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教化
——明王朝在彝族地區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安邊之道

曹群勇，劉 星

（貴州民族大學社會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一、引入：彝族地區在明王朝經營西南邊疆的地位

明王朝稱彝族“羅羅”，亦稱“鹿盧”，即唐宋時期的“烏蠻”“東爨”?！短鎸嶄洝份d：“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羅羅。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保?］2889學界認為，明時彝族除了“羅羅”這個共同的最常見的族稱之外，還因地區、方言、自稱、習俗的不同而有摩察、羅婺、魯屋、聶素、撒摩都、樸刺、母雞、阿倮、孟烏、葛倮、阿度和阿戛、阿細、阿者、車蘇、喇魯、利米等20 余種族稱［2］，這些多種族稱，或出于其族自稱的翻譯，抑或出于不同支系、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的部落名稱。

明王朝彝族地區主要包括烏撒、烏蒙、芒部、霑益、東川、永寧、馬湖、涼山、建昌、越巂、鹽井、會川、黎州、水西、安順、普定、普安、畢節、曲靖、越州、祿豐、羅平、羅雄、武定、尋甸、姚安等地，即今貴州西部，云南東部以及四川南部的廣大地區。除滇池周圍，貴陽附近及建昌（西昌）等地有較大的漢彝雜居區外，其他集居區以彝族為主，還包括僰、苗、仡佬、仲（布依族）等不同的少數民族，分別納入彝族土司的統治之下?？梢?，明朝時期，彝族主要分布在四川、貴州與云南毗連的廣袤地區，這一地區對于明王朝鞏固與開拓西南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彝族地區的西南與西面是現在的云南省迤西與迤南的廣大地區，這里有漫長的國境線與中南半島諸國相連，在這廣大區域與國境線上分布著許多少數民族，由于各種歷史原因，這些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的關系容易出現不穩定的局面。另外，元世祖忽必烈為了攻取南宋，采取繞道大理，迂回包抄中原的戰略。明太祖深諳這一位置的微妙。彝族地區的南面是現今貴州和廣西的一部分，這里又是明王朝的南部邊界。朱元璋曾對貴州水西等彝族土司的“詔諭”指出：“如靄湖廣、四川與鞏固邊戍輩不盡服之，雖有云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保?］2225可見安定彝族地區對于明王朝控制云南和鞏固國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儒學教化的基礎：明王朝初期對彝族地區的軍事行動

（一）和平爭取策略

明朝最高統治者在對彝族地區武力征服的過程中，同時進行政治招撫，即通過和平手段爭取彝族土司勢力的歸附。長期以來，彝族首領一向認為自己就是境內最大的“茲莫”，不愿意頭上頂一個管轄、調遣自己，并要為之承擔賦役的封建王朝。政治、軍事經驗豐富的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認識到，要使彝族首領服從就范，必須經過軍事力量的較量。元代在彝區的統治崩潰后，明王朝正是通過軍事行動的鐵腕手段重新確立鞏固彝區統治秩序。

洪武四年（1371），明王朝軍隊在四川剿平明升的反抗之后，云南還存在元宗室梁王的殘余勢力。當時，明朝已基本上統一全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已經結束。為了恢復元末以來遭到嚴重破壞的社會經濟，緩和社會矛盾，明朝廷在對云南梁王采用爭取和平歸附的方針的同時，也加緊對彝區土司的籠絡安撫工作。從洪武四年十二月起，陸續有馬湖、貴州（水西）、建昌、永寧（敘永）、黎州（漢源）等地彝族土司來朝，明王朝對彝族土官的和平爭取策略初顯成效。對于這些彝族土官，明朝廷一般予以原官授職，給予優厚賞賜，有的并予以升遷。如“洪武六年八月戊寅“詔貴州宣慰使靄翠位居各宣慰之上”［1］1449，“升四川永寧長官司為永寧宣撫司，以土酋祿照為宣撫使”［1］1649。而對彝區的內部矛盾，明朝廷不偏袒其中一方，以免卷入糾紛，造成不利。洪武五年八月（1372），“貴州宣慰使靄翠上言部落有垅居者，連結仡佬，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上以垅居交側不從命，由于靄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1］1389。朱元璋認為垅居“連結仡佬，負險阻兵，以拒官府”是靄翠所激，并以國之大器不作報怨之具為辭，拒絕出兵?！爸T夷諸酋長，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1］2228，盡管明王朝做了較細致的和平爭取工作，但彝區首領并不愿意真心歸附。在明朝廷數次爭取梁王失敗的背景之下，彝族土官借故遲遲不和明朝廷建立聯系，已取得聯系的土官也采取觀望等待的態度。很明顯，明王朝要在云南及廣大的彝族完成統一大業，必須經過軍事實力的較量，這是回避不了的。在對云南梁王和平爭取完全失敗之后，朱元璋決定對西南用兵。

