的獲得感，極大地提升了“人”對于“物”的創造力。觀眾不僅可以分享和傳承博物館基于文物藏品提供的知識，也可以交流和傳播自己對于文物藏品的見解和創意。人們可以隨時隨地獲取博物館通過網絡發布的文物藏品和學術研究資源以及相關制作和創作，以最舒適的狀態隨心所欲地觀看展覽、觀賞文物，參與網上各種形式的宣教活動，并且進行線上交流互動。人們甚至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下載收藏各博物館的分享，創設自己的網上私人收藏和自己的網上專屬博物館，發布自己策劃的展覽。因而，便攜化發展加劇了人與博物館傳統關系模式的改變，使得觀眾更具有主觀能動性，觀眾與博物館之間、人與“（文）物”之間的互聯互動更加快捷便利，基于文物資源的創意設計和創新應用也越來越多地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元素。

總之，傳統博物館更多關注的是藏品的征集以及展示，即所謂“以物為中心”，便攜化在致力于“以人為中心”的同時更進一步增加了人對物的主觀能動性和對博物館的參與性。博物館應乘勢而為，借便攜化發展之力不斷改善人與物、物與物、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和互動，更有效地組織社會力量參與到博物館的方方面面，如經常性地按需、分類征集或招募基于文物藏品的專題創意設計及展覽、社教活動策劃等。筆者認為，這是博物館“以人為中心”理念和境界的進一步提升，也可以由此改善前述便攜化對博物館社會性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