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向度與實踐路徑

胡小玉

（江西理工大學1.馬克思主義學院；2.新思想對外傳播研究中心，江西贛州 341000）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人工智能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引領性技術，已滲透至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對人類前途命運產生深遠影響。在此背景下，探討人工智能與人類命運關系的研究成果開始涌現。國外學者更多地呈現人工智能對人類命運的消極影響，具有濃厚的宿命論色彩。國內學者則以審慎樂觀的態度檢視人工智能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積極意義和風險挑戰，主張依賴人工智能之力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即發揮人工智能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向賦能效應，開創了將人工智能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起來研究的先河，使人工智能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主題展現出更廣闊的世界圖景。

概括地說，國內現有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探討了人工智能帶來的積極意義。學者們從人工智能對實現全球善治、提升全球善治能力的特殊貢獻[1]，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促進作用[2]，以及對勞動創造價值的積極推進和對社會生產運行方式的正向效應[3]等方面進行探討。其次，研判了人工智能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學者們認為，人工智能具有加劇發展中國家邊緣化進程[4]、影響國際秩序變遷[5]、誘發安全隱患和國際公平問題[6]等潛在風險。第三，探究了人工智能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實施策略。學者們呼吁以價值理性駕馭工具理性，以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7]，倡導推動“人機命運共同體”的協同演化和新型“人機文明”的有機建構[8]，主張實現程序智能剛性治理與理念本身彈性治理之間的動態平衡[6]，強調積極踐履中國使命，發揮中國在國際地位、科技、政治和文化上的獨特優勢，尋求在人工智能領域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中國方案[4,11-14]。

學術界已然深刻認識到發展人工智能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的密切關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思路。但是，將人工智能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關聯起來的研究，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尤其針對以下方面的研究亟待推進：第一，充分認識到人工智能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意義，但尚未深入分析產生積極意義的具體技術根源；第二，從某一方面和某一領域指出人工智能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之賦能方向的居多，鮮少將技術賦能、倫理賦能和治理賦能全部納入其中對人工智能賦能方向進行廣角式的系統剖析；第三，廣泛認同世界各國均在人工智能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并承認中國在其中肩負特殊使命，但針對全球責任和中國使命為何以及應從何處著手等問題尚未深入解析?；谝延醒芯?，本文嘗試在明確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能向度的基礎上，論證出保障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倫理導向、治理原則、全球責任和中國使命的具體內容，并主張以遵循正確的倫理導向、秉持科學的治理原則、聚合全球力量、踐履中國使命為根本路徑，方能將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性化為現實性。

二、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向度

人類命運共同體內蘊資源共同體、文明共同體、治理共同體、生態共同體等多重維度。智能網、大數據、云計算和智能算法等人工智能的核心技術和手段，為人工智能在多重向度上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可能。

（一）突破資源共享障礙，推動建設資源共同體

在人工智能技術的推動下，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斷躍升，世界經濟社會的發展對人、財、物等傳統資源的依賴性大大降低；城鄉之間、國家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更容易實現各類資源的自由流動與共享利用，助力世界各國各地區實現共建共享與合作共贏。這種共建共享與合作共贏不僅體現在物質資料的生產上，而且鮮明地體現在醫療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實踐中。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世界人民在更大范圍內實現了優質醫療以及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從而大大改善了世界醫療和教育資源總體供給不足和分配失衡問題，尤其使得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更容易享受到優質的醫療和教育資源。在此意義上，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全球民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助力推動全球范圍內的高質量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消除引發戰爭的貧困和不平等根源，破解和平赤字與發展赤字，促進世界普遍安全和共同繁榮。

（二）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進構建文明共同體

國際關系史表明，國際社會中的很多沖突和戰爭本可以避免，卻因文化差異和語言溝通問題而愈演愈烈。從文化沖突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深入發展以及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應用，為國家間的深入溝通和了解提供了及時、暢通、精準的渠道。例如，人工智能中的智能翻譯系統、語音互動的個人助手系統等技術應用，有助于克服跨文化語言溝通障礙。而智能算法更可用于集聚世界各國人民的意愿和期望，凝聚全人類共識。以戰爭等“硬”方式解決國際沖突顯然不是明智之舉，平等交流、協商對話等“軟”方式成為更優方案。就此意義而言，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其全球應用，有助于跨越文明沖突的陷阱，深化不同文明間的對話協商與交流互鑒，增強文化包容與政治互信，破解信任赤字與和平赤字，賦能世界開放包容與持久和平。

