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眾眼中的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觀的概念、測量與類型學探索

易申波（南昌航空大學文法學院，江西南昌 330063）

肖唐鏢a，b（南京大學a.公共事務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b.政府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

眾所周知，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無論是民主還是治理，均以參與為重要的原則。有研究者甚至認為，與傳統社會的非參與特征不同，現代社會是參與社會［1］。自近代以降，民眾政治參與作為現代國家建設中極其重要的維度，日益受到廣泛而深入的關注。實際上，在當代中國，公民政治參與也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從黨的十六大至黨的二十大，連續五次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均將“擴大人民（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然而，有序而自主的公民政治參與之形成與擴大，無疑受民眾認知與觀念的牽引。也就是說，民眾對政治參與的內涵、形式及其意義究竟持有怎樣的認知與取向，對于擴大政治參與，進而發展政治民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極為重要且必要，特別值得研究。

遺憾的是，學界對公民政治參與的高度重視，主要集中在對參與行為本身的研究與解釋，雖然形成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對于民眾“眼中的政治參與”缺乏應有的重視，相關討論也僅涉及民眾對于政治參與的態度、意愿或傾向、動力，而對政治參與觀一直缺乏系統的專門性討論。對于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觀，事實上依然知之不多、了解不深。有鑒于此，本文基于系統性的研究設計與數據采集，使用潛在剖面分析等方法，系統描述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觀。首先，以相關經典理論為基礎，界定政治參與觀的概念，系統構建其測量與分析框架；其次，利用區域抽樣調查數據，描繪中國民眾政治參與觀的現實圖景與類型分布；最后，總結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并略作延伸討論。筆者期待，本文所構建的政治參與觀概念框架和測量工具、應用的研究方法，連同本議題自身，能對學界同人有所啟發和借鑒，共同推動政治參與觀、政治文化和政治行為領域的科學研究。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現代民主的發展與成功，均離不開普通公民的積極參與。政治參與是一個民主國家賦予公民的最基本權利和尊重［2］。公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固然與眾多因素有關，但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就是他們對于政治參與本身的理解與價值支持。為此，阿爾蒙德和維伯指出，民主體系的穩定運轉離不開參與型公民文化的支持。托克維爾與密爾等人也主張培養民眾的“公民參與精神”：一個政治體制的良善與否，首先系于該社會人民的素質，只要人民的一般傾向如此，每個人只管圖自己的私利，而不忖度或關心他也有所分享的一般利益時，在這種情形下就不會有良善的政治［3］。然而，對于政治參與的理解和價值，即使在大思想家們那里，也有著極大的差異和紛爭。有學者從精英主義出發，否認民眾參與的能力、功能和價值；也有學者從工具主義角度強調其功能效用，如正當化政府體制、消弭社會矛盾與沖突、推動政治共同體建設；還有學者從價值理性角度，認為公民參與本身就是目的，是對公民權利和價值的確認［4］。不過，普通民眾對于政治參與的理解應不是鐵板一塊，完全有可能持有多種不同的見解和意見。

作為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議題，政治參與盡管一直是政治行為研究的核心內容，但長期以來其研究重心在于參與行為本身，對于行動背后行動者本身的意義系統的關注和討論卻嚴重不足。民眾參與的態度、意愿或傾向、動力、機會或資本雖然廣受重視，但其關注點主要偏向理性主義，即將其指向民眾參與的時間或機會成本考量，或指向政治效能感因素。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公民的參與意愿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特別是在忙碌的現代生活中，人們整日操勞，幾乎沒有額外的時間和精力思考如何參與公共政策。一些對政府和政治總是持有冷漠和厭惡態度的人士，往往認為政府本來就是低效和腐敗的，自己的參與也許不會產生任何實際作用或者說參與活動本來就不受政府歡迎［5］。羅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運轉起來》則將民眾的參與精神與其社會資本相連接。這類討論構成了政治參與解釋的主要路徑，即動機模型。

