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西域水道記》地圖編繪理念探析

滑 鐸 吳軼群

(新疆大學歷史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6)

地圖作為文化的產物,不僅是表述地理要素最直接的工具,也是繪制者對所選空間信息的結構性再現,體現著個人的觀念。 馬克·蒙莫尼爾認為:“地圖并不是客觀地理的再現,它只是一種中介。 人們運用它或通過它,引導或獲得對世界的理解?！盵1]即地圖作為一種中介,體現著人們對地理地貌的主觀認知與再現,“這些‘主觀’內容,來源于繪制者的目的與所處的時代、文化、政治背景等,而這些才是古代輿圖真正的史料價值之所在?！盵2]《西域水道記》作為道光年間徐松編纂的水利專書,前人研究集中于對文本內容的探討和版本的整理,鮮有關注地圖本身①。 本文通過《西域水道記》稿本與刻本地圖反映的地理要素,參考清時期新疆的地圖、方志與徐松及其周圍交游者的著述、書信等文獻,探討地圖背后的編繪理念,在解讀清人對西北地理的認知上具有一定意義,同時也可以為嘉道時期新疆方志地圖的繪制提供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

一、經世與考據并重的治學觀念

中國古地圖重視實用性,在河道治理、經學研究等社會活動中具有廣泛的作用。[3]徐松在《西域水道記》自序中直言“耕牧所資,守捉所扼,襟帶形勢,厥賴導川,乃綜眾流,條而次之”,業已表明以水道為核心著書繪圖的目的,正是因為河流關系農業生產與軍事安全,與邊疆治理息息相關,而下文所寫的“雖城郭之已改,考川流之實同”,則表明著其對于考據的重視。[4]

經世致用講求務當世之務,《西域水道記》地圖中對嘉道年間西北政事的展現即徐松關心時局的顯例。 十九世紀前后,青海蒙古諸部因受藏族各部的侵擾向北遷徙,清廷屢派大臣查辦案件,時任陜甘總督的長齡與西寧辦事大臣那彥成也多次“籌酌剿撫機宜”以安定地方,[5]徐松在《西域水道記》稿本“羅布淖爾重源圖”中即展現了這一時期青海的蒙藏糾紛。②該圖圖名雖為“羅布淖爾重源圖”,但地圖繪制的主題并非河源,而是側重于表現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1820—1821)間西寧與其周邊的營堡、關隘,以及住牧河湟地區的蒙、藏各部分布情況。③此時蒙藏糾紛日益加劇,留至黃河南岸的蒙古諸部僅有4 旗,黃河北岸則有25 旗,[6]與《西域水道記》地圖所繪基本一致。 此外,徐松在戍期間曾參與辦理孜牙墩事件,不僅文中記載有相關經過,在“羅布淖爾所受水弟二圖”中也標識有與事件密切相關的地點與部落。 孜牙墩所藏匿的“偽塔克山”在此前新疆地圖中并未被標注,徐松將其與此事件密切相關的希布察克布魯特、沖巴噶什布魯特二部均繪入圖中,盡可能地反映了西北的新情況。 而地圖與現實政事之間聯系的背后,不僅源于徐松對其蒙師左眉“講求治天下之事”這一經世理念的繼承,[7]也是嘉道時期現實社會對學術經世的新要求。

