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修昔底德筆下雅典政制的品性

張新剛

（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一、修昔底德對雅典政體態度的疑難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結束以來，修昔底德是國際政治領域最常被提及和討論的古代史學家之一。當代政治和學術論域對修昔底德的偏愛，一方面，實現了修昔底德的寫作意圖，即“由于這是人類的狀況，過去的事件在將來某個時候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再次發生，我的著作并不想贏得聽眾一時的獎賞，而是想成為永久的財富”（1.22.4）[1]；但另一方面，這“永久的財富”也使后人容易陷入將修昔底德簡化或臉譜化的危險之中，進而將其著作中的分析削足適履般地強加在當代事務之上。我們在重新激活修昔底德時，需要盡可能擺脫表面現象的直接比附，同時深入他著作的內在結構，將與當代關切相關的歷史現象放回到文本自身的脈絡中進行分析，才能更本真地揭示修昔底德著述的意涵與啟示。秉持這一解釋原則，筆者擬聚焦修昔底德對雅典政制演變的敘述，探究修昔底德分析雅典政制的總體框架和看法。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修昔底德雖然對政體問題著墨甚多，但是他自己的政體立場以及他對雅典民主政體的態度卻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對象。在近代以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修昔底德的這部史書都被視為是批評雅典民主制度的，其中以霍布斯（Hobbes）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修昔底德）對城邦政體的看法，很明顯，他最不喜歡的就是民主制?！盵2]霍布斯觀察到雅典民主政體中存在眾多煽動家，煽動家們追求的往往是自己的而非城邦的利益。修昔底德對這一點也有直接的評論，如在伯里克利去世之后的評述中，他明確對煽動家為個人利益取悅民眾的行為表達了不滿。沿著這一思路，有學者認為，民主制表現出來的缺陷造成了雅典的軍事失敗，而修昔底德是溫和的寡頭派立場，并且更青睞由少數有才智的人進行統治[3]。

與此同時，二戰后的學者們更多關注到的是修昔底德對“混合政體”的偏愛，尤其強調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八卷中對雅典“五千人政體”的贊美。修昔底德認為，這個政體混合了寡頭與民主的要素，防止了政體滑向兩個極端（8.97.2）。通過將修昔底德的政體觀落在“混合政體”上，有學者認為，修昔底德開創了后來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接續的古代混合政體傳統[4]。但是，關于修昔底德是否真的認為混合政體是他心目中的“最佳政體”，從文本上來看也是有爭議的。正如霍恩布洛爾（Hornblower）在評注中分析的那樣，修昔底德欣賞的究竟是五千人政體的優良表現還是混合政體這一形式仍未有定論[5]。不僅如此，如果我們接受修昔底德認為“混合政體”是最佳的，還需要解釋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二卷中對伯里克利時期雅典民主制的稱頌。上述問題都使我們任何試圖通過修昔底德書中的某一兩段話來推測他的整體立場的做法，顯得十分倉促。

總體來看，上述各種觀點基本把握到了修昔底德對雅典民主政體缺陷的揭示和批評。與民主的批評者解釋相對，晚近學界也出現了將修昔底德視為民主理論家的解釋范式，將強調的重點放在修昔底德對雅典民主制度優勢的闡述上。例如：奧伯（Ober）在最新的研究中強調了雅典民主的優勢，認為特別是在阿基達姆斯戰爭期間，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政治文化成功地克服了困難，達成了社會合作[6]。另有研究者從修昔底德的記述中，特別是從公民大會上針鋒相對的演說和辯論里，看到了雅典民主的現代特征，在這種觀點看來，公民大會投票前的分歧和討論恰恰是民主的關鍵構成要素，民眾的觀點游移、善變乃至沉默都證成了雅典的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7]。

學界除了強調修昔底德對雅典民主制度缺陷的批評以及晚近對于雅典民主優勢的闡發之外，還有學者注意到修昔底德對待雅典政制態度的復雜性。在這個方向的闡釋努力中，康納（Connor）的觀點頗具說服性。在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八卷中雅典總體表現以及“五千人政體”的討論中，康納認為，修昔底德既非一味地反民主，也非寡頭制的支持者，反而認為寡頭制和極端民主派都會導致為個人私利而犧牲公共利益；康納還提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文學形式和智識的開放性決定了讀者難以從中得到關于政治的最終教導，修昔底德是讓讀者盡可能通過閱讀親歷這些事件來介入和評判政治決策和政體形式[8]237-242。在更近期的研究中，康納更是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觀點，“修昔底德清晰闡明了雅典人做出冒險的決策，甚至有時會犯致命錯誤，但是民主的文化又能使這些錯誤幫助人們具備令人驚異的適應性和韌性”，而“這韌性又拖長了戰爭，加劇了苦難”[9]174。

康納正是看到了修昔底德筆下雅典民主所呈現的復雜面相，特別是提示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八卷中，修昔底德引導我們注意到“雅典人民的活力、耐力和果斷，以及他們取得的成就”[8]240。如果我們把這一線索進一步擴大，會發現在西西里遠征失敗后，雅典帝國并沒有立刻土崩瓦解，反而平定了許多反叛活動。例如，公元前412 年，雅典平定了其最大的盟邦柯奧斯（Chios）的叛離行動。修昔底德對柯奧斯城評價甚高，認為柯奧斯人是“除拉凱戴孟人外，唯一在繁榮昌盛之時還能頭腦清醒的人，其城邦規模越是擴大，他們治理城邦就越是穩妥”（8.24.4-8.24.5）。但柯奧斯人越是優秀，成功平定柯奧斯的反叛就越能凸顯雅典在處理危機時的卓越能力。此外，遭受重創的雅典城在面臨阿癸斯率領的斯巴達大軍壓境時，仍然能訓練有素地組織抵抗。更加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城內寡頭派準備求榮的時候，雅典的民眾表現出高昂的斗志，維護了城邦利益（8.71，8.91-8.95）。除了記述這些事件外，修昔底德對雅典在戰爭后期的表現也給出了正面的評價：“他們在西西里失敗了，……城邦內部紛爭已現。然而，他們還是支撐了八年。其敵人不僅有原來的，還有與之聯合的西西里人，加上自己的大部分盟邦，她們已經叛離。后來，波斯國王之子居魯士也參與了，他提供金錢用于伯羅奔尼撒人的海軍。雅典人還是沒有屈服，直到陷入內部的紛爭后才宣告失敗?！保?.65.12）所以，無論是從修昔底德的記述還是他直接給出的評論來看，雅典政制都展現出了極強的能力與適應性。那么，需要回答的問題則是：修昔底德是如何呈現和解釋雅典政體及雅典民眾這種能力的？雅典在戰爭中所呈現出的特質與民主政體的關系又是怎樣的？

