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思維的性質及其在領導決策中的作用

吳建偉

(河南大學 生命科學學院, 河南 開封 475000)

戰略思維作為一種前瞻性、全局性思維,在領導決策行為中發揮著重要的選擇與定位作用。從宏觀層面來看,領導者在關鍵時刻能否把握發展大勢,做出適宜的選擇決定著組織未來方向,決定著組織能否重新定位自身來應對新的風險與挑戰;從微觀層面看,領導者做出最優決策與價值研判,不僅有利于領導力的彰顯,而且也能實現“有機團結”[1],即從個體自由發展與分工合作出發而形成共同體,通過這種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實現組織與個人目標。面對數字技術變革引發的新發展階段與新治理格局,領導者更需要擁有戰略思維,在有限理性前提下,借助經驗、知識的累積,依托智能數字技術輔助來做出滿意決策。

一、戰略思維的演進與延展

戰略原本特指軍事戰略。我國古代的孫武于公元前360年所著的《孫子兵法》一書中提到“戰略”思想,西方古希臘時期的“戰略”一詞源于戰役、謀略,主要是指揮軍隊的科學與藝術。關于戰略的內涵與外延,西方目前有幾種比較流行的觀點:1969年,杰克·特勞特提出了戰略即定位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邁克爾·波特提出戰略是核心競爭優勢?？蛘J為戰略是選擇模式或計劃,運用一種整體性機制把組織的目的、政策與活動等按順序進行有機結合。亨利·明茨伯格認為成功的戰略形成于綜合過程中,具有遠見且呈現非連續性變革特征[2]。20世紀90年代,彼得·圣吉從戰略規劃是學習的過程這一概念出發,認為戰略是通過學習型組織的建構,進而實現員工與組織的共同愿景。故而,戰略是選擇聚焦與價值定位,是調動資源進行最優化配置的一種手段。戰略是做正確的事,指涉的多是與領導把控方向相關的一些根本性原則。

思維是人類認知與改造世界的本質性活動,在發現規律與創新發展中發揮著引領和指導價值?；诖?思維被譽為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3]。戰略思維最初多指對戰爭全局方略的謀劃與掌控,由于其能提升領導者統攬全局的預判力,增強見微知著的洞察力,形塑新的關鍵選擇與價值定位,戰略思維的應用范圍逐漸延展到政治運作、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等領域。在政治、經濟領域,戰略思維較多體現在國家的政策、方針與路線,體現在行動指南、指導性計劃以及行政命令。例如,我國從“一五”到“十四五”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其方式從計劃到規劃,從指令到指導,體現的是前瞻性、系統性和動態性的思維模式,也是一種特殊的治理方式。西方國家目前正在進行的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工業4.0規劃等,也是基于宏觀大戰略考慮,從政治安全、經濟發展與科技競爭等領域來爭奪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權。在社會治理領域,無論是理論層面的意識形態工作,還是實踐層面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都要運用戰略思維進行整體布局,進行體系化、系統化的整合協同。

二、戰略思維的性質與作用

戰略思維作為思維概念內涵的擴充與延伸,具有全局性、長期性、穩定性、指導性與應變性等特性。但重點來看,前瞻性、全局性、系統性與創新性尤為重要。其一,前瞻性在于通過對思維規律的把握,敏銳捕捉事物發展態勢,提前研判未來發展走向,制定相應的可操作性措施,體現的是現實任務與戰略目標的統一。其二,全局性在于對事物發展的各方面、各階段都能有所考慮,能抓住主要矛盾與關鍵環節,體現的是抓主要矛盾意識。其三,系統性是要從整體上把握各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優化配置資源形成合力。其四,創新性是能夠在復雜巨系統中勇于突破和發展,實現新的質變與飛躍。因此,戰略思維具有自身的運行發展邏輯。由于決策本身是不斷找尋最優解的過程,是需要持續創新的過程,因此,戰略思維的運行邏輯與決策行為的內在邏輯具有一致性。簡言之,戰略思維是辯證思維,是從兩點論與重點論看待問題的思維方式;也是底線思維,是立足于新的決策科學發展階段,構建新決策格局的思維方式。

戰略思維的選擇作用。從選擇方面來看,在改造主客觀世界過程中,人們總會在戰略思維指導下,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設計、預判與取舍等抉擇性活動。就領導決策而言,決策的科學性體現在專家政治的參與,決策的民主性主要是多元化參與。但這兩種方式也需要甄別與比較:其一,當決策者過度依賴專家政治時,專家為了提高自身政策建議的專業化與理性化程度,就會形成政治——技術聯盟的體制化運作方式。這樣,原本依靠經驗、知識與智慧的選擇與定位行為,就會被技術奴役與控制。由此,技術在客觀上會造成專業化與非專業化之分,形成技術冰冷。尤其是數字技術的應用,更會形成數字鴻溝。其二,當決策過度迷戀民主參與,則會形成民粹主義,即廣大民眾的眾意逐漸占為主導。決策者為了迎合這些大眾的意愿,不斷讓步與妥協,讓眾意置換了公意。最終使情感戰勝了理性。但這樣的個體理性表達,往往會造成集體非理性,“群氓行為”與“烏合之眾”就是典型例證。這就需要領導者進行方向的選擇與把握。

