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四維探析

周方媛

(山東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東 濟南 250358)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盵1]由此可見,數字技術的發展為我國教育現代化的推進提供了便利條件。高校思政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也是解決高?！芭囵B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根本問題的關鍵環節,基于此,探析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價值、目標、問題、路徑,把握賦能規律、特點,對于實現思政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價值之維: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義

數字技術的發展給高校思政課帶來了光明的發展前景,推動了高校思政課的數字化轉型。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具有深厚的價值意蘊,數字技術的介入推動了思政課生動化,增強了吸引力;推動了思政課精準化,增強了針對性;推動了思政課智能化,增強了創新性;推動思政課泛在化,增強了實效性。

(一)推動思政課生動化以增強吸引力

傳統高校思政課的教學主要以教師為中心,教師對學生進行單向度的平面敘事式的啟發式、灌輸式教學,照本宣科式的教學方式以及高度抽象性、理論性的教學內容使高校思政課對學生缺乏必要的吸引力,思政課課堂上學生變身成為“手機黨”,思政課堂“抬頭率”較低成為常態,思政課教師成為“主打一個陪伴”的代言人。數字技術賦能高校思政課能夠實現傳統思政課教學方式的轉換,將以教師為中心的單向度的平面敘事式教學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多維立體式教學,學生不再是思政課的“旁觀者”,而是思政課的“參與者”“合作者”。

數字技術賦能高校思政課,能夠為學生構建一個沉浸互動式的思政課教學場域,使學生進行身臨其境式的學習,不斷增強高校思政課的吸引力和實效性。高校思政課可以通過數字孿生技術、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MR(混合現實)等數字技術構建立體多維的虛擬教學場景,運用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呈現教學內容,不斷增強思政課教學的生動性以及學生的真實感、在場感、創造感,讓學生全身心地沉浸于虛擬教學場景中,真切地感受真理的偉大力量,進一步增強學生對于教學內容的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從而達到思政課教學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學目標。例如,部分高校推出“智能VR課堂”,針對某一思政課教學主題,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構建符合教學主題內容的立體多維沉浸式虛擬教學場景,學生借助VR眼鏡,全身心地參與其中,通過親身體驗加深對教學主題的理解與認識,不僅增強了思政課的生動性以及對學生的吸引力,還增強了高校思政課的教學實效[2]。

(二)推動思政課精準化以增強針對性

“人的全面發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終目標?！盵3]高校思政課的最終目標就是實現每個學生的全面發展,而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必須滿足學生的成長需求。思政課的教育對象是有著較強自我意識的學生個體,由于學生家庭背景、興趣愛好、生活經歷不同,學生的成長需求具有差異性、多樣性的特征[4],因此,高校思政課必須摒棄大水漫灌式教學,針對不同的學生個體“對癥下藥”,進行精準化教學,才能取得良好成效。數字技術具有智能識別、精準畫像、精準供給、分類教學的強大功能,為改變傳統的大水漫灌式的思政課教學現狀、實現精準滴灌式的思政課教學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支持[5]。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算力等數字技術,高校思政課教育者能夠實現對學生學習情況、思想情況、行為習慣等方面數據的智能識別和動態捕捉,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根據學生個體或群體的思想和行為的變化波動進行個體畫像或群體畫像,全面、精準地把握教育對象的思想和行為特征,分析學生個體或群體的思想困惑、價值傾向、實際需求。在此基礎上,按照以人為本的原則實現高校思政課的精準滴灌和靶向供給,使思政課教學內容真正觸動大學生的內心,達到思政課與學生思想共振、情感共鳴,更好地滿足學生多樣化、個性化的成長發展需求,推動學生的全面發展。

(三)推動思政課智能化以增強創新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智能化發展是數字化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發展的重要體現,也是數字技術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發展的必然結果。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能夠推動思政課實現智能化發展,實現教學方式、教學環境、教學評價的創新變革。