清朝統一天山南北后在政策上重視農業生產與水利建設,屯點與水渠也為徐松繪入圖中,傳達著其經世理念以及對邊疆開發的關心。 在《西域水道記》稿本地圖中,徐松以“田”字圖符突出標識烏什屯區、喀喇沙爾屯區和伊犁屯區中屯點的方位。 稿本“羅布淖爾所受水弟三圖”中畢底河南標有耕種“五千畝”的寶興、充裕、豐盈三個屯點,其原本有“八千畝”,[8]嘉慶四年(1799)因烏什倉貯糧食增多,烏什辦事大臣烏爾圖納遜奏請“裁撤屯田兵丁一百五十名”,[9]將“所出空地請交回子耕種”并免征賦稅,[10]反映著嘉慶初年新疆已出現裁撤兵屯的情形。 在稿本“羅布淖爾所受水弟七圖”中除標識耕種有“六千四十畝”的頭工、二工、三工三處屯點方位,[11]也標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喀喇沙爾派遣官兵教習土爾扈特和碩特等種地”時所開墾的田地,[12]反映著游牧部落從事農耕的情形。 此外,稿本“巴爾喀什淖爾所受水弟一圖”中標識有自嘉慶七年(1802)以來松筠主持加種的錫伯正黃旗田、惠寧城北鑲白正藍旗田、惠遠城東鑲白旗田三處旗屯與乾隆二十八年(1763)商民張尚義墾種的商屯稻田,但刻本地圖中并未標識。④同時,徐松也關注于巴爾楚克與伊犁附近水渠的修建,將其標識于圖中。 如“羅布淖爾所受水圖弟三圖”中巴爾楚克附近繪有嘉慶五年(1800)所浚的“支渠”,徐松又于文中提出“瑪拉爾巴什莊北數十里,即烏蘭烏蘇所經,若開新渠以達于莊,迭相灌輸,有事半功倍之利”的建議,[13]與道光十二年(1832)壁昌所呈“毛拉巴什、賽克三一帶荒地,地高水低,必須設法疏通水道”的奏議一致。[14]在壁昌呈奏后又經過兩年的水利建設,“原屬荒地”的巴爾楚克屯田“墾種二萬余畝,已于本年升科納糧”,[15]開墾地畝數量可觀,成效顯著,也可見徐松對于新疆水利開發的遠見卓識。 文中關于新疆水利的記載還包括喀什噶爾、庫爾喀喇烏蘇等處的渠道,但并非所有的水利建設都能有所成效,嘉慶十九年(1814)松筠欲引瑪納斯湖水灌溉魚窩鋪田地,但“渠成,水不流”,最終作罷。[16]此外,地圖中也反映著清時期新疆的生態環境,稿本“額彬格遜淖爾所受水圖”中烏魯木齊至奎屯北部繪有大量密集單線示意葦湖,所繪頭屯河、塔西河、和爾郭斯河、安濟哈雅河皆流入此處而止,體現了當時天山北麓潛水溢出帶上普遍存在“葦湖”的地貌。

中國自古即有“左圖右史”的治學傳統,《西域水道記》地圖中對考據的重視一方面源于地圖在傳統考證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與新疆地圖本就側重表現歷史內容相關。 徐松在遣戍伊犁前即強調地圖對于治學的重要性,在《唐兩京城坊考》序中寫到“古之為學者,左圖右史,圖必與史相因也”,書中也以《河南志圖》“證以《玉?！匪?《禁扁》所載”。[17]在戍期間受伊犁將軍松筠所囑修撰《新疆識略》,其中也有寫到“考證地理,非圖繪不明”,[18]不僅南北各城均附有地圖,在“新疆總圖”中也附注《漢書》地名,以援古證今。 同時,從目前留存于世的西域地圖來看,自宋代至清代中期的地圖內容“主要繪制的是曾經在西域地區發生的歷史事件,而對當時的現實地理情況只給予了極少的關注?！盵19]《西域水道記》成書于道光年間,此時新疆地圖雖已重視表現現實地理,但其中也不乏有對歷史內容的示意,而徐松在地圖中對于古河道與遺跡的繪制也有受到這一傳統的影響。