下文將分三部分來回應上述問題。首先，將仔細考察雅典民眾在戰爭初期的危急時刻，即瘟疫以及隨后處理米提列涅叛亂時的表現，并試圖論證雅典民眾對于帝國戰略有清醒的認知，并有能力做出維護城邦利益的帝國戰略調整。其后，將考察城邦在應對另一個危機，即西西里遠征失敗后的表現，并結合審判阿爾喀比亞德事件，論證雅典城邦內部的自由傳統是政體品性的重要來源。最后，將目光投向雅典政制品性的來源，提出在修昔底德的記述中，海洋帝國對雅典民眾品性的塑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民眾的品性與政體一并塑造了雅典政制的韌性。

二、關于雅典帝國戰略決策的重估

（一）瘟疫與帝國存續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第二年，斯巴達及其盟邦大軍再次入侵阿提卡，不久雅典便爆發了嚴重的瘟疫（2.47-2.58）。修昔底德詳細記述了瘟疫肆虐的情形，瘟疫給雅典民眾在身體和精神上帶來的沖擊，以及雅典民眾在戰爭和瘟疫雙重壓力下對于伯里克利戰爭策略的反應。從結構安排上來看，修昔底德在撰寫瘟疫之前，非常詳盡地記述了伯里克利著名的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說，雅典民主以及民眾的形象在前后兩部分內容中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葬禮演說中，伯里克利對雅典民主以及民眾進行了高度頌揚；而在瘟疫威脅下，雅典民眾并未表現出伯里克利口中的高尚品質，反而將人性中最短視和脆弱的部分展露無遺。這不得不使讀者來重新思考雅典民主制度以及民眾品性的真實狀況究竟是怎樣的。

修昔底德記述，在瘟疫期間，雅典人不僅不再遵循葬禮習俗，而且“在其他方面，這場瘟疫也是雅典人在城邦內違背法律習俗（anomia）的開端”（2.53）。在瘟疫的籠罩下，雅典人處于巨大的恐慌之中，及時行樂成為新的生活信條。人們也不再害怕神的和人類的法律，哪怕違背了法律，人也不指望能活到受審和被懲罰的那一天。修昔底德對瘟疫中雅典民眾違法亂紀的記述，與伯里克利對雅典民眾守法的頌揚形成鮮明對比：“在城邦生活中，我們并不是無法無天，因為我們由于敬畏而服從當政者和法律，特別是那些幫助受害者的法律，以及那些不成文的但是如果違反就會遭到普遍鄙夷的法律?！保?.37.3）

對于雅典人前后截然相反的表現，學界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認為，在雅典民主制下，民眾的生活方式并不具備伯里克利所聲稱的那種優越性，而修昔底德將瘟疫的敘事直接放在葬禮演說之后，實際上是對之前民主頌詞的顛覆。伯里克利葬禮演說中對雅典民眾遵紀守法的描述只是一種修辭，為了特殊的場合凝聚人心和強化認同感。而在實際生活中，雅典民眾并非如此，只是因為懼怕懲罰才不敢違背法律和習俗。瘟疫只是一個將這些問題暴露出來的始發點，許多問題并非由瘟疫直接導致，而是有其更深遠或復雜的原因①。與之相對，另一種解釋則是為伯里克利的表述進行辯護，即在未遇到瘟疫之前，雅典人在日常生活以及公共事務中的表現是遵紀守法，遵守習俗要求的；但在遭遇瘟疫這樣的生死威脅時，雅典民眾才開始放棄之前的生活方式，不顧及法律和習俗的約束，尋求及時享樂的生活[10]。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雅典民眾如此大反差的表現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進一步考察雅典民眾與伯里克利的博弈，因為在瘟疫的籠罩中，雅典民眾不僅不再遵紀守法，還準備放棄帝國。

修昔底德記述，在戰爭的第二年， “（雅典）城內，人民死于瘟疫；城外，土地被敵人蹂躪，雅典人就這樣被災難所困”（2.54.1）。遭受內憂外患的雅典民眾思想上開始產生變化，指責伯里克利勸他們開戰，使雅典人陷入困境，并且試圖向斯巴達求和。這是瘟疫在雅典的公共事務層面帶來的最為嚴重的后果。面對民眾觀念的變化，伯里克利做了書中所記錄的他的最后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伯里克利一反之前對民眾品質的頌揚，開始批評民眾意志薄弱，更為重要的是勸說民眾不要企圖向斯巴達求和。伯里克利給出的核心理由是：“不要以為你們只是在為了一個問題而戰，即自由還是受奴役，還有帝國的喪失以及招致過去受你們統治的人仇視的危險?！袢漳銈儞碛械牡蹏严褓灾髦?，取得她也許是不正義的，放棄她肯定是危險的?！保?.63.2）

