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還是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
——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原因的再分析

明茂修

（貴州大學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周政先生的《陜南混合方言韻母和聲調的演變》一文（后文或簡稱“周文”）對陜南混合方言的韻母和聲調的演變情況作了較為深入而細致的研究，指出了陜南混合方言的韻母和聲調在與江淮官話、中原官話或西南官話的接觸影響下發生的變化，并概括了若干因方言接觸所引發的韻母和聲調演變的現象和規律。[1]16-22可以說，周文對于陜南混合方言本身的研究，特別是與周邊方言的對比研究及方言接觸的研究是非常有促進作用的。但是，周文對于調值的演變只是著眼于互相接觸的方言之間相同調類或合并前的不同調類調值的變化，并沒有從由所有調值構成的整個調形格局①的系統性角度來看待陜南混合方言調值及調形格局的演變，我們認為這還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間。

早前，我們曾論及僅從方言接觸的角度是無法全面地解釋調值演變原因的，還應該從調形格局的系統性角度進行解釋[2][3]338-343，但當時的論述還不甚全面和深入，現再提出來作進一步分析。在分析之前，首先提出三個與周文主題密切相關的問題作為本文分析的發端：

第一，是接觸促使陜南混合方言的調值發生演變的嗎？

第二，是接觸導致陜南混合方言演變成現在的調形格局的嗎？

第三，接觸是導致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的唯一因素嗎？

一、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類型的再劃分

周文對陜南混合方言的聲調演變情況曾進行過劃分，主要包括兩種情況，其一是僅調值發生變化的，其二是調類和調值都發生變化的。[1]16-22可以說，這兩種聲調演變情況的劃分，對于周文認識并深入分析陜南混合方言聲調的演變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但是，我們認為這種劃分還沒有切中調值和調類演變的深層次內容，應該還可以從更能窺見調值演變本質的其他角度進行劃分。

通過對周文中關于調值演變內容的進一步考察，我們認為周文所論陜南混合方言調值的演變可以從調值變化的深度和層次兩個方面再劃分為系統感染型、局部借用型、內部整合型三種類型②。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的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比較單純，從方言系屬上來看，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本屬于江淮官話，因受屬于西南官話的外來接觸方言的影響而變成了西南官話，其調值也完全變成了外來接觸方言的調值，如石泉等方言點。在本文中我們稱這種情況為方言的更替（替換），它屬于方言之間的一種深度接觸形式——系統感染[4]155，可以稱為系統感染型。

第二種類型也比較單純，在方言系屬上則是保持了與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相一致的中原官話屬性，僅僅是外來接觸方言的調值對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的個別調值產生了影響而使其趨同，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的其他調值則仍保持在接觸前的狀態，如白河等方言點。這是方言接觸的另一種形式——局部借用[4]155，可以稱為局部借用型。

第三種類型則比第一和第二種類型復雜得多。從整體上來看，這種類型是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的調值既與原基礎方言有別，也與外來接觸方言不同，那是在最初接觸之后各調值在“調值區別特征的差異化原則”[3]338-343這一機制的作用下又發生了重組，可以稱為內部整合型。

但是，無論從最初的接觸還是從系屬上來看，第三種類型都顯得更為復雜，可能存在兩類四種情況。一類是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為中原官話，現仍然為中原官話，但是受到了西南官話的影響的，如漢臺等方言點。第一種情況是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雖與西南官話有接觸，但是西南官話對其影響很小，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的聲調在發展過程中主要經歷了自身調值和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最終發展成現在的調值和調形格局；第二種情況是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受到了外來接觸方言西南官話的影響而部分調值產生了變化，以此為基礎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再經歷自身調值和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最終發展成現在的調值和調形格局。從現在的方言與外來接觸方言部分調值更多的相似性來看，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可以稱為內部整合型甲類。另一類是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為江淮官話，現因受外來接觸方言中原官話的影響而變成了中原官話的，如縣河等方言點。其中的兩種情況與第一類的兩種情況相似，第一種情況，即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通過聲調的內部整合發展成了現在的調值和調形格局；但是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即從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與外來接觸方言具有相同的方言系屬的角度來看，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很可能經歷了外來接觸方言較大的影響，類似于第一種或第二種類型，特別是第二種類型，然后才在此基礎上進行聲調的內部整合并發展成了現在的調值和調形格局，可以稱為內部整合型乙類。以上兩類中可能存在的甲乙兩種情況，我們在后文再作詳細調值演變的分析與探討。