徐松在利用地圖考證西域古河道與遺跡時以目驗相佐證,具有實地考察與文獻考索相結合的特征。 《水經注》為清代地理著述考據的重點,《西域水道記》仿《水經注》體例著書,其中也不乏有對這本“圣經賢傳”的考訂,并通過所附地圖來反映古今河道之異。 在“羅布淖爾所受水弟五圖”中徐松以黑色單線示意《水經注》中的“東川水”“西川水”,結合實地踏勘考證二河即為“頭道、二道、三道河”與“渭干河”,并在圖中注記“水經注云,東南流水分為三,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水經注云,右會西川支水注入東川水”。[20]同時該圖以矩形方框標識“古龜茲城”,方框留有四處缺口以示意城門,但其遺址方位被徐松移至庫車城南,并形變放大,并不符合古城的現實方位與規模。 徐松以此形式繪制的目的則是為了反映《水經注》中龜茲東川在龜茲城中“入自城東,出自城南,與西川未入河之左一支會”的河道走向而有意為之。[21]在“哈喇淖爾所受水圖”中,徐松通過實地考察,認為“今三道溝東里許有枯河寬百許丈,兩岸有沖突形變”,推測該處為蘇勒河故道,[22]并以黑色單線示意。 此外,“四十里城”“舊沙州”“苦峪城”等遺址也被徐松標于圖中,并在文中逐一考證,以使文獻記載與現實地理相互印證。

二、大一統的政治內涵

“大一統”觀念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來源之一,至清朝被賦予新內涵的同時,也被更加深入地付諸實踐。 而《西域水道記》地圖將新疆地區置于大一統的王朝體制與傳統文化中,則是清朝繼承和發展“大一統”觀念的具體表現。

《西域水道記》地圖既是清廷將新疆納入版圖的具體象征,同時也直觀地展現了清廷對新疆的治理成效。 徐松在《西域水道記》序中即寫道“西域二萬里既隸版圖”,[23]“版圖”一詞本就具有疆域的象征,“國家撫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24]徐松在描繪地理景觀時已然將新疆視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時,徐松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必然受到乾隆時期西域戰功與“一統無外”觀念的深刻影響,其地圖在彰顯清廷昄章式廓的同時,也描繪著清廷統一西域的功績。 如徐松在實地踏勘時,途經班弟與鄂容安殉節之地烏蘭庫圖勒嶺,他“策馬留連,愴焉悲楚”,作《經伊犁雙烈殉節地有感》一詩,[25]并將此地繪于圖中。 而清朝統一新疆過程中其他重要的軍事地點,如明瑞追擊大小和卓的和什庫珠克嶺,兆惠與阿睦爾撒納余部交戰的庫隴奎山,追擒達瓦齊的格登山等,也均被繪入地圖中,在回顧大一統歷史進程的背后,正是徐松對其“權利、責任和感情” 的表達。[26]平定天山南北后,清廷確立軍政合一、以軍統政的行政管理制度,并在以邊養邊的政策下興屯田、修水利,《西域水道記》地圖中即展現了乾嘉時期清廷對西北疆域的治理與開發。 徐松以統一有序的體例與分類方式繪制新疆地理景觀,標注圖符具有一致性,聚落、軍臺、屯點等人文地理要素分別以矩形、圓形、田字形等圖符示意。其中既有較為齊備的軍臺、營塘、卡倫、驛站等軍政設施,也標識有烏什、伊犁等地的屯點與渠道等,將伊犁將軍治下的各民族及其生產生活的地域納入大一統的疆域內,展現了新疆統一后在軍府制下清廷對新疆的有效治理。

《西域水道記》地圖中對新疆各民族的標識反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特征,體現著各民族對疆域的共同開拓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 對于“南路之回子”,徐松認為其“類屬服役,皆以編氓,固不得謂之外夷也”,地圖中所繪回莊圖符形狀、大小同各大臣駐扎城鎮與州縣一致,均為矩形,被劃歸為一類。[27]對于布魯特等部,徐松將其視為清朝屏藩,并在圖中標識大致方位。 而對邊外諸部如安集延等,則認為“雖貿易時通,而荒遠僻陋,又非邊防所急”,因此并未將其繪入圖中。[28]徐松對清朝所屬各部及藩屬的不同關系采用不同的地圖示意方式,既達到為治疆地方官員提供地理知識和民情的“守邊之要,首要熟悉夷情”之目的,[29]也展現了新疆各民族共同開拓疆域的歷史面貌。 隨著清代新疆地區的民族遷徙流動,中原地區的民間文化與新疆原有的地方文化相互交融發展,徐松在地圖中也展現了這一歷史進程。 龍王廟在新疆治水興農中具有重要地位,徐松圖中所繪龍王廟包括葉兒羌東部“乾隆四十年二年辦事大臣高璞捐蓋”的龍神祠,[30]以及安西州北部的龍王廟,此外圖中還標識有葉兒羌附近的顯佑寺與哈密北部的帝君廟、石佛寺。 而文中所記載的寺、廟、祠等建筑則不止圖中所繪5 處,還包括沙雅爾東部的禮拜寺、葉兒羌南部的顯忠祠、巴爾庫勒南山中的壯繆祠等。 寺、廟、祠等建筑在《西域水道記》地圖中的廣泛分布不僅體現著“事神治民,吏之職也”,同時也是乾嘉時期新疆社會多民族文化交互融合后的結果。

