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語言類型研究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胡 方

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非洲語言學研究還處在剛剛起步階段。古代中國視華夏為天下中心,周邊都是“化外之地”,談不上去研究,更遑論去關心遙遠的非洲大陸。近代之后,清王朝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破了想封但封閉不住的國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逐漸認識到原來中國不是天下的中心,還有其他的文明也曾自稱是世界的中心。從走上現代化道路開始,中國人開始把目光投向外部,但主要是投向比自己發達的西方發達國家與先進文明。從“師夷技以制夷”的本能反應出發,主體上是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的長處以改革弊病、壯大自身,歷經種種艱辛,謀求一條屬于中國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語言學也不例外。中國語言學對外從近代開始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語言學理論,對內研究關心自己的問題:從文字改革到拼音方案,從國語與方言到普通話,從漢語到少數民族語言以及跨境語言,從語言文字本體的研究到言語科技相關的應用,等等。因此,中國語言學很少關心地域遙遠的非洲語言問題。

在國家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我國開始加強了對非洲的研究。2018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的重要講話中提出,重點實施對非合作“八大行動”,并宣布“中國決定設立中國非洲研究院,同非方深化文明互鑒”。設立中國非洲研究院被列為“八大行動”中“人文交流行動”首項任務。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中國非洲研究院的主辦單位。而之前,非洲研究只是屬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所的一個分支領域。在此前后,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云南大學等綜合性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等師范類大學,以及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語言類大學相繼成立了非洲研究機構。目前我國的非洲研究,包括非洲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人文地理等,大致可以用教育部新近通過的一級學科“國別與區域研究”來概括,也就是可以將大部分高校的非洲研究視為“國別與區域研究”的一個分支。只有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少數高校關心非洲語言,而且,就目前來說,主要包括非洲部分大語種語言的教學以及非洲相關語言的社會語言學、語言政策、語言與文化等相關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非洲語言學的語言本體研究。因為學習語言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研究語言更是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但是,語言的本體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語言是人類天生的紐帶,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最重要識別標志,人們天然地把操與自己相同語言的人識別為“同類”。語言也是文化與文明的載體,扎實的非洲語言研究將有助于促進非洲歷史與文化、政治與經濟等方面的研究。而長期缺乏非洲語言本體研究的區域與國別研究則避免不了無法深入非洲問題核心的弊端。新時代對非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無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還是深入推進中非合作、深化文明互鑒的具體實踐,都對非洲語言的本體研究提出了時代性的迫切需求。同時,經過20世紀前二十年活躍的全球化進程,非洲語言研究的人才儲備方面也比以往有了長足的進步。正如北京外國語大學孫曉萌教授所指出的,除了本土培養的非洲語言研究的博士之外,在歐洲也有為數不少的中國留學生將非洲語言研究作為博士研究課題,(1)S.Kaji,X.Sun,C.Yang &J.Hajek,“African Linguistics in Asia and Australia”,in H.Ekkehard Wolff,ed.,A History of African Linguis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P.233-250.因此,有理由期待,在不遠的將來,相關研究部門、大學等機構能夠吸引、培育非洲語言研究相關的專門人才,并給他們以足夠的支持。

一、學術史視角下的非洲語言研究與語言學

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思維誕生于16至17世紀文藝復興后的西歐,隨著西方文明的擴張在幾個世紀之內遍布全球。美國歷史學家巴薩拉(Basalla)在《科學》提出的科學在全球傳播的三階段模型時至今日對我們仍然具有指導意義。(2)George Basalla,“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Science,vol.156,1967.巴薩拉指出,在第一階段,非科學國家與區域只是為科學的發展與傳播提供了資源,尤其是像中國、印度這樣歷史悠久的、擁有自己原本的學術傳統的文化大國。但是這個階段在學術史上非常重要。伴隨著軍事侵略與殖民擴張,西歐人到達世界各地,當地嶄新的地理地貌、動植物、文物考古等信息首當其沖地催生了地理科學、植物學、動物學、人類學、考古學等一批現代科學學科的迅速發展?？梢哉f,如果沒有環球旅行帶來世界各地的動植物多樣性的信息,就不會有達爾文改變人類基本信仰的《物種起源》與進化論。