數字技術與高校思政課的融合發展改變了以往教育者“單向輸出”的教學方式,形成了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新型教學方式,實現了教師與學生雙向互動式教學,不僅打破了高校思政課的時空限制,而且實現了師生實時高效互動。數字技術具有超時空性的特點,其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技術構建虛擬仿真體驗教室、智慧教室、多媒體智慧講臺,創新高校思政課教學內容的呈現方式,通過虛擬現實、全景直播等技術手段,營造智能化教學環境,幫助學生身臨其境地學習,增強學生對教學內容的情感體驗與共鳴[6]。數字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及大數據技術能夠及時、全面、實時地收集、分析、處理思政課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思想行為變化的相關數據信息,使思政課教學評價能更好地適應思政課的教學變化需求;在此基礎上,實時追蹤反饋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幫助教育者及時調整教學活動,促使思政課能夠順利有效地開展,進一步提高思政課教學質量。

(四)推動思政課泛在化以增強實效性

高校思政課教學泛在化主要是指:在數字信息時代,數字技術的發展使數據信息高速且廣泛地傳播,這些數據信息包含著豐富的高校思政課教學資源,依托數字技術,高校大學生能夠達到“事事有思政”“時時學思政”的理想狀態。數據信息是數字技術發展的基礎,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使各種各樣的數據信息在人與人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高速傳播,也使人類進入了“萬物皆媒”的時代。高校思政課教學資源憑借數字技術得到了廣泛、迅速的傳播,有效地打破了思政課教學資源壁壘,使思政課教學得以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技術、算法推薦等數字化技術在不同課堂、不同學?；顒?、不同媒體中,依據不同學生群體或個體的特性,精準推送思政課教學資源,實現“事事有思政”,從而營造良好的思政課學習氛圍,強化鞏固思政課課堂學習效果。數字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為大學生線上思政課學習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支持,改變了大學生線上思政課學習“僅僅是網絡信息的線上傳遞”的現狀,實現了精準分析學生個性特征和個性化需求,為學生提供符合其實際成長發展需要的線上教育,達到了“時時學思政”的理想目標,強化了高校思政課課堂教學影響的持續性,從而進一步從整體上增強了高校思政課的教學實效性。

二、目標之維: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理想藍圖

數字化賦能為高校思政課高質量發展勾畫了理想藍圖。相比于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價值維度的宏觀把握,目標維度更側重于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的微觀把握。

(一)精準把握思政課教育對象

思想政治理論課歸根到底是一門“育人”的課程,其立足點和著眼點是“現實的個人”。高校思政課以培育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為重要使命,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其培育出來的“人”的質量從根本上反映著高校思政課的實效性。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能夠實現對思政課教育對象的精準描摹、畫像,聚焦于不同教育對象多樣化、個性化、動態化的需求和特點,為思政課因材施教提供可靠的技術支持。數字化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能夠實現整體數據樣本信息的全面挖掘、收集、統計,在此基礎上進行多維度、動態性分析評估,從而較為全面地呈現出當代大學生思想和行為狀況。這一狀況既包括對當代大學生整體思想和行為狀況的把握,也包括對當代大學生個體思想和行為狀況的把握。

一方面,人工智能以大數據技術為依托,能夠全面、快速地挖掘、收集、統計、分析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瀏覽偏好、閱讀情況、消費記錄、社交喜好、運動情況、課堂表現、價值偏向等相關數據痕跡,從而幫助思政課教師精準定位教育對象認知水平、認知風格、知識素養、關注焦點、學習習慣、行為偏好等相關信息,及時把握教育對象的思想成長軌跡,有效了解和精準對焦教育對象思政課學習的特點和需求,切實把握不同層次、不同類型學生的個性化需求,有效滿足教育對象多樣化的成長需求,實現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在把握不同教育對象日常生活數據信息的基礎上,通過人工智能的行為記錄、注意力識別、學情分析、數據關聯分析等技術,動態捕捉學生思想和行為變化,精準勘測教育對象的思想和行為狀況,為制訂科學有效的教育教學方案提供可靠的技術支持[7]。

