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場域、審美慣習與資本追逐：對粉絲經濟的一種反思

劉 博 李梓萌

一、粉絲經濟的研究意義和理論局限概述

2023年以來,以大型演唱會和音樂節為代表的粉絲經濟規模迅速擴張。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統計,僅2023年上半年各類大型藝術類演出場次就達506場,票房收入24.97億元,觀眾人數550.10萬人次。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分析,自2001年開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例分別是44.8%、41.2%,二者的差距已經十分相近;而在2012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實現基本持平,達到45.3%;2012年以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占比逐漸降低,而第三產業的增速卻在不斷加快;直至2022年,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比重已經過半,達到52.8%。從“其他”這一部類的數據來看,其中包括虛擬經濟等新興第三產業,在2001年已經占據15.3%的數值,2016年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占比就超過了五分之一?？梢哉f,立足于全球化、信息化與個體化的長足發展,中國當代的國民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著難以估量的巨變,但這一經濟結構轉型何以形成?對社會群體的影響又如何?同樣的,社會群體的交互性作為一個重要的要素稟賦,又會如何從消費側到供給側對國民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和挑戰?在過往對第三產業的經濟學研究中更是可見對消費群體與消費產品之間的關系及重要性的剖析,其中粉絲經濟便是這一時代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典型代表?？梢哉f,所謂的粉絲經濟的概念和模式,就是以符號價值的再生產為中心的架構于粉絲群體和被關注者之間的經營性創收行為,通過粉絲群體的點贊、關注和組織性支持變現為個體資本的一種手段。其發展態勢目前主要集中于兩個層面上對經濟結構形成重建：一是以純粹的符號價值生產為中心的產業鏈發展,包括其中的資本流動和消費趨勢;二是粉絲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滲透,促使眾多實體經濟符號化以及其背后的象征性權力的爭奪。正是在這兩個層面上,粉絲經濟實現了對現有經濟結構的重建和沖擊,這種基于沖擊的重建過程不僅建構起了符號化的價值生產秩序,同時也促動了實體經濟向符號化轉型。

其一是建構起了以純粹的符號價值生產為重心的虛擬經濟。其誕生標志主要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從傳統的電視綜藝走向網絡綜藝,這不僅涌現了大量“爆款”的娛樂節目,比如奇葩說、吐槽大會等,這些網絡綜藝節目催生出了一大批的新生代娛樂明星以及粉絲應援團。其背后的邏輯便是綜藝節目、明星人設和粉絲團體的三位一體的共生。綜藝節目需要粉絲團體的支持以維護人氣和品牌商的投資,而這就必須借助不同類型的綜藝明星和人設來誘惑不同類型的消費群體。同樣的,綜藝節目作為明星人設獲取大量粉絲的捷徑,也自然被商業資本追捧。二是以直播平臺為基礎的網紅經濟的誕生,迅速占據了青中年網民的業余生活,比如papi醬等等。網紅與粉絲群體的關系,恰好也是網絡平臺、網紅和粉絲群體三位一體的關系。不同的是,網絡平臺對網紅的支配關系更強,網紅本身就是一個商品拜物教的神話,通過虛構自身的形象和人設,通過“屏幕前/屏幕后”的切換,供給一個粉絲群體自由幻想的商品。三是造星運動及其本土化,原本在日韓主導下的“大型明星養成”活動,逐步實現本土化,正被中國的真人秀節目和選秀類節目所替代,比如中國好聲音、偶像練習生等。造星運動的本質就是對“鍵盤權力”的幻象的兜售,讓虛擬社區中的個體以為自身的點擊是一種選擇和權力。實際上,造星運動背后的資本兜售的正是這種權力的幻象和虛假的消費,使得個體在自我幻想的欲望中滿足和沉淪?？梢哉f,相對于傳統,虛擬經濟不僅娛樂性更強,而且正在走向以受眾為主導的“私人訂制”,這不僅有效拓展了文化產品的接受基礎與品牌忠誠,同樣也強化了產品與受眾二者之間的支配關系。