作為現代學科的語言學正是這樣誕生的。從學術史上看,歐洲帝國的殖民擴張直接催生了作為現代人文社會科學意義上的語言學的第一個學科體系的確立——歷史比較語言學(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學術界一般視威廉·瓊斯(Sir William Jones)于1786年在亞洲學會(The Asiatic Society)發表的演講《梵文的語言》(The Sanskrit Language)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亞洲學會成立于大英帝國殖民印度時期的首都加爾各答。通過對梵文的深入研究,瓊斯發現希臘文、拉丁文、梵文之間存在著的語音相似性表明這些語言有一個共同的來源,有一個共同的祖先,而不可能是巧合。與同時期的生物學研究相似,作為語言學第一個現代學科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理清表面上紛繁復雜的世界語言之間的發生學上的譜系關系。

如果說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誕生源自于殖民者擁有的現代科學精神及其在學術上的興趣愛好,那么,非洲語言學的研究則是直接源于歐洲的殖民擴張需求。歐洲人最初的興趣并非是非洲的語言本身,而是希望通過非洲語言的低級來證明非洲人種的低級,通過科學的方法來論證操低級語言的非洲人是學不會高級的歐洲語言的。其中最著名的一個議題就是直接與種族問題交織在一起的非洲語言的所謂的含米特化的問題。歐洲殖民者將非洲人分為兩大類:一種被認為是較高等的含米特人(Hamitic),他們一般體型較高、膚色較淺;另一種則被認為是純種的尼格羅人(Nigritic),他們的體型較矮、膚色較深。這種劃分并沒有什么科學依據,其實是殖民者通過分裂非洲人來強化統治的手段。而且,這種帶著強烈的種族色彩的人種分類,卻披著人類學的科學偽裝。殖民者甚至煞有介事地通過測量身高、膚色、鼻梁的寬度與高度等一系列體質人類學參數來界定非洲人的等級。非洲語言的研究也被用來作為證據。含米特語言帶有“性數格”等高級的特性;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語言則沒有這些高級特性。在這種“科學種族主義”的思潮下,儼然成為非洲語言研究領袖的德國新教傳教士邁因霍夫(Meinhof)在完成了《含米特語言》(Die Sprachen der Hamiten)(3)C.F.M.Meinhof,Die Sprachen der Hamiten,Hamburg:L.Friedrichsen,1912.之后,從非洲回到德國漢堡,在新成立的殖民研究所(Kolonialinstitut)建立了一個語音實驗室(4)Sara Pugach,“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with an Emphasis on German Contributions”,in Augustine Agwuele and Adams Bodomo,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8,PP.15-32.。這對非洲語言學這一科學領域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正是在實驗室里,非洲語言研究從以前的憑借殖民者高高在上的主觀印象走向了“客觀科學”的道路。原先,那些披著人類學家外衣的種族論者憑借主觀印象便斷言:非洲人與歐洲人的發音器官是不同的,因此,非洲人發不了歐洲語言中某些高等的語音。但是,通過實驗室的研究,邁因霍夫發現與非洲人相比,歐洲人并不擁有更高級的發音器官,相反,非洲人與歐洲人的發音器官的生理結構與功能沒有任何區別。從此之后,非洲語言的研究便拋棄了初期的種族視角,轉向語言本體研究,學者們著重描寫非洲語言的結構與規律,一個現代學科領域逐漸形成。(5)C.F.M.Meinhof,“Der Wert der Phonetik für die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Vox,vol.28,1918.

