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時空觀與社會變化
——技術文化互動史的視角

丁子軒

（沈陽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傳播時空觀并非個人的洞見，也非傳媒機構的經營思想，而是社會大眾對交流、傳播活動時間性、空間性的理解。具體而言，傳播時空觀是運輸系統與信息傳播系統共同介入人們交往活動后所產生的文化結果，如遠洋航海與書籍造就了“時空分離”的認知，鐵路與電報締造了“時空壓縮”觀念。這一過程被稱為“中介化”，指媒體或中介介入兩個或多個事物或現實間的過程。如果沒有這個作為第三者的中介，這種關系就不會存在［1］。運輸系統介入了人以身體與他人、外部環境互動交流的過程，而信息傳播系統介入了人以精神與他人、外部環境互動交流的過程。兩個系統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變革與結合，共同掀起了一輪又一輪“交往革命”，推動了傳播時空觀的變遷。

傳播學研究關注整個信息傳播系統對時空觀念的形塑效果。我們把媒介看成一個文化基因，媒介中的內容生成、表現形態、傳遞方式所構成的社會運行軌跡，能夠轉化成一種社會秩序。對每一代人來說，這種社會秩序幫助他們形成基因模塊，同時又不斷地對他們進行重新介入［2］。傳播時空觀的基因并非在單一技術的調解過程中形成，并植根于人們的日常生活觀念之中的，而是在經歷牽涉技術、組織、物質材料、社會行動者等大量中介環節的復雜調解過程后產生的。這一技術與文化互動的過程至少包含四個明確的中介環節——技術中介、物質中介、組織中介、社會行動者中介（人），每個中介環節中還包含大量中介。而每一個中介環節從不同層面影響人們交往活動的時間性、空間性，從而影響了人們歷史持有或現有傳播時空觀的最終呈現。同時，這些中介環節共同建構了某種文化傳統，該傳統以社會行動者的文化屬性表現出來，通過影響前四個中介環節的行動來實現調解行為。意圖以一種系統思維去理解不同中介環節對時空觀念的作用，而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圈（médiasphères）”概念為我們建立系統以及重新理解這些環節提供了幫助。

“媒介圈”概念重新建立了各種中介環節與傳播時空觀的聯系。在德布雷的視野中，“技術”與“文化”的關系轉換為“人與物的關系史”和“人與人的關系史”兩種歷史之間的關系，并且它們是合二為一的［3］。不同于歐陸“媒介化學派”或者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的媒介意義，德布雷［4］認為媒介（médio）這一概念要突出的就是某種“中間項”在調解過程中的角色，重點在于中介行為?！懊浇槿Α弊鳛樘囟〞r期媒介的集合，具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其作為一種中介化網絡存在，指涉整個社會的信息傳播系統，涵蓋傳播技術系統與因傳播技術系統而改變的社會文化系統。另一方面，“媒介圈”又作為一種中介化歷史分期，成為界定其中元素身份和意義的參照［5］。所以，信息傳播系統作為一種中介化網絡，其所有內部元素都呈現關系性質，被界定為媒介，即發揮中介行為的中間項。而在信息傳播系統影響下不斷生成與變遷的傳播時空觀，又是不同中間項介入人們交往活動的文化結果。

重新審視傳播系統介入人類交往活動的歷史與現實進程。并根據目前媒介形態與文化的發展趨向，判斷未來的技術文化結構（媒介圈）以及在該結構影響下人們對傳播活動時間性、空間性的新認識、新理解與新想象。

一、話語圈與時空一體觀

口語傳播時代與文字傳播時代的媒介圈為話語圈（logosphère），話語圈是以口頭傳播為核心的中介化網絡，是在語言與文字技術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文化結構，涵蓋由口頭傳播帶來的一系列新的中介形態——口頭傳播首先帶來了固定符號與互動規則，而其對身體的依賴，使身體結構成為中介物，進而推動了信使、傳教士等中介者的出現?？陬^傳播的即逝性則將記憶推至較高地位，推動了各類文字媒介、長老、巫師、抄寫員、書記員等中介者，結繩、壁畫、甲骨、青銅器、泥版等中介物的出現；口頭傳播的表演性與臨場性，則使它成為統治階層進行政治演說、神學傳教等儀式性傳播活動的工具，政治集團與神學宗教組織由此成為中介機構，而這些中介共同建構了一種崇尚言語交流的文化傳統，發揮調解作用。