動機模型強調公民參與的動力系統，注重公民參與行為的內部激勵，如參與本身能給個體帶來一定程度的功利、愉悅或挑戰。如奈德哈特提出，對參與的態度、遵從重要的規范、知覺控制層次與公民傾向有助于解釋民眾參與的動力［6］。Milbrath 和Goel透過公眾在競選投票過程中所隱含的心理動機，分析了民眾心理需求與投票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并據此對參與行動與參與層次、深度、強度進行分類［7］。不過，對于行動者動機系統的考察主要是為解釋參與行為模式而服務，罕見對參與者動機系統背后的意義和理念系統的專門性分析。顯然，研究視野的缺失，實際上既影響參與者意義和文化系統研究，也影響政治行為研究本身。有研究者恰當地指出，政治行為研究之所以沒有成為貫通整個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關鍵議題，與其獨創性貢獻不足有關，其根源在于研究者將意義從政治行為研究中抽離，致使政治行為研究的視野變窄，忽略了政治文化因素對政治行為的影響［8］246-247。

上述研究取向與策略被西方學者直接移植到中國研究領域，并為國內學者所借鑒和使用。在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眾政治參與的研究中，動機模型一直是研究者的主要解釋性路徑，認為民眾個人的主觀取向會明顯影響政治參與，但一直未能搞清何種主觀取向影響何種類型的政治參與，而只關注政治取向對政治參與的影響［9］。對于民眾主觀取向本身的意義系統的關注和討論，更是不足。托馬斯·海貝勒與君特·舒耕德在對中國城鄉居民的政治參與研究中，曾考察民眾對于參與的“中國式理解”，發現與西方式的參與意涵并不一致［10］。實際上，他們重申了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維克多·?？虾Ｄ罚?1］和約翰·伯恩斯［12］對中國人關于政治參與理解的見解，顯示這一意義世界并未發生真正的變化，且未系統而深入地討論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的觀念系統。

在國內學界日益增多的政治參與文獻中，雖然不乏從民眾的動機、心理和文化等方面解釋政治參與的成果，但大多是圍繞政治冷漠［13-15］、政治效能感［16-18］、對特定參與行為的認同和參與意愿［19-21］的討論。雖然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但因主題和視角的差異，無法系統地呈現和解釋民眾的政治參與觀念。值得重視的是，近年來有兩部以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為對象的專著對民眾的“參與觀念”進行有益的擴展，即從民眾對于政治參與的認知、態度和有效性評價等方面解釋政治參與［22-23］，有助于考察民眾的政治參與觀念，但因這一觀念僅被作為從屬者而未得到系統的考察和分析。

顯然，在當代中國，無論是人民民主理論，還是本土化的協商民主理論，抑或新近提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理論，均賦予民眾在政治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和主人翁角色，參與政治和社會公共生活的觀念與積極行動自然是這一角色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如上述文獻分析所示，中國民眾的參與觀念能否滿足這種角色期待，仍有待系統、科學的研究來回答。就此而言，筆者同意這樣的呼吁，即“應將政治意義系統，即政治文化帶回政治行為研究”［8］247。

二、政治參與觀的概念及其測量

（一）政治參與觀的概念界定

政治參與觀作為政治觀念的一種，是指人們對于政治參與的內涵、形式、意義、功能和價值等問題的基本看法。作為與政治心理和政治態度密切相關的一個概念，政治參與觀無疑屬于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面向。而政治文化，按照阿爾蒙德和維伯的定義，指的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即對于政治體系、政治體系各組成部分以及政治體系中自我角色的態度［24］，包括：一是認知取向，即對于政治體系、體系的各種角色及其承擔者、體系的輸入和輸出的知識和信念；二是情感取向，即對于政治體系、體系的各種角色、人員和活動的感情；三是評價取向，即對于客觀政治的判斷和見解?！罢J知、情感和評價”的三分法自被提出以來，已成為學界研究民眾政治心理與政治態度的主導范式，為相關實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可操作性分析框架。在三種要素中，認知取向是關于特定政治事物或現象“是什么、怎么樣”的理解，與關于該事物或現象“好不好”的主觀評價和“要不要、喜歡不喜歡”的情感傾向顯然不同，因而明顯區別于后兩者。至于情感和評價兩種取向，情感和認知一起構成評價的基礎，而評價則往往體現情感取向中的價值標準與準繩。

