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詩事”類詩學文獻考述

彭沈莉

（成都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成都 611130）

中國詩學觀念經歷了先秦“詩文之學”到漢代“《詩經》之學”再到魏晉以后“詩歌之學”的發展變化過程，魏晉南北朝乃其中關鍵一環，這在當時各類文獻中有跡可循?！读簳废狄Σ?、姚思廉父子相繼編撰，至唐代貞觀年間成書，其“詩事”類文獻尤為突出。這些關于詩歌事件的歷史情境記錄，涉及詩歌創作的作者、環境、功能、評價、題材、技巧等方面的內容，為進一步貼近詩歌活動發生的歷史場景，理解和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學觀念，提供了更為細致和豐富的視角。

一、“詩事”之初：“詩”“史”畫境

“詩事”，即詩歌之事，從文獻角度說，是關于詩歌事件的記載。鐘仕倫在《中國詩歌觀念與詩學研究范式》中將其列為九種詩學范式之一，主要指有關詩歌的故事和詩人的行歷①鐘仕倫在《中國詩學觀念與詩學研究范式》一文中提出了九種詩學范式，即：“詩本”“詩用”“詩思”“詩式”“詩事”“詩評”“詩史”“詩禮”“詩樂”（參見《文藝理論研究》2015 年第4 期），本文主要以此為依據對《梁書》“詩事”類材料進行考述。。故事，包括掌故、軼事等具體事件；行歷，指詩人的生平經歷。這類詩學材料在經部、子部等文獻中較易區分，但在史部文獻里有時難以斷定。為說明本文“詩事”所指，須大致辨別“詩”“史”“事”之間的關系。

“詩”與“史”。朱自清稱，“詩言志”是我國詩學的開山綱領。聞一多認為，“志”代表了詩歌發展途徑上三個主要階段的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墩f文》釋“志”，“從心之聲”。聞一多將“志”解為從“心”從“止”，取“停止在心上”或“藏在心里”之義，“志”證為“記憶”[1]。文字產生以后，用文字記載，“志”又為“記錄”。哪些值得被記憶和記錄呢？就傳世文獻而言，春秋“賦詩言志”，通常都是言國之大事?！蹲髠鳌氛压辏骸百x不出鄭志?！蔽鲿x杜預注：“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盵2]“鄭風”為“詩”，表達的是鄭國的國家意志，是“史”。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盵3]從先秦文獻來看，歷史文獻《左傳》《國語》中與《詩》相關的記錄有317 條。西周至春秋中期，《詩》無論是直接記錄史實還是作為歷史經驗而成為社會準則來諫政，無不反映了“以《詩》載史”詩學觀，“詩”所指涉之事是為了符合歷史事實[4]?！霸姟迸c“史”同源而出，“詩”又與“志”同有“記錄”之義，“記錄”為“史”。

“史”與“事”。詩既是志，是記錄，那么所記錄的史，顯然是某“事”?！蹲衷础方狻笆贰睘闀庾?，“商代甲骨文作從又持中，又為手之象形，中為獵具，手持獵具會治事?！薄笆放c事、使、吏同源。史用作事，事情?！缎⊥鸵笮嫖淖忠揖帯罚骸廖床?，貞：有史（事）？甲戌卜，亡史（事）？’”[5]《說文》：“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屬皆從史?！倍巫⒃疲骸熬e必書，良史書法不隱?！薄笆?，職也?！盵6]“中”訓“正”，體現了文字含義的引申，即不虛美、不隱惡的歷史觀?！笆隆薄笆贰毕嗤?，都有書寫、記錄的意思，記錄事件需秉筆直書。

可見，先秦時期“詩”“史”“事”三者關系甚密?！霸姟北旧砭褪恰笆贰?，或其所“志”之事指向“史”，為國家政教服務，具有明顯的公共性質?！吧瞎湃舜舅讟?，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稱為諂，目諫為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盵7]1038-1039按照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觀點，與書寫文字一定一同出現的唯一現象是城鎮與帝國的創建，也就是把大量的個人統合進一個政治體系里面，把那些人劃分成不同的種姓或階級[8]。也正因為“詩”“史”“事”源頭上的共通性，使得“詩”“史”之間難免陷入后世史學和文學爭執的兩端。

