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經典生產中的“倫理重建”意識
——以“21世紀新經典文庫(第一輯)”為考察中心

彭 婧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危機正在真實地發生著。在一個沒有創作和閱讀門檻的“后文學時代”,純文學的經典地位不再是無可撼動的,對文學的傳統理解也正在面臨焦慮與困惑。然而,總有一群文學經典主義者們仍堅守在純文學領域,致力于文學新經典的生產與整合?！堕L篇小說選刊》是中國作家協會所屬的大型文學刊物,是目前國內體量最大的純文學雜志,在每年發表和出版的大量長篇小說中,編輯部精選一百部影響力深遠的長篇小說,輯成“21世紀新經典文庫”,其中第一輯已出版完畢,共20本,分別為:阿來的《空山》、畢飛宇的《推拿》、陳彥的《裝臺》、都梁的《狼煙北平》、浮石的《青瓷》、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賈平凹的《極花》、李佩甫的《生命冊》、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劉醒龍的《天行者》、馬原的《牛鬼蛇神》、麥家的《風聲》、王海鷗的《成長》、王躍文的《愛歷元年》、熊育群的《己卯年風雪》、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閻真的《活著之上》、楊志軍的《藏獒》、葉廣岑的《青木川》和張煒的《獨藥師》。雖然選擇的范圍僅限于刊登于《長篇小說選刊》的作品,但入選的作家和作品在文學史上都有一定分量,其中大多數都獲得過茅盾文學獎等獎項,具備進入“新經典”的備選名單的實力。這些作品涉及面廣泛,除了傳統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外,還包括報告文學、非虛構小說等類別,既囊括歷史題材,又不乏回應現實之作。因此,這由20本長篇小說構成的“新經典”序列,有一定的文學史分量和的考察價值,可以視作當代長篇小說文壇的一個縮影。

《長篇小說選刊》對“新經典”的有意識建構,首先對其價值根基的確立,這種價值根基主要源自于作家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層認知,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性。因此,這些入選“新經典”的書目絕大多數都是符合現實主義要求的文本,“寫什么”重于“怎么寫”,這也與茅盾文學獎的篩選標準不謀而合。而“寫什么”自然也有一套內在的評判標準,簡單來說就是寫作內容必須合規、合矩,有叩問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意識,而這里的“規”和“矩”指向的正是社會主流的倫理價值體系?！皞惱怼敝刚{節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相互關系時應遵循的道理和準則,是所有文化的核心和靈魂。但是,隨著“后文學時代”的降臨,“道德——既是理論意義上的,又是倫理習俗意義上的——正在經歷著駭人聽聞的危機與磨難?！盵1]傳統倫理面臨的危機,注定會催生出倫理重建的焦慮,而這種焦慮文學經典焦慮是同時發生的,這二者共同影響了當下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面貌?？梢哉f,倫理價值體系的新時代重建,已然成為“文學經典”的生產過程中的潛在任務,也是潛伏在“21世紀新經典文庫(第一輯)”(以下簡稱“新經典文庫”)中的一條暗脈。

一、從啟蒙到守成:城鄉二元倫理的撕裂與彌合

“倫理本位”為近代中國社會構造的基本特征之一。費孝通提出了與“現代都市”相對的“鄉土中國”概念,即保留了鄉土倫理的中國熟人社會。在他看來,中國文化存在于一個如向外推的水波般的連續同心圓結構中,“以己向外推以構成的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每根繩子被一種道德要素維持著”[2]。李良、韋瀟竹在此基礎上將“鄉土倫理”界定為:“在鄉土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和相對封閉的生活方式基礎上,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關系時應該遵循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盵3]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開啟和深入,費孝通所說的傳統鄉土倫理已然千瘡百孔,并一度成為眾矢之的。鄉土倫理究竟是負載著“原罪”的“吃人的禮教”,還是被城市文明侵蝕的人類古老精神,這樣的討論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反復上演,一直延續到了“新經典文庫”所處的當下。