伯里克利通過這段話向雅典人揭示了雅典帝國統治的底色，即雅典將當初抗擊波斯的聯盟轉變為帝國是不義的，雅典對待其他盟邦也是類似僭主的統治，但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已離不開帝國秩序和盟邦的支持。盡管雅典的帝國統治已經喪失了合法性，但現實情況是，如果雅典因為眼前的災難而放棄帝國，則是民主制度無法承受的。伯里克利提醒雅典人的實質信息是，“民主帝國”是雅典的一體兩面，民眾不要為了眼前的利益而給自己帶來更加重大的災難。伯里克利的這一立場實際上在葬禮演說中也有體現，即他不僅頌揚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而且還頌揚了帝國。伯里克利說：“我們不要只在言辭上說說這種抵抗敵人的所有德性，這些你們自己比別人知道得更清楚，都不要聽他的，而要在行動上日復一日把眼光放在雅典的力量上，做她的愛人（erastas）?！保?.43.1）所以，撇開雅典民眾在瘟疫前后的反差表現不論，伯里克利對雅典民主帝國的利益所在是非常清楚的。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開端之時，伯里克利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雅典帝國已經是僭政，而帝國必須繼續維系下去。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使每一個雅典公民不僅成為城邦的愛人，還要成為帝國霸權的愛人。

面對伯里克利這個最后的勸告，雅典公民完全領會并且認可伯里克利對于雅典城邦利益的判斷，并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不再派使節到拉凱戴孟人那里去求和，而是比之前更熱心戰爭。不僅如此，民眾在宣泄了對伯里克利的怒氣之后不久，又將伯里克利選為將軍，將城邦事務托付給他，因為大家認為在城邦全體人民所需要的人中，伯里克利還是最為優秀的。所以總體來看，雖然雅典遇到了瘟疫的打擊在公共事務方面有過游移，甚至試圖推翻自己之前的戰爭決議，但是在伯里克利將道理闡明之后，民眾仍能敏銳地辨明城邦利益所在，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并有能力甄選合格的城邦領袖②。

（二）米提列涅反叛處置與帝國的戰略調整

突如其來的瘟疫和伯羅奔尼撒聯盟軍隊的入侵，不僅使雅典民眾的心態產生了波動，而且還促使雅典控制的盟邦產生了叛離之心。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中，修昔底德詳述了米提列涅的叛離以及被雅典鎮壓的全過程。然而，在平定叛亂之后，雅典人在如何處理米提列涅的問題上似乎又表現得反復無常。先是在第一次公民大會上，決定處死米提列涅所有成年男子，但第二天便后悔了，覺得這種做法過于殘忍。在第二次公民大會上，克里昂和狄奧多圖斯及其代表的民眾觀點產生了巨大分歧，在經過討論和投票后，雅典民眾改變了決議，只處死了策劃叛離的那部分米提列涅人，而未毀滅整個城邦。關于米提列涅的辯論是修昔底德繼伯里克利之后詳述的第一個公民大會演說論辯，也是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民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在伯里克利去世后，修昔底德將伯里克利與他之后的政治人物做了對比，并凸顯了伯里克利領導雅典民眾的卓越能力。所以，雅典民眾在米提列涅事務上的意見搖擺很容易讓讀者聯系起伯里克利之后的政治人物的能力缺陷，以及民主制度中民眾難以擺脫的善變特質③。但是，如果從維系帝國的角度來看，克里昂與狄奧多圖斯在公民大會上的不同意見反映的是維系雅典帝國的兩種戰略，狄奧多圖斯路線的勝利實際上說明雅典民眾決定調整既有的帝國戰略，而這一抉擇應該說是明智的。

克里昂認為應該堅持之前的決議，即處死全體米提列涅成年男子，這一主張背后是他關于應該如何維持雅典帝國的看法?？死锇涸诎l言的開頭便說：“你們沒有想到，你們的帝國乃僭主之治，強加于被統治者?！保?.37.2）克里昂這句話直接承接了伯里克利對雅典帝國的定位（2.63.2），并且為雅典明確了帝國方針，即作為帝國的僭主，帝國的維系需要依賴其他城邦的恐懼，而基礎就是自身實力的優勝④。對帝國來說，如果對叛離的城邦過于仁慈，那就實質上默認了叛離是有道理的，進而承認雅典對盟邦的統治就是不正義的?？死锇禾嵝蜒诺淙耍骸安还苣銈兊慕y治是否合適，如果你們堅持繼續統治，你們就必須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違背正義懲罰他們！否則，就必須放棄統治，那時候，正直誠實不再有危險相伴，你們可以做正直誠實的人?！保?.40.4）

不僅如此，克里昂在看待米提列涅時是以城邦為單位的，而非對其城內不同派系有分別考量。他特別強調：“不要只懲罰寡頭，而放過平民?！保?.39）故而，克里昂判定米提列涅人是一心想叛離的，因而需要一并對待。如果回顧米提列涅的叛離過程，克里昂的說法并沒有錯，但是在克里昂之后發言的狄奧多圖斯卻就此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狄奧多圖斯將重點放在了民眾這一群體上：“現在，所有城邦里的民眾都對你們懷有好意，他們要么沒有與寡頭派一起加入叛離的行列，要么，如果被迫為之，就從一開始就敵視挑起叛離的人；所以，你們若開戰，將贏得叛離城邦里的民眾的支持?！词姑癖娪凶?，你們也該假裝不知道，以免讓現在還是我們盟友的民眾變成我們的敵人?！保?.47）

