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近代西風東漸中的裁紙刀

張璐

With the popularity of deckle-edged book in the 1920s and 1930s， paper knife was widely used in China at that time. Its unique aesthetic form also promoted the spread of new cultures and new ideas in China together with its content， 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近代，在西風東漸的背景下，一種不裁頁邊的“毛邊書”傳入中國，同時用于閱讀毛邊書的新式裁紙刀也在國內出現并獲得發展，成為近代中國文房刀具的重要類型。近代中國的裁紙刀有著中西合璧的特征，一方面受到西方藝術形式影響，在材質、造型設計等處別出新意，另一方面則結合本土的文化內涵和工藝手段，在裝飾風格、功能設置上承古萌新，使之體現出中國特有的風雅意蘊，成為文化載體。此外，隨著毛邊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盛行，裁紙刀也在當時的中國獲得了比較廣泛的推廣，其獨特的美學形式亦由此與毛邊書中的內容一起推動了新文化、新思想在國內的傳播，對近代中國的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初，在中國的出版物中出現了一種特殊的書籍裝幀形式——毛邊書，所謂毛邊書，就是印刷后的書頁不經裁切而直接裝訂，閱讀時需將書頁手工裁開的書，這種書的頁邊經刀裁后呈現毛糙的質感，故而得名。而伴隨毛邊書在國內的面世，毛邊書的“陪讀伴侶”——裁紙刀也便在近代的中國文化界流行起來。

毛邊書及與之相配的裁紙刀都源自西方，有幾個世紀的歷史。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毛邊書在西方已成為一種備受追捧的書籍形式，被以各種方式加以裝飾，甚至成為典藏。在西風東漸影響下，毛邊書先傳入日本，而后由日本傳入我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魯迅等人的倡導下，中國的毛邊書發展很快，到抗戰全面爆發前達到鼎盛。與此同時，各色精美的裁紙刀也隨之進入國人視野，它們通常富有裝飾特色、具備工藝美學內涵，尤其是多結合中國本土的文化要素，將工具性、文化性、藝術性融為一體，展現出別具一格的文房刀具意蘊。

一、近代裁紙刀的形式特征

流行于近代的裁紙刀大致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呈長條形，刀身闊而薄，刀柄短，刀頭不尖銳，它們多采用象牙、硬木等貴重材質制作，并進行較為復雜的裝飾；一種為模仿中國傳統刀劍樣式制作的“迷你版”刀劍型裁紙刀，刀身為鐵、銅一類金屬材質，多帶有刀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種類型的裁紙刀，因只作裁紙用途，且常置于案頭手邊，所以為安全起見，大多不開刃。

前一種類型的裁紙刀在基本形態和裝飾程度上都受到西式裁紙刀的影響。西式裁紙刀中重要的一類即為扁寬的條形刀，短柄長刃，刀頭多為平頭或圓頭。帶一定寬度的條形刀身能夠將紙頁的折痕壓實，從而更順滑地進行裁切；圓潤的刀頭、不開鋒的刀刃則在保證一定裁切功能的前提下減少了誤傷人身的可能性，適合隨手放置在案頭。這類裁紙刀可謂“是刀又不似刀”，其外形結構減弱了刀具的利器屬性，而更突出了文具屬性，體現了鮮明的書卷特色。在材質方面，西式裁紙刀的選材是比較寬泛的，包括象牙、獸骨、螺鈿、硬木、水晶、金屬、塑料以及復合材料等。同時，與多樣化的選材相匹配的是精致并富有想象力的裝飾設計。西式裁紙刀除去實用功能外，還是極具鑒賞價值的工藝品。其造型設計追隨西方藝術潮流，運用寶石鑲嵌、金屬加工等工藝，在刀體上塑造動植物、人物、肖像、字符等，通過狹小的載體進行華麗浪漫的藝術表達。

