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個大局”中運籌戰略機遇和應對風險挑戰
——學習領會習近平相關論述的理論邏輯、踐行方向和價值意涵

丁 工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當前,在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已經勝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已經開啟之際,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即將站到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1]隨著戰略機遇期20年時限的到來,也意味著維持和保障戰略機遇期的任務正迎來至關重要的拐點。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戰略機遇期這個概念,當時提出來時指的是本世紀頭20年。在20年后的今天,對戰略機遇期如何判斷,是一個重大問題?！盵2]可見,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以及我國接續進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階段,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因此,在中華民族復興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交互作用的背景下,怎樣科學理解和充分用好戰略機遇,特別是怎樣準確把握我國發展面臨的新時代戰略機遇,以及機遇之中有挑戰日益成為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期的新特征,不僅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至關重要,也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急需深入研究探索的重大理論課題和實踐命題。

一、習近平總書記相關新闡釋給戰略機遇期注入新內容

“戰略機遇期”就是某個國家能夠繼續集中精力謀發展、搞建設,而不必因為該國核心利益或者重大戰略利益遭遇挑戰,而不得不中止經濟建設或滯緩社會發展進程,轉入應對重大威脅的戰爭準備,或者進入軍事沖突和不得不以打贏某場戰爭為主導的強化敵我斗爭的階段。[3]冷戰結束后,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全球戰略格局整合提速,黨中央敏銳觀察到歷史發展的新趨勢和全球發展的新局面,以及我國在大國關系互動和國際體系格局分化改組中繼續處于相對有利地位的新特點,及時做出我國已經進入戰略機遇期的科學研判和正確論斷。[4]2002年5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講話時首次明確提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概念。[5]其后,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報告中都沿襲“戰略機遇期”的提法,并進一步做出維護、延長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整體謀劃和系統部署。正是基于對“戰略機遇期”的準確界定和科學研判,充分借助多重利好政策加持和核心競爭優勢強力增程的機遇,我國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邁上新的臺階。2016年9月,在學習《胡錦濤文選》報告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特別指出,“黨的十六大至黨的十八大這10年間,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深刻認識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準確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緊緊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發展步伐,在前進道路上戰勝一系列重大挑戰,取得一系列新的歷史性成就,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盵6]

然而,自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這種有利于戰略機遇期生成和延續的境遇卻發生了相當程度的改變,有利因素的中長期趨勢與不利因素的階段性特征呈現相互交織的態勢。特別是近段時期以來,地緣政治熱點博弈泛濫成災、極端主義思潮瘋狂擴張,全球經濟前景和國際金融市場起伏不定,個別大國經濟行為的泛政治化導致逆全球化勢頭上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影響,給國際戰略環境的變化注入了更多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同時,中國因自身實力地位快速增強而漸成國際矛盾的焦點,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猜忌和戒懼明顯加深,加緊對中國實施戰略上圍堵、發展上牽制,給中國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而在外部環境總體趨緊、要素制約和風險隱患突出之時,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一些存量矛盾和新增風險也呈現冒起之勢。隨著國內的改革發展進入歷史疊加期和時空交匯期,長期積累的舊矛盾與社會加速轉型、體制機制改革衍生的新問題、新挑戰交織聯動,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并且,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保護主義抬頭、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步入深刻重塑階段,世界經濟長短期效應與疫情蔓延共同疊加作用,又進一步推升和加深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從“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轉變?？梢哉f,黨的十八大以來,內外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的考驗之大都前所未有。

應當看到,盡管國際環境和國內發展條件面臨的壓力增大,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承繼了往屆中央領導集體關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科學判斷,并根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作用的新形勢,進一步作出中國戰略機遇雖然不再呈現絕對顯性狀態,但會長期居于風險挑戰因素上升的相對狀態的新思考、新論述。2012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社會發展具備很多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發生新的變化,其中一個突出的方面是國際和周邊安全環境更趨復雜,維護國家安全面臨一些值得高度關注和認真對待的新情況新問題。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討論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的會議上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具備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條件。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指出,綜合判斷,我國發展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最大的機遇就是自身不斷發展壯大,同時也要重視各種風險和挑戰,善于化危為機、轉危為安。會議還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發展中大國的國情出發,提出維護、用好和延長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具體要求。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說明時指出,“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戰略機遇期內涵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國發展既面臨許多有利條件,也面臨不少風險挑戰。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具備過去難以想象的良好發展條件,但也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7]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說明時指出,“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有獨特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發展優勢和機遇優勢,經濟社會發展依然有諸多有利條件,我們完全有信心、有底氣、有能力譜寫兩大奇跡新篇章?！?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录S時可能發生。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盵8]這些重要論述有利于我們不斷深化對戰略機遇期的理解和認識,有助于我們在遭遇風高浪急的風險挑戰之時,能夠更好地發掘和利用戰略機遇的積極一面,克服和規避戰略挑戰的消極一面,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條件、保駕護航。更為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戰略機遇的理解和把握已經不再拘泥于受時間限制的“機遇期”,而是強調一種超越時間限度、取決于把握創造的戰略新機遇概念。

