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的譜系特征與價值重估

郭 永 平,袁 平

農業文化遺產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動力源泉。目前,學界關于農業文化遺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資源開發(1)閔慶文、孫業紅、成升魁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資源特征與開發》,《經濟地理》2007年第5期。、價值挖掘(2)朱志平、王思明:《價值挖掘與路徑選擇——長三角地區農業文化遺產傳承與利用研究》,《中國農史》2021年第6期。、共享經濟(3)Li Maolin,“Analysi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 Henan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ing Economy Based on Big Data”,Journal of Physics:Conference Series, vol.1744,no.3,2021.、文化景觀特征識別(4)胡最、閔慶文、劉沛林:《農業文化遺產的文化景觀特征識別探索——以紫鵲界、上堡和聯合梯田系統為例》,《經濟地理》2018年第2期。等方面,呈現出深層次、多維度的學術態勢。農業文化遺產研究不僅要吸收已有學術思想和借鑒新的理論范式,更要超越表面單一的特征,從遺產系統形成和演進的內部邏輯去發現農業遺產研究的多維度視角,將譜系學的理論方法運用于農業文化遺產研究,能更細致和深入地梳理其發展脈絡、分析其組成要素。論文將譜系引入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的研究之中,從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的形成、全球(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話語的提出等對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譜系展開研究,并進一步闡釋農業文化遺產在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晉陜豫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價值。

一、歷史生態: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的形成

距今8,000年前后,我國北方處于全新世適宜期,氣候轉溫變濕。良好的氣候條件為人類生業模式的演變創造條件,促進了農業的起源和發展。黃土高原屬于暖溫帶、半濕潤地區,從積溫、降水和季風三大氣象上看,具有明顯的氣候邊界效應。同時,由細粉粒組成的黃土含有多種微量元素,其土地肥沃且易于耕作,適宜農作物的生長。(5)胡澤學:《三晉農耕文化》,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8年,第25頁。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奠定了中原地區以農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原地區成為世界農業肇始最早的地區之一,孕育了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精神。(6)王保國:《地理環境、農耕文明與中原文化的基本趨向》,《殷都學刊》2006年第1期。晉陜豫是農業文化遺產較為集中的地區。相似的自然地理環境會逐漸形成同一文化圈,進而產生地區內文化認同和共同意識。(7)鞏啟明:《從考古資料看仰韶文化的社會組織及社會發展階段》,《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與此同時,在晉陜豫三省交接地帶的黃河金三角區域,豐富的鹽和銅成為上古時期凝聚黃河兩岸不同族群的重要資源。也正是由于相同的自然氣候環境、相似的歷史地理環境與生態區位,加之“資源”鏈接著不同族群,商周時代乃至更早,在頻繁的互動與交流中區域內部的文化認同逐步加深,晉陜豫區域共同體逐步形成。

在仰韶文化時期,社會經濟形態逐漸發生轉變,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距今8000年前后,中原地區古代先民的生業形態由采集狩獵向農耕生產轉變,開始從事種植粟、黍的旱作農業生產。第二階段,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后,中國北方地區古代先民建立了以粟和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經濟社會,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產成為仰韶文化的經濟主體。以此作為標志,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北方地區正式進入了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社會發展階段。(8)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發現》,《光明日報》2019年8月5日,第14版。在仰韶文化時期,中原地區孕育了諸多華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區的發生、發展和繁榮壯大的過程正是華夏民族從“農業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進程。(9)張海:《從農業起源到城市革命》,《科學大觀園》2023年第13期。農業文化遺產不僅是歷史社會發展的產物,也為中華民族早期文明的發展提供了不竭動力。

農業文化遺產既是傳統農業文化的重要見證,也是當代農業重要的“活態”資源,為現代社會中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貢獻著智慧。晉陜豫悠久的農業歷史催生了傳統的農業文化,以農業文化遺產為載體的傳統農耕文明在農民生產生活中延續。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眾多,不僅保存了較為古老的農業生產方式和技術,而且其豐富的農業技術資源、農業文化景觀和農業生態理念更是區域振興的重要依托。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可以分為舊石器時代晚期、舊石器時代晚期過渡到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有山西柿子灘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的過渡是河南李家溝遺址,新石器時代包括河南仰韶文化遺址、河南廟底溝遺址、河南妯娌聚落遺址、陜西北首嶺遺址、陜西姜寨遺址、陜西李家村遺址等。上述遺址所屬的區域是農業文化遺產較為集中的地區。

