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對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機制研究
——迭代式創新與資源拼湊的有調節的中介作用

何淑英，孫根年

（陜西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1 引言

國家將加快數字化發展和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推動了數字經濟與傳統實體經濟之間的融合發展，構建了不同的商業模式創新的價值創造之路［1］?！吨袊鴶底纸洕l展白皮書》中指出數字經濟與各類產業之間的深度融合不斷激發了市場和消費者的需求，不僅體現在經濟的拉動投資上，也體現在企業創新發展的活動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數字經濟激發企業開展科技變革和創新發展的動力，企業如何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打破企業創新發展與經濟獲取之間的關系也成為當前產業轉型升級的現實問題［2］。數字技術突破了傳統的生產和消費邏輯，企業借助數字技術縮短了創新時間，降低了生產的成本，打破了企業創新的邊界。創新是資源要素的積累過程，也是知識和技術不斷迭代的結果，企業需要借助資源的流動和學習實現創新價值的轉移，通過吸收、轉化、利用等實現產品價值的創造，進而轉化成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特色的商業模式［3］。在數字技術革新的進程中，企業借助資源拼湊從外部獲取更多的有利于開展創新的知識和技術資源，通過知識拼湊和技術拼湊等從系統性和全面性的創新思想出發，為企業構建出系統的創新工程之路，這也為進一步迭代式創新提供良好的資源基礎。迭代式創新需要企業及時應對動態的不確定性較強的環境變化，快速響應市場和顧客的需求進行反復試錯，以更加靈敏的洞察力和創新力迭代技術和產品，滿足已有客戶和潛在客戶的市場需求，形成及時響應市場需求的商業模式［4］。同時，商業模式是企業在創新的每個階段根據價值創造過程，形成逐步試水和逐步探索的一種商業邏輯。成功的商業模式都是屬于企業自身獨有的價值創造邏輯，是將企業各個要素與商業邏輯結合和交叉在一起，打造出的一種有機商業生態圈，進而實現市場和消費者以及企業之間共創共贏。

數字技術和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關系已經在學術界展開了廣泛的探討，學者們也從不同的研究視角進行了分析。但是，數字技術對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過程是一個復雜的關系系統，需要從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資源和創新方式出發，探究它們之間的影響關系。因此，本研究通過對構建的理論模型進行深入分析，并借助企業實踐層面的經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進一步揭示數字技術對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數字技術是企業開展技術革新和產業轉型變革的核心技術，是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的推動下進行創新驅動和智能化創新的一種技術［2］。企業通過數字化和智能化將各類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降低生產成本，提升運營效率，增加開發新產品的成功率，進而實現高質量的轉型升級。數字技術對企業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和技術革新均具有快速性和時效性，并由此產生不同的商業模式［5］。數字技術是數字化應用的結果，能夠實現效率與服務內容的有效擴展［6，7］。

在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推動作用下，迭代式創新借助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脫穎而出［8］。迭代式創新不是將傳統的生產和開發過程應用于新產品的創造中，而是基于交互的、快速的試驗進行反復試錯和調整，并進行知識和技術的創新。企業根據這種創新模式打破原有的創新方式和創新邏輯，就如同阿里和騰訊等企業，不斷打破運營的邏輯開展多元化的創新，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可持續的競爭優勢［9］。Fitzgerald［10］指出迭代式創新是對線性創新模式帶來的缺陷的補充，是指企業通過已有的知識和技術，結合外部獲取的新知識和新技術，用迭代的方法打造出滿足市場需求新產品的方式。Furr等［11］認為迭代式創新是企業通過反復試錯，運用迭代法進行市場搜尋和新產品開發的方式。本研究延用李全升和蘇秦［12］的觀點，認為迭代式創新是企業不斷試錯和開展創新的一種方式。

數字經濟時代，尤其是在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驅動下，資金不充足、信息資源匱乏等會導致企業資源獲取有限，進而會影響到企業對資源的有效利用［13］，資源拼湊在這種情境下顯得尤為重要。資源拼湊是在企業價值創造的過程中通過對手頭的、已有的資源進行重組并進行加工，產生新的可以創造價值的拼湊行為［14］。Senyard等［15］指出資源拼湊是企業在創新網絡環境中具有關系網絡化的行為，企業可以在關系網絡中對已有資源進行整理、重組、加工等。本研究借鑒沈頌東和陳鑫強［16］的研究，認為資源拼湊是企業打破資源約束的重要路徑，在戰略和機會的調整中，進行信息、知識和技術的搜尋，獲得滿足生產和經營所需要的資源，實現企業價值的創造。