二、“兩個大局”中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形成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態勢

戰略機遇期是中國發展道路的實踐累積和外部環境的積極推動共同造就的產物,是一個主觀把握和客觀承續雙向塑造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在新的環境下維護并延長戰略機遇期,需要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出發,需要以強化內外“兩個大局”聯動為統領主線。這主要是因為:

1.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是保障戰略機遇期存續的核心要素和基礎支撐。中華民族是擁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偉大民族,自古就在亞洲地區乃至全球范圍內建立起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中華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續至今沒有中斷的文明。[9]歷史上,中國不僅具有顯赫一時的文治和武功,在文化藝術、政治制度、宗教哲學、科學技術等諸多領域也都取得了輝煌成就,只是到了近代隨著國勢衰微以及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才逐步退出大國行列、淪落為列強宰割的對象,從而失去曾經長時間擁有的大國身份和國際地位。正是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一直成為歷代中華兒女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共同夢想和不懈追求。[10]新中國建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成功走出了一條適合自身國情、具備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踏上新征程、進入快車道。[11]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為促進民族復興和延續戰略機遇提供了更為豐厚的物質條件。

第一,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第二大商品消費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12]同時,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持續上升,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左右,不僅成為全部亞太周邊國家的頭號貿易伙伴,還成為世界140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故此,中國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市場機會將更加廣闊,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會更加緊密,會持續成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巨大引力場。[13]

第二,科學技術是影響人類命運和大國關系的原生動力,工業革命、西方興起的本質誘因正是科學技術實現突破性發展的結果。[14]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國家間的競爭內容不再是肥沃農田或者單純礦產資源而是技術優勢,隨著科技因素對經濟發展的戰略支撐和引領作用持續增強,對產業生態和競爭格局影響更加深刻,科技能力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也上升成為大國競爭博弈的角力點和主戰場。目前,載人航天與探月、北斗導航、載人深潛、大型客機、國產航母等一大批重大創新成就,使我國在事關國家全局和長遠發展的科技戰略制高點上占據了主動。高速鐵路、5G移動通信、超級計算、特高壓輸變電等都處于世界領先水平,語音識別、新能源汽車、第三代核電等也進入世界前列。

