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

孫玉陽

（遼寧大學 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0 引言

中國是最大的礦產資源生產和消費國，礦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和支撐。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關鍵階段，資源需求剛性上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礦產資源的需求量仍將維持高位。在礦產資源開采過程中，不僅對大氣環境、水環境、土地資源造成嚴重的影響，也造成了地貌景觀及植被破壞、地質災害等問題，對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生態環境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影響。2007年在北京召開的國際礦業大會上，中國提出“發展綠色礦業”的倡議，要求轉變傳統礦業粗放型的開發利用方式，實現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綠色發展方式，從此拉開中國礦業綠色發展的序幕。單靠市場機制難以解決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利用過程產生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問題，往往會出現市場失靈，環境規制能較好地彌補和解決市場機制在生態環境治理方面的缺陷。通過一系列環境規制工具能夠將礦業生產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和破壞成本內部化，增加礦業企業生產運行成本，促進礦業綠色發展從被動參與向主動求變轉型。

1 文獻綜述

近些年來，隨著對生態環境關注日益增多，有關礦業綠色發展方面的研究也在逐漸增加。國內外學者早期研究集中在對礦業綠色發展內涵的界定。壽嘉華[1]認為綠色礦業是指實現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最大化，環境損壞最小化，將礦山環境擾動量控制在區域環境容量范圍之內。柳曉娟等[2]認為，綠色礦業是采用先進的技術方法實現礦業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進而實現生態環境系統與經濟社會系統協調發展的開發模式。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構建礦業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對礦業綠色發展水平進行定量評價，AZAPAGIC[3]從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方面構建礦業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對礦業可持續發展進行評價。王永卿等[4]從廢石當年處理率、尾礦當年處理率、單位礦石礦山工業產值，以及礦山環境治理投資額等方面構建指標體系，對綠色礦山建設效果進行評價。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礦業綠色發展的影響因素研究。楊俊鵬等[5]提出制定相應的財稅政策以及完善綠色礦山標準體系來加快綠色礦山的建設。ZHOU等[6]研究發現，擴大礦業企業的規模，有助于促進礦業綠色發展。伴隨對環境保護關注度日益增加，中國的環境規制體系不斷完善，強度不斷提升，部分學者聚焦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作用機制研究。COSTELLO等[7]認為，較強的個人產權不但提升礦業資源開發使用效率，也能提升周邊環境保護效果。高葦等[8]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強度與礦業綠色水平之間存在“U”型關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表現出先抑制后促進的直接效應。于立宏等[9]研究發現，政府的部分政策不利于采礦業整體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

國內外眾多學者對礦業綠色發展開展的研究，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現有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時限性，留下深入研究的空間：第一，對礦業綠色發展水平測度。構建指標體系對礦業綠色發展水平進行測度，此方法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大，本文采用EBM-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對礦業綠色發展狀況進行準確衡量，能更準確反映礦業綠色發展水平。第二，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的傳導機制分析?，F有研究多探討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的直接影響，鮮有學者揭示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的作用路徑。本文主要從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角度探尋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的傳導機制。

2 理論分析

2.1 直接機制分析

環境規制能夠將礦業企業在開發利用礦產資源過程中的負外部成本內部化，進而影響礦業綠色發展。一方面，環境規制能夠提升礦業企業的準入門檻，有助于資本雄厚、技術先進企業進入，提升礦業開采效率，減少環境破壞。同時，環境規制增加了礦業企業生產成本，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加快了經濟效益低、環境污染和破壞大的礦業企業退出。此外，環境規制通過關停并轉的方式，利用行政命令淘汰落后的礦業企業，從而提升礦業綠色發展水平。另一方面，過高的環境規制強度，將大幅度提升礦業企業的生產成本，將會改變礦產能源消費者偏好，引起礦業企業的環境治理成本增加以及相應產品價格上漲的預期，開采路徑會向前移動，導致礦業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加快礦業資源的開發，產生“黑色預期效應”，不利于礦業企業轉型發展。

2.2 傳導機制分析

（1）技術進步機制

環境規制通過技術進步影響礦業綠色發展。面對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礦業企業為了避免受到環境處罰而影響聲譽和生產，礦業企業通過挪用研發資金，購置治污設備以滿足環境標準，產生“擠出效應”，并不利于礦業綠色轉型。而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不斷提升，原有購置治污設備的方式難以滿足越來越嚴苛的環境標準。在此背景下，礦業企業會加大對技術創新方面的支持力度，通過促進礦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進而產生“創新補償效應”，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不斷提升礦業企業的綠色發展水平。