話語圈中各種中介元素共同改變了人們對傳播活動時空性的理解。首先具有特定時空屬性的新傳播技術開始介入傳播活動，口頭傳播技術通過提供固定的符號工具與互動規則介入人們交流活動，使具有口頭傳播特征的人際互動與環境互動產生——人們彼此之間的交流由簡單、隨機的音節交流轉向語言符號交流，而人們與他們想要表達的對象達成了時空上的分離。這一變動突破了一些交流的時空限制，經驗開始在傳播過程中分享與傳承。但由于口頭傳播高度依賴于身體的物質結構，人們的交流活動仍面臨生理活動范圍的限制。在時間層面，交流受身體記憶能力與壽命的影響而不能在長的時間跨度里進行；在空間層面，交流受身體活動及人體聲帶振幅范圍的影響而不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中進行。這一限制使人們無法在空間中開展有效的組織活動，也無法將自身文化延續與傳承。人們不僅創造了用于記錄的文字媒介，還尋找一些具有較好記憶能力或書寫經驗的個人以及記錄性物質材料來延續文化，并試圖以人為軸，實現信息在空間上的傳遞。因此，新的物質材料與社會行動者開始介入交流活動，使口頭傳播所表達的內容具有了時間上的持續性與空間上的擴展能力。如結繩、壁畫、甲骨、青銅器、泥版先后成為記錄言語的工具，而長老、巫師，抄寫員、書記員則成為言語的記錄者與闡釋者。而信使（前期傳遞口信，文字出現后則傳遞口語的記錄）、傳教士則推動了口頭信息的遠距離傳播。

人類經驗在空間范圍中流通，在時間范圍中代代相傳。但遺憾的是，這種進步由于組織機構的介入，并沒有下沉至大多數人的交流活動中。政治、宗教組織機構一方面把口語媒介與政治權利，社會、宗教地位相聯系，并以此來劃分階級。如皇帝的言論與命令為圣旨，而傳教士的口語表達代表神的旨意。另一方面則壟斷教育、文字、書寫材料、信使、傳教士，使“記錄與口信”成為特定階級的權利。因此，被智者銘記或抄寫員記錄，被信使傳遞到遠方的是君主、智者與神的化身的言語，而不是普通大眾口語表達的內容。所以，身體、統治階級的雙重限制使大多數人的交流活動只能依靠口語媒介進行，這限制了人們對交流時間性、空間性的想象，建構了“時空一體”的傳播思維。該思維也在組織機構的活動下被進一步加強，政治、宗教組織定期舉行政治演說、宗教典禮等儀式性傳播活動，這類活動具有時空平衡性，強調共同在場的交流，既在空間維度上實現了信息的小范圍共享，又通過信息共享來達到在時間上對社會的維系［6］。因此，口頭交流仍作為大多數人進行交流的主要方式，并在漫長的應用過程中與上述中介環節反復結合，演化為一種口語文化傳統。該文化重視口述傳統，往往排斥新媒介在交流活動中的應用，再次阻止交流的變革。神話、寓言、詩歌在傳唱與聆聽而非書寫文本中傳播，與政治權利相聯系的是公眾言說、法庭論辯，而非政治文件。被人們爭相學習的是修辭學與演說術而非讀寫技術。這種傳統不僅阻礙了新媒介進入普通民眾的視野中，還影響了一些本就具有讀寫能力、高社會地位人物的媒介應用，如蘇格拉底就曾抱怨文字削弱記憶力，缺乏互動，任意撒播，使得說話人和聽話人可以不必親身在場［7］。這些先哲也不愿意將自己的原創作品以書寫的方式傳播，蘇格拉底、耶穌、孔子都堅持述而不作，將自己的學術智慧以口述教誨的方式傳播，這正如彼得斯所言：“試圖將任何東西固定下來，或試圖將思想的鮮活精靈凝固在紙墨之上，都是自不量力和空自徒勞的?！保?］3

人與人雖然實現了精神聯結、人與環境建立了符號聯結，但這些聯結必須以“共同在場”為前提。人們的交流活動被束縛在“此時此地”，無法得到時間與空間上的延展。由此，人們最終形成了 “時空一體”的傳播時空觀念——人們認為交流即對話，只能在同一時空之中發生，交流雙方必須親身在場。此時，所有的中介及中介關系都不具有可見性，這是由于中介環節的前置及中介與人體的重合。前者意味著中介先于具體的交流活動發揮作用，如口頭傳播所運用的語言技術及積累的文化傳統是在長期交流活動中潛移默化形成的，它們作為一種技術文化模式影響了人們具體的交流方式。而后者則意味著中介與交流雙方同在，如口語能力是與生俱來的；身體的發音結構是本身內嵌于人體的。因此，人們無法在交流過程中感知到明確的中介關系，所以，此時的交流又常被誤認為是“無中介”的直接交流。

二、圖文圈與時空分離觀

統治了印刷傳播時代的媒介圈是圖文圈（graphosphère），圖文圈是以印刷傳播為核心的中介化網絡，是在印刷傳播技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文化結構，包含圍繞印刷傳播建立起來的一系列新中介形態，印刷傳播帶來了讀寫傳播技術的下放；印刷傳播對紙張的運用不僅催生了書信、報紙、雜志、小冊子等中介物，還創造了郵差、郵政等中介；印刷傳播的商品性則推動著大眾傳媒業（印刷業、出版業、報社）這一中介機構的建立，以及書商、記者、出版商、印刷商等中介者的出現；印刷傳播的單向性與空間擴散能力使印刷制品成為宗教、政黨的宣傳武器，繼而這些組織以新的方式再度介入交流活動；這些中介共同建構了崇尚文字交流的書寫文化傳統。

