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人到學者：賈芝民間文學思想探賾

毛巧暉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自19 世紀起，西學東漸打破了“本土文化在廟堂與民間之間封閉型自我循環的軌跡”[1]28。從1918年北大“歌謠學運動”開始，民間文學被納入新文學范疇，受到廣泛關注。1919年興起的“到民間去”運動，民間文學所蘊含的“革命性”被激發。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在全民族抗日戰爭中，人民大眾（主要是廣大工人和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團結帶領下承擔了民族解放任務，“在幾千年被壓抑的人性中爆發出自我犧牲的‘美的極致’”[2]2，由于民間文學歷史地表現了民眾的文化內涵和審美要求，各種民間文化形態日益進入知識分子所關注的視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用新的意識形態改造和整理民間文學，引導大眾的審美趣味，規范了人們對歷史、現實的想象方式，再造民眾的社會生活秩序和倫理道德觀念[3]114-118，民間文學由此獲得了“合法性”身份。

從1953年開始的全國范圍內的民族識別工作與各民族歷史調查，到1958年“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座談會”的召開，再到20 世紀70年代末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恢復及民間文學學科的重建，民間文學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1984年5月啟動的民間文學3 套集成工作，在全國范圍內搜集整理民間故事、歌謠、諺語，進一步推動了民間文學研究的發展。在這一歷史語境中，賈芝以“取之于民，還之于民”的民間文學理念為研究起點，堅持“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致力于挖掘不同地域、民族民俗的“多樣性”與“在地性”，并以此為指導編纂了《中國民間故事選》《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民間文學編》《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說唱文學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民間文學集》等著作，為民間文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新羽凌云：賈芝早期的文學活動

“我們踏上革命道路的那個時代，是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烽火蔓延的年代，是新中國處于黎明前的黑暗時期，也是詩人們以一顆赤子之心投身疆場，高昂歌唱的偉大時代?！盵4]21932年，賈芝考入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高中。在這里，他沉醉于雨果、夏朵勃里盎式的浪漫派及波德萊爾、馬拉美式的象征派，開始吟唱起自己的美麗詩篇，與覃子豪（臺灣藍星詩社創始人）、朱錫侯、周麟、沈毅等校園詩人組成了“泉社”①陳思和在《殊途同致終有別：記賈芝與賈植芳先生》一文中表示：“如果以后有人研究中國校園文藝史，這個詩社也將值得記上一筆，它至少孕出了兩個后來在文學史上都有過影響的人物：一個是賈芝，還有一個是臺灣藍星詩社的創始人覃子豪”。參見陳思和：《殊途同致終有別：記賈芝與賈植芳先生》，《文教資料》1996年第1 期，第10-11 頁。。據賈芝的弟弟賈植芳回憶：“他們五個都是孔德學院學生，有的是大學本科生，有的是不同級的高中部學生……覃子豪和我哥在政治上激進一些，沈穎和朱錫侯都是埋頭讀書的人，周麟喜歡音樂，有一種藝術家的風度，人很活躍，也參加學生運動?！盵5]93每逢聚會，他們就談論詩歌、革命與個人未來。賈芝在《年輕人都是詩人》中說：“我們除了談詩之外，在抗日救亡呼聲高入云霄的民族危機之下，也談革命，談個人的未來?！盵6]368

這一階段，賈芝創作的多是反映年輕人苦悶、哀怨和朦朧的愛情詩。1934年，“泉社”五位詩人合集出版了《剪影集》。1935年，賈芝進入中法大學社會科學系，同年12月，他以“泉社”的名義出版了“泉社叢書之一”《水磨集》?！端ゼ氛Q生于“故都那種沉重卻又殘破、恢弘卻又古舊、親近卻又遙遠的雙重現實。從城墻剝落的壁面和故宮頹敗的飛檐中，從市井打不起真精神的熱鬧”[7]之中，宛如一首雋永精致的小詩，以其清新俊逸之風在當時出版的各類新文藝詩集之中獨樹一幟。此詩集中收錄了《水磨老人自述》《日暮》《雨天游湖》《塞上曲》《無題》《黃昏》《鐘聲》《過客》等詩作，賈芝在“印詩后記”中寫出詩集命名之深意：

