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詐騙犯罪的治理困境與對策分析

孟 念，丁華宇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刑事司法學院, 鄭州 450046)

網絡詐騙犯罪依托互聯網技術在我國井噴式增長。各種詐騙手段層出不窮,從傳統的交友詐騙、投資詐騙、刷單詐騙等,到如今的人工智能詐騙、釣魚網站詐騙,給國家和人民財產造成嚴重損失。伴隨著科技的進步,網絡犯罪也向產業化、團伙化、精準化方向發展。為打擊網絡詐騙犯罪,我國采取了多種手段綜合治理并取得良好成效,但公安機關在面對鋪天蓋地的網絡犯罪行為時比較被動,往往是在案發后才開始打擊,缺乏有效的預警機制。此外,犯罪技術的迭代升級、取證困難、管轄權混亂等難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網絡犯罪治理體系有效運轉的重要因素,構建高效、順暢的治理機制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網絡詐騙犯罪現狀

近幾年,隨著網絡詐騙犯罪的猖獗,國家不斷出臺相關治理措施。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各級公安機關和社會各界的通力協作,網絡詐騙犯罪治理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020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32.2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6.1萬人,累計挽回損失1876億元。2021年公安機關偵破網絡詐騙案件44.1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69萬人,追繳返還人民群眾被騙資金120億元。2022年全國公安機關破獲網絡詐騙案件46.4萬起,同比上升5%,全國公安機關累計推送預警指令2.4億條。2023年1-5月,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網絡詐騙”為關鍵詞檢索出的裁判文書有510篇。從近幾年數據來看,全國公安機關偵破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呈上升趨勢,對網絡詐騙犯罪的治理取得明顯成效。然而,這些數據同樣說明了我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形勢依然非常嚴峻。

2022年,從全國公安機關公布的具體數據來看,關于詐騙類型,刷單返利詐騙發案率最高,占發案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次分別為網絡貸款詐騙、冒充客服詐騙、虛假投資理財詐騙、冒充公檢法詐騙等。其中虛假投資理財詐騙由于涉及大量資金投入,該類犯罪成為損失金額最大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占全部損失的三分之一左右。還有許多網民通過點擊網站鏈接上當受騙,通過對這些網站來源的分析發現,詐騙網站URL主要源于美國、我國港澳臺地區,占比超過97%。刷單返利、網絡婚戀及交友是詐騙的主要手段。關于受害人特征,受害人趨于年輕化,詐騙分子廣泛撒網,利用年輕人好趨利、易輕信的心理進行詐騙。近年來,由于信息網絡技術的普及,老年被害人占比逐漸升高。關于性別分布,女性被害人占比略高于男性,為56.48%,男性則為43.52%,且男性更多在網絡婚戀、“裸聊”、貸款等情形下受騙,而女性主要在冒充物流客服以及“殺豬盤”等場景下受騙,男女比例呈縮小趨勢。關于受騙地區,廣東占比最高,達35.38%,其次分別為湖南、河南、湖北、江蘇、廣西等,占比依次為8.93%、6.29%、5.39%、4.95%、3.90%。受騙區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區,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農村區域發案比例呈上升趨勢。

由于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和普及,網絡信息得以跨時空、跨地域傳播,電信網絡詐騙套路也緊跟時事、結合熱點,讓人們措手不及。比如2022年上半年,犯罪分子結合時政熱點通過支付寶“集五?！?、冰墩墩代購、冒充公檢法蹭“唐山燒烤打人”熱點、冒充防疫人員進行詐騙,讓人防不勝防?；ヂ摼W的廣泛應用已經使網絡成為詐騙的主要載體。根據公安部公布的數據,通過網絡進行的詐騙活動占比超過80%,傳統的電信詐騙也逐漸向互聯網靠攏。

由于國家各類各級機關的協同合作,網絡詐騙犯罪治理在國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與此同時,犯罪分子正開辟國際市場,他們把眼光放到了歐美以及非洲等地區。此外,隨著國家打擊力度的增強以及公眾防范意識的提高,犯罪分子的詐騙窩點也有轉移趨勢,這些犯罪窩點主要轉移至東南亞地區,如老撾、緬甸、泰國、越南等,詐騙窩點的轉移也給境內公安機關辦案增加了難度。