因此,由于殖民擴張,歐洲諸國早在19世紀便開始研究非洲語言,并且從20世紀初期開始便逐漸形成了科學的領域。不過,由于人類文明在20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因此,現代學術體系格局的奠定與發展更重要的還是在于“二戰”之后的布局。其中,美國的非洲語言研究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與歐洲擁有深植非洲的殖民傳統不同,“二戰”之前的美國基本不存在非洲語言研究。但是,“二戰”之后的一段時間內,美國迅速崛起成為非洲語言研究的重鎮。因此,回顧非洲語言研究在美國從零到強的發展,對今天的中國極具啟發意義。美國的非洲語言研究的發展歷程具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其發展以學術機構為基礎,也就是在大學或相關機構設立專門的研究中心,聚集專業人才。以最為典型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為例:1960年,威廉E·韋爾曼斯(William E.Welmers)成為該校歷史上第一位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非洲語言的教授。(6)W.E.Welmers,African Language Structure,Berkeley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韋爾曼斯一開始加入的是近東語言系,接著于1966年轉入新創建的語言學系,接著又于1970年創建非洲語言學研究中心(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簡稱SAL)。韋爾曼斯于1982年從UCLA退休,其間,培養了一大批非洲語言學領域的博士,成為日后美國與國際的非洲語言學研究主力軍之一。韋爾曼斯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師從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大家澤利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也是喬姆斯基的導師),他完成于1947年的博士論文是關于Fanti語的,發音人是后來成為加納第一任總統的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7)W.E.Welmers,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Fanti,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Language Dissertation No.39,Language,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vol.22,no.3,Supplement,1946.。除了加州大學、伊利諾伊、印第安納、威斯康辛等一批大學在“二戰”之后紛紛成立非洲語言研究機構之外,美國還有兩個團體對非洲語言有需求、對非洲語言研究有特別重要的貢獻。一個是宗教背景的“暑期語言學會”(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現在的正式名字為簡稱SIL International)(8)https://www.sil.org/。?！笆钇谡Z言學會”成立于1934年,初期受著名語言學家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的長期領導。伴隨西方文明擴張的基督教特別重視使用當地語言傳播教義,“暑期語言學會”的宗旨便是為傳播基督信仰提供全球語言能力支持。因此,非洲語言的描寫與研究自然被納入“暑期語言學會”的領域。另一個團體成立于1961年,是由美國政府支持的志愿者團體“和平隊”(Peace Corps)。事實上,韋爾曼斯等一些專業的非洲語言學家最初都是從參與非洲的傳教任務或者志愿者工作開始的。

美國的非洲語言研究的第二個特點是不僅僅局限于語言描寫,而是充分融合了語言學理論發展的方向。這也是美國非洲語言研究所獨有的特點。如前所述,由于歷史的原因,歐洲的非洲語言研究無論廣度還是深度都遠遠超過美國,但是,歐洲的非洲語言研究最多只是為世人揭開了非洲語言的神秘面紗,以描寫與基于描寫的解釋為主。而美國的非洲語言研究則直接與語言學理論發展同步,一方面,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語言學理論的飛速發展為非洲語言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另一方面,“二戰”后迅猛開展的非洲語言研究為美國語言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基礎與事實養料。這也是為什么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是美國的語言學引領了世界學術發展的潮流,而不是更具研究傳統與學術底蘊的歐洲國家。以語音研究為例,1968年,喬姆斯基與哈利(Halle)出版了奠定現代音系理論基礎的經典著作《英語語音格局》(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簡稱SPE)(9)N.Chomsky and M.Halle,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New York:Harper &Row,1968.。在SPE理論中,關于聲調的論述相對單薄,全書僅引用了一篇關于聲調的文章,便是王士元先生的《聲調的音系特征》(10)William S-Y.Wang,“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vol.33,no.2,1967.,其當時剛剛基于漢語的聲調材料完成了關于聲調的區別特征理論的思考。也就是說,SPE的聲調理論框架是基于漢語聲調的視角的。但結果是失敗的,因為基于漢語的聲調理論解釋不了非洲的聲調語言。隨著非洲聲調語言調查的深入,新發現的材料革新了語言學界對于聲調的理論思考。尤其是1976年,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論文完成之后,基于非洲語言的聲調理論一統學術界。(11)J.A.Goldsmith,Autosegmental Phonology,Ph.D.dissertation,MIT,1976.可以說,在整個20世紀60—90年代,美國學界引領的語言學理論的飛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都是和非洲語言研究的深入是密切相關的。而且,這種關聯影響不僅僅局限于形式學派,功能學派也不例外,比如世界公認的當代類型學創立者格林伯格(Greenberg)同時也是公認的非洲語言專家,常年深耕于非洲語言的田野調查與研究。