(二)精準供給思政課教學內容

思政課教學內容的質量直接影響著思政課教學的實際效果。能否做到“因事而化、因時而進、因勢而新”是判斷思政課教學內容質量的重要標準。思政課教學內容要“因事而化”,就是指思政課教學內容要“精準到事”“因事而動”,能夠以真實客觀的微觀小事為依據,從“事”出發,對“事”發力,突出對“事”的感知、掌握和應對,通過“事”來對學生實施針對性的思想啟發與行為引導教育,使學生能夠從一系列的“事”出發去辨別是非、感悟真理,從而實現“因事而化”的理想目標。思政課教學內容要“因時而進”,就是指思政課內容要“精準到時”“因時制宜”,能夠在恰當的時機供給恰當的教學內容。也就是說,從宏觀層面講,高校思政課教育者要為不同學段年級的學生提供不同的思政課教學內容;從微觀層面講,高校思政課教師要根據某些特殊的時間節點恰當地提供合理的教學內容,以實現“因時而進”的理想目標。思政課教學內容要“因勢而新”,就是指思政課教學內容要“精準到勢”“因勢而變”,能夠細致地結合微觀小勢和宏觀大勢做到順勢、借勢、造勢。數字化技術具有精準識別的功能,能夠促使思政課教學內容精準到事、精準到時、精準到勢。依托數字技術能夠對一些學生高度關注的社會負面事件或熱點事件進行大數據建模分析,預測事件發展走向的同時把握學生的思想變化,在此基礎上對學生進行適當的思想正面引導教育,避免出現不良后果。數字技術能夠對不同學段、年級學生的學情進行精準識別和精準畫像,精準推薦能夠引起學生關注以及情感共鳴的思政課教學內容,使學生主體和教學內容客體相適配,達到思政課教學內容“精準到時”的良好效果。依托數字技術達到教學內容“精準到勢”,需要高校思政課教育者借助大數據感知技術、大數據分析技術、大數據加工技術將當前世界、國家、民族發展大勢融入教學內容之中,通過建立思政課立體、互動、多維的數字化環境,實現對生活中的世界時事、國家大事、社會熱事、個人趣事的數據化表達,不斷更新優化教學內容,實現“因勢而新”的理想效果。

(三)精準評價思政課教學效果

教學評價是高校思政課得以發展完善的“風向標”,教學評價結果的精準性、全面性直接影響著思政課的教學效果。數字技術賦能高校思政課使精準、全面、立體、動態地評價思政課教學效果成為可能。

首先,人工智能技術設備能夠代替思政課評價人員到教學現場進行考察,使教學現場能呈現出較為自然、真實的狀態,并通過語音識別、圖像識別、行為識別等數字化技術,實時采集教學現場中教師和學生的聲音、表情、神態、動作、行為等基本信息,使主要依靠評價人員的主觀感知印象進行評價的傳統評價方式轉變為基于教學數據收集、分析、處理的證據性技術評價,從而更加精準地評價教師和學生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的表現。相較于人工教學評價,人工智能教學評價更具有真實性、客觀性、及時性、精準性。其次,數字技術賦能高校思政課教學評價能夠改變“滯后”的教學評價現狀,實現“及時”的教學評價。當前,部分高校仍然采取傳統的思政課教學評價方式,即思政課結束之后,由學生按照預設的教學評價指標進行評教,這就使學生對于本節思政課的意見和建議無法有效地運用到思政課的教學改進中,造成了思政課的“教”與“學”、“推進”與“改進”相割裂,難以實現教學評價對教學實施的促進作用。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強計算能力能夠實時地收集與傳輸思政課堂中教師“教”與學生“學”的相關數據,在此基礎上快速分析、評估、處理復雜的數據信息,不僅能夠及時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困惑進行診斷和歸因反饋,使學生學習過程更加順利,還能夠高效及時地向教師反饋他們在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不足,使教師能夠及時調整與完善教學,不斷提升思政課教學實效。

三、問題之維: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現實困境

數字技術賦能為高校思政課建設帶來了新動力、新機遇,但不可否認的是,數字化技術由于自身的特質以及應用人員自身思想觀念的影響,在賦能過程中也存在著價值偏離、數字鴻溝、關系異化、數據失范等問題,需要加以重視并采取合理的措施予以解決。