“五四”以來,不少啟蒙主義知識分子都持有這樣的看法:“中國農村人口最多,文化水平最低,積淀的傳統封建文化也最深,它自然應該成為啟蒙運動的最主要對象?！盵4]由此出現了一系列文化批判主題的鄉土小說,而魯迅作為這一流派的先驅者及精神領袖,站在啟蒙的制高點上,審視著以阿Q為代表的那些未經開化的“庸眾”;繼而,許欽文、彭家煌、魯彥等一眾作家接過魯迅手中的接力棒,對鄉村進行理性的審視和批判。啟蒙儼然成為了內嵌于中國現當代鄉土文學中的恒久命題。20世紀80年代以降,魯迅的“阿Q”形象再次復蘇,比如高曉聲發表于1980年的小說《陳奐生上城》、韓少功“尋根文學”的代表作《爸爸爸》等,都可以視作對“五四”未完成的啟蒙命題的再書寫。但是,啟蒙命題在繼續深化的同時,又在逐漸偏轉方向:“阿Q”形象仍然存在,但作家的態度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譬如都梁《狼煙北平》中的車夫文三兒,平日里偷奸?；?粗鄙撒潑,憑著莫名的本能沖動、迷信和“精神勝利法”,渾渾噩噩地活了一輩子,儼然是一個換了名字的“阿Q”。但作家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對這一類底層百姓的同情乃至認同,并借革命者的口吻道出盡量“少折磨”老百姓的愿望。自始至終,釀成悲劇的與其說是“阿Q”們精神的荒蠻和麻木,毋寧說是支撐啟蒙主義的現代政治本身。就這樣,都梁借著《阿Q正傳》中人物的軀殼,完成了一次對啟蒙命題的戲仿與重構,與那些在文學史上站穩腳跟的“五四”文學經典展開微妙的互動與反撥。

“啟蒙命題的逆轉”不單單是對啟蒙命題的反寫,此外,當代作家也在尋找“逆轉”之后新的價值落腳點,但他們的落腳點總是跳不出文學史上根深蒂固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靶陆浀湮膸臁敝薪咏话氲奈谋径加|及了傳統鄉村文明與現代都市文明的沖突。與20世紀上半葉的鄉土小說相比,當代作家筆下的鄉土社會危機,更多地體現在精神層面的價值流失上,這是一場比鄉村經濟凋敝與地主階級的壓迫更嚴峻的危機。那些擔負著“史詩”使命的長篇小說,一旦觸及城鄉問題,都會不由自主地扮演起傳統道德的呼喚者,為湮沒在現代都市文明廢墟中的古老精神招魂。當招魂的鈴聲從文本深處響起之時,現代知識崇拜在那一刻遭到了懸置或是倒轉,這是一種對于啟蒙命題的質疑與反寫。而在20世紀一對此消彼長的文學命題——“啟蒙”與“救亡”,它們之間的矛盾,也隨著后者的完成,進一步轉化為“啟蒙”(或現代化)與“反思啟蒙”(或質疑現代化)的矛盾,文學對于后者的表述,宛如一幕幕呼喚鄉土倫理的現代招魂。

在城鄉二元沖突的敘事中,從鄉土中孕育出的倫理道德經常被視為現代都市文明的參照系,為其提供價值重建的價值依據。在以沈從文為代表的鄉村精神“招魂者”筆下,文學已經自覺退出啟蒙語話,以“他者”的目光打量著喧囂的現代文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抱有鄉土情懷的作家開始了所謂的“尋根”之旅,但這一時期,“當代鄉土文學有可能也不應當再背負國族形象的建構,承擔啟蒙與救亡的重塑,力圖表現鄉村的進步性與革命性,而是回歸到個體的經驗與傷痕,真正實錄與反思置身現代性進程中的鄉村文化及其情狀”[5],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繼續探索前行?！靶陆浀湮膸臁边x取了近年來一些有代表性的鄉土小說,如張煒的《獨藥師》、阿城的《空山》和梁鴻的《中國在梁莊》等。其中,以梁鴻《中國在梁莊》為代表的新世紀鄉土小說,試圖綜合魯迅的文化批判思想與沈從文的懷舊情結,向鄉土小說的固有觀念發起挑戰?！吨袊诹呵f》一開篇,長期在城里生活的“我”帶著兒子坐火車從外部進入鄉土,仿佛在重演魯迅“離去—歸鄉”式的戲碼。到站后,兒子“突然哭著不愿意下車,指著地面說:‘臟——太臟了’”[6]5。接著,“我”以理性的審視目光,點出“縣城火車站的落后與骯臟最典型地體現了這個保守小城內在的頑固性格”,顯示出典型的啟蒙立場。但是,隨著調查的深入,“我”反思的不再限于縣城或鄉村的“頑固性格”,而是啟蒙立場本身:“也許正是這頑固的鄉村與農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信、民族獨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才能夠有永恒的生命力。而在啟蒙者和發展論者的眼光里,這是農民的劣根性……是不是我們自己的思維出現了問題?我們對自己的民族過于不自信,一切都想連根拔起,直到面目全非?！盵6]266梁鴻將矛頭直指啟蒙立場,質疑歷來鄉土小說中“農民的劣根性”問題的真實性。在她看來,鄉下人所謂的“劣根性”,亦即“阿Q”們愚昧麻木的頑疾,更像是“五四”以來的啟蒙知識分子以特定的思維和觀念建構出來的,雖“符合當時的新知識者對于傳統中國文化的整體判斷”[7],但并非事實的全部;而知識分子引為自傲的理性優勢,也被梁鴻批評為“對民族過于不自信”。通過對于“反思”的再反思,梁鴻將啟蒙的合法性推到聚光燈下予以審視,并在這一過程中將自我身份與被審視的對象相連接,在呼喚“倫理重建”之時亦呼喚著一個完滿自洽的自我。