用水磨集三字，有三種意思：第一，它是出于集中第一首詩的名字，不必提；第二，集中的第一首詩同時亦是泉社成立后，我的交卷的第一首，而今同人們四零五散了，很想藉此留點紀念；第三，這三個字與詩的內容，尚稱得調和，按心跡的歷程說，取其圓。又況水磨是動的，取其動，對自己不無鼓勵。

《水磨集》較為注重詩歌之意象美及情緒節奏的追求，其中的送別詩與愛情詩富有浪漫主義色彩，詩情洋溢。如其中唯一的一首送別詩為《四月——送覃子豪》，以“我得吐出第一句：送君到櫻花的國里，送君到遠方的國里，當這四月的天氣”為開端，以“別的都不要記起，僅念，在一個四月的天氣”收尾。語句質樸，情感真摯，頗有“天然去雕飾之感”。

《水磨集》中還收錄了兩首賈芝寫給李星華的愛情詩。李星華為李大釗之女，在李大釗殉難后，她半工半讀進入中法大學孔德學院讀書，同時為中共地下黨組織刻印傳單。賈芝之所以能夠完成從年輕的浪漫詩人到革命者的角色轉換，除時代召喚之外，李星華對他的影響是巨大的。[8]7-19詩作《當你不在的時候》開篇寫道：“當你不在的時候，我喜歡去看黑夜的星空，我低念著你的名字，把星星當作你的光明?！痹娮麟m未直言李星華之名，但“星空”“光明”之語，暗含賈芝對愛人的思戀之情。詩作末尾落款時間為“7月16日”，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至遲在1935年7月，賈芝與李星華已經開始戀愛了。

另一首詩作為《紅葉山》：

一座紅葉山，接著白云，云外的天藍，像一個大海，星君，那兒航著你的船。

要采紅葉嗎？紅葉上印著你的記憶，一塊深，一塊淺。

一座山，像一條面紗，在天角上斜掛，星君，收起來把它，過三年再看。

不然，在新婚時一用，我要看它蒙上你的臉。

此詩初看為愛情詩，但細細體味之下，就能感受到“紅葉山”所指代的或為“革命道路”，“過三年再看”恰恰與賈芝1938年奔赴延安之時間相契合。這首詩作無疑表明了兩人之結合是建立在崇高革命理想的基礎之上，那片航著李星華的船的大海，是賈芝所追求的革命圣地——延安。