（二）征南大軍的用兵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號稱三十萬的征南大軍在潁川侯傅友德率領下，分兩路進入彝區。最初，明軍進攻的主要目的是捕捉梁王的主力。同年十二月，在曲靖地區與梁王十余萬主力部隊進行決戰，取得勝利后兵分兩路，一路繼續深入云南省城至迤西大理，一路由傅友德“自率眾數萬，搗烏撒（威寧）”［1］2212，在赤水河畔與彝族部隊進行一場規模較大的戰斗，取得初步勝利。赤水河之戰并沒有消耗彝族軍事主力。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朱元璋令征南部隊，在烏撒、烏蒙（昭通）、東川（會澤）、芒部（鎮雄）、建昌等彝區，“約束其酋長，留兵守御，禁其民，毋挾兵刃”［1］2225，并要求諸夷諸酋長“洗心滌慮”，恭順王朝，否則“即加兵討之”［1］2228，令傅友德把彝族土官“悉送入朝”［1］2234。朱元璋在系統總結漢唐時期西南諸夷反復起事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采取“熟察其詳情”“寬猛適宜”“詳慎處置”，“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無叛”的謹慎方針［1］2236-2237。雖然明朝廷為安撫爭取做了較多努力，但彝族首領仍堅持在戰場上繼續決一雌雄。同年四月，烏撒一帶的彝族又起來反抗。隨后，普定（安順）發生“西堡蠻”暴亂，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嶺等地的彝族民眾紛紛行動起來，掀起一場反明高潮。明王朝從大理抽回征南主力部隊，七月在烏撒地區對彝族部隊發動重點進攻，取得“大敗其眾，斬首三萬余級，獲馬牛羊以萬計”［1］2295的重大勝利。經過半年左右的持續斗爭，于1383 年正月取得全面勝利。同年二月，“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諸部土酋百二十人來朝貢方物，詔各授以官”［1］2387。這標志明王朝與彝族統治者之間大規模軍事斗爭的暫時結束［3］。1383 年至1384 年，彝族土官絡繹赴南京朝貢。朱元璋命令沐英率部鎮守云南，1384 年3 月，傅友德大軍班師回朝。

（三）反抗的余波

彝族土官的入朝不是反明斗爭的終結，只是贏得1384 到1388 年約五年短期的平靜。1388 年三月，隨著云南西部麓川（今隴川、瑞麗及其南部）傣族土官思倫發起兵反明，彝區的局勢再起波瀾。同年六月，“東川、越州、羅雄、把哲諸夷，悍鷙未服”［1］2879，“東川諸蠻，據烏山路結寨而叛，其地重關復嶺，崖壁峭險，上下三百余里人跡阻絕，請討之”［1］2882。明朝廷再動兵戈，朱元璋派遣傅友德率軍入彝區。同年九月，越州土官阿資與羅雄州“營長”發來起兵反明。彝區形成兩大反明中心，一為東川烏山路，一為越州（今曲靖東南）。由于明王朝積累了對彝族部隊作戰經驗，采取分化瓦解，團結爭取的雙重策略，反明斗爭沒有擴大。明朝廷采取各個擊破戰術，成功化解彝區的反抗。1388 年取得對東川的勝利，同年十二月到次年的二月，阿資無奈投降。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烏撒、烏蒙彝族土司恢復朝貢。阿資與明朝廷有殺父深仇，洪武二十四年（1391）十二月起又屢次興兵。在此期間，明王朝于1392年正月平定“畢節羅羅諸蠻”的反抗，同年十一月平定建昌地區月魯帖木兒的反抗。1395年正月對阿資的平定［1］3443-3457，標志著明初對彝族地區較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基本結束。1397 至1398 年，在普安、水西等地發生一些較小規模的反抗，明朝廷動用貴州地方衛所兵力即能解決。軍事行動的勝利為明王朝彝區治理及儒學教化奠定了基礎，隨后，明王朝在彝區逐步形成衛所、屯田、土司、儒學四位一體的國家治理格局。就這樣，彝族地區“步入”明王朝推行的國家治理快車道。儒學教化作為國家景觀和制度安排，是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區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安邊之道。