地圖的形變通常體現著繪制者的觀念,《西域水道記》地圖中雅璊雅爾河與哈喇庫勒湖的形變,一方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重源伏流說”的繼承,另一方面又藉此將中原與西域以黃河為紐帶連結為一體,體現著文化上的大一統。 “重源伏流說”源于中國最早的區域地理著作《山海經》,認為黃河的源頭分別為蔥嶺河和于闐河,自羅布泊伏流于地下,東至積石山而出。 乾隆時期清廷在對黃河河源勘察后,依然遵循“重源伏流說”的觀點,并以文字和地圖的形式宣揚黃河河源位于新疆,如同平定天山南北后的立碑紀功,一并作為清代大一統的重要象征。 徐松在“羅布淖爾重源圖”中,標明星宿海上游即阿彌達等人所探明的黃河河源阿勒坦郭勒,并以喀什噶爾河為黃河“最遠之初源”,哈喇庫勒與雅璊雅爾河為其上游,[31]將乾隆帝欽定的“重源伏流說”實際應用于地圖中。 徐松實地考察后雖然認為雅璊雅爾河“自疏渠以來,灌溉浸廣,水至雅普爾古莊東,涓流每斷,所謂水不給用也”,并未注入喀什噶爾河,[32]但在“羅布淖爾所受水第二圖”中所繪二河依然相連,圖文并不相符。 地圖中雅璊雅爾河的形變即徐松秉持“重源伏流說”的觀點所致,以使地圖空間與現實空間的政治認同相呼應。 后世雖已有更正這一信息,但仍有較多的地圖與文獻將雅璊雅爾河作為河源,認為其“得龍池真源,容納眾流,洋洋千馀里,雖未能達于北河北源,亦西域一大川也”,其“自應仍列為北河一源”,[33]至宣統年間《新疆全省輿地圖》中所繪的雅璊雅爾河仍是匯入喀什噶爾河,也可見“重源伏流說”的影響深遠。 此外,徐松考證雅璊雅爾河、哈喇庫勒即唐代的波謎羅川與大龍池,并將地圖中哈喇庫勒湖形變放大,以對應《大唐西域記》中所載的大龍池“東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余里”,[34]藉此以彰顯漢唐與清朝政治的連續性。

三、融會中西的思想意識

《西域水道記》成書于清代社會的轉型時期,也處于傳統地圖學接軌西方地圖學的時期,其地圖雖以傳統繪圖法繪制,但業已受“西法”繪制的《乾隆內府輿圖》的影響而有所嬗變。 正如鄧廷楨所稱贊的“又況中西法備,分野不爽毫厘”,[35]雖有溢美之嫌,但確實具備中西特征。

