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錐編》釋 “言” 與 “暗思維” 文體
——其文體生成及特征

夏中義

近年學界始議 “畢達哥拉斯文體” 者漸多;也有人直白錢鍾書著述(下簡稱 “錢著” )頗近此 “文體” 。 這段開場白,兩句話,含兩層意思。 第一句,它若純屬理趣,則無論是將此 “文體” 憧憬為突破當下 “教材式” 書寫之流行的未來學 “命題” ,還是上溯到公元前600 年末的古希臘,欲考證畢達哥拉斯學派如何將美融匯于數理思維(比如勾股定理),怎樣說皆不為過,皆在為學界文風之 “百花齊放” 而祈福。 第二句,因牽涉當世學術史案,是一個須承受 “硬碰硬” (滬語)證偽的論域,故不宜放過未經核實的表述。 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出版《錢鍾書集》含書10 種,其中《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七綴集》《寫在人生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槐聚詩存》計8 種,輯為六書(簡稱 “錢著六書” ),大體可看作錢鍾書(1910—1998,下簡稱 “錢” )生前審定、呈示其學術史峰值的卓越建樹。 故若謂錢著之述學文體頗近畢達哥拉斯,一個繞不過的問題是:究竟哪部錢著述學跡近 “畢達哥拉斯文體” ? 有識者皆知《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七綴集》四書,其學科歸屬大致根系中國古代文學史暨批評史,前二書訴諸典雅文言,后二書訴諸現代白話,彼此述學文體之迥異不言而喻——那么,究竟是文言版文體,還是白話版文體,才跡近 “畢達哥拉斯文體” 呢?這是一道邏輯難題。 還有一道歷史證偽題也很難:《談藝錄》《管錐編》皆用文言撰寫,前者脫稿于1942 年、初版于1948 年(錢時年38 歲),后者脫稿于1975 年、初版于1979 年(錢時年69 歲);前者是錢民國時的處女名著,后者是錢共和國時的巔峰巨著,前后遙隔三十余年(錢謂 “三十年即一世代”①錢鍾書謂: “在凡間已經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還是個初滿月的小孩?！?錢鍾書:《論快樂》,《寫在人生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版,第19 頁。),誰敢輕言錢契闊了半輩子的述學文體竟都類似畢達哥拉斯呢?

為謹慎計,本文只拿《管錐編》(不泛指錢著)來說事,以期通過翔實考辨此書 “文體” 特征及其歷史生成,來為學界檢視 “畢達哥拉斯文體” 落腳中國的可能性或現實感,提供值得一閱的參照。 所以讓《管錐編》當此 “文體比較學” 角色,理由有二:除了此書屬錢學的扛鼎之作外,還因為此書在海內外享有的崇高聲譽,與其在中國學界所遭逢的諸多懸疑(以至釀成閱讀障礙)之間,堪稱 “不對稱” 。 這一作為學術史現象的 “不對稱” ,與其說源自先哲與晚輩在閱歷、才學層面的 “代溝” ,毋寧說更來自彼此思想史視野之落差甚殊。 何謂 “思想史視野之落差” ? 或許細讀《管錐編》釋 “言” ,便可體味一二。

一、釋 “言” 之思想史路徑

《管錐編》釋 “言” 有兩條路徑。 其一,通向批評史,具專業性。 如在陸機《文賦》語境探討 “意、象、言” 的三角關系:若謂 “意” 是創作欲表達的 “意旨” “創意” ,意近西學之 “思想” 或 “提示” (interpretant,thought or referenco); “象” ,則指在作者腦海浮動的、賴以寄寓 “意旨” “創意” 、尚待文辭傳達(外化)的內在心象; “言” ,當指已落在紙面、可供讀者分享,甚至令其入心淚目的韻文或敘事。②參閱錢鍾書:《管錐編》卷三,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1177 頁。簡言之,批評史論域的 “言” ,大抵指 “形式-表意” 功能上的 “文體” 當無爭議。 其二,當《管錐編》將釋 “言” 路徑拐入思想史,則此 “言” 內涵大異,它已不再囿于 “形式-表意” 之單向定義,而分明像老子《道德經》的那個 “道” ,不只涉 “道白” 之 “道” ,更關涉 “道理” 之 “道” 。 《管錐編》說得很清晰, “‘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三兩‘道’字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為道白之‘道’,如《詩·墻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語言” ;又曰 “古希臘文‘道’(logos)兼‘理’(ratio)與‘言’(oratio)兩義,可以相參” 。③錢鍾書:《管錐編》卷二,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408、406、456、465 頁。