二、網絡詐騙犯罪的特征

(一)詐騙精準化

詐騙精準化是網絡詐騙犯罪的一個重要特征?；ヂ摼W時代下的公民個人信息一旦泄露,任何組織或個人都能夠輕易獲取。加之網絡上一些非法行業以牟利為目的對公民信息進行買賣,人們對自我隱私的保護意識又比較弱,使得個人信息更容易暴露于大眾視野。犯罪分子通過各種途徑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后,會根據被害人的需求、年齡、職業、收入水平等情況為其“量身定做”詐騙套路。由于信息的準確無誤,犯罪分子比較容易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并以此詐騙被害人財產[1]。與此同時,精準式詐騙也催生了一些黑灰色產業鏈,為犯罪分子實施網絡詐騙犯罪提供支持,這不僅加大了公安機關案件偵辦的難度,也加速了網絡詐騙犯罪的蔓延,給公民財產和信息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二)詐騙方式多樣化

傳統的電信詐騙方法隨著互聯網的發展逐漸消失,新型詐騙方法層出不窮,如利用釣魚網站、冒充客服、電腦入侵、虛假貸款APP、任意號碼等方式進行詐騙?；臃?、層出不窮的詐騙手段使被害人更加容易受騙,比如利用虛假貸款APP結合網絡科技實施犯罪。此類APP在每個被害人的手機上會呈現不同名稱和圖標,讓人誤以為是多個軟件,實則是一個軟件披上了不同的外衣。APP里面的詐騙手段更是令人眼花繚亂、難以辨別真偽,等被害人反應過來,已經身負巨額貸款。又如犯罪分子通過更改手機號碼歸屬地進行詐騙,把歸屬地修改到與被害人相同的城市,冒充公檢法人員或者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行騙。

(三)犯罪團伙化

電信網絡詐騙內部已經形成了犯罪團伙,分工明確,扮演不同角色,發揮不同作用以欺騙受害人。犯罪團伙組織結構嚴密,互相配合,作案流程嚴絲合縫且極具迷惑性,并形成了上級領導下級、下級服從上級的分工模式。團伙內部存在諸多具體部門,例如,首要分子負責領導與決策,其他參與人員被分到不同部門,如話務組、培訓組、維修組、銀行組、洗錢組等。小組相互獨立,各個小組人員可能互不相識,甚至分布在不同區域,團伙成員利用網絡平臺進行聯系溝通,形成一個龐大的犯罪產業鏈[2]。彼唱此和的互相配合,給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造成巨大威脅,也給公安機關辦理案件造成困難。

(四)受害人廣泛化、損失擴大化

網絡詐騙犯罪利用互聯網技術實施,凡是上網的民眾,不論其在何時何地都可能成為受害人,犯罪分子可以實施精準詐騙,也可以發布虛假信息廣泛式詐騙。電信網絡詐騙從臺灣省傳入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并由沿海地區蔓延到內地,至今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均發生大量電信詐騙案件。網絡詐騙區別于傳統詐騙,由于公民財產電子化、虛擬化的特點使得網絡詐騙犯罪所涉及的金額空前增長,便捷化的支付方式使得犯罪分子能夠通過多種支付方式騙取財產,如2022年江蘇“211”特大電信網絡詐騙案,涉案資金高達3億元。

(五)偵破難度困難化

網絡詐騙犯罪利用手機、電腦等通訊設備實施,運用互聯網技術修改IP以及利用虛擬號碼向受害人發送詐騙短信、釣魚網站或者撥打詐騙電話,以編造虛假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的方式使被害人受騙從而交付財物。網絡詐騙犯罪過程短、金額大、跨地域性強、涉及人員不特定,加之被害人報案后所提交的證據多為電子證據,而電子證據又具有易修改、易刪除等特點。公安機關辦案需要廣泛調取證據,有時需要跨地區甚至跨國辦案,因此公安機關辦案困難重重[3]。