我國擁有豐富、多樣的農業文化遺產,截至2023年11月,共有86項農業文化遺產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系統”保護名錄,這86項農業文化遺產分布于26個不同的國家。其中,我國擁有22項,數量居全球首位。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積極回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國際計劃,從2013年開始到2023年,農業農村部已經認定7批共18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涉及晉陜豫的有6項,分別為陜西佳縣古棗園系統(第一批),河南靈寶川塬古棗林(第三批),山西稷山板棗生產系統(第四批),陜西鳳縣大紅袍花椒栽培系統(第四批),陜西臨潼石榴種植系統(第五批),山西陽城蠶桑文化系統(第六批)。其中,陜西佳縣泥河溝村古棗園在2014年4月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023年9月15日,晉陜豫有5個項目被列入第七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單,分別是山西渾源恒山黃芪栽培系統、山西長治黨參栽培系統(長治市平順縣、壺關縣)、河南寧陵黃河故道古梨園、河南林州太行菊栽培系統和陜西府谷海紅果栽培系統。在晉陜豫,有包括粟作遺址和稻作遺址在內的中國遺址類農業文化遺產,有林公堤和龍首壩等中國工程類農業文化遺產,以及包括仰韶小米和晉祠大米在內的中國特產類農業文化遺產等。農業文化遺產體現出中國原始農業和傳統農業的演進和發展,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地方農業發展在歷史中的結構性作用,其作為一種重要的農業資源,在當代農業和生活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它不僅能夠完善地方的農業結構,調節農業生態,為當地農民提供多元的生計方式,還能維持當地生物多樣性、保持當地獨特的農業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延續其典型的生態區位布局,維系與農業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

二、話語轉化:農業文化遺產譜系特征

農業文化遺產的形成過程亦是其譜系特征形成的過程。近代以來,社會各界對鄉村文化的認知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的實踐歷程。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重新認識和利用農業文化遺產,將華夏文明起源、農業歷史記憶和當代鄉村發展連接起來,這成為晉陜豫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實現農業文化遺產從微觀到中觀、橫向到縱向、表層到深層的分析,深化對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的認識。作為物質和文化資源的農業文化遺產,在鄉村建設的過程中經歷了話語變遷,經歷了從地方語境到國家語境、從傳統到現代的譜系化轉向。只有明確農業文化遺產內在的譜系特征,才能真正認識其對于鄉村振興的重要價值。

(一)農業文化遺產的內涵

農業文化遺產的話語變遷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對農業文化遺產的認識還停留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保留的農業文獻、農業文物以及農民的實踐經驗。1955年,王毓瑚關于“祖國農業遺產”的文章——《關于整理農業文化遺產問題的初步意見》發表;同年,“整理祖國農業遺產座談會”召開。1958年,石聲漢的《中國農學遺產概要》和萬國鼎的《中國農學遺產選集》出版,這兩部著作將農業遺產的收集整理和重新認知提上日程。第一階段對農業文化遺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經驗的文獻類產物與實體,而對農業文化性要素及農業主體的關注較為薄弱。這一階段,社會對“農業文化遺產”的認知表現為祖國醫農遺產—祖國農業遺產—農學遺產—農業遺產—農業文化遺產等研究領域的轉變。