這一變化首先從印刷傳播技術的出現開始，印刷傳播技術通過推動讀寫傳播技術的社會應用，為人們的交流帶來時間與空間上的跨越可能。印刷傳播技術打破了官僚、僧侶、貴族、商人對文字、書籍的壟斷，使讀寫傳播在大眾生活中普及。而讀寫傳播技術所提供的文字符號工具與書寫規則建構了文字交往模式，該模式作為語言模式的補充，參與了人們的交流活動，并使人們的交流活動克服了部分時空缺陷——除面對面交流外，人還可以通過文字符號進行交流；除親身體驗外，還可通過文本獲得環境經驗。文字的記錄性、體外化特性克服了口語傳播所面臨的時空限制，實現了時空的跨越。時間上，文字與時間偏向的物質載體相結合，可以使交流活動跨越數個世代還能保持意義的完整；空間上，文字與空間偏向的物質載體相結合，并在運輸系統的加持下跨越各種地理障礙實現交流雙方的精神聯結。因此，讀寫技術的下沉推動著交流活動逐漸擺脫地域區隔與身體壽命的限制，遠方可以和近地說話，而死者可以與生者交談［7］201。

但這一效果的實現依賴于各種物質材料的運輸與傳承。印刷技術提高了紙張的應用程度，紙張便成為文字的主要物質載體。紙張輕便但記錄性差，具有空間偏向性質，適合進行遠距離的傳播。人們的交流實踐在紙張的介入下偏向于空間的擴張而非時間的延續，更加重視信息在空間中的流通范圍與速度。這一偏向在物質、組織、社會行動者的持續互動中得到進一步加強。大眾傳媒業將紙張、印刷機等物質材料與記者、作者、出版商、印刷商、書商等社會行動者相匹配，創造出同樣偏向空間，具有豐富內容的報紙、雜志、小冊子等各種印刷制品，這些介質通過郵政組織及報刊售賣商、書商等社會行動者介入人們的交流活動，使人們不需要面對面交往，通過報刊與書籍等各種印刷制品就能了解對方的思想。人們也不需要到達特定的地方，只需要讀每日新聞就能得知此地、他地的消息。大眾傳媒業的商業、政治屬性也驅使此類生產活動深化傳播、交流活動的空間偏向——大眾傳媒業不僅作為信息處理機構，以生產信息內容與印刷制品盈利，還作為商業、政治組織的主要宣傳陣地，通過承擔宣傳活動來獲取政治與經濟利益。大眾傳媒在信息生產實踐中更強調空間上的征服，力圖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將信息傳播至最廣闊的空間。更多的印刷制品在生產線中被快速生產出來，再次介入人們的交流活動，對活動的時間性、空間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由此，此時期傳播活動開始偏向于空間，人們更多獲得的是空間擴展而非時間延續的交流體驗。而讀寫傳播技術、各類印刷制品、大眾傳媒機構、社會行動者的長時間互動最終打破了口語文化傳統，世界上大多地域將讀寫文化傳統推至支配地位。

在圖文圈的影響下，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精神聯結活動逐漸與地方、身體相脫離，而與體外化的媒介物緊密結合，削弱了生理活動對傳播活動的時空限制，傳播的時間與空間相互分離?！按藭r彼地、彼時此地”成為交流的常態，聯結速度也開始由物質運輸速度來決定，形成了“時空分離”的傳播時空觀念，認為交流即傳遞，通過物質載體的傳遞，交流的時間與空間相互分離，交流雙方不必親身在場也可以進行交流。此時由于體外化媒介在交流中的廣泛應用、專業信息處理機構的建立，物質、組織中介及其中介關系具有可見性。人們在交流活動中明顯可以感知到印刷制品、大眾傳播機構及社會行動者的影響，如在人們閱讀書籍與作者對話的過程中，人們不僅可以意識到這種交流是通過書籍與紙張實現的，還能得知這本書是由某個出版社出版的，在哪個書商手中買的。因此，此時的交流被認為是“中介化”的交流。

三、視頻圈與時空壓縮觀

視頻圈（videosphère）是以電子傳播為核心的中介化網絡，在電子通信技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文化結構。電子傳播技術帶來了電信號與電信號互動規則，并以獨特的電信號傳輸方式推動了電視、收音機、電話等中介物，電視臺、廣播臺、通信公司等中介機構的出現；而電子傳播對聲音與圖像的復現能力也使政治、教會組織重新建立言語戰線，并創造了影視制作者、電視記者、主持人等新的中介者；這些中介共同締結了獨特的電子媒介文化。

