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洞庭明月灣鄧氏的宗族構建與發展策略
——以上海圖書館館藏《鄧氏宗譜》為例

陳嘉春

十幾年前，日本學者濱島敦俊提出“在江南三角洲并沒有父系血緣共同體的基層組織”，即所謂“江南無宗族”的觀點，他認為“江南三角洲沒有作為‘社會集團’‘社會組織’的宗族”，所看到的多半是“擬似宗族(pseudo clan)”[1]。徐茂明亦承認“與皖南、浙南、福建、廣東等地區相比，蘇州宗族觀念始終比較淡漠，作為社會基層組織的血緣性宗族組織顯然也沒有徽州、福建等地普遍而強大”，但同時他又認為蘇州的宗族有自己的特色和發展道路：具有強烈的文化色彩——其稱之為“文化世族”[2]。它們雖然不像福建、廣東單姓村落那樣將血緣與地緣緊密結合在一起，對地方社會具有絕對的控制力，但在文化教育與地方公共事業等方面同樣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3]。徐先生的論述可以說是一針見血地揭示了江南宗族的特征，但要明了明清江南宗族的真實面貌，仍需要利用現存的族譜和其他文獻資料，在此基礎上積累個案研究方能實現。本文對洞庭明月灣鄧氏宗譜所作的研究即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

一、《鄧氏宗譜》稿本簡介

上海圖書館館藏嘉慶庚申重輯本《鄧氏宗譜》是現存洞庭明月灣鄧氏族譜最新的稿本，譜面另署“祠堂藏板”，應為鄧氏宗祠藏版，該譜系洞庭明月灣鄧氏族譜。鄧氏是洞庭西山三十五都六圖明月灣的大族，相傳遷山始祖是宋代扈從高宗南渡的栟櫚公鄧肅。宗譜是記載一個宗族世系繁衍和重要歷史人物事跡的文本，就如同正史記載王朝歷史一樣，宗譜的作用，就是記載一宗之歷史?！白谧V，家史也。國之有史，以紀統系、載治亂；家之有譜，以序世次、明尊卑。二者大小雖殊，而皆以傳信為兢兢?！盵4]卷一鄧氏宗譜共分四冊六卷，第一冊包含卷首和卷一，圍繞祖先源流、宗族發展和家規家風，以序言、題跋、贈詩、傳記、墓志銘等形式進行敘述；第二、三、四冊包含剩下的卷二、三、四和卷末，主體為鄧氏宗族各支世系圖表。茲提取《鄧氏宗譜》各部分標題，見表1：

表1 《鄧氏宗譜》目錄及內容概要

二、鄧氏宗族源流與世系分布

(一)鄧氏源流

據譜序，鄧氏起源于春秋鄧國國君吾離，“蓋自春秋之吾離始”，傳至東漢有開國名將鄧禹，“傳至東漢高密侯禹為二十八世祖”，到南宋時，鄧肅因隨高宗南渡，遷居洞庭西山綺里，“高宗南渡，肅偕弟勝遷吳縣西洞庭之綺里，歿，遂葬焉。子孫守墳墓，因家于此”，洞庭鄧氏也自鄧肅始。鄧氏后代且耕且讀，經歷了五代，到鄧遷時移居西山明月灣，“至六世洞綺公近徙山之明月灣”，遂為明月灣支，“其他散處四方者不一?！盵4]卷首鄧氏家族源遠流長，但其族譜中關于祖先源流的敘述充滿了模糊和不確定性，人為建構與攀附的痕跡十分明顯。譬如鄧氏稱自己的祖先是扈從宋高宗南渡的臣子鄧肅：

考宋史本傳，公諱肅，字志宏，號栟櫚，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豐儀，善談論。李剛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友。居父喪，哀毀踰禮?；兆诔胩珜W，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公作詩十一章以諷諫，有“但愿君王安社稷，國中無日不春風”之句……迄高宗渡江，扈蹕南遷，擢右正言……以朝綱日弛，不得伸其救時之志。因謝政，卜筑于洞庭之綺里焉。二世祖以后，且讀且耕，恪守先人夙志。迨六世祖洞綺公，又移居于山之明月灣，苗裔繁衍至今云[4]卷一。