“詩事”和“詩史”并列，有賴于詩歌觀念的自律。一些與詩相關的“事”從“詩史”中分離出來，詩歌之事開始顯現出其自身的獨特性和自足性。也就是說，當“詩”逐漸從國之大事中疏離出新的空間，“詩事”就會從“詩史”里面旁出一脈，為自己言說。曹丕“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拔高文事，意味著“文學”之“文”的地位已然大大提高了。其后，漢代受制于經學的“詩”在“詩三百”之外另辟蹊徑，發展出“詩緣情”一脈，也就是聞一多先生所謂“詩言志”的第二次引申——詩為“懷抱”?！端鍟そ浖尽份d：“建安之后，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盵7]1089隋志收錄以詩歌為名的總集多集中在兩晉和南朝，且尤以齊梁為盛?！霸姟庇袆e于“經”“史”，在國家意識形態之外，個人表達噴薄而出，“詩”與“史”走上了各自的道路。由此，在詩學研究語境下，“詩事”從“詩”來立意，指向以詩歌為主體的歷史事件。

《梁書》言及《詩經》的地方也頗能看出這種詩學觀念的變化。其一，《梁書》引《詩經》的文獻數量較少，引用之處往往與禮樂政治制度、人物道德品性相關。例如，北魏使者李道固出使南齊，蕭琛勸酒，李道固以“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蕭琛以《詩》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對之[9]396，此為先秦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余音。其二，《梁書》提及《詩經》之處一般都與人物治學的內容相關。如劉歊“六歲誦《論語》《毛詩》”[9]747，諸葛璩“悅《禮》敦《詩》”[9]744，許懋十四歲受《毛詩》等[9]575。這類人物大多收入《儒林傳》《處士傳》，皆為儒學傳統。由此，除開引《詩》以外，詩文才學意義上的詩歌活動才是《梁書》詩學材料的主體。

二、“詩事”范疇與《梁書》“詩事”概略

通檢《四庫全書》，“詩事”二字直接出現不多，偶有單獨作書名，如輯錄于宋代《竹莊詩話》中的《詩事》，其余大多存于“詩紀事”“詩話”或散見于文人雜談當中。其所錄內容大致經歷了從追求詩歌史實的考證到追求才學、用典技巧再到記錄文人生活趣聞、詩社詩會等情況的變化。綜而略之，“詩事”所包含的文獻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考慮：

一是直接關于詩歌活動之事，如詩歌酬唱、結社、點評等，其涉及詩歌創作的主體、創作發生的條件、詩歌的傳播接受，甚至偶然事件等等。清代阮元《廣陵詩事》曰：“其間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以吾郡百余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征，不致零落殆盡?！盵10]阮元如此輯錄，旨在考辨人事，“以詩證史”，若從“詩”著眼，恰好可作為詩學文獻視之。

二是詩歌內容所直接指涉之事，如歷史事件、傳說掌故、詩人軼事等，相當于詩“本事”。本事者，所本之事，即詩歌的原事、舊事，其既是詩歌創作的依據、素材，又能在詩歌文本接受中起到補充、印證、注疏之用?！稘h書·藝文志》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盵11]詩歌所本之事與詩歌所呈現之事有別。本事近于創作題材來源，經過藝術表現之后，成為文學作品，在探討文學創作內部規律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詩“本事”也關乎詩歌的闡釋問題，即突破文辭限制，以“史”為基準來探求詩歌文辭背后的寓意，使詩、詩人與其產生的歷史語境達到整體的和諧，從而確立“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以及“詩”“史”互證等詩學研究方法。

三是“詩人之事”，主要指詩人行歷或與詩相關的逸聞趣事。詩人行歷是對詩人生命歷程的概括性敘述，接近于作者研究。詩歌活動是生命個體的藝術創造，詩學研究需考慮詩人所歷之事、所處之境。詩人行歷由許多大小事件組成，隱含了不同情境之下的心態、視角和經驗，能夠為探尋詩人的創作動力、目的、技巧、風格等方面提供線索。若《唐詩紀事》計有功之序言“庶讀其詩，知其人”，明人孔天胤論觀詩須“得事則可以識情”之類[12]。以上三個層面有時候相互重疊，并不涇渭分明、非此即彼，只是在選擇文獻時，無論長短詳略，需完整敘述。