三、儒學教化：明王朝在彝族地區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安邊之道

（一）制度安排：彝族地區的儒學教化

儒家經過西漢董仲舒的重構與闡揚，最終確立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至尊地位。儒學教化的核心是倡導以德施政，推行教化，以禮施治。儒家教化傳統是歷代統治者治國理政，興國安邦的堅實理論基礎和施政理念。明王朝作為漢文化的繼承者，符合邏輯地大力推行儒家教化?！八暮Ｖ疄I，莫非王土”，彝族地方雖系偏僻閉塞，與外界隔閡之區，但儒學教化亦概莫能外。

教乃政之本。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丙午，太祖詔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邇咸服者也?！保?］667在他看來，“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而“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4］1686。朱元璋清醒地認識到，推翻元朝統治需要武力，治理大明王朝，則離不開文治教化。地方治安官員嚴格貫徹執行王朝的“為治之始，莫先學?！保?］的治國方略。儒學是漢文化教化體系的核心內容，是體現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推行教化，實行仁政，離不開儒學。平叛安邊，聚攏民心，僅憑武力征伐是站不住腳的。因此，“武功文治并進，威德并施，軍事硬實力與文化軟實力齊抓并舉”［6］305，成為明王朝治理西南彝族地區的政策基調。

明王朝繼承唐宋以來的建學之制，中央設太學（國學、國子學），地方設儒學。洪武初，在南京建國學，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其后宣慰、安撫等土官統治地區，亦俱設儒學。洪武十五年（1382）歲末，征南大軍既平云南，朱元璋詔諭：“府州縣學校，宜加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為師范者，舉充學官，教養子弟，使知禮義，以美風俗?！保?］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壬申，戶部知印張永清上疏，請于云南、四川諸處邊夷之地設學，教授土官子弟。朱元璋旨諭：“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禮爭斗之事，亦安邊之道也?！保?］3475-3476明王朝在西南彝區推行儒學教化的同時，亦在中央大學——國子學吸納彝區土官子弟，對他們因材施教，并給予諸多優渥。據《明太祖實錄》卷203、卷204 記載，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戊申，烏撒軍民府土官知府何能遣其弟忽山及啰啰生二人請入國子學讀書，各賜鈔錠。同年九月辛卯，烏蒙、芒部二軍民府土官遣其子以作、捕駒請人國子學讀書，賜以衣鈔。土官子弟入朝求學的事例在《明實錄》中不勝枚舉，賜給他們襲衣、鈔錠、靴靺者更是隨處可見，土司后裔不入學不準承襲土司職位。

明王朝西南彝族地區以儒學推行教化，教化的具體內容框架如何呢？儒學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其核心思想就是“大一統”，強調國家統一，天下治平。就彝族地區而言，就是要通過推廣儒家意識形態，從文化軟實力的路徑維護邊疆穩定和中央王朝的文化認同及政治認同。當然，在具體推行過程中，儒家教化可分為不同的層次，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歸納起來，主要以下三個維度：其一，化民成俗，勸善去惡；其二，明倫常，道德守禮；其三，造士育才，報效王朝。童軒《重修曲靖府儒學記》云：“自古王者建國，軍民靡不以養士為先?！保?］學校是按照統治階級意志培養和造就人才的教育機構。因此，明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區推行儒學，不僅僅是為了使彝區民眾臣服，還有借機培養符合王朝意志的國家治理人才，從而進一步按照內圣外王的要求，修齊治平，報效國家。

除了上述三層意蘊之外，吸納西南彝族地區土官子弟入國子學，還有一層不太好言說的政治用意，即帝王的“馭人之術”——以土官子弟為人質，用親情關系防范土官反叛?！睹魇贰ぴ颇贤了緜鳌份d：洪武十五年，車里蠻長刀坎來降，改置車里軍民府，任命刀坎為知府。永樂元年，土官刀暹答令其部下剽掠威遠知州刀算黨及民人以歸。朱棣敕諭刀氏如不歸降，西平侯沐晟將發兵征伐。刀暹答被迫就范，并遣使入貢謝罪。永樂四年，“遣子刀典入國學，實陰自納質。帝知其隱，賜衣幣慰諭遣還，以道里遼遠，命三年一貢，著為令”［4］8156。

（二）彝區的響應：流官辦學與土官興學

現存記錄明王朝彝族地區儒學發展的諸多碑刻較全面記錄了有明一代彝區各府、州、縣學創建、改遷、修復、擴建的歷史。明王朝派遣的流官在西南彝族地區崇儒教化、尊孔興儒、建學立廟是為了貫徹落實中央政府在西南邊疆文治教化，推行文化軟實力安邊的國策。