商業模式是在企業創造價值和價值經營的實現中最為關鍵的商業邏輯，通過整合組織內外部的所有資源和職能，如產品的研發、生產、銷售、人力保障、財務自由等，深入挖掘企業的整體價值來增加總體的創新績效［17］。羅珉和李亮宇［18］認為商業模式創新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和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通過挖掘現有客戶和潛在客戶的需要，滿足市場需求，進而不斷開發出新產品和新服務。Visnjic等［19］指出商業模式創新是企業進行市場交易的內容，也是交易結構和治理效率的模式設計，包含效率型商業模式創新和新穎型商業模式創新?；趯W者們的研究，本研究認為商業模式創新是企業為適應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構建起的新商業模式，能夠為企業贏得可持續競爭優勢，獲取更高的利潤空間和價值，是企業價值主張的商業邏輯。

2.1 數字技術與商業模式創新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不斷革新與演進，企業的商業模式也不斷地發生著改變［2］。數字技術從資源要素的組合和形式上改變了傳統的生產、加工、銷售等業務模式，企業的商業邊界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被打破，數字技術對商業模式的創新也由此發生了顯著的變化［5］。首先，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消費者不斷參與到企業的生產和經營中共同創造價值，企業可以通過逐步迭代的方式獲得規模經濟帶來的效益。其次，在產業化分工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雙重作用下，傳統的商業模式已經趨于消失，數字技術使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向多元化和新穎化方向發展，商業模式的邏輯邊界被逐層打破，企業與顧客在交易過程中去中心化的服務和媒介也被逐層揭開，基于網絡平臺和數字經濟的新型商業模式取代了傳統的商業模式［20］。數字平臺成為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途徑，也成為企業與消費者之間進行溝通和交易的橋梁。企業通過數字平臺不僅可以增加信息、知識和技術等的流通，而且更加有利于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和戰略規劃能力，進而在創新活動的開展中形成不同的商業邏輯。再次，數字技術為企業建立起數字化的商業生態圈，通過創新活動打造多元化的數字平臺，進行有效的資源獲取和資源整合，從而形成跨領域、跨行業、跨組織的協同創新環境［21］。企業擁有的異質性資源越多，一方面可以降低競爭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聚合資源，實現企業的價值創造和流程再造并提升績效。據此提出假設：

H1 數字技術對商業模式創新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

2.2 數字技術與迭代式創新

數字技術代表了新的技術變革的方向，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22］。數字化背景下，企業技術革新的周期較短，企業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相互之間的競合關系也更加復雜，使得依托知識和技術等各要素的迭代式創新越發突出。迭代式創新是一種全新的技術創新模式，它強調的是小模塊且能迅速解決問題的創新戰略，通過快速反應和迭代式的反復試驗對原有產品產生沖擊，從而能夠不斷挑戰并超越已有的技術創新。秦錦和暢紅琴［23］的研究認為，一方面，數字技術通過不斷更迭企業的知識和技術存量，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對稱和信息溝通渠道不暢等對創新知識流動的影響，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創新知識資源；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使企業實現了對碎片化信息和知識的整合與處理，提升了知識和技術的傳播效率，打破了由于資源匱乏帶來的技術瓶頸問題，為企業帶來了新的產品和新的技術。Kaplan和Healein［24］的研究認為，數字技術可以迅速提升企業的市場導向位勢，滿足顧客不斷變化的需求并不斷進行迭代和開發新的產品，驅動企業在技術創新過程中不斷保持競爭力，從而實現迭代式創新。據此提出假設：