受此影響，同類型的近代中國裁紙刀也頗注重刀體的裝飾，但有所不同的是，在裝飾題材和手法上，中國裁紙刀表現出了更多的本土特色。中國刀剪劍博物館收藏的這類裁紙刀，就能夠反映出此種傾向。館藏近代裁紙刀中有3件通體為象牙制，象牙裁紙刀在當時屬上乘，同時還能作為書簽使用。而這3件裁紙刀皆帶有特色化的中式裝飾：一件在刀柄處浮雕龍圖案；一件于刀柄、刀背上分別雕鏤寓意“太平有象”的大象形象；一件則運用鏤空雕、套雕等綜合技法加工刀柄，在橢圓形的刀柄表面通體透雕卷草紋，另外在刀柄嵌套刀身部位的外表面，以及鏤空的刀柄內部都雕有栩栩如生的佛教人物形象，體現出形意結合、趨吉迎瑞的傳統中式設計理念。另有一件館藏骨質裁紙刀亦如此。它的刀柄作飛鳥形狀，刀身弧形上翹，宛如鳥身后修長的尾翼，讓人聯想到中國畫中常見的壽帶鳥。壽帶鳥也叫綬帶鳥，雄鳥色澤美麗且生有很長的尾羽，就像披著綬帶一般。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壽帶鳥被賦予幸福長壽、加官晉爵的美好寓意，所以也成為工藝美術中比較喜聞樂見的題材。這把裁紙刀因物賦形，巧妙運用了形似壽帶鳥的造型設計來體現刀柄和刀身之間的意象關系，既美化了刀的形態，又將吉祥典雅的文化意義蘊含其中，顯露出充滿中國韻味的獨特匠心。此外，這把刀的刀背上還有一圈特別的鋸齒結構，肖似中國古代的青銅削刀。青銅削刀盛行于中國先秦時期，是用于修治簡牘的小型工具刀，其基本形態為弧背凹刃，古人用它將簡牘的表面刮平整，以及把寫錯的字刮除。而有的削刀就在刀背上做一串細小的鋸齒，用以鋸開整片竹、木板材制作簡牘?！暗侗成系匿忼X”作為青銅削刀的特殊結構，是簡牘書寫時代的歷史見證。而這把骨質裁紙刀上的鋸齒，雖不具備實際的切割功能，但通過“摹古”表達了對本土文化淵源的追溯，更加凸顯了它身上的中國血統。

西風東漸，中西合璧，毋庸置疑的是，西式裁紙刀各式新穎的創意，也激發了近代中國裁紙刀的靈感，除了運用傳統裝飾手法精雕細琢外，一些中國裁紙刀更在功能設計上展現了特點。中國刀剪劍博物館館藏的民國時期雞翅木鞘裁紙刀即為一例。這把刀的刀鞘、刀柄皆以深棕色雞翅木制成，刀鞘為長方體，略厚重，刀體則輕薄，其中刀身為鐵質，呈長方形，刀頭平直。刀身插入鞘內時，整刀全部沒入鞘中，形如一把長方鎮尺。而要拔刀時，則需先以尖頭物體觸動刀鞘頂部內凹處的小橫木，然后才能使刀體從鞘中松動拔出。這種巧妙的設計，不但能防止刀從鞘中不慎松脫，而且使其同時兼具裁紙刀、鎮尺兩種功用，充分體現了含而不露、收放自如、物盡其用的中國工藝美學風格。

第二類裁紙刀則更具有鮮明的中式色彩。學者吳化文曾在《侍坐話“毛邊”》一文中講道：“解放前后在北京東安市場，賣刀剪的商店里常賣各式各樣的中國式帶鞘的腰刀或寶劍形狀的小型刀劍，而且往往十二個一打，放在精制的匣子里售賣。一問老先生，是配合毛邊本使用的裁紙刀。外國人一次買很多把，為配合新書送人無疑?！笨梢妭鹘y中式刀劍形的裁紙刀在近代亦十分流行，并且也受到了西方人的喜愛，反過來影響了西方的文化審美。這類裁紙刀的風格特色在中國刀剪劍博物館館藏中也可略窺一斑。館藏的裁紙刀皆做成清代腰刀式樣：刀身鐵制，刀頭上挑，靠近刀背處開有細長的血槽，刀格、刀柄等部件以黃銅制，柄末端穿圓孔，可系掛繩穗。有一把在刀鞘上還設一對“附耳”，細致生動，惟妙惟肖。但在刀的裝飾上，這些小刀則并未對古刀亦步亦趨，而是另辟蹊徑。比如有的在刀鞘、刀柄上刻繪竹葉、雀鳥圖，有的以掐絲琺瑯做丹鳳朝陽圖，將花鳥畫“嫁接”于刀體上，就從觀感上弱化了古兵器的殺伐之氣，而平添了別有格調的文房氣息。

此類裁紙刀很有可能批量制作刀條，然后再根據客戶需求對刀柄、刀鞘等部分進行裝飾，所以往往刀型大體相仿，而刀裝具則有不同的個性特征。

近代以來，隨著西風洞開國門，冷兵器時代走向終結，曾十分常見、為國人所熟悉的官刀逐漸走下戰場，失去其實戰用途。然而借助西方舶來的毛邊書、裁紙刀，歸于沉寂的傳統中國冷兵器刀卻以另一種形式得到流傳和升華，甚至進入西方人的文化生活，可見文化交流往往是雙向流動、交互融合，最終匯聚成多姿多彩的人類共同體。