在狄奧多圖斯看來，雅典需要改變以城邦為單位的盟邦控制策略，而轉向聯合盟邦中的民主派的方式來維系帝國。

所以，綜合克里昂和狄奧多圖斯的發言，我們會看到兩人都明確意識到雅典帝國已經不具備初創時的合法性了，但是對于如何維系帝國，兩人給出的方案并不一樣。正如柯干（Cogan）所指出的那樣，狄奧多圖斯與克里昂的關鍵區別在于，后者認為治理帝國要靠恐懼，而前者認為要靠希望和愛⑤。換言之，克里昂的思路是靠強力來維持表面和平與穩定的帝國秩序，而狄奧多圖斯則想要為帝國存續尋找到新的合法性和穩定結構。狄奧多圖斯希望達成的目標是，依賴良好的治理而非強力展示的恐怖，讓自由人從根本上丟掉想叛離的念頭。與積極的目標相對，帝國秩序的存續還需準備防止動亂的新結構性支持，這就是將以城邦為單位轉變為以平民派和寡頭派為單位的思考范式。既然作為基本單位的城邦難以忍受雅典的持續盤剝，那么帝國新的合法性和穩定秩序的基礎就必須另尋他路。通過將城邦實質性區分為兩個部分，狄奧多圖斯認為通過聯合和支持其中的平民派能夠最大程度地幫助維系帝國。

對于克里昂和狄奧多圖斯的兩種不同的維系帝國戰略，雅典民眾也分歧巨大，但最終選擇了狄奧多圖斯的提議。也就是說，雅典人實質上選擇了新的帝國戰略，開始加強對意識形態工具的利用來維系帝國，這一方式實際上將雅典與屬邦的沖突轉化為屬邦內部的派系斗爭。這樣雅典便得以一箭雙雕：一來可以使屬邦內部進一步分化，對平民派的支持自然會加深寡頭派的猜忌和敵對，從而削弱屬邦反叛的力量；二來可以通過扶植民主政體來服務自身的帝國利益。我們暫且不論雅典帝國的統治是否正義，但雅典民眾的這一抉擇無疑是對維系帝國非常重要的戰略調整，有效緩解了因帝國合法性喪失所帶來的叛離挑戰⑥。

總結來看，瘟疫與盟邦反叛給雅典帶來了嚴重的挑戰，但從維系帝國的角度來看，雅典民眾在公民大會上雖然曾經表現出反復無常，但是在帝國存續以及帝國統治戰略調整的關鍵性議題上，民眾仍能做出明智的抉擇。雅典民眾遭受瘟疫時表現出的意志薄弱以及面對米提列涅叛亂時的搖擺不定，最終都能在政治討論后轉化為穩健的政治抉擇。雅典民眾的這些表現也促使我們需要重估修昔底德在伯里克利去世后對雅典民主制度的評論。

在伯里克利去世后，修昔底德褒揚了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并將這一時期的雅典民主視作正在向一個人主導的秩序變化，而伯里克利之后的政治家則為自己利益而投民眾之所好，為了個人權力而犧牲城邦利益（2.65.7-2.65.12）。這段話也成為學者們討論修昔底德民主分析框架的基礎，特別體現為通過“領袖——大眾”的二元關系來探討雅典民主制度⑦。這一分析模式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修昔底德這里的評論又帶有很強的誤導性。結合本部分的討論可以看出，修昔底德這里的評論過分強調政治家的重要性，而對民眾的表現則重視不夠。正如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演說中對雅典民主制度進行頌揚時所提到的那樣，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權力掌握在大多數人手中，并且公民得以廣泛地參與公共事務⑧。值得注意的是，伯里克利在民主頌詞中并沒有具體闡釋雅典民主的制度結構和運行機制，而是將重點放在了民眾的政治能力上：“我們雅典人要說能立法創制的寥寥無幾，但都能對于城邦事務做出明智的判斷。我們不把辯論當作行動的障礙，而把行動之前沒有通過辯論而獲得教益當作一大損失?！保?.40.2）從上文的討論中可以看出，伯里克利的這一頌揚并不只是修辭，雅典確實在瘟疫后以及帝國戰略需要調整的時候做出了明智的決定⑨。所以，公民大會的討論雖然不能保證每次決議都是正確的，但民眾觀點易變所體現的是民眾參與政治以及理解城邦利益的能力，正是民眾的政治抉擇使雅典成功度過了戰爭最初內憂外困的危急時刻。

三、雅典的自由傳統

（一）城邦公共利益的捍衛

除了戰爭剛開始所遭遇的瘟疫以及伯里克利去世后的一系列挑戰之外，雅典遇到的另一個重大危機就是西西里遠征的失敗。公元前413 年，雅典的西西里遠征軍幾乎全軍覆沒，城邦不僅錢財匱乏，還損失了大量兵力，這使得整個帝國危機四伏。雅典城內各種力量涌動，外部的盟邦則伺機反叛，斯巴達也認為雅典覆滅之日不遠。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最后一卷的開頭便描述了雅典的黯淡處境，但是隨著記述的推進，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并沒有預想中的那么糟糕，在內憂外患之時的總體表現反而可圈可點。其中，最為重要的事件就是雅典的政體變更，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各方與民眾的表現。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八卷中，修昔底德詳細記述了雅典內部的政體及權力更迭，即由民主政體改為四百人寡頭政體，之后又調整為五千人政體的過程。與對希臘世界其他城邦內亂的評論不同，修昔底德對他停筆之前的雅典五千人政體給予了罕見的肯定和表揚。五千人政體在后來雖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雅典在最后戰爭結束時也陷入了殘酷的內戰，但是經過和解與政體調整后，雅典的確成為成功解決內亂議題的城邦典范⑩。雖然修昔底德的記述只到公元前411 年，但雅典在這一年發生的政體變更真正顯示出了城邦自身的韌性，因而需要加以詳細考察。

