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開拓“主體—精神”能動性的四個邏輯環節

許秩嘉

20世紀20年代前后，面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輝煌勝利和歐洲大陸無產階級革命的接連失敗，以盧卡奇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開始反思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原因。他們反對第二國際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的客觀主義解釋，強調要將批判焦點從經濟、政治的宏觀分析轉向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微觀分析，關注資本主義對革命主體的思想操縱與精神奴役，釋放革命主體的實踐能動性。盧卡奇等人的開創性貢獻即是在破除經濟決定論的桎梏中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的“主體—精神”能動性轉向，促使馬克思主義從宏觀的“經濟—政治”分析向微觀的“文化—意識形態”分析轉移，為精神分析、藝術審美、交往語言等多種文化心理元素的理論滲入打開了可能性窗口?？v向來看，他們對“主體—精神”能動性的開拓經歷了從“主體能動性”釋放到“精神能動性”生成的漸進微觀化過程，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層邏輯的遞進展開之中。

一 哲學端口：“總體性”中的主體能動性釋放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系問題，是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批判第二國際的過程中提出的、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性質與實踐走向的根本性命題。他們認為，第二國際理論家將馬克思主義降低為一種失去哲學靈魂的、只見物不見人的實證主義機械理論，剔除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內核，進而使之喪失了主體性、實踐性、革命性。因此，他們試圖強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屬性，在“哲學轉折”中破解馬克思主義面臨的實踐危機。盧卡奇的“主客體統一辯證法”、柯爾施的“總體性原則”、葛蘭西的“實踐一元論”，都彰顯了一種對“總體性”的哲學追求，這一追求在哲學本體論層面釋放了馬克思主義的主體能動性。

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將“物化”作為“總體性”喪失的原因，將“主體性”作為“總體性”生成的基礎，將“人的對象性活動”作為辯證法的活動空間，將主客體相互作用下的客體改造作為辯證法的革命本質，按照“物化→主體性→主客體統一的辯證法”的理論邏輯，致力于異化(物化)的揚棄和總體性的恢復。盧卡奇的“物化”概念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未曾現世的前提下自行提出的，與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指向作為人之本質規定性的“自由自覺的對象化勞動”在現實社會中扭曲為與人相疏離、相對立，甚至反過來統治人、奴役人的力量(1)但盧卡奇的“物化”沒有形成與“異化”的鮮明區分，馬克思則將“物化”區分“作為異化的物化”和“作為對象化的物化”兩種，前者意指勞動在社會規定性上的物化，后者意指勞動在其自然規定上的物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結構對人之交往結構的滲透主導使得物的關系支配人的關系、物的本質消解人的本質、物的力量奴役人的力量，人在“流水線”與“螺絲釘”化的機械運轉中失去了與勞動對象的自然關聯?！拔锘备盍蚜酥黧w客體化后的主客鏈接，導致人的存在和社會歷史進程破碎彌散，其本質是主客統一的“總體性”喪失。然而，在實證思維下，第二國際簡單地將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為經濟決定論、歷史宿命論，致使經濟原則優于總體性原則，反而增加了總體性的破碎程度，強化了物客體對人的奴役。因此，只有恢復總體性原則的地位，使總體性原則高于經濟原則，才能破除物化對人奴役?？傮w性首先是人的存在的總體性，真正意義上的總體性必須經由人的主體性來界定，即人作為主客統一體的總體性：“人應當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存在物，同時是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和客體?！?2)[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70頁。著眼于此，盧卡奇提出了“總體性辯證法”，即“主客體統一的辯證法”。相較于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主客體統一的辯證法”摒棄了社會歷史進程之外的客體自在給定性，將人的主體性作為辯證法的存在根基，將社會歷史范疇作為辯證法的全部實現邊界：“辯證法來自歷史本身，是在歷史的這個特定發展階段的必然的表現形式，并被人們所認識?！?3)[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譯，第268頁。相較于黑格爾的主體辯證法，“主客體統一的辯證法”揚棄了主體的純粹主觀性與抽象理念性，從主體客體化與客體主體化的感性實踐層面強化了主體對客體的對象化改造能力，彰顯了辯證法的革命批判性。此時，人不再是主體客體化后與主體失去聯系的物客體，而是重新具備了總體性的主客統一體。