第三,在對外關系和國際事務上,中國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也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繁榮與穩定做出重大貢獻,從而推動中國的“大國外交”實現進化升華,中國外交的大國底色和大國意蘊更加真切厚實。今天的中國,已成為聯合國第二大會費國、維和行動第二大出資國和安理會五常中派遣維和軍事人員最多的國家。截至2019年9月,中國參與了幾乎所有政府間國際組織和500多項國際公約,聯合國糧農組織等4個聯合國專門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由中方人員出任。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份額上升至第三位,成功主辦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等多場重量級峰會,創設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多邊金融機構,國際話語權、規則制定權、議程設置權全面提升。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影響戰略機遇期的外在變量和關鍵因素。毋庸置疑,我國戰略機遇期的孕育生成同外部環境和國際關系秩序息息相關,是中國發展與人類進步緊密相連、與世界繁榮密切相關的產物。[15]正如20世紀末,美國曾經將矛頭對準中國,試圖通過“以壓促變”的方式達到顛覆中國政權、改變中國社會性質的目的。但“9·11事件”發生后,打擊恐怖主義則成為美國的優先戰略方向,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分散和沖淡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注意力,對緩解中國的外部戰略壓力起到了積極正向作用,客觀上促成我國戰略機遇期的到來。[16]因此,隨著世界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中國與外部世界互動交往更趨緊密,國際形勢和外部環境不僅是影響、促使戰略機遇期生成的關鍵條件,也是加推、拉升我國做出戰略機遇期研判和決斷的核心因素?，F在,雖然由于國家整體實力的大幅提升,外部環境的變化已經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發展趨勢,但卻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遲滯和延緩我國的發展速度。換句話說,盡管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度和國際影響力邁上新臺階,我國已經具備一定的資源條件和方式手段去影響或者改變外部世界。[17]但總體而言,國際環境因素仍然是決定我國處于戰略機遇期的先決條件之一,外部世界對我國的影響也仍然會超出我國對外部世界的影響。事實上,中國實力的增長只是改變了力量對比格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將長期是各個主要戰略力量外交活動的中心。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的突出特征和集中體現,也是我國戰略機遇期身處的外部環境區別于以往的最大變化和基本不同。在黨和人民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重大歷史當頭,這個大變局既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機遇,也必然會帶來諸多的風險和挑戰。[18]應當看到,在世界百年大變局中,既有推動世界深刻變革的積極一面,還有促使世界劇烈動蕩的消極一面,“?！焙汀皺C”、“時”與“勢”構成了同生并存、對立互化的集合體,由此給我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也都在隨之同步、持續的增加。故此,只有準確把握世界大變局這一事物發展的自然邏輯和固有規律,準確錨定中國在當今世界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國際角色,準確理解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規律,并以此為認知前提和實踐依據制定正確的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才能為我國維持和延拓戰略機遇期,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和條件,爭取更多的國際理解和支持。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互為戰略機遇,兩者既各有側重、獨立成章,又互為補充、渾然一體,實質上已經形成交織共生的“蝶變”效應和聯動關系。[19]一方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國內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其外在表現就是經濟體量、世界影響等越來越大,日益成為推動世界大變局的關鍵參數和基礎要素。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帶來雙重效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盡管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必然趨勢、不可逆轉的時代主流使然,但同時也將伴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需要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格局中營造更為有利的世界秩序和更加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就是說,“兩個大局”表達的是中國與世界的現實狀況,是同一時空下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兩大趨勢,體現了經濟社會演進的客觀要求,順應了自然更替規律的時代潮流。因此,運籌“全局”和“變局”不僅是黨中央對領導干部和全體黨員提出的基本要求,能夠用來指導中國對內、對外各項工作的實施,也是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根據國內外形勢新變化和實踐新要求,從協調審視中華民族前進縱坐標與世界力量對比橫坐標的角度,對當前國際局勢和中國發展態勢做出的重大論斷和精準概況。更確切地講,“兩個大局”的判斷既是對我國發展目標要求、政策取向和重點任務的精準概括,也是新發展階段全力做好各個方向對外工作的深刻思考和系統謀劃。在此形勢下,“兩個大局”相互作用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也賦予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以新的內涵和外延。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一再指出,對“兩個大局”如果只是放在當下或較短時間以來、中國和世界的歷史來認識和把握是不夠的,而應放到整個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歷史長河中,放到人類社會實現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內在規律和必然趨勢中去認識和把握。

三、在“兩個大局”下運籌戰略機遇和應對風險挑戰的原則、方向與路徑

概況來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把握戰略機遇的一系列論述重點講了兩個方面,一是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二是,機遇中暗藏威脅和現實挑戰上升,機遇中自然給予的成分減少、爭取創造的要求增多,需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20]這些重要論述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時代,中國繼續置身戰略機遇之中的重大判斷和現實境況卻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但戰略機遇與戰略挑戰的界限逐漸模糊,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外延已然出現顯著變化。過去我們是順勢而上,機遇比較好把握;現在要頂風而上,把握機遇的難度就不一樣了。過去大環境相對平穩,風險挑戰比較容易看清楚;現在世界形勢動蕩復雜,地緣政治挑戰風高浪急,暗礁和潛流又多,對應變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過去我們發展水平低,同別人的互補性就多一些;現在我們發展水平提高了,同別人的競爭性就多起來了。[1]因此,我們要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把握戰略機遇重要論述的內涵特征和目標要求,緊緊抓住新機遇,妥善應對新挑戰,努力創造新優勢。