據族譜記載，鄧肅在靖康之變時跟隨宋高宗南渡，被提拔為右正言，后因不得志，辭官隱居在洞庭綺里，其子孫世代耕讀，繁衍至今。然而，細細考究，卻不難發現二者的記載有所出入。首先，對于宗譜中的“鄧詩”，《宋史·鄧肅傳》無記載，考《宋詩紀事》《栟櫚集》《閩詩錄》有鄧肅《花石詩十一章》詩：“安得守令體宸衷，不復區區踵前蹤。但為君王安百姓，圃中無日不春風?！庇挚肌秷蛏教猛饧o》有鄧肅“但愿君王安百姓，國中無日不春風”之語，《四庫全書總目》有“但愿君王安萬姓，國中何日不春風”之語，均與鄧氏宗譜記載不同。其次，考諸史書，有關鄧肅的官職記載均為“擢左正言”，而非“右正言”，鄧肅的忘年交“李剛”應作抗金名臣“李綱”。再者，宋史明確記載鄧肅晚年避亂福唐(福建老家)，并無定居洞庭綺里的記載，因此族譜中所言鄧肅遷山的故事存在可疑之處。

又比如，鄧氏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東漢時的高密侯鄧禹，可能與蘇州城外的鄧尉山有關。正德《姑蘇志》記載“鄧尉山在光福里，俗名光福山，在錦峰西南，與玄墓、銅坑諸山聯屬”[5]。鄧尉山之名，宋代不見記載，洪武《蘇州府志》始見記載，此后各類地方志從之。把鄧尉山與鄧禹聯系在一起則要到萬歷中期，由陸應陽原纂、清蔡方炳增輯的《廣輿記》中稱其為“相傳鄧禹所居”。最晚到明末，鄧禹即鄧尉的說法已經流傳開來。民國《吳縣志》引明末徐枋云：“鄧尉，相傳西漢人，陸廣微《吳地記》已不知其名，故志皆無之，今忽誤為鄧禹?！盵6]鄧尉山的傳說與鄧氏宗族對自身祖先世系的構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鄧氏宗譜》的源流反映了鄧氏宗族早期先祖記憶的遺失。就鄧氏而言，其在對早期祖先世系的構建過程中，依托了當地鄧尉山的傳說，編造了鄧禹后代鄧肅定居綺里的故事，揭示出族譜編纂的多種可能性。

(二)世系分布

洞庭鄧氏經過數百年的繁衍生息，人丁興旺，尤其是洞綺公“贅居于明月灣之殷氏”得以定居之后，家族的人口迎來了快速增長期[4]卷一。后世子孫在各地開枝散葉，逐漸形成了明月灣、東昌、壽州①三大支派，以及松江華亭、常熟虞山等一些小的分支?！柏屎笪鰹槿笾В簽閴壑?、為東昌、為我山明月灣星沙一支，又自明月灣分徙之數支者……就三大支之繁衍而言則為枝中干，其他若虞山、若華亭者又為枝中枝矣?！盵4]卷首

鄧氏宗譜中對壽州、東昌兩支的形成過程有著詳細的描述。自北宋志宏公鄧肅遷綺里之后，越六，傳至洞綺公(鄧遷，字云松，號洞綺，志宏公六世孫)“贅于山之明月灣”。越八，傳至道常公(鄧道常，字卜年，號念吳，志宏公八世孫)，因明太祖調江南富戶十萬戶填實鳳陽，“由明月灣徙鳳陽，又分族壽州?！盵4]卷一其子孫雙塘公(鄧洲，字景陽，號雙塘，志宏公十二世孫)“自臨淮遷居壽州”[4]卷二，元昭公(鄧旭，字元昭，號林屋，志宏公十四世孫)“自壽州遷居金陵”[4]卷二，此即為壽州派。鄧肅季弟諱勝者“分其仲子元二公于建昌之南城縣……至元季明太祖崛起濠泗間，分兵四出。值閩寇攻建昌府南門，仲璋公從王左承萬戶與賊血戰陣亡，長子均顯，公遂襲封萬戶”[4]卷一，此則為東昌派。