與盧卡奇不同，柯爾施不同意將自然排除在辯證法之外，而是力圖通過緩解哲學與科學的緊張關系來開辟“總體性”新模式?？聽柺鸟R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系入手，試圖將形而上學思辨重新注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實踐運動之中，進一步拓寬了馬克思主義主體能動性的哲學端口。在《馬克思主義與哲學》中，柯爾施將第二國際的思想界定為“極其平庸的和殘缺不全的庸俗馬克思主義”(4)[美]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湜、榮新海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第19頁。，認為大多數第二國際理論家無視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關聯，抹殺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性：“如果人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從一開始就是辯證的唯物主義，那么，他們的唯物主義的意義就以一種災難性的和無可挽回的方式被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首先是歷史的和辯證的唯物主義?！?5)[美]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湜、榮新海譯，第38頁?？聽柺┍硎?，馬克思所言的“消滅哲學”并非簡單粗暴地判定哲學的非法性，其真正要消滅的是那種脫離了理論與現實一致性的形而上學思辨，從根本上改變哲學的存在方式與職能定位、恢復哲學改變世界的革命實踐本性。因此，哲學仍是馬克思主義極其重要的存在根基。但第二國際理論家將馬克思主義實證化，使之喪失了哲學的辯證法支撐。相反，馬克思之前的德國資產階級哲學是一種有歷史辯證法的純粹抽象思辨，缺少科學實證精神?？梢?，二者都未實現哲學與科學的有機統一，與馬克思“在理論上以辯證的方式、在實踐上以革命的方式”的唯物史觀不相容。因此，必須重視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爾積淀，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性進而恢復其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總體性”原則——一方面將游離于現實之外的歷史的辯證法精神注入具體的科學理論和現實的社會運動之中，實現“世界的哲學化”；另一方面完成哲學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實踐轉折，實現“哲學的世界化”。

相較于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雖然不提“總體性”的概念，但其“實踐哲學”的本質依然是通過凸顯人的歷史主體性和革命超越性來對抗客體給定性的機械壓制，實現以“實踐”為基礎、以文化權力為寄托的“總體性”，正如馬丁·杰伊所說：“沒有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像葛蘭西那樣對知識分子在社會整體中的作用如此感興趣，也沒有人像他那樣坦率承認知識分子與總體性概念的有機關聯?！?6)Martin Jay：Marxism and Totality：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cxes to Haherma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166.在葛蘭西看來，將馬克思主義曲解為客觀宿命論的經濟主義思潮是一種弱者哲學，其本質是無力改變現實時的宗教心理慰藉，即一種類似于阿Q精神的自我麻痹：“應當指出，決定論的、宿命論的和機械論的要素是從實踐哲學中、頗象從宗教或藥物那里散發出來的(在其使人麻醉的效果中)一種直接的意識形態上的‘芳香’?！?7)[意]葛蘭西：《實踐哲學》，徐崇溫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17頁。他反對唯物主義框架下的“鐵的必然規律”，認為脫離主體維度來談客觀必然沒有意義，過分凸顯歷史的自在給定性反而使唯物主義淪為了一種新的“客觀性迷信”。葛蘭西將“實踐”作為哲學的核心范疇和人類社會歷史的現實基礎，將人的本質規定為自由自覺的社會實踐本性而非自然直接給定的客觀物質本性，將歷史的運動定義為人在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的雙向互動中開展的實踐探索過程，試圖通過“實踐一元論”的建構來解救被機械決定論框死了的主體能動性。