然而,啟蒙主題可能被逆轉,但不會被徹底驅散。事實上,只要啟蒙的任務尚未完成,它將永遠鑲嵌在當代“新經典”的建構理念中,與逆流碰撞出一塊塊倫理價值的灰色地帶。在這一意義上,賈平凹的《極花》雖然飽受爭議,但正因為它揭示出了這塊灰色地帶的存在,反而具備了進入文學史的特殊價值?！稑O花》從一個被拐女性的故事入手,劍指中國農村男性的婚姻問題,但在這一過程中,賈平凹有意無意地將一對相矛盾的主題強行扭合在了一起:一為對被拐女性悲慘命運的書寫,一為符合作家寫作慣性的城—鄉二元對立命題。前者在人道主義的啟蒙關懷之下,顯得極其觸目驚心,圪梁村民眾比“阿Q”更甚的野蠻與愚昧,昭示著百年啟蒙在今天仍然任重而道遠;而后者的存在,將故事所呈現的人性深淵歸因于城鄉發展差異,并將矛頭直指城市——“城市是一個血盆大口,把農村的錢、物和姑娘都吸走了”[8]10,村人拐賣城市姑娘也是出于無奈,而且城市姑娘在結尾處也接納了鄉村,朝著村子深處走去,“去村口的路也看不見了”[8]214。在前一個主題中,《極花》揭示了鄉村倫理的“劣根性”,但在后一個主題中,更符合男性利益的鄉村封建倫理仍占據上風,甚至不惜以犧牲女性的主體性為代價,在道義上不具有合法性。這兩個主題彼此抵牾,相互動搖對方的價值根基。但這也恰恰說明了作家嘗試“重建倫理”時的價值兩難。賈平凹一代似乎與“尋根”糾纏得太深,但是當“尋根文學”的“根”,已經被敘述為某種暴力的源頭時,他們一以貫之的文學主題又該在何種意義上成立呢?另一方面,《極花》又恰恰反映出了作家在面對鄉村倫理重建時的焦慮心態,這種焦慮使得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再度被敘述為罪惡之因。而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城市女性,作為鄉村與男性雙重層面上的“他者”,在被拐后也只能歸順于異化的鄉村的封建倫理,這無疑宣告著啟蒙命題在人性內部的潰敗與投降。

城市和鄉村是空間概念,卻與一系列與線性時間有關的概念捆綁在一起,被描述為現代與傳統、啟蒙與守舊等對立的兩極。于是,這對貌似天生矛盾的宿敵就在文學史以及文化史上循環廝殺。此外,由鄉土倫理背后的前工業時代價值體系還延伸出了另一個命題——生態倫理。鄉土精神的覆滅與自然生態的破壞都是人類文明為城市的瘋狂擴張所付出的代價,只不過生態小說將城市與鄉村的文明對峙置換為了人類與動物的生存競爭而已?？v然政治和經濟現實總是充斥著大量復雜含混的事實,但是,文學作為一個承載著無限可能性的精神之邦,能否突破這種單向度的零和博弈思維,探索實現城鄉和諧共存的新路徑?如果21世紀的“新經典”想要創造出一套不同于20世紀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敘述模式,就不能不正面應對這個問題,更何況,如今的時代也正在找尋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二、從分庭抗禮到歸順妥協:性別倫理的對立與整合

