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從金元至近代河朔北學的地域特色與發展演進*

唐 元

(防災科技學院 文化與傳播學院,河北 廊坊 065201)

如今的河北、北京、天津一帶的燕趙之地,自古便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唐代韓愈《送董邵南序》稱:“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盵1]清代曾國藩《勸學篇示直隸士子》說:“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盵2]357“悲歌慷慨”“敢于急人”是燕趙民風最典型的特征,典型的民風孕育出典型的儒家學風。京津冀地區在歷史上經常被稱作河朔地區,這片華北熱土一直都是儒學重鎮,從先秦到隋唐漫長的歷史時期,走出過荀子、韓嬰、毛萇、董仲舒、河間獻王劉德、崔骃、劉炫、賈公彥、孔穎達、啖助等儒學大師,河朔儒學以其突出成就和顯著特色被稱之為“北學”。在金元之后直至近代,河朔北學名家輩出,以其明顯地域特色和學術價值而享譽文化史。關于從金元至近代時期河朔北學的地域特色與發展演進,學界尚未有專文進行系統的論述,本文試論之。

一、金元時期:體用兼修,通經致用

華北平原是金代統治的核心區域,有金一代,河北地區涌現出兩位學術大家——趙秉文和王若虛。趙秉文(1158～1232年)的故鄉是磁州滏陽(今河北省邯鄲市磁縣),他曾在《磁州石橋記》描繪磁州的地理位置:“北趨天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郊,東馳海岱之會,磁為一要沖,滏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于漳?！盵3]215這里是南北交匯之地,其間走出的趙秉文是金朝的一代文宗,文章兼擅眾體,與楊云翼并稱“楊趙”。他是“仕五朝,官六卿”的重臣,亦是儒學大家,他著有《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楊云翼為趙秉文《滏水集》作序言:“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盵3]78《滏水集》開篇的《原教》,辨析儒學與佛老、申韓之區別,亦分辨“道之體”與“道之用”的區別,其思想有“窮理盡性”的理學家之色彩,亦推重“仁義”之本位,實乃主張體用兼修。燕趙北地自古與游牧民族區域接壤,文化溝通與碰撞頻繁,較之于南方地區,亦更早經歷過淪亡之劫難。對于金代的北學學者而言,華夷問題是不斷累積的歷史問題,也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從儒學經典形成的時代直至于近代,華夷之辨在儒學的發展歷程中,成為了一個存在于經典闡釋和現實指向之間的焦點問題。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中的漢族士子,趙秉文的夷夏觀是一個典型的適應性案例:“仲尼編詩列《王·黍離》于國風,為其王室卑弱,下自同于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蜀漢正名論》)[3]230這篇史論,不僅關乎“華夷之辨”,亦關乎蜀漢與曹魏的正統之爭,作者的現實意味也十分明顯。以圣人編訂的《詩經》和《春秋》為例證,將華夷之辨看做是一個文化觀念而不是地域觀念,這是趙秉文的學術立場,亦是他的政治立場,歸根結底,則是漢族士大夫通過闡釋經典,因時而動,在異族政權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坦然性與適應性,這一點正是儒家北學入世深、尚實效的作風使然。

王若虛(1174～1243年),藁城(今河北省石家莊市藁城縣)人,其《滹南集》以諸篇“辨惑”為卷首,有《五經辨惑》《論語辨惑》《孟子辨惑》《史記辨惑》《諸史辨惑》《新唐書辨》《君事實辨》《議論辨惑》《著述辨惑》《雜辨》《謬誤雜辨》《文辨》,可見其學術以批判、革弊為本色之特征?！端膸烊珪偰刻嵋焚澴u其“金元之間學有根柢,實無能出若虛右者。吳澄稱其博學卓識,見之所到不茍同于眾,亦可謂不虛美矣”[3]273。王若虛所反對的,是宋儒理學動輒將圣人之言附會于性與天道,過于高深,反而失去了儒家經典切近人生現實的實用性。其各辨惑之作,出入漢宋學術,旁征博引,多從獨抒己見處加以立論,以強大之自信加以評判。他非常自信地為前賢之觀點判定是非,幾乎不做模糊兩可的評價。其學術文章的字里行間,頗似有一位耿介鏗鏘、不近人情的學人肅然而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王若虛的學術,深得北學以切實、辨惑、創立為尚的學風之真傳。