(一)價值偏離:技術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失調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始終處于一種相對平衡穩定的運行狀態之中,并保持著一定的張力與韌性。思政課的這種張力與韌性為數字技術的賦能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同時也限定了數字技術賦能思政課的范圍和程度,一旦超出這一范圍和程度就會造成不良后果。

數字技術具有鮮明的工具理性特質,在賦能過程中,這一工具理性運用恰當能夠推動思政課正向發展,而一旦超出其張力規定的范圍與程度,就會出現技術懸浮、技術依賴等不良現象。從現實來看,我國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確實存在技術懸浮、技術依賴的問題,過分強調技術工具理性,忽視了其立德樹人的價值理性,使得技術賦能變成了技術限制[8]。技術懸浮主要是指數字化技術僅僅是外嵌于思政課之上,沒有實現數字技術與思政課二者內部深度融合,具體表現為思政課借助數字技術進行“炫技”,流于技術形式主義,認為思政課只要融入了數字技術要素就能夠得到高質量發展,只要有了數字技術的裝飾、點綴,思政課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實現教學目標。技術依賴主要是指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相關主體的自主性受到了技術的限制,無論是思政課教師的自主教學活動,還是學生的自主學習活動以及教學管理評價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數字技術,從而使其主體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再或者是將數字技術的價值與功能放大到能夠決定思政課教學理念、目標、方法、效果的地步,使育人任務的完成完全寄托在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之中,導致數字技術喧賓奪主,使數字技術應用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張力處于失衡狀態。

(二)數字鴻溝:數字化素養難以滿足教育實踐

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在為教育主體提供了便利的同時,也對教育主體的數字化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現實情況來看,部分高校思政課教育者的數字化素養還難以滿足數字技術介入后思政課教育實踐的需要。

一方面,部分高校教育者對于數字化的理解程度較低,仍然更多地傾向于傳統的教育教學觀念,尚未形成較為成熟的數字思維。例如,部分教育者認為思政課數字化轉型就是將“思政課由線下搬到了線上”或者“實現了線上和線下相結合”,還有部分教育者認為思政課數字化轉型就是將數字技術與思政課某一組成要素進行結合等,這些都是對數字化這一概念較為片面的認識,未能抓住思政課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思政課教育者的傳統觀念和數字思維之間產生了矛盾,二者之間的沖突會阻礙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建設實踐進程。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思政課教育者雖然已經較為全面、深入地理解了思政課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樹立了科學的數字思維,但是由于缺乏專業化、規范化、系統化的數字技能培訓,其數字技術水平還不能夠達到思政課數字化轉型要求,特別是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開展思政課教學的能力素養較為缺乏,出現教育者“技能恐慌”“本領不足”的問題,使部分高校思政課教育者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9]。

(三)關系異化:思政課雙主體面臨被異化風險

數字技術嵌入高校思政課的根本目標是讓思政課順應時代潮流,實現智能化轉型升級,從而更好地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然而,數字技術嵌入后,高校思政課的根本特性并沒有發生改變,反而使高校思政課教育的人際環境與人際關系變得更為復雜,具體表現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二者的異化。從教育者的角度看,數字技術嵌入高校思政課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者的主導地位。數字技術的介入改變了以教師為主導的傳統思政課教學模式,同時也對思政課教師提出了運用數字技術開展教學的新要求。部分思政課教師由于對數字技術的原理、特點、發展及應用理解不夠深入,存在無法合理有效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思政課教學的問題,從而可能使教育主導權落入數字技術手中,對思政課教師的權威及影響力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從受教育者的角度看,數字技術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受教育者的主體能動性。當代大學生群體是伴隨著數字信息技術成長起來的“Z世代”,其學習、生活深深地刻上了數字技術的烙印。高校思政課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辯證分析問題的思維和能力,而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學生產生了一種依賴,部分學生過分依賴數字技術,面對問題拒絕獨立思考甚至不加辯證地盲從于部分非科學的網絡信息,從而對其思想意識、價值觀念造成不良影響。同時,人工智能和算法根據學生使用數字技術的相關數據對其進行個性化定制和推送,使學生深陷“信息繭房”之中,視野不斷窄化,阻礙了學生辯證分析能力、創新能力的發展。從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二者關系的角度看,數字技術的介入減少了師生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人機互動”越來越多,“人人互動”越來越少,不利于師生情感的增進,造成了師生之間關系的疏離和淡漠,在改善思政課教學效果的同時,損害了思政課的育人效果。

