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從上五千年看下五千年
——《華夏：中國文明的起源》序

葉舒憲

（1.上海交通大學，上海 200240；2.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21年暑期，吳稼祥先生費時6年完成的大著《華夏：中國文明的起源》，通過編輯轉發給我，并抬舉我為這部新書作序。拜讀之后，抑制不住欣喜之情，就將讀后感寫在這里，權當向讀者的一個初步推介吧。

歷史，是人類特有的精神財富。由興亡成敗和盛衰榮辱所凝聚而成的歷史，對于每一個部落、族群或民族國家，都是同樣珍貴的本土遺產。讀史和著史的作用，今天我們習慣說法是“以史為鑒”。這面“鏡鑒”的成色，卻很不一樣，從“二十四史”時代的文獻史觀一統天下，到如今連接著宇宙史與生命進化的“大歷史”潮流，人們確實需要新的“鏡鑒”來反照自身。在吳先生的這部“國史之鏡”中，可以期盼怎樣的“風景這邊獨好”呢？

一、問題啟蒙

這是一部理論色彩濃厚的中國文明起源史。人文學科所追求的一個理想就是史論結合，但能夠達到這樣境界的歷史書并不是很多，原因主要在于作者的理論素養方面。個人知識結構中的理論儲備豐富多樣，理論思維的長期實踐積累，這些會促成一種理論自覺的意識，用理論之綱去統領紛紜雜陳的歷史材料。這功夫，是無法奢望在短時間里獲得像培訓班那樣的速成效果的。在當今這樣的知識大爆炸時代，唯有與時俱進地不斷學習，才能有效保證自己的理論“預流”。而再要嘗試理論的原創，那就更是鳳毛麟角。

該書的史論結合特色在于：用來自問題意識的大理論統領全書的構思和篇章布局，構成一個網狀的有機整體，再用小理論（中層理論命題或子命題），遍布在全書22 章的每一章中，這樣就能讓60 萬言的大書，顯得綱舉目張、娓娓道來、收放自如、舉重若輕。

要問驅動作者構思該書的問題意識是什么？那就是解說中國文明五千年不中斷的奧秘，揭示有關文明繁殖力的學理。第三章標題為“人口依賴”，可算該原理的核心。書中的另一表述，叫“人口密度”原理。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自古及今始終處于全球人口領先的地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人口學家和生態學家看來，龐大的人口會帶來資源供給失衡和對自然環境的壓力。而在經濟學家眼中，則會看到有利的一面——人口紅利。作者把我國社會的人口繁衍優勢直接聯系到儒家的孝道倫理，同時還要打破砂鍋問到底：鼓勵生育和繁衍家族的儒家孝道倫理是如何產生的？該書認為，以往的國學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都還沒有找到原因，需要借助于考古學新知識，到史前中國的大視野中去再尋求。這就需要從上五千年看下五千年的一種宏大視野。上五千年，無論是對于孔子、司馬遷，還是對于梁啟超和王國維，都是虛無縹緲和無法企及的夢幻說法，而考古學經過一個世紀的大發展，已經給當今學者提供了堅實的材料和海量的數據。吳稼祥先生對此心領神會，于是就有了第六章的一個奇觀：“中國史前考古文化壽命排行榜”（書稿123 頁，下同）。

文化的壽命，指單個史前文化可持續存活的年限。作者將現代工商業社會最能博人眼球的各類指標排行榜，用在以往根本不為人知的各個史前社會的存活能力方面，可謂別開生面。至于史前文化的壽命為何長短不一，差異甚大呢？作者對照分析通過考古學新命名的48 個史前文化，給出的因果關系命題是“文化基因”，即圖騰時代的文化符號結晶。在全部48 個史前文化中，凡有3 種情況之一者，其文化必短命：第一，沒有圖騰；第二，有圖騰，但沒有與別的圖騰結晶；第三，有結晶，但是沒有結出好晶，結出了怪胎。（第110 頁）另外一種表述則不盡相同，屬于宗教學和神話學的社會因果論：“有神與沒神，神大與神小，決定文化壽命的長短和基因的優劣?！保ǖ?11 頁）