徐松在圖中既采用計里畫方以便于對距離的直觀展現,同時也參酌中國傳統地圖定位的多向性,依據不同的分類原則與觀察視角對其所繪西域地理進行再現,體現著其因地制宜的觀念?！段饔蛩烙洝分兴降?9 幅地圖均以“每方百里”示意距離,對于流域面積較小的水系,徐松選擇將其圖幅放大,例如“巴爾庫勒淖爾所受水圖”以每方五十里繪制,對應胡渭“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36]兼具量度作用。同時,《西域水道記》地圖的方向并不一致,單幅地圖的方向均為上北下南,組圖則以河流右岸為上。 單幅地圖的方向是徐松在伊犁受松筠“圖幅方向皆以南為上,以敬協輔座向明之義”的觀念影響所致,[37]而在松筠主持編纂的《西藏圖說》與《西陲總統事略》中所附地圖也均為上南下北,以“緣取拱極之義也”,[38]表示尊君之意。 此外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寫道“凡輿地懸圖宜以北為上,其幾案展閱之圖宜以南為上,以坐閱多向明也”,[39]其中也應當有便于案牘資政之意。 但徐松并未完全受此觀念的限制,在組圖中,即8幅“羅布淖爾所受水圖”、3 幅“巴勒喀什淖爾所受水圖”、5 幅“宰桑淖爾所受水圖”與稿本中的2幅“羅布淖爾重源圖”,因地制宜的按河流流向,自右向左繪制,以便于翻閱使用。 以河流右岸為上繪制地圖在水系水利圖中較為常見,如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的“黃河源圖”,[40]乾隆時期《黃運湖河全圖》中的“?？诓⒍讏D”也均為自右向左,[41]按河流流向繪制。 此外,在地理要素的標識上《西域水道記》繼承了中國傳統地圖學的圖式符號,相較于此前清代新疆地圖注重寫景和繪畫技巧的表達,徐松將圖幅簡化繪制,使地圖的屬性得到增強。

徐松重視《永樂大典》中的地圖,在《西域水道記》校補中多次援引《經世大典圖》,而張穆也正是在徐松的建議下抄錄該圖。 校補中記載“《經世大典》久佚,其西北地圖一篇,載《永樂大典》元字韻,《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即據此圖為之。 今所引皆稱《經世大典圖》,以從其朔”,[42]又在考證葉兒羌與吐魯番兩地時援引《經世大典圖》,[43][44]可見徐松對于不同類型地圖的參考。 此前認為徐松所參考的《元經世大典圖》為張穆抄錄,并將其作為校補內容的時間依據。[45]但實際情況應該是張穆從徐松處得到此圖的信息,而后受徐松影響將其抄錄,并不能作為時間依據,原因有三:其一,就徐松生平而言,其遣戍前后均從事《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且一直關注于其中的地圖。 徐松于嘉慶十四年(1809)入全唐文館“奉詔纂輯唐文”,[46]期間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河南志圖》等作,在《唐兩京城坊考》中也多次以“永樂大典載太極宮東宮圖”等考證唐長安城。[47]釋還后在任京官期間,徐松不僅在與汪遠孫的書信中關注《永樂大典》的輯佚情況,“惟近日許珊林偶窺《永樂大典》獄字韻,即得宋元人判一種,現擬刊行”,[48]道光二十年(1840)又親自抄錄大典中《宋次道洛陽志圖》并“藏于好學為福之齋”,[49]既可以看出其輯錄《永樂大典》時間之久,也可以看出其對于大典中地圖的重視。 其二,就張穆生平而言,其難以接觸到《永樂大典》,且開始輯錄大典佚書的時間較晚。 《永樂大典》于清雍正年間移入翰林院,而張穆于道光十九年(1839)應考順天鄉試時因夾帶紙條而“不復得應試”,[50]一生未有功名,難以接觸到《永樂大典》。 同時,史廣超認為張穆“輯《大典》中佚書始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51]并不如徐松開始輯佚的時間早。 其三,就張穆與徐松二人往來的書信而言,張穆是受到徐松的影響而開始輯錄《永樂大典》中的佚書,《經世大典圖》也是在徐松的建議下所抄錄的。 徐松在致張穆的函札中寫到“日來曾得暇鈔書否? 大典目四冊送閱。 夏字韻實有西夏五卷,望急檢之。 夢想幾于不成寐也。 《江東十鑒》不知有傳鈔本否? 字數不多,鈔出為妙?！盵52]其中的“大典目四冊”為張穆參與輯刻的《連筠簃叢書》所收錄,從二人書信來看“大典目四冊”應得自于徐松,并且徐松在信中又建議張穆輯錄《永樂大典》中的西夏五卷與江東十鑒。 在另一封寄給張穆的信件中,徐松寫到“《經世大典西北圖》縱不甚精,亦人間未有之奇,亟宜錄之”,[53]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徐松已看過此圖,而且認為該圖具有一定的價值,而張穆此時仍尚未抄錄,正是在徐松的影響下,這幅地圖被張穆抄錄并起名為“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因此這幅圖應當經歷了徐松發現,而后建議張穆抄錄,最后由張穆贈予魏源,并被刻入《海國圖志》的過程。 而從此圖的輯錄與刊刻過程,也可以一窺西北史地作為當時的一門顯學在士人間的交流情況。