三、網絡詐騙犯罪的治理困境及成因

(一)網絡詐騙犯罪的治理困境

1.犯罪手段智能化增加防治難度。網絡詐騙的犯罪手段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成熟而更加智能化、科技化,傳統的詐騙方式多為發短信、打電話等,新型詐騙手段則花樣百出。比如犯罪分子通過盜取QQ、微信等社交賬號冒充親友進行詐騙;通過偽基站、偽裝銀行等金融機構發送欺詐短信;通過搭建購票網站等,誘惑受害人支付購買;還有的犯罪分子制造木馬病毒,侵入受害人電腦、手機等通訊設備,獲取個人信息后進行精準詐騙。特別是近幾年,AI技術逐漸發展成熟,犯罪分子利用AI進行詐騙,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模仿人類行為和語言實施詐騙活動。由于AI技術的智能化、交互性、自主性等特點,能夠輕易取得受害人信任。利用AI技術進行的犯罪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給公眾財產安全造成嚴重威脅。隨著AI技術的進一步成熟,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可能會更加隱蔽。公安機關面對智能化網絡犯罪往往比較被動,這表現在公安機關調查取證難、基層公安任務繁重、各部門配合機制存在缺憾等,諸多困難往往會使偵查部門辦案效率低下,延誤最佳破案時機,使犯罪分子逍遙法外。

2.跨地域犯罪易導致管轄混亂。網絡詐騙團伙利用計算機、手機等通訊設備實施詐騙,線上交流犯罪信息,且犯罪窩點分布在多個地區,甚至涉及多國管轄,這就涉及案件的管轄權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轄,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審判更為適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6條規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生地和犯罪結果發生地,而“犯罪行為發生地”包括用于實施犯罪行為的網絡服務使用的服務器所在地,網絡服務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網絡信息系統及其管理者所在地,以及犯罪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使用的網絡信息系統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時所在地和被害人財產遭受損失地。網絡詐騙犯罪涉及的犯罪人比較多,犯罪嫌疑人往往是跨省跨國分布,這就造成了多個地方的公安機關具有管轄權,各地公安機關由于沒有隸屬關系,在辦案過程中難以形成合力,存在互相推諉現象,導致辦案效率低下。偵破跨國網絡犯罪需要與國外公安部門協調溝通,并且需要跨國取證、抓捕犯罪嫌疑人,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部分國家和地區沒有與中國簽訂司法協定,導致國內公安機關不能對國外犯罪人有效行使管轄權。

3.網絡犯罪取證困難。目前,網絡詐騙犯罪呈團伙化、產業化趨勢,團伙成員各司其職,各部門互相配合,形成一個緊密合作的犯罪鏈條,加大了公安機關辦案難度。首先,由于團伙成員互不認識,公安機關在逮捕少數犯罪人之后,很難獲得其他犯罪人的線索,而犯罪團伙的統一領導者往往是幕后人員,極難調查取證。其次,犯罪分子利用互聯網技術隱藏真實IP地址、虛擬電話號碼,利用網絡社交軟件或者發信息、打電話、釣魚網站等方式實施犯罪,公安機關很難掌握犯罪分子真實身份信息。再次,犯罪分子在騙取資金后往往把資金進行拆分匯入多個銀行賬戶,并且這些賬戶并非犯罪分子用真實身份注冊,多為盜用或購買他人身份信息注冊,公安機關獲取銀行賬戶信息后并不能掌握犯罪人真實信息[4]。最后,網絡犯罪留下的證據多為聊天記錄、通話記錄、匯款信息等,這些證據具有不確定性、容易刪改、不易保存等特點,增加取證難度?？缇撤缸镉捎诠茌牂鄦栴},公安機關難以跨國取證,即便公安機關掌握犯罪分子全部個人信息,也不能及時追究其刑事責任,只能通過勸誡投案、注銷其國內戶口、限制子女入學等措施增加其歸案的可能性。

4.公眾防范意識薄弱。造成公眾防范意識薄弱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公眾個人原因,信息化時代的公民沉溺于享受網絡帶來的便利,忽視了網絡風險,對權威部門發送的防詐短信,制作的防詐視頻等不加重視,忽視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易輕信犯罪分子以至被騙;二是相關部門宣傳不到位,宣傳方式多為單向式輸出,比如發短信、拉條幅等,形式單一,內容陳舊,難以吸引公眾的注意力,甚至有公眾當作垃圾短信刪除,收效甚微[5]。