“言” 因涉足思想史而注入 “道理-道白” 這雙重含義,須在《管錐編》關于 “立言-受言” 之對立中更得彰顯: “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擇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獲盡解,且易曲解而滋誤解?！雹苠X鍾書:《管錐編》卷二,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408、406、456、465 頁。若引入《管錐編》撰于1972—1975 年這一背景,則如上 “受言之人” 很容易被聯想到 “千夫諾諾” ,而在那廢棄小屋負荊疾書《管錐編》的 “立言之人” ,則無愧為 “一士諤諤” 。這般看來, “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 ,當不盡圣賢古訓,亦分明是當世人格豐碑。

或許只有讓錢于困厄撰《管錐編》等史實回爐后學心境,晚輩方能體認錢在劃清 “立言-受言” 之邊界時,為何決絕得冰炭不容。 想必 “受言之人” 在 “品格-智力” 上的蒼白及虛妄,已令錢不忍目睹,否則,《管錐編》也很難嘔出那串不屑:如南郭 “亦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也” ;⑤錢鍾書:《管錐編》卷二,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408、406、456、465 頁。又如 “言滿天下而仍無言” ;⑥錢鍾書:《管錐編》卷二,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408、406、456、465 頁。再如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①參閱錢鍾書:《管錐編》卷一,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202、181、138 頁。更如 “言雖辨而解則曲矣” 。②參閱錢鍾書:《管錐編》卷一,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202、181、138 頁。錢看破,蕓蕓眾生之 “受言” 骨子里是權力膜拜,然權力話語再傲慢恐也無計標高其智商,否則就無須讓 “帝王好用臣下著述為御制” ,③參閱錢鍾書:《管錐編》卷三,第941、1186-1187、1187 頁。這恰證明權貴聰明得頗有限。

相比較,《管錐編》品鑒 “立言之人” 時,卻溫情得像從陌生人身上發現親兄弟,更像從圣徒身上發現上帝。 錢所青睞的 “立言” 者大抵是被時勢所逼而不得不言者,卻又大多能少言、巧言、妙言,足見品格高潔,心智超邁。 他(們)要么像莊子《寓言》所謂 “終身不言,未嘗無言” 即 “淵默如雷聲” ;④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456、459、581 頁。要么像王維(摩詰)默然似顏回之 “終日不違如愚” 。⑤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456、459、581 頁。近世大畫家吳昌碩(1844—1927)深喜一印,印文 “聽有音之音者聾” ;反其意,當 “聞無聲之聲者聰” 。 這又恰與《管錐編》想到一塊。 如上 “有音之音” 在錢那兒,無非官話之 “統一口徑” ,所謂 “筆于書之官話視吐諸口之官話愈整齊劃一,官話筆于書之訓誥雅頌者又視筆于書之通俗底下者愈整齊劃一”⑥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456、459、581 頁。也。 你縱然說了也形同沒說,因為唇舌吐出的官話已化約你的獨特心聲,這又回應了《管錐編》另句 “言滿天下而仍無言” 。 吳昌碩、錢鍾書等巨匠都 “從無聲處聽驚雷” (魯迅詩),此即 “聞無聲之聲者聰” 之本義。 《管錐編》則又命之為 “有聞無聲” 且心蕩不已——

謝貞《春日閑居》亦云: “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 ;杜甫《題張氏幽居》則云: “伐木丁丁山更幽” ;雪萊詩又謂啄木鳥聲不能破松林之寂,能使幽靜更甚(That even the busy woodpecker/Mabe stiller with her sound/the inviolable quietness);皆所謂 “生于此意” ,即心理學中 “同時反襯現象” (the phenomenon of simultaneous contrast)。 眼耳諸識,莫不有是;詩人體物,早具會心。 寂靜之幽深者,每以得聲音襯托而愈覺其深;虛空之遼廣者,每以有事物點綴而愈見其廣。⑦參閱錢鍾書:《管錐編》卷一,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202、181、138 頁。