家庭的倫理本質是社會倫理共同體,即以家庭倫理關系為紐帶、倫理結構為支撐和倫理功能為血脈的倫理規范體系。然而,“隨著傳統家庭倫理思想的現代性解放,建立在傳統‘血緣—宗族’觀念之上的等級式家庭倫理共同體關系逐漸裂變,以自由意志為核心的契約式家庭倫理共同體關系日益突出?！盵9]現代文學史視野中的女性寫作的合法性,可追溯到晚清的民族危機、“五四”時期的女性啟蒙以及共產主義語境下的革命生產話語。20世紀80年代以降,個人話語的再度興盛促成了新一輪的性別覺醒,繼而出現了以陳染、林白為代表的一派激進的女性主義作家,她們撕破一切倫理的外衣,將性別中的自由意志發揮到極致。步入21世紀后,隨著現代性個人理想主義式微,“家庭”共同體漸漸恢復其強大的召喚力量;與此同時,一些女性作家表露出對“女性寫作”標簽的排斥情緒,她們嘗試著以一種整合性的力量來彌合性別間的鴻溝,在一個較為穩固的倫理體系中繼續創作,而這種倫理體系恰恰是21世紀“新經典”的建構所需要的價值根基。因此,在多方面的作用下,女性作家的寫作開始顯示出向日常生活與家庭倫理靠攏的趨向。

顯然,能夠入選“新經典文庫”的都是經過某種標準過濾后的文本,那么那些活躍在20世紀90年代、“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優雅,也魅惑”[10]的女性能否作為正面形象編入“新經典文庫”之中?這背后不只是文學價值的評判標準問題,更是一個倫理問題。從接受層面看,今天的讀者是否還能接受超出倫理價值體系以外的女性?他們又是否能接受對這一類逾矩女性作出價值肯定的文學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重要的不是后人到底會為時代篩選出哪些經典,而是今天試圖想把什么樣的文學確立為“經典”。至少在一個道德感至上的時代,人們想為時代留下符合今天的價值理念的作品。越來越多的女性寫作選擇回到倫理秩序之中,這或許意味著妥協,盡管很少會有女作家愿意承認這一點,因為留給她們書寫的題材非常廣泛,使得她們可以自如地繞開兩性戰爭,在倫理秩序許可的范疇之內盡情舞動,并在相對保守、穩妥的價值評判體系中獲得認可。

在“新經典文庫”收錄的20部作品中,出自女作家之手的僅有3部,分別為葉廣芩的《青木川》、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和王海鷗《成長》,基本延續了20世紀文學經典中不平衡的性別構成。不過,這3部作品基本代表了近年來女性寫作的幾種走向。其中,《青木川》將女性形象與性別意義之外的宏大價值觀念結合,對歷史傳奇進行還原與重構,其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在與“懸疑故事、文化考察、鄉村寫作”等諸多模式相結合后,變得端莊、包容而充滿力量,幾乎不會與傳統倫理發生激烈沖突?！冻砷L》和《中國在梁莊》都落筆于現實題材。編劇出身的王海鷗善于講述婚姻生活的瑣碎俗事,而自稱為“文化批評者”的梁鴻則對鄉村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宏大議題更感興趣,盡管題材不同,但她們都選擇了相對理性、克制的筆調以隱藏性別立場?？v觀“新經典文庫”中女作家,以及部分男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不難看出“新經典文庫”想要為文學史留下怎樣的女性典范,她們是默默承受著苦難的偉大母親(《成長》中的田海云和安葉、《中國在梁莊》中的五奶奶等),是在貧窮的土地上奉獻自我的鄉村女教師(《青木川》中的程立雪、《天行者》里的夏雪等),是響應革命倫理號召的女戰士(《風聲》里的李寧玉和顧小夢、《狼煙北平》里的羅夢云和楊秋萍等)。這些女性的價值取向都是向外敞開的,她們認同的是在人與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中才能顯現的倫理道德,而非內在的自我價值。