其二是實體經濟的全面符號化。這是當前實體經濟面對粉絲經濟的滲透而不得不迎合新秩序的一種表現,同樣也是實體經濟為了在同類商品中掠奪更多的品牌受眾,維系自身的產品接受基礎的一種必要策略。最為典型的幾個標志性產品便是杜蕾斯、唯品會、無印良品等等,它們都在不同程度宣傳自己的理念以建構產品品牌與粉絲之間的緊密聯系。比如,唯品會宣揚自身的親民形象和平民價格,深入到女性群體的生活體驗之中。無印良品作為一個原本瀕臨破產的企業,也正是以“禁欲系”作為美學概念和創作風格,獲取大量粉絲熱愛,才得以重新崛起。杜蕾斯、唯品會、無印良品這三個不同的敘事風格其本質都呈現出試圖將自身個性化和風格化,并以此作為自己的營銷賣點的策略。同樣的,實體經濟中還有一些科技園、植物園和產業園等等實體景觀或者其他各種旅游景點,這些實體經濟的符號化雖然最早應該追溯到迪士尼樂園一類的風格化敘事,但是其本質依然還是在建立實體產品與粉絲群體之間的緊密關系。實體經濟的符號化更進一步預示著符號價值生產的延伸,而這更是呈現出粉絲經濟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第三產業到第二產業、第一產業的一種反饋和新的發展趨勢。

雖然在社會現實中粉絲經濟正在得到長足發展,但對于粉絲經濟的過往研究卻并不盡如人意,這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工具理性化,過往的研究者更側重于粉絲經濟能帶來怎樣的經濟效益,忽略了粉絲經濟之所以產生和發展的因果聯系;二是集體無意識,研究者對粉絲經濟背后存在的權力關系,或是熟視無睹或是漫不經心,盲目鼓吹粉絲經濟模式的有效性和工具性,從而埋下了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風險可能性;三是批判意識的相對匱乏,即使存在部分學者的批判也只是集中于青年群體的消費倫理問題,缺乏系統性思考,因而往往陷入教條說教?；趯@三種研究趨勢的理解及局限,正如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所談到的,我們時刻都有必要反思反思者的不足,也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理解粉絲經濟的當代意義;一方面,從布迪厄的場域范式中,我們才能理解當前以虛擬經濟為中心對整個國民經濟結構的滲透、斷裂和失衡是何以可能的,它的社會空間基礎是什么、又具有什么樣的社會意義,另一方面這是為了理解粉絲群體本身的實踐意識和審美慣習,以及粉絲群體內在的資本追求的工具理性和欲望本能。因而,建立于這種深層的反思目的和詮釋需要,本文提出從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的理論范式出發,即借助“場域-慣習-資本”的系統性解釋方法與反思角度,深入探討粉絲經濟的流行基礎、發展方向和異化危機,并借此理解和揭示粉絲經濟背后的權力關系,探索如何治理粉絲經濟的非理性傾向所導致的主體危機和社會經濟危機。

二、網絡場域與粉絲經濟的流行基礎

場域是布迪厄理論范式的基本單位,場域的社會空間形式是構成社會交往以可能和特點的重要中介。在布迪厄的理論范式看來,任何行為的方式都是需要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物質基礎的,場域便是指由此形成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是一種客觀關系的網絡和型構。(1)[法]布迪厄：《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33頁。我們今天所形成的虛擬社區便是一種社會成員按照特定邏輯共同構建的場域,這里同時也是集中的符號競爭和個人策略的場所,因而,這也可以被當做一個網絡場域來理解。從網絡場域的社會空間特征到粉絲經濟的流行可能,這便是反思粉絲社群如何在網絡場域中展開符號交換、再生產以及象征性權力的競爭過程,以下便從理解網絡場域的特征中進一步揭示粉絲經濟的流行。