H 2數字技術對迭代式創新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

2.3 迭代式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

互聯網、大數據等帶來數字技術迅猛發展，使企業傳統的生產、加工、銷售、商業運營等受到很大的沖擊。在數字化情形下，技術和產品以及商業化發展模式都需要更新換代，而迭代式創新是實現這種更新換代尤為重要的環節。Garicano和Heaton［25］的研究發現，迭代式創新作為企業處理動態變化的手段或方式影響著企業的創新戰略。張騰和張玉利［8］認為，迭代式創新強調企業需要借助快速反應市場的思維，不斷地進行試錯和反復行動并及時補充資源，通過探索和發現消費者的需要，及時地響應市場從而做出戰略上的調整，迅速推出新產品或新的商業服務模式。卑立新和焦高樂［26］的研究發現，迭代式創新可以吸收和利用資源加速技術的擴散，提升企業技術創新的效率，產生相應的商業模式。本研究認為，一方面，企業通過迭代式創新能夠迭代知識、技術及產品，開發新的市場并挖掘潛在的需求，與市場之間搭建起高度聯結和高度吻合的創新橋梁，從而實現滿足市場需求的商業模式創新；另一方面，通過迭代式創新，企業可以及時關注和吸收用戶對產品或者服務的實時反饋，抓住創新的機遇并迅速地應對市場的變化，在市場需求的探索中把握好動態的變化過程，主動探尋市場商業模式創新的趨勢，打造出特定的有利于企業發展和競爭的商業模式。據此提出假設：

H 3迭代式創新對商業模式創新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

2.4 迭代式創新的中介作用

根據前文論述，數字技術對迭代式創新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迭代式創新對商業模式創新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由此形成了數字技術—迭代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路徑，也即迭代式創新可以作為數字技術影響商業模式創新的中介機制。張騰和張玉利［8］的研究認為，雖然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有利于企業獲得獨特的商業模式，但是這一影響過程不是直接作用于商業模式創新，而是需要借助知識、技術以及模式上的更新迭代。本研究認為，在數字技術不斷變化的作用下，企業更加需要知識和技術等資源上的迭代創新來獲取更多有利于企業發展的核心技術，從而重塑商業生態，實現商業模式創新。據此提出假設：

H 4迭代式創新在數字技術與商業模式創新之間起著中介作用。

2.5 資源拼湊的調節作用

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企業必須探尋不同的方式進行知識、技術及產品等的創新，可以是漸進式的創新，也可以是突破式的創新，或者是兩種創新的結合或交叉。無論采用哪一種創新，其本質上都是資源和機會的有效結合，而資源拼湊行為則是兩者間結合的典型行為邏輯。Senyard等［15］的研究認為，資源拼湊是企業最為有效和迅捷利用資源的方式，有利于企業擁有難以模仿和難以復制的獨特技術創新資源，進而有利于企業創造出獨有的商業模式。黃艷等［27］認為，在社會網絡中，資源拼湊可以幫助企業尋找出不同的創新模式，提升創新績效水平。由此，資源拼湊對商業模式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數字經濟驅動機制下，企業借助數字技術可以跨組織、跨領域、跨時間獲取有利于創造新知識和新技術的資源，且在不斷試錯和糾錯的迭代創新過程中實現商業模式創新，即數字技術通過迭代式創新對商業模式創新產生影響，而資源拼湊可以加速這個影響過程。資源拼湊行為愈強烈，企業運用數字技術的程度就越高，不僅體現在技術和產品等的更新換代上，也體現在知識和技術的迭代程度上，從而不斷推進符合企業高效運營的商業模式創新。據此提出假設：

H 5資源拼湊調節了數字技術通過迭代式創新影響商業模式創新的中介效應。

通過上述理論的分析和假設的提出，本研究構建了如圖1的理論模型。

圖1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3 研究設計

3.1 數據收集與樣本分析

本次所涉及調查的問卷題項都是基于國內外高水平的文獻，并根據研究的目的進了問卷題項的整理。問卷的預調研選擇了某西安高校的EMBA學員和MBA學員。正式調研的對象是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正式調研是從2021年1月開始，2021年5月結束。正式調研共發放了400份問卷，回收了332份問卷。將填答不認真和無效的問卷刪除，最終收回有效問卷283份，問卷的有效率為70.75%。本次問卷主要采用李克特量表7分法對測量變量進行數據的獲取，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3.2 變量的測量

（1）數字技術。數字技術包括組件、平臺以及基礎設施三種形式?；趯W者們［28-30］的研究，本研究為了保證沒有遺漏數字技術在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活動中的作用，進一步細化了問卷的題項，從數字基礎資源和數字互聯化兩個方面構建數字技術的測度。從數字化的平臺建設、設備、介入和應用水平4個維度測度數字基礎資源。從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企業信息化2個維度測度數字互聯化。

（2）迭代式創新。借鑒Dou等［31］對迭代式創新的測量，包含企業能夠采取快速行動適應市場變化、采取行動滿足顧客需求、不斷提升技術創新、獲取資源和知識、產品和服務創新等5個題項。