盧卡奇的總體性辯證法打開了馬克思主義主體能動性的哲學端口，柯爾施對哲學與馬克思主義關系的探討進一步拓寬了這一端口，葛蘭西的實踐哲學構想則澆筑夯實了這一端口，真正打開了多種文化心理因素融入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性空間?？陀^來看，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哲學追求的確在一定意義上為馬克思主義“挽回”了被客體性淹沒了的主體性，強化了人的存在的總體性。然而，這種對總體性的強調方式仍然默認了客體必然性與主體能動性的割裂對抗，使作為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統一的歷史更多倒向了主體性維度。事實上，真正的主體性應來自于基于必然性的總體性，而非基于主體性的總體性?！翱傮w性”是人的“總體性”，而非人是“總體性”中的人，這種對主體性的微妙強調無疑為各種能動元素滲入馬克思主義鑿開了哲學端口，既回應了“工人階級為什么不革命”的時代精神困境，增添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能動張力，也沖擊著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客觀必然性根基。

二 能動場域：意識形態的“松綁”

完成了哲學本體論層面的主體能動性釋放，盧卡奇等人開始聚焦主體能動性的具體實現場域——意識形態。在他們眼中，意識形態并非是完全受制于經濟的文化上層建筑，它有著特殊的內在文化機理，僅憑生產關系視角不能完全掌握意識形態的生成與運行機制。他們從多重角度展開了對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分析，在給意識形態“松綁”過程中發掘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精神文化原因，并以此為支點設計新的革命道路，逐漸奠定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主題。

盧卡奇以總體性范疇為基礎來理解意識形態?！八?，對辯證方法來說，‘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問題都失去了自己互有的、固定不變的異性，并相互匯合起來?！?8)[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譯，第86頁。一方面，意識形態是客體投射于主體的思想觀念體系，具有作為“投射”影像的虛幻變形特性，同時摻雜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因而往往與科學真理相對立；另一方面，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系統的一部分發揮著組織整合、號召凝聚的社會功能，較經濟基礎變化而言往往會相對滯后，形成了對舊生產方式的維護效應。例如“等級意識”在特定社會結構瓦解后依然延續并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凝聚效能：“等級在經濟上可能已經完全瓦解了，它的成員在經濟上已經屬于不同的階級，但是它仍保持著這種(客觀上非現實的)意識形態上的凝聚力?！?9)[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譯，第116頁?？梢?，意識形態不能被簡單歸結為經濟過程機械而直接的對應物，而是具有形變特征與能動反作用的的階級思想表達。經濟因素雖然對意識形態的生成運行起著決定性作用，但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因素不再躲藏在意識形態背后實施潛在支配，而是就存在于意識形態本身中。概言之，雖然經濟邏輯主導意識形態邏輯，但意識形態不再是被經濟簡單捆綁支配的“附屬”，而是與經濟交織同頻、若即若離、相互滲透的“伴侶”?？梢?，為了給意識形態“松綁”，盧卡奇顯著抬升了意識形態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甚至使之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實在性”——通過對個體的儀式規范與價值培育，意識形態會自然對象化為一種物質實踐性存在，在現實行動中訴說自己的有效“在場”。這一思想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觀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被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所發揚。通過為意識形態賦予物質形式，阿爾都塞探討了政治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間的互動關系，彰顯了意識形態在社會生產系統中的實體性結構作用。在一定意義上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歷程，就是一個經濟基礎對意識形態之捆綁束縛不斷弱化的歷程，盧卡奇則為這一趨勢貢獻了“源動力”。

在盧卡奇的“總體性”意識形態觀基礎上，柯爾施進一步把意識形態與社會經濟結構、政治上層建筑一同定位為社會歷史現實中的三個“實在的組成部分”，以此來強調意識形態對無產階級革命日趨醒目的重要性。在他看來，第二國際等“庸俗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否定了精神生活與意識形態的現實實在性，低估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革命消解力和自我修復力，將革命框定在直接的經濟范圍之內：“他們引證某些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的論述，就簡單地把社會的精神的(意識形態的)結構當成一個僅僅存在于空想家頭腦里的偽現實——當成缺乏真實對象的錯誤、想象和幻象，而消除掉了?！?10)[美]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湜、榮新海譯，第42頁。在柯爾施看來，這種將意識形態直接歸結為經濟和世俗核心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十足的費爾巴哈”式方法。費爾巴哈將宗教這一意識形態從天國拉回人間，確定意識形態的世俗基礎，但卻是一種簡單機械的歸結。重要的不是將意識形態拉回現實世界、揭穿其虛幻性，而是從現實世界出發探索這一虛幻倒影的生成過程，闡明意識形態與世俗世界的互動機理，正如馬克思所言：“事實上，通過分析來尋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0頁。通過將第二國際意識形態觀與費爾巴哈意識形態觀作類比分析，柯爾施批判了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對意識形態的“先驗的蔑視”，進一步“松綁”了意識形態對經濟結構的附屬性依賴。