錢戚戚同心于古賢 “淵默如雷聲” ,并非其 “字” 亦謂 “默存” ,其內驅力是在 “古為今用” ,讓古賢為今世發言或代言。 這叫錢對古賢常懷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⑧參閱錢鍾書:《管錐編》卷五,中華書局1994 年版,第156、230 頁。(韓愈語)也。究其因,無非古賢是人,時賢亦人,只需彼此襟懷、心境、才學相差無甚,很可能對有涉人類公共命題的終極思索,也就未必不契。 錢甚認同的那段朱子語錄說得好: “如古初去今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便到那里;下面方來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發,也便到那里。 ……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里?！雹釁㈤嗗X鍾書:《管錐編》卷三,第941、1186-1187、1187 頁。錢按: “原始要終,按班就部,雖洋洋千萬言而若通體同時橫陳于心目之前,一瞥視而無遁形者?！雹鈪㈤嗗X鍾書:《管錐編》卷三,第941、1186-1187、1187 頁。這就導致錢對韓愈名言 “惟陳言之務去” 也別具心裁,指出對古賢 “陳言” 亟需區別對待,并非古賢的話皆 “陳言” ,而須考量對比同類事物、事理;今人有否說出比古賢更精準更睿智更美麗的話,若無,則此古賢 “陳言” 再舊也是新詞不必 “務去” ,今人 “新語” 再新也多此一舉理應 “務去” ;錢謂此 “一如朝華之尚未披,一如夕秀之能久振;譬之于果,則均熟而未爛” ,?參閱錢鍾書:《管錐編》卷五,中華書局1994 年版,第156、230 頁。這誠屬后世須珍惜之瑰寶。

綜上所述,思想史路徑印記有兩。 一是 “立言-受言” 之對峙,與其說僅流于 “論述文體” ,毋寧說更植根于 “學思取向” ,亦即《管錐編》之 “言” 確如《道德經》之 “道” ,也兼有 “道理-道白” 二義, “道白” 對應 “論述文體” , “道理” 對應 “學思取向” 。 二是錢予 “立言-受言” 這對角色,是竭誠熱捧 “立言” ,一味冷嘲 “受言” ,這不免惹人猜測:這是否 “自我暗示” ? 錢從1955 年至1975 年撰《宋詩選注》《管錐編》時所親歷的那段思想史,其背景也交織著 “立言-受言” 之間的高度 “不對稱” 或 “不確定” 。 這就意味著,若真將 “立言-受言” 這一邏輯建模挪回思想史現場,則《管錐編》那堪稱 “暗思維” 文體的特征不僅能得以清晰界定,且其歷史生成亦望覓得經得起證偽的根系及土壤。

二、 “暗思維” 文體生成

將 “立言-受言” 納入1955—1975 年思想史框架,進而界定錢的 “暗思維” 文體特征,尚需澄清如下疑點:第一,何謂 “思想史” ? 為何將 “暗思維” 文體之歷史生成,植入1955—1975 年這一時段? 第二,將錢撰白話版《宋詩選注》(1955—1957)、撰文言版《管錐編》(1972—1975),視作 “暗思維” 文體賴以孕育且分娩的兩個關鍵期,這是否說 “暗思維” 文體擬含 “白話-文言” 兩種版本? 第三,這是否又在提示,既然錢撰《宋詩選注》及《管錐編》是先后置身于思想史的兩個時段,那么,錢所親歷的 “立言-受言” 之歷史語境也就迥異,這將導致其 “立言” 在應對不同 “受言” 背景時,勢必釀成 “暗思維” 文體的兩種版本,然為何彼此特征卻歸一?

析疑一,何謂 “思想史” 形同 “受言” 背景?