雅典政體變更之前所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當時雅典海軍駐扎在薩摩斯島以制衡周邊城邦的叛亂，并維系通往黑海的海上通道的安全；斯巴達與波斯簽訂盟約，以米利都為陣地不斷煽動雅典盟邦叛亂；阿爾喀比亞德繼續利用波斯代理人提薩佛涅斯（Tissaphernes）為自己尋求最好的出路；雅典城內的上層階級已經蠢蠢欲動，希望由自己掌管政府。根據修昔底德的記述，政體變更的最初是由阿爾喀比亞德提出的。阿爾喀比亞德在看到自己有機會回到雅典后，便向薩摩斯駐軍代表提議，只要雅典放棄民主制，他便能夠讓提薩佛涅斯和大流士國王與雅典成為盟友，從而讓雅典擺脫內外交困的不利局面（8.48）。當時寡頭派的重要人物皮山大（Peisander）率使者到雅典公民大會游說此事，直陳只有召回阿爾喀比亞德才能換取波斯大王的信任與支持，而這么做的唯一要求就是將民主政體變為寡頭政體。聽到這一方案的雅典人最初非常惱怒，但繼而就被城邦敗亡的恐懼所壓倒，便進行了讓步，同意皮山大以此為條件去和阿爾喀比亞德以及提薩佛涅斯談判。之后不久，皮山大再次回到雅典，雅典城內的寡頭派便開始進行政體的變更。

根據修昔底德的記述，這場四百人的政變主要進程如下：首先，寡頭派提議選舉擁有全權的十個委員，起草憲法。之后，他們就城邦最佳政體問題在指定日期向民眾宣布。新的政體規定官員任職和付薪制度取消，選舉5 人為主席，這5 人選擇100 人，這100 人中的每1 人再選擇3 人，組成“四百人”機構進駐議事會大廳，擁有治理城邦的全權，并可以在他們選定的任何時間召集“五千人”會議（8.66-8.67）。對于這個披著五千人外衣的四百人政體，公民大會起初是一致贊成的，主要的原因應該還是為了爭取波斯的支持。但在掌權之后，四百人緊接著便“整個改變了民主制度”（8.70），并用強力方式控制城邦，處死了一些他們認為便于除掉的人。四百人在控制城邦之后，對外政策的重點是與斯巴達談和，并派使團到斯巴達將軍阿吉斯（Agis）那里商談。阿吉斯憑借對發生內亂城邦的普遍經驗，并不相信雅典能夠平穩地實現政體變更，于是征召大批伯羅奔尼撒援軍，試圖大兵壓城，引發雅典城內動亂以能不戰而降。但是，此時雅典的表現與阿吉斯的設想恰恰相反，雅典非但沒有出現一絲亂象，反而派出大量士兵抵御阿吉斯軍隊的入侵，迫使阿吉斯撤退。雅典此時的表現是令人矚目的，從整個城邦的反應可以看出，四百人政權與民眾此時皆是以城邦利益為重的，并沒有因為政體的變更而進入類似其他城邦內亂的狀態，即只為爭奪權力而不顧城邦安危。

在雅典城內政體變更之后，駐守在薩摩斯島上的雅典海軍召回了阿爾喀比亞德，并對雅典的四百人寡頭政體大為不滿。同時，雅典城內的寡頭派也出現分裂，寡頭政府中的多數人都開始對寡頭制不滿，如哈格農之子塞拉麥涅斯和斯基利亞斯之子阿里斯托克拉提斯等主張，五千人名單應該被指定出來。此時，極端寡頭派的底色開始顯露。他們首先派使者與拉凱戴孟人和談，并承諾任何條件都可以接受（8.90）。這也就意味著，極端寡頭派為了自己的安全寧可犧牲雅典城邦的利益，修昔底德準確地把握了他們的心理謀劃，即不惜一切代價來保住對自己政府的控制權（8.91）。極端寡頭派的這一謀劃最終為其招致覆滅，溫和派塞拉麥涅斯等人率重裝步兵拆除了寡頭派在比雷埃夫斯港修筑的城墻，破除了伯羅奔尼撒人從海上入侵的可能。在伯羅奔尼撒聯盟軍隊入侵優波亞后，陷入極度恐慌的雅典人在普尼克斯召集公民大會，廢除四百人政權，將政權移交給五千人，所有能自備重裝步兵裝備的人都有資格成為五千人的成員，并召開了幾次公民大會，制定城邦政體。修昔底德對該“五千人政體”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他有生以來頭一回看到城邦得到了良好治理。

在四百人政體更迭的整個過程中，修昔底德對雅典民眾以及寡頭派的表現進行了充分的展示?？偨Y來說，民眾最初愿意變更政體，主要是考慮到城邦不致淪陷，也正是在這一公共利益考量之下，政體變更期間才顯示出高度的秩序感，以致阿吉斯率大軍前來時，發現雅典防衛井井有條。此外，在極端寡頭群體為了自己的統治準備出賣城邦時，溫和寡頭派和民眾最為關心的還是城邦的安危（8.93.3），并最終成功推翻了四百人政體，代之以五千人政體。

（二）政體的自由

對于雅典民眾在關鍵時候的杰出表現，修昔底德曾評論道：“在推翻僭主大約100 年以后，剝奪雅典民眾的自由絕非易事。在這段時間，他們不僅沒有臣服于人，而且有一半的時間習慣于統治他人?！保?.68.4）在修昔底德的解釋框架下，雅典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使得城邦于內不接受僭政，于外則是統治其他城邦。這是雅典內外的兩種自由，即政體的自由與帝國自由。雅典對于城邦自由的珍視除了在四百人政體變更中有重要體現外，另外一個事例就是西西里遠征初期對阿爾喀比亞德的懷疑與審判，這一事件從城邦內部視角證明了民眾是何等重視自身政體的自由傳統。

雅典在做遠征西西里的準備工作期間，一天夜里，雅典城幾乎所有的赫爾墨斯石像均遭到毀壞，修昔底德記述說：“人們非常嚴肅地對待這個事件，因為它被認為是遠征的征兆，是發動暴動以推翻民主制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保?.27）這表明，當時雅典城內可能存在一派政治力量企圖推翻民主制，而在遠征之前的公民大會辯論中，尼西阿斯也含糊地透露出類似的疑慮。在勸說雅典人不要支持阿爾喀比亞德發動西西里遠征時，尼西阿斯說：“我們作戰的目的和西西里的土著居民愛基斯泰人毫無關系，而是怎樣最有效的保衛我們自己，防備斯巴達給我們安置寡頭政體的陰謀?！保?.11）