盧卡奇和柯爾施都側重于在哲學層面開展對意識形態的松綁，與之不同，葛蘭西的意識形態松綁更側重于政治操作層面。葛蘭西將“市民社會”融入了國家的概念范圍，突破了“政治國家”對國家的狹義框定，提出了“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的新型國家觀。其中的“市民社會”概念不同于馬克思和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經濟范疇界定，而是指向意識形態的文化范疇。相應的，階級統治也即擁有了兩種不同的展開邏輯，一種政治社會中直接的強權統治與暴力壓制，另一種是市民社會輿論教化下形成的對領導權的默認與同意。市民社會只有在工業文明與商品經濟充分發展(形成獨立的市民階層)時才得以形成，因而東方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不考慮意識形態而單純聚焦經濟與政治的暴力推翻。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因已形成獨立的市民社會，其統治意志的落實經過了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多個環節，因而西方的階級革命必須在市民社會層面實施文化突破，與資產階級爭奪對意識形態領導權?！吧踔聊切┍厝坏年P系，在它們被認識到是必然的范圍內，也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和重要性。在這個意義上，認識就是權力?！?12)[意]葛蘭西：《實踐哲學》，徐崇溫譯，第37頁。通過為意識形態賦予權力，葛蘭西在政治操作層面進一步強化了意識形態的自主能動性，意識形態獲得了進一步的“松綁”。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松綁”，圈定了“主體—精神”能動性的具體實現場域，奠定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主題。沿著盧卡奇等人開創的航向，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不斷用自己的方式給予意識形態“自由”。例如，很多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都嘗試以人格心理系統為中介弱化經濟與意識形態的直接鏈接，形成了“經濟基礎←→人格心理←→意識形態”的分析圖式，試圖以此來精細闡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雙向互動關系。薩特則以高呼人之自由選擇的存在主義為基礎，試圖建立馬克思主義“整體化”敘事的“人學中介”，使社會生產方式對意識形態的客體決定不再是直接的、逼迫式的，而是經由“原始謀劃”才能獲得兌現的自由選擇過程?？梢?，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的松綁既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域，打開了多種現代思潮嫁接融入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空間，也埋下了意識形態日趨“脫韁”的伏筆。

三 微觀禁錮：意識形態的植入性統治

完成了對意識形態的“松綁”后，盧卡奇等人致力于探索馬克思主義主體能動性的具體實現路徑，發揮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效力。這一理論旨趣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應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微觀精神統治。盧卡奇等人聚焦分析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固有社會結構的植入性維護功能，這是無產階級對奴役趨近“木然化”、自愿放棄革命反抗的深層原因，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全面異化的新型理路。

不同于馬克思在國際共運風起云涌背景下對經濟現實的側重性關注，盧卡奇面對著全新的無產階級社會歷史境遇，即資本主義福利制度極大降低了歐洲工人階級的革命熱情。出于對工人階級自愿放棄抵抗、甘愿接受奴役的反思，盧卡奇轉而關注物化社會結構對人的精神意識入侵，即人的異化精神結構。發達工業社會中，物化社會結構日益積淀到人的深層思想結構之中，使人喪失了批判超越的主體性維度，形成了對物化的認同意識。盧卡奇以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與韋伯的“合理化批判”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以物化結構日趨“合理化”為內核的“物化意識”概念?！拔锘庾R”的全面滲透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運轉都看上去極為合理，人在“合理化”原則的支配下失去了批判反思維度，形成了對異化奴役默認的適從心態，即意識不到自身階級歷史使命的“虛假意識”?！拔锘庾R”理論從植入性統治的深層視角彰顯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主體能動性的精神禁錮，掀起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微觀批判序幕。