而國外學界早已提出過另一種三分法，即把人們的心理活動或態度劃分為情感（Affect）、認知（Cognition）和意向（Conation）等三個維度。所謂情感是指對某事物正面或負面的感覺，認知是指對某事物的信念和理解，意向是指可能采取的行動或行為方式［25］。根據希爾加德的分析，這種三分法源自18 世紀德國的官能心理學，隨后被19 世紀英美心理學家接受，其影響一直延續至20 世紀［26］。與此三分模型類似，有學者認為情感、行為與認知構成態度的相互區別的三個要素，并通過實驗研究為此觀點提供了實證支持［27］。不過，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行為意向（Conation）與行為本身（Behavior）。前者是主體對特定行為的傾向性態度以及自身采取該行為的意愿，后者則是發生該行為的客觀事實。

本文用認同（Approval）替代阿爾蒙德三分法中的“評價”維度與官能心理學三分法中的“意向”維度，從認知、情感和認同等三個維度界定政治參與觀。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慮：一是評價通常是對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的判斷，而認同的對象則既可以是客觀存在的單個具體事物，也可以是理想化或假想的一類事物。當探究民眾參與觀時，與對具體某人的某項參與行為的評價相比，更希望了解民眾對某類參與行為作為參與基本模式的認同與傾向性。二是意向與認同相比，雖然均屬心理要素，但前者與行為一端更接近，后者則更接近政治心理的內核層次——規范（Norm）或價值（Value）。行為意向通常以認同為前提，但也會受情境因素的影響而改變，不認同但有行為意向的情形也會發生。因此，認同相對來說更穩定，意向則更多變。

（二）政治參與觀的測量

本文從參與認知、參與情感和參與認同等三個維度構建政治參與觀的測量框架。其中，參與認知包括對參與內涵及形式、參與的意義等方面的認識與理解；參與情感則是對政治參與過程中互動雙方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正面或負面的感覺，本文用參與效能感作為參與情感的主要指標①參見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伯：《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徐湘林，戴龍基，唐亮，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118—122 頁。其中，第四章“對政治和政府的情感”，分析了受訪者對以下問題的回答情況：“假如您向官員們解釋您的觀點，您認為那會有什么效果？……”以及“假如您向警察解釋您的看法，您認為會有什么效果？”這與本文中“參與效能感的提問方式”是比較接近的。；參與認同則包括對各種參與行為的認同與選擇。各維度設置的測量題目，見表1。

表1 政治參與觀的測量

（三）量表與數據質量分析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南京大學肖唐鏢教授團隊的“中國公民政治價值觀調查”數據庫（Chinese Political Values Survey，簡稱CPVS）的兩波數據，數據采集時間為2016—2018 年。其中，第一波數據完成于2016 年7 月至2017 年1 月，調查地按立意方式選擇，即在國內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以近年大力推動民主治理而見長為原則，選擇江蘇省無錫市江陰市、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區、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等4 個治理創新活躍村社，再在其近處選擇1 個各方面狀況相近但未開展創新活動的村社作為配對的調查對象。其中，潁州區的創新樣本村因其創新活動是在村內由居民自愿選擇是否參與，因此，筆者便以此為標準，將村民分為兩個群體，分別抽取100 個樣本。這些樣本是以當地年滿18 周歲及以上居民為整體樣本框、按系統抽樣方法而選取。團隊教師與研究生采用入戶面訪的方式進行調查，最后共獲得803 個樣本。第二波數據來自2017年12 月至2018 年1 月江西省南昌市10 個社區的問卷調查，以系統抽樣方法從年滿18 周歲及以上居民名冊中取樣，每個社區完成取樣約110 人，實際完成樣本共計939 人。兩次問卷調查共計獲得1，742份有效樣本［28-29］。

兩波調查的問卷設計基本一致，但由于問卷容量原因，參與認知維度的一些題干只在第一波調查中使用。為此，本文有關參與觀的描述統計盡可能利用兩波調查的樣本數據進行，參與觀類型分析則利用更為齊全的第一波數據。下面筆者通過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檢測量表設計與數據的質量。各因子分析模型指標信息匯總，見表2。