二、歐美非洲語言研究一瞥:以荷蘭萊頓大學為例(12) 本節主要基于現任職于復旦大學現代語言研究院的史濛輝博士于2020年初提供的調研報告。

進入21世紀之后,美國的非洲語言研究的發展勢頭有所減緩,這與其以語言學理論為驅動的發展特點互為因果。擁有悠久傳統的歐洲的非洲語言研究則相對穩定。這里通過調研荷蘭萊頓大學的非洲研究中心(African Studies Centre Leiden,簡稱ASCL)(13)https://www.ascleiden.nl/。,窺一斑而知全豹,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歐美的非洲語言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萊頓的非洲研究中心前身為非洲研究所(Afrika-Instituut),成立于“二戰”之后的1947年8月12日,最初由萊頓的一個科學文檔中心及鹿特丹的一個交易所構成。之后遷至海牙,更名為尼德蘭非洲商業委員會(Netherlands-African Business Council,簡稱NABC)。如今的ASCL于1958年8月28日正式掛牌,主要致力于一切與非洲相關的研究及記錄。ASCL目前較為關注的議題主要有四個,分別是政治與安全;社會、宗教與文化;經濟;歷史。其主要目標是更好地理解非洲在當今世界中的地位和狀態。ASCL擁有歐洲最大的非洲圖書館,館藏圖書約80,000部,期刊約2,000冊。

ASCL是一個跨系機構,研究人員主要來自萊頓大學的各個不同的系所。以語言學為例,其核心研究人員多在萊頓大學語言學中心(Leiden University Centre for Linguistics,簡稱LUCL)供職。萊頓大學的非洲語言學的研究主要也是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它匯集了一批非洲學家(Africanistics),他們共同組建了非洲語言學系(Vakgroep Afrikaanse Taalkunde)。其中,非洲語言學的研究專家主要包括揚·沃霍夫(Jan Voorhoeve)、阿奇里·埃米爾·米森(Achille émile Meeussen)、約翰·斯圖爾特(John Stewart)、湯姆·庫克(Tom Cook)、蒂洛·沙德伯格(Thilo Schadeberg)、保羅·紐曼(Paul Newman)、保羅·波利多沃爾夫(Paul Polydor de Wolf)、馬丁·穆斯(Maarten Mous)、費利克斯·阿梅卡(Felix Ameka)等人。

揚·沃霍夫(1923—1983)的主要貢獻在對貝努埃-剛果(Benue-Congo)語支的研究。他關于分布在喀麥隆的班圖語的聲調研究,為今后的同類研究制定了描寫框架與標準。(14)Jan Voorhoeve,“Tonology of the Bamileke Noun”,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vol.10,no.2,1971.此后,保羅·波利多沃爾夫(1936—2003)對于貝努埃-剛果語支名詞類型的研究也成為該語支比較研究中的經典。(15)Paul Polydor de Wolf,The Noun Class System of Proto-Benue-Congo,The Hague:Mouton,1971.