其一,網絡場域具體表現為既是一種流動的社會空間,一種實在的空間體驗,同時又是一種烏托邦的自我想象。正是這種特殊的存在特性才形成了青年群體間的私密交易與互動關系的技術基礎,促成了日常生活的激情體驗。網絡場域的發展促使信息技術不再是某個具有優勢的國家的專制和極權,而是更具破壞力的社會分裂和再統一形式,根本上是社會生活的改變,社會這一概念從地方上消失而在流動中被重組。(2)[美]曼紐爾·卡斯泰爾：《信息化城市》,崔保國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0-392頁。因而,一種全新的時空模式支配著自然空間的整體演變,并通過不斷發展的強大的信息媒介把網絡場域與社會文化規范區隔開來。而在網絡場域的烏托邦中,人可以隨意脫離現實規范和文化傳統的約束。同樣也可以隨意加入某個文化群體的互動,這種更為自由和民主的流動性,其優點在于促使現實生活的文化霸權斷裂,規避意識形態的強制認同,但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對“缺場”經驗的想象。吉登斯認為,網絡場域的存在促使我們可以更即時更便捷的了解全球范圍的社會狀態,但是這里的“理解”的形成實質上是一種缺場的經驗。(3)[英]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6頁。而這正是現代化的必然,人本身在不斷脫離自身的地域性知識和經驗,而產生地域性與全球性的自我沖突與重塑,產生新的、隱蔽的文化重建與主體認識。同樣的,在這種破壞性重建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與傳統文化沖突的道德恐慌,比如像耽美文化、cosplay文化還有各種亞文化粉絲群體的交往實際都容易遭受到現實生活的意識形態壓迫,而網絡場域的這種私密性就很有效地庇護了這種文化重建的過程并瓦解了傳統文化的支配。

其二,根植于其網絡場域的空間實在性與烏托邦性的混雜,這就必然促使網絡場域中缺場經驗對在場支配的合法性的形成。正如吉登斯認為的,由于網絡社會的“脫域-再嵌入”的時空結構特性,人對社會的基本信任和決策行為有賴于兩種內在包含于現代社會制度中的機制,即“象征標志”(symbolic tokens)和“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4)[英]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第19頁。。前者是不加篩選、不加判斷、不需要思考受眾和場合等特殊品質的信息,后者是由技術成就和專業團隊組成的體系,二者構建起一張看不見的網,使得社會系統通過這兩種機制延伸到個體的日常生活與行為決策之中。(5)[英]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第25頁。但是,誰是信息和技術的實際擁有者?誰在信息傳遞和決策意見中獲取利益?這種不加區分的信息和決策方案是不是普遍適用?因而另一方面,這正說明缺場經驗對在場的支配是難辨真假的,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寓言。比如耽美粉絲群體、cosplay粉絲群體總是在不斷傳遞著本身的生活經驗和感受,這種感受不僅是私人的,同樣也是難以驗證的,往往更是一種自證預言式的循環論證。實際上,粉絲經濟的流行需要粉絲群體的點贊、應援和各種支持,但實際上這種偶像與粉絲的關系是不對等的和單向度的,粉絲仿佛通過大數據的形式支持和選擇自己的偶像,實際上這也只是被象征性權力所控制的結果。

三、粉絲經濟與審美慣習的方向一致性

網絡場域的社會空間特征構成了粉絲經濟流行的重要空間基礎,同樣的,這種社會空間形式也不斷地顛覆和重塑著粉絲群體的審美慣習。在布迪厄的“場域-慣習”的理論范式中,行動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實踐和認識所建構起來的。在這里,行動者是有實踐意識的主體,而這便表現在慣習為特征的行為意義,但是這種實踐意識同時也是有限理性的,甚至極有可能陷入非理性的危機之中。

粉絲經濟的發展得益于粉絲群體的審美慣習,至少在表面上,粉絲經濟的發展不能脫離粉絲群體的支持行為,不能脫離這種審美趨勢,也不能脫離偶像與粉絲之間的互動情境。但同樣的,粉絲經濟也在通過這些行為和情境重新塑造粉絲群體的審美慣習,這個過程被具體表現為新舊、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后殖民主義與總體性實踐的爭執。在這里,粉絲經濟與粉絲慣習正是通過這樣一個隱蔽的挑戰、斗爭和權力控制的過程,實現和維護二者的方向一致性。因此可以說,粉絲經濟對粉絲慣習的形成和遷移既是促進也是阻礙,一方面是促進粉絲慣習的符號化、審美化以及以自我為中心的主體膨脹,另一方面又是對拜物教邏輯的重新皈依,是審美固化的,其結果往往是以個性為名義的可復制產品的營銷,失去了藝術原本的“靈暈”。以下分別從粉絲經濟對粉絲群體的兩種意識的討好進行分析,即對后殖民主義和總體性實踐的矛盾的一種討好,而這事實上只是其商業營銷的策略,是拜物教邏輯的體現。