第二階段,肇始于聯合國糧農組織2002年啟動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10)閔慶文、孫業紅:《農業文化遺產的概念、特點與保護要求》,《資源科學》2009年第6期。。2012年,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發掘工作啟動。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將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定義為:“農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這種系統與景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且可以滿足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有利于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11)朱婭、李明:《農業文化遺產話語互動、變遷及體系建構》,《中國農史》2020年第6期。以此為標志,農業文化遺產中的活態部分日益得到重視。這一轉向區別于各種單一外力推動的措施與行動,強調在內部的遺產地和外部多方主體的結合下,以農業文化遺產系統本身為核心,以鄉村生態、民俗活動、生活形態等為主要實踐形式,從根源上實現鄉村內生動力增長,從而更好地促進當地居民的生活發展。由此,農業文化遺產被賦予新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可見,農業文化遺產的主要內容逐漸從文獻類、工具類、農業技術類農業遺存過渡到包括文獻類、農業技術類、遺址景觀類、物產物種類、工程類和聚落類在內的綜合形態。農業文化遺產由抽象走向具象、從概括轉化為具體,愈加注重其對于當地的實際功用。農業文化遺產話語的變遷過程,一方面體現了其在農業歷史和文明發展宏觀敘事上的重要見證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社會正在逐漸挖掘農業文化遺產對遺產所在地的現實價值和實在功能。而將不同內容和要素納入“農業文化遺產”的范疇,能夠進一步闡釋出外界對于農業文化遺產的實質性認識,梳理出農業文化遺產內涵的多層次價值。

(二)農業文明的延續性

“古代人類真誠的文化產生,即在河流灌溉之農耕區域?！?1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4,3頁。古代中國以農業立國,農業文明的發展史就是中華文明的發展史。我國原始農業是農業文化形成的開端與核心時期,中國北方主要是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原始農業構成中華文明起源記憶的重要部分,即由采集狩獵為主轉為以馴化動植物定居的原始種植農業。農業文化遺產展現著中國農業文明興起發展的社會歷史語境和文化觀念脈絡,形塑了地方對于華夏文明的內在認知;其不只提供關于農業歷史的發展軌跡,更呈現了以農業為生計手段的農民圍繞著耕地生、長、老、死的現象;同時也體現出鄉村文明發展的演進與內在的變遷?！肮透褡迮c其耕地相聯系,膠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祖宗子孫墳墓安于斯?！鞭r業文化遺產延續農業文明,保留和繁衍農業生產與生活的集體記憶,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貫倡導的文化遺產價值標準——“突出的普遍性價值”,這是關于中國農業起源演進與華夏文明記憶的雙重敘事。

農業文化遺產的譜系構建不僅注重其歷史脈絡,也注重在整體發展之外的事件,即橫向拓展的問題。在重估農業文化遺產價值時,不能忽略與農業文化遺產關系密切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生態環境。關注農業文化遺產的動態形成過程時,需要從歷史的視野出發。承認農業文化遺產歷史事件發生的不一致性,也就是既要解析其發生形構中的必然流程和必然要素,也要看同時期不同空間所形構的不同文化遺產。農業文化遺產所處的環境可以分為改變人為村落布局的自然環境和人文影響自然形成的綜合景觀,在日常交互中自然與人文合二為一,自然為人類提供適宜的環境、氣候、地質條件,人類維護并保持生態平衡以獲取生存所必需的各類資源。因此,對農業文化遺產應該進行全面、多維的認識和研究,在關注農業文化本源和來源譜系的同時,也要從多維、綜合的視角去重估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

(三)本土性和地方感

某種程度上,農業文化遺產的本質屬性既歸于“本土”和“地方”,又是國家文明起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本土”和“地方”并非作為整體的對立而存在的。從時空上看,“本土”和“地方”形構著關于中國國家地理版圖和華夏精神文明的雙向空間。在空間向度上,農業文化遺產是基于國家的宏觀視角,然其生成必定是基于“在地”和“區域”范圍內的。在時間向度上,基于特定的文化景觀和表征展演,農業文化遺產在實現“過去的再現”之同時,也與“過去”空間的“地方感”相聯系,是在現代價值體系中將其置于經驗性的地方感知之中。(13)張原:《從“鄉土性”到“地方感”:文化遺產的現代性承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在現代遺產保護與利用的進程中,文化遺產逐漸從“地方”走向“地方周圍”、從“傳統的”“過去的”融入“現代的”“現在的”,但這并不代表“地方”和“傳統的”的屬性消逝或者走入靜態傳承,而是進一步強調其地方感和傳統性的作用與價值。農業文化遺產的活態性之一在于其流動性。雖然農業經驗無法實現完全共享,但農產品經由現代市場可以實現多重流動,在此過程中實現地方“本土性”的直接表達并完成“他者”對于當地的認知。

(四)從農業生產到農業信息“生產”