(四)數據失范:數字化賦能存在隱私安全問題

數據信息既是數字化技術不斷發展的基礎,也是數字化技術賦能高校思政課建設發展的基礎。數字化技術能夠全面、及時地收集和掌握學生興趣愛好、價值傾向、瀏覽偏好、行為習慣乃至家庭住址、聯系方式、身份信息等相關數據信息,在精準定位學生實際成長需求的同時,也容易泄露學生主體相關隱私信息,這給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建設帶來了消極影響,嚴重阻礙了高校思政課的高質量發展。隱私危機是與數字化技術發展相伴而生的,數字化技術賦能高校思政課建設過程中出現的隱私危機主要有兩種:第一是隱私數據被不法分子竊取和利用,造成隱私主體財產、名譽、聲譽受損,使隱私主體陷入財產危機和人際危機之中;第二是主體隱私透明化、公開化,數字技術的泛在化發展使得各種數據信息(包括不同主體的隱私信息)在較大范圍內傳播,教師、學生以及相關管理人員的隱私信息都面臨著被公之于眾的風險,一旦隱私泄露,會給隱私主體生活、工作、學習、心理等方面帶來極大的傷害,并且會間接影響高校思政課的建設發展。解決這些難題需要從規范技術應用和重視技術倫理問題入手,采取必要的措施將其不良影響最小化,為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建設創造良好的技術規范環境。

四、路徑之維: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機制

要實現高校思政課建設實踐在數字化技術的支持下高質量發展,必須認真分析新挑戰、新問題,在此基礎上采取科學有效的措施予以解決。

(一)前提鏈:樹立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并重的育人觀念

“任何實際行動總是既包含工具合理性的成分,又有價值合理性的因素?！盵10]數字技術賦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應該兼顧技術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以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為最終價值訴求,將數字技術應用于合理的張力區間之內,堅決防止將技術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割裂的做法。

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有效推動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質量發展,豐富思政課教育資源、創新思政課教育方式、優化思政課教育評價,進一步增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創新性、精準性、智能性、現代性,充分彰顯其技術工具理性帶來的益處。數字技術賦能作為一種提升高校思政課發展水平的科學手段,需要一種正確的價值理念對其進行科學指導,規范其實際具體應用。思政課本質上是“育人”,其價值的實現在于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基于這一實踐的根本目的,數字技術的具體應用必須以立德樹人為其根本價值訴求,一切以“育人”為根本出發點和著眼點,滿足學生成長成才過程中的多樣化需求。因此,要合理把握數字技術嵌入高校思政課建設發展中的程度,調和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間的張力,不可無限放大數字技術的價值與功能,忽視立德樹人的根本價值理念,也不可一味因循守舊,不與時俱進地結合數字技術推動高校思政課建設發展,要在立德樹人根本價值理念的指導之下,合理運用數字技術,推動高校思政課實效性不斷提升。