這樣劃分出來的三種類型，不僅很好地體現出了調值變化的深淺程度及層次性，而且還便于后文對陜南混合方言調值的不同層次之演變原因的分析和論述。

二、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的再分析

如前所述，周文認為陜南混合方言調值的演變是方言接觸和影響的結果，現在我們再結合前文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和重新劃分的三種類型對陜南混合方言調值的演變情況進行分析。

（一）接觸引起了陜南混合方言調值的演變

很明顯，在周文中陜南各混合方言點的方言調值都變得和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有所不同，無疑都與受到外來接觸方言的影響有很大關系。有的方言完全脫離了原基礎方言，全盤接受了外來接觸方言的聲調系統，調值（包括調類）都變得相同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一種類型。這種接觸和影響的力度最大，是方言接觸中系統感染造成的方言更替（或替換），石泉話等也從與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相同的江淮官話變成了與外來接觸方言相同的西南官話。鑒于這一類型從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到外來接觸方言的替換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其經歷的時間可能并不很長，應該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完成的。

有的方言在外來接觸方言的影響之下只是個別調值發生了變化，基本的調形格局框架仍然與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相似，而且其方言系屬也沒有變化。第二種類型的白河話等就屬于此類，它們仍然屬于中原官話，而與外來接觸方言的西南官話不同。這種接觸較之第一種類型來說，其深度要小得多，只是局部借用，其所經歷的時間較之第一種類型可能更短。

還有的方言的調值變得既和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不同，也與外來接觸方言不同，其系屬或同于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或變得與外來接觸方言相同。這就是第三種類型的基本表現。這一類型的調值變化是最為復雜的，可以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兩種方言的接觸促使了其調值發生變化這是肯定的，這是第一個階段，可稱為過渡或初始階段，至此也與第二種類型相同；但是后來其調值的再變化卻不再僅僅受接觸所左右了（否則就會變得和外來接觸方言的調值相同了），其他的因素也產生了作用，這就到了第二個階段。這就要涉及到下述的第二個問題了。

（二）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促進了最終調形格局的形成

緊接上文第一個問題，對于第三種類型漢臺話、縣河話等方言調值的變化，很明顯與前兩種類型不同，僅僅用接觸解釋不了問題。那么是什么導致了這些方言的調值產生了既不同于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又區別于外來接觸方言的變化呢？“調值區別特征的差異化原則”認為，一種語言或方言的聲調是一個嚴密的系統，調形格局內部各調值之間在高度、拱形和長度等維度上需要保持足夠的區別對立，避免發生混淆以致影響語言交際。[3]338-343如果這種區別對立造成的平衡狀態被打破，調形格局內部各調值就必然再度進行整合，以重新建立各調值之間的顯著的區別特征。故答案只有一個，為了保持各調值之間最為顯著的區別對立，在最初的接觸和影響之后，調形格局內部各調值之間在“調值區別特征的差異化原則”這一機制的推動下重新進行了整合。我們認為，漢臺話和縣河話等方言最初很可能是其中某個或某些調值在外來接觸方言的影響下發生了變化（調形格局演變的初始或誘因階段），然后又在調形格局的“調值區別特征的差異化原則”之推動下進行了重組（調形格局演變的第二或中間階段），進而演變成現在的調形格局（第三階段）的。王福堂先生曾說過：“（因此）方言中語音成分的變化主要不是以個體為單位的自由行動，而是聲韻調各個不同層級的集群的集體性變化?！盵5]把這句話拿來說明調形格局中各調值的演變同樣適用，以下對于漢臺話和縣河話等方言調值演變的分析正是基于調形格局的系統性進行的。