在這3部作品中,最直接地展現女性自我價值與倫理道德的正面對撞的是王海鷗的《成長》。從表面上看,“成長”的主體是男性,然而,在這位女作家、女編劇的筆下,男性的“成長”卻回到了一個宿命般的原點,他將重復父輩的人生歷程,而承受著這一切的兩代女性將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接二連三地在為人母、為人妻的倫理道德面前投降。與之相較,20世紀90年代類似題材的女性寫作將主戰場放在了兩性戰爭上,女性以“黑夜”的名義向男性主導的“白晝”發起反擊,目標非常明確,但在《成長》中很難找到具體的、確切的詰難對象,仿佛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即使女性最終被逼回了家庭,但出于倫理的內在要求,她們也不可能歸咎于與自己血脈相通的孩子,盡管是孩子的出現才使得她們開始接受以“母性”為名義的社會角色修辭的。但是,也正是這種由社會建構出的“母性”,被描繪成了女性“成長”的戰利品,而這種戰利品卻反過來將女性逼回了家庭?？杀氖?21世紀小說中的女性依然在重演子君(魯迅《傷逝》)、沁芝(廬隱《勝利之后》)一代的悲劇。一旦確定了倫理體系中的自我定位后,新一代的母親們便開始以母職的崇高標準塑造自我,克制欲望,恪守規范,拼盡全力地捍衛這一以極大代價換來的人生角色。這種角色分工為小說帶來了戲劇性的情節,也將一個自“五四”以來困擾了人們多年的問題再次拋給讀者:究竟怎樣才能在不犧牲女性的社會價值、消解“母性”神話的前提下實現家庭的共利性幸福?

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相比,“新經典文庫”所收錄女作家的作品與之在對倫理道德的態度上出現了分歧,前者是對男性主導的倫理價值體系的激烈反抗,而后者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對于新的倫理價值體系的重建期待,而且這一期待是在某種和解的基礎上發生的。這里出現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當中國社會的整體價值認同外移時,女性更傾向于在性別內部尋求自我認同?！拔逅摹睍r期,儒家倫理體系的崩塌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男尊女卑、子承父位的固有觀念,女性意識逐漸覺醒。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女性文學作為“五四”精神在新時期的自覺展開,在反傳統的意義基礎上再度倡導個體意識覺醒,質疑并解構傳統的歷史修辭,在整體化的啟蒙語境中愈發趨向激進。而今天正處于一個奪回自身歷史、宣揚文化自信的時代,儒家的中庸主義覆蓋了反抗既有秩序的激進情緒,經過篩選后的“倫理本位”道德觀念開始召喚新的受眾。在這種情況下,女性的認同對象向倫理價值體系外移。但這并不意味著封建成規的死灰復燃,在理想的情況下,女性也能夠作為一股積極力量參與到倫理重建的行列之中,因為她們在重新整合倫理價值體系的過程中,也在不斷過濾、改造這一體系,尋找通向家庭共利性幸福的可能性。

三、從民族共同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爭倫理的反思與超越

阿佩爾曾提出了一種能夠約束全人類的倫理學概念——普遍倫理學,并申明了這一概念對于當下的重要性:“一方面,對某種普遍倫理學的需要,也即對某種能約束整個人類社會的倫理學的需要,從來沒有像現在那么迫切。另一方面,為普遍倫理學奠定合理性基礎這一哲學任務,似乎也從未像我們這個時代那樣困難重重?！盵11]隨著現實社會結構的變化,現有的倫理范式很難繼續解釋和應對當下錯綜復雜的道德狀況,而“普遍倫理”的提出,正是為了解決道德活動空間的變動及其所帶來的倫理危機。當倫理危機的挑戰變得愈發嚴峻,人們或許可以向已經成為歷史、又與今天密切相關的20世紀歷史索取解決問題的有效路徑,因為20世紀是一個將人類的全部倫理撕裂的時代,也是20世紀末至21世紀彌合人類矛盾、重建倫理秩序的初始點。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重大轉折點,也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它像某種歷史標記,直到今天仍在以各種藝術方式被不斷再現。僅僅在入選“新經典文庫”的20個文本里,涉及抗日題材的就占了五分之一,包括都梁的《狼煙北平》、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麥家的《風聲》和熊育群的《己卯年風雪》4部。有趣的是,這些作品各有側重,分別演繹著21世紀文學再現歷史的多種可能?！赌暇┐笸罋⑷o實》基本延續的是新中國革命歷史敘述的立場和風格,它所展露的殘酷之處,與其說是在于“屠殺”二字,毋寧說是在于虐殺對人類道德底線的突破,指向了倫理道德的撕裂以及人性的至暗深淵,而整部小說自始至終都是以一種道德審判的姿態去再現歷史、點評歷史。以這一文本為參照,“新經典文庫”的其他3部小說都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主流的歷史敘述方式,體現出將戰爭倫理置于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大視野中加以反思的立場和傾向。