最早在云南推行儒學教化的明代政府官員當屬以沐英為首的沐氏家族。黔國公沐英平定云南之初，“開學校以教民子弟，諸酋長亦遣子入第，王時嘉獎掖。民知習禮義，稍稍如內郡縣矣”［9］。沐英次子，定遠王沐晟“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使歸于善，尤孳孳不倦”［10］。沐英曾孫沐璘“自幼穎敏，讀書習禮”，擔任云南總兵官期間，“凡百廢墜，莫不修舉，而城堡兵器，學宮使館煥然一新，汰冗剔蠹，簡僚修政，嚴祀撫夷，德化大行”［11］。應該看到，“沐氏鎮滇期間，承擔著諸如移民屯田，興修水利，平服叛亂，穩定邊防，修明政治，統領三軍等眾多政務。在如此繁重的鎮守任務之中，特別是在平滇之初，政局尚未穩定之時，沐英及其后嗣時刻不忘尊孔興儒，建學立廟。沐氏在滇崇儒施化是為了落實中央政府在西南邊疆廣施教化的國策”［6］307。實際上，沐氏家族只不過是西南邊疆彝族地區興學施教眾多流官的一個典型代表，其興學之舉在明代西南邊疆有開先河之功。但也不可因此忽視或泯消其他官員借儒學推行教化，化導世風的壯舉。更多的修建儒學碑刻史料表明，在西南彝族地區的總兵官、三司、知府、州府、知縣、衛所將帥、巡按總督、巡撫等眾多官員都曾參與辦學教化工程，如水西土司興辦儒學，遵義龍坑牌坊所記捐資辦學之事?！冻鄹鍖W會講亭記》《曲靖府儒學記》諸碑記明確記錄了興學的用工出資情況。興學所需貲錢財出自官、民自愿捐助，未因興學使民眾承受重負。

明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區推行儒學教化體系的制度安排，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他們就是彝族地區當地的土官。以云南元江為例。那氏彝族土司源自羅婺部落，是彝族六祖徳布德施的后裔，朱元璋賜姓為那，任元江軍民府土知府。元江那氏土司在洪武初年平滇之時歸附王朝。西平侯沐英曾上疏褒贊那氏忠順，后改元江路為元江府，令那氏世襲鎮守。元江府學始建于洪武二十六年，永樂七年重修，廟廡、門堂、學宮、齋舍規制具備。嘉靖四十年，遷府治北。萬歷二十五年，土舍那天祐重修。又據張繹《元江府文廟圣賢銅像記》，正德十六年，土官知府那端曾改遷學地，宏闊廟學，出資鑄造圣賢銅像［12］?？梢娔鞘霞易逯厝迮d學是代代相傳的。

梳理史料可知，土官向學與土官抵制儒學在彝族地區發展這兩種情況都是存在的。學界認為，“在更大程度上土官抵制的情況更多一些。這當與土官擔心教化形態的改變，進而動搖自身的統治基礎有直接關系”［6］313。

四、明王朝在彝族地區推行儒學教化的評價

明王朝彝族地區推行儒學教化的治理方略既有對元代的繼承，又有在前代基礎上的創新，繼承性鞏固了中央王朝治理西南邊疆的既有成效，確保彝族地區治理方略的延續性和連貫性。明代彝族地區推行儒學教化的治理方略彰顯出彝族地區與內地和邊疆區域單元的一致性。換言之，和其他地方一樣，明代的彝族地區已經成為中央政府管轄之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其政治政策、經濟發展方式、思想文化觀念和社會風化諸方面已經基本趨同。彝族地區已經逐步步入明代國家治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體化發展的快車道。

明王朝在彝族地區的儒學教化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與明朝在彝族地區的統治相始終。從王朝對彝族地區的儒學教化推行的成效來評價，以崇儒施化的教化政策確實發揮了其應用的作用，基本達到了王朝以文化軟實力鞏固西南彝族地方的統治目的。儒學學校遍布彝族地區大小府、州、縣，基本覆蓋彝區全境。當然由于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各地儒學發展也呈現不平衡性，分布密度不一致的特點。但相比元朝而言，明代彝區儒學建設已經發生質的飛躍。儒學已經在彝區落戶生根，眾多府州縣儒學廢壞后屢經重建的歷史表明，儒學已經成為明王朝彝族地區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眾多百姓參與興學的歷史反映儒學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制度設計層面，他們已經不是被動接受中央政府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宣教，而是開始心悅誠服地接納并按照儒家的思想意識積極參與王朝政治文化生活。這是一個關乎國家凝聚力與民族凝聚力的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