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羌醫藥文化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影響研究

羅夏梓平，趙 欣

（四川旅游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0）

在歷史的發展中， 羌醫藥文化在羌族與其他各民族雜居的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醫藥價值觀， 并成為中華民族醫藥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學界就羌醫藥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提出了相應的對策；[1]探討了羌醫藥制劑標準化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的策略；[2]同時， 從理療的視角探究了羌醫特色羊皮裹療法配合羌藥使用的經驗[3]和羌醫手法及推拿法；[4]此外，學界還梳理了“釋比文化”與“羌醫藥”共生共長的歷史脈絡，[5]并指出其言傳的特點。[6]綜合來看，學界對羌醫藥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 但就研究對象來看， 缺少地方民眾與羌醫藥文化的關系研究。 因此，搜集、整理民眾對羌醫藥文化的認識，討論羌醫藥文化的內部規律與民間社會之間的聯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于此，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 結合田野調查資料， 探討羌醫藥文化對地方民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響， 以進一步思考羌醫藥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實踐路徑。

一、羌醫藥文化的歷史發展

羌醫藥文化歷史悠久。據調查，羌醫藥文化的歷史發展大致分為萌芽、形成、發展、衰微、振興五個階段①。 具體如下：

第一，羌醫藥文化的萌芽。羌族與中華文明密切相關。 據史料記載：“炎帝”神農氏乃羌族的祖先。 另據《史記》記載:“教民種五谷，嘗百草，始有食物與醫藥之術。 ”可見，神農帶領羌族先民在與自然的交往中認識到了某些動植物和礦物等對身體的作用,并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有目的的對此類物質加以利用,久而久之便積累了解除病痛的醫藥知識,[7]這個階段可視為羌醫藥的萌芽時期。

第二， 羌醫藥文化的形成與羌族釋比文化密切相關。 據《蜀王本紀》載：“蜀之先登王者，蠶叢氏”。蠶叢長子雅魯乃大許(釋比)，精通巫醫之術。 巫的職能以祝禱、占卜為主，亦用藥物為人治病。 歷史上，羌族先民奉敬萬物有靈，對許多自然現象不理解，使得人們生病皆以為是神鬼作祟， 故爾巫醫不分。 因此，爾瑪優氏布姆（羌醫）可稱之為釋比。

在古羌部落鼎盛時期，羌民大多聚居一隅。隨著部落遷移，古羌部落散居各處。 在羌族部落中，釋比相互傳授補遺，采用相通的醫藥知識。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羌族傳承豐富“爾瑪思柏”(羌藥)知識，積累實用性強的療法，博眾家所長，最終形成了獨特的羌族醫藥文化。

第三，羌醫藥文化的發展。 從古至今，羌醫藥的發展并非停滯于人與自然的關系， 而是在社會語境的發展中，考慮了人們的現實需求問題，從而不斷衍生出新的羌醫藥知識。

首先， 是對藥物用于疾病治療的重視。 秦漢時期,羌族民眾已采用鹿胎、羚羊角、雞膽、麝香等來治療人們的疾病。 如《后漢書·西南夷傳》載：“有羚羊可以療毒。 又有食藥鹿,鹿麂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8]加之，羌醫藥起源較早，使得后世諸“本草”類典籍與羌族醫藥密不可分， 進而匯集成藥材巨著《神農本草經》。

其次，表現為不同學科的出現和分科治療。羌族聚居區地形復雜、氣候多變，居住環境的特性造成區域內羌族民眾常見病的特性，羌族民眾多發腸胃病、骨傷病、婦科疾病、頭痛、兒科疾病、精神疾病等。 因此，基于自然環境與人類的關系，羌醫藥逐漸拓展出骨科、婦科、兒科等學科，并形成針刺、拔火罐、熏蒸等原生態療法。

第四，羌醫藥文化的衰微。 古代社會，羌族沒有統一的草藥稱謂，加之羌族是一個“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在不斷的戰爭和民族遷移的背景下，使得很多羌醫藥文化內容失傳。 即使民間羌醫竭力傳承羌醫藥，也只能以經驗醫學的形式，以家傳或師承方式，通過言傳等方法進行。[7]這是羌醫藥文化衰微的根源， 也造成了羌醫藥文化統一理論體系的缺失。 而今，現代化的發展使得傳統羌醫藥失去了原有的生存語境， 使得其傳統機制面臨更大的挑戰。