不同于奉調遷往鳳陽的道常公一支，洞綺公長子鄧金及后代仍居明月灣。金生三子：楨、榮、禨。楨之后代子德公(鄧永昌，字子德，志宏公十一世孫)遷松江，為松江支。榮生子鄧財、鄧真，財生三子：長子銘一公(鄧書中，字銘一，志宏公十世孫)、次子銘二公(鄧定中，字銘二)、三子賓三公(鄧立中，字賓三)；真生二子：長子寶一公(鄧珍，字寶一)、次子實二公(鄧德，字實二)。除銘二公無考外，其余各成一支。賓三公之后，到希賢公(鄧希賢，字思齊，吳縣廩生，志宏公第十二世孫)又析成數支，其長子月川公(鄧涇，字惟源，號月川)、次子月湖公(鄧渭，字惟清，號月湖)、三子云山公(鄧淮，字惟東，號云山)、四子澗樓公(鄧泮，字惟學，號澗樓)、五子月洲公(鄧瀛，字惟洲，號月洲)及其子孫自成一支。寶一公之后為乾衡公(鄧元昊，字乾衡，志宏公第十一世孫)支，實二公之后為乾清公(鄧元旻，字乾清，志宏公第十一世孫)支。禨生子岐、周，岐生二子：長子容、次子受，容生子俊(鄧俊，字子偉)，受生子信(鄧信，字子誠)，子孫皆為子偉公支；周生子納，納生二子：長子淳(鄧淳，字子仁)、次子滔(鄧滔，字子潮)，子孫皆為子仁公支。另外鄧氏還有一些支系分散在外，“或松江，或常熟，或僑寓長沙”，但也都“以正言公為不遷之宗”[4]卷一，見圖1。

圖1 始遷明月灣洞綺公六世至十一世世系圖

三、鄧氏宗族構建與組織化的努力

(一)清初的聯宗

在鄧氏宗族的繁衍發展過程中，各大支派長期分處四方，彼此之間很少聯系，甚至有些支系已經不可追尋了，“自明興二百七十年間，族姓闊遠、南北殊隔，各不知其分流所在?！盵4]卷一可以預見，如果任其發展下去，鄧氏宗族必將變得四分五裂。然而今天所見到的宗譜中卻將這三大支系全部囊括其中，那么分居各地的鄧氏各支是如何重新建立起聯系，完成“認祖歸宗”的？在族人鄧旭在為宗譜寫的自序中或許可以找到答案，“皇清定鼎，旭由壽州以登丁亥進士。越二年，而秉恒弟由東昌以登己丑進士，因相聚而考其源流，各持譜牒以證世次，則二編所載實同，而依世論次，則旭與秉恒實昆弟行也?！盵4]卷一