這一時期，賈芝參加了北大學生組織的學生詩社①此詩社由北大學生鮑啟元組織創立。，在朱光潛的指導下進行創作，并在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②1937年5月1日，由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在北平創刊，每月1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及各地印書館發行。該刊共出版了3 卷22 期，期間經歷了兩次?？?，第一次是1937年8月因抗日戰爭爆發而?？?，第二次是1948年l1月因國民黨命令“節約紙張”而?？?。和戴望舒主編的《新詩》上發表《水手和黃昏》[9]45-46《月光》[10]58-59《播谷鳥》[11]47-49等詩作。朱光潛在《〈文學雜志〉的使命和希望》一文中提到《文學雜志》是一種“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應當“認清時代的弊病與需要”作為“新風氣的傳播者”，維持“長久生命力與時代同生展”，應該在“陳腐枯燥的經院習氣與油滑膚淺的新聞風氣之中，開一清新而嚴肅的境界”。[12]13賈芝詩作恰恰符合《文學雜志》的辦刊理念，既無陳腐之氣，又因為作者思緒之飛揚而增添了些許跳脫之感。如《水手和黃昏》結合了“水手”與“黃昏”的意象，表達自己羈旅之愁緒；《月光》內蘊深廣，借高潔的月光形象，既傳達了“五四”精神、象征著民族的新生，又滲透著詩人復雜的思想與獨特的精神個性。賈芝在詩歌創作中更為注重詩的精神，即“內在的韻律”，不注重外在的韻律或有形律，但又不失詩歌的話語蘊藉之美，更為關注“情緒的自然消漲”，言有盡而意無窮；《播谷鳥》在藝術成就及思想內涵上，均可視作賈芝早期詩歌的代表作。詩作中的“播谷鳥”也作為一個重要的意象，貫穿賈芝創作及人生的始終。賈芝詩歌中的“播谷鳥”神秘、勤勞，從事著神圣的工作。每年5月，它飛到“我們的青色的田園”中，在收獲季節，它以“歡快與憂郁結合的情調”提醒人們麥子熟了，直到“嘔血才休”，播谷鳥染著太陽的“金色的靈魂”的底色，擁有快樂的精神和崇高的理想。詩人懷念著這“夢一般飛著的鳥”，猜想它是位神秘的歌人，喜愛它“神圣的工作”。賈芝在《小播谷》《播谷鳥第三章》《詠播谷鳥》等創作中逐漸意識到，自己應該是一只飛鳴的播谷鳥，徜徉于藍天?！恫ス萨B》作于1936年6月29日，這時賈芝的詩風一改之前關注個體情感之傾向，將視野投向更廣闊的世界。

1938年，賈芝從西北聯合大學畢業之后，放棄了赴法留學的優厚待遇③中法大學各學院每屆派送5 名畢業生到中法大學海外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留學，發給船票及制裝費，學習期間，免收學費、膳費、住宿費，并由到法國之日起，每人每月給以津貼。參見陳雁：《簡析民國時期北京中法大學的學制特點》，《歷史教學》2011年第8 期，第48 頁。，選擇奔赴延安。他經民族革命先鋒隊（賈芝于一二·九運動期間即已參加該組織）介紹到達延安。④賈芝從西安直接到了延安，其夫人李星華和孩子于1940年在賈芝父親、伯父的資助及其弟弟賈植芳的幫助下，輾轉多地，歷經4 個月長途跋涉，最終在延安與賈芝團聚。在中國抗日軍政大學⑤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創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國紅軍學校，1933年擴建為紅軍大學，并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恢復重建于陜北瓦窯堡，后于1936年改稱為“西北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1月遷到延安，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參見孫剛成、閆藝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辦學特點、經驗及啟示》，《教育與教學研究》2018年第10 期，第1 頁。政治系學習9 個月后，賈芝被分配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譯室做翻譯工作。1941年末至1942年初，賈芝和葛陵合譯了都德的《磨坊書簡》①據賈芝自述：周立波同志見到這本書后對我說，你是學法文的，那位同志是燕京大學畢業，學英文的，你們兩位可以合譯。資料來源于《賈芝日記》。，其后在1950年由上海文化工作社正式出版。隨后賈芝又調至文學部研究室從事寫作，先后在《文藝戰線》《詩刊》《中國文化》等刊物上發表多首詩歌，如發表在《文藝戰線》1939年第1 卷第5 期上的《小播谷及其它》延續了“播谷鳥”之意象，全詩宣揚了一種昂揚的樂觀主義精神與無畏的犧牲精神：

我愉快的播谷鳥又唱了，麥熟的五月紅石榴開了。

戴一朵吧，一切天真的孩子；勝利與成熟，將在你的記憶里/長成肥碩的果子。

小播谷唱歌了，它的最后一滴血/也將開給我們榴花，在五月的末梢。

犧牲和血，是英勇的美麗呵！

……

賈芝的文學創作在20 世紀30年代中后期逐漸發生了轉向，尤其是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之后，其詩作由最初描寫個人情感變化、自然風景等個體化寫作轉變成為革命戰爭而鼓舞的吶喊，這種轉變不僅是對自身創作的反思，亦是對九一八事變之后，解放區文藝發展路徑的思考與回應。