農業文化遺產最初是地域內某一歷史階段的農業生產過程和農業生產成果的集合,記錄了歷史上不同階段農業發展演進的歷程,是區域農業歷史的“活化石”。農業文化遺產活態發展對于人類社會意義重大。將農業文化遺產中孕育的農業技術、“天人合一”等生態理念、農業經驗運用到現代生活和現代農業之中,研究農業文化遺產所體現出來的農業發展、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等的信息要素生產過程及其背后的實踐譜系,闡釋農業信息要素的生成體現出不同歷史階段下農業生活的特征,以及融合了同一地方、相同時段的農業文化表現形式,這是發展現代生態農業的重要歷史依據,也是在踐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農業知識信息包括農業物質生產的過程。從根本上來說,傳統的農業信息要素雖然在工業化時代逐漸微弱,但其仍然在現代化環境中繼續生長與發育。在此過程中,農業知識信息擴大了對于傳統農業現存的和在地的功用認知,而將一種地方性知識轉換成能在不同時空中流動的信息,這是后農業社會對于農業遺產的新要求。

三、活化傳承: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重估

文化遺產作為具有特殊稟賦和可以賦能多種產業的資源要素,正逐漸成為助推鄉村振興的文化內驅力。傳統農業賦予了農業文化遺產的綜合和多元價值。在后農業社會,鄉土文化的興盛必須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這就需要從多維度和多視野重新認知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尤其在將農業文化遺產轉變為農業資源并運用于鄉村發展中,需要充分認識到農業文化遺產對于鄉村發展的作用與價值。重構農業文化遺產價值的深層邏輯具有雙重性,即在突出農業社會自然性的同時,也要強調其蘊含的農業經濟價值和人文精神價值。農業文化遺產作為鄉村價值的一部分,主要分為內生性價值和外顯性價值。農業文化遺產的內生性價值主要包括維系傳統農業價值、傳承中華農業文明、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延續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獨特性和多樣性,以及中華文明的文明化進程見證等幾個方面。而外顯性價值則更加注重外在的功能,即重視遺產所在地的綜合發展。

第一,農業文化遺產的物質遺存是傳統農業最直接的見證,是傳統農業在現代社會的重要表達方式。傳統農業的價值包括物質層面、技術層面和理念(經驗)層面,農業技術和農業理念作用于物質層面,并直接表現在物質層面。傳統農業的物質層面是農業價值的基礎層面,代表著傳統農業的直觀成就,蘊含著民眾在世代相傳中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農業文化遺產的結構性價值之一就在于其能展現出在歷史時期當地的民眾是如何在農業方面與土地和環境相適應,并總結出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從而促進現代農業生活的生態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例如,黃河流域古棗樹歷史悠久,生態效益明顯。山西省稷山縣是我國現有古棗樹最多、最密集的地方。該縣有千年以上古板棗樹1.75萬余株,五百年以上古板棗樹約5萬株。2017年,稷山板棗生產系統入選第四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2019年,稷山板棗生產系統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預備名單。該遺產是由古樹文化、生產文化、生活文化、飲食文化、棗饃文化、民風民俗等形成的“板棗樹—樹下作物”農林復合模式,體現出棗糧生產、水土保持、防風固沙、文化信仰的獨特旱地利用復合系統。尤其是“棗行為習俗與節慶文化,為棗文化遺產的活化與傳承創造了條件。數千年棗栽培與棗文學的伴生,棗文化品格的形成與哲學意蘊的積淀,鑄就了形上文化高地。文化賦能有力地提升了產業效益,多層面的文化系統構建則是古棗林復合系統的精神支撐”(14)孫金榮、孫驥:《黃河流域古棗林復合系統文化論略》,《古今農業》2022年第3期。。這種農業生產系統是民眾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實范例,充分展示了區域民眾的“天人合一”和“天地人和”的農業思想,是在維持生計的基礎上對自然環境的合理利用。