先看屬于我們前述所劃分的第三種類型甲類的漢臺話等方言。從表面上看，演變軌跡最為明顯的是陽平調和去聲調，它們的調值與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的調值比較相近。稍顯復雜的是陰平調，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是低降調21，外來接觸方言是高平調55，漢臺等方言是高降調54。在高度上外來接觸方言和漢臺等方言相同，都是高調；在拱形上，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與漢臺等方言也相同，都是降拱。無論是高度的變化還是拱形的變化，在音理上都可說得通。最不可理解的就是上聲調了，從接觸上來說漢臺等方言的上聲調應該仍然保持高降調53（與原基礎方言相同），因為這與外來接觸方言的上聲調調值也是相同的，但它現在卻變成了完全不同的一個高升調45。這就說明，僅靠接觸演變不出來漢臺等方言的上聲高升調45，那么只能歸因于該方言內部調形格局的整合。據我們推測，漢臺等方言從與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相同的調形格局演變到現在的調形格局應該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首先發生變化的很可能是陰平調，如前所述它的變化在接觸和音理上顯得較為自然，陰平調變成了高降調54（當然其間也可能還有過渡階段）。第二個發生變化的應該就是上聲調了，本來它原有的調值與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和外來接觸方言同為高降調53，為了保持與變為高降調的陰平調的區別，在陰平調的壓迫或曰推鏈[6]的作用下，使得它降低調頭而抬高調尾，最終變成了高升調，從而形成了與陰平調足夠大的區別特征。而陽平調和去聲調的變化可前可后，也可在陰平調和上聲調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因為陽平調和去聲調都是低調，與作為高調的陰平調和上聲調在調值的區別特征上并不發生沖突。所以，在漢臺等方言調形格局的演變過程中，除了最初的接觸，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卻在其后的過程中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

再看我們前述所劃分的第三種類型乙類的縣河話等方言?？h河話等方言的大部分調值都與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和外來接觸方言不同，我們認為，在經歷外來接觸方言對其聲調的部分甚至全面的影響之后，其調值之間整合的可能路徑是這樣的。首先發生變化的應該是去聲調。原基礎方言（被接觸方言）和外來接觸方言的去聲調的調值都是平調（33和44），相差只有一度，兩個調值發生作用的結果是中和33 和44而成為一個總體平直而調尾稍升的334調，這是一個相當自然的過程。③去聲調調值334的形成使得其與上聲調35的區別模糊起來，很容易造成混淆，迫使上聲調調頭升高（這種調頭的升高與外來接觸方言上聲調較高的調頭可能也不無關系）而變成高平調55（推鏈作用），從而與變成高升調的去聲調區別開來。接下來又在推鏈的作用下迫使陽平調發生變化。陽平調作為高平調55只能降低它的高度，最可能的方式當然是調尾的降低（發音時音高也會自然衰減，在音理上非常自然），變成高降調53。但是原來的聲調系統中本來就有一個降調31，盡管它們的高度不同，但存在兩個降調畢竟還不是最佳的調形格局，而此時外來接觸方言調值為24的低升陽平調也可能對它產生了影響，53和24發生了中和變成了降升調524。而陰平調最為單純，它極可能并沒有受到外來接觸方言的影響，而保持了原來的中降調31（現在記成42的原因應該與前述334和223的原因相似，可參考注釋③）。至此，縣河話四聲的調形格局完成了最初的演變。此時，其中的陽平調524還只是一個過渡調值，從其與其他調值（陰平31或42、上聲55、去334或223）的區別特征來看，只要保持拱形不變，即使讀成較低的調如312也不會與其他中降調、高平調和低升調相混淆。把它讀得這么高真是費力，不符合語言的經濟性原則，既然如此，還有什么理由不呢？終于在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其間或亦有接觸）及音理的作用下演變成了現在的調形格局。