這真是一個大膽的命題，就連宗教學和神話的專業人士看到，也會吃驚的。筆者幾年前也曾斗膽提出“神話觀念決定論”。意思是說，人類是宇宙間唯一被自己的觀念所支配的生物。除人以外的所有生物都只有本能而沒有觀念，更不會有想象力催生的神話觀念。所以要研究一個文明或一個文化群體的奧秘，入門功夫就在于先理解其神話。對中國文明史而言，文獻所提供的神話資料太晚，根本不足以研究其起源問題，而史前期玉禮器傳統，始于1 萬年前，到距今6000—5000年期間達到巔峰。玉石崇拜與玉器符號，成為凸顯中國根的神話對象。吳先生對拙見有認同，也有批判改造。富有創意的是他的圖騰結晶時期理論：將中國史前史劃分為3 個時期：重要的是結晶期，距今8000—5000年；前結晶期在距今8000年以前，3萬年以內；后結晶期，在距今5000年以后。（第112 頁）

閱讀《華夏：中國文明的起源》的一大益處是：讀者可以跟隨作者的問題意識，結合對中國道路的深度再認識，展開自己的理論思維訓練。一般的文史學者容易沉溺于材料而欠缺理論思考。大體上講，理論是西學的強項，也是國學的弱項。西學東漸以來，由中國學者提出的文科方面的理論建樹，堪稱少之又少。能讓大理論統合小理論，構成自圓其說之系統的，就更是鳳毛麟角。翻閱該書，理論命題散見各章節的關鍵詞，如文化基因、屠殺率、武裝率、圖騰結晶、廣域輻輳、井田制、公原理、共生理性、九宮天下、認同最大化、個人權重及失重效應、精神游民、邊緣革命，等等。跟隨作者的理論抱負，如同嘗試一場理論的旅行或自我啟蒙。其所強調的是：對中華民族用五千年走出來的文化道路的認識，必須有中國學者給予全面總結提煉，完成一套本土化的理論詮釋。沒有理論思維的自覺，沒有理論原創的追求，不要輕易寫史，否則容易落入歷史套路，寫出堆積各種歷史事件的編年流水賬簿。

理論會帶來整體性的和整合性的宏觀視角。該書題為中國文明的起源，但其思考的內容和論述視角則是縱貫古今的。如自秦王朝到清朝滅亡，共有2132年的滄桑變化。其間共出現過58 個稱帝的王朝，其中9 個統一的王朝和49 個分裂的王朝。如此這般的全程關照，哪里是書名“起源”一詞所能涵蓋的呢？作者的用意很明確，只有先獲得有關起源的深度認識，才好說明為何會有我國這樣一個延綿不斷的文明。讀到最后一章，所有的認識被概括為一個醒目的合成術語：“多元拯救一體”。這無疑是對費孝通先生著名的中國文化結構理論“多元一體”說的創新性發展。

20 世紀中期以來，國際學界的史學研究發生了巨大變革，傳統的文獻史學窠臼和教科書模式被打破后，新史學異軍突起，將多學科知識的互動作為創新動力，拓展出全球史、文化史，心靈史和物質文化研究等眾多新領域。到21 世紀初，又形成“大歷史”學派的國際性潮流，給讀書界帶來了很大的震動。該書作者熱衷新史學大潮的諸多新成果，又善于如饑似渴地學習和借鑒，這就給他的中國文明溯源研究帶來原創性思考的前提。字里行間都充斥著反思批判精神，能給人很好的啟發，并吸引人跟隨作者的思路去聚焦核心問題。

在當下現實中，中國文明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一個從未中斷而且是世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古國，其五千年歷史滄桑經歷，58 個稱帝的王朝之下，包含著多少金戈鐵馬的征戰和白骨，多少殘酷殺戮下的血淚呢？其間又留下多少群體被滅族的沉痛教訓呢？研究中國歷史，難道不是值得人類珍視的一個超級經驗的巨大寶庫嗎？

