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強國背景下法學期刊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劉艷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政法論壇》 主編)

法治興則民族興,法治強則國家強。一個現代化國家必然是一個法治化國家,一個現代化強國必然是一個法治化強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必須樹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強國的奮斗目標,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為中國式現代化筑牢法治之基,提供堅強的法治保障。而法學期刊在加強法學研究、推進法治建設中承擔著重要角色,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關鍵支撐作用。尤其對于高品質的頂尖法學學術期刊而言,應當秉持以學術為使命的辦刊理念,使法學期刊成為法學學術發展的重要創新平臺和引領法學學術前沿的重要學術高地。2021 年5 月9 日,習近平總書記給《文史哲》 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重要回信,〔1〕參見《習近平給〈文史哲〉 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載《人民日報》 2021 年5 月11 日,第1 版。對于哲學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路徑,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同時也為法學學術期刊的繁榮發展與守好法學學術理論陣地,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2 年10 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論斷,并首次對“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出專門論述、專章部署,〔2〕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 年10 月16 日)》,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40 頁。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矢志不渝推進法治強國建設的堅定決心,進一步指明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前進方向。在此背景下,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和黨的二十大精神,著力推進法學期刊高質量發展,更好發揮法學期刊對法治強國建設的重要作用,無疑已經成為法學學術期刊界必須認真思考的重大時代課題。

一、法學期刊應加快構建中國法學三大體系,以法治理論研究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法治強國需要法治理論研究為基礎和助推器。法學期刊作為學術研究的主陣地,應該通過加快構建中國法學三大體系,為國家法治事業發展貢獻學術智識,為世界法治文明發展貢獻中國方案。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培育壯大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同上注,第43-44 頁。法治中國的建設離不開法學三大體系的建設,而在中國法治體系建設過程中,法學學術期刊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一重要作用就體現在,法學學術期刊一直在推進構建中國法學三大體系。法學作為最古老的學科之一,如何構建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關系到我國法學理論的長遠發展,也關系到如何成為彰顯法學理論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門面擔當。在法學學科體系方面,傳統學科與新興學科日益交叉發展,盡管收獲了一批代表性的學術成果,但是學科交叉的“有形無實”與“碎片化”問題突出,亟待從學術戰略高度進行頂層設計。在法學學術體系方面,“言必稱西方”的法學理論有所改觀,但是原創性與洞見性的中國特色法學理論尚未實現“質與量”的飛躍。在法學話語體系方面,我們的學術聲音還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需要擴大中國法學期刊的國際知名度和增強中國法學理論的普遍接受力。對此,法學期刊要承擔學術責任、堅守學術情懷、貢獻學術力量,努力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

在中國法學三大體系構建的基礎上,法學期刊應進一步站在時代變革的前沿,扎根中國大地,引領學界深刻破解時代之問、中國之問,推動加強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基本理論、基本政策和基本方略的學術化闡釋、學理化研究和體系化構建。以法學學術體系為例,從學術體系的知識脈絡、理論基礎、方法支撐等方面,可以將法學學術體系分為實定法體系、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參見周佑勇:《中國行政法學學術體系的構造》,載《中國社會科學》 2022 年第5 期,第104 頁。法學期刊在繁榮中國法學學術體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加強對實體法體系的基本范疇、原創性理論命題、新興交叉性研究方法等選題的資源投入,不斷推動和引領中國法學學術體系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給《文史哲》 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重要回信,把哲學社會科學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提到新高度,對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提出新要求,對辦好學術期刊提出新期待。作為新時代的法學期刊,應該肩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使命,不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的歷史初心,銘記“繁榮中國學術、傳播中國思想、厚植法治信念”的堅定決心。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形成中國法學理論,弘揚中國法治精神,傳播中國法治文化,凝聚中國法治力量,助推法治中國建設。

面對新形勢新思想新要求,為了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現代化法治強國的政治使命,法學學術期刊應該將政治標準作為首要的評價標準。對此,迫切需要堅持法學學術期刊發展的政治領導,堅定法學學術期刊發展的政治立場,把握法學學術期刊發展的政治方向,體現法學學術期刊發展的政治意義。在百年大黨的歷史征程中,我們黨帶領人民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改寫了中國理論的學術圖譜與發展進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薄?〕習近平:《習近平著作選讀》 (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第161 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法治思想既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集中體現。為了建設和發展好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尤其是法學學術期刊,必須鞏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必須堅定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法學期刊發展過程中的方向指南。法學學術期刊的編者和作者都應該具備過硬的政治素養和政治能力,自覺將習近平法治思想貫徹到法學編輯和研究過程中,推動黨的法治創新理論與重要方針政策進論文進著作,形成政治自覺、理論自覺與方法自覺。習近平法治思想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在法治領域的理論創新,要把研究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法學研究的重要任務,形成系統性、科學性與學理性的研究成果,為堅持和發展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貢獻學術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薄?〕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 年10 月15 日)》,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22 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靈魂,法學學術期刊要成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高端平臺和主流窗口。在多元分化的現代社會,文化多樣、主體多元、結構復雜、利益交織,各種價值理念與倫理觀念都彼此差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凝聚“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是社會主義道德價值觀念的高度凝練,是我國人民群眾達成的憲法價值共識。如何理解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法學學術期刊要積極承擔政治任務。要深入闡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結構體系與價值內涵,形成豐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論體系與學術話語。法學學術期刊要成為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先鋒隊和主力軍,在共同價值的引領下,增強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法治信仰,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核心價值,彰顯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