表2 政治參與觀各維度/指標的因子分析模型擬合信息匯總

1.參與認知的因子分析

（1）參與內涵與形式認知的因子分析

對參與內涵與形式認知的17 個項目作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C7.6 和C7.8 跨因子負荷非常接近，因此刪除這兩項重作因子分析。綜合考慮模型擬合指標與因子結構的可解釋性，選擇接受四因子模型。該模型結果顯示，C7.1、C7.2、C7.3 歸于同一個因子，可稱為抽象內涵認知；C7.11 和C7.12、C7.16 和C7.17 分別歸于因子3 和因子4，其他項目被歸于因子2，此三項均屬于對具體參與形式的認知，因子2的參與形式包括接觸型參與以及新型公民參與［30］的一些參與形式，因子3 屬于溝通型參與認知，因子4則系抗爭型參與認知，見表3。

表3 參與內涵與形式認知的因子分析結果

（2）參與意義認知的因子分析

對參與意義認知的各項目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C9.5 在兩個因子上的負荷非常接近，因此刪除此題重作因子分析。三因子模型的擬合指標略優于兩因子模型，然而后者的因子結構更符合學界關于政治參與意義的主流看法，即政治參與系普通民眾與政府的互動，因此接受兩因子模型。結果顯示，因子1 包含C9.1、C9.2 和C9.3，可稱為“民眾影響政府”，強調參與過程中民眾受益的一面或是官民互動中民眾的主導性；因子2 包含其余5 項，可稱為“政府影響民眾”，注重參與過程中政府受益的一面或是官民互動中政府的主導地位①從字面意思來看，“C9.6 能讓老百姓從政府得到好處”體現了政治參與中民眾受益的一面，但反過來說，民眾通過參與活動謀取好處的另一面是政府通過給付各種利益安撫民眾，使其更好地服從和配合管理，從而實現社會穩定的治理目標。這也是地方政府應對“鬧事者”的一種常見治理策略。，見表4。

表4 參與意義認知的因子分析結果

2.參與情感的因子分析

通過對7 個參與效能感項目作探索性因子分析，發現C5.9 因子負荷小于0.3，因此刪除此題重作因子分析。綜合考慮模型擬合指標和因子結構的可解釋性，接受兩因子模型。結果顯示，C5.2 和C5.8 被歸為同一個因子，可稱為“內在效能感”；另外4 個項目被歸為同一個因子，可稱為“外在效能感”，見表5。

表5 參與效能感的因子分析結果

3.參與行為認同的因子分析

通過對22 項參與行為認同項目作探索性因子分析，發現C13.10 因子負荷過?。ā?.3），C13.9、C13.15、C13.16、C13.22、C13.23 跨因子負荷過于接近，因此刪除這6 項后重作因子分析。綜合考慮模型擬合指標和因子結構的清晰性，接受四因子模型。表6顯示，因子1 包含C13.1、C13.2、C13.3 共3 項，可稱為“接觸型參與認同”；因子2 包含C13.4、C13.5、C13.6、C13.7、C13.20 共5 項，可稱為“溝通型參與認同”；因子3 包含C13.8、C13.11、C13.12、C13.13、C13.14 共5 項，可稱為“抗爭型參與認同”；因子4包含C13.18、C13.19、C13.21 共3 項，可稱為“公民行動參與認同”。

表6 參與行為認同的因子分析結果

信度分析表明，15 個參與內涵與形式認知項目、8 個參與意義認知項目、6 個參與效能感項目和16 個參與行為認同項目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數值，分別為0.827、0.793、0.619 和0.713，除了參與效能感量表稍低以外，各分量表信度均良好。參與效能感信度稍低，可能與項目數偏少有關，但其題干設置符合學界有關參與效能感測量的主流設計。因此，因子分析與信度分析顯示，本研究的量表設計具有較強的適用性。