二、經濟學視角看國史

一個人文學者逐漸意識到這些終極關懷問題，不管其以前所學專業是什么，其治學和思考的方向都將會隨之發生改變。至于轉換原來的學科立場，嘗試從歷史學和考古學專業視角來思考和寫作，這方面筆者和吳稼祥先生是殊途同歸的。我是從語言文學專業轉向研究文明起源的，吳先生則是從經濟學專業轉過來的。經濟學家寫史，肯定有其不同于歷史學家的獨特視角。善于算賬便是一個方面。所謂“人口密度”，就是計算出來的。書中還有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推導公式和計算數據，顯然不是常規性史書寫作中的表達技巧。例如，對“屠殺率”和“武裝率”的計算和算法公式等。

從閱讀的感受來看，該書結構是為啟發讀者的居安思危意識而設計的：這是一部由西夏亡國并滅族為起點的中國文明史！既然目光如炬，洞徹上下五千年，為什么偏偏選擇這樣一個亡國滅族的案例為開篇呢？這難免讓人首先體會到歷史的嚴酷一面。我想讀者的第一印象也會由此而生。西夏的亡國給中國歷史的總體帶來怎樣的經驗教訓？

歷史所敘，是無數的興亡成敗。成語中有“成王敗寇”一說，意味著歷史總是由勝利者去書寫，歷史常識難免是最典型的權力話語。但孔子在《論語·堯曰》中有個語重心長的說法，叫作“興滅國，繼絕世”。這也是成語“繼絕興亡”的由來。作者高度關注我國歷史上一再發生的滅國一類事件，形成該書的一個特色，會帶給世人強烈的警醒作用。這提示我們以史為鑒，對一切性善論哲學高調保持一分清醒的距離。

亡國和滅族事件，表明對文明或文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續性的原因之思考。作者在這方面深受國際大歷史學派領軍人物賈里德·戴蒙德的影響。除大名鼎鼎的《槍炮、病菌和鋼鐵》之外，賈里德·戴蒙德還寫過討論文化衰亡規律的書《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此外，自羅馬俱樂部發出“增長的極限”警告以來，有相當一批史學界和非史學界的知識人，加入研究文化衰亡的陣營中來。管見所及，有美國約瑟夫·泰恩特的《復雜社會的崩潰》，這部書出版20年來重印18 次。它為什么如此受歡迎？其書忠言逆耳地告誡：要將當今世界上人云亦云的“可持續發展”口號，更加審慎和謙虛地替換成為“可持續生存”。泰恩特以史為鑒的案例是羅馬帝國：鼎盛時期（公元1—2 世紀），羅馬人口有100 多萬，到衰落時的6 世紀，人口不足5萬。羅馬興盛的物質基礎是戰爭劫掠的財物，這些資源就像現代人使用的化石資源一樣，是不可再生、不可持續的?，F代文明無論是從形式還是本質上，繼承的都是羅馬傳統?，F在民眾普遍著迷于各種各樣耗資巨大而又轉瞬即逝的時髦活動，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羅馬傳統，唯一的差異在于，現代人以科學技術為手段將這些活動舉辦得更加鋪張、奢華。[1]298

看過羅馬人口從100 萬銳減到5 萬，還可以從相同的視角反觀中國史：從秦朝到清朝末年，在中國2000 多年的王朝正史中，前后有過10 多次重大社會動亂，其中造成人口銳減超過50%的大動亂，就有8 次。[2]586其中，東漢時代有兩次：一次是王莽之亂造成社會人口減少75%；另一次是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人口減少達54%。隨后的西晉五胡亂華，華北地區社會人口減少50%。隋末大亂造成人口減少74%。唐朝的安史之亂和吐蕃之亂疊加，人口減少68%。唐末農民起義導致人口減少50%。金滅遼和北宋，華北人口減少56%。明末農民起義和清兵南下入關，人口減少60%。歷史的暴烈無情，好像能夠在這些冷冰冰的統計數據中得到充分的宣泄。震驚之余，稍微帶有鎮靜劑一般精神緩解效果的智慧讀物，是當代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在20 多年前經歷“9·11 事件”后所寫的《脆弱不安的生命》。若要溯源巴特勒的思想來源，還可以依次去讀苦難民族的歷史孕育出的猶太裔思想者——勒維納斯。在我們小區外，一家房產公司門楣上寫著一個標語，那是具有歷史感的金言：“活著，就要感謝?！?/p>

