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主義運動中的國際干預
——以印尼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為例

沈予加 趙哲元

引 言

分離主義運動是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影響區域與全球安全的重要議題，不同的分離主義運動走向差異巨大，即便在同樣的母國，不同的分離主義運動的結果也大相徑庭。而在母國與分離主義勢力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國際干預對分離主義運動的走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那么，驅動第三方國家進行國際干預的影響因素是什么？分離主義研究領域頗具影響力的學者亞歷克西斯·赫拉克利德將分離主義沖突的國際干預政策選擇的驅動力分為兩類：情感性驅動力(affective motive)與工具性驅動力(instrumental motive)，前者突出族群、身份、語言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或道德、人權等價值觀的同質性，后者則強調經濟收益、國內政治、地緣安全等功利性的現實利益(1)Alexis Heraclides and Ada Dialla，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Setting the Precedent，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5，pp.101-103；Alexis Heraclides，“Secessionist Minorities and External Involve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 1990，pp.370-376.。但是，當情感性驅動力和工具性驅動力共同存在時，它們又將如何聯動并對國家的立場選擇產生影響？兩者之間誰更具有優先性？本文基于印尼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案例，以情感性驅動力和工具性驅動力為理論框架，通過質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建立組態分析，探析多重驅動力因素在第三方國家立場選擇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當情感性驅動力與工具性驅動力相左時一國會如何選擇。

一 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相關概念與既有研究

西巴布亞地處新幾內亞島的西半部分，目前包括巴布亞省、西巴布亞省、中央巴布亞省、高地巴布亞省、南巴布亞省和西南巴布亞省，共6個行政省份(2)印尼西巴布亞地區原本只有巴布亞省1個省份，根據印尼政府在2001年頒布的《特別自治法》，巴布亞省于2003年1月被分割為巴布亞和西巴布亞兩省。隨后在2022年11-12月，印尼內政部先后在原有省份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了中央巴布亞、高地巴布亞、南巴布亞和西南巴布亞等4個省份。。居住在此的西巴布亞人與毗鄰的美拉尼西亞地區島國存在天然的族群紐帶聯系。從20世紀60年代起，以自由巴布亞運動(Organisasi Papua Merdeka，OPM)(3)自由巴布亞運動(OPM)的派系分支眾多，包含親西方、基督信仰、社會主義、和平抗議和武裝暴力抵抗等不同派別，在意識形態和組織形式上非常分散。這些派別依據自身情況和訴求各自行事，但都宣稱高舉“自由巴布亞運動”的旗幟，這也使得“自由巴布亞”成為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標識。為旗幟的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興起，其政治訴求是西巴布亞地區從印尼獲取獨立。印尼政府將OPM定義為叛亂(insurgency)，雙方一直未能就西巴布亞地區的獨立訴求達成共識。2018年以來，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造成的流血沖突頻率不斷增高，分離勢力與政府間的沖突愈演愈烈，嚴重危害印尼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治安。

在國際學界，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成因基本已經有所定論，即復雜的民族、歷史和政治因素共同導致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理查德·肖維爾、凱瑟琳·斯考和內萊斯·蒂貝等學者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成因和發展做了梳理，指出人種和文化的差異是西巴布亞分離主義形成的重要根源，殖民時期西方國家對于勢力范圍的人為劃分、荷蘭殖民者在撤出印尼前夕煽動西巴布亞人的民族主義為分離主義的發酵埋下了導火索。而印尼中央政府的內部殖民政策及在資源分配方面的嚴重不公，使得西巴布亞人對中央政府的憤懣不斷累積，國家認同感缺失(4)See Richard Chauvel，Constructing Papuan Nationalism：History，Ethnicity，and Adaption，Washington D. C.：The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2005，pp.105-106；Catherine Scott and Neles Tebay，“The West Papua Conflic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Island of New Guinea：Root Causes and the Campaign for Papua，Land of Peace”，Round Table (London)，Vol.94，No.382，2005，pp.599-612；Richard Chauvel，“West Papua：Indonesia’s Last Regional Conflict”，Small Wars &Insurgencies，Vol.32，No.6，2021，pp.913-944；Esther Heidbüchel，The West Papua Conflict in Indonesia：Actors，Issues and Approaches，Wettenberg：Johannes Herrmann J&J-Verlag，2007，pp.38-67；Dale Gietzelt，“The Indonesianization of West Papua”，Oceania，Vol.59，No.3，1989，pp.201-221.。國際干預在關于西巴布亞問題的研究中僅被作為外部催化因素，尚未得到深入、系統的探討。

當分離主義勢力與母國政府實力懸殊，分離主義運動的走向與國際干預存在重大關聯(5)參見Alexis Heraclides，“Secessionist Minorities and External Involve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1990，p.378；Robert A. Young，“How Do Peaceful Secessions Happen？”，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7，No.4，1994. pp.773-792；孫超：《國際干預、強力國家與分離沖突的升級——基于歐亞地區的考察》，《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8年第1期；郝詩楠、高奇琦：《分離主義的成與?。阂豁椈谫|性比較分析的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6期。。因此，在聚焦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中的國際干預之前，本文將對“國際干預”的內涵與外延進行界定。盡管學界對于“國際干預”這一概念尚存在一定爭議，但一般而言，國際干預指外部行為體主動介入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內部事務的行為。詹姆斯·羅西瑙將“國際干預”定義為外來勢力為改變現狀而對國家施加影響的行為(6)James N. Rosenau，“Intervention as a Scientific Concept”，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13，No.2，1969，p.159.。時殷弘將國家的對外干預行為概括為一國在未經他國允許的情況下，蓄意制約或侵擾他國內政，或是主動介入其他國家或地區內部問題的行為(7)時殷弘：《國際政治中的對外干預──兼論冷戰后美國的對外干預》，《美國研究》1996年第4期。。本文主要關注外部國家行為體(即第三方國家)(8)本文使用“第三方國家”(third-party state)指代區別于分離主義沖突中母國(home state)和分離族群(separatist group)的外部國家行為體，關于這一概念可詳見Joseph R. Huddleston，“Foulweather Friends：Violence and Third-Party Support in Self-Determination Conflict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65，No.6，2021，pp.1187-1214.對于分離主義運動的立場選擇，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國際干預是指第三方國家主動介入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內部事務的行為，而第三方國家的行為僅以政府的官方表態為基準。