本文擬將思想史分成兩類, “不帶引號” 與 “帶引號” 。 “不帶引號” 的思想史,是指歷代(含斷代)智者對有重大意義的公共命題發出警世之聲的歷史; “帶引號” 的 “思想史” ,則指 “受言” 背景排異或遮蔽 “警世之聲” 的歷史。 思想史無論 “帶引號” 或 “不帶引號” ,皆具公共性。 常規語境中的學術研究(學科 “立言” )非具專業性不可,然不苛求有公共性,故其著述 “寫什么” “怎樣寫” ,純屬學者的自由選擇,不宜承接 “非學術指令” 。 錢青年時撰《談藝錄》即如此,誰也沒讓他須在1939—1942 年間(抗戰年間的危難時刻)寫一部 “古典詩學今釋” 的處女作,誠然誰也沒承諾他一俟脫稿,初版將包在某身上。 事實上,《談藝錄》1942 年殺青,延宕到1948 年才在滬上出 “開明” 版,此書從動筆到問世,耗時十年。 這是錢所以奇崛為 “學術史的錢鍾書” 的橫空出世,這也是錢何以演示為 “學術史的錢鍾書” 的人格序幕。 苦難族國當時已憂患得 “放不下一張平靜書桌” ,故幾乎無人關切錢撰《談藝錄》這事兒(冒效魯①冒效魯(1909—1988),即《談藝錄》所謂 “友人冒景璠” : “余雅喜談藝,與并世才彥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議論。 二十八年夏,自滇歸滬濱小住。 友人冒景璠,吾黨言詩有癖者也,督余撰詩話。 曰:‘咳唾隨風拋擲可惜也?！囝H技癢?！?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1 頁。除外),自然也未見任何 “非學術指令” 去規訓錢該 “寫什么” “怎么寫” 。 這表明,錢當初經歷的以《談藝錄》為標志的那段 “學術史” ,擬與 “思想史” 無涉,也與思想史無涉。

重在探究 “知識生產與學理構成” 的創意性學術,是以 “知性運演” 來建構學者予其對象的獨特認知,這是 “學術” 本性,也是其邊界。 這不免讓頗多學者因癡迷學業、皓首窮經,而不聞窗外風雨、天下大勢。 這也在無形中為 “思想” 騰出地盤。 “思想” ,是智者對有重大意義的公共命題所發出的警世之聲,它雖也訴諸 “知性運演” ,然其 “知性運演” 所蘊結的正義情懷暨社會擔當,當比單純學術所扮飾的知性(技術性)角色要凝重得多。 不難設想,若單純 “學術” 被 “思想” 所深度浸潤,而成 “有思想的學術” 暨 “有學術的思想” ,②參閱《王元化集》卷十 “學術年表”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382 頁。這對升華學者的人文品格及專業品質,怎么預期也不為過。 但這也是 “非學術指令” 所忌諱的。 于是,當錢1955—1957 年撰《宋詩選注》(姑且將1972—1975 年撰《管錐編》置后)時,猶深感其面臨的 “受言” 背景,已與撰《談藝錄》時 “風氣”③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修訂版)》,《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版,第1 頁。遽變。

析疑二,《宋詩選注》怎樣應對 “受言” 背景?

當年撰《談藝錄》誰也不管錢 “寫什么” “怎么寫” ,而今撰《宋詩選注》則被告誡須恪守兩個 “務必” :一是在 “選什么詩入書” 環節務必經集體審核(此謂 “寫什么” );二是在 “方法論” 環節務必遵循 “反映論” 為哲學指針的蘇聯模式,從而將此書撰寫納入 “宋詩是對宋代社會現實的形象再現” 之軌道(此謂 “怎么寫” )。 這在當時已被公認為 “思想史” 上最先進、最科學、 “放之四海而皆準” 的權威思辨原則。 這是《宋詩選注》須直面的 “生死考驗” ,似乎只有兩條路:要么選擇第一條路,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杰(中國文學史)等名宿,不約而同地用蘇聯模式來改寫其民國版名著,以換取時勢之青睞。 要么選擇第二條路,如陳寅恪(中國史),是學界罕見的硬骨頭。 其詩云 “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 ,①陳寅恪:《憶故居并序》(1945 年),《陳寅恪詩集附唐筼詩存》,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40 頁。又云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 ,②陳寅恪:《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慶來廣州,承詢近況,賦此答之》(1961 年),《陳寅恪詩集附唐筼詩存》,第119 頁。在1954—1964 年間,他以《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來踐履其為王國維所撰的血色碑銘,最后于 “文革” 期間逝去(1969 年)。 錢不步馮友蘭、郭紹虞、劉大杰之后塵,也未取陳寅恪路子。 他深知若走第一條路,就可能訣別他最想做的那個清高、睿智而博學的 “學術史的錢鍾書” ;若走第二條路,則他又怕痛失借《宋詩選注》來探索 “宋調是如何從唐音的母腹分娩、斷臍而獨立” 之寶貴機緣。 誰也沒想到錢竟走出了 “既尊嚴又不無安全地書寫” ——堪稱 “暗思維” 文體——這第三條路。