（三）破除集體行動困境，助力打造治理共同體

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在《集體行動的困境》一書中揭示了在集體行動中匯聚眾人智能以實現共同目標的艱巨性或曰不可能性。在國際關系領域，人類之所以面臨難以克服的集體行動困境，與長期以來盛行的零和博弈、注重單方利益的傳統認知關聯甚大。事實上，當前乃至未來國際社會面臨的諸多挑戰，唯有通過世界各國的精誠合作才能有效應對?！叭绻灰砸环N向善的理念來指導命運共同體建設，人類的自私很可能把我們帶入共同的厄運之中”[15]，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這樣一種向善的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正是人類試圖突破集體行動困境，促進全球治理趨向善治的審慎抉擇。有了行善的理念，還需向善的行動和手段。發展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行動，其存在的意義即是在求真的同時達到向善的目標。在此意義上，利用大數據和智能算法等手段將眾人聚集到一個整體動員的機制系統中，通過技術力量聚合眾“智”，以人類整體智慧推動人類整體利益的實現，就是人工智能向善的鮮活體現。利用人工智能，有望合世界各國人民之“眾”智，推進全球協同治理，成就全球善治，破解治理赤字，助推建立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之國際關系新格局。

（四）弱化科技—生態悖論，助力形成生態共同體

工業文明以來，“技術進步影響著我們作為人類的物質構造，同樣也影響著我們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環境”[16]。在此意義上，科技的進步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展現出其對自然和生態的背離，“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17]。所幸的是，當今時代，以大數據和深度學習算法為重要支撐的人工智能技術為生態文明建設注入了新動能，提供了新機遇。人工智能技術在生態環境保護、生態修復、生態災害防治以及生態管理等方面均有諸多重要應用價值，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利用大數據分析和模式識別技術，可以及時跟蹤和評估植被覆蓋變化、水質污染、空氣治理等問題，有助于相關部門實時掌握環境信息，采取應對措施。在生態修復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模擬自然生態系統，預測生態系統的發展趨勢，提供較為精準的生態修復策略，助力設計和實施生態系統的修復方案，促進植被修復、水域凈化和土壤改良。在生態災害防治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及時預警和響應洪水、地震、風暴等自然災害，幫助我們提前制定災害應急方案，優化資源配置，加速災后重建工作。在生態管理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收集和分析海量環境數據，有助于決策者全面了解和評估生態狀況，提高生態管理效率和質量。在此意義上，利用人工智能構建并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智能應用系統，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推進全球共謀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破解發展赤字將成為現實。

三、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倫理導向

人工智能技術確實具有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性，但其并不能自發地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相反，不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技術創新以及人工智能的不當應用，將使人類文明面臨巨大風險。只有遵循正確的倫理導向，堅持科技發展、倫理先行，才有望發揮人工智能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向賦能效應。

（一）智能向善，明確人工智能時代的為與不為

人類命運共同體崇尚一種和平、安全、包容、繁榮、美麗的世界，是至善性價值取向的鮮明彰顯，表征著一種至善性的世界秩序。人工智能要達至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僅憑純粹技術的先進性顯然不夠，還需滿足技術的安全性、可靠性、普惠性和人民性，確保技術行進在向善的軌道上。脫離了安全性、可靠性、普惠性和人民性的技術，掙脫了責任倫理約束的技術，越是先進，對人類社會的威脅就越大。實踐表明，技術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是有條件的，其需要更好的倫理思想，也需要更好的倫理行動?！叭斯ぶ悄艿陌l展成果應該惠及全球，而不是為那些少數的技術超人和寡頭企業所壟斷?！盵18]據此而言，只有向善的人工智能以及以向善目標發展人工智能，才能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因此，人工智能技術的利益相關方都應克服技術異化，堅持智能向善，促進人工智能的負責任創新和應用。

（二）心系弱國，展現人工智能發展的大國擔當

人工智能是引領未來的核心科技，世界主要國家無一例外地加入了爭奪人工智能領域“頭把交椅”的行列，并制定了自己的人工智能發展戰略。這種不約而同的競爭式發展模式，無疑將給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此同時，還必須看到，緣于綜合國力和科技基礎的懸殊，在人工智能背景之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實力差距極有可能日漸拉大，也將使個別掌握技術優勢的國家強化其霸權主義的地位，廣大發展中國家則存在著進一步被邊緣化的風險。這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要求嚴重背離。以此而論，走在人工智能技術前列的國家應充分彰顯國際責任，積極做到摒棄技術霸權邏輯，在“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以開放、包容、共享理念引領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積極推動構建公平正義的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新格局。