相較于盧卡奇，葛蘭西從對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分析入手，以“常識”概念為核心，以意識形態的心理維度為入口，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植入性統治方式開展了更為具體深入的批判。在葛蘭西眼中，意識形態是人理解自己與生活世界的方式，它不僅包括了哲學、宗教等傳統意義上的思想上層建筑，還應包括“常識”(“普遍的傳統世界觀啟發的日常經驗”)這一市民社會中自發形成的、形態零散的、大眾的民俗世界觀。哲學是系統化、體系化、具有高度內在一致性的世界觀，是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和意識形態鏈條的頂端，但它必須通過學校、教會、媒體等中介將顯在的灌輸教導轉化為潛在的價值滲透，使統治意志內化為普通民眾的“常識”，才能實現隱形的話語支配力?！俺ＷR”雖不是主流意識形態，但其根基仍然受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操控并為其統治的合法性提供社會心理支撐，而塑造“常識”最為重要的中介環節，是學校對兒童(青少年)的教育。葛蘭西對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十分感興趣，在他看來，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的邏輯、藝術和心理的經驗都是在潛移默化的無意識狀態下獲得的，國家倫理教化繞過了兒童的自我意識，作用于心理機制進而對兒童產生了終身影響：“這些教育形式和兒童心理之間的關系永遠是積極而具創造性的，就像工人同他的工具之間的關系一樣?！?13)[意]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姜麗、張跣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2頁。

將“常識”納入意識形態的內涵范疇，這是葛蘭西實現的突破性理論革新，也極大拓寬了對資本主義異化奴役手段的分析視野。在“語言”載體(常識性話語)的支撐下，“常識”實現了意識形態統治與人之心理情感結構的有機融合，突破了意識形態概念自身的理性主義邊界，表達了意識形態趨向于非理性、無意識的可能性轉向，展現了更為“高明”的階級統治時代特征。

除了對“常識”這一市民社會意識形態微觀運作機制的深刻洞察，葛蘭西對意識形態心理維度的關注還零散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葛蘭西廣泛分析了歷史上不同階級、階層的時代心理特征：意大利“第一次復興時期”的大多數雇農并非是因資本發展而形成的農民工，因而其心理與農場主和小農的心理無異；英國的地主階層普遍具有正直公正的傳統，其威嚴堅定但不驕橫疏離的心理品質是英國能夠形成自治政府的重要前提；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意大利小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中引發了巨大的心理動蕩，促成了其對工農階級的政治認同；俄國的連年戰火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心理，這是十月革命勝利的重要因素(14)Antonio Gramsci：THE GRAMSCI READER：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New York：NYU Press，2000，p115.。第二，葛蘭西十分強調筑造國家上層建筑的心理背景動因：“馬基雅維利提出建立統一的意大利國家的必要性這一政治主張的確不僅受到法國和西班牙強大的君主制國家范例和模式的啟發，對古羅馬的懷舊心理也是其中的動因之一?！?15)[意]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姜麗、張跣譯，第145頁。第三，葛蘭西高度重視階級斗爭中的心理要素：“由工人創造并專屬于工人階級的新標準、新感覺、新思維、新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心理學，這些同樣是革命勝利的必要前提，它們會隨著工人階級成為統治階級而獲得自己的統治地位?！?16)Antonio Gramsci：THE GRAMSCI READER：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New York：NYU Press，2000，p70.第四，葛蘭西甚至嘗試從文化心理因素出發來重新界定一個階級的新的時代內涵：“他們(舊封建階級)不再是一個階級，而是變成了一個具有特殊文化和心理特征的‘等級’，但不再具有占支配地位的經濟職能?！?17)[意]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姜麗、張跣譯，第133—134頁。