三、民眾政治參與觀的描述性分析

為系統描述民眾的政治參與觀，本文首先構建參與認知、參與情感和參與認同等三個維度下的9個指標，以各指標的標準化得分進行總體性描述；然后將各題項的百分比情況匯總，以呈現各維度的具體情形。

（一）民眾參與觀的總體描述

第一，從參與認知、參與情感和參與認同等三個維度構建用于后續分析的9 個指標。

參與認知維度包含3 個指標：一是參與內涵與形式認知，由15 個C7 項目加總得出①參與內涵與形式認知各題回答“是”的比例都比較高，為使指標更有區分度，此處未按前文因子分析結果構建4 個指標，而是加總全部15 項構建1 個認知指標，以反映受訪者理解政治參與內涵與形式的豐富性程度。對每個項目，回答“是”編碼為“1”，“否”編碼為“0”。C9 各題編碼與此相同。，取值范圍為［0，15］；二是參與意義認知—民眾影響政府，由C9.1、C9.2、C9.3 加總得出，取值范圍［0，3］；三是參與意義認知—政府影響民眾，由C9.4、C9.6—C9.9 加總得出，取值范圍［0，5］。

參與情感維度包含2 個指標：一是內在效能感，由C5.2、C5.8 加總得出，取值范圍為［2，8］；二是外在效能感，由C5.1、C5.3、C5.4、C5.10 加總得出，取值范圍［4，16］。

參與認同維度包含4 個指標：一是接觸型參與認同，由C13.1—C13.3 加總得出，取值范圍［3，12］；二是溝通型參與認同，由C13.4—C13.7、C13.20 加總得出，取值范圍［5，20］；三是抗爭型參與認同，由C13.8、C13.11—C13.14 加總得出，取值范圍［5，20］；四是公民行動型參與認同，由C13.18、C13.19、C13.21加總得出，取值范圍［3，12］②對C5.2、C5.8 以及C13 各題，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4 個選項分別賦值為1、2、3、4，外在效能感的4 題（C5.1、C5.3、C5.4、C5.10）編碼與此相反。。

第二，為便于分析，將加總得出的各項指標統一為［1，10］的取值范圍，所采用的標準化轉換公式為：Y=（B-A）*（X-a）/（b-a）+A，公式中A、B 為新分制的最小和最大值，a、b 為原分制的最小和最大值，X 為原分制下的得分，Y 為新分制下的得分③此標準化方法參見：Transforming different Likert scales to a common scale，https：//www.ibm.com/support/pages/node/422073。。

標準化轉換后，全部樣本在各指標上的平均得分結果，如圖1 所示④在采用加總法構建指標時，任何一個原始變量存在缺失值都會使指標變量產生缺失值。為避免缺失值過多影響后續分析，本文首先對各原始變量進行多重插補（使用SPSS26.0 插補25 次），然后再加總產生指標變量。此處呈現的是合并數據的統計結果。根據均值運算法則并經實際驗證，合并數據的指標均值結果與先分別分析25 個插補數據集再計算其均值的結果是相同的。關于插補次數及插補數據的使用方式，參見嚴潔：《缺失數據的多重插補》，重慶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64—69 頁。?？傮w而言，調查對象對于政治參與的認知水平較高，3 個認知指標得分分別為6.252、8.601 和8.072。情感指標得分偏低，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得分分別為4.759 和4.689。參與認同情況略復雜，得分狀況因參與類型而異，對接觸型、溝通型和公民行動型參與的認同度較高，得分分別為6.396、6.302 和7.416；對抗爭型參與行為的認同度較低，得分僅為2.997。

圖1 民眾政治參與觀指標標準化轉換后得分情況

（二）民眾參與觀認知維度的具體描述

1.民眾參與內涵與形式認知

表7 顯示，在政治參與的一般內涵與具體形式方面，認知度較高的項目主要有“參加選舉投票”“參加政府舉辦的聽證會、咨詢會、座談會、征求意見會”“參與或影響政府決策”“影響政府的決策執行”“參與村組/社區的事務”，認為其屬于政治參與的受訪者比例分別為81.1%、61.3%、60.4%、55.8%和53.7%。僅有35.2%的受訪者認為“找領導、政府工作人員幫忙，向其反映意見”是政治參與。事實上，與政府官員進行接觸溝通是中國民眾較為常見的參與形式，許多調查都表明與政府官員接觸溝通的參與行為具有較高的發生比例［31-32］。