5.現行刑事立法難以應對?；ヂ摼W改變了傳統的犯罪方式,在面對智能、新穎的犯罪方法時,傳統刑法并不能被有效適用。網絡詐騙犯罪是傳統詐騙與互聯網相結合的產物,傳統刑法理論和刑事立法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不能隨著社會進步及時更新,增加了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責任的難度。在網絡詐騙犯罪中,共犯的認定比較困難,傳統的共同犯罪各犯罪人具有通謀的意思表示,各犯罪人存在意思聯絡,而網絡詐騙中的犯罪人,成員各司其職、互不認識,對他人實施的犯罪活動并不知情,這導致意思聯絡難以認定、共同犯罪不成立[6]。

(二)網絡詐騙犯罪治理困境的成因

1.部門聯動機制缺憾。網絡犯罪的治理靠單個部門難以取得成效,需要多部門聯合社會各界通力合作。部門聯動包括跨行業合作以及跨區(境)合作,聯動缺憾已成為治理網絡詐騙犯罪的一大阻礙[7]。在跨行業合作方面,公安機關與銀行、通信運營商等機構未形成有效合作機制。在實務中,公安機關需要調查受害人賬戶信息、資金流向以及凍結資金等,而銀行的審批流程復雜、程序繁瑣,往往不能及時配合公安機關,延誤辦案時機。通信運營商掌握著全國電信用戶的IP地址、通訊記錄等信息,但在辦案過程中時常不能及時、準確地提供線索,導致公安機關不能準確定位犯罪人,影響辦案效率。犯罪分子依靠互聯網實施詐騙行為,犯罪窩點分布散亂,公安機關需要跨地區甚至跨國辦案,這就涉及多地部門聯動問題。在辦案過程中,各地公安機關由于管轄權問題存在互相推諉、管轄混亂等現象,只能找共同上級解決,延長辦案時間?？鐕搫映绦蚋訌碗s,甚至需要公安部出面協調,若犯罪發生在沒有與我國簽訂跨國司法協定的國家,案件辦理將更加棘手。

2.金融監管存在漏洞。1949年以來,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經歷了起步、過渡、發展、完善、變革等階段。為加強金融監管打擊網絡犯罪,2018年3月,我國設立了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銀保監會成為維護金融穩定、保護公民金融安全的主體。2023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為主的地方金融監管體制,統籌優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設置和力量配備。地方政府不再加掛金融工作局、金融辦公室等牌子。雖然我國銀行監管體制不斷優化完善,但是仍然存在監管漏洞:首先,我國金融監管受行政干涉嚴重,政府長期以來試圖通過行政監管規避金融風險,導致銀行監管缺乏活躍度,容易產生漏洞,滋生犯罪。其次,監管懲罰力度不足,金融違法成本較低。如河南村鎮銀行事件,由于金融監管機構監管不到位造成重大金融事故,然而在案發之后,對相關責任人員的處罰力度也比較輕。最后,我國金融監管人員素質不齊。金融穩定關乎社會穩定,需要專業人員實施,若監管人員專業素質較低,將導致監管體制難以發揮有效作用[8]。

3.犯罪技術迭代升級。犯罪技術迭代升級給公安偵查和司法認定造成很大困難,如爬蟲技術,網絡爬蟲是按照一定規則自動地獲取網絡信息的程序或者腳本,包括通用爬蟲、聚焦爬蟲、增量式爬蟲等。不同爬蟲功能不同,如通用爬蟲,爬行對象從一些種子URL擴充到整個Web;聚焦爬蟲則可以將目標限定在特定網頁,查詢該特定網頁相關數據資源;增量式爬蟲可以對已下載的網頁進行增量式更新[9]。爬蟲技術可以創造很多重要價值,幫助企業和科研人員搜集海量數據,而犯罪分子也會利用此項技術獲取大量商業秘密、個人信息等。利用爬蟲技術實施違法行為往往不留痕跡,公安機關偵查取證困難。除了網絡爬蟲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新型犯罪技術,如“GSM嗅探設備”,該設備可以獲取附近一公里內的手機號碼以及短信內容,犯罪分子利用相關技術截取被害人手機號碼和短信,然后利用手機號碼在支付寶、淘寶、京東等APP嘗試登錄,最后再利用截取技術盜得網站發送至被害人手機上的驗證碼,順利登錄被害人的賬戶并獲取被害人財產。這些新型網絡犯罪技術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智能化,普通公眾難以預防,監管部門難以預測,已經成為網絡犯罪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