綜上，如果說盧卡奇的“物化意識”實現了意識形態批判視野的微觀轉向，葛蘭西對意識形態心理維度的聚焦關注則將廣義的“意識”正式引向了狹義的“心理”，在進一步微觀化中完成了從“主體能動性”到“精神能動性”的過渡，為馬克思主義“主體—精神”能動性的生成提供了具體著力點，也為精神分析等心理學元素的嫁接融入架設了直接的理論橋梁。從盧卡奇的“物化意識”到葛蘭西的“常識”，資本主義的異化奴役獲得了越來越深的內化植入，意識形態的運行機制也愈漸微觀內隱，逐漸褪去“理性意識”與“思想體系”的有形軀殼，融化于日常生活的無形控制與無意識體驗之中。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思想傾向引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野走上了漸進微觀內隱之路。例如，弗洛姆等弗洛伊德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以意識形態的心理機制為著眼點，以社會心理異化批判為著力點，開展了對意識形態精神殖民現象的聚焦剖析，揭示了資本權力是如何通過社會性格、自戀情結、虛假需要、狂歡補償、語言符號等中介將奴性植入現代人的無意識之中的。

客觀來看，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植入性統治的初步探討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的微觀批判力與深層滲透力，開拓了資本主義異化批判的新視域。自此，“精神異化”邏輯日漸成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關注焦點，彰顯著資本主義“深入骨髓”的異化奴役現實。固然，精神異化問題是現代社會十分尖銳的病癥反應、資本主義的異化機制已經內化至人的精神意識結構中，但必須清醒的是，紛繁復雜精神異化問題的背后、多種多樣病態人格的背后，根本支柱仍是不合理的經濟生產關系。對精神意識異化的過度執著必然會導致片面夸大了精神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致使主觀與客觀、心理與現實、“精神異化”與“勞動異化”發生了因果顛倒。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從基于主體性的總體性出發，必然會推導出“物化意識”概念。雖然在話語認同層面上，盧卡奇等人相信“物化”決定“物化意識”；而在理論邏輯層面上，他們歸根到底是選擇了“物化意識決定物化”的理論路徑，正如伊格爾頓所言：“可以斷言，《歷史與階級意識》遭到了對‘意識’本身的一種典型唯心主義的過高評價的損壞?！?18)[斯]齊澤克，[德]阿多爾諾等：《圖繪意識形態》，方杰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9頁。

四 力量兌現：階級意識喚醒與文化權力爭奪

面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主體—精神”能動性的禁錮，盧卡奇等人從“主體意識自覺”“階級意識喚醒”“意識形態領導權”等角度出發，開辟了帶有強烈精神能動性的革命路徑，試圖將“主體—精神”能動性兌現為改變世界的現實力量。

“意識形態因素不僅‘掩蓋’了經濟利益，不僅是旗幟和斗爭口號，而且是現實斗爭本身的組成部分和因素?！?19)[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譯，第117頁。盧卡奇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必須對抗經濟決定論、歷史宿命論下的總體性喪失，喚醒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即無產階級揚棄物化、生成以人的存在為核心的“總體性”的地位自覺與使命自覺。這種基于總體性的階級意識覺醒，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關鍵環節，甚至是“決定性的武器”(20)[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譯，第129頁。。無產階級只有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正確地洞悉社會本質，喚醒自身的階級意識、克服“虛假意識”，肩負起解放全人類的理想信念和使命擔當，才能從根本上揚棄物化的生存方式，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為了達成這一目標，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充分發揮政治領導職能，引導革命群眾放棄意識形態上的幻想，看到自身在意識形態上克服資本主義的力量。無產階級政黨是喚醒階級意識的關鍵，它能夠領導革命擺脫自發性，走向集體自覺：“對革命行動的正確觀點只能深深地固定在、本能地深深扎根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中，為了沿正確的道路進一步發展行動，只需要啟發意識，只需要一種明確的領導?！?21)[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任立、燕宏譯，第402頁。