具體到《宋詩選注》一案,錢對 “非學術指令” 的兩個 “務必” 玩了點 “太極拳” 或 “迂回術” 。 不是在 “寫什么” 環節規定 “選什么詩入書” 須經集體審核嗎? 錢就刻意將他不看好的詩與看好的詩混搭,一俟過關后,他就在 “注釋-品評” 時自由書寫,對 “不看好的詩” 盡量少注少評甚至不注不評,對其 “看好的詩” 則逸興與奇思俱發,大發古圣時賢之未發,遂使此書成為那年頭鮮見獨樹一幟之經典。 “非學術指令” 不是又在 “怎么寫” 環節規定,須遵循 “反映論” 為哲學指針的蘇聯模式嗎? 錢為此書撰序18000 字含四章,有意在第一章讓 “反映” 這關鍵詞頻頻曝光九次,并巧妙設置四級臺階漸行漸下 “邏輯遞退” ,③參閱夏中義:《反映論與錢鍾書〈宋詩選注〉——辭別蘇聯理論模式的第三種方式》,《文藝研究》2016 年第11 期。悄悄消解 “反映” 作為詩性研究方法論之正當性。 這就像表演一出古彩戲法,眼看此書長序乍登臺時身披一襲紅袍,前襟后背皆光閃閃地綴了九個 “反映” 金字,結果從紅袍下變出來的卻是與民國版《談藝錄》理路歸一的詩學專書。 有趣的是,此書1958 年問世后,誰也沒發現錢戲謔了蘇聯理論之權威,只批判錢走了 “形式主義” 老路,這就將錢偕妻逗得樂不可支,私下口占七絕以慶幸。④錢鍾書詩云: “雪老霜新慣自支,歲寒粲粲見冰姿。 暗香疏影無窮意,桃李漫山總不知?！?參閱錢鍾書:《偶見二十六年前為絳所書詩冊,電謝波流,似塵如夢,復書十章》其九(1959 年),《槐聚詩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版,第123 頁。

三、 “暗思維” 文體特征

有了如上 “暗思維” 文體生成之史述,再來界定 “暗思維” 文體之特征有三(實謂述學策略),也就水到渠成。

特征一, “微判斷” 。 判斷,本是學者對其學術對象的 “價值-思辨” 裁決,而結論則是對此裁決的終端呈示。 故學界常將結論視為著者裁決的最后定型。 這是學界歷來通行的規則,但當語境遽變, “寫什么” “怎么寫” 已不讓獨自選擇;相反,另種主流卻誘迫你舍棄嫻熟的學術對象及方法,這就令錢碰上一個難題。 但錢孤傲而狡慧,當他不想割舍寫《宋詩選注》,又不愿獨尊反映論時,就發明了 “微判斷” 。 “微判斷” ,不是擱淺判斷,更不是違心地收起內在維度,而只是不將內心所執著的密碼說得旗鼓喧天,既不徑直表白 “是” ,也不吐露 “不” ,乍看撲朔迷離,實是會神凝思,精心鋪墊后路,一步步 “合邏輯” 地告辭反映論,竟像金蟬脫殼得神不知鬼不覺,誰也看不破。

特征二, “隱理據” 。 若回到 “思想史” ,《宋詩選注》如此 “去反映論” 不啻 “藝高膽大” 。因為那年頭未見第二人能這般纏斗蘇聯方法論且 “虎口余生” 。 當然,若是1957 年前,錢未必會把此書的 “暗思維” 辨識為 “思想” ,其動機更在于他作為純正學人,尚能守住從學涯中汲得的專業尊嚴,羞于將此繳給那個架勢唬人、學理粗硬的思辨法則。 錢那年頭投射在 “思想史” 背景的奇倔造型,未必屬自覺為之,毋寧說是時勢無意賦予他的。 準確地說,是反映論突然被追捧為權威方法論后,錢對反映論的機智回避,才可能在后世被追謚為極具公共性的奇跡。 上溯錢的個人學術史不難發現,促使錢 “去反映論” 的三條知識學理據,在1949 年前便已積學凝思了。①錢鍾書賴以 “去反映論” 的三個知識學理據,依次為:形式論詩學、 “非時代造因” 論、 “詩分唐宋” 論。 依次參閱錢鍾書:《中國文學小史序論》(1933 年),《寫在人生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第102-103 頁;錢鍾書:《旁觀者》(1933 年),《寫在人生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第281-282 頁;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第1-2 頁。秘訣在于,這是錢的述學策略,而著意 “隱理據” 。 這就意味著,若著眼于純知識學,智者能看出這些理據,皆會對反映論說 “不” ;但錢則理智地不對反映論直接說 “不” 。 錢審察現實的眼光特別深邃,在20 世紀80 年代尚且如此,也就遑論1957 年。