《梁書》詩學材料大略統計有100 余條，其中，“詩事”60 余條，占二分之一以上，且內容多以詩歌活動事件、詩歌本事和詩人行歷、軼事為主。南朝劉宋、蕭齊統治者重文學，梁武帝是南齊蕭子良西府文士，本人文學修養極高，乃繼曹魏父子之后創世之君兼擅才學的典范。姚察修《梁書》，本之梁代國史。詩文之盛，乃梁代事實，曾受命編撰過梁朝歷史的沈約、周興嗣、裴子野等亦是詩文創作領域的積極參與者。又，沈約編撰《宋書》，蕭子顯撰《齊書》，留下的文學材料自然較為豐富。趙翼曰：“各列傳必先敘其歷官，而后載其事實，末又載飾終之詔，此國史體例也。有美必書，有惡必為之諱?！盵13]可知，梁代詩文之事應屬于必書之美事。例如，《梁書》梁元帝本傳言其“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云、張纘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于世”[9]135-136。而《南史》則增其“性好矯飾，多猜忌，于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乃聚圖書十余萬卷盡燒之”“在幽逼，求酒飲之”等語[14]。

唐初修史，對齊梁文風多有批評，然其詩文之繁盛，確為梁代國史特色。以《梁書》人物傳記為例，其官位顯要者多以獨傳入史，如任昉、沈約、江淹、周舍、劉孝綽、陸倕、到洽等；其有文學才能者多以氏族關系合傳，如蕭子恪兄弟?！读簳?文學傳》在總傳中占兩席，入傳26 人，而同時期成書的《陳書》《北齊書》《隋書》的文學傳都只有一卷，《周書》則沒有以“文學”為名的傳記。又據《補梁書藝文志》著錄，梁代有別集者多達120 人[15]?！读簳吩u述人物行歷，長于詩文者皆敘其“擅屬文”“工篇什”“有文情”，有著述文集者大多羅列書名和是否傳于世等情況。此外，全書不吝添加人物的才學細節，如“（張）率年十二，常日限為詩一篇，稍進作賦誦，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9]475?？梢哉f，《梁書》在收集保存梁代文人詩文活動的記錄方面頗為顯著。

三、公宴賦詩：梁代詩學的公共空間

宴會賦詩是《梁書》詩學文獻中貢獻最為顯著的一種。此類“詩事”收錄了不少與詩歌相關的集會，既有官方性質的，也有私人性質的，從中可以大致窺探彼時文學、詩學共同體的輪廓及性質。

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接以舊恩，呼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簉中陽，夙忝同闬，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盵9]397

后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并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9]591

御光華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十二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睍P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盵9]404

“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盵9]685這類詩事兼有政治和文學的雙重性質。

首先，臣子通過詩賦獲得獎掖、認同，統治階層通過詩賦擢升官員，這不妨看作梁代上層公共領域中的某種慣例，帶有政治功能。如劉孝綽免職后，蕭衍數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案咦鏋椤都镌姟?，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為西中郎湘東王咨議?！盵9]482沈約、任昉、蕭琛、范云乃蕭衍在西邸文人集團中的故友，他們圍繞在齊竟陵王蕭子良的身邊，為謀士，也為文士，文學成果自然豐碩。如《補梁書藝文志》別集類載：沈約注《武帝連珠賦》一卷、《沈約集》百卷、《集略》三十卷、《詩極》一卷；《范云集》十二卷、《任昉集》三十四卷[14]195。陳寅恪概括南朝政治為：“北人中善戰之武裝寒族為君主領袖，而北人中不善戰之文化高門，為公卿輔佐?！盵16]梁建立后，蕭氏大興文教，乃蘭陵蕭氏向文化高門士族轉變的表征之一。蕭衍不僅需要過去的西邸同僚擔任梁代要職，但也需要新的力量鞏固蕭梁的政權。所以，蕭衍對到溉、到沆（彭城人，宋驃騎將軍到彥之后）、劉孝綽（彭城劉氏）等文士的擢賞，本身就潛藏政治用意。同時，蕭梁宗室以文事為高，在子弟教育上也有意以文化之。武陵王蕭紀頗自驕縱，蕭衍命江革匡正之后，蕭紀侍宴果然能“言論必以《詩》《書》”，“耽學好文”[9]525，有《武陵王紀集》八卷。宴會賦詩，文辭風雅，是上層文人士大夫交際所需。何敬容就因“獨勤庶務”，不合當時宰相“文義自逸”的風氣而遭到嘲諷[9]532。誠如有學者所言，蕭梁時期，“重大的文學活動、重要的文學主張大都由皇族成員主持或倡導。蕭梁文士則多為皇族文學侍從，如沈約、范云、任昉之于蕭衍；王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蕓之于蕭統；庾肩吾、劉遵、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之于蕭綱等”[17]?？芍?，梁代公宴活動中，詩文寫作活動乃當時的社會風尚，同時也扮演了維護君主統治的潛在角色。一般認為，中國古代文學自覺于魏晉南北朝，但也不能忽視其政治的他律性質。