興亡多少事，從今總悠悠。先努力讓自己活下來，活得基本生計無憂，然后才有可能去思考人類和歷史問題。在各種的艱難年歲里，會有更多人覺悟此理。

可持續生存，能否成為衡量文明成敗得失的關鍵尺度，這要取決于判斷者的“三觀”?！度A夏：中國文明的起源》其實也寫到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說明其他文明為什么都不長壽；還寫到一些沒有進入文明的原住民社會。在這方面，吳先生為這些原住民社會沒有邁入文明門檻而惋惜，以為是在發展的途中落后了。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亞原住民（第319 頁）。竊以為受到文化人類學熏陶的學人，會從“可持續與否”的標尺來看問題。即：對于世界五大洲迄今尚未進入文明的“原住民社會”，是應該讓他們跟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邏輯，先進入文明后再走向覆滅；還是讓其我行我素，不進入文明國家階段，滯留在原生態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呢？哪一個結果更好？卡梅隆的《阿凡達》已經通過潘多拉星球的納威人給出了人類學的答案：地球文明因耗盡資源而玩完；納威人雖然原始，卻可持續生存。甚至，潘多拉星球成為地球人申請移民的理想國。對于一切生命體而言，活著，比什么都重要。

另一個可商榷之處，是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吳先生受其影響很深。竊以為這套學理基本不適用于研究華夏文明，若像當下學界的多數人那樣簡單挪用，因其誤導性所造成的對本土文化真相的遮蔽效應，將會成倍地大于其啟迪或揭示效應。試問：如果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像古希臘文明那樣的哲學和科學突破，哪里還會有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呢？正是因為中國人自古生活在神話和信仰的精神氛圍里，才會有該書第二十章巫教“天地線”所探討的內容，諸如灶神、土地爺和城隍爺，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不可或缺性，其實都是中國先秦時代也經歷過“軸心突破說”的反證。

三、“中國道路”必生“中國話語”

美國漢學家柯文（Paul A.Cohen）寫過一部書：《在中國發現歷史》?？挛闹鳂祟}自有其思想淵源，要看懂它是什么意思，需要有后殖民批判的知識背景。要弄懂后殖民主義的歷史觀，需補習文化人類學的基本原則，即“文化相對主義”價值觀的由來。讀懂人類學家寫的《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就夠了。如果還需深入，則有另一位人類學家寫的《偷竊歷史》可資參考。在中國發現的歷史，或者說是重新發現的歷史，是一部徹頭徹尾的“究天人之際”因果關聯的“神話歷史”。若能從后殖民的立場出發，不再盲從殖民時代的胡適、馮友蘭他們所開啟的流行做法，即用學習西方哲學史所得來的那一套形而上理念方式及其術語系統，去套用在中國自古以來歷代思想家的言論上，發明出“中國哲學史”；或者是模仿李約瑟先生的方式，發明出皇皇巨著系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竊以為，這些都還不能算“在中國發現歷史”，只能算挪用此有彼無的外來話語和學科范式，去建構出的中國文化史的某一個方面。真正發現，需要首先拂去西學東漸以來強加在中國現實之上的外來話語之塵封，即學會荀子所說的“解蔽”。戴著外來的有色眼鏡，本土的任何東西都會隨之而變色。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歷史，不宜隨便和其他什么文明古國歷史并列看待。因為你學習的如果是古埃及歷史或巴比倫歷史，那么這種學習不可避免會帶有追悼會的性質——這些文明古國都早已不存在了，而中國的歷史卻延續至今。中國經驗為什么要優于古埃及經驗和巴比倫經驗？這還需要論證嗎？這是事實，不是民族主義偏見。從中國經驗中能夠總結提煉出的東西，一定是非凡的和無與倫比的。如果說過去的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還沒有真正做到本土文化自覺，還沒有有效地提煉出這種我們最需要、也是世界最需要的東西，那么這就給未來的中國史研究和寫作的接力賽跑，預示出一種值得期待的學術前景。