（3）商業模式創新。根據羅興武等［17］對商業模式創新的文獻梳理和量表的開發，包含不斷完善新產品和服務、改良已有產品與服務、拓寬市場、打開交易網絡渠道、提供獨特的價值體驗、挖掘新機遇、尋找新技術和資源的能力、產生新創意等8個題項。

（4）資源拼湊。參考Senyard等［15］的測量量表，包含企業對資源尋找的方式、利用資源應對新的創新、結合已有資源解決創新活動中的新問題、面對難題的解決辦法和態度、計劃方案的組合、反復糾正和驗證等6個題項。

（5）控制變量。為了本研究建立的概念框架更加符合理論的分析，將企業年齡、企業規模和環境動蕩性作為控制變量。其中企業年齡根據企業創辦時期的自然年數計算。企業規模的量化采用李克特量表7分法，將企業員工的總數作為衡量指標，并且劃分人數等級（“1”表示員工人數在20人以下，“7”表示員工人數在500人以上）。環境動蕩性根據問卷的題項得分進行分析和處理，借助Jansen等［32］的量表，從行業技術、市場需求和市場環境3個維度測量。

3.3 因子分析與信效度檢驗

借助統計分析軟件SPSS 22.0對概念模型中涉及到的數字技術、資源拼湊、迭代式創新以及商業模式創新4個變量的測量題項進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檢驗。4個變量的Cronbach’sα的值都在0.7的標準值以上，分別是0.958、0.961、0.948、0.903，表明被測量變量的信度是比較好的。結合主成分分析法對各個變量的方差貢獻率進行分析，4個變量的方差貢獻率的值都大于60%，分別是82.848%、83.608%、83.025%、83.897%，表明各變量都具有較好的效度。4個變量的KMO的值都在0.8以上，分別是0.927、0.914、0.896、0.859，進一步表明各變量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根據Harman單因子檢驗的方法來驗證4個變量的多重共線性問題，Harman的值也在有效值的范圍。所以，本研究所建立的概念模型中的四個變量從整體來說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

4 實證分析與結果

4.1 變量間相關關系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變量之間均具有正向的相關關系。數字技術與商業模式創新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β＝0.522，p＜0.01）；數字技術與迭代式創新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β＝0.375，p＜0.01）；迭代式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β＝0.552，p＜0.001）；數字技術與資源拼湊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β＝0.447，p＜0.001）；資源拼湊與迭代式創新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β＝0.365，p＜0.01）；資源拼湊與商業模式創新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β＝0.593，p＜0.01）?？刂谱兞凯h境動蕩性和企業規模與商業模式創新之間的相關關系呈負向影響（-0.054、-0.105），這也和當前實際發展狀況相吻合。因而，在實證檢驗的過程中對這些控制變量進行有效控制是合理的。

4.2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根據多元回歸的分析方法，結合SPSS統計分析軟件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可以得出數字技術、迭代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以及資源拼湊之間模型容忍度VIF的值都是有效的，且該值都在取值范圍（0～2），這進一步說明了樣本數據之間沒有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主效應回歸檢驗。從表1可以看到，模型3檢驗了控制變量對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結果表明，企業年齡對商業模式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企業規模和環境動蕩性并沒有對商業模式創新產生影響。在模型3的基礎上引入自變量數字技術，從模型4的結果可以得出，數字技術對商業模式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β的值是0.522，p值小于0.001，R2調節值顯示可解釋的總變異比為27%，假設H1得到驗證。模型2是以數字技術作為自變量對迭代式創新中介變量的影響關系的檢驗。結果表明，數字技術對迭代式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β的值是0.375，p值小于0.001，R2調節值顯示可解釋的總變異比為13.8%，假設H2得到驗證。模型5是迭代式創新對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關系的檢驗。結果表明，迭代式創新對商業模式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β的值是0.552，p值小于0.001，R2調節值顯示可解釋的總變異比為30.2%，假設H3得到驗證。

表1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N＝283）

表2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迭代式創新的中介效應檢驗。根據Baron和Kenny［33］的檢驗方法，對本研究中迭代式創新的中介效應進行驗證。從模型4中得到數字技術對商業模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從模型2中得到數字技術對迭代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數字技術和迭代式創新同時放入回歸方程中。結果表明，模型6中迭代式創新對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顯著為正，回歸系數β的值是0.414，p值小于0.001，數字技術對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也顯著為正，回歸系數β的值是0.367，p值小于0.001。說明迭代式創新在數字技術與企業商業模式創新之間存在部分的中介關系，假設H4得到驗證。