(二)基礎鏈:提升滿足智能化思政教學實踐的數字素養

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既為高校思政課智能化轉型提供了技術支撐,也對高校思政課教師的數字化教學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一,高校思政課教師必須緊緊把握住數字化發展大勢,順勢而為,主動學習并掌握數字技術發展的特點、趨勢、規律以及存在的問題,摒棄傳統的教學理念,樹立數字化教學思維,積極主動地運用數字化技術開展思政課教學活動。同時,思政課教師應結合自身專業知識、技能,科學辯證地評判數字技術運用于高校思政課的利弊,警惕以數字信息技術為媒介的西方意識形態和文化滲透問題,把握好數字技術嵌入高校思政課的“度”,確保數字技術對高校思政課始終發揮正向積極作用,實現高校思政課與數字技術的借力共贏。其二,高校思政課教師必須樹立學習意識,主動學習數字化技術,提升自身數字化技能水平,打破教育者“技能恐慌”“本領不足”的困局。高校應積極組織關于思政課智能化、數字化的研修活動,通過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與其他高校分享交流數字化教學經驗,進一步提升教師自身的數字化教學能力。高校應定期開展教師智能化、數字化教學技能培訓,定期檢驗教師數字化教學素養水平。高?？梢苑e極邀請在高校思政課數字化教學領域具有較高造詣或者有突出成果、杰出貢獻的專家學者,給高校教師進行教學講座,不斷為教師提升數字化素養創造有利條件。高校也可以圍繞數字化賦能思政課的相關主題,建立思政課教師研修平臺,發布相關研究課題,鼓勵高校思政課教師進行細致深入的探索研究。

(三)關鍵鏈:發揮思政課雙主體作用,規避主體異化風險

數字技術嵌入高校思政課的目的是讓數字技術服務思政課而不是主導思政課,數字技術與思政課的有效融合是以教書育人為根本目標的。然而,數字化的賦能帶來了教育者主導作用的弱化、受教育者主體能動性的消解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疏離、淡漠的問題,如果對此不加以重視并解決,就會對高校思政課產生不良影響。教育者要樹立科學的數字思維,增強主動性和敏銳性,主動掌握技術和教學的主導權,合理運用數字技術開展教學活動,科學掌控數字技術嵌入思政課的“度”,不可過分夸大數字技術的作用。受教育者要注重自身獨立思考、辯證分析、創新創造等能力的培養,充分認識數字技術只是一種資源和中介,不可過分依賴。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教育者都應該鼓勵受教育者積極主動思考,分享交流自身的觀點看法,不斷提高受教育者的課堂參與感,充分發揮其主體能動性。教育者應注重與學生感情的培養。數字技術的介入盡管減少了師生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但是也為師生之間相互關心、分享日常生活等創造了便利的條件,對增進師生之情、拉近師生距離起到了促進作用。教育者要充分利用這一契機,主動關心、愛護學生,拉近與同學之間的距離,了解并幫助學生解決在學習、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惑、難題,既要做學生的良師,也要做學生的益友,從而進一步增強思政課的實效性。

(四)保障鏈:完善數字技術賦能運行監督管理體制機制

數字技術盡管已經取得了一定發展,但是數字技術及其具體應用實踐仍然存在部分局限和難題。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建設并使高校思政課得到了高質量發展,但仍需加強核心技術攻關,建立健全技術應用體制機制,增強相關主體的技術倫理責任意識,促使數字技術與高校思政課建設實踐實現深度融合,主動規避數據失范技術應用風險。

一是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強核心技術攻關。能否掌握技術應用的主動權關鍵在于是否擁有關鍵核心技術。掌握技術應用主動權意味著數據信息安全能夠得到更多保障,基于此,政府部門、教育部門、相關技術研發部門及企業必須協同發力,不斷推進技術創新,保障數據信息安全的同時進一步增強數字技術與高校思政課建設應用需求的適配性、創新性、價值性。二是要增強技術研發、運行和維護主體的責任倫理意識。數字技術研發、運行、維護的相關主體應提前預測數字技術賦能高校思政課發展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倫理性風險,通過評估、模擬等方式將可能會出現的風險最小化。三是要加強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數字化賦能運行的監督管理機制。技術部門、教育部門以及政府部門要制訂并完善數字技術研發、運用、管理以及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發展過程中的責任落實、責任問責等相關政策制度,加大數字技術賦能高校思政課建設全過程、全方位的監管力度,切實保障相關主體的數據隱私安全,確保數字技術在高校思政課建設實踐中始終發揮積極正向作用。

五、結語

數字技術正逐步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各領域和全過程,也深刻影響著高校思政課的理念和方式。數字技術嵌入高校思政課建設是思政課現代化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創新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數字化時代,充分認識數字化賦能高校思政課的價值、目標以及存在的現實問題,針對新問題探索解決的科學之道,對于高校思政課科學運用數字技術實現立德樹人根本目標,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高素質人才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