第二,農業文化遺產的發展利用有助于保持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獨特性和多樣性。中國空間廣域,歷史悠久,生態文化多樣,歷史時期農業生產、農業生活較為多元。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各地獨特的農業方式和農業生活漸趨消失,中國農業逐步單一化和統一化,而保護利用農業文化遺產是留住歷史記憶、激活鄉土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徑。陜西省漢陰縣的鳳堰古梯田屬景觀類農業文化遺產,包括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鳳堰古梯田是清代前期湖廣移民的重大舉措,融合了清朝統治者與移民家族對于陜南漢陰地區集體建設的歷史記憶。臨潼石榴由漢代張騫出使西域而引進栽植,已有2000多年的栽植史,見證了古絲綢之路文明。2020年,臨潼石榴種植系統入選第五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錄。農業文化遺產不僅具有獨特的、復合的生態系統,而且歷史悠久,在當下依然具有“活態”性。而生產要素的流轉、文化記憶的傳承與農業景觀的變遷構成了農業文化遺產的多重屬性,對其進行發掘并加以系統研究,能進一步維系與綿延中華文化的多樣性。

第三,農業文化遺產在鄉村發展中能發揮實用性作用。對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再利用就是傳承中華農業文明,實現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接續。農業文明的延續離不開傳統的繼承,在鄉村振興中必須將傳統的農業遺存、農業技藝和生態理念運用到現代鄉村生活和農業發展中,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結構性轉型。農業文化遺產作為鄉村發展的一種重要農業資源和社會資源,能夠推動當地的生產生活包括經濟效益、生態發展、公共空間和景觀休閑等多方面綜合發展。以工程類和景觀類農業文化遺產為例,陜西鄭國渠是我國古代人民創造的服務于農業生產的龐大工程,到了現代被則改建為涇慧渠,一直以來發揮著農業灌溉作用。鄭國渠作為秦代農業的典型水利工程,不僅以遺產的形式存在,而且依舊對當代農業生產生活產生積極的現實影響并承載著農業灌溉、景觀旅游、風景觀光、歷史文化見證等多重功能。山西省陽城縣蠶桑文化歷史悠久,據《竹書紀年》記載,商湯二十四年(公元前1594年),湯王桑林禱雨。民間流傳桑林就位于陽城縣境內。(15)張志仁主編:《三晉史話·晉城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頁。明清兩朝,該區域栽桑養蠶、絲織品加工極其發達,其潞綢被定為貢品。在歷史的發展中,蠶桑生產與百姓的生活建立了緊密聯系,形成了大量與桑、蠶、絲相關的風俗、禮儀等以蠶桑為主的文化系統及技術體系。蠶桑產業包括栽桑、養蠶、制種、蠶繭生產、織綢等多個環節,在此過程所呈現的產業系統、文化系統與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密切相關。近年來,陽城縣通過蠶桑歷史文化與農業、加工制造業的進一步融合,構建起以蠶桑旅游品牌為中心的蠶桑歷史文化與區域旅游相融合的全產業體系。在此過程中,以文旅融合為手段,將蠶桑歷史文化嵌入文旅一體化發展體系中,整合區域內的旅游資源,塑造新的旅游文化品牌,從而推動資源型城市群的轉型。(16)吉達、張波、肖慶洲:《蠶桑歷史文化嵌入與晉城文旅一體化發展》,《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第7期。2021年,山西省陽城縣蠶桑文化系統入選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錄。由上可見,農業文化遺產的挖掘和利用有助于推動鄉村振興與區域振興。

在現代發展的語境下,對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內在邏輯逐漸多元化。農業文化遺產整體性的價值不僅表現在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且還表現在能夠加強區域認同。挖掘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產生的動力與過程,了解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闡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