其次，宴會賦詩，體現了詩歌的審美娛樂功能?！读簳分杏涗浀难鐣姓心佳?、餞別宴、慶功宴、節氣節日（三、九日宴）、游樂宴、佛事宴等等，詩歌乃不可缺的助興雅事。

初，高祖招延后進二十余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盵9]588

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盵9]512

大同三年，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制《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盵9]559

總覽《梁書》，由帝王親臨的公宴賦詩材料粗略統計有20 余條。在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收錄梁代的詩文中，從題目可推知為宴會之作的詩歌數量極為可觀。梁代由上導之的詩歌活動構成了梁代史書的敘事特征之一，天子宴幸，群臣賦詩，從某種意義上形成了詩歌活動的公共空間。

其一，公宴賦詩透露了當時詩歌的生產機制之一，即規定賦詩的題目、范圍或韻腳等，群臣當堂競寫?！笆菚r高祖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為工?！盵9]470-471“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引見?！盵9]480“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宴餞，并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盵9]513命題之作，直接影響到詩歌的寫作題材。此類詩作大抵圍繞宴會場所展開，以詠物詩為盛。其中，詠自然事物者如日、月、雪、風、云、桃、竹、雨、蟬、雁；詠生活事物以及百科學識者如郡縣名、姓名、車名、宮殿名、藥名、船名等。至于“宮體”以美人為描寫對象，乃上層文士宮廷、園林所見所感。公宴賦詩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詩歌的題材，提升了詩歌寫作的技巧。例如，彭城劉氏詩人的詠物詩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都占有南朝詠物詩的重要地位，其詩作有意用典，描寫細致工巧，藝術性也更為突出[18]。

其二，宴會中的文人構成了梁代詩學闡釋、理解和接受的共同體。為了進入這一共同體，甚至武將也不甘落后。胡僧佑“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強賦詩，文辭鄙俚，多被嘲謔，僧佑怡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9]639。被嘉賞的詩作、詩人體現了主流的審美趣味和標準。如柳惲奉和蕭衍《登景陽樓》：“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為蕭衍所美，當時咸共稱傳[9]331。沈約、范云等文壇前輩的評價又是產生詩文名家的有效機制。王筠以“為文能壓強韻，每公宴并作，辭必妍美”，被推為“晚來名家”“獨步”[9]485。王筠自撰其文，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其詩文名家身份與仕途通達甚為相合。蕭子顯之子蕭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后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盵9]513

詩可以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方面，在官方歷史敘事話語背景下，詩歌創作、交流活動的政治意圖毋庸置疑。另一方面，頻繁的詩事記錄意味著詩歌延續了先秦以來的頌歌功能，并且在君臣樂此不疲的唱和之中，兼具娛樂、學識、詩歌技藝研究等審美功能。宴會詩歌滿足宮廷化、貴族化的趣味，缺乏詩人個性和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出于公共空間的詩藝競技需要，詩歌的自律仍然得以潛在推進。由此，《梁書》載錄宴會賦詩的文獻，證實了中國古代詩學對政治的依附關系，即詩歌在上層社會中的交際功能，也展示出詩歌活動悄然生長的情景。