(一)粉絲經濟與后殖民主義

后殖民主義的特點是反霸權的內涵,亦即是在后殖民主義者看來生活世界中存在著無數象征性權力構成的意識形態,通過構建本身的霸權地位驅使不同社會群體的認同和內化。正是為了應對這種霸權的不正當性和深化程度,霍米·巴巴認為這種文化殖民所生成的關系就像宗主國與殖民地、母體與孩子之間的依戀,想要脫離這種依戀關系就必須找到一個客觀的“小他者”。(6)[英]巴特·穆爾·吉爾伯特：《后殖民理論：語境實踐政治》,陳仲丹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86-190頁。當代粉絲群體的審美慣習其中重要的一個特征,便是遵循于后殖民主義的思潮,通過建構審美至上、“顏值正義”的小他者抵抗文化傳統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殖民。這也促使他們強調異質性、個性化、風格化,同時,在這種審美烏托邦的想象中獲取快感和解構傳統的意識形態,并形成民粹化和自戀癖兩個重要的危機。以下便從解構化、民粹化和自戀癖的三個重要特征中具體闡述這一后殖民主義的審美慣習。

一是解構化。一方面解構化意味著審美化、審美至上的趨勢,瓦解了文化傳統和總體性實踐的可能,這也意味著消費者往往是以自己喜好為中心的,往往不顧是非對錯,比如“親媽粉”和“后媽粉”的現象。前者追求的是“顏值正義”,就算藝人的演技再差、品位再差也會喜歡,后者雖然經常批評藝人的缺點,但是卻不容許別人對自己偶像的批評,隨時可能轉向“親媽粉”。這兩種審美慣習都會促使粉絲行為的原子化和私密化,造成公共性的缺失。另一方面,解構化意味著消費者更多追求的是異質性和“私人訂制”,但這同樣也是多變的和易朽的,比如對影視形象的追求上便實現了從“暖男”到“霸道總裁”再到“小狼狗”“小奶狗”的跨越變動。解構化的兩種傾向,不僅解構了社會群體的總體性實踐,同樣也促使社會發展從公共性轉向私密性,造成公共領域的萎靡。在審美變動和多元化的背后既滲透著資本和技術作為控制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也充斥著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價值理念。

二是民粹化,具體表現為大眾化、女性化和忠誠度的特點。這不僅充分地表現在“親媽粉”“后媽粉”以及“女友粉”等等話語和審美的自我認同,而且還體現在粉絲群體對“白嫖”的排斥和謾罵,對于這種粉絲行為,有時也被指摘為“腦殘粉”,這都呈現出這種民粹化的趨勢。這些話語體系不僅壟斷性地樹立起粉絲的應有形象和行為規范,還具有內在的強制性,合法化并固定了偶像與粉絲間的支配關系,同時又往往使得文化消費陷入極為狂熱的、非理性的價值認同之中。

三是自戀癖。文化消費所塑造出的偶像神話和明星人設,本質上只是一種粉絲群體對理想人格的價值追求和自我投射,他們或是把自己想象的完美人格投影到明星偶像身上,或是把明星偶像所塑造的媒體形象崇高化并等同于其內在人格,這些本質上都是一種烏托邦的想象、是粉絲群體的虛假意識。同樣的,在民粹化趨勢下的自戀癖還促使粉絲個體不允許別人破壞自己的偶像追求、污蔑自己的偶像人格,拒絕一切的否定,從而進一步阻礙了自我反思的可能。

解構化、民粹化和自戀癖,這既得益于網絡場域中粉絲群體間的區隔和嚴重分化,阻礙了其對國家和集體的重新歸屬,又在此基礎上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后殖民主義的烏托邦陷阱。同時這三種不同趨勢又造成一種內在循環：(1)解構化的特征是民粹化對文化傳統與公共領域造成的撕扯和意識分裂的結果,同時,自戀癖也促使他們拒絕走出自我為中心的邏輯,促使公共性的衰落;(2)民粹化的特征既得益于公共性的解構,又是自我膨脹的必然結果;(3)自戀癖是公共性解構的必然,公共性的解構使得粉絲群體無法得到相應的公共訓練和基本共識的保證。同樣的,民粹化的特征作為一種壁壘,與自戀癖是互為因果的。這三種趨勢發展和后殖民主義的認同模式使得個體往往脫離自身的社會實踐和主體位置,深陷于烏托邦的迷戀與整合之中,而這背后所隱藏的全球化幻象以及總體化實踐的線索,理應被我們進一步重視。