除了貝努埃-剛果語支外,就更廣的尼日爾-剛果語系而言,約翰·斯圖爾特(1926—2006)的工作十分耀眼。他的主要貢獻在于音系研究。在元音方面,其1967年的論文揭示了ATR類型的元音和諧及其音系表現。(16)John M.Stewart,“Tongue Root Position in Akan Vowel Harmony”,Phonetica,vol.16,1967.在聲調方面,其1983年的論文對downdrift和downstep的區別有精彩的論述。(17)John M.Stewart,“Downstep and Floating Low Tones in Adioukrou” l,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vol.5,no.1,1983.阿奇里·埃米爾·米森(1912—1978)是萊頓另一位聲調研究方面的專家,他為學界留下了著名的烏米森定律(Meeussen’s Rule)。(18)Achille émile Meeussen,“Morphotonology of the Tonga Verb”,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vol.2,no.1,1963.該規則主要指的是在一些班圖語的韻律單位中,兩個連續高調中的后一個會變成低調?？邓固顾埂炱妗ぢ逭布?Constance Kutsch Lojenga)也有許多對于聲調方面的研究,其在《勞特利奇非洲語言學手冊》(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一書中關于聲調的文章是對她該方面研究一個較好的總結。(19)Constance Kutsch Lojenga,“Tone and Tonology in African Languages”,in Augustine Agwuele and Adams Bodomo,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nguis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8,PP.72-92.此外,約翰·斯圖爾特在語言構擬方面也有突出的貢獻,其以Akan和一些Kwa語言為基礎,嚴格遵循歷史比較法,最終重構了尼日爾-剛果語系(Niger-Congo)(20)John M.Stewart,“Niger-Congo,Kwa”,in T.A.Sebeok,ed.,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vol.7,Linguistics in Sub-Saharan Africa,the Hague:Mouton,1971,PP.179-212.。對尼日爾-剛果語系語言的研究傳統之后被蒂洛·沙德伯格(Thilo Schadeberg)和斯蒂芬·埃爾德斯(Stefan Elders,1965—2007)進一步發揚光大,這體現在他們對Swahili(21)Thilo Schadeberg,A Sketch of Swahili Morphology(2nd ed.),Dordrecht:Foris Publications,1984.、Umbundu(22)Thilo Schadeberg,A Sketch of Umbundu,Cologne:Rüdiger K?ppe,1990.、Mundang(23)Stefan Elders,Grammaire Mundang,Leiden:CNWS,2000.、Kulango(24)Stefan Elders,Grammaire Kulango(parler de Bouna,Cote d’Ivoire),Cologne:Rüdiger K?ppe,2008.等語言的一系列研究中。

萊頓非洲語言學還是亞非語系(Afroasiatic)研究的一大重鎮。其中馬丁·穆斯是Cushitic和Omotic諸語的專家(25)Maarten Mous,“Cushitic”,in Zygmunt Frajzyngier &Erin Shay,eds.,The Afroasiatic Langua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342-422.,他對Iraqw(26)Maarten Mous,A Grammar of Iraqw,Cologne:Rüdiger K?ppe,1993.和混合語Mbugu/Ma’(27)Maarten Mous,The Making of a Mixed Language:The Case of Ma’a/Mbugu,Amsterdam:Benjamins,2003.的研究是該領域的必讀文獻。此外,馬丁·科斯曼(Maarten Kossmann)是Berber專家(28)Maarten Kossmann,Essai sur la Phonologie du Proto-Berbere,Cologne:Rüdiger K?ppe,1999.。榮休教授哈里·斯特魯默(Harry Stroomer)對Oromo語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29)Harry Stroomer,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Southern Oromo Dialects in Kenya,Hamburg:Helmut Buske,1987.。

近期萊頓正在進行的關于非洲語言學的研究項目主要有以下三個:(1)由馬丁·穆斯主持的關于東非語言發生學的項目(30)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vacatures/2019/q3/19-381-6371-phd-position-in-the-nwo-project。;(2)維多利亞·奈斯特(Victoria Nyst)關于非洲手語的研究(31)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research/research-projects/humanities/from-gesture-to-language1。;(3)詹內克·范德瓦爾(Jenneke van der Wal)對班圖語信息結構的研究(32)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research/research-projects/humanities/basis。。