第五，羌醫藥文化的振興。 “5.12”汶川大地震后，地方政府提高對羌醫藥文化的重視，并加大資金投入，以推進羌醫藥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工作。 由此，羌醫藥發展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二、羌醫藥文化的理念

羌醫藥文化是中國少數民族醫藥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具有獨特的地域文化性和醫療預防的文化理念。

第一，羌醫藥文化的地域性。羌醫普遍認為“大自然的基本物質是石、水、火、風”、“人體是由石、水、火、氣、血以及精微物質所構成”，“ 人有六臟五腑”“風、氣、水、火、雨、石為六大病因”。[9]然而，羌族在征戰遷移過程中分散各地形成了不同的醫藥價值觀，其地域差別導致醫藥文化的多樣性。 在四川省內， 北川區別于其他羌族聚居區的羌醫藥文化，具有獨特的理念。據史籍記載，北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之一，治水英雄大禹的降生之地。據《呂氏春秋·古樂》記載：“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 ”治水過程中，禹采用了“高處就鑿通，低處就疏導”的治水思想，改“堵”為“疏”，最終成功化解水患。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文化地域性思想浸潤著羌醫藥文化。 作為大禹故里的北川， 其羌醫藥文化與大禹治水文化一脈相承， 疏通疏導理念成為北川地區羌醫藥文化的核心理念。[12]醫藥文化的醫療預防理念。 羌族民歌：“羌人敬神,雞愿羊愿,請來釋比,清掃棚圈,洗去污穢,洗去污穢,人畜清凈,神來享受,鬼怪遠去”。 由此說明，羌族先民在很久之前就有注重環境衛生和樸素防疫的行為。[10]同時，在中周論的指導下，羌族醫療的中心思想是未病先防、 既病防變和病后防復,做法的關鍵是中神有意識、有信念,強化有形周身,修養周天潛能。 如《素問·上古天真論》中指出:“恬惔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精神內守,病安從來?”[11]此外，羌族養生保健也充分意識到“防大于治”,在疾病發生之前,使用有益手段來減少疾病發生和養生健體。[12]

三、羌醫藥文化對北川民眾日常生活的影響

羌醫藥文化屬于民間知識體現，表現出與之地方羌族民眾日常生活的密切聯系。 由此，羌醫藥文化在民間社會具有“活態性”，并在羌族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呈現出物質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兩種形態。

（一）羌醫藥文化對北川民眾物質文化生活的影響

文化作為“整體生活方式”的“存在”，[13]對行動和行動者有著強大的影響。[14]布迪厄提出了“慣習”的概念，旨在說明人們的行為習慣是“一個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不斷地隨著經驗而變，從而在這些經驗的影響下不斷的強化，或調整自己的結構，以使之穩定而持久，但不是永遠不變的”[15]可見，文化是被人們構建出來， 并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一種固定的生活模式而發生作用。由此，羌醫藥作為羌族文化的一類， 對羌族民眾的日常生活方式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從北川羌醫藥文化與地方民眾的關系來看，主要分為救治和康養兩類。

首先， 羌醫藥的救治法對北川民眾的日常生活影響最大。 戴望云學者在研究 “疾痛敘事” 時提出“日常生活中的民眾是建構和踐行醫療民俗的主體”，并總結出“疾病同時也是由社會文化建構的，對疾病及其治療的解釋不能脫離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的論點。[16]由此，羌醫藥文化構造了北川民眾的疾病及治療觀。其中，家庭療養模式下的救護最為突出， 主要針對民眾日常生活中的輕微病痛和突發急救。 經過訪談2○和文獻查閱③，共總結出北川民眾常采用的民間療法（見表1）:

表1 北川民眾日常家庭中常采用的民間療法

上述9 種常見的民間療法是北川民眾或民間醫者根據民眾日常的病痛情況進行的羌族特色療法。古時，由于北川縣（今北川羌族自治縣）峰巒起伏且溝壑縱橫，交通不便，羌族民眾多采用普適性的家庭療法治療常見病痛或者尋求最近的民間醫者的幫助。 如今，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交通條件改善，就醫條件大大改善。 但歷史沿襲下來的實用民間療法仍然被廣泛采用，甚至在大部分羌族民眾的觀念里，這些民間療法比西醫療法更有效。由此可見，這些民間療法早已在羌族民間社會建構起了相對穩定的治療體系。