四、詩人之事：詩歌的日常與趣味

《梁書》所錄文人交游之詩事材料也值得注意。不單梁武帝蕭衍好詩文，蕭梁皇子們亦與士大夫結詩文賞愛之交，如以昭明太子蕭統為中心的玄圃之游、以蕭綱為中心的宮體詩人群?；首搴蜕蠈邮咳酥g的交游難以撇開官方意識形態和政治目的，而這類詩事相對更貼近文人心性。如劉遵去世后，太子蕭綱致信其從兄劉孝儀，贊劉遵“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并談及漢南會遇之狀：“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鹢舟乍動，朱鷺徐鳴?！薄熬脐@耳熱，言志賦詩?！盵9]593這里展示的集宴氛圍，顯然比公宴多了幾分真情實感。

文人士大夫往來餞別，多以詩推介、以詩贈別。根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錄，梁代詩人文人唱和贈別之作占據了較大比例，是除去擬樂府詩、宮廷侍宴詩和詠物詩之外的主要類型?！皶P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爭與交好，座上賓客，恒有數十?！盵9]254劉孝綽為《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讬。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獲?！錇槊魉厝绱??！盵9]480“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盵9]470《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載任昉詩21 首，其中以“贈”“答”“別”為題目的詩歌就有9 首，可見相關詩事不虛。文人以詩相贈，以詩題壁，或為當時風尚。何思澄“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于壁”[9]714。又柳惲為詩，“亭皋木葉下，隴首秋云飛”，為瑯邪王元長嗟賞，因書齋壁[9]331。

同時，文人士大夫之間又以詩嘲諷。江革次子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詞》以刺敬容，為當時所賞”[9]526?！皶r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盵9]532“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筑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m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后婚，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c亦病之，而無以釋也?！盵9]733

文人士大夫之間的集宴、酬唱活動頻繁，《梁書》貢獻了不少文人雅號?！爸x有覽舉，王有養炬”（謝覽、謝舉與王筠、王泰）[9]484；“東海三何，子朗最多”（何思澄、何子朗、何遜）[9]714；“杲風韻舉動，頗類于融，時稱之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張融與陸杲）[9]398；“充融卷稷，是為四張”（張稷、張充、張融、張卷）[9]270。此外，還有“兩到”（到溉、到洽）[9]569、“三筆六詩”（劉孝儀、劉孝威）[9]594、“何劉”（何遜、劉孝綽）等[9]693。

《梁書》所載此類瑣事、軼事，意在文人士大夫之間的親疏褒貶，其中所制詩句，押韻斷章，為五言或四言，篇幅形制較為隨意，藝術水平參差不齊。然而，這些詩歌事件說明，詩歌韻語技能是文人士大夫的基本素養，是晉升上流社會的重要才能，是社會名流的語言趣味。

五、詩歌之事：鑒賞、技藝與本事

更進一步，《梁書》所載“詩事”，不乏文士之間詩文往來、關涉詩歌內在屬性的探討之事。如：

約于郊居宅造閣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于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奔s制《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仆嘗恐人呼為霓（五雞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塪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賞。約曰：“知音者稀，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斌抻謬L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盵9]485

這條材料正是“雌霓之誦”的出處，與《宋書》《謝靈運傳論》及其《四聲韻略》十三卷一致，是南朝詩歌音韻發展的一條例證。沈約“撫掌欣抃”，得知音之喜，溢于言表?！胞悇t”“聲和”“光影”也表明了沈約的詩歌評價標準。對于同為沈約所賞的詩人何遜，范云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盵9]693又，蕭綱與蕭繹的書信中批評了“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于往時”[9]690的時弊，并論及自己的詩學主張，以“英絕”“領袖”來推崇蕭繹的詩歌創作。

此外，《梁書》載文人行歷也包含了詩歌創作的部分本事。

（王藉）歷余姚、錢塘令，并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咨議參軍，隨府會稽?？ぞ秤性崎T、天柱山，籍嘗游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碑敃r以為文外獨絕。[9]713