二、播谷飛鳴：延安時期賈芝的文藝轉向

“延安文藝運動不是一種獨立自足的實踐。經濟、政治、文藝上的斗爭，從來都是相互交叉，相互轉化的?！盵13]總序10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盵14]5341940年，他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②此講演在1940年2月20日出版的《延安》雜志登載時，題目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的講演，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確立了新民主主義國家文化建設的藍圖。[14]7061942年的整風運動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鄉運動”為重點，強調“只有充分運用民間的文學藝術形式，才能使文藝走到工農群眾中去”。[15]271943年，魯藝發起的新秧歌運動、李季對于陜北“信天游”的搜集整理[16]、1945年陜甘寧邊區救亡協會發起的“說書運動”等均遵循了“文學和藝術為群眾服務”的策略，兼顧各地的工、農、士兵，也注意到少數民族民眾及多民族的交流、交融。

身處延安的賈芝逐漸將民間文藝資源納入自己的藝術創作之中，使之成為詩歌、詩劇創作的靈感來源和美學資源，這不僅是他思想意識上的嬗變與革新，更體現著他對民間文藝資源的現代性發掘。1939年，賈芝在《文藝戰線》1939年第1 卷第5 期上發表了《蒙古騎兵》，他在詩歌末尾引用了高陽所譯的《蒙古牧歌》。[17]96在經歷過數次與“民間”有關的文學思潮③“到民間去”“文藝大眾化運動”“延安文藝運動”等。之后，賈芝在延安革命的洗禮下，開始有意識地在文學創作中運用一些如蒙古牧歌這樣的“口傳文學”。在賈芝的《蒙古騎兵》詩作中，我們亦可發現他對于民間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自此，民間文學資源逐漸成為他的創作素材與靈感來源。

1942年的整風運動及《講話》提出了一個行之有效的文藝實踐理論，將“文藝為人民”話語確立為解放區的主流文學觀念?！吨v話》提到：“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化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盵18]860在民間美學精神和文化政治意涵的“接合”中，賈芝開始反思自己的創作，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覺著我們詩體所能包括的主題太狹小了，有許多的主題等我們寫呢……我的精神用在詩上?！保?942年1月10日）①參見《賈芝日記》（未刊稿）。金茂年（賈芝夫人）從2007年開始著手整理賈芝日記，筆者協助整理時獲得相關資料。以下所有日記均出此處?！拔艺咴诓荒艽_定的路上，我應該寫許多的主題，但是我還沒有開出屬于我自己的某一個境地，這使我很苦惱?！保?942年3月2日）從這些充滿矛盾與痛苦情緒的文字中，我們可以了解他當時仍以創作詩歌為主，且意識到了創作與生活的脫離。賈芝此時還并沒有真正找到解決苦惱的良藥。最終，《講話》使賈芝看到了解決他創作困境的“通途”，并在這條路上辛苦耕耘近80年。

賈芝在日記中寫到自己學習《講話》的體會：“今天的作品，一定要以工農兵的生活為內容，以工農兵為讀者，離開了這一關，沒有更寬闊的路。我是曾經在詩的道路上摸索到這點的，但是我還未明確地肯定過，我還沒有在寫作上走出自己的路來。我寫得太少。正確是從錯誤中來的，想一下出來就是不錯的，沒有這事，而我竟如此想了。以后一定要多寫，研究生活，去熟悉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改變我這人和詩?！保?942年7月31日）

在《講話》的觸動下，賈芝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略談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詩——由吳時韻同志的批評談起》，賈芝在文末提出：

在作者，可提出這問題：“為大眾，如何為法？”這就不僅是“如何寫”的問題，而還在“寫什么”的問題，或說，還在努力研究不熟悉的生活，人物的問題，象小說家做的一樣。這里自然不是何其芳同志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所有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者和學習寫作者的努力方向的問題……②此文原載于1942年7月18日延安《解放日報》，此處引自易明善、陸文璧、潘顯一的《何其芳研究專集》。[19]551-560