（2）技術效率機制

環境規制通過技術效率影響礦業綠色發展。當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一些礦業企業將會改變以往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實行精細化管理，充分發掘現有技術優勢，提高礦業企業的技術效率水平，降低由于環境規制增加的企業生產成本。而隨著環境規制強度不斷提升，企業通過擴大規模的方式降低環境規制增加的成本，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會造成企業機構臃腫，組織運行效率低下，抑制技術效率的提升，進而增加礦業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要素使用量，不利于礦業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

3 研究設計

3.1 模型構建

在借鑒郭家堂等[10]對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的研究思路基礎上，考慮到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及其分解指數技術進步TC和技術效率EC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并且當期礦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技術進步TC和技術效率EC可能會受到前一期的影響，同時，還考慮包括產業結構狀況、金融發展水平、人力資本狀況，以及市場化程度等在內的控制變量的影響，構建研究模型為

式中，Yit為礦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包括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Yit-1為礦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一階滯后項；ERit為環境規制強度；Xit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

3.2 指標選取

（1）被解釋變量：礦業綠色發展水平用礦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表示。主要采用考慮徑向與非徑向的EBM模型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測算的礦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礦業綠色發展水平。參考高葦等[8]的研究，將礦業年平均從業人數、資本存量和采礦許可證批準登記面積作為投入變量，將采礦業工業銷售產值作為期望產出變量，將采用礦業開采累計占用損壞土地作為非期望產出變量。其中，資本存量采用永續盤存法以2001年為基期進行測算，而礦業工業銷售產值以2001年為基期進行平減，將測算出的礦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表示礦業綠色發展水平，進一步將測算結果分解為技術進步TC和技術效率EC兩部分，L. GTFP、L. TC和L. EC分別表示礦業綠色發展水平、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滯后一階。

（2）核心解釋變量：環境規制強度ER。主要采用礦山環境治理投入金額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比重和采礦許可證批準登記發證數的倒數作為礦業環境規制的替代指標，相對傳統的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等環境規制指標，其能準確衡量礦業環境規制水平，進而對環境規制與礦業綠色發展的關系作出更科學判斷。

（3）其他控制變量。產業結構升級CY，主要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作為產業結構升級的衡量指標。金融發展水平FAR，選取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作為金融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人力資本水平EDU，選取就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水平的衡量指標。市場化程度MAR，采用王小魯等[11]測算的市場化指數來表示。

3.3 數據來源

由于采礦許可證批準登記發證數、礦業開采累計占用損壞土地、礦業工業銷售產值等核心指標只更新到2016年，鑒于數據的可得性，為了保證分析的科學性和準確性，主要選取了數據完整的30個省級行政單位2004-2016年的數據作為分析樣本。數據來自《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中國礦業年鑒》等，市場化指數主要來源于王小魯等[11]編制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對于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移動平均法補全。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數據檢驗

研究模型是一個多變量回歸模型，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影響模型的解釋力，要對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結果見表1，方差膨脹因子最大為2.46，小于10，可以判斷變量之間不存在共線性問題。時間序列數據具有非平穩性的特征，為驗證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避免出現虛假回歸，基于ADF方法檢驗變量。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為平穩序列。

表1 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Tab.1 results of multicollinearity test

表2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Tab.2 results of ADF unit root test

為了檢驗主要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采用Kao、Pedroni和Westerlund協整檢驗方法進行分析，檢驗結果顯示，環境規制與礦業綠色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4.2 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直接效應分析

由于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可能存在互為因果關系，并且由于部分數據難以獲取，導致不可能將所有影響變量都納入到控制變量之中，而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互為因果關系以及遺漏變量是產生內生性問題的重要原因，影響分析結果的準確性。DIF-GMM和SYS-GMM統計分析方法能夠有效克服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同時使用差分變量的滯后項作為水平方程的工具變量，能夠有效彌補DIF-GMM的不足，分析結果更為精準。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的直接效應見表3，其中，AR（1）、AR（2）和Sargan均通過檢驗，表明不存在二階序列自相關，并且模型設定合理，工具變量有效。

表3 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的直接效應Tab.3 direct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1）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隨著環境規制強度不斷提升，逐漸從促進轉向抑制。主要原因是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礦業企業從成本最小化角度出發，一般采取通過強化管理，改進工藝等方式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促進礦業綠色發展。而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不斷提升，礦業企業的成本不斷增加，同時由于技術創新需要大量的研發資金，技術研發具有長期性、風險性以及各種不確定性等特點，降低礦業企業技術創新的意愿，特別是中小礦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較弱，難以通過技術進步方式降低生產成本，進而抑制了礦業綠色發展。

（2）礦業綠色發展的滯后一階與礦業綠色發展在1%水平上呈現顯著負相關，說明當期礦業綠色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上一期的影響，存在時序性。