神秘祭儀和赫爾墨斯神像事件的真正原因和過程并不可考，阿爾喀比亞德是否真的參與其中也不可知，但從城邦對這些事件的激烈反應可以看出，有一件事情是真實存在的，即雅典人對推翻民主制陰謀的恐懼。修昔底德在描述這一事件時，特意添加了一長段關于雅典歷史上僭政及其終結的插敘，并且在結束時評論道：“雅典人對這些事記憶猶新，每當聽到這方面的傳聞，他們就會回想起這些事；其時雅典人民變得情緒急躁，對因神秘祭儀事件而受指控的人持懷疑態度，認為發生的一切都是企圖建立寡頭制和僭主制陰謀（?π? ξυνωμoσ?? ?λιγαρχικ? κα?τυραννικ?）的組成部分?！保?.60）為了保障政體的自由，雅典人寧愿相信說服城邦遠征西西里的將軍阿爾喀比亞德想要陰謀顛覆民主政體，并在城邦建立僭政。在政體自由與帝國擴張兩個重大抉擇中，雅典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換言之，雅典人寧愿冒著遠征失敗的危險，也不希望阿爾喀比亞德在遠征成功后，憑借軍功在雅典建立僭主統治（6.15）。

如果梳理修昔底德筆下記述的雅典政治人物，就會發現阿爾喀比亞德的遭遇事實上有前例可循，這就是雅典的另一位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地米斯托克利在雅典力量崛起和帝國建立過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應該說沒有地米斯托克利就很難有雅典帝國。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卷中雅典使節的話來說，在希波戰爭中，整個希臘的生死存亡依賴海軍力量，而雅典為整個希臘提供了三樣最有益的東西，即“數量最多的戰艦、最精明的將軍和最無畏的決心”（1.74）。這里提到的最精明的將軍就是地米斯托克利，而雅典之所以能夠提供數量最多的戰艦，也是地米斯托克利力主將城邦財政用于擴建海軍（1.14，1.93）。在希波戰爭之后，地米斯托克利還利用自己的計謀成功騙過斯巴達，讓雅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修建起城墻，并且還修完了比雷埃夫斯港的城墻，這些都是在為雅典的霸權奠基。但就是地米斯托克利這樣一位關鍵人物，因為被控背叛雅典而遭到流放，并且在流放后被指控勾結波斯人而被追捕，地米斯托克利后來輾轉多地，最后死在了波斯（1.135，1.138）。

由此可知，無論是對雅典帝國建立厥功至偉的地米斯托克利，還是對于擴張帝國發揮重要作用的阿爾喀比亞德，盡管他們個人能力卓著，但是一旦被城邦判定有顛覆民主政體的危險，則會被城邦毫不猶豫地放逐或審判。政體的自由可被視為雅典恪守的底線，當這底線遇到外敵時，也可以轉變為捍衛城邦公共利益和自由的戰斗力，這在民眾應對阿吉斯大兵壓境以及城內極端寡頭派賣邦求榮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雅典自由傳統在城邦遇到關鍵性調整的時候，能夠將大部分民眾團結在一起，勇于捍衛政體安全，將雅典政制的韌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四、雅典民眾的品性

文章第二節和第三節分別考察了雅典在瘟疫、處理叛離以及西西里遠征失敗后的總體表現，論證了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政體有著極強的適應性。雅典政體的適應性尤其體現在涉及帝國統治的戰略決策和調整，以及在極端困難情況下對城邦公共利益的捍衛等方面，而這種能力一方面來自民主政體的決策能力，另一方面則來自驅逐庇西特拉圖僭主家族之后所形成的自由傳統。但除了政體的貢獻之外，雅典民眾的品性也在城邦危機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西西里戰敗后，雅典城遭到伯羅奔尼撒軍隊圍困，修昔底德認為，雅典民眾的品性是雅典成功脫離危機的重要原因。在雅典城內政體變更之時，四百人政體尚在掌權，伯羅奔尼撒人促使優卑亞叛離了雅典，而遠在薩摩斯島的雅典海軍也與四百人政權割席，雅典城處于最危急的時刻。但是，伯羅奔尼撒人并未大膽進攻雅典未設防的比雷埃夫斯港，雅典城內立馬廢黜了四百人，轉而建立五千人政體。除了上文討論的城邦自由傳統外，修昔底德對事件進展的評論重點還放在了民眾品性上面，他說伯羅奔尼撒人是雅典最理想的對手，因為雙方的品性（ton tropon）正好相反：一個遲鈍、一個敏捷；一個膽小怯懦，一個敢作敢為（8.96）。對雅典這個海上帝國來說，伯羅奔尼撒人最不容易占據上風。

修昔底德在全書末尾的這個評論呼應了戰爭開始之前科林斯人對雅典人的評價，在大戰開始前，科林斯人為了勸說伯羅奔尼撒人與雅典開戰，曾在發言中對比雅典和斯巴達人的品性，科林斯人說：“雅典人傾向革新，敏于謀劃，并把心中的想法付諸實施。而你們（斯巴達人）善于保守既有的東西，墨守成規……，他們冒險做超出自己能力與判斷的事業……，他們的品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們生來就是永不止息，且不讓別人得安寧?！保?.70）