清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鄧旭(鄧氏壽州派族人)與鄧秉恒(鄧氏東昌派族人)先后蟾宮折桂，取中進士，然后得以結識，經過互相對照譜牒，得以確定彼此的世系關系。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件落葉歸根的幸事。但筆者認為，發生在清初的這起聯宗實際上可能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活動，聯宗的雙方并非是具有同一血緣關系的群體，聯宗之事是出于政治、經濟等多方面考慮的結果。在此之前，鄧氏一族并沒有做官的族人，直到清初兩派才先后有族人考中進士。鄧旭先是授翰林國史院檢討，后又升陜西洮岷兵備道，鄧秉恒則是授昆山知縣。聯宗之后，各支之間可以相互照應，有利于整合宗族內部的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源，提高宗族的整體勢力和在地域社會中的話語權。尤其是通過科舉獲得的賦役“優免”，對于鄧氏宗族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來自王朝政府的支持對于聯宗也起到了推動作用。明清兩代對于宗族給予了很大的自由，更是積極倡導民間修譜。明太祖曾發出“六條圣諭”，號召以宗法倫理教育家庭成員。清朝更進一步，康熙時頒布“圣諭十六條”，要求民間“篤宗族以昭雍睦”，雍正更是號召百姓編修宗譜，“修族譜以聯疏遠?！盵7]聯宗以后，鄧氏宗族開始注意到要強化各支派的聯系，于是這才有了修建祠堂和修撰宗譜的行為，通過這些行為，宗族把內部成員個人獲得的功名，轉化為了宗族全體的榮譽。

(二)宗族組織化的努力

一是建立祠堂和祭祀制度。鄧氏宗譜的修撰雖然始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但祠堂的建造較之要晚得多。雍正年間始鄧氏宗族有集資建祠的計劃，“雍正癸卯族中勉力捐貲子母以為建祠、修譜之費”，祠堂的告成則更是要到乾隆十年，“祠堂已于乾隆乙丑告成?！盵4]卷一

祠堂和墓園是鄧氏族人祭祀祖先的場所，但“同祠合祭”顯然不是一家一戶所能獨立完成的，需要有力量的團體(比如族)來組織。為此，鄧氏還設立了一套祭祀制度，其中對祖先祭掃、宗族公議、宗族族產等事宜都有明確規定：

一、祭期定于春秋之仲月，祭品宜照祭單備辦，毋得省費茍簡；至祭畢飲福，乃先人余澤所頒，宜盡懽而散，毋得倚酒鬧事。一、遇正事須公議者，預期通知各支齊集祠堂，尊長發議，卑幼參議，務須平心抑氣、斟酌盡善，毋得在祖先前有凌勃呌囂之狀。一、始祖正言公墓遠在綺里，子姓惟春秋祭掃始得一至。祭畢，宜周視四址及大小樹木，以防他姓侵盜[4]卷一。

首先，每年春、秋兩季各需要祭掃祖先一次，祭掃的場所是宗族的祠堂和墓園。其次，祠堂作為祖先力量的象征場所，具有神圣的意義。凡宗族大事，各支齊聚祠堂，在先祖面前商議，遵循長幼尊卑的禮法。另外，不僅是祠堂和墓園，甚至其周邊種植的大小樹木都被視為宗族的共同財產，鄧氏宗譜中收錄的祠堂基額則和墓山額則都對其大小范圍有著詳細的記載，在祭產被他人侵占時，可作為向其理論或訴諸法律的依據。族譜中記載有一起祭產糾紛就是這樣解決的，“此則昔年被圻村王氏侵占。乾隆五十五年，族眾向王氏理論，仍歸鄧氏，已立界石?！盵4]卷一

二是放寬“宗族”成員范圍。早在二編宗譜時，鄧氏宗族就制定了十二則凡例[4]卷一，嚴格框定了“宗族”成員的范圍。據此，有幾類人是被排除在鄧氏譜系之外：第一，“自絕于祖降為皂隸，或從浮屠、老氏之教及為異姓者不登于譜”。古人重德行而輕文藝，德行有虧之人即使學問再高也會為人詬病。另外，帝制社會，參加科舉考試考取功名才是光宗耀祖的正道，而從事低賤的工作例如皂吏(在當時是賤業)是自甘墮落的表現。出家(僧、道)被視作崇拜外神，這是對祖先的大不敬，因為人們覺得崇拜外神會疏忽祭祖。特別是宋元以后，理學才是經過官方認證的正統，與佛、道在祭祀的觀念和儀式上有著根本性的分歧[8]。改姓則更不必多說。這些行為在當時都是離經叛道的表現。第二，未嫁女性族人“非有大孝敬堅貞苦節，足以風世”一概不允采入。在儒家理學的束縛下，普通女性族人在宗族中的地位很低，展現父系世系關系的宗譜對于女性來說也是極度不公平的。所以如果不是有“大孝敬堅貞苦節，足以風世”的女性，宗譜一概不錄。反而是出嫁的女性族人因為《春秋》等儒家經典的舊例有可能被載入宗譜。第三，“三殤”之人?！叭龤憽奔撮L殤、中殤、下殤?！秲x禮·喪服》：“傳曰：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蔽闯赡昃驮缡诺淖铀檬遣荒茌d入宗譜的。第四，非本宗族成員。宗譜所要反映的是一個宗族的血緣世系，所以諸如螟蛉、抱養、野合奸生、入贅等手段混入宗族，與本宗族沒有血緣關系的人都是不被允許的。