表7 民眾政治參與內涵與形式認知的描述統計（N=803）

2.民眾參與意義認知

當被問到“在您看來，如果讓老百姓參與政治，會有什么作用”，受訪者的回答情況，見表8。對于政治參與的意義，獲得較多受訪者肯定的主要有“能讓民眾更好地了解政府政策和信息”“能讓政府知道民眾想要什么”“能發動群眾更好地執行政府政策”“能將更廣泛的民眾團結在政府周圍”，表示有此作用的受訪者比例分別達到80.2%、78.7%、75.0%和73.0%。這表明，大多數的受訪者既能夠從民眾影響政府的角度，也能夠從政府影響民眾的角度來理解政治參與的意義。前者符合學界對政治參與的主流界定方式，而后者則更接近于有學者提出的“反向政治參與”［33］。

表8 民眾參與意義認知的描述統計（N=803）

總體而言，在對政治參與的認知方面，大多數受訪者對政治參與的一般內涵、具體形式及其重要意義有比較清晰的認知，能夠從普通民眾與政府之間互動的雙重角度來理解政治參與。

（三）民眾參與觀情感維度的具體描述

表9 顯示，在參與觀的情感維度方面，總體略偏消極。在4 項負面陳述C5.1、C5.3、C5.4 和C5.10中，對前3 項表示同意的受訪者都大幅超過表示不同意者；只有C5.10，不同意者與同意者基本持平。反之，在兩項正面陳述C5.2 和C5.8 中，表示不同意者都占多數。

表9 參與效能感的描述統計（N=1742）

總體而言，從參與觀的情感維度來看，參與效能感總體偏低，相當數量的受訪者對自己理解和參與政治的能力以及政府對民眾參與的回應性持一種偏消極和負面的信念，即認為民眾的參與未必有實質作用。

（四）民眾參與觀認同維度的具體描述

筆者在問卷中詢問受訪者“您同不同意人們采取下面的行動來反映意見或解決問題”，以測量其對不同參與行為的認同度，答題情況匯總，見表10①每題有“非常不同意”“比較不同意”“比較同意”“非常同意”共4 個選項。出于篇幅考慮，此處分別加總前兩項和后兩項加以報告。。

表10 參與行為認同的描述統計（N=1742）

表10 顯示，在問卷所列舉的16 項參與行為中，首先，自主性或政府主導的社區公民行動型參與認同度極高，3 項行為（C13.18、C13.19、C13.21）的認同者比例分別達到84.6%、83.5%和87.3%；其次，接觸型參與認同度較高，3 項行為（C13.1、C13.2、C13.3）中前兩者的認同者比例分別為80.3%、57.5%；再次，溝通型參與的認同度也比較高，5 項行為（C13.4、C13.5、C13.6、C13.7、C13.20）的認同者比例分別達到73.6%、68.3%、61.8%、48.7%和45.3%；最后，向政府施壓、不合作甚至對抗的抗爭型參與，整體認同度都極低，認同者均不足一成，且伴隨行動方式從溫和走向對抗、由合法走向非法而漸次下降。

四、民眾政治參與觀的類型分析

本文構建了中國民眾政治參與觀類型框架，并提出五種理論類型，再利用數據進行驗證，呈現其分布比例。

（一）民眾政治參與觀類型的理論建構

為構建某種分類框架，通?？梢圆捎妙愋蛯W矩陣或維度模型，它們各有所長，各自適用于不同情境［34］。維伯和奈對美國公民政治參與模式的分類，堪稱維度模型在政治參與研究中的應用范例［35］。本文分析指標多達9 個，不宜用類型學矩陣來建構民眾政治參與觀的類型框架，而應采用維度模型的方法。筆者根據樣本在各維度指標的不同得分的組合情況，提出五個理論類型（見表11），然后利用數據進行驗證。