對于分離主義沖突中第三方國家干預行為的驅動因素，許多國外學者都曾嘗試提出解釋，但是這些解釋大多聚焦于單一因素并以特定影響因素作為第三方國家對分離主義運動立場選擇的解釋變量，嘗試通過實證研究驗證其觀點。例如，冷戰時期自由主義學派對于國際干預行為的傳統看法可以稱作分離脆弱論，即認為自身內部存在分離主義傾向或歷史上曾爆發過分離主義沖突的國家不太可能支持國外的分離主義運動，以避免產生“多米諾”效應而殃及本國，因而相對于單一民族國家，多民族國家干涉他國分離主義沖突的意愿更弱(9)Jeffrey Herbst，“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Boundaries in Afric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4，1989，pp.673-692.。而斯蒂芬·賽德曼則提出族群紐帶論，認為偏袒與其自身具有共同的身份認同的一方是國家決策者的支持群體作為人類的天性使然，因此第三方國家的決策者會支持與其國內主要族群存在族群紐帶的一方(10)Stephen M. Saideman，“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ecessionist Conflicts：Vulnerability Versus Ethnic 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1997，pp.721-753.。 同樣，這種族群關系上的紐帶也可以延伸到語言、文化和宗教上。路易斯·貝朗格、埃里克·杜申和強納森·帕金等人則將政治制度納入探討，認為民主國家之間的紐帶是解釋國家干涉行為的重要變量(11)L. Bélanger，. Duchesne and J. Paquin，“Foreign Interventions and Secessionist Movements：The Democratic Factor”，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8，No.2，2005，pp.435-462.。約瑟夫·哈德斯頓則提出追求穩定是影響第三方國家干預政策選擇的主要因素，出于尋求穩定局勢的目的，“中等”實力的分離組織往往更容易得到國際干預的青睞和支持，即只有在當事國內分離沖突達到一定烈度時，第三方國家才會對分離組織提供支持，以促進維持一種新的現狀，且不至于將既有的局勢完全顛覆(12)Joseph R. Huddleston，“Foulweather Friends：Violence and Third Party Support in Self-Determination Conflict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65，No.6，2021，pp.1187-1214.。

綜上，國際學界往往聚焦單一影響因素對國家立場形成的驅動價值的解釋理論，組態視角與多變量、復雜因果的思維方式在既有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夠的關注。在復雜因果關系的研究中，組態視角得到學者們的廣泛應用(13)參見高奇琦：《從單因解釋到多因分析：比較方法的研究轉向》，《政治學研究》2014年第3期；P. C. Fiss，“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54，No.4，2011，pp.393-420.。該視角指出，不同驅動因素產生的影響效果并不各自獨立，它們之間會相互聯動匹配，共同對結果產生影響。國家介入別國分離主義運動往往受到不止一個驅動因素的影響，而不同驅動因素產生的影響效果并不各自獨立，會共同影響第三方國家對于分離主義運動的立場選擇。因此，單個因素能夠提供的解釋范圍十分有限，且往往只是決定一個國家立場和政策的非充分因果性因素(14)Shiping Tang，“The Onset of Ethnic War：A General Theory”，Sociological Theory，Vol.33，No.3，2015，p.266.。

基于此，本文以印尼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為案例，采取組態視角，透析國際干預背后多種驅動因素之間的聯動組合機制，以及不同驅動因素之間的優先關系，為分離主義運動中第三方國家的立場選擇尋找多因解釋。一方面，打開分離主義運動中國際干預的黑箱，聚焦第三方國家立場選擇的驅動機制，為分離主義研究提供新視角；另一方面，將并發因果的思維方式引入對于國際干預的因果研究，為相關問題的探討開拓新思路。

二 國際干預驅動力的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亞歷克西斯·赫拉克利德將第三方國家對分離主義沖突的干預政策選擇受到的驅動力總結歸納為兩類：情感性驅動力與工具性驅動力。在情感性因素的驅動下，第三方國家對別國分離主義立場選擇的基本邏輯是支持分離主義沖突中與本國在族群、身份、語言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中具有同質性的一方而反對具有異質性的一方，或是依據實際情況支持道德上相對具有正義性的一方而反對錯誤的一方(15)Alexis Heraclides，“Secessionist Minorities and External Involve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 1990，p.370.。賽德曼的族群紐帶論與貝朗格等人的民主國家論對第三方國家干預動因的解釋均屬于這一類型的驅動力。在工具性因素的驅動下，第三方國家會出于達到經濟收益、國內政治、地緣安全等功利性目的而選擇其對分離運動的立場和政策(16)Alexis Heraclides，“Secessionist Minorities and External Involve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 1990，p.370.。分離脆弱論及哈德斯頓的尋求穩定論所提出的解釋因素則屬于工具性驅動力。