特征三, “側闡釋” 。 這是錢的 “腦洞大開” ,他竟這般 “述學” :他所以未將《宋詩選注》寫成宋史的反映,卻寫了宋詩何以成其宋詩的那個藝術演化譜系,是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延安講話》)的啟發下,才得以奏效。 1942 年《延安講話》的原意是宣示文學界要分清 “源” 不同于 “流” ,只有人民生活才是創作的 “唯一源泉” , “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②錢鍾書:《宋詩選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版,第12-13、13-14、19、13 頁?！X受此啟發認為,當宋詩更心儀 “小結裹” (形式、技巧),對藝術方向缺失唐詩式 “大判斷” (風格、意境)時,它其實已陷于 “把‘流’錯認為‘源’的危險” ;其毛病是熱衷 “從古人各種著作里收集自己詩歌的材料與詞句,從古人的詩里孽生出自己的詩來,把書架子與書籍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爾向人生現實居高臨遠地憑欄眺望一番。 內容就愈來愈貧薄,形式也就愈變愈嚴密” 。③錢鍾書:《宋詩選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版,第12-13、13-14、19、13 頁。是 “江西派” 把詩人變成領有 “營業執照” 的盜賊,這 “也可以說是整個舊詩詞的演變里包含的大教訓” 。④錢鍾書:《宋詩選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版,第12-13、13-14、19、13 頁。

大凡智者讀文章,當不忘紙面功夫根在紙背,紙背是底蘊所在。 別看錢板臉數落宋詩(不吝用領袖語錄來裝飾),就輕信錢筆下這樣寫,其心底也這樣想。 錯,這只是錢在當年的特殊表達而已。 其動機恐正相反,即錢當年怕比任何時候都更想說宋詩犯了毛著所謂 “把末流當作本源”⑤錢鍾書:《宋詩選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年版,第12-13、13-14、19、13 頁。的錯,這樣,錢就能 “將錯就錯” ,漂流到那條形式論河道里如魚得水地談藝,說他1942 年《談藝錄》遠未說夠、到1979 年版《管錐編》仍在纏綿的詩學絮語。 此即 “側闡釋” :面對毛著,錢不從正面弘揚 “要義” ,卻別有心機地從側面對 “非要義” 作延伸和闡釋。

《管錐編》后來還真說過 “斷章取義” 有正當性,說 “‘斷章’乃古人慣為之事,經籍中習見。皆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 , “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 ,其界限在于,要分清 “性理之學” 非 “考據之學” , “不得混為一談也” 。⑥錢鍾書:《管錐編》卷一,第224-225 頁。若不屬 “考據之學” ,另當別論。 這是錢為其 “暗思維” 作姍姍來遲的辯護嗎? 錢真的太聰明了。 他也不怕說自己 “聰明” ,在1988 年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便坦承: “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雹馘X鍾書:《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1988 年),《宋詩選注》,第479 頁。所謂 “側闡釋” ,當數其 “別出心裁” 之三。 另兩個 “別出心裁” ,則指 “微判斷” 與 “隱理據” 。 如此,《宋詩選注》 “暗思維” 又怎會不 “暗” ?

行文至此,再來說所以將《宋詩選注》應對 “受言” 背景的述學文體冠名為 “暗思維” ,也就瓜熟蒂落。 “暗思維” 的提出,是受惠于 “暗物質” (darkmatter)概念的啟發。 “暗物質” 研究對宇宙學論域的引誘力有多大, “暗思維” 研究對錢鍾書學案的誘惑力也就有多大。 這不僅因為若未能在錢學領域指出 “暗思維” 現象,就不能從正面闡明錢的 “暗思維” 是什么,那么,錢作為大學者是否屬 “思想家” 這一論題也就形同無根;更重要的是,藏在錢學背后若干頗具公共性的重大命題(比如當代語境能否產生大師級 “思想家” ? 進而, “思想家” 在給定困境究竟怎么言說,才可以做到既守住尊嚴又不失生存智慧?),也很可能因錯過這一極難得的 “暗思維” 文體范例,而使學界永遠不識當代思想竟還埋著這片幽邃的深刻。