戰略思維的定位作用。從定位方面來看,決策是貫穿整個領導過程的重要環節,決策能力的高低也凸顯領導能力的優劣?？梢院敛豢鋸埖卣f,領導決策職能與決策行為是領導工作的焦點與中心。關于決策模型、類型與方式,管理學意義上的學理化表達種類頗多,但綜合而言,規范、科學是前提,依法、有效是保障,多元參與、民主協商是主要方式。決策的定位,需要顯現時代性與有效性。這就在于領導者能夠在戰略思維定位下,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富于創新激情。這樣,領導者就能克服本領恐慌與能力不足問題[4]。決策是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活動中,面對未來實踐的方向、目標、途徑與方法等所作出的判斷與抉擇。因此,決策只有在戰略思維定位下,才能具有前瞻性與系統性,才不會出現方向性錯誤與碎片化形態。

三、戰略思維在領導決策中的效用表現

戰略思維在領導決策中的顯著作用,主要體現在管理效能的提升,決策的科學性與時效性方面。而這三方面同時也能反映領導者的前瞻性、系統性與創新性思維。也就是說,戰略思維賦能了領導力的提升,領導力的凸顯也豐富填充了戰略思維的應用場景。

(一)有利于提升管理效能

赫伯特·西蒙曾認為“管理就是決策”[5]。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研究的深入,決策逐漸被認為是在一定的思維模式與心智模式指導下,進行管理理念實踐的一種方式。其一,戰略思維和管理理念是有區別的。前者是做出選擇與重新定位,后者是解決什么與如何解決,這兩者有層次之分?；谝欢ǖ膽B勢考量,如果說是想做些什么,那么就是戰略思維的表現;如果說是如何解決問題,那么體現的就是管理理念。其二,戰略思維能夠克服認知局限。戰略思維是宏觀大勢的把握與分析,是順勢而為的思維創新與心智模式更新。如果我們僅從管理理念出發來解決眼前問題,那是比較危險的。當下,我們正步入以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為代表的“工業4.0”時代,它不僅使人類擺脫體力勞動束縛,甚至要輔助實現腦力勞動解脫。換言之,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算法優化與機器學習,將幫助人類更好地決策與思考,有效提高管理效率。其三,風險社會常態化下[6],戰略思維能減少其所描繪的不利情形發生。人類不能過分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征服[7]。同理,對社會的改造也不能盲目樂觀。技術如同硬幣的兩面:一方面是正外部性,它能提高生產力,有助于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另一方面是負外部性,智能技術的異化與濫用,造成技術冰冷與數字鴻溝。人們會面臨“電車難題”,即基于功利主義角度選擇來犧牲少數人利益,從而實現多數人利益。簡言之,我們要有效克服管理行為中“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困境,提升管理績效。

(二)有利于提升決策科學性

決策是領導行為的起點,也是領導權威與公信力的彰顯。決策正確與否,決定著能否做正確的事。在傳統社會中,我們較多強調經驗決策,即根據個人的有限理性與知識積累,實現西蒙所說的最優決策以及滿意決策。在現代社會中,管理理念與技術手段的成熟,我們更注重依法決策與科學決策,注重決策的理念、程序與實效。在數字轉型過程中,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與云計算等,我們擁有了復雜巨系統下的智慧決策能力,即依靠領導者的經驗與智慧,借助數字技術手段來實現仿真、實時決策,將決策的場景、過程與結果這些在物理世界中需要逐漸演變的過程,映射放置于信息空間與數字空間,實現“數字孿生”情景下的決策。通過這些人工智能輔助決策手段,我們可以提前感知、研判與分析決策所產生的一系列后果,然后通過精準的算法調整與技術控制進行糾偏與改進。這能使決策在程序、規范以及可行性方面有較多的場域和空間。

(三)有利于提升決策時效性

決策時效性主要體現在決策匹配發展形勢,有效達成預期效果與目標?？v觀三次迭代更新的“蒸汽革命”“電氣革命”與“信息革命”,每一次都引發了系統性、顛覆性變革。當一個組織適應變革趨勢,主動通過決策等來調整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往往就能實現較快發展。例如,從國家層面來看,英國成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霸主,美國和德國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中心,而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美國成為唯一的引領與中心。從組織層面來看,資產階級取代封建地主階級,整個社會從屬于資本主義與資本運作的邏輯體系。目前,以人工智能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數字平臺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現。因此,不同時代的變革都會使人類面臨較多治理難題,需要領導者主動進行前瞻性、系統性謀劃,通過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及時解決已經發生和尚未發生的問題。如果領導者沒有前瞻性與系統性的思考與謀劃,那么就會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困境,決策的遲滯、梗阻效應等便會出現,決策的公信力與權威性便會受損,領導力也會受到質疑。