（3）控制變量中，產業結構升級對礦業綠色發展呈現不顯著正向關系，說明現階段產業結構升級對礦業綠色發展并沒有產生影響。金融發展水平與礦業綠色發展在5%水平上呈現顯著負相關，說明金融發展水平不利于礦業綠色發展。主要原因是現階段對礦業綠色發展投資回報率較低、風險性較高，導致金融機構的投資或支持意愿不強，進而抑制了礦業綠色發展。人力資本投資與礦業綠色發展在1%水平上呈現顯著負相關，說明人力資本不利于礦業綠色發展，主要原因是現階段的人力資本供給與礦業綠色發展需求存在結構不匹配，進而不利于礦業綠色發展。市場化程度與礦業綠色發展呈現不顯著的負相關，說明現階段市場化程度并未對礦業綠色發展產生影響。

4.3 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驗證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結果的準確性、可靠性，需要對以上結論進行穩健性分析。主要采用采礦許可證批準登記發證數的倒數作為環境規制的替換變量，代入到DIF-GMM和SYS-GMM之中，穩健性檢驗見表4，無論是DIF-GMM，還是SYS-GMM環境規制與礦業綠色發展的一次項在1%水平上呈現顯著正相關，二次項在1%水平上呈現顯著負相關，即環境規制與礦業綠色發展之間依然呈倒“U”型關系，與前文測算結果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結論具有良好的穩健性。

表4 穩健性檢驗Tab.4 robustness test

4.4 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傳導效應

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傳導效應分析見表5，環境規制與技術進步呈“U”型關系。主要是因為技術進步主要源于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具有研發周期長、成本較高、風險較大等特點，當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礦業企業生產經營增加的成本要遠低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成本，此時環境規制不利于技術進步，抑制了礦業綠色發展。當環境規制強度不斷上升時，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不斷提升，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意愿不斷增強，有助于提升礦業綠色發展水平。

表5 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傳導效應Tab.5 transmission effect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環境規制與技術效率呈倒“U”型關系。當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面對環境規制對礦業企業增加的成本，特別是中小礦業企業更多采用強化管理水平，充分利用現有技術，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增加產出，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進而實現礦業綠色發展。環境規制強度不斷提升時，礦業企業通過擴大規模降低成本，如果礦業企業的管理水平沒有隨著企業規模同步提升，將會降低技術效率水平，抑制礦業綠色發展。

4.5 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的地區差異分析

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的區域異質性分析見表6，東南沿海地區環境規制與礦業綠色發展關系不顯著。說明東南沿海地區環境規制并沒有對礦業綠色發展產生影響。主要原因是東南沿海礦產資源相對比較匱乏，并且原有大部分礦產資源接近枯竭，東南沿海地區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不顯著。中西部地區環境規制與礦業綠色發展呈倒“U”型關系。當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礦業企業通過強化科學管理，提升技術效率水平，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率，降低環境污染和破壞，進而促進礦業綠色發展。隨著環境規制強度不斷提升，礦業企業的生產運營成本不斷提升，同時技術創新面臨較大風險，很多中小礦業企業不具備技術研發的能力，難以化解由于環境規制強度提升增加的成本，進而不利于礦業綠色發展。

表6 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的區域異質性分析Tab.6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總體上呈倒“U”型關系，并且呈現出區域的異質性，其中，東南沿海地區環境規制對礦業綠色發展影響不顯著，而中西部地區環境規制與礦業綠色發展呈倒“U”型關系。環境規制主要通過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對礦業綠色發展產生影響，其中，環境規制與技術進步之間呈“U”型關系；環境規制與技術效率之間呈倒“U”型關系。

5.2 建議

第一，完善環境規制體系，科學設定環境規制強度。不斷豐富包括命令型和市場激勵型在內環境規制工具和手段，使礦業企業在開發利用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破壞成本內部化，強化礦業企業對環境的治理。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條件較好，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本、技術研發能力強、資金充裕，可以適當提升環境規制強度，使環境規制的壓力變成礦業企業綠色發展的動力，進而為中西部礦業企業綠色發展提供經驗借鑒。中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條件相對不足，可將環境規制控制在適度范圍之內，防止過高的環境規制強度反而抑制礦業綠色發展。

第二，強化科學管理，提升技術效率。采用科學管理方式，不斷進行礦業企業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激發員工工作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強化人員的培訓，提升員工的技術水平，充分利用現有設備，不斷提升礦業企業的技術效率水平，實現資源開發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相統一。

第三，加強技術創新，推動技術進步。政府通過搭建產學研平臺，加強高校、科技機構與礦業企業的合作，充分利用高校、科技機構的智庫優勢解決礦業企業在綠色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并通過財稅政策或設立技術創新專項基金來支持和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促進技術進步。此外，也應鼓勵技術先進的外商企業以及民營企業進入礦業開采領域，強化市場競爭，增強市場活動，從而增強礦業企業創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