4.專業辦案資源不足。專業辦案資源不足包括治理主體單一、偵查技術落后、技術人員短缺三個方面。首先,公安機關是辦理網絡詐騙案件的主要力量,其他部門和機構往往只是配合公安機關偵查取證,并非治理主體,不能有效分擔公安機關繁瑣的辦案任務。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公安機關之外的其他部門存在被動參與現象,經常是在接到公安機關通知之后才參與到案件的偵查中,不能有效發揮預警作用,辦案效率低下,甚至存在互相推諉現象,因此亟待豐富治理主體、明確各主體責任。其次,網絡技術迭代升級迅速,區塊鏈犯罪、人工智能犯罪、數據犯罪等新型犯罪手段層出不窮。面對這些犯罪,公安機關在現場偵查、數據采集、證據應用等方面存在不小困難,當前我國偵查技術未能及時與犯罪技術更新保持同步,與西方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如指紋庫、血液數據庫未普及,偵查設備陳舊等。最后,我國偵查技術人員不足,目前我國偵查人員大多掌握的是傳統偵查技術,缺少對技術偵查的了解與重視,不能有效操作新型偵查設備,在部分經濟落后的地區,偵查設施不足、偵查技術人員短缺成為常態。

5.宣傳機制不健全。應對網絡詐騙犯罪必須建立有效可行的宣傳機制,我國宣傳方式比較傳統和單一,主要是以掛條幅、說教、發短信、制作防詐視頻為主,缺少互動性,公眾對于這些宣傳方式屢見不鮮。在農村地區,留守兒童和老年人居多,智能手機普及程度不高,因此農村地區的防詐宣傳力度較弱,這也是導致近年來農村案發占比升高的原因。此外,我國宣傳工作的主體以行政部門為主,基層組織在執行上級組織的政策時,存在應付現象,未能充分發揮作用。以行政部門為主的宣傳機制存在宣傳力度不足、宣傳方式單一等問題,豐富宣傳主體、增強宣傳力度應成為重要抓手。

四、網絡詐騙犯罪的治理對策

(一)深化跨部門跨行業合作,綜合治理

網絡詐騙犯罪需要多部門多主體協同治理,我國現行治理模式以政府為主導,其他部門只是扮演配合角色,未能與政府形成高效聯動機制。要形成有效治理模式,必須構建以政府治理為主導,以銀行、通信運營商等主動參與為紐帶的多元化綜合治理體系。

政府作為網絡詐騙犯罪治理的掌舵者,應充分協調各部門治理工作,調動各部門的治理意愿,政府在其職能范圍內應該大力打擊黑灰色產業鏈、利益產業鏈,鏟除網絡詐騙犯罪發生發展的基礎。銀行在綜合治理體系中主要負責提供受害人信息、告知資金流向、及時止付資金等工作。但銀行在實務中提供相關資料的審批流程繁瑣,歷時過長,在接到公安機關通知后往往不能第一時間提供相關證據,錯失辦案時機,為此銀行內部必須構建一套高效工作機制,將日常工作審批與公安通知審批區分開來,在公安通知審批情況下應簡化審批核準程序以提高公安機關取證效率。由于犯罪分子經常通過虛擬電話、發送詐騙信息、修改網絡IP等手段實施犯罪,這就需要通信運營商及時向警方推送犯罪人真實電話和地址,幫助警方發現犯罪窩點,抓捕犯罪人。綜合治理還需要社會其他主體的廣泛參與,如企業和個人,只有構建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治理體系,網絡詐騙犯罪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二)構建跨區跨境合作機制,弱化管轄限制

由于網絡犯罪跨地域性強,管轄權混亂已成為阻礙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關于管轄權混亂,主要涉及國內跨區域管轄權爭議與國際跨境管轄權行使困難兩個方面。