二、近代裁紙刀的文化意蘊

近代裁紙刀融匯中西、精工巧作，除了裁書、裁紙的實際功能外，還有其文化意蘊。它的出現和發展接續了中國文房刀具的演變進程，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文化史的變遷。

實際上，久遠以前，在中國的傳統文房用品中，刀具早已占有一席之地。山東、河南、湖南春秋戰國時期墓葬出土的成套書寫工具里，就有各種小型青銅刀具。如屬于春秋早中期的山東薛國故城2號墓，出土有一套共27件書刻工具，其中有長短不等的銅削刀7件、銅刻刀3件，并有用于打磨簡牘及磨刀的磨石3件?？梢?，早在簡牘書寫時代，即有青銅刀具在此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弧背凹刃、柄末有環的青銅削刀，更成為經典早期文化的代表。而歷史上繼青銅削刀之后，還出現了一類鐵制“書刀”。書刀多以“百煉鋼”工藝制成，刀身平直，刀刃鋒利，刀柄末端有環，其作用與青銅削刀一脈相承，為“給書簡 有所刊削之刀也”。先秦至漢前期，在紙被發明推廣之前，由于文書工作都需在簡冊上進行，離不開刀與筆，所以就將從事文書的小官稱作“刀筆吏”，充分說明了文房刀具與中國文化發展的深刻淵源。

文房刀具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積淀，便為近代新式裁紙刀在國內的傳播提供了條件，也促使其快速與本土文化相融合。當時正規的毛邊書多裝幀精致，與裁紙刀一起常作為文化人士之間互相饋贈的禮品。因毛邊書內頁不裁開，而不裁諧音“不才”，所以這套禮品組合也含有饋贈者的自謙之意，體現了中國文化中獨有的優雅與智慧。

近代新式裁紙刀的興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新的文化審美趨向。在此之前，中國雖有裁刀，但記載十分簡略稀少。明代《長物志》中有“裁刀”一條，除引用《遵生八箋》中所述及的古刀筆（即青銅削刀）外，還提到當時國內有滇中、溧陽、昆山出裁刀，其中“滇中鏒金銀者亦可用”，而“溧陽、昆山二種，俱入惡道”，可見國產裁刀中真正上檔次者寥寥。而從文人、鑒賞家更推崇上古的削刀、書刀這一點來看，可以想見彼時裁刀的樣式很可能更重實用，在修飾設計上缺少變化和創新。而西式裁紙刀東傳并為國人所認可后，近代中國裁紙刀也向著更富有創意的方向發展，其形式更多樣、裝飾更精致、設計更巧妙，裁紙刀開始作為一種高檔工藝品被賦予更深刻的匠心和更珍重的看待。隨著裁紙刀走入各家各戶的書房，這種帶著中式元素、但又新穎別樣的文化審美也就進入更多國人的視野，影響著人們欣賞文化、鑒賞工藝之美的眼光。

而新式裁紙刀對于近代以來新文化的傳播也功不可沒。近代新式裁紙刀在中國并不是孤立出現的，裁紙刀與毛邊書相伴隨，昭示了一種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內容在國內生根發芽。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魯迅等人的倡導下，中國的毛邊書出版盛況空前。從1921年到1929年，毛邊書問世量逐年大幅增長，至1929年達到333種，平均約每1.1天就有1種毛邊書在國內的書刊市場上出現。魯迅曾說：“我喜歡毛邊書，寧可裁，光邊書像沒有頭發的人——和尚或尼姑?！薄拔业淖g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彼詢H他編、著、譯、校的書刊，制成毛邊書的就有60多種。而同時代的其他作者、譯者亦紛紛加入，使得大量新文學作品和海外譯著都化身為毛邊書，毛邊書可以說占據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書刊界的主場。毛邊書這一形式在近代為一時之興，佐書的裁紙刀也必然曾盛極一時。雖然許多購書者不無趕時髦的心態，但它無疑帶動了閱讀熱潮。特別是當時有眾多外來書籍借毛邊本的形式引入，為國人審視社會、了解外界提供了一種渠道，也為新思想的樹立、新文化的傳播做出了貢獻。讀書人手握一把小刀，裁斷的是蒙昧，裁開的是嶄新的世界。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毛邊書的出版走向下坡，裁紙刀的命運亦隨之跌宕。此后直到20世紀80年代，毛邊書才漸有復蘇之勢，而現代裁紙刀已經步入工業時代的統一制式，有了另一種時代特征。于是流傳下來的近代中國裁紙刀便成為經典遺韻，透過小小的身軀，呈現百年前那個社會大變革大動蕩、同時也是文化洪流紛沓涌入、思想啟蒙時代的文化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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