柯爾施同樣十分強調意識形態革命對無產階級的現實意義，認為只看重現實革命而漠視意識形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傾向是抽象的、非辯證法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如果無產階級不重視意識形態因素，將會使革命遭受災難性的打擊：“在奪取了政權以后的革命轉變時期，無產階級必須在意識形態領域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務，不亞于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完成的任務——這些任務永遠是相互作用著的?！?22)[美]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湜、榮新海譯，第33頁。著眼于此，柯爾施通過強調哲學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來凸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維度，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對于改變異化現實、實現革命勝利的關鍵性地位。

相比于盧卡奇和柯爾施，葛蘭西的“主體—精神”革命路徑選擇則更為具象：意識形態(文化)領導權(霸權)?；凇罢紊鐣?市民社會”的完整國家觀，葛蘭西對政治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權力運行方式也做了區分：政治社會的權力傳導方式是“暴力強權”(直接的統治與管轄)，而市民社會的權力傳導方式則是“領導權”(hegemony)，即統治階級獲取被統治者的政治認同、實現其統治合法化的政治意圖。事實上，hegemony一詞本意是指一種廣義的權力支配關系，概念涉及的主體并不局限于國家與階級，概念的延展范疇也不局限于文化與意識形態，而是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多個層面。但葛蘭西在很多場合使用了“culture hegemony”(文化領導權)一詞，因而其“領導權”概念主要指向國家與階級間的“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即文化領導權?！邦I導權”是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手段，也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新型政權的重要條件。葛蘭西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革命的實踐價值，將文化領域視為階級權力斗爭的首要場域，具體展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陣地戰——文化領域的權力爭奪是緩慢的理性化過程而非短暫的暴力過程，是總體性革命而非單純的暴力革命；第二，縮小知識分子與群眾的思想隔閡，在承認二者區別的基礎上強化同一性——一方面要塑造從群眾中來并同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的知識分子精英(有機知識分子)，另一方面要廣泛開展群眾的文化啟蒙，以從常識上升至哲學的方式完成群眾的知識分子化；第三，強化政黨的培養和組織功能——政黨是統一革命意志、形成政治意識自覺、塑造有機知識分子的基礎。以上斗爭方式的立足點和著力點，都是作為廣義文化空間的意識形態。

縱觀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無產階級革命論述可見，他們都聚焦于通過喚醒革命意識自覺、提升思想覺悟層次來開展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斗爭，提升無產階級對意識形態的掌控力，為可能到來的暴力革命掃清障礙。這一革命路徑在微觀精神層面上對抗了“經濟決定論”“歷史宿命論”等機械化取向給馬克思主義帶來的革命能動性式微，在從理論向現實的轉化兌現中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主體—精神”能動性生成的最后環節。盧卡奇等人開辟的階級意識喚醒與文化權力爭奪之路確立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革命主題，之后學者普遍沿襲著盧卡奇等人開辟的精神意識革命路徑前進，進一步吸收嫁接精神分析、文藝審美、交往語言等多樣化的微觀理論土壤，以此來豐富和深化主體的精神革命選擇，漸漸走向了脫離現實(暴力)革命視域的精神革命軌道。

然而，在意識與意識形態內部的變革，沒有實現，也沒有實現的可能。側重關注精神覺醒來改變社會剝削現實的理論傾向往往會在實踐中弱化對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重視，將客觀社會沖突轉嫁到主觀精神范圍，使人遠離社會與政治問題而只關注精神意識的升華與解放，進而帶來社會變革的無力感。他們將瓦解虛假意識形態的支點寄托于精神解放，將人類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文化革命，必然會使意識形態批判陷入內在循環的烏托邦陶醉，喪失堅強有力的外在經濟根基。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只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屬性，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思辨性卻沒有真正處理好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客體、自由與必然的辯證關系，這或許能夠促進“世界的哲學化”，但對于實現“哲學的世界化”而言，無疑是沒有現實根基的空中樓閣。