首先，電子媒介技術通過電信號與電信號的編碼、解碼規則，以電子的形式再現并延伸了過去的交流模式。如廣播、電話將聲音轉化為聲音信號復刻了口語交流；而電視、電影通過電信號與光信號的反復轉換過程創造了視覺上的面對面交流體驗。這種延伸為人們的交流活動帶來了獨特的時間性、空間性——人際交往具有了即時性，電子傳播技術的瞬間傳輸能力使人們即使身處南北半球也可以進行即時的口語交流。人們的環境交往由于電子傳播技術對環境的再現而具有了現場感，電影、電視將廣袤的物理時空環境及人像“壓縮”在熒幕之中，并以圖像的方式再度呈現。人們不再依據文字描述去想象彼時彼地的環境狀況及他人的狀態，而是通過身體去直接觀察影像。這種親眼所見的感覺為人們創造了現場體驗的錯覺，這種錯覺伴隨著電視直播技術的成熟而得到強化。這種現場感還因為影像記憶的出現而延伸至不同時空范圍，人們既可以在熒屏上回顧歷史，體驗過去的時空圖景，也可以通過主觀的內容策劃活動展現某種觀念未來，如科幻片的體驗。

該延伸通過物質材料、大眾傳媒機構、社會行動者的互動實現。正如人們在擁有電視，并訂閱由記者、主持人、攝錄師參與的電視新聞節目并觀看的情況下才能獲得“他地”的經驗。在電子媒介技術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電子媒介物只有配合傳媒機構及社會行動者提供的各種音像制品才能為人們創造新的交流體驗。這種依賴也使電子傳播的時間性、空間性被電子載體與傳媒機構強烈的空間偏向干擾。電子媒介技術本為傳播活動提供了一定的時間持續性，人們完全可以以電信號的方式記錄歷史，這也正是電影、錄像帶具有歷史史料價值的原因。但實際的傳播活動相比時間的持續更加注重空間的擴張——電視節目、廣播追求最大的收視人口、錄像帶爭取賣給更多人、電影爭取在全球范圍內上映以賺取票房，通信機構意圖建立全球范圍的交流網絡。無論是運輸類媒介還是記錄性媒介都被傳媒機構的商業意圖轉化為空間偏向的電子載體，并在不斷的商業活動中給人們帶來偏向空間的交流體驗。當然這種活動受到了讀寫文化傳統的反抗，圖像的沖擊使人們警惕與反思電子媒介對閱讀能力及知識、文化傳播的破壞性。但這種文化抵抗未能抵擋電子掀起的圖像洪流，圖像文化傳統依靠信息的低理解門檻取代了讀寫文化傳統的優勢地位。

在視頻圈的影響下，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精神聯結活動再度與體外化的媒介物相脫離，身體的局部開始以一種電子復刻的方式回歸。而該方式突破了物質運輸的速度限制，將人們的聯結速度壓縮至瞬間，空間則被壓縮為“地球村”，距離不再是聯結的障礙；而時間被壓縮至當下。由此，人們認為交流即發送，交流以信號發送的方式無視地域距離即時發生。參與交流的大多數中介元素及中介關系仍可被人們感知到。如人們可以意識到交流是通過電視、電話發生的，也知曉電視節目的生產者。但由于電子傳播直接通過無形的電磁波實現，一些中介及中介關系因置于后臺而不再具有可見性。例如各種用于電信號傳輸的電纜與天線；建立電話網絡的通信機構、各種電話線路及接線員。

四、數字圈與多重時空觀

露易絲·莫爾在德布雷的基礎上提出了“超地球圈”（hypersphere）［1］47，筆者將其理解為“數字圈”?！皵底秩Α币詳底謧鞑楹诵牡囊幌盗兄薪樾螒B，在數字信息技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文化結構，其統治了網絡傳播時代。在數字圈中，數字傳播帶來了機器語言與二進制運算規則，帶來了光纜、計算機、手機等中介物；通信基站、服務器、數據中心、網站、平臺等中介機構，網絡傳播者、網絡運營商、網絡工程師、媒體運營師等中介者。還通過技術整合將過去各種中介物及交流模式都嵌入計算機、手機等物質終端，并以數字化的方式將過去的各種中介機構與中介者重塑為網絡傳播行動者，并將其集置于網絡平臺中。而這些中介的互動創造了獨特的互聯網文化。