科林斯人的描述不僅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八卷中得到了修昔底德的肯定，而且如果考察雅典在戰爭過程中的表現，就會發現雅典人的確充滿著冒險精神。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演說中，對雅典人的這種品性也有過經典的描述：“雅典人以大無畏的精神闖入每一片海域、每一塊陸地，所到之處一同留下勝利或失敗的永久紀念?！保?.41.4）從修昔底德記述不同時段的這幾處文本可以確知，雅典人的確擁有頗為獨特的冒險和開拓精神，但是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雅典人的這種品性是如何形成的呢？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演說的開頭，曾經將其后面的演說內容界定為：“我想闡明使我們達到目前狀況所依賴的原則（epitedeusis），以及是怎樣的城邦體制（politeia）和民眾品性（tropoi）使我們獲得這一偉業?！保?.36.4）

那么，依照這句話，在伯里克利看來，雅典民眾的品性是否完全是雅典的民主政體塑造的呢？對熟悉公元前4 世紀政治思想討論的讀者來說，伯里克利這段話將政體與民眾品性放在一起并不意外，但伯里克利與之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關于這一主題的討論邏輯并不相同。以柏拉圖為例，在《理想國》第八卷和第九卷討論政體衰變時，蘇格拉底將政體與該政體下的生活方式嚴格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且提出是政體決定了民眾的生活方式，如寡頭制是有錢人統治，其政體的標準也塑造了寡頭制下的民眾過的是一種愛錢財的生活。但是，在伯里克利這里，雅典民眾的品性是否僅由民主制塑造的呢？答案恐怕要復雜得多。

毫無疑問，雅典民眾的許多品性都與民主制度及民主的歷史相關，如伯里克利在葬禮演說中所提到的，雅典公民不僅關心自己的事務，而且還操心城邦事務；雅典公民可以自由地參與并處理城邦公共事務；雅典人在行動之前能夠仔細思考、充分辯論；雅典人將為了城邦英勇赴敵放在第一位，把捐軀的危險當成是最大的光榮；等等。在伯里克利的民主頌詞中，正是因為每一個雅典人都很優秀、不假外求，勝任各種行動并取得榮耀，雅典帝國才得以擁有強大的國力。但正如康納所說的那樣：“民主制是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也僅僅是一部分?！盵9]171如果仔細定位伯里克利關于雅典人“大無畏精神”的表述，會發現這段評述出現在伯里克利民主頌詞之后，確切的語境是伯里克利對海洋帝國的稱頌。所以，雅典民眾這方面的品性無法簡單歸于民主制的影響，更有可能是自希波戰爭以來海上帝國的實踐塑造而成。為了證明這一推論，我們首先要區分民主與海上帝國傳統的不同影響，之后再從修昔底德對雅典歷史演進的論述來正面論述。

區分民主與海上帝國傳統對民眾品性不同影響的最佳例證就是雅典對西西里遠征的決策，這也是修昔底德對雅典最不滿意的一個決策。在修昔底德看來，雅典只要遵循伯里克利的勸告，在戰爭期間不再擴充帝國，堅持與斯巴達進行持久戰，便可憑借自身的國力積累獲得最終勝利。但是，雅典民眾最終還是在阿爾喀比亞德的鼓動下，錯誤地決定要發起西西里遠征。這一決策也經常被視為雅典的蠱惑家為了自己的野心而煽動的錯誤戰爭策略，甚至被視為雅典民主制的結構性缺陷。但仔細考察遠征前公民大會的情形，會發現西西里遠征的責任方并不僅僅是阿爾喀比亞德或者民主制度，真正的責任人是雅典民眾。在討論是否要出征西西里的公民大會上，先是尼基阿斯發表了演說反對出征，但是在阿爾喀比亞德出場發言鼓動遠征之前，修昔底德非常明確地說：“公民大會上絕大部分發言的雅典人都贊成出征?！保?.15.1）而對阿爾喀比亞德的影響，在他發言之前，修昔底德特意做了一段介紹，強調雅典民眾對他個人是充滿懷疑的，認為他渴望做僭主，因此視他為敵。所以，在修昔底德筆下，西西里遠征遠非個別煽動家就能夠成功蠱惑民眾的，在根本上是不安分的、喜歡冒險和擴充帝國的雅典民眾的決策。

如果民主制并不是雅典民眾冒險精神的來源，甚至民主的討論也不能節制這種冒險精神，那么雅典民眾這種品性的來源是什么呢？實際上，雅典人的這種品性很可能就是海洋帝國塑造而成。如果檢視修昔底德記載的早期雅典史，就會發現這一線索。

修昔底德在撰寫希臘早期歷史時提到，在最早的時候，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區土地貧瘠，反而導致該地區比較和平，不會因搶奪多余財富而出現內亂，這樣其他富裕地區的人們因為內亂便跑到雅典來避難。在這一時段，雅典并非富庶和冒險的城邦，并且雅典民眾是從希臘各地逃亡匯聚而成。之后雅典再次出現時，修昔底德說雅典人是希臘人中“第一個放下武器過起悠閑自在的生活的人，甚至于奢侈嬌氣”（1.6.3）。到這時，雅典人并未有任何后來科林斯人所言的那些品性，甚至在最早的這個時期，雅典人愛好奢靡，與科林斯人說的“雅典人幾乎不享受手中的果實”剛好相反。在修昔底德的敘事里，雅典真正的變化是從地米斯托克利興建海軍開始的（1.14.3），而真正城邦力量的崛起也始于海軍：“因為她們，特別是土地偏狹的城邦，駕船駛向那些島嶼并征服之。在曾經發生的沖突中，陸上的戰爭從未導致力量的壯大。所有的陸上戰爭不過是邊境的沖突罷了?！保?.15）隨后的希波戰爭以及雅典海軍的發展，既是雅典崛起的關鍵，也是雅典民眾性情變化的開端。在希波戰爭中，雅典人對自己的評價是放棄城邦，登上戰船，舍命一搏，并從那之后，逐步擴張帝國（1.74-1.75）。之后，關于雅典人品性的描述開始逐漸出現冒險革新等的形容，如在公元前458 年前后，斯巴達曾邀請雅典軍隊幫助鎮壓反叛力量，當客蒙率雅典軍隊到達后，斯巴達便對雅典人進取而革新的品性（to tolmeron kai ten veoteropoiian）（1.102.3）感到擔憂，并讓雅典軍隊打道回府。修昔底德這里對雅典人品性使用的恰恰也是科林斯人形容雅典人品性時使用的語詞。簡言之，從修昔底德關于雅典早期史以及雅典崛起過程的敘事可以看出，雅典民眾的性情經歷了重大的變化，而就革新冒險這些方面的品性來說，海上帝國的建立和擴展是重要的作用因素。