結語：“主體—精神”能動性中的堅守與叛離

綜上，在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主體—精神”能動性的探索中，盧卡奇是航向的開拓者和原則的設立者，柯爾施是進一步的論證提升者，葛蘭西則是從抽象走向具體的操作實施者。他們為馬克思主義注入“主體—精神”能動性的邏輯脈絡可以總結如下：對“總體性”的追求開辟了“主體能動性”的哲學端口，對意識形態的“松綁”圈定了“主體能動性”的實現場域，對“主體能動性”實現機制的微觀化、心理化探尋推動了“精神能動性”的生成，對“精神能動性”的革命力量兌現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主體—精神”能動性生成的最后環節。在某種程度上說，盧卡奇等人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即是他們試圖為馬克思主義注入“主體—精神”能動性的時代活力，同時不改變“對歷史發展的客觀性、必然性進行科學分析”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性、特異性邏輯，不破除經濟分析與階級斗爭的基礎框架，不放棄開展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歷史使命。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群眾斗爭的直接參與者和組織者，其理論從總體上仍立足于階級斗爭視域，這與后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轉向”有著重要區別，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言：“在他(葛蘭西)之后，對于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秩序，以及對于推翻這種統治的手段，也典型地為一片緘默所籠罩?！?23)[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高恬、文貫、魏章玲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頁。

誠然，盧卡奇等人仍然堅持經濟分析與階級斗爭視野，他們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強調并不是要消融歷史唯物主義而是為了豐富和強化其實踐可能性，但在客觀上，他們都是在“開閘放水”中打開了諸多文化思潮嫁接融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窗口，弱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敘事效力。為了給馬克思主義注入“主體—精神”能動性，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紛紛選擇用強力彰顯主體性的方式來對抗客體性的僵化桎梏，試圖將主體能動性設置為客體必然性的存在根基，構建基于主體性的“總體性”。然而，聯系歷史與現實生活我們不難領悟的是，無論是人類生產力低下的文明早期還是個體的嬰幼兒時期，都對“客體必然性”力量處于無條件服從的狀態，并無過多的主體自由可言；隨著人類文明向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演進和個體向青少年的成長轉變，我們開始試圖掙脫“客體必然性”的束縛，因而往往會強力彰顯自己的主體性自由；但當我們走向中老年、心智真正成熟起來，當人類歷史開始走出資本主義時代、生產方式真正健全起來，就會重新反思“自由”的真義，進而漸漸領悟：真正的自由并非源于對主體性的標榜，而是源于對必然性的遵循與運用。成熟后的個體與人類社會開始重新“復歸”必然性，但這種“復歸”不再是年幼時或生產力低下時的無條件順從，而是一種溶主體性于必然性之中的“和解”，即一種“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生存。此時的必然性依然“威嚴”，但它不再是主體性的捆綁枷鎖，而是主體性的實現空間；此時的主體性依然“閃耀”，但它不再是對必然性的逃逸鞭撻，而是必然性的價值導向；此時的主體性與必然性實現了高度的合二為一，人類歷史也才能真正擺脫主客體分裂，生成真正意義上的“總體性”，即“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的共產主義。正是認清了“真正的必然性才能成就真正的主體性”的人類自由密碼，馬克思實現了從青年時的人道主義異化理論和實踐學說向成熟后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轉變。

盧卡奇等人淡化了馬克思思想轉變的現實合理性，為對抗第二國際的極端客觀主義而走向了反向極端，試圖以回歸主體性的方式去重新定義“總體性”的精神真諦，只強調被必然性窒息的主體性卻忽視被必然性滋養的主體性，在某種意義上是一次從成熟馬克思向青年馬克思的倒退。但必須看到的是，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面對的時代焦點已經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日益轉向資本統治下的“精神危機”，因而這種對“主體—精神”能動性的開拓性強調具有顯著的理論必然性和實踐必要性，它有力回應了20世紀無產階級乃至全人類的時代發展境遇和精神文化困境，增添了馬克思主義在歷史流變中的革命錨點與文化張力。我們批判的不應是他們對“主體—精神”能動性的強調重視，而是他們將“主體—精神”能動性置于客體必然性之上的強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