（三）接觸、內部整合和音理等三大因素的綜合作用

通過前兩個問題的剖析，第三個問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接觸、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和音理是調值和調形格局演變的三大因素。這三大因素在調值和調形格局演變的過程中，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接觸是促使調值和調形格局演變的直接因素，往往也是重要的初始誘因。調值區別特征的差異化原則作用下的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是調值和調形格局演變的內在機制。音理是調值和調形格局演變所必然遵循的基本規律，伴隨在調值和調形格局演變的整個過程當中。陜南混合方言調值在外來接觸方言的影響下發生變化，再在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中繼續演進，同時也遵循了音理。這三個因素在陜南混合方言調形格局的演變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調值演化過程中的以下兩個方面問題。一方面，接觸在研究調值演變的過程中是應該特別重視的，因為一種語言或方言的調形格局是經過長時期的演化才固定下來的，其調形格局內部已經達到了某種平衡，是相對穩定的，如果發生變化，一個可能是調值本身的在音理作用下的自然發展，另一個可能就是接觸。倘若一種語言或方言的調形格局在較短的時間內發生某種變化，最大的可能就是其他語言或方言的影響，也就是接觸造成的。所以語言或方言接觸對于調形格局的演變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一個因素。這方面，在周文中都有很好的體現。另一方面，還應該認識到，接觸盡管重要，但它畢竟主要是初始的誘因，要么強勢而快速地替換掉被接觸方言的所有調值，要么最初只是影響了其中某一個調值（應該與接觸方言的調值最為相近），其后調值向哪個方向演變，就不是接觸所能夠完全左右的了。這時，調值區別特征的差異化原則作用下的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就變成了主角，接觸和音理都要在這個格局內部才能發生作用。當然，這個過程也可能是接觸、內部整合、音理的不斷循環演進的過程。

陜南混合方言三種類型調值演變的過程和機制模型可以圖示如圖1。圖1所示的過程和機制可能是很多接觸方言的調值演變所經歷過的，也可以說這一過程和機制可能也適用于絕大多數接觸方言調值演變的擬測，是有一定的適應性和解釋力的。

圖1 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的過程和機制

三、結論

至此，本文開頭提出的三個問題就可以明確地進行回答了。

第一，是接觸促使陜南混合方言的調值發生演變的嗎？回答無疑是肯定的，接觸導致了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最初的演變，但接觸更多地只是調值演變的誘因。

第二，是接觸導致陜南混合方言演變成現在的調形格局的嗎？這個問題要根據前文所劃分的三種類型來回答：第一種類型——系統感染型是方言的更替（或替換），其調形格局的形成是深度接觸的結果；第二種類型——局部借用型的調形格局也是接觸所直接造成的；而第三種類型——內部整合型則稍顯復雜，調值變化之初是方言接觸的結果，但是其后調形格局的變化則主要是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在起作用。當然，前兩種類型的調形格局的形成也并非純粹的接觸，其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定然也起到了作用，只是與第三種類型相比其表現并不十分顯著罷了。

第三，接觸是導致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的唯一因素嗎？通過前文的分析，答案顯而易見，接觸并不是導致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的唯一原因。除了接觸引起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最初的變化之外，調值區別特征的差異化原則作用下的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以及音理等都是促使其調值演變的重要因素，也貫穿于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的整個過程當中。

陜南混合方言調值演變的三種類型，不僅演變的形式不同，演變的方式有異，演變的原因也有差別，僅靠接觸演變不出來陜南混合方言現在的調形格局，而方言接觸之后調值區別特征的差異化原則作用下的調形格局的內部整合恰好可以為這種演變提供合理的解釋。

注釋：

①所謂“調形格局”，指的是一種語言或方言中所有聲調調值線性化的調形曲線構成的格局或布局，是聲調格局的下位概念，與調類格局對應。（請參考明茂修《重慶方言聲調實驗研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版）

②周文中也有與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到三種聲調演變類型相似的內容，惜在其并未從這個方向繼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③現在的縣河話等方言的去聲調調值為223，記成334也未嘗不可，因為無論這兩個調值中的哪一個出現在其調形格局中都不會因難以與其它調值相區別而造成調形格局的混亂，兩者其實沒有本質的區別。223和334的差別極有可能是五度制標調法本身冗余度太大的而造成的誤差，當然，認為334是223的一個變體或過渡階段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