（三）人民至上，超越人工智能發展的資本邏輯

技術的進步終歸是為了實現人類對美好生活、公正社會、美麗世界的向往。但在現實世界的某些技術場域卻產生了令人擔憂的結果，即在資本邏輯的宰制下，科學技術“承載著強勢的利益驅動導向和自私的價值目標機制”[19]。作為顛覆性技術的人工智能尤其加劇了這種趨勢，在某種意義上也放大了資本的“反文明性”。畢竟，發展人工智能的根本目的是讓人們共享人工智能帶來的好處，增進全人類福祉?！爸挥幸龑斯ぶ悄軓膭趧?、利潤本位向人民本位回歸，才能促進科技以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進步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盵20]世界各國只有堅持以人民至上為核心的價值邏輯，才能超越人工智能領域的資本邏輯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權力邏輯和意識形態藩籬，促進人工智能的技術紅利惠及普羅大眾。

（四）精神安居，彰顯人工智能時代的自由價值

伴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發展，可以預期，在未來，人工智能將替代人類的大部分勞動生產活動，人類的閑暇時間將得以增加?！懊鎸茖W—技術—社會的高度糾纏，我們需要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場上來系統地回答，在智能時代，‘人成之為人’的內在本質是什么？”[21]擁有足夠閑暇時間的人們能否真正獲得自由？也就是說，自由的權利能否轉化為自由的現實？抑或說，實現了物質自由的人們能否實現精神安居？這是人工智能時代值得全人類關注的重大問題。越來越多的人擁有了大量閑暇時間后，若不能正確處理物質自由和精神自由之間的內在統一關系，不能在物質自由的基礎上實現精神安居，人類社會的秩序終將在物質充裕與精神空虛的巨大鴻溝中陷入混亂。獲得了物質自由的人們只有在物質漸豐的世界里實現精神安居、體悟真正的自由，才能獲得身心全面發展，也才能確保社會和諧穩定。

四、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治理原則

要使人工智能在多重向度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堅持倫理先行的前提下，還需正確處理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的關系。只有秉持科學有效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原則，方可為世界各國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一）強化人工智能技術的源頭治理

人工智能技術要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助推器，必須使其在良性的軌道上運行，發揮“善技”增進人類福祉的社會功能。歸根結底，人工智能在本質上是一種技術應用，應以強化技術的源頭治理作為助力其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突破口。鑒于數據、算力和算法是支撐人工智能運轉的核心技術，對數據進行合理控流，對算力和算法進行科學監管，避免其在規則的框架外野蠻生長，應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強化人工智能技術源頭治理的關鍵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技術底層賦予人工智能以“善良”基因，為人工智能植入“道義”代碼，讓人性化的規則驅動人工智能的“行為”，引導人工智能“負責任”地發展，也是人工智能技術源頭治理的重要內容。

（二）建立健全動態開放的預案系統

人工智能的發展已進入快車道，其中大量技術變革和應用場景的更新速度是我們始料未及的，大大增加了我們及時做出行動反應、拿出科學治理方案的難度。也就是說，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越是迅速，其不確定性越是增加，對其進行符合人類意志的治理難度就越大。面對如此大“變數”的人工智能，依靠“回應式”“集中式”甚至同樣具有極大不確定性的傳統治理模式，顯然不足以有效應對。因此，我們應積極探索“敏捷治理”新理念、新模式，確立既具有一定確定性、又滿足動態開放原則的治理預案系統，不斷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的新進展，以規制的相對確定性應對顛覆性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以新方案的動態開放性克服傳統方案的相對凝固性。

（三）促進結果歸因與歸責的科學化

對人工智能應用結果進行科學歸因和歸責，在人工智能治理中起著一種托底的作用。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積極與消極后果的原因為何？應由誰負責？這是人工智能治理實踐必須關注的重點問題。在人工智能發展進程中，若不能科學解決歸因與歸責的問題，不能科學確定責任主體，人工智能治理勢必無法取得實質進展，針對人工智能治理的努力也將徒勞無功。人工智能治理的關鍵在于將正確歸因與科學歸責統一起來，破解人工智能發展中的責任認定難題。而要實現正確歸因與科學歸責，需要著重解決三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涉及人工智能是否具備承擔責任的資格。針對具有自主性的人工智能——可能在未來出現的強人工智能和超級人工智能，很有必要將其納入責任主體范圍，讓其與人類主體共擔責任。第二個問題涉及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以及人的參與深度，需要根據機器的自主程度和人的參與深度來劃定責任大小，機器的自主程度越高，責任越大；同樣，人類主體參與越深，責任越大。第三個問題涉及作為利益主體的人在人工智能發展中享有權力和權利的大小，應秉持人的權力越大、責任越大以及人的權利越大、責任越大的原則。