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西域水道記》地圖采用傳統繪法,文中則記載地物的經緯度以補充地圖在信息示意方面的不足。 從經度上看,《西域水道記》刻本與《乾隆內府輿圖》皆以1°為中央經線,二者具有一定的同源關系。 《西域水道記》稿本與刻本經緯度的記載并不相同,為對比其差異性,下表選取二者文中所共載的山川、政區及聚落共40 個地點,分別以稿本中所載某一地經緯度值減去刻本中同一地經緯度值,得出相應差值,如表1 所示:

表1 《西域水道記》稿本與刻本經緯度差值

其中稿本與刻本中所載的綏靖城均沿用《西域圖志》的經緯度,特克斯河與阿勒坦山山頂、山尾均沿用《水道提綱》的經緯度,因而沒有變化。其余36 個地點稿本與刻本的經度平均差值為1°41′5″,其中經度差值為負的占91.67%,稿本經緯度多取自《西域圖志》“晷度”,[54]《西域圖志》所未載之處則以《河源紀略》與《水道提綱》補充,三者中央經線皆為0°,而刻本中所載經度普遍較稿本高1°,其原因當是以中央經線為1°,與《乾隆內府輿圖》一致。 此外,刻本卷一的緯度平均較稿本高4°18′23″,徐松的修改并未使其更為精確,且與卷二所載內容相矛盾,當為作者所誤。 而徐松重繪地圖的原因也并非是山川、聚落經緯度的修改和補充,其圖中地理要素的方位與稿本相比并無明顯差異,且刻本卷一所載緯度與實際緯度相差較遠,反而是稿本更為精確。

徐松釋還歸京后確實藏有《乾隆內府輿圖》,并將其用于《西域水道記》中考證西北史地與地圖繪制。 沈垚在初次面見徐松時即“見先生所藏乾隆十三排輿圖”,[55]張穆在《蒙古游牧記》中以十三排圖考訂蒙古各部,并記載“徐星伯太守藏有內府十三排圖”,[56]而汪士鐸也認“星伯之精確以此圖貴也”。[57]《西域水道記》中雖未明確指明參考此圖,但卷四中記載“巴爾喀什之東北千余里有慈謨斯夸淖爾,慈謨斯夸之西北九千里有額納噶淖爾”,與《乾隆內府輿圖》中所標識的巴爾喀什淖爾、惹謨斯夸鄂謨、額納噶鄂謨的方位基本一致。[58]魏源在致徐松的信函中曾詢問上述地名的出處,而從《海國圖志》中“據乾隆十三排輿圖,塔爾巴哈臺之西有巴爾噶什泊,又西千余里有慈謨斯夸泊,又西北九千余里又額納噶泊”的記載,可以得知魏源已獲悉此處記載正是源于《乾隆內府輿圖》。[59]在地圖的繪制上,《乾隆內府輿圖》與《西域水道記》所繪的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以及巴爾喀什湖、羅布泊等地相似度較高,徐松應當有參考前者繪制。 二者圖中所繪額爾齊斯河水系形態與河流走向基本一致,烏倫古河水系皆呈現為U 形,河流名稱與周邊聚落的重合度較高,如圖1 所示。 略有不同的是徐松圖中齋桑湖被形變放大并略去附近部分河道,齋桑湖與烏倫古湖之間河流分布密度與《乾隆內府輿圖》相比較低。 同時,二者所繪巴爾喀什湖湖泊形狀相似,且湖中皆繪制有山;刻本地圖與《乾隆內府輿圖》所繪羅布淖爾相仿,稿本地圖中羅布淖爾下方湖泊也與《乾隆內府輿圖》所繪湖泊相似,顯示了兩種地圖在以上區域的同源關系。