這般追思 “暗思維” 文體之歷史生成,恐會引人省思以往對 “學思取向-論述文體” 關系之流行說法未免粗糙。 此說法大體沿襲主流教材 “內容決定形式” 之公式,即把 “學思取向-論述文體” 之關系,簡化為有怎樣的 “學思取向” (內容)勢必有怎樣的 “論述文體” (形式)。 然作為學術史繞不過的 “暗思維” 文體現象,卻在此幽幽發問:就 “學思取向” 而言,《宋詩選注》實與錢青年時的《談藝錄》皆屬 “古典詩學今釋” 一脈,為何《談藝錄》無需像《宋詩選注》非拈一 “暗思維” 文體不可呢? 可鑒 “學思取向” 并未在絕對意義上決定其 “論述文體” 究竟謂何,在此案中最起作用的,恐取決于 “是誰” 遭逢 “何種歷史境遇” ,又準備 “寫什么” 及 “怎么寫” 。 正是在此語境,可謂 “暗思維” 文體之歷史生成,的確只有錢這位圣徒般 “吾甘殉學” 、②錢鍾書詩云: “吾徒甘殉學?！?參閱錢鍾書:《傷張蔭麟》(1942 年),《槐聚詩存》,第82 頁。哲賢般 “貴身” “尚譽”③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516、519 頁。的曠世智者。 當他體認其 “學思取向” 與 “受言” 城墻的 “不對稱” 抗衡后,才可能從極幽邃、將隨時塌陷的歷史斷層之縫隙中,擠壓出 “暗思維” 文體,故謂血鉆般珍稀。 故亦可謂 “暗思維” 文體是為思想史 “立言” ,來暗纏 “思想史” 之 “受言” 的智慧文體。

析疑三,《管錐編》怎樣應對 “受言” 背景?

由《宋詩選注》 “微判斷” “隱理據” “側闡釋” 諸特征所演示的 “暗思維” 文體,能否稱白話版 “春秋筆法” ? 或許在錢心中,事情正近乎此。 因為《管錐編》后也確曾引言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 ,這是一項高風險選擇,故即使圣賢也講 “周身之防” , “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 。④錢鍾書:《管錐編》卷一,第161 頁。一個 “微” 字,一個 “隱” 字,恰與《宋詩選注》的 “微判斷” “隱理據” 成古今互證。

以《宋詩選注》為參照,《管錐編》 “暗思維” 似乎更 “暗” ,緣由有三。 一是《宋詩選注》再隱晦,終究訴諸白話;《管錐編》則用文言。 習慣讀白話的人撞上文言著述像啃外文書。 二是《宋詩選注》 “暗思維” 主要聚焦于此書序(論),1958 年初版是繁體豎排,計30 頁,不足1.8萬字;然《管錐編》 “暗思維” 活像國寶名瓷碎片散落在繁體橫排五卷本(1994 年新版第五冊屬增訂),計1835 頁,約136 萬字。 這便似大海撈針,僥幸覓得數枚,也形同散錢失串,難判價值之虛實。 三是《宋詩選注》 “暗思維” 旨在 “去反映論” ,這若置于常規語境只具專業性,是 “獨尊反映論” 背景才讓《宋詩選注》的專業性被 “轉換” 和 “注入” 了公共性;但《管錐編》 “暗思維” 的公共性不是被 “轉換” 和 “注入” 的。 但也因為《管錐編》 “暗思維” 的公共性頗具沖擊力,故錢在述學策略上會更傾心 “春秋筆法” : “甚幽而明,無傳而著?！雹馘X鍾書:《管錐編》卷一,第161、50、168 頁。意謂《管錐編》 “暗思維” 所以 “幽” 黯得令讀者無計領略,是因為錢太 “明” 白其公共性對既定語境屬于異數,以致寫得迂曲隱晦,甚難傳播,也未尚可惜。