不過，為了使鄧氏宗族邁向“組織化”，這一情況在清代發生了變化。例如，在新編的十四則凡例中，曾經被明確禁止的“出繼異姓”和“為僧、道”的行為在嘉慶年間得到了諒解，“或萬難存活不得已而為此，猶可原情”“如歸宗，仍許列名”[4]卷一。筆者推測，洞綺公“贅居明月灣”的事例使得鄧氏宗族意識到將“出繼異姓”的族人排斥在族譜之外是不妥的行為；同時處于關鍵發展期的鄧氏宗族也迫切需要新鮮血液的支持，一旦出贅者歸宗，甚至是攜子孫一起歸宗，更能使其關系網絡擴大，因此才有了適當的變通。至于關于崇拜外神的行為獲得了宗族的許可，則可能意味著宗族勢力在與外神信仰的較量中已經逐漸處于劣勢的地位。

三是編修族譜?！白V牒之作，所以敬宗收族，仁孝之思所托也?！盵4]卷一通過修撰宗譜的行為，可以把宗族成員以譜系為紐帶緊密結合在一起，以宗族規范約束成員的言行，起到安定地方社會秩序的作用。持續的修譜活動使鄧氏譜系得以綿延，宗族得以傳承。鄧氏宗譜創修于嘉靖二年，主持編修的是志宏公第十二世孫鄧希賢，此后又經歷了七次不同程度的編修，一直到嘉慶五年才形成了目前所看到的稿本。茲將各次修譜活動見表2：

表2 明月灣鄧氏宗譜編修源流表

從族譜的編修過程，依稀可以反映出鄧氏宗族的發展歷程。鄧氏宗譜第三次編修于順治十二年，聯宗是編修的直接原因。清初是社會秩序重塑時期，鄧氏宗族在通過經營土地和長距離貿易積累財富進而投資科舉之后，終于在清初有宗族成員通過科舉考試晉升官僚階層，社會地位得到提升，鄧氏宗族通過聯宗擴大了影響力。然而在這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鄧氏一族沒有再出現一名能統領全族的領袖人物，也就無法再享受土地賦役上的“優免權”，宗族的發展遇到了困境，宗譜的編修也陷入了停滯。直到雍正年間，在鄧秉鉅的提議下，整個宗族進行了一系列組織化的努力。鄧秉鉅先是寫下《始祖栟櫚公遷山本末》，強化了族人對于祖先的記憶，又立合宗祠堂、墓園，進行同祠合祭，加強了宗族的凝聚力和族人的認同感。此后宗譜編修的時間間隔明顯降低，每隔十幾、二十年就會有一次編修，說明鄧氏宗族進入了穩步發展時期。