萊頓十分注重博士生的培養工作,這使得萊頓的非洲語言學研究保持了長時間的繁榮。從內容上說,萊頓的非洲語言學方面的博士論文主要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參考語法,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Nyst對Adamorobe手語的記錄(33)Victoria Nyst,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Adamorobe Sign Language(Ghana),Utrecht:LOT,2007.;斯蒂爾茨(Stirtz)對Gaahmg的記錄(34)Timothy Stirtz,A Grammar of Gaahmg,a Nilo-Saharan Language of Sudan,Utrecht:LOT,2012.;斯米茨(Smits)對Lumun的記錄(35)Helena Johanna Smits,A Grammar of Lumun:a Kordofanian Language of Sudan,Utrecht:LOT,2017.;約瑟維格(Joswig)對Majang的記錄(36)Andreas Joswig,The Majang Language,Amsterdam:LOT,2019.。第二類是專題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德·維特(de Wit)對于Liko音系和句法的專題研究(37)Gerrit de Wit,Liko Phonology and Grammar:a Bantu Language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Utrecht:LOT,2015.;查武拉(Chavula)對于Citumbuka動詞專題的研究(38)Jean Josephine Chavula,Verbal Derivation and Valency in Citumbuka,Utrecht:LOT,2016.;比文-漢姆(Beavon-Ham)對Saxwe聲調的描寫(39)Virginia Renee Beavon-Ham,Tone in Saxwe,Amsterdam:LOT,2019.;克波格魯(Kpoglu)對于Ewe語領屬結構的研究(40)Promise Dodzi Kpoglu,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in Tongugbe,An Ewe Dialect,Amsterdam:LOT,2019.。

自1970年以來,萊頓每年都會召開關于非洲語言研究的研討會——非洲語言暨語言學年會(Annual Colloquium on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簡稱CALL),至今已經超過50屆。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萊頓還承擔《非洲語言與語言學雜志》(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簡稱JALL)的編輯工作(41)https://www.degruyter.com/view/j/jall。,現任的兩位主編費利克斯·阿梅卡(Felix Ameka)和阿澤布·阿姆哈(Azeb Amha)都任教于萊頓。

三、中非語言類型研究的時代意義

綜上,非洲語言研究在現代學術史上是語言學學科發展的一個非常典型的個案。圍繞非洲語言研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體系發展的脈絡。隨著“二戰”之后新的國際秩序的建立,包括語言學在內的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迅速發展,逐漸形成當今的格局。語言學的誕生與發展并非基于任何實際用途,而是根源于人類覺醒的科學精神與全球視野提供的新的信息資源驅動下的本能好奇心。按照巴薩拉的三階段模型,科學在全球的傳播在經歷了非科學國家與地區提供資源信息的第一階段之后必將迎來具有殖民科學(colonial science)色彩的第二階段,并最終在第三階段實現獨立科學(independent science)。在巴薩拉的三階段模型中,科學傳播的關鍵期“殖民科學”并非一定要有實際存在的殖民關系,而是指該國家與地區的科學發展尚處于“依賴性的”(dependent)階段。巴薩拉討論的以自然科學為主,但三階段模型同樣適用于人文社會科學,而且,人文社會科學的殖民科學階段往往更典型,歷時更久。巴薩拉的三階段依次發展,此消彼長,但卻也不是一個階段完全代替另一個階段,尤其是在中國、印度等本身擁有歷史悠久的古典知識傳統的國家與地區,三個階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可能共存。