為了更好地推動期刊的高質量發展,發揮期刊意識形態陣地和理論創新引領的作用,2012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啟動實施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計劃。迄今為止的十余年間,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法學期刊,不僅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的資助下提高了辦刊能力,更是在其指導下提高了政治站位和理論水平,為加快構建中國法學三大體系,以法學學術研究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出了應有貢獻。

二、法學期刊應站在法學理論前沿加強原創性研究,推動中國法學學派的形成

法學期刊應站在法學理論的前沿,堅持學術創新,激發學術爭鳴,引領學界致力于論辯以法理思維、創新于學理提升,深入加強法學基礎理論的再反思與再批判,通過原創性研究推動法學理論的不斷創新發展,逐漸形成中國學派。

原創能力是哲學社會科學的核心競爭力,開拓創新、銳意進取是繁榮學術研究、辦好學術刊物的核心生命力和重要價值標準。法學學術期刊發展的關鍵就在于,不斷追求優質法學理論,打造精品學術成果。然后,提出中國法學的學術命題,創造中國法學的學術思想,形成中國特色法學理論體系,總結中國法學的學術觀點,完善中國法學的學術標準。在此基礎上,掌握中國法學的學術話語,融入國際法學學術舞臺,使頂尖法學期刊成為世界了解中國法學學術的重要窗口,提升中國法學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

原創性源于獨立的判斷力與相互的論辯力,多樣性與差異性的理論才更有旺盛的生命力。在理論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對基礎性的法學理論命題進行檢驗,只有撥開理論法學的層層迷霧,方能凸顯法學追求理性與科學的本性。法學期刊需要針對法學基本理論、基本問題和基本概念進行不斷反思與創新認識,只有形成百家齊放的學術盛況,才能真正型塑中國法學的理論品格。以刑法學為例,在積極刑法觀與消極刑法觀的刑法基本立場之間,在法益侵害與社會危險性的犯罪本質論之間,在三階層與四要件的犯罪構成論之間,在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的刑法解釋論之間,在教義法學與政法法學、社科法學的學派較量之間,都需要理論研究者對這些基礎性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以達致理論上的成熟形態與智識上的思想沉淀。法學期刊編者與作者都應該重新審視當下中國刑法學的基本格局,隨時反省法學研究過程中的偏差和問題,審慎考量未來中國刑法學究竟向何處去的方向抉擇。如果機成之時,中國法學流派或許會迎來一個塵埃落定的路口。

學術研究是否能夠輕易顛覆舊理論與提出新理論,需要通過反復的學術檢驗,在對話與論戰中,相互質疑、批判、褒揚、激勵。否則可能就會被表象迷暈頭腦。比如,當下人工智能法學研究空前繁盛,“泛人工智能化”研究產生了大量學術泡沫。其實,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并未對法律基礎理論、法學基本教義提出挑戰,受到影響的只是如何將傳統知識適用于新型場域。法學學術研究應該避免盲目跟風,走出對人工智能的過度崇拜,回歸學術研究的理性軌道。

只有各種法學理論之間出現相互詰難、相互批判、敢于挑戰權威的情形,才可能形成新的思維沖擊力與價值碰撞點,學術的精神生活才不會貧瘠,法治文明才會進步。在學術爭鳴過程中,舊理論的同情者與捍衛者會想方設法回應批評,并且盡可能地去改善和發展固有的理論;舊理論的批判者和反對者也會利用一切學術資源,來揭示傳統理論的問題和缺陷,并開拓出新的思維空間,去構設和證成新的學術觀點,提出創造性的理論命題。例如,在法學研究方法的定性分析方面,涉及諸多本源性的理論爭議,如法學研究方法是否有優劣之分、法學研究方法是否應獨立于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以及法學研究方法在本質上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參見胡玉鴻:《圍繞法學研究方法的理論爭議及其辨析》,載《政法論壇》 2023 年第3 期,第3 頁。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法學期刊提供寬廣的學術平臺支撐,保障各種理論爭議得以進入學術視野,才能夠推動達成理論共識,進而提出更加原創性的理論命題。在百家爭鳴的學術交互過程中,學術理論就可以不斷繁榮和進步,也能夠產出更多充滿學理深度和學術厚度的標志性研究成果,經年久月就形成了中國學派。