其次，“氣、血、經絡通暢，百病不生的疏通理論”的保健理念是北川民眾康養的主要思想。一方面，在“防大于治”的思想指導下，北川民眾注重日常生活中的預防，尤其關注居住的周圍環境。 據調查，北川人死后， 當地民眾會用北川當地藥材柏樹枝和木香樹葉外熏或者揮灑石灰進行消毒， 以保持環境的干凈⑤。 此外，北川民居“羌碉”，其上層堆放糧食，中層住人，下層圈養牲畜，并且羌民勤打掃糞圈，保持干凈，注重預防。 另一方面，北川民眾注重日常的養生保健，主要體現在食療和使用康養產品方面。食療方面，北川民眾的食療包含藥膳、藥酒和茶飲三類。 第一，羌族藥材資源豐富,且許多藥材具有養生保健功效，如布勒苀唔(冬蟲夏草)、寺格日或孜巴木(羌活魚)、日度日阿格(巖鹿茸)等。 而羌族在長期的醫藥實踐中總結動植物的功效和特點, 以既有的知識積累和理論指導， 將動植物按照不同的配比配制成不同功效的藥膳。 在日常調理中，多采用燉、蒸等烹調方法來最大限度保存藥材的藥效和營養。 據調查資料顯示，北川民眾常食用的藥膳天麻煲、黃芪當歸烏雞湯、 清心蓮子百合湯等日常飲食都傳承了羌醫藥文化“藥食同源”的理念。 第二，羌酒文化深遠。 北川民眾常將本地特色藥材羌活魚泡制成酒飲用。 羌活魚為小鯢科動物山溪鯢的全體， 具有行氣止痛的作用，主治肝胃氣痛，跌打損傷等病癥。 另外，北川民眾還常飲用羌族特有的咂酒， 該酒半發酵， 口感微甜，具有發散風寒，活血化瘀的保健功能。 第三，北川民眾有著飲茶養生的習慣， 尤以擂鼓鎮的羌茶文化濃厚。北川民眾常飲的保健茶為苦蕎茶，其所含蘆丁可軟化血管， 具有降血脂、 降血糖、 降血壓等功效。 此外， 北川的大街小巷都有羌醫藥特色康養產品的經營，常見的有羌醫藥浴足粉、香囊、腰帶、藥枕、面膜等產品。 其中，藥枕分為頸枕、靠枕和保健枕三類，根據民眾的不同需求配比不同的羌醫藥材。

綜合來看， 羌醫藥文化從醫療救治和康養兩個方面對北川民眾物質文化生活的各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而構建了民眾對于羌醫藥文化的自覺，并促成羌醫藥文化的生活化趨勢。

（二）羌醫藥文化對北川民眾精神文化生活的影響

縱覽羌醫藥文化的歷史， 羌醫藥文化和羌族釋比文化始終以“命運共同體”的形式存在。 因此，探討羌醫藥文化對北川民眾精神文化生活的影響，則是探究釋比文化對北川民眾精神生活的建構， 主要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其一，釋比的“精神療法”。 “釋比”是羌族祭司的統稱，具有重要的“精神領袖”地位，并在羌族社會中以巫術溝通人、神、鬼,且熟知本民族歷史和文化、通曉多種知識及技能者。[17]但“主持祭祀、主持或參與各種日常慶典和儀式、驅邪消災、治病救人”等這些活動都不是釋比個人的事,而是羌族民眾世代沿襲下來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內容。[18]釋比文化作為羌族社會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羌族民眾必需的精神滋養，也體現出了羌族民眾的心理特征。

實際上，巫、術、醫一體的羌族釋比，以“精神療法”建構羌族社會精神生活的重要表征。 據記載，釋比的很多法術在本質上為一種心理療法,“病不服藥,以禱為事”,對患者進行安慰、精神支持療法,通過心理暗示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接觸患者的精神負擔,對減少疾病發生、減輕病情具有一定意義。[6]此外，“精神療法”在長期積極的心理暗示中也在塑造著羌族民眾樂觀的生活態度和堅韌的民族性格。 據筆者調查，“化魚骨水” 這一用于治療食道異物梗阻的具體精神療法至今仍在北川少數地區沿用。 該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羌醫釋比對地方民眾精神生活的調節作用。