四、數字時代領導決策所需的戰略思維方式

基于常態管理與應急管理需要,領導者需要具備經驗與科學疊加的思維模式。數字社會轉型過程中,基于數據挖掘與智能算法的輔助,領導者更要將經驗、科學及智能技術輔助三者相融合。

(一)數字時代需要融合性的思維方式

數字時代的戰略思維方式要具有融合性,一方面要運用傳統的經驗累積與科學知識,另一方面要借助數字化的智能技術。其一,經驗是在實踐中獲得的知識與技能,多屬于感性思維。這種思維既是感官直覺的,也是內省反思的。經驗是認識的開端,是個性化持久的積累。不同人生閱歷會形成不同的心智模式,這也造就了不同類型的領導風格。但經驗是初級形態的知識成果,容易陷入教條主義。其二,科學知識是在經驗基礎上的概括提煉,是普適化、理論化的系統性知識?？茖W的決策方法可以從決策理念、程序、方法以及反饋調整等方面構建完整流程,有效規避強勢型領導或者說“人治”帶來的負面效應,預防決策失誤,減小決策給組織和個人帶來的損失。其三,數字技術或者智能技術是提升決策效能的有效手段。無論是“沙盤推演”“模擬仿真”還是“數字孿生”等技術,其目的都在于追求決策的實效性與可控性。借助物聯網的智能感知以及數據挖掘基礎上的機器學習等技術,領導者能更好地模擬真實情境來實時動態地跟進決策過程。這樣,才能更好應對社會這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8]。

(二)注重戰略思維的價值理性維度

價值理性體現的是決策所遵循的理念與價值導向。簡言之,決策是為公共利益還是個人利益,是組織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抑或短期的急功近利。其一,決策是管理的方式,也是權力行使的根本。領導者決策的過程也就是通過權力對資源進行權威性的分配,因此,如果理念出現了偏差,就會影響到決策的正義與公平。其二,領導決策的制定與執行,體現的是領導素養與領導能力。如果沒有較好的學習能力和研判能力,那么決策的可行性與信任度就會降低,結果要么是廢止決策,要么是朝令夕改,這有損領導的權威性與公信力。其三,決策在執行與反饋過程中,既需要領導者的強力推動,也需要支持者的貫徹執行。如果決策的價值導向不能符合多數人的心理預期或者決策期待,那么就會造成決策的選擇性執行或者變通性落實,這樣會使決策失去應有的指導與分配功能。因此,戰略思維的價值理性是領導決策應注重的尺度與底線。領導者既要順應大勢,以公共價值和公共利益為標準,以公平正義和長遠發展為基礎。

(三)平衡戰略思維的工具理性維度

工具理性顯現的是方法。方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價值理念引導下,領導決策要貫徹實施,就需要運用一定的技術性措施或者方法。其一,平衡短期措施與長遠策略的關系。為順利通過決策與執行決策,短期有效的措施是必需的,往往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使組織面貌煥然一新。但管理學上有一個定律,即短期急功近利的行為往往會產生長期的惡果。這就需要領導者穩中求進,不斷調適。其二,平衡整體中各要素之間的協同關系。從統治、管理、服務到智能治理,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價值傳遞與壓力傳導,也需要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與動力輸出。換言之,要發揮整體性力量,就要注重各個執行主體或者說行動者的協同和合力應對。其三,平衡守正與創新的關系。守正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經驗主義的保守行為,但從另一層面來看,也是量變的積累,是等待時機的蓄勢待發,是造勢、借勢的策略。創新是有所突破,有所改進,創新可能是某一點上的創新,也可能是某一個領域的革新,這是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是順勢、乘勢的舉措。故此,無論運用哪種方法或手段,我們都要客觀辯證地看待,在平衡中推進,在推進中平衡。

結語

戰略思維是以全局視野來把握事物總體趨勢,著眼于對發展大勢的把握,著力于長周期看待事物發展過程。作為價值追求的一個路徑,戰略思維是客觀辯證地解決問題的一種科學思維方法,是有效達成戰略目標的方法與手段?！坝麘煜轮畡?先審天下之勢”。領導者應該審時度勢,乘勢而上,順勢而為。無論是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還是數字時代,領導者在決策中都應把握和遵循這一科學思維方法,做出重大選擇,明晰發展定位,通過整合、協同的方式,引領組織實現愿景,帶領成員實現個人價值,最終實現社會價值與個人價值的統一。這樣的決策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有效提升領導力,適應不同時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