學術創新也要以真實的問題為方向導引,法學期刊應該致力于推動研究法治中國建設之真正理論問題。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學術理念,融通各種理論資源與方法工具,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與方法創新,創造能夠代表中國法學發展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立足優良的制度條件和學術環境,法學期刊要深切關注法治中國建設的時代難題與發展瓶頸。例如,在數字社會兵臨城下的時代背景下,對于數字法治的學術理論命題,傳統的法律解釋框架無法提供全方位的招架之力。數字政府、數字平臺與數字公民在數字法治發展進程中已經開始突破公私二元的對立框架,亟待建構公私合作的法秩序結構與跨部門法的法解釋理論。尤其是個人信息保護法作為一個領域法,需要一種整體性的法學研究理論出場,既包括刑民交叉理論,又包括刑行交叉理論,甚至是憲法與部門法的融貫理論。

三、學術期刊應立足法治實踐前沿研究新型法律問題,推動中國法治實踐的發展

法學期刊應站在法治實踐的前沿,堅持問題意識,引領學界致力于探尋和解決法治中國建設存在的現實問題,綜合運用政法法學、教義法學、社科法學等多種研究范式,進行歷史比較、域外比較,運用跨學科、跨領域、跨部門等多種研究方法探討經濟社會發展中不斷出現的新型法律問題,推動中國法治實踐的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同前注〔2〕,習近平書,第18-19 頁。理論是實踐之樹盛開的花朵,法學理論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科學系統地回應時代發展進程中的重大社會實踐問題,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理論方案和學術支撐。法學學術期刊的使命就在于,努力提升法學學術期刊文章質量,展示高水平法學學術成果,更好地回應“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等一系列重大課題。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法學研究要緊扣時代發展脈搏,服務國家法治需求。法學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的重要表達載體,具有鮮明的公益屬性和社會價值。鐵肩擔道義,高品質的頂尖法學學術期刊更應該充當“思想之府庫,策略之機樞”。以基礎理論研究帶動應用對策研究,將應用對策研究與法治實踐問題有機結合,實現法學理論成果的可操作性轉化,推動黨和國家的法治事業發展。一方面,緊密圍繞國家大政方針和社會普遍關切,策劃具有重大現實指導意義的選題,積極關注和回應重大現實問題。特別是把學術研究重點集中在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上來,對中國道路的探索上來,對中國經驗的總結上來,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提供強有力的法治智力支持,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另一方面,立足中國深厚的法治實踐土壤,發掘中國本土法學學術資源,傳承中國法學文化,解決中國法治實踐中的迫切性、重要性和關鍵性問題,服務法治中國建設的客觀需求。而且要積極培育源自本土的理論話語,為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法學理論提供優質平臺,促進高水平法學研究成果的創造性轉化,切實擔負起弘揚法治理念、推動法治進程、凝聚法治共識的社會責任。

法學屬于一門“應用科學”,以理論科學為其基礎,透過法律的應用,以實踐法律之目的。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下中國的社會思潮、技術革新和制度發展突飛猛進,治國理政的風險挑戰、矛盾分歧、困難阻礙也前所未有。法學是解決問題的良藥,社會亟待法學學術期刊的積極引領與法治理念的科學有效指導。一方面,法學學術期刊要做法治實踐發展的望遠鏡,具備全局性和整體性的發展眼光,做好大數據動態預測,為時代發展指引方向,為國家決策部署建言獻策。法學學術期刊要關注法治中國建設中對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制約因素,檢視法治的疏漏與分歧,闡釋法治的精神要義,傳播法律的善治思想。法學研究要看好導航圖,反映法治建設的新進展,謀劃法治發展的新藍圖。事物發展的規律是將理論和實踐深度融合,理論裝備先行,實踐行動緊跟其后。新一輪科技革命在深刻的改變世界,需要先進的法學理論來調整數字技術與公民權利的關系,來規制技術風險與填補數字鴻溝。另一方面,法學學術期刊也要充當法治實踐問題的顯微鏡,針對個性化和具象化問題,詳細闡釋中國法治發展進程中的歷史經驗教訓和域外法治革新路徑中的優良慣習資源。通過小數據精準畫像,以庖丁解牛的專業精神,解剖細察法治案件內在的紋理和血脈,鍛造法律工匠的學術品格。以精細的法教義學原理和技術為理論支撐點,將立法執法司法實踐中的法治困境問題作為研究分析對象,在條分縷析地解構具體問題的基礎上,建構法治基本理論方案,更好地指導和推動法治實踐的發展。在整個過程中,通過法律解釋搭建起規范與事實之間的溝通橋梁,將抽象的法律理念轉化到具體的法律規范、社會背景事實和案件事實的運用中,將具體的實踐問題上升為抽象的理論命題。最終實現將理論成果應用于實踐問題,將學術論文寫在法治實踐的大地上。

總之,在法治強國的新時代背景之下,法學學術期刊應該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推動法學期刊的高質量發展,引領學術創新,推動和完善中國特色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以法學學術繁榮助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為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提供全方位的理論支撐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