赫拉克利德將兩種驅動力共同納入其對分離主義運動中國際干預行為原因的分析，認為情感性驅動力和工具性驅動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當情感性和工具性的驅動力的影響達到某種平衡并且能夠彼此協調加強，將為國家立場與政策的選擇構成充分的動機(17)Alexis Heraclides，Ada Dialla，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Setting the Precedent，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5，p.229.。盡管赫拉克利德的理論關注到多個驅動因素之間的組合效應，但并未對一個國家同時受到相互矛盾(即偏好沖突中的不同兩方)的情感性驅動力與工具性驅動力影響時將如何做出選擇這一問題進行充分探討，而這種情況實際上就存在于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國際干預問題中(例如與印尼東部邊界緊鄰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在族群與文化上與西巴布亞地區具有同質性，但在地緣安全上卻與印尼享有緊密聯系)。

因此，對于西巴布亞分離主義中第三方國家立場選擇背后不同情感性驅動力和工具性驅動力的多重條件變量共存的組態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基于赫拉克利德關于第三方國家干預的兩種驅動因素的分析框架，在學界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構建出進一步細化的情感性與工具性驅動力的分析框架。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情感性與工具性驅動力均可能同時偏好分離主義沖突中的不同兩方，不同的驅動因素彼此聯動匹配或抵消，共同對第三方國家的選擇造成影響。

在本框架中，情感性驅動力包含兩個驅動因素：族群紐帶和人權因素。如前述賽德曼的研究，族群紐帶影響著國家在對外政策選擇上的偏好，執政者為獲取或鞏固其國內的政治支持，在對外政策上偏好支持與其國內支持者(選民)存在族群紐帶聯系的一方。印尼的主體民族為爪哇族，而西巴布亞的人口構成則更為復雜，由300個左右族群構成，但這些族群在人種上普遍具有美拉尼西亞人特征(18)薛松：《分權與族群分離運動：基于印尼的分析》，《國際政治科學》2019年第4期。，與太平洋島國共享同屬美拉尼西亞人的族群紐帶，因此本文假設族群紐帶因素可能促使美拉尼西亞國家選擇支持分離主義。另外，人權問題可能會成為一些國家對分離主義進行干預的原因。印尼政府因在西巴布亞地區分離主義沖突中的暴力行為被部分國家指責存在人權侵害行為。而人權因素驅動在諸如科索沃、東帝汶等歷史上獲得“成功”的分離主義案例中發揮了重要的國際動員作用。因此，本文假設人權驅動因素也可能成為一些國家選擇支持分離主義的原因。

工具性驅動力包含三個驅動因素：地緣安全驅動、地緣經濟驅動和分離脆弱驅動。印尼所處的地理位置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大洋，在南、北、西、東四個方向上分別與澳大利亞、中國、印度等區域大國及諸多太平洋島國相鄰。印尼具有重要的地緣安全合作價值，這對第三方國家的立場選擇產生重要影響。國際社會中安全、防務領域的合作以合作各方充分尊重彼此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為前提，因此本文假設重視印尼的地緣安全價值的第三方國家可能會在立場上偏向印尼以回避與其產生矛盾，從而選擇不支持分離主義。與地緣安全因素類似，赫拉克利德認為地緣經濟因素也可能影響國家的立場(19)Alexis Heraclides，“Secessionist Minorities and External Involve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 1990，pp.353-354.。作為東南亞最大經濟體和亞洲市場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印尼具有相當重要的地緣經濟價值，第三方國家對于分離主義運動的立場選擇可能影響其與印尼的經貿關系，進而影響其經濟收益。因此，對經濟收益增減的預估可能是第三方國家考慮的重要因素。本文的假設之一即是第三方國家與印尼經濟利益聯系越深，則受該驅動因素影響越大。此外，本文要驗證的另一假設是自身是否受到分離主義威脅會影響第三方國家的立場選擇。如前所述，當第三方國家自身內部存在具有分離主義傾向的族群，或是歷史上曾發生過分離主義沖突時，其政府往往不情愿支持別國的分離主義運動，以避免為本國內部的分離族群樹立先例而產生“多米諾”效應，殃及本國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因此，自身分離脆弱的第三方國家可能不會選擇支持西巴布亞的分離主義運動。

綜上所述，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情感性和工具性兩種驅動力下共涵蓋5個驅動因素。根據本研究的假設，其中族群紐帶與人權因素的存在會導致第三方國家對分離族群西巴布亞人的偏好，而地緣安全、地緣經濟與分離脆弱因素的偏好則指向支持母國印尼。在組態的視角下，情感性與工具性驅動力對第三方國家在分離主義沖突中的立場選擇的影響并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以匹配組合的形式共同作用。指向同樣偏好的驅動因素同時存在時可能產生并發協同效應，相互增強對國家立場選擇的影響；而指向相反偏好的驅動因素則可能彼此抵消，或是更強有力的因素獲得上風而凌駕于其它條件之上，對國家的立場選擇產生影響。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分離主義運動中國際干預驅動力的分析框架

三 研究方法與數據構建

(一)研究方法：質性比較分析

本文嘗試從組態視角分析情感性驅動力與工具性驅動力的多元驅動機制，具體而言，需要分析族群紐帶、人權、地緣安全、地緣經濟以及分離脆弱這5種驅動因素具體如何彼此聯動組合，進而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中第三方國家的立場選擇造成影響。因此，不同于國際政治因果關系研究中常見的“自變量—因變量”二元式的傳統回歸分析統計學方法，本文采取以布爾代數和集合理論為基礎的QCA方法，從組態的視角出發，嘗試為第三方國家對分離主義運動的立場選擇背后的復雜因果關系提供解釋。QCA方法由查爾斯·拉金提出，其優勢在于：第一，這種基于集合理論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者能夠分析多重影響因素的組合作用，因此在諸多條件因素并存的情況下，有助于從整體性出發，了解各國對分離主義運動立場選擇的復雜因果關系。第二，QCA方法可以識別出導致相同結果的等效(equifinal)組態，這可以幫助研究者分析不同樣本的不同條件組合導致相同選擇的差異化驅動機制，尋找共性與差異。第三，研究者可以通過跨案例比較分析導致不同結果的條件組態，進一步討論影響因素間的強化或抵消效應，確定不同驅動力對于國家立場選擇影響的優先關系。