1.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關鍵在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新時代新征程各項目標任務,把握機遇、應對挑戰,從根本上要靠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政黨是組織和調動社會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動的組織形式,在現代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核心角色。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執政黨。自成立之日,中國共產黨便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就與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緊緊聯系在一起?；仡?00多年的奮斗歷程可知,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百年歷程中,還是在重大內政、外交事務中都承擔起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職責,都發揮著把方向、謀大局、劃重點、定基調的核心作用。[21]中國共產黨總是能夠在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10年偉大變革的重大歷史關頭,從戰略上認識、分析、判斷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制定和運用正確的戰略策略。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也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最大優勢。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實現了國家基本統一與民族完全獨立。也正是因為始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我們才能及時準確抓住稍縱即逝的戰略機遇期,實現歷史偉大轉折、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面臨的形勢之復雜、斗爭之嚴峻、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艱巨世所罕見、史所罕見,正是因為確立了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才從根本上確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統管一切的最高政治力量和領導核心。未來必須要遵循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必須要堅定不移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也只有堅持以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以維護黨中央權威為統領、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開展各項工作的行動指南,才能為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最大制度優勢和堅強政治保證。

2.按照運籌大國與經略周邊對接協調的布局,做好維護和把握戰略機遇的優先方向。歷史上,大國基業的形成與周邊近鄰的護持存在著形勢相資、表里相依的因果邏輯和連動關系,任何國家“惠鄰富邊”“睦鄰興邊”政策的優劣成敗,對于國家發展大局或外交施政全局都具有極度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獨有價值。[22]當前,中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歷史關口,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特殊敏感時期,正處于由地理人口大國向世界政經強國躍進的關鍵拐點階段,自然需要主動營造良好的周邊秩序和大國關系。不然,周邊動蕩不僅影響大國關系和外部環境的整體趨向性架構,也必然干擾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周邊外交工作會議上,發表“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周邊環境”重要講話時就曾強調,“我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就是服從和服務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維護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努力使周邊同我國政治關系更加友好、經濟紐帶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聯系更加緊密?！盵23]

長期以來,中國周邊界域便是多個大國地緣利益高度匯集的地區,不僅域內中國、日本、蘇(俄)等大國之間激烈競爭,而且域外大國美國從1898年美西戰爭占領菲律賓之后,便一直成為影響甚至是決定地區秩序的主要力量。冷戰結束后,美國作為現存國際體系中的唯一超級大國,與其他大國的實力差距拉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除美國在各方面處于絕對領先地位外,亞太地區各個強國基本在局部領域占據相對優勢地位,如俄羅斯是軍事第二強國、日本是經濟第二強國,中國相比其他地區強國更具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響力。[24]但自20世紀末以來,隨著我國國力持續提升,周邊格局態勢開始進入量變的積累時期,到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之時,周邊力量對比步入從 “量變”向“質變”轉折的關口。而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時,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正在迅速縮小,中國相對其他周邊國家的實力優勢則在持續擴大,中國發展的上行推力和周邊力量對應收縮的下行壓力相互對沖,導致周邊整體格局和態勢發生根本性轉變,力量博弈、戰略對沖、利益交換成為區域戰略格局變遷的基本形態。更需要強調的是,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但是相比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中國經濟的相對收益卻不降反增,經濟總量還顯露全面超越美國的苗頭。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以來20年里,中國GDP占全球的比重提升了13.4個百分點,而美國下降了7.6個百分點。由于二戰后體系中霸主與二號強國之間的實力差距從來沒有如此接近,導致美國對中國可能取代其地位的擔憂和戒懼明顯加深,美國開始加緊對中國實施戰略上的圍堵、發展上的牽制,使得中國所面臨的各種猜忌與限制日益增多。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在大中東地區進行戰略收縮的同時,將戰略重心加速轉向新興大國,將戰略資源日益集中于“印太”地區。[25]甚至無論俄羅斯在烏克蘭采取什么樣的軍事行動,美國都不會改變以打壓和遏制中國為目標的基準戰略,以至極大地推升了中國面臨的國際和周邊安全壓力。