積讀錢近四十年心得,筆者愿說《管錐編》對學術-思想史的不朽貢獻至少有二。 其一,將其《中國文學小史序論》(1933 年)已啟動、《談藝錄》(1948 年)已奠基的 “古典詩學今釋” ,至《管錐編》(1979 年)已提升到足以自成一體的現代學術高度。 此即通過闡釋,那串古詞從 “能文” 至 “修詞” ,至 “才學識” ,至 “神韻” ,至 “格調” ,至 “探本” ,而層層疊起從 “詩性本位說” ,至 “詩語分子學” ,至 “詩人修養論” ,至 “詩貴清遠論” ,至 “詩分唐宋說” ,至 “詩品倫理學” 。 這一整套既彌滿國粹要義,又閃耀現代學理之光的詩學建筑系統,②依次參閱夏中義《釋 “能文” :錢鍾書的詩性本位論—— “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 之范例》(《南方文壇》2021 年第2期),《釋 “修詞” :錢鍾書的詩語分子學——從余英時評議〈管錐編〉談起》(《文藝爭鳴》2020 年第10 期),《釋 “才、學、識” :錢鍾書的詩人修養論——對〈滄浪詩話〉 “照著說” 與 “接著說”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5 期),《釋 “神韻” :錢鍾書的詩貴清遠說——古典今釋的地緣語境》(《文藝理論研究》2022 年第3 期),《釋 “格調” :錢鍾書的詩分唐宋說——批評史與詩學的 “名實之辨” 》(《東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 期),《釋 “探本” :錢鍾書的詩品倫理學—— “批本隨園詩話” 現代版》(《河北學刊》2023 年第1 期)?？胺Q “前無古人,后難來者” 。 其二,將《宋詩選注》所郁積的、關于知識者如何 “賢而諧” 地處世(有別于陳寅恪 “賢而拙” )之刻骨體悟(積淀為 “暗思維” 文體),讓《管錐編》從中提煉出一條有涉 “當世學人倫理” 的內在理路,擬稱之為 “倫理學鏈” 。 其邏輯構成分三段,從A “為何說” 到B “怎么說” 、C “說何果” 。 每段又由相關環節依次銜接而成:A “為何說” 含四環(自A1 “圣人不仁” ,③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417、516-519、465、456、568、449 頁。至A2 “貴身尚譽” ,④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417、516-519、465、456、568、449 頁。至A3 “不安于陋” ,⑤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417、516-519、465、456、568、449 頁。至A4 “發憤著書”⑥錢鍾書:《管錐編》卷三,第937 頁。),B “怎么說” 含三環(自B1 “屈以求伸” ,⑦錢鍾書:《管錐編》卷一,第161、50、168 頁。至B2 “不言之言” ,⑧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417、516-519、465、456、568、449 頁。至B3 “鱉咳”⑨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417、516-519、465、456、568、449 頁。),C “說何果” 含三環(自C1 “待熟” ,⑩錢鍾書:《管錐編》卷一,第161、50、168 頁。至C2 “不怪所怪” ,?錢鍾書:《管錐編》卷四,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1238 頁。至C3 “大音希聲”?錢鍾書:《管錐編》卷二,第417、516-519、465、456、568、449 頁。)。 筆者曾撰文詳述 “倫理學鏈” 各環節,?夏中義:《論錢鍾書學案的 “暗思想” ——打通〈宋詩選注〉與〈管錐編〉的價值親緣》,《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1 期。此處不贅。

結 語

有耐心將本文讀到尾聲的同人,怕已不再糾纏錢的 “暗思維” 文體若與 “畢達哥拉斯文體” 相比,彼此異同究竟何謂。 簡言之,若就 “融詩性于思辨” 即去 “教材式” 書寫之呆板無趣而言,此當謂錢與 “畢達哥拉斯” 皆認同的大方向;然若就 “暗思維” 文體所沉積的歷史凝重感及其著者為此而承擔的道義圣潔感而言, “畢達哥拉斯” 恐未準備好飾此角色。 于是, “畢達哥拉斯文體” 話題之不絕于耳,其根由與其說來自對古希臘精神遺跡的 “考古” 新發現,毋寧說源于有識者對晚近七十年文論 “教材式” 書寫之無趣,卻又見怪不怪之怪癖的不平之鳴。 這無意中給人如下提醒:若同人索性轉換其愛琴海視角,而去實地考察《管錐編》文體與 “教材式” 書寫之間不無歷史感的 “內在緊張” ,這能否成為 “當世述學文體” 研究的又一新視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