此詩流傳甚廣，《顏氏家訓》也有記錄，且有北人以為“蟬躁”二句“不成語”之論。會稽自來風景明秀，是衣冠南渡后發現的新世界?！读簳ず呜穫鳌蜂浟何涞凼捬芘c何胤書曰：“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為樂土?！盵9]736王藉游會稽，累月不返，噪靜相生，此詩當體悟所得，可看作實錄。

又，《梁書》傳述豫章王蕭綜身世遭遇及怨恨所由，敘其詩作，并錄文辭：

初，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大略曰：“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棲，依依別鶴夜半啼。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云悲海思徒掩抑?！逼洹侗淙~》云：“悲落葉，連翩下重迭。落且飛，縱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碑敃r見者莫不悲之。[9]824-825

蕭綜之“不得志”，本傳前半段交代：“初，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既長，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盵9]823之后，蕭綜的人生更加曲折荒唐，直到叛梁投魏。此處所引“不得志”部分，只為一二。據研究，此詩應指其入洛而未受禮遇之前的這段時間，更具體一點是孝昌元年的初秋時節[19]?！读簳匪d只記錄了他在梁朝的情況，并未涉足在魏的具體事件和心態。從詩的內容看，似乎是對他整個人生遭遇的總結和悲嘆?！霸娬?，人志意之所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于言，乃名為詩?！盵2]270蘊藏在心的“志意”，即為詩人之“懷抱”，若還沒有表諸為言語文辭，還不是“詩”?！霸娛隆笨梢宰鳛閯撟鞯牟糠指?，而詩本身，則可能是對現實的提煉、修辭、含混之后的藝術化呈現。

六朝修史，最喜載文?！读簳匪娖蛞栽娮C史，或以詩補史，一來提供了研究詩人生平和詩歌創作的重要材料，二來又恰好注解了“吟詠性情，流連哀思”之詩學觀念?！读簳ぱ蛸﹤鳌犯健稐钊A傳》：

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為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凄惋焉。[9]556-557

楊華北將歸南，胡太后思之作歌之語可算閑筆，頗具小說意味?！读簳反藯l于楊華生平交代似無必要，但多了一條詩出哀怨的浪漫詩事。

六、結語

中國史書，自司馬遷開紀傳體，以人系事，延綿千載。有梁一代，史書所錄人物長于詩文者眾多，故其所保留詩學文獻也較多。詩作為史，作為事，乃人物之記錄。編撰者以豐沛之材料顯人物之行歷、精神，從而連綴歷史之畫卷?！读簳肥妨蠀R集，關涉“詩事”者可觀，且不獨以重大歷史事件為主，不能不謂梁代詩事確實篤盛。詩歌才學乃彼時士大夫必備素養，具有明顯的社交功能，兼具政治色彩和文學色彩。公私宴會是詩歌創作的主要場所之一，乃梁代詩學的公共空間。詩歌除了傳達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也產生詩歌創作的題材、優秀詩人詩作。文人私下交游記錄頗詳，好詩、作詩、論詩已成為梁代文士的日常，詩仍然具有記事、議論的功能。至于詩歌的文與質、聲律音韻等問題，也在這類詩事之中有所體現。最后，文人歷難，感懷自傷，化而為詩。其為文凄愴，“見者莫不悲”乃梁代詩學觀之明證。

總之，《梁書》“詩事”本附著于人，士人既從屬于國家政治體系，又需要表達主體意識或情志，詩文活動因此具有多重目的和價值。這些詩歌事件在國家敘事之“史”的描述中，逐漸顯露出以詩歌為主體的“詩事”之端?；凇霸娧灾尽焙汀霸姟薄笆隆薄笆贰敝g的本源聯系，《梁書》“詩事”涌現，是“史”之事實，也必然涉及所傳人物之“志”。由此，在中國古代詩歌觀念變革進程中，《梁書》所錄各類“詩事”文獻具有不可忽視的詩學價值。因為，如果從更長遠的維度來看，“因為‘言志’，所以詩以‘紀事’、詩以‘記物’、詩以‘合意’、詩以‘志理’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的主要內容，而‘以詩證史’‘以詩證地’則成了中國詩學的主要任務，從而呈現出有別于西方詩學和當代文學理論的理論形態”[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