首先，數字傳播技術通過機器語言與二進制運算規則將以往所有交流模式及媒介載體嵌入了計算機終端，并以計算機傳輸協議的方式將世界各地的終端聯結，建立了互聯網。該技術實踐過程不僅將計算機打造成全面的交流機器，還為交流活動創造了新的數字載體與交往場域，最終建構了數字交往模式。該模式為交往活動帶來新的時空優勢——一方面，人們在賽博時空中獲得了多重時空的交流體驗。賽博時空由于網絡終端機器的多線程結構及互聯網的去中心化特性而具有多元時空序列，其中包括個人時空序列（博客、QQ 空間、個人朋友圈）、組織時空序列（公眾號、人民日報App）、公共時空序列（貼吧、微博討論池、各種評論區），由此，交流活動可以在不同的時空序列中發生。而兩大時空的交織也造就了人們的雙重生存狀態，交流往往在現實時空與賽博時空中同時發生。例如目前“滴滴打車”服務應用的GPS 導航、Wi-Fi 網絡定位系統可以在交流雙方的終端上實時顯示出交流雙方的位置，這使交流雙方既在虛擬時空上聯結，又在現實時空中相遇。另一方面，在賽博時空中進行的數字交往涵蓋了既往交往模式的時空特征，人們既可以無視物理空間障礙通過互聯網實現同步、異步的世界交往，又可以將典籍、音頻、影像以數據的方式存儲進本地或云端數據庫中。并且，這種交流隨著網絡視頻通話及數字形象技術的發展向著“面對面交流”回歸。如Google 研發的Project Starline 項目目前已經能實現裸眼全息的實時通話［8］，而meta創造的VR 社交網絡horizon world 已經實現了虛擬數字身體社交［9］。

這一時空優勢在各種傳輸類、終端類物質與數字社會行動者、平臺等組織機構的互動中才得以發揮。如果沒有光纜對信息的轉碼與快速傳輸，賽博時空這一交往場域會因為數據包的缺失而崩塌。而人沒有計算機、手機等數字設備是無法接入賽博時空的，更無法獲得多重時空的交流體驗。同樣，沒有數據中心、網絡運營商、網絡工程師在后臺的數據處理與網絡維護，平臺、網站、媒體運營師在前臺提供鏈接接口，人們也會因為數據處理能力的障礙，而喪失接入的資格。因此，這些中介的時空取向再度影響人們交流的時間性、空間性。以計算機、手機為首的新媒介群是時空平衡類媒介，它們兼具儲存能力與傳輸能力。如果單從這一物質特性出發，社會大眾的交流活動應該走向時空平衡，既能達到交流范圍在空間上的擴展，又能保持交流在時間上的穩定性。但人們現實的交流活動卻明顯偏向于空間——交流的范圍不斷加大、速度不斷加快，但交流的持續時間越來越短，文化屬性越來越弱。

這主要是網絡傳播者與平臺共同介入交流活動所造成的結果。平臺機構具有商業屬性，以流量盈利。信息流轉的速度越快，用戶的訪問數量越多，停留時間越長，流量的價值越大。平臺組織一方面需要不斷建構與豐富虛擬交往場域，并制定新的交往規則，吸引各種類型的網絡傳播者入駐。另一方面則需提高連接效率，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范圍地建立起人與人、人與信息的精準連接。前者不僅利用各種數字產品再度擴展了交往時空的數量，創造了新的時間性和空間性，還通過建立新的薪酬體系與流量計算規則，驅使網絡傳播者也以流量邏輯來進行內容生產。而后者加強了信息傳播的速度與范圍，使其變得更快、更廣，但不太可能會更準。因為這種精準是通過給用戶貼標簽而實現的，算法通過理解標簽才能迅速建立連接，但標簽并不能完全代表一個人。所以，傳播的效果仍無法跟上傳播的速度。平臺與網絡傳播者的互動，不僅強化了交流活動的多重時空性，還強化了其空間偏向。

上述中介共同建構了互聯網文化，該文化同樣遭到文化傳統的抵制。例如，當去中心化的網絡媒介極大地沖擊了電視的儀式效果時，關于互聯網文化的批判便不斷凸顯。但互聯網文化所具有多元性與包容性，使它在面對抵制時展現出了強大的包容力?；ヂ摼W不但以再媒介化的方式重新將過去的媒介拉回人們的視野，還將電視文化以數字化的方式收編進了互聯網世界。如今家用電視都接入了數字網絡，互聯網與電視一同發揮儀式效果；網劇、真人秀、綜藝都采用過去電視節目的攝錄流程，并在網絡視頻平臺與傳統電視上雙線投放，電視文化與互聯網文化伴隨著媒介融合的腳步走向深度互融，這種互融以數字化為主導。所以，數字交往模式更加堅固，并且成為人們與他人、環境聯結的主要模式。人們對平臺的依賴也越來越深，數字化、平臺化生存已經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常態了。

因此，在數字圈的影響下，人們精神聯結活動的場域伴隨著虛擬時空的誕生，以及虛擬與現實時空的交織與重合而延展。人們不僅在虛擬場域中通過語言、文字以及身體的數字化再現來開展現實的交流活動并維系現實親密關系，也可以在虛擬場域中以新的數字身體及身份來實現陌生人之間虛擬聯結，并建構虛擬社會關系。同時，隨著數字移動技術與位置媒體的應用，聯結場域更是具有了重疊性，人們可以同時在實地與數字地域實現聯結，如微信共享位置功能可以同時使聯結雙方同時在虛擬時空與現實時空中相遇。人們認為交流即鏈接，該鏈接不僅可以在現實時空中發生，還可以在虛擬時空中進行，甚至可以在兩大時空的交織中進行。