和《南京大屠殺全紀實》一樣,熊育群的《己卯年風雪》表現的也是“屠殺”題材,但作家不再僅僅為讀者提供單向的理解視角,而是站在人類的整體性視野來審判戰爭,乃至審判人類群體本身,因為戰爭是內在于人類文明的暴行,恰恰是人類自己撕開了彌合內部矛盾的普遍倫理,召喚出了倫理道德出現以前原始、野蠻的獸性幽靈,而《己卯年風雪》真正揭示出了這種獸性幽靈在文明社會中潛伏的普遍性:日本侵略者同樣是有著完整的生命歷程和情感體驗的“人”,但他們最終為古老的獸性幽靈所吞噬。如出生于教育世家的武田修宏,自小懷揣著文學和哲學的夢想,在戰爭爆發前正處于享受愛情的青春年華。然而家人的殷切期待、“圣戰”的冠冕堂皇的說辭以及國內狂熱的愛國主義潮流,將他不可避免地推向了戰場。盡管他深知“戰場就是一個工場,一個人類重工業的屠殺場”[12]49,但隨著戰爭的深入,為戰友復仇的狂熱欲望使他喪失了理智,終于淪為殘忍、麻木的殺人機器。小說中一次次地上演各種錯認情節,中國人和日本人、中國風景與日本風景交叉疊合,不同立場的人物恍惚于愛恨之間,但在故事最后,憑著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和道義認同,殺戮的幽靈失去了血與仇恨的滋養,人與人的關系在超越民族、國家的人性范疇內得以重建,這也正是“倫理”原初的內蘊所在。正如洪治綱在該書收錄的評論中所寫下的:“人畢竟是一種文化的存在,倫理的存在。在黑暗的深淵,我們依然看到,還有溫暖的人性之火在閃耀?！盵12]9在麥家的《風聲》和都梁的《狼煙北平》中都存在類似的主題,只不過將戰時對峙的雙方換成了共產黨與國民黨而已,而支撐文本的價值觀念,實際上與《己卯年風雪》是相似的,都是在反戰主題的籠罩下強調消弭矛盾、重建現代倫理的必要性。

相比于歷史小說是否真實還原了歷史,文學研究更關注的是作家是在何種時代語境下,以何種立場、何種方式書寫歷史的。其作品入選“新經典文庫”的大部分作家都成長于和平年代,并在青年時期接受了人道主義的熏陶,這使得他們在回溯抗日戰爭、國共戰爭時,不約而同地站在了超越戰時倫理標準的立場上,以一套新的倫理道德標準重寫20世紀的戰爭。他們在描摹敵人之可鄙的同時,亦將“他者”視作自身的鏡像,在相互鏡鑒的雙向關系中達成基于人性層面的情感認同。因此,在故事的最后,被戰爭撕裂的倫理在多年后漸漸彌合,被戰爭一分為二的人類走出了戰爭,并試圖重新構建人類內部的完整性——一個迷人的烏托邦誕生了。文學對于人類普遍倫理的呼喚,與阿佩爾所提出的普遍倫理概念相互呼應,相互印證。文學從最殘酷的屠殺中建構出最理想化的人類倫理,并以此照耀著人們身處的時代。

道德重塑是新時代推動社會發展轉型的重要環節,沒有與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道德,就不可能會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倫理是與道德相伴的概念,不僅維系著一個群體外在的道德秩序,還組成了群體成員內在的心靈秩序,是“民族史詩”內在的價值根基。因此,對于以《長篇小說選刊》的“新經典文庫”為代表的有文學經典建構自覺的新世紀書系來說,“倫理重建”意識成為了它們潛在的選擇標準。但這種試圖整合倫理秩序的意識在文學實踐中并不算順利,尤其是城市與鄉村、男性與女性等固有的現代性二元沖突,仍在困擾著當代作家的創作;而小說中超越種族、國別的人道主義精神,雖然彌足珍貴,但結合當下的社會現實來看,也很難說不是一種烏托邦式的人道主義構想。但無論如何,透過“新經典文庫”的入選作品名單,還是能夠看到當代作家在創造“新經典”時較為自覺的“倫理重建”意識和探索精神,以及他們在倫理層面試圖彌合矛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而這些都在或隱或現地改變著21世紀第三個十年中國文學的面貌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