(二)粉絲經濟與總體性實踐

粉絲經濟表面上是追求異質性的消費需求,實際上又重新皈依于資本締造的世界體系和全球化幻象之中。在這里,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個體,身份認同就越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他是活在現實的、地方的、民族的,另一方面他卻也暢游于虛擬的、全球的、世界主義的。(7)[德]貝克：《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蔣仁祥、胡頤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7頁。中國傳統特色的審美慣習本質上是根植于華夏美學的歷史積淀之上的,而這同樣也是構建民族意識和認同感的重要基礎。但是粉絲經濟的形式特點實際上卻隱蔽地促成了全球化幻象對中國式審美慣習的整合,逐漸形成了從民族特色向世界主義的轉變。而這種隱含著的對世界主義的,亦即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追求,正是粉絲群體的總體性實踐的內在本質。

可以說,粉絲經濟促使當代中國粉絲群體的審美慣習從民族主義走向世界主義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雙重浸染的過程。其一是在客觀事實上,網絡場域的交流體系根本上取消了時空距離的阻礙,實現了人們自由對話與回應的可能,這些現象和危機都在促使一種超越民族國家視角的產生。其二是在情感價值上,以趣緣關系為主導的、超時間超地緣的群體認同模式實際上正是根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移情和通感。從客觀事實到情感價值的這種變化,足以說明當代中國審美慣習的世界主義轉向并不是一個強制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浸染的、整合的過程。而我們當前的粉絲經濟來看也明顯透視出物的全球性和世界范圍內的資本流動,比如漫威粉、美劇韓劇的各種粉絲群體,都在促使全球文化工業的形成和景觀塑造。

同時,對審美慣習的認知就是一種能夠賦予個人主體某種增強其在全球體系中位置意識的教育和政治文化,對審美慣習的意義審視是任何社會主義政治規劃的必要組成部分。(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詹姆遜文集(第1卷)》,王逢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02頁。但是,當前這種表現為解構化、民粹化和自戀癖的浸染過程,根本上還是一種烏托邦主義,是全球化幻象的產物。在資本締結的世界體系之中,必然存在中心區域和邊緣區域,也就必然存在中心區域的“造夢”和邊緣區域的“追夢”。人類社會正在走向趨同與一體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產生正在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但是,這背后的價值體系和理念追求到底由誰締造、對誰有利,這都隱藏著話語與權力的復雜實踐,是一個理應被不斷警惕和反思的核心問題。同樣的,對于粉絲經濟迎合審美慣習的這種總體化實踐的趨勢也是理應被我們今天所正視的重要問題。

四、資本追逐與粉絲經濟的異化危機

粉絲群體的審美慣習既表現出粉絲群體所表現出的后殖民主義式的和世界主義式的審美情趣和偏好,同樣的,也說明了這種慣習的非理性化與烏托邦色彩。但是,這樣的審美慣習何以形成?網絡場域的解釋提供了審美慣習形成的社會空間,是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但是慣習的形成是有意識的主體行為,這就意味著慣習形成的內在動力,物質和技術并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對物質和技術的崇拜所決定的,即商品拜物教的誘惑本質和權力馴化。在這里,揭示慣習形成的內在本質同時也是我們分析粉絲經濟的異化危機的重要前提,是我們探索粉絲經濟之糾偏和治理的理論基礎。因而,立足于揭露粉絲經濟的商品拜物教本質,不僅應該說明粉絲群體、資本家以及其背后的符號競爭的系統性過程,同時,揭示這過程導致的危機樣態亦是重中之重。