四、區域再造:農業文化遺產賦能鄉村振興

農業文化遺產作為鄉村重要物質和精神資源,可以為鄉村振興提供內在動力。認識和利用農業文化遺產是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亦是實現區域再造與區域復興的必然選擇。(17)郭永平、賈璐璐:《鄉村振興視域下家文化與區域共同體再造——以晉陜豫黃河流域為例》,《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8期。農業文化遺產是農業生產與生活的一部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使得大批農民向城市遷移,并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形成了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18)周大鳴、楊小柳:《從農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個概念、一種思路》,《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同時,城鎮化的擴展壓縮了農村的生存空間。農民活動空間的縮小和從事農事活動主體的流失導致農業儀式活動逐漸減少,許多農業技藝面臨失傳的危機,大批農業景觀缺乏保護,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破壞。由此帶來的是,農業活動的價值和意義式微,鄉村正經歷著衰落與破敗的困境。以佳縣泥河溝為例,該村是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所在地,第三批中國傳統村落,2014年該村213戶806人,常年在村的僅為158人,有111人年逾花甲,遺產地活力缺失。(19)孫慶忠:《棗緣社會:陜西佳縣泥河溝村文化志》,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9頁。遺產地主體作為遺產地內部系統的一部分,不僅是管理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核心力量,更是維系遺產地日常生活和文化習俗的重要一環,也是農業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的重要對象。遺產地居民的外遷導致農業管理、農業技術和農業經驗的失傳,村落生活記憶與集體記憶逐漸淡化,鄉村價值和鄉土文化不斷萎縮與凋敝,鄉村文化動力衰減,鄉村文化生存困局漸顯。(20)王亞輝、談國新:《生存心態視域下鄉村文化再生產的現實困境、理論耦合與路徑選擇》,《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一)依托新興平臺,發展特色農業

在鄉村振興中,遺產地需依托鄉村振興戰略平臺,根據地方資源稟賦,適應市場發展的需要,形成穩定可持續的、多元化的鄉村產業體系。(21)盧飛:《內源式發展: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路徑探索——基于四川T縣的實地調研》,《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通過產業化將特產推向市場與城市,以求加強鄉村與外界的經濟聯系,鄉村資源獲得更為合理的利用。發展產業的基礎是確保所在地區核心的生活要素和獨特的生產方式。這需要在保障自身原有生態系統安全的同時,嘗試聯合遺產地其他活態旅游要素,合理應用農業遺址、農業生產景觀和生活景觀,打造符合地方發展的旅游景區和特色小鎮,發掘地方的內生動力,為鄉村振興提供更加強勁的發展動力。海紅果是集藥用、食療、觀賞和生態功能于一體的果樹資源,其中85%的產量集中在陜西省府谷縣。陜西省府谷縣海紅果種植面積達35.33平方千米,正常年份產量約4萬噸,產值約8,800萬元。全縣建成海紅果加工企業9家,手工作坊近百家,開發海紅果相關產品40余種,每年可實現銷售收入8,000多萬元。以府谷縣古城鎮沙坪村為例,古城鎮沙坪村0.3平方千米,2,600多株的海紅果生產基地,僅海紅果一項就可為沙坪村村民人均年增收5,000～6,000元,為沙坪村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22)府谷縣人民政府:《府谷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府谷海紅果栽培系統申報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征求社會公眾意見的通知》,http://www.fg.gov.cn/info/1103/47427.htm,2023-02-27,2023-06-17。2023年,陜西省府谷縣海紅果栽培系統入選第七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名單,當地海紅果的發展前景更加廣闊。

(二)構建地方生態,實現生態宜居

農業文化遺產在建設生態宜居鄉村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維護地方生態安全和人居環境的建設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態服務功能,是實現生態宜居鄉村目標的重要農業資源。農業文化遺產連接著遺產地歷史發展中人、生產要素與自然環境三者,是維持和平衡人地關系的重要物質存在和物質媒介。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能夠緩解因發展而造成的農業文化遺產所在地的農村環境和生態問題。同時,對農業文化遺產的重視以及生態的呵護,不僅僅是在維護世代相傳的農業文化遺產景觀樣貌,也是在進一步維系當地的文化生態與物種多樣性。這是營造生態宜居生存環境的重要基礎,也是踐行區域再造不可或缺的環節。以陜西佳縣古棗為例,黃河峽谷佳縣段棗林多,空氣濕潤,負氧離子濃度高,沙蒿粉含量少,空氣優良,棗樹林具有防風固沙、涵養水源、水土保持等作用,對維持地方生態安全和人居環境的建設具有重要的生態服務功能。(23)陳靜仁、劉浩波:《佳縣舉辦“發展康養旅游·助力鄉村振興”研討會,探索“全域旅游+康養文旅”融合發展新模式——著力打造黃河康養旅游度假區》,《榆林日報》2021年10月18日,第004版。農業文化遺產擁有豐富的植物和生態資源,是當地區域生態鏈條的重要部分,對于延續當地生物多樣性、維系生態環境發揮著基礎性作用。保護發展陜西佳縣古棗園系統就是在維護古棗園傳統景觀樣貌,維持佳縣生態的完整性,這是當地居民生態宜居的重要基礎。