綜上所述，在修昔底德筆下，雅典城邦是三個要素綜合塑造而成的：雅典的民主制度下民眾的政治判斷力、自驅逐庇西特拉圖僭主家族以來形成的城邦自由傳統、從希波戰爭開始逐步構建雅典海洋帝國的實踐。這三個傳統或要素在公元前5 世紀共同塑造了雅典的政體特征和民眾品性。根據民主帝國的歷史與邏輯，修昔底德在對戰爭之初的記述中就明確告訴讀者，雅典已經喪失了帝國統治的合法性，但正如伯里克利警告雅典人的那樣，雅典民主制度已經離不開帝國的供養，雅典在后面的戰爭進程中為了維系帝國也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海洋帝國所塑造的民眾品性也使得城邦做出遠征西西里這樣的冒險決策，而在遠征失敗后，民主政體強大的自由傳統以及民眾對公共利益關切又使得雅典在內憂外困的環境中表現出頑強的韌性。所以，修昔底德對于雅典政體的態度既非簡單的批判或頌揚，也非主張某種特定的最佳政體，而是將雅典作為一個由復雜的綜合傳統塑造而成的政制，展示雅典在戰爭這一殘酷考驗中的優勢和缺陷。在修昔底德最后的停筆之處，我們可以看到他仍對雅典抱有積極的企盼。

注釋：

①修昔底德在2.53 處的表達本身就有歧義，即語義的模糊性既可能說違法亂紀的行為是從瘟疫時開始，但也有可能說瘟疫直接導致了違法亂紀行為。參見：參考文獻[5]，第326頁。

②對于伯里克利作為第一公民與雅典民主的關系有諸多爭論，但需要指出的是，民眾雖有其特質，甚至經常有反復無常的表現，但在關于城邦公共事務中，并非純粹被政治家擺弄，而是有著自己的判斷。參見：晏紹祥的《古代希臘民主政治》，商務印書館，2019 年，第423—425頁。Perry 也將伯里克利的統治視為雅典民主的優勢，并將之命名為精英型民主。參見：PERRY T,Pericles as a“Man of Athens”:Democratic Theory and Advantage in Thucydides,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018, 39（2），P235—268。

③雅典民眾在得知西西里遠征失敗后的反應也是反復無常的：“消息傳到了雅典，人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相信這支隊伍已經全軍覆沒，盡管從戰場上逃回來的士兵報告了確鑿的消息，他們還是不相信。等到確信無疑了，他們就對參與鼓動這次遠征的演說者們大為光火，好像他們自己沒有投票贊成一樣，還把怒氣發向傳播預言者、占卜者和所有那些當時通過傳達神示讓他們對征服西西里抱有希望的人?！保?.1.1）此話題相關討論，參見：RAAFLAUB K，Thucydides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載 于TSAKMAKIS A,RENGAKOS A，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Brill， 2012，P201。

④參照雅典人在戰爭爆發前斯巴達的發言，會發現克里昂的理由與之前雅典將帝國秩序維系在強力和恐懼之上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參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75-1.76。

⑤柯干（Cogan）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是整部書關鍵性轉折的一卷，修昔底德通過第三卷完成了戰爭的意識形態化的轉向。參見：COGAN M，Mytilene,Plataea,and Corcyra Ideology and Policy in Thucydides,Book Three，Phoenix，1981，35（1），P9。

⑥在米提列涅事件之后，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和第四卷記述的科西拉內亂、波奧提亞以及色薩利地區城邦內部的民主派都在與雅典的關系中成為重要的政治主體。

⑦例如，Raaflaub 分別以“集體性情”“民眾”“領袖”為框架來分析修昔底德的民主敘述。參見：RAAFLAUB K,Thucydides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載于TSAKMAKIS A, RENGAKOS A,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Brill, 2012, P195—209。此 外，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在編排政治理論章節時就分別從領導和民眾兩個角度來聚焦民主議題。參見：NICHOLS M P,Leaders and Leadership in Thucydides’Histories，載于FORSDYKE S, FOSTER E, BALOT R,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459—473；ZUMBRUNNEN J，Thucydides and Crowds，載于FORSDYKE S, FOSTER E, BALOT R,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475—489。

⑧芬利就將蠱惑家視為民主的結構性因素，并且從民主的角度對古代民主有積極的評價。參見：芬利的《古代民主與現代民主》，郭小凌和郭子林譯，商務印書館，2016 年，第5—71頁。

⑨關于阿基達姆斯戰爭階段雅典民主制的優異表現，奧伯（Ober）有更為系統的分析，雖其關注點與文本略有差異，但奧伯有一個關鍵分析是頗富洞見性的，即雅典政體的優越性并不只是依賴領袖，而是整個城邦共享的知識基礎。參見：參考文獻[6]，第85頁。

⑩參見：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XL；柏拉圖的《美涅克塞努斯》，243e-244b。晏紹祥認為，經過和解之后，雅典提升了法律權威，并整頓思想，成功重樹了對民主政治的信仰，進而確保了民主政治的穩定，參見：晏紹祥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機與民主信仰的重塑》，載于《史學集刊》，2012 年第1 期，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