因此，在數字傳播技術、數字媒介物、平臺機構及互聯網文化傳統的共同中介下，人與人、人與環境在不同時空范圍內實現了直接的、點對點的精神聯結，并在“無時無刻”的交流活動中建立了多重時空觀念，但也在平臺、網絡傳播者的影響下，呈現出強烈的空間偏向。而此時期，除了逐漸具身化的移動終端及同樣生活在賽博時空的網絡傳播者，幾乎所有的物質中介、組織中介都從前臺走向了后臺，對交往的雙方來說是不可見的。而不可見創造了“去中介化”的錯覺，人們在即時、直接的體驗中忽略了通信基礎設施與組織設施的中介性質。

五、擬態圈與時空自由觀

對于未來的媒介圈，有學者稱之“智能域”，有學者則認為是“擬態域”?！爸悄苡颉焙w智能技術對信息傳播系統的長期影響過程，智能技術對信息傳播系統的影響至少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線域定、隱線域定、超線域定［10］。而“擬態域”主要指智能技術的集合，即元宇宙技術對傳播系統的影響［11］。二者概念雖然不同，但有重合之處，一方面是由智能技術所創造的未來傳播圖景，另一方面擬態域實則就是“智能域”所指的最終階段。因此，筆者以“擬態圈”來形容未來的中介化網絡，并認為它是以智能傳播為核心，是以信息技術智能化為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文化結構［12］。

（一）流體化、平臺化與環境化：“擬態圈”中的媒介形態

包含數據化、系統化與后臺化的智能化實踐下，“擬態圈”中的媒介形態表現為流體化、平臺化與環境化?！傲黧w化”是指媒介不再具有固定的形態，其在智能技術的數據化實踐過程中出現，該實踐一般包括兩個過程。第一為建立新的數據傳輸節點與數據集，第二則是圍繞新的數據傳輸節點，重新建立數據傳輸網絡。前者主要在傳感器技術與生物技術的改造活動中形成。物聯網技術使萬物搭載了傳感器，而人在生物技術的改造下獲得了腦機接口，由此，萬物與人都具有了內置的網絡接口，成為新的數據傳輸節點與數據集。后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將新的節點接入計算機網絡，實現節點間的互聯。在這一過程中，萬物與人逐漸成為兼具虛擬數字性與現實物質性的復合體，其存在方式被重新組織——既是技術機體又是生物體，既是社會行動者又是數據基礎設施。它們既圍繞著數據而展開自身的活動，也在數據傳輸活動中扮演“中間項”角色。因此，萬物與人都成為可以自動處理大量數據的智能媒介，但這類媒介不再像報紙、電視、手機等傳統媒介那樣具有固定的形態，反而呈現出一種漂浮的、隨機的流動狀態。只要數據開始串聯與流動，圍繞數據的物質體就可以成為媒介。而千人千面，萬物萬相，不同形態的物質體都可以扮演媒介角色，媒介便具有了豐富多樣的形態，其可以是一個冰箱或者一塊石頭。但該類媒介不是單一的數據接收與傳輸裝置，或是文化的符號象征，而是復雜的信息操作與關系組織平臺，這即是未來媒介的另一表現形態“平臺化”。

“平臺化”是智能技術系統化實踐下得到的結果，智能技術系統化實踐是在人工智能與移動互聯網技術深度融合下，將智能數據節點通過移動網絡聯結在一起，建立智能網絡的實踐。這一實踐以網絡化的方式，不僅將在數據化實踐中轉變為智能媒介的各種物質體相互串聯為一體來發揮作用，還依托于屏幕裝置，將單一的智能媒介轉化為復雜的智能平臺。前者指各種智能媒介在技術上因某一交互行為，通過內部網絡實現了操作環節上的勾連。目前智能技術系統化相對成熟的成果為智能家居。在傳感器的應用下，冰箱、鏡子、馬桶等傳統家具被改造為可進行多模態交互的智能媒介，并在內部智能網絡的串聯下，成為一個有機的復雜操作平臺。這一操作平臺通過其智能中樞理解人們手勢、語言等多模態的交互指令，將其轉述為機器指令來調動不同的家居，最終完成交互實踐。而后者則指獨立媒介通過搭載屏幕，本身成為操作平臺與承載社會關系的平臺，并通過外部智能網絡的接入，與各種社會人際與組織關系相聯結。如我們可以通過智能冰箱的外部屏幕得知冰箱內部的溫度與濕度等各種信息，還可以直接用冰箱屏幕登錄購物平臺進行下單，購置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目前智能家居的系統化實踐只在局部實現了平臺化。而在未來，隨著萬物與人都被納入智能網絡，控制整個社會運行的智能平臺將被建立，技術、物質、組織、社會行動者等中介環節都將被整合，并集置于萬物及人的身體中，受隱于后臺的智能平臺控制。由此，媒介在與萬物，與人的融合中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成為人們生存的環境本身。這即是未來媒介的終極形態 “環境化”?！碍h境化”在“流體化”“平臺化”基礎上發生，在“流體化”下媒介不再擁有固定形態，人們日常的生活物品都可以隨時轉換為媒介。而在“平臺化”下被轉化為媒介的日常生活物品成為操作平臺與關系聯結平臺。由此，媒介失去了外顯的形態與特殊性，徹底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再具有可見性。由此，未來時代人們的交往活動將完全實現了“去中介化”，人們交往的時空性再度改變。人們將在交往能力的深度延伸下再度擴展交往時空，并且使交往變得更加直接與高效。