表11 中國民眾政治參與觀的理論類型

1.傳統臣民

在9 個指標上得分都偏低，他們不能深刻理解政治參與的豐富內涵、多樣形式及其重要意義，其參與效能感低，參與行為認同度低，整體上呈“政治疏離”的消極樣貌［36］。

2.依附主義者

主要特征是在多數指標得分偏低的同時，表現出較高水平的接觸型參與認同；因其熱衷于“找領導”，則理應在“民眾影響政府”的參與意義認知上也有高分表現。

3.潛在抗爭者

參考現有文獻對上訪者等抗爭人群的政治心理分析［37-40］，持此種參與觀者在多數指標上得分都偏低，但呈現內高外低的效能感組合狀態及較高水平的抗爭型參與認同。

4.準公民

若民眾政治心理的發展遵循“理解—行動—信念”的遞進過程，則“準公民”至少應能理解政治參與的內涵與意義，且已不同于傳統臣民的角色意識，但距離理想的公民狀態還有一定差距。準公民在各類指標的得分處于中等以上水平，認知指標可能有中高水平的表現。

5.模范公民

達到了政治參與觀發展的理想狀態，即在認知、情感和認同上都呈現積極樣貌?？紤]到現實中各類抗爭行為往往游走在合法與非法的邊緣，模范公民對此類政治參與的認同度理應偏低。因此，模范公民除了抗爭型參與認同得分較低以外，在大部分指標上都應有高分表現。

（二）民眾政治參與觀類型的數據驗證

依據前述9 個指標作潛在剖面分析（LPA）①LPA 要求連續型變量，但在研究實踐中常將取值5 個以上的定序變量當作連續變量處理。在本文中，“參與意義認知—民眾影響政府”這一指標受題項設計所限，取值只有4 個，其余8 項指標的取值都在5 個以上。，抽取1—6 個類別的模型擬合指數匯總在表12 中。具體來說，2—6 類別模型都能通過LMR 和BLRT 檢驗；5 類別模型的信息指數值（AIC、BIC、aBIC）均為最低；3 類別模型的分類精確度指標Entropy 值最高，非常接近1，其他幾個模型的Entropy 值也都在0.9 以上。綜合各個模型指標來看，初步考慮從3、4、5 這三個模型中選擇一個最佳模型。當然，除了模型指標以外，在確定最佳模型時還應考慮各類別的可解釋性和類別之間的差異性［41］。

表12 LPA 模型擬合信息匯總表

進一步比較備選的3 個模型詳圖②因篇幅所限，僅直接呈現5 類別模型結果（見表13），未呈現其他模型的條件均值圖表。感興趣的讀者可與作者聯系獲取。發現：3 類別、4 類別模型的第1 類與5 類別模型的第2 類，其條件均值基本相同，在不同模型中的類別概率均為12.3%，對應“潛在抗爭者”；3 類別模型的第2 類、4類別模型的第4 類與5 類別模型的第5 類，其條件均值也基本相同，在不同模型中的類別概率均為16.6%，對應“傳統臣民”，這兩類非常穩定。然而，3類別模型的第3 類分解成4 類別模型的第2 類和第3 類，并進一步分解成5 類別模型的第1、3、4 類，且分解后產生的這3 個類別在各指標上的條件均值彼此有明顯差異?？梢?，綜合考慮模型指標及分類結果，5 類別模型應為最佳模型。

表13 呈現了5 類別LPA 模型的結果①此處報告的是25 次插補的合并數據結果。根據均值運算法則并經實際驗證，合并數據的類別概率結果與先前分別分析25 個插補數據集再計算其均值的結果是相同的。對25 個插補數據集分別進行運算，“依附主義者”“潛在抗爭者”“模范公民”“準公民”“傳統臣民”的類別概率范圍為.015-.069、.102-.140、.055-.081、.550-.628、.150-.182，表明分類結果是比較穩定的。，總體上與本文的理論預設基本一致。其中，“依附主義者”和“潛在抗爭者”在大部分指標上的平均得分都低于指標均值，但前者在“接觸型參與認同”和“民眾影響政府”的參與意義認知上得分高于指標均值，后者在“抗爭型參與認同”上的得分明顯高于指標均值?！皞鹘y臣民”在全部指標上的得分都低于指標均值，“準公民”的參與認同得分都非常接近指標均值，同時在認知和情感指標上的得分高于指標均值，這4 類結果與理論預設完全一致。最后，“模范公民”在3 項參與認知指標以及除了“抗爭型參與認同”以外另3 項認同指標上的得分都明顯高于指標均值，但與預期不符的是，其在參與情感2 項指標上的得分均低于指標均值。