QCA方法基于集合理論，其本質是檢驗解釋變量(及其組態)與結果變量之間的集合隸屬關系(20)郝詩楠、高奇琦：《分離主義的成與?。阂豁椈谫|性比較分析的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6期。。當前，QCA研究方法主要分為三種：清晰集(crisp-set QCA)、模糊集(fuzzy-set QCA)和多值集(multi-value set QCA)。清晰集QCA的研究中在對變量賦值時直接采用0和1兩個值來表示變量對于某一特定集合的隸屬度，即1是“完全隸屬”，0則是“完全不隸屬”；模糊集則采用0-1區間的連續數值來表示隸屬度，即某一變量的隸屬度越靠近0，則越接近于“完全不隸屬”，越靠近1則越接近“完全隸屬”(21)Charles C. Ragin and P. J. M. Pennings，“Fuzzy Sets and Social Research”，Sociological Methods &Research，Vol.33，No.4，2005，pp.423-430.；而多值集則采用超過兩個的非連續數值(例如“0、1、2”)來表示隸屬度。由于相較清晰集和多值集，模糊集能夠更好地處理集合隸屬程度的變化與比較(22)杜運周、賈良定：《組態視角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管理學研究的一條新道路》，《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因此本文采用的是模糊集質性比較分析作為具體的集合方法。

(二)樣本的選擇

如表1所示，本文對19個與西巴布亞問題主要相關的第三方國家目前的立場表態(23)需要說明，本文對第三方國家立場選擇的判斷依據是能夠代表國家立場的公開表態，因此國家內政黨、政治團體、個別政客、政府官員等行為者以及公眾輿論等對于分離主義運動的表態將不被作為國家立場的參考，且除非存在政府已經公開的官方文件資料的支撐，任何未得到第三方國家政府公開承認的隱晦表態也不被作為依據。最后，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的干預行為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情況進行了整理，將它們作為本文對第三方國家對西巴布亞問題立場選擇的實證分析的主要樣本。這些樣本國家的選取主要遵循以下三點考量：第一，為保證比較研究結論的解釋力，應當兼顧正面案例與負面案例。所謂正面案例是結果發生了的案例，而負面案例則指該結果沒有發生的案例。而充分選擇結果不同的樣本有助于避免“選擇偏差”(selection bias)，從而增強研究結論的解釋力(24)Barbara Geddes，“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Political Analysis，Vol.2，No.1，1990，pp.131-150.。因此，本研究在樣本選取中試圖將支持西巴布亞分離訴求與不支持西巴布亞分離訴求的國家都納入到分析中。第二，由于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地區分離主義運動在殖民和去殖民過程中的歷史淵源，一些域外國家與分離主義沖突雙方間仍存在歷史、文化或政治上的紐帶。這些國家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在國際事務中具有較高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在東南亞分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常常扮演重要角色，它們的立場可能對西巴布亞問題的最終走向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有必要探討這些域外國家對于分離運動的態度立場，本研究將美國、英國、荷蘭和法國作為樣本納入分析。第三，本研究對各國立場選擇的考察需要限定在一定的時間范圍之內。本研究所設定的時段為1969年(印尼政府就西巴布亞問題舉行公投的時間)至今。1962年，印尼和荷蘭在美國的牽頭調解下簽署了關于西巴布亞領土歸屬問題的《紐約協議》(25)“Indonesia and Netherlands：Agreement (with Annex)Concerning West New Guinea (West Irian)”，August 15，1962，No.6311，United Nations-Treaty Series，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437/volume-437-I-6311-English.pdf。1969年，印尼按照該協議實施了“自由選擇行動”(Act of Free Choice)公投以后，西巴布亞被并入印尼，但是由于公投結果在西巴布亞人中存在爭議，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開始發酵。

表1 目前主要相關國家就西巴布亞問題的立場選擇情況

本文對各國立場的梳理基于1969年印尼就西巴布亞問題舉行公投以后各國官方文件及公開表態(26)See United Nations，Digital Library，Voting Record，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Concerning West New Guinea (West Irian)，A/RES/2504(XXIV)，1969，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657429？ln=zh_CN；“Pacific Nations Back West Papuan Self-determination”，Radio New Zealand，May 6，2017，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330203/pacific-nations-back-west-papuan-self-determination；“Tuvalu and Nauru back Indonesia in Papua”，Radio New Zealand，February 2，2018，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349483/tuvalu-and-nauru-back-indonesia-in-papua；“Solomon Islands Prime Minister Softens Support for West Papua Self-Determination”，ABC，April 29，2019，https：//www.abc.net.au/radio-australia/programs/pacificbeat/solomons-pm-softens-west-papua-self-determination-support/11053370。由于國家外交決策紛繁復雜且始終處于動態變化之中，部分樣本國家的條件變量及立場在本文的考察范圍內隨時間推移而發生了轉變，為了更為準確地反映現實情況，本文將考察范圍內條件變量和立場均發生轉變的國家的前后情況分別作為不同樣本納入研究。具體地，所羅門群島曾于2017年5月同瓦努阿圖、湯加、瑙魯等6個太平洋島國共同發表了號召非加太集團國家支持西巴布亞民族自決的聯合聲明，同年不久后其態度轉為溫和，表示尊重印尼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因此，本研究將所羅門群島立場轉變前后的情況作為兩個樣本(27)為了保證分析結果的準確性與有效性，本研究盡可能地采用數據充足且可信度高的案例作為分析樣本。由于瑙魯和圖瓦盧的國家體量較小，各方面條件變量在其立場轉變前后缺乏可觀測的變化，因此本研究沒有將這兩個國家立場轉變前后的情況分別作為樣本納入分析。?；诖?，本文共選取20個樣本進行QCA分析。