（二）“擬態圈”與未來交往的時空性

每一個媒介圈都會為特定時期的人們帶來一個新的時空組合。而“擬態圈”將在未來為人們帶來混合時空的時空組合，其包含現實時空與由技術“擬態”所創造的場景時空，是在現實與虛擬環境交叉中所創造的混合時空。而時空狀態的變遷將給人們帶來新的交往時空性，人們的交往能力、方式與場域也因此變得更加豐富。

人們在“擬態圈”中獲得現實交往的時空升維體驗。一方面，人們可以在技術的延伸下多方位的感知周圍環境。在人們與周邊環境的交互過程中，智能中樞將通過調動數據庫內數據，以影像、文字、語音等多種方式反映環境中各種物品的多元數據（物理、文化、社會關系），并通過智能眼鏡或機器眼實時反饋于人。而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增強器，則以電子的方式，加強了人們對物品物理屬性的感知。另一方面，技術“擬態”豐富了人際交流體驗。人們仍可在現實時空中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但這種交流由于智能技術對人體與環境的改造，而得到時空上的延伸。人們在交流時，既可以通過眼前的屏幕得到他人的物理體態與社會背景等各類數據，又可以隨時以“擬態”的方式展示自己話語的所指，如在交談中談及某個歷史文物，言談者可以通過調動關于歷史文物的影像、音頻等文字數據來豐富自己的表達，更可以通過智能網絡將“擬像”數據投射在現實時空環境中，進而轉換交往的場景。而這些數據都關聯著不同的時間軸線與歷史空間，人們繼而在日常交流中獲得了新的現實時空經驗。這種新的體驗目前已經在技術上成為可能，微軟的HoloLens AR 眼鏡可以做到無縫映射物理環境，將數字內容穩穩投射到相應的對象或表面。［13］而韓國Hyunhyub Ko 團隊已經研發出基于水凝膠的柔軟人造舌（電子味覺增強系統）［14］。騰訊Robotics X 實驗室正在研發觸覺傳感器［15］。

與此同時，人們也將在“擬態圈”中體驗到多維的交往時空。智能技術的綜合應用使人們既成為活動數據本身，又成為數據活動的界面。因此，人們可以以建立“數字孿生體”的方式轉換、復刻與重塑自身，并在虛擬時空與現實時空中自由穿梭。人們一方面通過“數據”創造在完全虛擬時空（類元宇宙）中生存的數字孿生體。通過虛擬人與虛擬人之間的交互來建立現實人之間的社會聯系。另一方面又通過記憶與整理“數字孿生體”的數據，并傳輸到虛擬時空或現實時空中他人或他人所有物品的媒介界面，使現實人與虛擬人實現了面對面交流。這正如《流浪地球2》中圖恒宇所堅持的數字生命計劃，通過機器儲存人的意識及相關數據，創造出數字生命，然后實現生者與亡者、亡者與亡者的交流［16］?！皵底稚闭谧呦蚩赡?，優鏈時代研發的3D 云陣相機已經可以一秒拍攝創建真人3D 數字分身［17］。再者，當人本身轉換為賽博格式的肉身界面后，虛擬與現實將高度混合為一體。人們隨時可以通過肉身界面來接收他人的“數字孿生體”，也可以隨時將自身轉換為“數字孿生體”投射到他人的界面上。目前英國科學家彼得·斯科特-摩根博士便通過機械裝置、電子化或數字化技術成功完成對自己身體的賽博格化改造，成為世界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賽博格，真正的肉身界面［18］。

多維的交往時空關聯著多元的時間軸與空間。從時間性上來看，人們在交往中所遇到的“數字孿生體”或許是由過去數字記憶凝結出的滯留物，或許是當下的即時互動者。而這將為人們交往帶來過去、當下、未來多重時間軸的混合體驗。而從空間性上來說，當人們將自身的“數字孿生體”投射到完全虛擬時空或者他人的界面上，他們將進入由技術“擬像”所構成的多元場景。這類場景按照控制者的想法轉換，既包含歷史與現實場景的復刻，又包括一些由個人觀念構筑的未來場景。既是集體活動的場域，又是個人的“心世界”的展示。正如電影《頭號玩家》中的綠洲世界，玩家在智能網絡的串聯下，不僅可以自由的創造場景與物品內容，還可以實時感知到他人構建的場景與物品，并與之發生交互。而目前Oasis項目已經在嘗試構建“綠洲”［19］