這是他自身對于創作之反思，借評論何其芳詩作，實則談論的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所有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者和學習寫作者”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從呂驥領導的延安民歌研究會和魯藝音樂系的延安采風活動到以王大化和李波的《兄妹開荒》為開端的“新秧歌劇運動”，在“革命話語”浸潤下的民間文藝以“極高的民眾參與度”“極深的社會影響力”逐漸成為革命動員的理想路徑。[20]1“下鄉下廠”經歷、戰爭的真實體驗及在延安中學、魯藝的教學工作的開展為賈芝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學素材、真實的情感經歷及正確的文學方向。

1942年我學習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引起我在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改變了我以前崇拜西方象征派的崇洋思想，認識到首先應當向勞動人民學習，這也是我在建國后一直堅持從事民間文學工作的一個根本原因。我在文藝思想上的這一急劇的變化，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我的經歷和追求的要求?！谖夷贻p時代的詩里，這種苦悶的反映也很明顯，然而更需要的卻是反抗民族侵略和壓迫的呼喊，是裴多菲式樣的反侵略戰爭和為自由而呼喊的獻身革命。[6]371-372

賈芝回憶，在工廠中，他們主要參加工廠的生活，準備創作。他還記錄了一些陜北革命的故事，內容大致是劉志丹的活動。劉志丹及其隊伍打安塞，和反動民團作戰等，都是工人回憶，他記錄下來，只可惜記錄的資料后來遺失在北京菜市場中，這是賈芝在《講話》之后有意識地進行的革命故事搜集整理工作。

1943年底，賈芝被調至延安大學中學部（后改為延安中學）工作，擔任教導員、教員、支部書記，這一時期，他依舊堅持進行文學創作，關注延安文藝發展。賈芝日記（1945年5月21日）中提到他帶著學生彩排“白毛女人”之事。①1944年5月，西北戰地服務團回到延安，將“白毛仙姑”的故事帶到延安，周揚支持把“白毛仙姑”的故事改編成新歌劇，為黨的七大獻禮。劇本最初由邵子南執筆，后來他退出創作組，劇本創作改由賀敬之、丁毅執筆。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開幕，歌劇《白毛女》在會議期間上演，反響極為熱烈。演出結束之后，創作組吸收了來自黨中央及群眾的大量意見，對劇本做了修改。1944年10月11日到11月16日，邊區文教大會在延安正式舉行。出席的代表共450 人，包括工人、農民、士兵、文教工作者等各行業、各領域中的先進人物。[21]108參會后，艾青寫了《汪庭有和他的歌》，蕭三、安波寫了《練子嘴英雄拓老漢》，丁玲寫了《民間藝人李卜》。[4]6“民間”成為“民族”認同和進行“民族”動員的重要方式。賈芝也深刻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日記（1945年8月2日）中寫道：“我近來十分想下鄉，想這問題必須得解決，這樣拖著是浪費時間，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戰士。前幾天寫了一信給總支，何利同志是贊成我的意見的。另外寫過一信給周揚同志，杜談曾帶回他的意見來，說贊成我下鄉，只是看學校是否答應。何利同志提出請項庶同志把這問題提給地委去?！?/p>

1946年至1947年，中央在延安進行青年團的建立工作，成立了3 個試點，延安中學為其中之一，賈芝負責籌建此中學。1948年初，賈芝被調至延安大學，到中等教育研究室參加教員整風，后又參加籌辦延安大學文藝系，任系秘書，系副主任，系總支書記。1949年5月，賈芝作為西北代表團成員隨團赴京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簡稱第一次“文代會”）。會后留京任文化部藝術局編審處編審組副組長。