(三)樹立文化自信,延續鄉土文明

保護發展農業文化遺產有助于傳承當地獨特的鄉風文明,保留世代相傳的農業記憶和農業習俗,維護其所在地的農業文化空間。中國傳統社會的鄉土性正伴隨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加速變化,鄉村的變遷發展使得鄉土社會向后鄉土社會轉變。在鄉村振興背景下,秉持鄉建者和民眾之間互為主體性的關系,形構多元行動主體共同參與的發展路徑,營造鄉村良好的文化生態,這是維護鄉村文化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方式。(24)郭永平:《鄉村振興背景下藝術鄉建的實踐與反思》,《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例如,從2014年到2018年,中國農業大學農業文化遺產研究團隊多次到泥河溝村實地調查,通過編撰文化叢書等一系列活動,激活文化傳承主體,發掘鄉土文化的價值,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正是通過外來力量的介入與村民主體合力,不僅人和環境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而且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也更加緊密,村民發展的意識得到了提升,文化自信的內生力量逐漸形成。

鄉村文化價值是鄉村振興的內在動力和價值體現,收集記錄鄉村文化記憶,調動鄉村活力刻不容緩。鄉村振興在要求農村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的同時,也要實現“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將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保護整合到鄉村振興戰略中,不僅是促進各農業文化遺產之間的農業知識和經驗、農業技術管理交流的重要基礎,也是傳統農業文化遺產地的組成要素在流動中實現活態發展的必然選擇。農業文化遺產本身蘊含著極為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是當地居民與環境長期互動、適應的成果。在當下,城鄉流動加快和現代農業技術的興盛推動了遺產地與人之間的互動流變,這對于鄉村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實際上,發展農業文化遺產的目標與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切近,保護和利用農業文化遺產的過程就是逐漸實現鄉村振興的過程。

五、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明。從中國特色的農事節氣,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從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奪天工的農業景觀;從鄉土氣息的節慶活動,到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從耕讀傳家、父慈子孝的祖傳家訓,到鄰里守望、誠信重禮的鄉風民俗,等等,都是中華文化的鮮明標簽,都承載著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碼,彰顯著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25)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94頁。不論是考古發掘,還是歷史文獻都證明,晉陜豫所在的黃河中游在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晉陜豫生態區位相近,農耕文化、農業文明在這里世代延續,并成為新時代區域再造可依托的重要資源。在后農業社會,農業文化遺產對于實現鄉村價值,推動鄉村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诖?我們必須開展農業文化遺產的譜系建構與價值重估。在此過程中,要重視生態知識和創意組織,將研究重點從“‘生產生態系統’轉移到‘社會生態系統’”(26)方李莉、朱陽:《后農業文明視野中的人類生物、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社會生態系統是一個復雜系統,只有不同的學科參與到鄉村建設中來,更多的主體和組織參與到高質量發展中來,才能實現從“自我”生產、“自我”管理到“自我”和“他者”共同發展的轉變。這就需要多元主體在不同社會層面的參與中,重拾其主動性與能動性,從“他者”協助“自我”生產,到實現“自我”自動生產;從“自上而下”到“自上到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農業文化是華夏文明歷史發展的見證,對晉陜豫農業文化遺產進行譜系建構,關注農業文化遺產的來源及演變過程,不僅可以推動該區域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而且能夠以新的方式來重構人類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學的多樣性?；诖?農業文化遺產就不僅僅是地方民眾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更因其關涉到生態、文化、經濟等諸多方面而被提升到了區域乃至國家的戰略高度?？傊?農業文化遺產和鄉村振興具有高度耦合性,保護和發展農業文化遺產亦符合頂層設計與國家戰略。同時,農業文化遺產的重估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其實施也有助于促進更高層級的生態文明建立。在后農業社會,以農業遺產的發掘與保護為契機,依托現代科技從中國傳統農業生產智慧中凝練出可遵循的機理和規律,將鄉村各種遺產整合起來,將鄉村各個力量組織起來,是實現農業文化遺產資源保護傳承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