在廣袤輝煌的儒學發展史上,元代的儒學成就并不十分受到重視。但錢穆在《中國學術通義》中認為:“元儒講經史之學,多流衍自朱子,其成就亦可觀?！盵4]皮錫瑞認為:“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盵5]實則元代學壇亦是活躍的,河北地區的元代儒家學者在多種領域廣有創設,通經致用之功甚為突出。例如金元之際的竇默(1196～1280年),廣平肥鄉縣(今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人,初學醫,后通達于經術?！对贰份d:“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以為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盵6]3730與竇默朝暮講習的姚樞(1203～1280年)、許衡(1209～1281年),均是金元之際的儒學大家,雖然他們不是河北人,但是長期活躍在燕京、河北地區,與河北儒學界關聯甚深。竇默與姚樞、許衡等都是直接接受宋儒的治學思想和講學方式的儒者,強調正心誠意:“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盵6]3730竇默將儒者的溫柔敦厚和朝臣的直言敢諫集于一身,人格亦可垂范:“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盵6]3733從忽必烈為藩王之時開始,竇默就與之論道,后來位至翰林侍講學士、昭文館大學士,頗受重視,忽必烈曾表示“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薄叭绺]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盵6]3733竇默是經歷過理學家性命之學的超越式探究,又與道合的儒家學者聚而講學,又位至重臣而能實施政治理想的典型人物,他通經致用的人生經歷,可以說是儒家學者們的夢想之路。

元朝時在天文、數學、水利等領域皆建樹卓越的郭守敬(1231～1316年),是順德邢臺(今河北省邢臺市)人?！对贰す鼐磦鳌份d:“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大父榮,通五經,精于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于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盵6]3845郭守敬與師友邢臺人劉秉忠(1216～1274年),邢州沙河(今河北省沙河市)人張文謙(1217～1283年),中山唐縣(今河北省保定市唐縣)人王恂(1235～1281年),太原交城(今山西省呂梁市交城縣)人張易等共同講學于邢臺之西的紫金山,形成元初著名的“邢州學派”。劉秉忠是邢州學派的領袖,他出入三教,文擅眾體,曾為僧人,又參與建立元朝治國大略,元上都、元大都皆由其規劃。從劉秉忠給元世祖的上疏中,可看出他致力于指引蒙古政權接受儒家文化。邢州學派的中堅張文謙在元世祖居潛邸之時,為劉秉忠所薦,日見信任,對忽必烈任用儒生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王恂的父親王良在金末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歷,王恂從幼年即聰穎,從劉秉忠學,并被他舉薦。王恂擅長數學和歷法,對《授時歷》貢獻頗多,他在歷算上的成就,由郭守敬等人整理并傳之后世。

元代儒學領袖是保定容城(今河北省保定市容城縣,由河北雄安新區托管)人劉因(1249～1293年)。劉因與明朝楊繼盛(1516～1555年)、清朝孫奇逢(1584～1675年)共稱為“容城三賢”。劉因有《四書精要》《易系辭說》《靜修集》等傳世,詩文與學術的成就和影響都很大,為元朝一代大家?！对贰⒁騻鳌份d有元代文學家歐陽玄贊劉因畫像之詞:“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手?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后,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邪!”[6]4010歐陽玄用張載的“橫渠四句”來稱譽劉因,足見其推崇備至。元代的河北儒者多承繼宋儒,然而受到燕趙學術古來以入世、樸質、切實為傾向的影響,又并非只發揮形而上的性理之說。而劉因在元朝的河北儒家學者中,是發揚宋代理學思想最純粹的?！端膸烊珪偰刻嵋穼ζ洹端臅x精要》一書贊譽有加:“其書芟削浮詞,標舉要領,使朱子之說不惑于多岐。蘇天爵以‘簡嚴精當’稱之,良非虛美。蓋因潛心義理,所得頗深,故去取分明,如別白黑。較徒博尊朱之名,不問已定未定之說,片言只字無不奉若球圖者,固不同矣?！盵7]劉因的學術受到燕趙北學風格的影響,故而他對宋儒性理之學的發明,亦多有對務實切近北學特色的嫁接?！稊W》一文暢論其學術思想,可見劉因深諳宋儒理學,但強調不可空虛高談、好高騖遠,他亦重視句讀訓詁等漢儒治學方法,認為不可逾越古來之傳釋,并且提出“古無經史之分”,這是后來清代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先聲。劉因沉潛儒學,其詩文亦浩瀚斐然,并且多有體現燕趙名物、涵育燕趙詩風的杰作。如其《渡白溝》《黃金臺》《登雄州城樓》《重渡滹沱》等?！罢撜叨鄰哪纤卫韺W的北方傳人這一視角來看待劉因,而事實上,他的學術和詩文,都體現了北方特色?！盵8]劉因在河朔北學學術史上是一座璀璨博厚的寶藏。