解放戰爭時期，賈芝在陜北隨學校大轉移，后來又上榆林前線。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賈芝創作了如《攔?！贰痘锓蚶贤酢贰犊椦蛎旱男×愎ぁ贰缎孪眿D學文化》《民夫的淚述》等以農民、伙夫、學徒、新媳婦等為主要人物的詩作；此外，還有如《人民的心意到火線——勞軍鞋》《英勇的思號員——蟠龍戰役一個悲壯的插曲》《英雄張今喜——素描之一》《沿無定河邊進軍》《快樂的戰士們》等展現軍民魚水情、革命英雄人物及行軍場面的文學作品。據賈芝回憶：

我的背包里只保存了一點詩稿和筆記，特別還帶了孫劍冰同志臨隨王震部隊南下時托我保存他的詩稿（解放后我交還了他），此外一切都扔了。當時因為生活艱苦到連紙和筆都沒有，我是用一個子彈殼，綁上一個鋼筆尖記日記和寫詩的，殘存的極少的詩稿也是寫在一些碎紙片上的。有一年我從中理出七首詩來，在《詩刊》上發表了三首，也可說是延安生活留下來的點滴回憶。[6]373

如《伙夫老王》一詩采用口語化的表述，生動細致地描摹了一個伙夫午后的心理狀態：

鍋里的南瓜已經煮爛，

小米散發出香甜，

這些小東西

像走進熱帶的海岸，

溢著白沫，

等青年同志們快樂的午餐。

嗡——

討厭的蒼蠅飛起了。

嗡——

又是一案板。[6]77-78

作于1947年1月14日的《人民的心意到火線——勞軍鞋》一詩讀來更具有一種語言上的節奏感：

張家的鞋底李家的“幫”，

幾個婦女一搭里縫，

喜字拐字納得密，

一個蝴蝶飛在鞋頭上。

走在雪上不怕冷，

碰上石頭腳不疼；

腳下利落身子骨輕，

八路軍打仗更英勇。[22]101

《新年看秧歌》一詩作于1947年2月14日，描寫鄉間男女觀看新秧歌的熱鬧場景：

《兄妹開荒》打頭陣，

《夫妻識字》對得好，

妯娌爭吵裝得像，

捉特務的婆姨手段高。[22]113

賈芝還有意運用一些地方方言，使作品更加貼近人民的日常生活，如作于1947年行軍途中的《雞販》一詩：

從南來了一個雞販子，

他抹了一把汗

把打閃的擔子停在當街上，

雞呀鴨呀兩大籠。[22]130

從以上詩作可以看出賈芝這一時期詩歌風格的變化，即日益顯現民間文藝樣式的影響。作為賈芝詩歌創作的重要敘事資源，民間文學既為其詩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文學素材，也以其攜帶的民族文化基因與文學文本互為映照，在文學語言形式、敘事結構及時空等方面影響了其詩作的審美呈現。賈芝遵照《講話》精神，實踐著文藝以工農兵為主體，為工農兵服務的宗旨，為他從事民間文學組織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礎，也是其“取之于民，還之于民”觀念的緣起，正如賈芝本人所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所以參加了民間文學工作以至堅持至今的最初起點”[22]53。

延安時期的文學實踐為賈芝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文學樣態，如“文學的大眾化”“工農兵文藝”“人民文學”等。延安時期賈芝的文藝轉向不只是一種文化選擇，而是立足于“民間”，將民眾作為歷史主體，克服“民族文藝”“通俗文藝”之缺陷，努力形成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文藝樣態與文化特性。

三、“取之于民，還之于民”與賈芝民間文學觀念的形成

1984年6月12—17日，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第八次大會在挪威卑爾根召開，賈芝雖因故未能前往，但他提交了一篇名為《取之于民，還之于民》的學術論文，該文主要回顧了從古至今中國民間文學工作的特點，標題中的“取之于民，還之于民”能夠很好地總結賈芝從事民間文學工作以來的人生追求和終極目標。