其二，獨特的民間信仰。 北川屬于多民族集聚區，長久以來在多元文化的交往中，形成了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民間信仰活動。 首先，表現為對羌醫藥始祖“神農”的崇拜。學界從敘事的角度討論了民間諸多對藥王、神醫的崇拜活動，[19]而在北川地區則表現為民眾對神農和釋比的崇拜。 同時，北川有“醫藥出于黃炎”之說,這直接影響了羌族的“宗神”設立。其次，表現為對自然的崇拜。雖然以白草羌為主體的北川漢化程度較深，但萬物有靈、敬畏自然的崇拜仍然在羌族民眾心里根深蒂固。這也反映了“取自自然” 的羌藥文化與羌族民眾信仰間的文化建構。其中，最具特色的白石崇拜延續至今。羌族神話故事《木姐珠》中講到了白石在凡間具有驅邪治病神奇的作用。[20]于是，帶著羌醫藥文化色彩的白石崇拜，在釋比主持祭祀、參加節慶和治病救人的活動中屢屢出現，并在羌族社會中建構了以“儀式”為主的話語體系。 如，在建房子和碉樓時，舉行“白石神臺”的安放儀式；在正月十五、五月初五等羌民的重要節日，舉行大型白石神祭祀活動。[21]此外，羌醫藥文化與釋比文化交互作用?，F北川中羌醫院采用的“煨白石外治法”就是典型例子。該技法將羌民崇拜圣物白石與羌醫藥聯合運用， 以白石為介質，加熱白石熨推患處，達到溫經活血、散瘀通絡之效。

四、羌醫藥文化的當代啟示

“文化再生產”理論認為文化是動態的、不斷發展變化的，是一個處于不斷再生產中的過程，并指出文化是人的產物，民眾是文化的主體。[14]因此，羌醫藥文化的保護與傳承離不開民眾的力量。 基于此，羌醫藥文化的實踐路徑應圍繞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與當代社會的互動關系進行思考， 從而探索羌醫藥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首先，堅持以文化自信為要旨。盡管民眾保護和傳承羌醫藥文化的路徑不勝枚舉， 但其首旨都是堅持文化自信。 因此，首先，北川民眾應當增強對羌醫藥文化發展歷史和理念的了解， 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其影響力和重要性，從而增強對其的文化認同，建立文化自信。 其次，建立“釋比”的保護和傳承機制是推廣羌醫藥文化的必要途徑。 祁慶富學者強調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點是傳承人”，[22]而羌醫藥文化的傳承人是釋比。 加之羌族沒有文字且相關文獻資料有限，羌醫藥文化的傳承多以口授的形式進行。為此，應當構建“釋比”文化的師徒傳承機制。

其次，因地制宜發展康養旅游。在文化生態的視角下，保護傳承羌醫藥文化需深深扎根于羌族地區。因此，結合羌醫藥文化“口口相傳”的傳承方式，筆者認為實現羌醫藥文化活態保護的方式是在北川地區發展康養旅游， 即因地制宜充分發掘北川當地的旅游資源和羌醫藥資源， 將兩者有機結合發展獨具特色的羌醫藥康養旅游。而發展羌醫藥康養旅游，實際上是文化資源再生產的過程。根據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文化資本分為三種形態：(1)身體化形態；(2)客觀（物化）形態；(3)制度形態。[23]結合羌醫藥文化的特性， 發展康養旅游首先要加強羌語和醫藥知識、康養理論的學科教育，學習傳承羌醫藥技藝，即形成身體化的文化資本； 其次要建立相關網站和公眾號以及印刷相關資料，“雙管齊下” 進行推廣，并且根據民眾的需求生產附屬產品如羌藥腰帶、羌醫藥面膜等，從而形成文化產品形式的“物化”文化資本；最后，通過培養和認定具有專業資質的羌醫藥傳承人， 建設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羌醫藥館 （院），開發以羌醫藥康養文化為主題且具有文化載體的旅游景區。此外，發展羌醫藥康養旅游還應合理運用大禹故里的文化標簽，結合羌醫藥文化康養的特點，適應后疫情時代的旅游特點， 大力發展線上 “云旅游”。在接待游客和售賣相關康養產品的過程中， 使游客產生潛移默化的認同， 從而實現對其的活態保護和傳承。

最后，推動實現羌藥標準化發展。 據調查，羌醫無自己標準，無責任歸屬。 如安昌某案例，當地某老年病人到當地某藥店治療， 該藥店在藥方里用黃芪30 克治療高血壓。 但標準劑量是10 到15 克，于是家屬認為用藥量大引發腦淤血致使老人死亡。然而，具體原因錯綜復雜。因此，羌族藥方的無標準化問題亟需解決， 并且實現標準化制藥用藥是必要的傳承路徑。 但要從根本上解決羌藥制劑標準化的缺失問題，則必須徹底解決“傳統”與“現代化”、“個別性”與“普適性”的矛盾問題，必須站在法治學和醫藥學的角度上，確立羌醫藥用藥制藥標準的法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