中國有“格物致知”的傳統?，F代意義的科學精神雖發軔于西歐,但其方法乃人類之普遍共有。實踐證明,科學方法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利器。語言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以人類文明與文化的載體——語言為研究對象,因此顯得尤其重要。在現代學術史上,結構主義、行為主義、心智主義等語言學學術思想在現實社會中闡釋了學術話語體系的強大生命力,對現代學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語言學尚處于三階段共存時期。一部分學者拒絕理論思考,專門致力于提供材料。更多的學者缺乏科學精神與創新能力,嚴重依賴于西方的理論,熱衷于尋找中國的語言學材料來為西方的理論做注腳,殖民科學意味濃重。不過,令人欣喜的是,也有相當數量的學者走在了發展獨立科學意義的中國語言學的道路上。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非洲語言研究對于我們來說獨具意義。歐美的語言學發展史已經證明了擁有全球視野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自己的語言對于分支學科來說當然重要,但對于整個學科來說,只關注自己的語言不足以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只有科學精神與新材料、新方法的碰撞激發才是學科發展的永恒動力。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關于如何推進非洲語言的研究問題。我們認為,在推進非洲語言的基礎研究的同時,要加強非洲語言的應用研究,積極推進相關的拓展工作。非洲語言的本體研究是一項基礎人文研究,但它不只是屬于書齋里的學問,而是面向非洲土地與田野、面向非洲人民的學問。中國人研究非洲語言有什么現實意義?如何發揮這些專業人才的作用,讓他們的專業技能有廣闊的用武之地?這是與基礎研究工作同樣重要的問題?；仡櫄W美國家研究非洲語言的歷史,他們經歷了從殖民擴張、文化擴張到逐漸走上科學研究的歷程,而中國的立場與視角顯然不同。中國與非洲國家同屬發展中國家,“二戰”之后,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泥潭中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在經歷種種風雨之后終于迎來了歷史性的大發展,進入了新時代,正處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道路上。因此,中國的非洲研究是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出發的,而非洲語言的本體研究則是深化中非文明互鑒的核心內容之一。一方面,隨著中非交流的緊密,在中國的非洲留學生日益增多,同時,在中國的一些城市也已經開始出現了不同規模的非洲裔人口的聚居區,但很少有研究涉及這些非洲人群的語言文化生活。因此,首先當然應該支持開展中國境內非洲人聚居區的非洲語言生活情況調查,建議相關部門關心非洲人群的語言文化生活,在社區工作中配備專業服務人員。這是一項帶有現實意義的工作。常態化的社區管理結合學術性的社會學調查、語言文化方面的關注,在現實層面踐行深化中非文明互鑒,對于消弭文化隔閡、創建中非和諧社區來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另一方面,在非洲的中國人也日益增多。建議在非洲的孔子學院多配備語言研究專業人員,多吸收懂非洲語言、對非洲語言與文化感興趣的年輕人擔任教師,鼓勵使用當地語言傳播漢語文化與中華文明,在深層次的文明互鑒過程之中真正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傊?除了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專業性學術研究之外,中國的非洲語言研究要面向實際應用、面向中非交流,讓基礎研究與交流應用二者形成良性互動。一方面,非洲語言的本體研究工作是為了更好地促進中非交流,深化文明互鑒;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熱愛非洲文化、懂非洲語言的專業人員從事中非交流活動,一定也會促進非洲語言的研究工作。

中國是漢藏語系語言的大本營,也是包括南島語系、南亞語系、阿爾泰語系、印歐語系在內的諸語言的家鄉。更加宏觀地看,這些語系與語言沿著亞歐大陸向北、向西延伸,便與西亞、非洲的諸語系語言連接在一起,構成了“一帶一路”上的完整的語言景觀。有意思的是,漢藏語系與非洲諸語系的語言距離遙遠,完全沒有發生學上的關系,但漢藏語系與非洲的語言在類型上擁有一些不可思議的相似性,比如很多語言都有聲調。中非語言類型研究的視角有助于學者們打破自身的語言背景與學術背景的局限,從最豐富的語言多樣性去追尋人類最普遍的語言規律,而不是眼里只有自己的語言,片面強調漢語的特殊性,或者眼里只有自己熟悉的語言,認為英漢一比較,自己就掌握了全世界的語言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