周邊地區是中美兩國利益交匯最集中的地區,伴隨中國在大國群體中的異軍突起,導致“守成大國”和“新起大國”在周邊相遇相撞的概率陡然上升。盡管中美關系既不是“非敵即友”的對位結構,也不同“彼失偶得、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但一些西方國家受權力政治觀的心理慣性和思維定勢“熏染”,形成了“非黑即白、非敵即友”的線性思維,極易觸發所謂“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天然無解的“宿命”魔咒和“瑜亮”情結,想當然地認為新興“崛起國”無論采取什么政策都會對體系主導國的利益和地位構成挑戰。而在此時,西方國家政學兩界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士,又大肆渲染中美兩國已經陷入“守成國”與“挑戰國”必將沖突的輿論氛圍,一定程度上制造出不利于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合作的插曲和噪音,引發中美博弈的挑戰性和危險性不斷升級。[26]應該看到,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長期存在于中國周邊是一個基本事實,中國周邊外交、特別是在東亞地區的外交繞不開美國,兩者經常纏繞交織在一起,導致定點運籌大國和定向經略周邊呈現交織共振之勢。而如果中美關系朝著對抗方向發展,既不利于構建符合地區國家根本利益的周邊秩序,必然會影響到未來國際格局的趨勢走向和發展進程,更有可能遲滯甚至打斷中國依托戰略機遇期完成民族復興大業的正常進程。因此,新時期中國周邊外交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的外部保障和穩定的周邊秩序為中心任務,以實現運籌大國外交與經略周邊區域的協調對接為兩大支點,便是關乎戰略機遇期能否存續、延展的重要條件和前提保障。

3.掌握好“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理論來自于實踐,實踐貫穿于理論。理論與實踐不是彼此替代的關系,而是相互成就、缺一不可的整體。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的十年,我們所面臨問題的復雜程度、解決問題的艱巨程度明顯加大,給理論與實踐創新提出了全新要求。而研判、塑造和延拓戰略機遇期的工作則是此過程的組成部分,無疑是伴隨著理論與實踐互通并存、交織共生的活動。事實上,在中國經營和維系戰略機遇期的過程中,既高度重視理論發展對實踐創新的指導與引領作用,時刻注意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又反復強調實踐檢驗對理論探索的推動和促進價值,邊實踐、邊總結、邊檢驗、邊探索,進而形成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踐的閉環回路。其實,中國正是在國家發展和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具體實踐中形成戰略機遇的理論認知,也恰是熟練運用和依據戰略機遇的系統理論來制定各項政策,有力地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進步伐。[27]實踐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和認識依據,理論則是引導實踐的重要參照和根本遵循。未來要更好地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既要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有關戰略機遇重要論述的新思想和新觀點落實到行動上、應用于實踐中,又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敢于推陳出新、勇于開拓創新,敢于動真碰硬、勇于破題闖關,為豐富戰略機遇期的理論內涵、價值意蘊提供實踐探索的一手資料和經驗素材。同時,還要從理論上指導實踐活動,加強對重大問題和形勢發展方向的研究預判,提前儲備緊急措施和避險預案。只有不斷拓展對戰略機遇認識的廣度和深度,對關聯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的情況了若指掌、下好“先手棋”,作決策時才能胸有成竹、打好“主動仗”,才能真正在塑造戰略機遇期的實踐活動中,掌控好“寸步不讓”與“靈活機動”的力道尺度、拿捏好“求同存異”與“聚同化異”的火候分寸、運用好的“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精髓要旨。

小 結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基于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以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的眼界和魄力,重申了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指出了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正在發生變化的新特征;明確提出了要在“兩個百年奮斗目標”與“世界轉型過渡期”重合疊加的背景下,搶抓“新機遇”、塑造“新機遇”的重要思想。對我們不斷深化戰略機遇期的理解和認識,更好地把握和延續戰略機遇期,服務民族復興的國家發展全局,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事實充分證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戰略機遇期的重要論述既是一套富含哲理、科學完整的思想體系,也是一項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的理論綱領,還是一個指明方向、厘清思路、現實可行的操作方案和行動規劃。目前,我國正處于“兩個大局”交匯的重要歷史期和關鍵時間點,又站在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鉸接原點,盡管外部形勢復雜嚴峻,各種風險挑戰接踵而至,有時甚至是驚濤駭浪,但于我們而言機遇仍在。這就需要我們深入理解、準確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戰略機遇重要論述的科學內涵和價值意蘊,堅定總體上機遇大于挑戰的信心,更新戰略機遇的觀念,深刻體會戰略機遇期中挑戰更具復雜性、全局性和可轉化性新變化的要義特征,從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更為優厚和有利的戰略機遇,在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新時期,確保以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順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