(三)變量的賦值與校準

1.結果變量的賦值

本研究所關注的結果是第三方國家支持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與否。因此，本研究對結果變量(y)采用二分法的方式進行賦值，即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持支持態度，或曾公開表達過支持西巴布亞民族自決訴求的，賦值為 1；否則賦值為0。

2.解釋變量的賦值與校準

(1)族群紐帶驅動因素(et)?；诠餐Z言、部落、村莊社區關系和傳統文化的族群紐帶超越國家邊界的限制，長期以來在太平洋地區的美拉尼西亞人之間形成強大的聯結。南太平洋地區的島國大多在20世紀70年代獲得獨立，自那時起，重塑“美拉尼西亞文明”(Melanesian-ness)(28)Stephanie Lawson，“‘Melanesia’：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an Idea”，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Vol.48，No.1，2013，p.18.并推動所有太平洋國家的去殖民化就一直是美拉尼西亞人的重要目標。因此，在這一變量上，本研究采取二分法進行賦值，為與西巴布亞族群享有族群紐帶的案例賦值為1，否則為0。

(2)人權驅動因素(hr)。對該變量的取值標準參考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發布的關于各國對國際人權條約的批準情況，以此作為樣本國家遵守國際人權法、促進和保護人權的意愿的指標。對于立場發生轉變的案例，則取其立場轉變的年份為止的數據。本研究假定，保護人權意愿越高的國家，越關注西巴布亞問題中的人權因素，進而更傾向于支持西巴布亞。聯合國人權高專辦根據國家批準的國際人權文書的數量將全部國家分為4類(29)“Ratification of 18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https：//indicators.ohchr.org/，March 29，2023.，本文根據高專辦的分類標準，采用四值模糊的分層方法(0、0.33、0.67、1)(30)查爾斯·C. 拉金著，杜運周等譯《重新設計社會科學研究》，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年，第16-18頁，第64-67頁。，借助Stata數據處理軟件對該變量進行間接校準，將各國人權驅動變量的隸屬度用0-1之間的連續數值表示，隸屬度越接近1，表示該樣本國越重視人權因素，越接近0，則表示相反。

(3)地緣安全驅動因素(gps)。對這一變量，本研究以印尼外交部公布記錄為主要依據(31)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List of Treaties Concluded by Indonesia”，https：//treaty.kemlu.go.id/search，March 29，2023.，以各樣本國家與印尼在安全、防務、邊界治理等領域簽訂的雙邊、多邊協定數量為指標進行間接校準。對于立場發生轉變的案例，則取其立場轉變的年份為止的數據。由于國際社會中安全、防務及邊界治理領域的雙邊、多邊合作往往以合作各方充分尊重彼此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為前提，故在本研究中，假定樣本國家與印尼所簽署的此類協定越多，則受印尼的地緣安全影響越大，更傾向于尊重和支持印尼對于西巴布亞地區的主權主張。根據數據的特點，本文采用四值模糊的分層方法(0、0.33、0.67、1)進行間接校準，將各國地緣安全驅動變量的隸屬度由0-1之間的連續數值表示，隸屬度越接近1，表示印尼在地緣安全上對該樣本國的影響越大，越接近0，則表示相反。需要說明，依據本研究的假設，這一變量的數值對結果呈現負相關。

(4)地緣經濟驅動因素(gep)。本研究假設樣本國家與印尼之間的地緣經濟聯系越密切，則越容易傾向于尊重和支持印尼對于西巴布亞地區的主權主張。出于相關的數據可得性考慮，本研究目前基于復雜經濟觀察平臺(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OEC)2015—2021年的貿易數據，以各樣本國家亞太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中印尼的占有度的平均值為指標，表示第三方國家與印尼之間經貿聯系的緊密程度。對于立場發生轉變的案例，則取其立場轉變的年份為止的數據。本文選取0.75、0.5、0.25為數據的百分位錨點進行直接校準(32)P. C. Fiss，“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54，No.4，2011，pp.393-420.，借助fs/QCA軟件，各樣本的指標數值被轉化為地緣經濟變量的集合隸屬度，隸屬度越接近1，表示該國與印尼的地緣經濟聯系越緊密，越接近0，則表示相反。與地緣安全驅動因素相同，這一變量的數值對結果呈現負相關。

(5)分離脆弱驅動因素(vs)。本研究中對這一變量采用二分法的方式賦值，以近10年內第三方國家內是否發生過分離主義沖突為指標，若有，則表示該國受到分離脆弱因素驅動，那么該案例被賦值為1，否則被賦值為0。依據本研究的假設，這一變量的數值對結果呈現負相關。

樣本—變量的校準及賦值情況(包含原始數據值)如表2所示。

表2 樣本—變量校準賦值表

四 第三方國家的立場選擇：驅動因素的QCA分析

(一)必要性條件檢驗

在對上述變量展開組態分析之前，有必要對所有條件變量單獨進行必要性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s)分析。必要性條件是指，當結果發生(即y為1)時，如果某個條件始終存在，那么該條件就是使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當結果不發生(即y為0)時，如果某個條件始終存在，那么該條件就是使結果不發生的必要條件。條件的一致性(consistency)被作為檢驗必要條件的主要標準。本文對于檢驗必要條件的一致性閾值采用學界的主流觀點，將一致性大于或等于0.9作為界定必要條件的標準(33)Svend-Erik Skaaning，“Assessing the Robustness of Crisp-Set and Fuzzy-Set QCA Results”，Sociological Methods &Research，Vol.40，No.2，2011，pp.391-408.。表3為經fs/QCA軟件運算，對上述單個條件變量(及其非集)進行必要性條件檢驗的結果。