首先,為解決國內跨區域管轄權爭議,可以建立網絡犯罪偵辦專門機構,在多地共同擁有管轄權的情況下,由專門偵辦機構負責管轄權協調。由于國內管轄權爭議經常出現跨省情況,相應的網絡犯罪偵辦專門機構也應該分級設置,由縣到省分級劃分權限,有效解決管轄權混亂問題。

其次,我國近年來不斷加強網絡犯罪執法的國際合作,例如我國提倡簽訂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保障國際信息安全政府間合作協定》,在打擊跨國網絡犯罪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2019年12月,聯合國通過了中國、俄羅斯等47國共同提出的《打擊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通信技術》決議,正式開啟談判制定打擊網絡犯罪全球性公約的進程。我國打擊網絡犯罪的國際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與我國簽訂引渡條約和司法協定條約的國家較少,歐美大部分發達國家與我國沒有簽訂相關協定,國內公安機關獲取犯罪動態、犯罪情報困難。二是國家間實體法相差較大,部分行為在我國被視為犯罪行為,但在國外可能被視為無罪。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國必須積極主動開展國際談判,加快制定國際打擊網絡犯罪合作公約,制定國際管轄權混亂時的指導原則,確立共同打擊網絡犯罪的跨國執法合作、司法協助、引渡和追回犯罪資產的基本框架,共享犯罪情報、犯罪證據、犯罪人動態等信息。此外還需要統籌國際法與國內法,致力于制定國際一致的刑事政策與刑事法律,減少法律沖突,形成統一的國際網絡犯罪治理法律體系。

(三)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堵塞管理漏洞

近年來,我國為加強金融監管力度進行了國家機構改革,出臺了相關治理政策,監管力度不斷增強,監管制度逐漸完善。由于犯罪技術的快速更新換代,給犯罪分子逃避監管提供了條件。為堵塞監管漏洞,必須提升監管效能,建立金融監管問責機制,對因監管不力造成國家和人民財產重大損失的相關責任人員問責,以此增強監管機構的積極性。對涉及網絡詐騙犯罪的黑灰色產業依法取締、改造,對改造后的“黑灰色產業”以及存儲大量公民信息數據的行業進行重點監管。監管部門還應未雨綢繆,主動排查網絡平臺漏洞,對保險公司、信托公司、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等非銀行機構進行現場檢查,并且要以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強化案件風險防控為主線,以科技賦能數字化監管為載體,構建智能化網絡監管體系,建立風險預警機制[10]。

(四)提升電子取證能力,創新取證技術

網絡犯罪的證據大多是電子證據,公安機關存在著調取證據難度大、保存證據風險大等問題。提升電子數據取證能力,需要執法部門與網絡監管部門建立有效銜接機制,網監部門派人員參與取證工作。政府還需要加強對取證設備的資金投入,創新取證技術,優化取證設施。提升電子取證能力離不開專業技術人員的參與。目前我國電子取證方面的專業人員較少,技術能力較弱,經常造成取證不全面的問題。為此必須擴大專業隊伍,建立專業取證人員培訓制度,對技術人員進行培訓,提升其取證能力。此外還需要專人專用,取證技術人員只負責調取互聯網電子數據證據,不再兼任其他職務,使技術人員充分發揮技術優勢。此外,可積極引進國外先進取證設備,學習先進取證經驗,邀請國外專家參與我國取證技術人員的培訓。

(五)加強宣傳教育,注重社會預防

公眾是自身財產安全的第一責任人,加強宣傳教育需要豐富宣傳主體。政府部門、新聞媒體、社會組織、學校等應協同宣傳,重點應做到以下幾點:創新宣傳方式,改變傳統的單向式、純輸出式宣傳,增加公眾互動環節。如舉辦防詐知識有獎競猜活動、警察直播與公眾連線活動等,讓公眾切實參與防詐宣傳;加強對重點人員宣傳,老年人和青年學生是受騙主體,公安機關應當通過講解詐騙案例、揭示詐騙手段等方式對重點人群進行預防式宣傳;線上線下相結合,通過互聯網平臺向公眾普及新型詐騙種類、詐騙手段、詐騙特點等,積極動員多方主體如民警、村組干部、學校法制負責人等進行入戶、入班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