為什么一張普普通通的明星照片,一個簽名就能夠得到幾十倍上百倍的增值?同樣的,一張價值上百倍的明星簽名照,如果因為一個壞的公共事件,可能又重新變得一文不值。在這里,簽名所蘊含的價值就是一種文化資本,而明顯的是,它是“無中生有”的同時又是糾纏于這背后的象征性權力的。在這里,文化資本之所以影響粉絲群體的欲求,不僅在于內在的炫耀性,更在于象征性秩序的再生產。其一是炫耀性,對于粉絲群體而言,簽名照是一個符號,這個符號說明了粉絲個體的“富?！?。波德里亞在談到消費社會時說到,現代社會之所以能夠引發消費主義的流行,正在于富余的“匱乏”之奇觀,一方面,人的安全感建立于消費的過剩和富余狀態,另一方面,人的欲求又要建立于現實需要的匱乏狀態,這種矛盾的形成才造就這樣的消費模式。(9)[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3頁。一張簽名照,既代表了個體在群體中的富裕狀態和地位,同樣的,這也只是被社會、被市場所建構出來的匱乏狀態,是資本的游戲。其二是象征性秩序的再生產,亦即是,這張簽名照的價值源于哪里、又如何保障它能一直或者在一段時間內都能具有保存收集的價值?很明顯,這就是根植于這個明星的符號的再生產,通過人設的炒作和符號化轉變成一個具有商業價值和賣點的產品。同樣的,也只有象征性秩序的再生產才能維護明星本人不被市場所淘汰、不被粉絲群體拋棄和遺忘。

而正是在這種可欲的和被追逐的文化資本之中,明顯帶有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威脅,隱藏著主體危機的風險。哈貝馬斯談到,雖然社會既是系統的也是生活世界的,但是隨著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危機,社會的子系統就會成為獨立的部分并逐漸駕馭于社會的發展之上,控制社會的變遷,這就深刻地造成生活世界的“自由喪失”與“意義喪失”。(10)[德]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0頁。自由喪失和意義喪失同樣也是粉絲經濟的工具理性化的風險體現。一方面是自由喪失,粉絲經濟中對白嫖的禁止、對象征性秩序的再生產都在形成偶像個體與粉絲群體之間的支配關系,這種關系只是單向度的、商品拜物教的,但是為了與朋輩之間的聯系強化,青年群體又不得不學習、認同并投身于這種粉絲經濟的消費之中。另一方面是意義喪失,當粉絲經濟僅僅是作為一個被炫耀的符號、被商品拜物教構建起來的象征性秩序,粉絲經濟實際就在陷入名為個性化和情感主義的生活體驗,其本質卻是一個無差異、標準化的僅供交流的符號,是一個可以被無限復制的、失去內涵的符號,徹底喪失了抵抗主流和維系個性的實踐意義?？梢哉f,粉絲經濟之所以流行,其根源就是社會的麥當勞化,正是因為它的工具意義得到需要和認可,以及能夠被用以標榜和炫耀,才得到無限的復制生產。所以,這里的粉絲最終將會淪為一種純粹的形象工業的再生產,在不斷地重建社會的審美判斷與價值體系的同時,也在促使對美的定義的意識形態系統脫離于生活世界的實踐基礎,而形成資本的絕對權力及其追求,造成從生活世界的異化到人的價值物化的系統性發展。(11)羅曉東、謝宏忠：《形象工業：飲食生活的現代化與主體顛覆》,《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而這不僅對當代社會中個體的審美自主性提出挑戰,同樣的,這背后的消費非理性和投資非理性更使社會經濟秩序的風險不可估量。一是消費非理性導致的消費固化到投資非理性的實體經濟凋零,從消費側意義上,粉絲經濟的發展核心本質是象征性秩序的再生產,而不是消費形式的創新。在象征性秩序中,粉絲關注的是符號價值的生產和消費,是形象工業的再生,而對于投資者而言,他所要做的、同時也是效用最大化的,不是生產更多樣的實體商品,而是不斷塑造更多元的偶像個體、不斷獲取粉絲群體的支持。從資本的投入產出比來看,粉絲經濟的發展促使符號價值越來越擴張,而實在之物的成本越來越低廉,這種消費模式的固化只會造成投資非理性,促使供給側的生產方式扭曲,使得實體經濟只注重象征性權力的爭奪,不注重實體的生產和創新,這完全是與國家戰略中要求的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的生產方式相背離。二是以象征性秩序的再生產為中心的生產模式,其特征是易朽的和多變的,因而生產的方式彈性高、風險大,比如對于網絡平臺和網絡直播而言,看似網絡直播被廣而宣傳為低投入高回報的社會職業,實際上為了提高成功率,網絡平臺和門戶網站投資數額大、投資對象廣,同樣的直播者的收入也較低。當前大量的青年群體被其中的象征性所誘惑而積極加入直播行業,其結果卻是收入低、滿意度低。購買力低的結果不僅影響生活資料的基本消費,同樣也極大地影響了背后的生產資料的生產規模。這種低質量就業人口,正如政治經濟學的相對過剩人口概念,隨時處于失業邊緣,而促使整個社會負擔著極有可能在將來出現的各種成本。三是促使制度改革的動力匱乏。一方面從粉絲經濟的自我滿足來看,這種主體危機導致的社會公共性減弱,而符號價值的消費和自我滿足,特別是這背后的流動性的秩序,使得他們疲于奔命在不同的偶像之間;另一方面就業程度和就業面的窄化,以及比如網絡直播等各種偶像行業使得青年個體遠離人群的方式,更加緊密地被網絡場域所監控和馴化,這都不利于塑造青年群體有責任、有理想、有行動力的內在人格,更是造成制度改革動力匱乏的根本原因。從三大產業的對比數據來看,這種社會經濟危機的擴張方式已經逐漸開始萌芽,而這對經濟制度產生的挑戰,同樣也正是我們應該重視的重要問題。