（四）推動形成協同共治的治理格局

著力解決“誰來治理”的問題，是人工智能治理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必須完成的首要任務。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中的人工智能治理，并不是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的霸權治理，需要構建一種多元主體融合的全球治理生態，促進世界各國協同作戰，推動形成協同共治的治理格局。人工智能的善治，要求匯聚全世界不同領域的主體：在專業領域，除了將從事人工智能研究和應用的人員納入其中，還需要聯合法律、倫理道德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在非專業領域，還需充分吸納大眾的切實體驗和見解；在國家主體上，發達國家應放平姿態，與發展中國家真正攜手創造世界和平發展的良好環境。多元融合的全球治理生態表現為多贏的價值目標、多層的價值主體、多樣的問題領域、多元的路徑方式。概言之，應充分匯聚不同利益主體的治理見解和方案，構建一種聚合多元文化智慧的全球性策略架構，以此引領世界各國協同應對人工智能發展進程中所帶來的各種風險，確保其始終行進在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賦能的良性軌道上。

五、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責任

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動是一項關乎人類福祉的全球事業。這項事業成功與否，事關全人類能否成功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能否共享深度科技化時代的美好生活。以人工智能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絕非少數國家或組織的單方努力可以實現，需要聚合全球力量多方奔赴，以全球責任的積極踐履，促進和保障世界各國合理權益的實現，為世界的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貢獻智慧和力量。

（一）利益至上轉向義利統一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世界性主張，是在“全人類共同利益遭受侵害的客觀事實”[22]背景下提出的，其直接目的就是促進全人類共同利益而非少數個體利益的最大化，建設成“真正的共同體”。人工智能的全球化發展，大大增加了利益博弈時代的治理困境。在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內發展人工智能，實際上是為了依托人工智能之力實現全人類共同利益最大化。由此，發展人工智能的各利益主體同時也是責任主體。關注少數國家及少數人的資本至上、個體利益至上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顯然與依托人工智能促進人類共同利益的實現，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至善初衷背道而馳。從長遠來看，在利益至上理念支配下，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利益博弈結果只能是少數人的狂歡。世界各國只有以義利統一的正和博弈理念支撐人工智能負責任發展，才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的賦能基礎。因此，堅持義利統一，秉持“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理念，協同共赴人工智能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實踐，理當成為世界各國不可推卸的責任擔當。

（二）依附發展轉向自立自強

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作為一項謀求全人類福祉的全球事業，客觀上規定了世界各國的主角身份。因此，只有聚合所有國家的主體力量，才能推動這一偉大事業取得突破性、實質性進展。由此，任何國家都有責任和義務壯大自己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實力。國際關系史一再表明，國家強大了才有能力履行國際責任，有了實力才能伸張正義，才利于做出國際貢獻。對于人工智能技術弱小國家而言，要同世界主要國家一道在人工智能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中提出強有力的主張，必須摒棄依附發展和被動發展模式，積極尋求人工智能發展上的自立自強。換言之，人工智能弱國、小國應發憤圖強，抓住世界人工智能發展機遇，通過強國和大國的技術分享為本國人工智能發展“補課”，積極以人工智能賦能本國經濟社會發展，通過自身實力的提升為國際社會增添和平力量。

（三）獨善獨樂轉向眾善眾樂

國際關系演進史深刻表明：國際社會中的精致利己主義不但會損害他國的正當利益，而且就長遠而言，也必然使本國陷于民心盡失、孤立無援的尷尬困局。無論一國多么強大，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發揮人工智能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向賦能效應，人工智能技術強大國家必須從傳統的獨善獨樂發展模式中解脫出來，以眾善眾樂的發展理念引導人工智能負責任發展。值得重視的是，對于弱小國家而言，從獨善自顧到眾善兼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實力弱小之時，以獨善自顧、壯大自身為主無可厚非，但若崛起后依舊如故，甚至淪為新的霸權力量，則是世界人民堅決抵制的，其結果必然害人害己。由此而論，世界各國尤其是強大國家應協同摒棄、堅決遏制人工智能發展中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謹遵“能力越強、責任越大”“獨善不如眾善”“獨樂不如眾樂”原則，在發展和強大自身的同時，不忘“兼濟”弱國的技術發展。

六、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使命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具有超強歷史文化底蘊的文明型國家，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打造伙伴關系、支持多邊主義的決心不會改變。這就決定了其必然在人工智能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中擔當特殊使命。