新的交往時空性將再度重塑人們的時空觀念。在未來“擬態圈”的控制下，地域距離被數據的光速流轉消除，一切遠方都近在咫尺。時間節奏被個人所掌控，過去、未來都可成為當下?，F實時空、虛擬時空、想象時空深度互融，彼此邊界淡化，無論社會的物質存在還是精神存在都可以在時空之間實現自由穿越。人們的交流，無論精神還是物質交往，都徹底擺脫了時空限制，邁向高度個性化、人性化、自由化［20］。由此，“擬態圈”對社會交往的介入，可能會使人們建立“時空自由”的傳播時空觀念。人們有望重回交流即對話的時代，但這種對話不再受時空束縛，可以隨時隨地發生。無論近地還是遠方，生者還是死者，一切交流活動都可以在同一時空或異質時空中面對面發生。而無論生物還是物品，虛擬還是實在，一切存在著的都將成為交流的對象。而此時期交流的中介仿佛“消失”了，人們獲得了不同以往的“去中介化”交流體驗——不止信息的傳播，一切交互都變得直接，不存在任何可被感知的中介。直接、沉浸、去中心化連接從此成為交流永恒的關鍵詞。但是，中介真的不存在了嗎？實質上中介只是都被智能技術集中轉置到了后臺，成為智能平臺的一部分而已。而智能平臺作為社會的基本操作系統，已經與人們所在的環境高度融為一體，人們與智能平臺的關系，如魚與水的關系，只有脫離了環境才能感知到平臺的存在。因此，此階段人們無法在交流中感知到任何中介的存在，交流體驗進一步走向深度的“去中介化”。

六、結語

本文挖掘出了一些曾被忽略的中介元素，并闡釋了其對人們交流活動及傳播時空觀的作用，但并沒有意圖去窮盡中介元素，因為那樣做沒有任何意義。本文只想強調一種思維，沒有什么是直接的、即時的，也沒有什么是已知的，一切都是經過演變（devenu）而成的［1］78。這些演變過程與復雜的中介機制所關聯，是由諸多要素介入的漫長過程，絕非技術一詞所能概言之的。由此，信息傳播系統對傳播時空觀的重塑，并非只是一個技術調解的過程，而是牽涉技術、組織機構、物質材料及社會行動者等大量中介的復雜調解過程。在該過程中，傳播技術重塑了交流模式，調解了人們交往活動的時間、空間性，并推動中介物、中介機構、中介者的再塑。而中介者的個人意圖與社會功能、中介物的自身屬性與使用方式、中介機構的組織活動再次調解了交往活動的時空特性，使其產生某種時空偏向。由中介之間互動形成的文化傳統則通過抵抗/妥協/生產的方式影響前三個中介環節的行動來實現調解行為，這種調解行為也是由社會行動者來發揮的。與此同時，不同的中介環節在調解階段與可見性上具有差異，技術/文化的調解貫穿整個中介化過程，大部分時間是不可見的，除非技術系統發生更迭或者文化遭到破壞時才會顯現。而物質/組織/社會行動者的調解更多在媒介應用過程中發生，具有可見性。但可見性不是永遠固定的，不同歷史階段的中介元素的具體形態與社會意義不同，會導致中介及中介關系的可見性發生變化。

這一調解過程又是一個漫長而充滿變化的歷史進程。只要出現新的交往工具，人們的交往活動就有可能重新中介化，而各種新的中介元素就會影響人們的傳播時空觀。所以，中介關系是永遠存在的，傳播時空觀念史也是中介機制介入人類交往活動的歷史。而用“媒介圈”將這些歷史串聯到一起，人們的交流觀念及活動呈現出一個鮮明的歷史趨勢：人們逐漸在交往中活動獲得了一種“去中介化”的體驗——直接、即時，一切關系在雙方的直接聯系中建立，不再需要第三方。這是因為中介元素隨著技術的發展越來越集中，并且隱匿于后臺，不再具有可見性。但這種“去中介化”本質上其實是由技術發起的“再中介化”，即技術通過重新建立中介去改變中介及中介關系的可見性。正如在話語圈時期，語言是不可見的中介。但到圖文圈時期，大量的文字應用把它可見化了。圖文圈時期建立了書信、郵局等可見中介，但到視頻圈時期，不可見的電話網絡取代了它們。同樣，視頻圈時期的收音機、留聲機等可見中介，也在數字圈時期，被整合在手機這一可見中介中，而變得不可見。而到了擬態圈時期，所有的中介都被整合進智能平臺，并因為智能平臺與環境的互融而變得不可見。

中介及中介關系的可見性被消除并不見得是件好事。人們感受不到中介就會走向忘我與沉浸，最終失去對中介元素的反思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