希望能有更多不同學科出身的學人，投入思考中國文明發生的思想接力賽，那將是多么值得慶幸的事。

四、寫史與編劇

如何讓啟蒙意義的理論避免灰色和枯燥乏味，也是該書非同一般史書的用心所在。作者有意追求一種邏輯推理加想象力的類似編劇的寫法，這就極大地增加了該書的可讀性。例如，寫到黃帝的女師傅玄女，作者說：玄女來自九黎族，因其體色較黑故也（第21 頁）。又如，該書講到黃帝戰勝炎帝和蚩尤后，沒有做出斬盡殺絕的舉動，而是遷移其居民到邊緣各地去生存。作者發揮想象說：“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戰勝后滅絕了九黎部族，他們的未來會是美洲印第安人及其瑪雅、印加文化的未來嗎？或者九黎部族戰勝并滅絕了黃帝部族，他們的未來會是澳大利亞、幾內亞群島和新西蘭毛利人的未來嗎？”這是怎樣一種放飛假設的歷史回溯??？作者一方面承認“歷史沒有假設”，卻又另一方面大開假設之門。就像第二章的3 個小節標題所體現的：

一 “黃帝”九戰皆北，遇到美女與蛇

二 “殷商”險些淪為“印加”前傳

三 “秦地”差點變成匈牙利

此類標題足以讓正統史家們頭頂冒汗的。更不要說以客觀為理想的考古學者。再舉一例，看看作者對伏羲女媧二神的重新命名“神磨俠侶”及其理由吧：

雷羲、風媧，這對中國神譜頂端的風雷大俠，或者說神磨俠侶，用來占婚的兩扇石磨，向我們泄露了他們的婚姻家庭觀——一夫一妻；族徽——兩條魚紋；族群——華族風氏；世界觀——陰陽九宮（九方九齒）；居住的區域——白虎之位，天下之西；人生觀——民以食為天，或者說，吃飯第一，所以拿石磨當神拜，與天地同列。（第156 頁）

作者在卷首前言部分談到研究歷史的甘苦——有時真想放棄，轉去寫劇本的（第2 頁）。讀到以上這些內容，大家或能意識到，該書其實也在嘗試將編劇的寫法融入歷史研究。如何激活歷史的舞臺，這是《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博士和吳先生殊途同歸的一種嘗試。

該書夾敘夾議，毫不掩飾作者的個人偏好。對史前史，獨尊大地灣，因為其長壽無比，延續不斷。對文明史，則獨尊西周，因為周公帶來軸心突破，奠定華夏傳統。對于中原仰韶文化，因人口多而壽命長（持續時間約2000年），也是褒獎有加。不足之處是仰韶人被群體意識掌控，個人權重完全空缺，創造力自然會差。而北方的紅山文化，個人權威十分突出，表現為社會奢侈品玉禮器獨占現象，但是紅山文化人口繁衍能力不足，無法保障社會生命的延續，敗亡后更是不知去向。九黎部族是以蚩尤為代表的黃帝族群的敵方，卻因為主導了“城居革命”，成為文明化過程的主推手，他們還是陶鼎文化圈的主體，而陶鼎文化圈與東夷、南越和苗蠻生活圈重疊（第199 頁）。

能夠將海量的田野考古報告知識熔于一爐，再以戲劇化的方式加以呈現，這又將給自媒體時代的學術寫作帶來怎樣的啟示呢。

五、幾點討論

《華夏：中國文明的起源》有一些新觀點，從我個人立場看是需要討論或爭鳴的。

其一是對史前六大文化區與猿人歷史直接掛鉤的做法（1.沂岱板塊：沂源人；2.長三角板塊：南京人；3.川湖板塊：建始人和資陽人；4.嶺南板塊：元謀人；5.河套板塊：藍田人；6.燕遼板塊：北京人），竊以為欠妥。讓中國境內已知的猿人出面，來領銜史前文化的每一個板塊（第111 頁），看似源遠流長，實則依據不充分。尤其是在有關人類基因組的分子生物學、遺傳學新知識崛起后，新觀點認為舊石器時代的猿人都沒有直接傳承下來。少數幸存者，也基本上被距今7 萬年走出非洲的智人所滅絕或同化掉了。

其二是對九黎族的族源判斷，作者認為是人類學所稱的“地中海暗白人”，經過印度來到太平洋沿岸，從中國南海登陸后沿海北上，遇到本土的黃帝族群而開戰（第202 頁）。此類判斷也缺乏足夠證據，日后的基因測序研究用幾滴血就能搞定的淵源關系，可以免去許多猜測的工夫。如果不是寫史而干脆編劇，這樣的寫法也無可厚非吧。不能因為都具有太陽崇拜和石頭崇拜的特征，就在時空差異極大的不同文化間建構源流關系。就人類現有的數以千計族群而言，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族群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太陽崇拜。