（一）以新發展理念建設人工智能強國，為推動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實力支撐

世界好，中國才能好。中國好，世界會更好。一個強大、負責任的中國，是世界和平發展的福音。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在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進程中擔當重要角色。這一重要角色的踐履，建基于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實力以及人工智能的負責任創新能力，這就要求中國努力成為兼具實力和道義的人工智能強國。換言之，中國的人工智能實踐必須堅決、徹底摒棄盛行于西方國家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掠奪主義發展理念，始終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主題的新發展理念，引導自身躋身人工智能強國行列，依托日益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實力，以科技創新能力和科技向善能力在國際社會發出以人工智能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的正面主張。中國一方面應努力趕超國際上某些領域的人工智能先進水平，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另一方面應始終貫徹新發展理念，秉持科技向善理念，為世界人工智能的負責任發展貢獻力量，為推動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實力支撐。

（二）以新治理理念規約人工智能發展，為推動構建人工智能賦能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多邊基礎

“鑒于人工智能日益呈現出跨國家、跨文化和跨領域的全球化屬性，應對這一技術的挑戰并非取決于單一個體，需要從全球層面搭建人工智能的治理架構?！盵23]這客觀上要求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由單邊主義的舊理念轉向多邊主義的新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全面推進就是中國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全球治理理念的當代實踐。中國素來秉持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已經成為多邊主義的最重要支柱?！爸卫砝碚撍鉀Q的核心議題是公共利益問題?！盵24]踐行多邊主義新治理理念的中國，必然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優質樣本，并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聯合國際力量，攜手破解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之困。在此過程中，科學制定和堅定執行維護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多邊主義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規則是重中之重。中國應積極推動形成全球共治的人工智能國際治理新格局。

（三）以新價值理念重構人工智能哲學，為推動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明確道義責任

從全人類的高度來看，新價值理念突出地表現為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核心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與西方宿命論和英雄主義色彩濃厚的主流價值理念以及西方國家大肆宣揚、強勢推行的所謂“普世價值”相比，中國強烈倡導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主流價值理念為重要思想基礎，注重最具普遍性的道義基礎和社會責任。人工智能工程實踐的哲學基礎或范式在總體上還是偏西式的，側重關注人工智能的理性智能，而忽視情感、意志等理性智能以外的智能，或者說對理性智能的關注優先于情感、意志智能。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仁、善等情感要素置于理智之上。馬克思主義主流價值理念也鮮明地揭示了技術的工具屬性，一再告誡要警惕、克服技術的異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主流價值理念如此一致地為我們指明了一條技術向善之路。中國有潛力也有責任以此為藍本構建一種充分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負責任的人工智能哲學新范式。在此意義上，以新價值理念重構人工智能哲學引導負責任的人工智能的發展，為推動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明確道義責任，應該成為中國使命。

（四）以新文明理念引領智能社會走向，為推動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文明形態

人工智能的深入發展，日益顯露出舊文明理念——資本主義文明理念的弊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新文明理念的優勢在世界范圍內日漸顯現。人工智能發展的全球化屬性在客觀上要求實現技術、倫理和治理方案的全球共享。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奉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對于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而言，其在根本上不可能與他國共享資源與方案；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組織和個人而言，在根本上亦傾向于壟斷資源與方案。這就必然加劇國際社會和資本主義國內社會的兩極分化。與資本主義的壟斷本質不同，開放共享恰恰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本質要求。人類文明演進的趨勢表明，共產主義社會的自由人聯合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共產主義文明中，人類社會才能從根本上克服資本邏輯、權力邏輯和意識形態藩籬，實現發展人工智能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統一。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具有關聯共產主義這一最高社會形態的革命作用[25]。中國作為世界上最成功的、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肩負著以共產主義文明理念引領智能社會發展走向、為人類社會貢獻適合人工智能發展的新文明形態、從根本上推動完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重任。也就是說，中國肩負著為世界持續提供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文明下發展人工智能生動示范樣本的歷史使命，通過促進文明的轉型從根本上推進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進程。

七、結語

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為促進人類社會各領域的高質量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技術支撐、物質準備和智力支持。換言之，人工智能技術有望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強大的正向賦能效應。然而，這種正向賦能效應的實現，并不是自發的和無條件的，而是能動的和有條件的，其建基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矢志堅守。進一步而論，只有全世界攜手明晰可能的賦能向度，遵守正確的倫理導向，堅持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治理原則，以對人類文明高度負責的態度踐行使命擔當，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進程才能持續推進。更為重要的是，只有以全人類共同價值引領智能社會發展走向，為人類社會找到契合人工智能發展的新文明形態，才能從根本上實現依托人工智能技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因此，推動文明形態的轉型成為人工智能賦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途徑。就此意義而言，中國必然需要在其中扮演好生動示范者和優秀引領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