四、鄧氏宗族的發展策略

(一)商業立本

就其意義而言，宗族的祭祀活動往往需要各支集體參加，在聯絡感情的同時，也有利于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強化宗族的集體記憶。然而，宗譜中的某些記載卻透露出各個支系之間分散的狀況仍然是普遍現象。聯宗之后，各支仍舊分居異地，其聯系并沒有多么頻繁和緊密，即使是在合宗祠堂建成以后，各支之間的交際也僅限于每年固定的祭祖儀式。鄧氏宗族并沒有隨著一系列的宗族構建活動而成為具有強大地域控制力和內部凝聚力的“組織”，相反其族人始終以經商為主業，散居各方。

洞庭兩山地區自古就有很濃厚的經商風氣，“土狹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挾貲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者?！盵9]當地人往往以家族為單位，例如子仁公支第十九世孫鄧學海，其祖上世代經商，高祖景明公“經營南楚”，伯曾祖礎臣公“系跡湖南，挈眷而徙”，叔曾祖名臣公“就計慈灣”，大伯治初公“貿易荊南”，父親治隆公“奉祖命南行，素手就道，居數年，旅槖少充，旋自立業”。甚至有人為了生計而放棄舉業，“鄧君諱秉鉅，字介明，吳縣人，世居洞庭之西山……遂棄舉子業，專力治生以干其家……自少至壯，往來于三湘七澤之間……”這些外出經商的族人大多出沒于湖廣一帶，并在當地成家立業，常年沒有回家，只能通過書信與親人聯絡，與宗族的聯系變得斷斷續續。當然，在外出經商的同時，也需要留有一子，負責打理祖宗基業，因此才會有鄧學海的曾祖良臣公“克守懷仁”、二伯企高公“不勝跋涉，務本家園”。另外，為了使外出打拼的族人無后顧之憂，鄧氏保留了其家產的繼承權。鄧學海之高祖景明公晚年“購有金氏舊宅，更建三堂，顏曰：懷永、懷仁、懷寧，分授三子，與長礎臣公以懷永，仲良臣公以懷仁，季名臣公以懷寧”，其中遷徙到外地的長子和三子也都分得一堂。學海的祖父在分析家產時，三個兒子“各據一紙親書”，無所偏頗[4]卷一。得益于此，鄧氏宗族才能保持良性發展。

(二)造福鄉里

鄧氏宗族雖然沒有像華南的宗族一樣具有強有力的組織和凝聚力，但卻秉持著造福鄉里的策略，有其自身的特色。鄧文璽是遠近聞名的大善人，平日里鋪橋修路、葺砌廟宇，“某路崎嶇則平之，某廟傾圯則葺之?！睙嵝墓娴耐瑫r，他也不忘仗義疏財，在鄰里為官府攤派的差役為難之時“諾米數百石，隨公牒而輸”。像鄧文璽這樣的善士在鄧氏宗族中比比皆是，他們在造福一方的同時，也在鄉里留下了鄧氏的美名。此外，鄧氏宗譜中記載有大量貞潔烈婦在亡夫后侍奉舅姑、克盡婦道，受到國家旌表的事跡，在地方社會中起到了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4]卷一。

五、結語

長期以來，圍繞“江南有無宗族”“江南宗族的形態”等問題，學界討論眾多，觀點不一。如徐茂明將江南的宗族定義為“文化世族”，趙世瑜則認為洞庭商人家族是“合同式宗族”，其通過贅婿或締結姻契關系建構出一種“合伙制社會”[10]。然而宗族建構的內在機制究竟如何，有必要進一步深入討論。鑒于現存文字資料稀少，流傳下來的族譜或可作為探究問題的切入點。明月灣鄧氏的案例很難代表整個江南“宗族”，即使將范圍局限在蘇州一地，也不一定可以得出一個準確的通論。但歷史研究仍應建立在對個案細微分析的基礎之上，深入歷史的微妙之處，并透過族譜這一文本去探究和再現其背后的“結構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明月灣鄧氏及其族譜為分析清代蘇州的族譜編修活動，討論當地宗族的形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注 釋：

①明月灣：在今江蘇蘇州西山鎮；東昌：在今江西撫州南城縣；壽州：在今安徽淮南市壽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