其三，作者既熟悉韋伯的克里斯馬權威理論，又熟悉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理論，不僅如此，還提出中國早于西方500年就進入軸心時代（306 頁）。竊以為對兩位德國理論家要區別對待。韋伯的克里斯馬原型理論具有一定的普適性，而雅斯貝斯的軸心突破論盡管流傳更廣，卻不具備橫向移植到其他文明的條件。雖然目前學界大部分學人是這樣移植和照搬的（詳見筆者文章《“神話中國”vs“軸心時代”》[3]3-61）。

其四，想為該書人口密度原理，提供些許補充思考的點，即所有文明賴以孕育的農業文化基因方面的差異這個視角。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以外的其余3 個都是“面食文明”，即建立在以麥子為主的農耕社會基礎之上。唯獨中國，本土馴化的糧食作物是北方小米加南方大米，因此堪稱“米食文明”。小麥和大麥，和黃金白銀的加工技術一樣，都是從外部傳播輸入的。如果比較3 種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則毫無爭議地由水稻奪冠，小麥拿銀牌，小米只能屈居季軍。過去的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缺乏超長時段的大傳統視野和多學科知識互補效應，難免囿于坐井觀天的窘境，不能超越單一學科的短視和淺見。而今情況發生大變，使得多元視角的知識升級換代成為可能。就目前所知，竊以為稻作農業的輸入中原，是催生華夏文明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基礎元素，其年代剛好和中原文明國家的崛起年代相互吻合，這不會是偶然巧合。在相當于夏代晚期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我們看到小米、大米和小麥三者聚首的現象，耐人尋味。稻作農業在距今1 萬年前后出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在距今七八千年的長三角地區形成大規模生產的條件，在距今5000年之際催生地方性的準文明國家——良渚古國，除冶金術和文字以外，良渚文化在社會分工和文明化進程中顯然是領先全東亞的。離開稻作農業的社會基礎，這一切都無法想象。從5000年的良渚古國，到3000 多年的中原二里頭的王朝氣象，人口密度效應如何伴隨著高產農作物稻米，從長三角地區轉移到中原，這或是未來能有突破的一個思考方向。

該書倡導從無文字的史前文化大傳統歷史，反觀文字所記錄下來的小歷史。書中論述了自成一家之言的史前中國社會的三元結構：北方紅山文化，東部夷族文化與殷商文化，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在此三足鼎立格局中，似乎并未強調南方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的作用和貢獻。

最后還有一點，即該書對大地灣文化在史前文化壽命排行榜位列第一的根據，是大地灣遺址在新石器時代的地層下面又發現舊石器時代的多個地層，以至于達到6 萬年的驚人數字。但實際上，大地灣新石器時代地層的5 期劃分，明顯不是先后連續地傳承，而是有很明顯斷層的。第一期距今7800—7300年；第二期距今6500—5500年。從第一期結束的距今7300年到第二期開始的距今6500年，之間有800年的空缺，這顯然是社會文化的中斷。同樣，第五期即常山下層文化的結束在距今4800年，而第五期以上的地層中沒有齊家文化的發現，唯有寺洼文化的地層，距今3500年，這中間又有1000 多年的斷層出現。兩次文化斷層的時間加起來足足有2000年，這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小數字。據此看，大地灣恐怕會從作者給出的中國史前社會壽命排行榜的榜首位置跌落下來。

瑕不掩瑜，吳先生的大著打開了重新思考中國史前文化，從而反思中國歷史起點的新知識空間。在他所描繪的史前中國六大文化區中，遍布四方的48 個史前文化，以熊為首的八大圖騰，通過圖騰結晶期的整合提煉，最終造就了以龍鳳為主導的符號編碼傳統，這樣的一種歷史篩選和不斷提煉的結晶過程，是非常奇妙也非常耐看的，讀到這些內容的讀者，即使不認可該書的觀點，至少也會跟隨作者完成一次風光無限的探險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