五、回到布迪厄的“反思性”：治理的可能性策略

我們為什么需要回歸布迪厄的“反思性”精神?或者說,面對粉絲經濟可能存在的危機,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能夠給予我們什么借鑒意義?其一正如前文談到的,對于過往的研究者而言都存在著兩方面的理性化危機：一方面是盲目鼓吹粉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經濟效益,忽略了其背后的主體危機和社會經濟危機,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等諸多問題;另一方面則只關注消費倫理等意識形態的比較,忽略了社會事實的發現、挖掘和反思,不能有效地思考問題。這種鼓吹也為粉絲經濟建立了合法性基礎,進一步推動了象征性秩序的再生產,從教育場域中又再次肯定了這種就業策略。其二是對問題癥結的明確,正是建立在“場域-慣習-資本”的系統性上理解,我們才能清晰認識到審美慣習以及其所造成的主體危機和社會經濟危機,既是網絡場域的結果,同樣也是資本追溯、對物質和技術崇拜的結果,前者提供了可能性的前提條件,后者則是促使主體危機和社會經濟危機的驅動力。明確問題癥結也使得我們找到問題的突破口,即頑固的審美慣習和急需的審美教育,特別是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審美能力。因此在這里,對問題治理的策略構建,反思性是提供現實感的前提,只有建立批判性思維才能促使個體回歸實踐本身,反思這種象征性權力的體驗本身,脫離形象工業的控制。

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中所談到的“反思性”,其命題主要建立于三個方面之上：一是布迪厄認為反思社會學的基本對象不是個別分析的學者,而是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二是他的反思社會學必須成為一項集體事業,而非壓在孤身一人的學究肩上的重負;三是他的反思社會學不是力圖破壞社會學的認識論保障,而是為了鞏固它,不是要削弱社會學的客觀性,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擴大科學知識的范圍,增強它的可靠性。(12)[法]布迪厄：《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第39頁。從對其三個方面的歸納可見,第一,布迪厄所要求的“反思性”精神不是單純對學術人提出的命題,而是針對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的工具理性氛圍的攻訐,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時刻反思自身將學術作為職業的生存意識,同樣的,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整個教育場域的復興,真正培養師生隊伍共同的批判精神。第二,布迪厄的“反思性”是一項集體性責任和集體性實踐。正如阿倫特談到的平庸之惡是每個人的社會責任,即思考和反思是人之為人的基本責任,只有如此才能更加清晰深刻地將人性內化于自身。同樣的,這種從歷史文明吸取經驗教訓的態度也絕不應是個體的行為,而應是整個教育場域的共同實踐。第三,布迪厄的“反思性”是建立于通識教育而不是專業教育的體系上的,沒有接受倫理教育的科學家和沒有培養科學素養的藝術家實際上都是殘缺的個體,都不能更完整地看待社會問題和生活世界。

因而,借鑒布迪厄的“反思性”精神,就是內在地要求我們必須復興教育場域和審美教育,構建通識教育的知識體系,不斷地批判自身的社會無意識和學術無意識,加強總體性實踐以及對集體責任的認識。也許只有如此,粉絲群體才能重新發展社會生活的現實感,促進他們回到公共領域、恢復行動者身份,有效地抵制象征性權力和形象工業的控制,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本身,而不是別的附庸或所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