圖1 《乾隆內府輿圖》與《西域水道記》中的額爾齊斯河水系與烏倫古河水系

結語

《西域水道記》地圖在直觀展現嘉道時期新疆地理景觀的同時,其所蘊含的編繪理念業已反映在圖中地理要素的分布與相互關系之中。 首先,徐松身處乾嘉樸學向經世學問轉型的階段,因而既重視地圖的現勢性,飽含對新疆農業與水利的現實關懷,同時也有兼顧地圖的考據作用。其次,《西域水道記》地圖在疆域、民族、文化等方面與現實空間的政治認同相呼應,體現著大一統的政治內涵。 最后,徐松對中西方法繪制的地圖兼有借鑒,在繪圖方法上繼承中國傳統地圖學,重視《永樂大典》中的地圖,同時也參考西法繪制的《乾隆內府輿圖》,并在文中記載地物的經緯度以補充地圖在信息示意方面的不足。

地圖的功能體現在知識、觀念的匯聚與傳授,《西域水道記》作為清代新疆方志地圖,注重歸納和總結,對于新疆水系的劃分在新疆地圖史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而作為私修刻本地圖,其價值不僅是對西域地理知識的整理與補充,更重要的是在刊刻后流傳于世的作用,對后來《皇朝一統天下輿圖》《新疆圖志》等一系列的地圖和書籍也具有重要的影響。

注釋:

①關于《西域水道記》文本內容的研究主要有:秦佩珩.《西域水道記》簡疏——羅布淖爾和哈喇淖爾水源的初步追跡[J].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4-11;馮錫時. 徐松《西域水道記》辨誤[J].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2):59-72;朱玉麒. 清代西域地理中的吐魯番——以《西域水道記》為中心[A]. 殷晴主編. 吐魯番學新論[C].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747-756;朱玉麒.清代西域流人與早期敦煌研究——以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為中心[J]. 敦煌研究,2010(5):92-98;朱玉麒. 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242-298;李軍.徐松敦煌考察說獻疑[J].文獻,2016(3):160-171;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熱西提.《西域水道記》天山南路回語地名考注與研究[D]. 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李軍. 徐松西域調查行蹤稽考[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1(4):184-196。 關于《西域水道記》版本的研究主要有:周振鶴.早稻田大學所藏《西域水道記》修訂本[J].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1)86-95;朱玉麒.《西域水道記》稿本研究[J].文獻,2004(1)172-194;朱玉麒. 《西域水道記》稿本、刻本、校補本[A]. 榮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系史:新史料與新問題[C].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383-404;朱玉麒. 《西域水道記》刊刻年代再考[J]. 西域研究,2010(3)76-80;朱玉麒.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84-241.

②此本地圖具體參見(清)徐松著《西域水道記》,國家圖書館藏清稿本,善本書號:03869。

③圖中襲爵時間最晚的是臺吉索諾木旺吉勒(索諾木旺濟勒),為嘉慶二十五年(1820),臺吉吉克濟扎卜(濟克濟札布)之子車伯克多爾濟于道光元年(1821)襲爵,但圖中僅繪制吉克濟扎卜而并未繪制其子,因此該圖表現的時間為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1820—1821)。

④稿本“巴爾喀什淖爾所受水弟一圖”中僅標識屯點圖符,并未標注文字,比照《西域水道記》與《新疆識略》所載內容與地圖,可知為以上四處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