資源拼湊的調節作用檢驗?？紤]到消除回歸方程中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對兩個交互項（迭代式創新與資源拼湊的交互項、數字技術與資源拼湊的交互項）進行中心化處理。具體回歸結果參見模型8和模型9。由模型8可知，迭代式創新與資源拼湊的交互項對商業模型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回歸系數β的值是0.665，p值小于0.001，R2調節值顯示可解釋的總變異比為49.1%，第二階段的調節效應成立。由模型9可知，數字技術與資源拼湊的交互項對迭代式創新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回歸系數β的值是0.262，p值小于0.001，R2調節值顯示可解釋的總變異比為17.1%，第一階段的調節效應成立。因此，可以進行下一步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采用Bootstrap方法來分析回歸結果，隨機抽取數據4000次。資源拼湊的均值增加或者減少一個標準差作為高水平組和低水平組。表3和圖2中，資源拼湊高時，迭代式創新中介效應的值為0.405，95%的置信區間為［0.005，0.072］，不包含0，中介效應顯著。資源拼湊低時，中介效應的值為-0.021，95%的置信區間為［-0.046，0.052］，包含0，中介作用不顯著。高低兩組差異值為0.426，95%的置信區間為［0.001，0.124］，不包含0，差異顯著。表明資源拼湊的正向調節作用顯著，假設H5得到驗證。

圖2 資源拼湊的調節效應檢驗

5 研究結論與管理啟示

5.1 研究結論

第一，我國數字經濟賦能企業高質量發展，并推動各行業之間的融合。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企業、市場和消費者之間構建起多元化的商業模式，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邊界被逐步打破，資源拼湊和迭代式創新有利于企業促進價值創造的商業邏輯。因此本研究為數字經濟戰略下的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指導。

第二，研究結果表明，數字技術對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說明了企業商業模式的不斷變化需要借助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技術推動，數字技術也是企業在創新實踐中的重要驅動力，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正在不同程度上不斷滲透到企業的各個經營角落，改變著企業創新的行為。企業需要高度重視數字技術對產業轉型升級帶來的重大影響，要與時俱進探索符合自身發展的商業模式。

第三，迭代式創新在數字技術影響企業商業模式創新的過程中具有中介效應，且這一效應也是企業不斷試錯和發現創新機會的過程。迭代式創新強調要快速行動與反復試錯，才能在多變的市場中發現消費者的需要，更加積極和及時地獲取市場的信息。尤其是處于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戰略下，產業的轉型升級需要企業不斷進行知識和技術的迭代，才能獲取相應的符合企業發展的商業模式。

第四，從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到，資源拼湊作為企業創新資源獲取的行為方式，對企業的創新活動具有一定的影響，資源拼湊一般作為直接影響的變量，但是在數字技術不斷迭代和創新的時代背景下，其作為間接影響的變量被忽視。本研究探究了資源拼湊在數字技術影響商業模式創新的過程中的調節效應，能夠揭示數字技術對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影響的內部作用機理。

5.2 實踐啟示

其一，傳統的企業需要審視自身的發展戰略和創新方式，尤其是要借助數字技術融合企業的傳統發展模式，才能使企業在轉型的過程中占據一定的競爭位勢。在數字技術的作用下，企業已經無法獨自掌握信息和資源的獲取，因為每位企業的員工都可能會成為信息和數據的供給者，以及發現市場商業需求的核心點。所以，企業要不斷挖掘自身的技術，發掘潛在的市場價值空間，通過資源和機會的合理配置，讓企業在市場中獲取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力。

其二，在數字技術不斷革新的背景下，對于企業轉型升級以及商業模式創新的路徑選擇上，企業要更加重視迭代式創新的行為。尤其在獲取外部資源的條件下，企業需要及時判斷市場機會，找準潛在的消費群體并挖掘需求導向的商業邏輯，主動去探索市場發展的趨勢，并率先明確市場的數字技術定位，聚焦于核心的業務發展，挖掘異質性的產品，準確響應消費者的需要以及迭代更多的新產品、新服務，最終構建前瞻性的商業模式創新。

其三，數字全球化的進程使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頻率不斷加大，而企業可以通過資源拼湊促進迭代式創新的速度。企業需要根據外部資源和已有的資源快速進行反復試錯和試驗，通過資源拼湊將不同的資源要素進行重新的組合、排列，找到符合顧客需求的創新要素，通過迭代式創新實現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最終創造出符合商業邏輯和市場需求的新產品和新的服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