表3 必要性條件檢驗結果

需要說明，QCA方法基于布爾代數，具備一套特定的邏輯符號，其中主要由“*”代表“和”(logical AND)，“+”代表“或”(logical OR)，“～”代表“非”(negation)。以表3中的“et”變量為例，“et”表示第三方國家與西巴布亞地區存在族群紐帶，而“～et”則為其非集，表示第三方國家與西巴布亞地區不存在族群紐帶。

從表3可以觀察到，當結果發生時，族群紐帶存在(et)、非分離脆弱(～vs)以及與印尼地緣安全聯系松散(～gps)這3個條件變量的一致性水平大于臨界值0.9，可能是對于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通過進一步的檢驗分析，可以發現在全部20個樣本中，所有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表示過支持的樣本國均為南太平洋地區島國(瓦努阿圖、所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瑙魯、圖瓦盧、帕勞、湯加)，它們都與西巴布亞人享有美拉尼西亞人種的族群紐帶，且這些國家10年內都沒有發生過分離主義沖突，因此都滿足族群紐帶存在和非分離脆弱的條件。這表明族群紐帶及分離脆弱這兩種驅動因素對于第三方國家在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中的立場選擇具有顯著的影響，是支持西巴布亞分離訴求的必要條件。而與印尼地緣安全聯系松散這一條件變量的覆蓋率則不足0.5，且有接近1/3的樣本分布在X-Y散點圖的對角線(即X=Y)上方。這表明，該條件變量未通過“不相關性”(Trivialness)檢驗，并未達到構成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的標準(34)Carsten Q. Schneider and Claudius Wagemann，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96，232-237.。而當結果不發生時，所有條件變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的臨界值，這說明導致第三方國家不支持西巴布亞分離訴求的原因條件組合比較多樣，沒有單一變量達到必要條件標準。

(二)條件組態分析與實證結果

條件組態分析是QCA研究中的關鍵步驟，與必要性條件檢驗不同，條件組態分析對不同組態影響結果產生的充分性進行分析，以此檢測多個解釋變量所構成的組合對于結果的影響的大小。一致性指標在組態充分性分析中同樣發揮檢驗作用，但在這里一致性的計算方式及最低閾值與在必要性條件分析中有所區別。通常，研究者在充分性分析中對組態設定一個一致性指標的最低閾值，本研究采納施耐德和瓦格曼的建議，確定將0.80作為充分性分析中的一致性閾值(35)Carsten Q. Schneider and Claudius Wagemann，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29.。在剔除一致性低于0.80的樣本之后，通過fs/QCA軟件運算對解釋變量組態進行充分性分析。最終，組態條件的充分性分析的結果輸出如表4所示。表4中●或?表示該條件存在(或該條件變量取值較高)，?或?表示該條件不存在(即該條件變量的非集取值較高)；●或?表示該條件為核心條件，?或?表示該條件為邊緣條件；空格則表示該條件變量存在與否對于結果無關緊要。

表4 組態條件的充分性分析結果

對于第三方國家對西巴布亞問題立場選擇之驅動因素組態充分性分析的結果如表4所示，充分性分析共輸出了兩種原因組態(表中兩條縱列分別代表一種條件組態)，且不論是總體解還是單個組態的一致性均高于充分性分析的一致性閾值0.80，這表明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的有效性。分析結果中總體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為0.940，這表明在所有滿足組態1或組態2條件的樣本國家中，有94%都選擇支持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傮w解的覆蓋率(solution coverage)為0.857，這意味著本研究輸出的兩組條件組態能夠為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中85.7%的選擇支持分離族群訴求的第三方國家的立場提供解釋。

具體而言，組態1表明，能夠同時滿足美拉尼西亞族群紐帶(et)、與印尼地緣安全關系松散(～gps)以及自身非分離脆弱(～vs)這3個條件的國家，在對人權因素的關注度較低的情況下，會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訴求給予支持，而該國與印尼的經濟往來緊密與否則對其立場選擇不構成影響。該組態的覆蓋率為0.77，凈覆蓋率為0.574，表明該組態能夠為77%的選擇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表示支持的國家提供解釋，并且有57.4%的支持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國家僅能被這一組態所解釋。

組態2表明，能夠同時滿足美拉尼西亞族群紐帶(et)、與印尼地緣安全關系松散(～gps)以及自身非分離脆弱(～vs)這3個條件的國家，即使其與印尼的經濟往來較為緊密，也仍然會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訴求給予支持，而該國是否密切關注國際人權保護問題對于其立場選擇而言則無關緊要。該組態的覆蓋率為0.283，凈覆蓋率為0.087，表明該組態能夠為28.3%的支持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國家提供解釋，另外，約1%的選擇支持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國家僅能被這一組態所解釋。

結合組態1和組態2可以發現，在組態的視角下，人權因素和地緣經濟因素對于第三方國家在分離主義運動中的立場選擇僅構成邊緣條件，當滿足其它核心條件時，第三方國家對于西巴布亞的支持并非出于對人權因素的關注，也沒有因為與印尼的經貿往來較為密切而選擇反對西巴布亞的分離訴求。并且，結合必要性條件檢驗可以發現，案例中～hr的一致性(0.77)遠高于hr(0.23)，這可能與支持西巴布亞的國家多為太平洋地區發展落后的島國，人權意識相對薄弱有關，但同時也表明人權因素并非這些國家支持西巴布亞的真正驅動力。