自稱為“草根學者”的賈芝一生致力于“學者與民眾”“書齋與田野”“民族與世界”的對接[23]，賈芝注意到，古代對民間文學的采錄只有“取之于民”，而無“還之于民”?！靶挛幕\動”提倡搜集歌謠，是在反對封建文學、提倡平民文學的時代背景下進行的，搜集歌謠作為詩歌創作的借鑒和民俗學研究的對象，所以這一時期也未能做到真正的“還之于民”。然而，“群眾最不高興他們的作品有去無回”[22]243，這一情緒愈往后愈發明顯。直到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堅持一條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明確道路，才真正將“下里巴人”與“陽春白雪”統一起來。作家們紛紛下鄉、下連隊向工農兵學習，采錄和學習民間文藝，為人民寫作，參與群眾文藝活動，出版民歌選。賈芝認為，在那一時期，文藝才算真正回到了“民間”。在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中，搜集者已經關注到，并注重搜集少數民族的敘事詩、史詩、故事作品，以及各民族“歌唱社會主義的新詩篇”。新時期以來，學界特別強調凡是有文字的民族，首先要以本民族的文字出版，如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詩《格薩爾》，就是這樣做的?！俺霭娌匚谋尽陡袼_爾》在我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藏文本受到了藏族牧民的熱烈歡迎，甚至不識字的牧民也要買一本，有的人用一頭牦牛換一本《格薩爾》，讓識字的人念給他聽?！盵22]243

賈芝的“還之于民”理念強調的是從民眾中采錄來的民間文學能夠最終為民眾所享用的雙向回饋的過程。首先，“還”給人民的民間文學作品一定要保持其“真”，這是賈芝尤為在意的一點。民間文學的“忠實記錄”并不代表一字不動、一字不刪。比如史詩，由于大多史詩都具有特殊的語言、韻律特點，搜集者避免不了要適當做一些整理工作，對其進行必要的標音、注釋、翻譯，但整理并非任意修改和加工，而是最大程度上保留民間文學的“真”，并且與改編、再創作過程截然分開。為了闡明這一點，賈芝以文物發掘來比喻民間文學的采錄過程：

民間文學遺產是人們口傳的活的地上文物，也如同埋在地下的文物一樣，在發掘的時候往往不能不做或多或少的修復整理或鑒別真偽的工作。發掘地下文物，“整理”首先是為了恢復它的原貌，而不能在殷商的青銅器補上一塊今天常用的黃銅，以假亂真。[22]246

“還之于民”學術理念還體現在賈芝致力于中國多民族文學史的構建上。賈芝多年前就希冀改寫中國文學史，將過去只有漢族的文學史改為多民族的文學史。而這一愿望歷經幾十年才得以實現。20 世紀50年代的論爭中就有“民研會是各民族共同的研究會，應該努力開發各民族民間文學”的意見。早在1957年，賈芝參加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務會議時，就討論了“少數民族的文學究竟搞不搞”的問題，民間文學小組的工作計劃因“不成熟”，沒有通過。1958年7月17日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宣傳部邀請部分省、自治區的與會代表進行了關于編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叢書問題的座談，并按民族進行了分工。當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要重寫一部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史的計劃已成定局，但首先要做的是叢書的編寫。[24]85當時將《藏族文學史》列為叢書的重點，委托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承擔，1959年賈芝等人組織了一個調查小組，去西藏進行調查，一年之后搜集整理了13 個民族的文學史或文學概況?！熬帉懼袊贁得褡逦膶W史和文學概況的全面部署帶動了各地區的民族民間文學調查采錄和研究工作?！盵24]851961年，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于北京和平賓館召開的少數民族文學史討論會上（何其芳是這次討論會的主持人），賈芝講到了各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的問題。賈芝在發言中強調要秉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宣傳“發掘各民族的民間文學寶藏”精神。

會議討論了《蒙古族文學簡史》《白族文學史》《苗族文學史》三部文學史的初稿，并探討了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幾個原則性問題，包括作品評價問題、分期斷代問題、今古比例問題、民間文學中有沒有兩種文化的斗爭等問題，會議還討論制定了今后的工作計劃草案。[24]86