表13 5 類別LPA 模型結果

表13 還顯示了五種參與觀類型的民眾的分布比例。在全部受訪者中，“傳統臣民”“依附主義者”“潛在抗爭者”的占比分別為16.6%、5.7%和12.3%；多數民眾是持有“準公民”觀念者，其占比高達59.1%；“模范公民”的占比僅為6.4%。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政治參與的認知、情感與行為認同等三個維度，構建民眾政治參與觀念的分析框架與測量工具。借助系統性設計而采集的數據之信度和效度檢驗，顯示了該概念框架與量表的可適用性。進一步的數據分析表明，中國民眾對于政治參與的認知水平較高，但以內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為內涵的情感指標得分卻偏低；而參與認同的情況略顯復雜，即民眾對接觸型、溝通型和公民行動型參與的認同度較高，但對抗爭型參與行為的認同度很低。這些結論，確證了學界的一些既有意見，如對學界關于中國民眾政治效能感偏弱的主流看法［18］［42-44］以及參與認同的驗證；但同時也有重要的新發現。本文有關民眾對于政治參與認知的分析表明，他們所理解的政治參與同主流經典理論的政治參與定義存在顯著差異。依主流理論，政治參與被界定為普通民眾影響政府決策（及其實施）的行為，即從“公民中心”視角界定政治參與。中國民眾中雖然持有“公民中心式”的政治參與理解，但同時也持有“政府中心式”的理解，認為政治參與也包括政府向民眾宣傳政策、傳遞信息、動員和團結民眾等方式，以更好地實現社會治理。也就是說，中國民眾對政治參與意涵的理解，既有同于海貝勒與舒耕德等西方學者所述的“中國式理解”，也有同于其他國際學界主流的理解。就此而言，不顧其實際的理解和認知討論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可能出現南轅北轍的后果。

借助精準而科學的潛在剖面分析方法，本文還檢驗了政治參與觀念的類型學框架，并識別出持有五種觀念類型的民眾分布狀況。在受訪民眾中，超三成的人士持有“傳統臣民”“潛在抗爭者”“依附主義者”參與觀。持有“模范公民”參與觀的民眾比例為6.4%，近六成的民眾則持有“準公民”的參與觀。這意味著近七成受訪者達到或接近公民式參與觀，參與型政治文化正在形成。顯然，這將為民主政治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良好的文化土壤。不過，即使是堪稱“模范公民”者，其參與的情感信念與理想狀態仍有一定落差。而多數民眾雖趨近于“準公民”，但他們主要是在認知和理解上“得分”，行為認同與情感信念有待提升。只有在理解和行為認同的基礎上，對政治參與雙方主體的互動關系抱持積極的情感信念，相信自身能夠真正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且政府必定會有效回應民眾訴求，才可能真正進入政治參與觀發展的理想狀態。這對于建設參與式的公民文化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應是值得重視的挑戰。理想“模范公民”的健康發展和壯大，雖然離不開民眾的個人努力和公民教育，但更有賴于政府建立和完善開放、高效的政治參與機制和渠道，以進一步增強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性，塑造更加良性的官民互動關系。

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本文在參與觀的概念框架、操作化測量及其類型化的理論建構與數據驗證、分析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提供了有關中國民眾政治參與觀的系統性意見。更重要的是，其理論和量表建構以及潛在剖面分析方法的運用，為學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與借鑒的必要基礎，有助于推動政治文化和政治行為領域相關研究的擴展和深化。當然，本文的研究發現還有待全國性抽樣數據的檢驗，進而探討影響民眾政治參與觀的基本因素及其形成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