而兩種組態都滿足了et*～gps*～vs這一核心條件組，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同時滿足美拉尼西亞族群紐帶(et)、與印尼地緣安全關系松散(～gps)以及自身非分離脆弱(～vs)這3個條件對于第三方國家選擇支持西巴布亞的立場起到了核心作用。其中et為情感性驅動因素，而～gps和～vs為工具性驅動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赫拉克利德的觀點：如果情感性和工具性的驅動力能夠相互協調并彼此印證，那么便將為第三方國家立場的選擇構成充分的動機(36)Alexis Heraclides，Ada Dialla，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Setting the Precedent，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5，p.229.。

那么，當情感性驅動因素與工具性驅動因素的偏好存在矛盾時，對結果的影響又如何？通過對核心條件的相關變量的必要性檢驗結果進行進一步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在情感性驅動因素方面，條件et對于結果發生的覆蓋率為0.7，這意味著滿足美拉尼西亞族群紐帶的樣本國家中仍有30%不支持西巴布亞的分離訴求，顯然族群紐帶驅動因素并不能構成第三方國家支持分離運動的充分條件。在工具性驅動因素方面，我們知道，條件～gps與～vs分別為條件變量gps與vs的非集，而條件gps與vs對于結果不發生的覆蓋率則分別為0.999與1.0，這意味著無論樣本國家是否滿足情感性驅動力的條件，只要其滿足與印尼地緣安全關系緊密或自身分離脆弱這兩個條件中的任意一條，都不會支持西巴布亞的分離訴求。例如，巴新、所羅門群島和斐濟同樣與西巴布亞共享屬于情感性驅動因素族群紐帶，尤其巴新與西巴布亞直接接壤，其國民與西巴布亞人具有深厚的歷史與地理淵緣，但它們最終都沒有站在它們的美拉尼西亞同胞一邊。

巴新與印尼通過1986年簽署的協定建立了兩國友好合作的雙邊關系，同時此項協議規定了雙方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標志著巴新對于印尼對西巴布亞地區領土主權的承認(37)R. J. May，“‘Mutual Respect，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The Indonesia-Papua New Guinea Border and Its Effects on Relations between Papua New Guinea and Indonesia”，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19，No.4，1987，pp.44-52.。印尼是與巴新直接相鄰的重要區域大國，維護與印尼的雙邊關系對于巴新政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構成了其立場選擇的主要驅動力。西巴布亞地區與巴新直接接壤，西巴布亞難民長期穿越邊境在兩國之間流動，與之伴隨的是，邊境經常發生難民與印尼安全部隊之間的流血沖突(38)Stuart Kirsch，“Refugees and Representation：Politics，Critical Discourse，and Ethnography along the New Guinea Border”，Michael Morgan and Susan Leggett eds.，Mainstreams and Margins：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1990s，Contribu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No.367，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6，pp.222-236.。巴新缺少接收難民的設施和能力，因難民流竄造成的暴力沖突也直接威脅巴新沿邊的社會安全。巴新的國家安全建立在與印尼睦鄰友好的前提之上，在西巴布亞問題上公然反對印尼無異于對自身的安全環境造成威脅。同時，巴新自身也面臨分離主義威脅，其領土東端的布干維爾自治區在2019年舉行獨立公投，結果表明97.7%的布干維爾人支持布干維爾島從巴新獨立(39)Kylie Mckenna and Emelda Ariku，“Bougainville Independence：Recalling Promises of International Help”，Lowy Institute Paper，Sydney：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2021，https：//www.lowyinstitute. org/the-interpreter/bougainville-independence-recalling-promises-international-help。若巴新公開對西巴布亞地區分離運動表示支持，則會給巴新對布干維爾島領土主權的合法性造成負面影響。

所羅門群島是美拉尼西亞國家，與印尼西巴布亞地區具有族群紐帶，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所羅門群島都堅定地支持西巴布亞獨立。但是2017—2019年期間，所羅門群島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立場開始發生轉變。這其中較為可觀察的變量是所羅門群島經歷政府換屆，雖然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并未包含政黨輪替對分離主義運動立場的影響，但是通過對2019年以后所羅門群島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態度的觀察可發現，政黨輪替不是所羅門群島立場發生轉變的解釋變量。因為2019年政黨再次發生輪替，但是所羅門群島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立場并未再有任何改變。另一個可觀察的變量是印尼政府不斷加強其與所羅門群島的雙邊關系，印尼與所羅門群島在政治和安全議題上的對話增多，雖然尚未達到簽訂官方文件的程度，但是卻能夠體現本文分析框架所提出的地緣安全因素對第三方國家立場的影響。 此外，2019年以后，所羅門群島的分離主義勢力也在抬頭，分離脆弱的驅動也使得所羅門群島在西巴布亞問題上比2017年以前更為保守。