會末，賈芝起草并與何其芳一起修訂了3 個文件，即《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文學概況編寫出版計劃（草案）》《〈中國各民族文學作品整理、翻譯、編選和出版計劃（草案）》《〈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資料匯編〉編寫出版計劃（草案）》。這一舉動為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建設起到奠基性作用，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具有劃時代意義。

1979年，賈芝主持恢復民間文學工作。同年2月，他到昆明參加“關于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召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座談會”，討論寫史中的問題和規劃。自此以后，連續3年，賈芝每年召開一次全國性的編寫工作會議。1980年4月28日，賈芝在昆明參加編寫少數民族文學概況的座談會。1983年3月，《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與文學概況》叢書工作批給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4 個月后，毛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三卷本正式出版。此時，《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叢書》多數尚未出版?！吨袊贁得褡逦膶W史與文學概況》叢書是歷史首創，曾兩次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定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八五”重點項目。后來王平凡接替賈芝任所長，于1984年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座談會。劉魁立繼任所長后，也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繼續執行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的任務。

至1994年7月，已有71 部不同類型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與文學概況著作問世。1998年文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中華文學通史》已經利用了這些年出版和尚未出版的一部分文學史及資料。當時要改寫《中國文學史》的目的已初步達到。[24]88

賈芝孜孜不倦地耕耘著民間文學這片“新的園地”，堅持“還之于民”的學術追求。據郝蘇民回憶，老少邊地區基層民間文學工作者里有不少人都認識賈芝、喜歡賈芝。有事可直接找賈芝，無需輾轉托人。大家都說，有事求賈老沒有復雜的顧忌，無論求教他難題的解決，匯報基層民間文化情況，還是求他寫序、題詞，或求他的墨寶，他多給予滿足。像甘肅慶陽的民間藝人王光普、靜寧縣的王知三，聽說還有陜西的、云南的，基層找他的人沒有不敢見他的，傳為佳話。[25]22賈芝對“民間文學骨干”的關懷與培養，也令他“在農民群眾中影響頗大”（楊亮才語），據楊亮才在《民間文學之子——為賈芝先生九十華誕而作》中回憶：

最近我陪同賈先生到鄂西參加青林寺謎語村活動，當地農民紛紛問：“你們是跟賈芝一塊來的？賈芝在哪？”爭睹賈芝風采的為之塞途。由于賈先生的重大成就，人們為了表達對他的尊敬，送各種桂冠給他。什么“泰斗”呀，什么“xx 之父”呀，但他一概不喜歡，而“民間文學之子”這個稱號，他倒愿意接受。[26]48

即使是在晚年，賈芝仍舊不辭辛勞，為促進民間文學的發展，尤其是各地方民間文學事業的進展及民間文學“新秀”的成長，發揮著光和熱。據賈芝自己回憶，邊關小鎮、偏僻山寨，中朝邊界、中蘇邊界、中蒙邊界均留有他的足跡，直到90 歲的那一年（2002年），他還于1月前往廣西宜州考察劉三姐故鄉；3月到上海參加學術會議；9月到江蘇常熟白茆鄉考察白茆山歌，到蘇州吳縣①1995年已撤銷縣級行政單位?？疾烀耖g工藝；11月到湖北宜都青林寺考察謎語村；2004年3月又去河北趙縣考察“二月二”民俗節日。[27]23—27賈芝的居所——演樂胡同46 號，也終日間“談笑有鴻儒”，學者們在討論中對民間文學未來發展方向的激烈討論依舊充溢著這個樸實無華的房間，“書齋與田野”的對話還在繼續。

20 世紀50年代初期，賈芝基本上轉向了中國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及學術研究，經歷了從詩人到學者的身份嬗變，這一嬗變歷程既融匯了時代的特殊性與典型性，又葆有一以貫之的內在文化心理，賈芝“取之于民，還之于民”民間文學觀念的最終形成體現了賈芝詩人/學者兩種文化身份的融合與統一，他的研究理念成新時期以后民間文學領域的“一股潛流”。[28]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