斐濟方面，2006年弗蘭克·拜尼麻拉馬通過軍事政變奪取斐濟政權后，遭到來自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斐濟傳統盟友的制裁，不得不尋求替代盟友。拜尼麻拉馬利用西巴布亞問題，通過承諾支持印尼在該領土上的主權來獲取印尼的援助(40)Prashanth Parameswaran，“What’s Next for Indonesia-Fiji Military Ties？”，The Diplomat，August 22，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whats-next-for-indonesia-fiji-military-ties/。印尼與斐濟自此建立起長期雙邊合作伙伴關系，尤其近年來兩國合作領域已從經貿向旅游、教育以及反恐、維和等安全領域有所拓展(41)“Fiji and Indonesia Renew Commitment for Greate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The Fijian Government，July 9，2021，https：//www.fiji.gov.fj/Media-Centre/News/FIJI-AND-INDONESIA-RENEW-COMMITMENT-FOR-GREATER-DE。2012年，正是在斐濟的大力支持下，印尼作為觀察員國加入了美拉尼西亞先鋒集團(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MSG)(42)美拉尼西亞先鋒集團是美拉尼西亞區域性國家間組織，其宗旨是促進美拉尼西亞國家間的合作交流，其正式成員包括巴新、斐濟、所羅門群島、瓦努阿圖4個主權國家以及新喀里多尼亞的卡納克和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Kanak et Socialiste)。先鋒集團在南太平洋地區具有較強的影響力，而支持包括西巴布亞人在內的美拉尼西亞民族獨立一直以來也是該組織關注和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隨后在2015年成為該組織的準會員國。自2013年起，西巴布亞聯合解放運動(United Liberation Movement for West Papua，ULMWP)(43)西巴布亞聯合解放運動由西巴布亞3個主要的分離組織西巴布亞聯邦共和國(NRFPB)、西巴布亞民族解放聯盟(WPNCL)以及西巴布亞民族議會(NPWP)于2014年12月7日在瓦努阿圖合并而成，是自由巴布亞運動為旗幟下最大的分離組織之一，瓦努阿圖是該組織的主要國際支持者。便開始推動申請MSG正式成員身份的目標。正式成員的身份意味著MSG及其所有成員國對西巴布亞分離訴求的支持和對其獨立身份的承認，這是印尼所不能容忍的。而在MSG的內部，正是由于巴新和斐濟兩國的強烈反對，西巴布亞人的多次申請都未得到批準。受工具性驅動因素影響，巴新和斐濟旗幟鮮明地支持印尼的主權，而反對ULMWP的申請。各島國在西巴布亞問題上的分歧甚至在美拉尼西亞先鋒組織內部產生了不和的裂痕(44)“West Papua Independence Movement Re-submits for Full MSG Membership” ，Radio New Zealand，December 7，2021，https：//www.r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457414/west-papua-independence-movement-re-submits-for-full-msg-membership；“At 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the Question of West Papuan Membership Lingers”，The Diplomat，February 16，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02/at-melanesian-spearhead-group-the-question-of-west-papuan-membership-lingers/。因此，通過比較可以發現，當情感性驅動力與工具性驅動力的偏好存在矛盾時，工具性驅動力對于第三方國家的立場選擇的影響具有優先性。

結 論

基于情感性驅動力和工具性驅動力的視角對19個主要相關域內外國家的立場及其驅動因素的觀察，本文就第三方國家對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立場選擇問題得出以下三點主要結論。

第一，同時滿足美拉尼西亞族群紐帶、與印尼地緣安全關系松散以及自身不受分離主義威脅是驅動第三方國家選擇支持西巴布亞分離主義運動的核心條件。當情感性驅動因素族群紐帶與工具性驅動因素地緣安全和分離脆弱能夠彼此印證、相互加強時，將為第三方國家支持西巴布亞分離運動提供充分的動機。

第二，當第三方國家情感性驅動力與工具性驅動力的偏好相左，工具性驅動力對國家最終的立場選擇的影響具有優先性，即第三方國家將基于對現實利益的預期而決定其立場。本研究認為，工具性驅動力對于國家立場選擇的影響具有優先性，即無論是否受到情感性驅動力的影響，第三方國家出于保護自身領土完整、維護地緣安全穩定等現實需要，在立場選擇上傾向于支持印尼。

第三，人權因素和地緣經濟因素對于第三方國家在分離主義運動中的立場選擇僅構成邊緣條件。當滿足其他核心條件時，第三方國家并沒有因為更關注人權問題而選擇支持西巴布亞，也沒有因為與印尼的經貿往來較為密切而選擇反對西巴布亞分離訴求。

西巴布亞地區對于印尼在領土主權、國家安全和經濟方面具有極高的戰略重要性，對于東南亞地區以及南太平洋地區的區域安全具有重大影響。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緣政治價值，該地區分離主義沖突的解決成為周邊國家極為關切的議題。本文從情感性驅動力和工具性驅動力的視角對第三方國家在西巴布亞問題中立場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質性比較分析，探討了不同驅動因素對第三方國家立場選擇的組態作用模式，以及不同驅動力對于國家立場選擇影響的優先關系，有助于進一步加深對分離主義運動中第三方國家立場選擇背后復雜因果關系的理解。從本文的邏輯出發，由于原本受情感性因素驅動的國家受到偏好印尼的工具性驅動力的影響，西巴布亞獲得的國際支持正在下降。所羅門群島由于自身受到分離主義威脅，已經轉變立場支持印尼。且印尼正在致力于發展與太平洋島國的關系，其太平洋政策由忽視轉向更為主動的接觸合作(45)F. Lantang and E. M. B. Tambunan，“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West Papua’ Issue and Its Impact on Indonesia’s Policy to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Journal of ASEAN Studies，Vol.8，No.1，2020，pp.57-59.，在分離脆弱等工具性驅動因素不斷強化的過程中，瓦努阿圖和其他支持西巴布亞獨立的太平洋島國也將面臨來自印尼的更大壓力，島國中對于西巴布亞獨立訴求的支持聲音將逐漸勢弱，西巴布亞分離主義能夠成功的機率也在下降。然而西巴布亞分離主義問題具有其復雜的歷史經緯，難以在短期內得到解決。本文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為分離主義運動中的國際干預研究提供了組態視角的補充，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用于進一步探析太平洋島國布干維爾和馬萊塔等地區的分離主義運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