二、明清時期:實事求是,勇于懷疑

明代的河朔儒學家數量不多,但明末誕生了儒學大家孫奇逢。孫奇逢(1584～1675年),字啟泰,又字鍾元,號夏峰先生,容城(今河北省保定市容城縣,由河北雄安新區托管)人。孫奇逢是《清史稿·儒林傳》記載的第一個人,“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學,欲以功業自著?！盵9]13100其生平立德、立功、立言皆有建樹,因為與魏忠賢閹黨的勇敢斗爭而與鹿正、張果中并稱為“范陽三烈士”。他多次拒絕朝廷征聘,人稱“孫征君”。孫奇逢繼承陸九淵、王陽明學說,“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盵9]13100晚年的他,又通貫朱子之學。孫奇逢的學術,不僅是對理學程朱陸王學說的集大成,亦導入儒家北學務實、致用、尚氣的學風,可謂眼界博大而自成一家。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言:“他不像晚明人空談心性,他是很切實辦事的人。觀前文所述他生平行事,可見大概了,他很注重文獻,著有《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記述宋明學術流派;又有《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孫文正公年譜》《蘇門紀事》等書,皆有價值之史料?！?夏峰是一位有肝膽有氣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學養,越發形成他的人格之尊嚴,所以感化力極大,屹然成為北學重鎮?！盵10]將天道性理與日用倫常相銜接,將內在修養與行事作風相統合,孫奇逢的學術得義理之深而不晦澀,立治世之志而不貪圖,入日常之實而不粗俗,于河朔北學的學術發展史中,實為光彩耀目之大家。

在儒學教育領域,他務求開啟眾人的心性,無論何等出身,他都加以盡心教育。他的儒學著作對于每一位向學之士,皆有實際的指引助益,十分適合作為讀書人踏入門庭的引介。其《讀易大旨》中闡釋《易經》,以“易莫重于象,用易莫重于尚象”[11]8為原則,從對易象的形象分析出發,以近取譬,通達于性命道德,君子治學行世的風范躍然紙上。其《四書近指·序》尤為推重“學而時習之”一語,“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藴”,認為為學需重體驗、重實踐。故《四書近指》論及《論語》“學而時習之”章,便以《周易》乾卦《象傳》中的箴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相闡發:“開口說學字,所學何事?便是要盡人以合天。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時刻間斷,即與天不似?！盵11]674作為《周易》的首卦,《乾》卦以“自強不息”為象,作為《論語》的首句,《學而》篇以“時習”為法,孫奇逢將兩者勾連,拈出儒學真切大旨。實則,河朔北學自先秦時期萌發之時,本就是統合心性與事功的綜合體,君子的養成、學術的進境,都是內外兼修的共同作用與成果,可以見得孫奇逢對儒家北學心性修為、經世濟民、天道命理的兼容性。

清代河朔儒學名家輩出,名著眾多。雖然清代學術以“漢學”“宋學”之爭為主旋律,但事實上,河朔北學并沒有因為漢宋之爭而成為“漢學”或“宋學”的附庸,河朔北學各支成功的學派,在紹繼前人之中又能別有獨創,例如顏元、李塨為代表的“顏李學派”是清代前期儒家北學的代表性學派,突出體現了河朔北學古來一脈相承的、推崇事功的治學風格。顏元(1635～1704年),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野縣(今河北省保定市博野縣)人。李塨(1659～1733年),字剛主,號恕谷,直隸蠡縣(今河北省保定市蠡縣)人,師從顏元,交游廣泛。顏元在漢、宋之外別立門庭,繼承稍早的明清之際北學大儒孫奇逢,而更加極致地推崇事功。顏元治學立人之大旨,在他晚年主講漳南書院時有集中體現。他的教育思想,不僅是學術史上的重要一環,亦是教育史上新變的象征。顏元的《漳南書院記》,詳述對書院教學內容和教學體系的設計,分設“文事”“武備”“藝能”“經史”“理學”“帖括”六齋,禮、樂、書、數、天文、地理、兵法、戰術、歷史、時務、詩文、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理學、八股等都是教習的內容,可見其分科設教、崇尚實效的思想。顏元之學,遠紹荀子,又糅合孟子,實乃清初極具識見之大儒。在顏元這里,儒生終于回歸了經學的本色。其弟子李塨廣交學界人士,是顏元學術得以廣播天下的重要推動者。他的學術思想與其師一脈相承,如其《周易傳注序》,將對《周易》的剖析根植于切近的人事,而不在人事之外談天道。顏元、李塨在我國傳統學術大總結的清代學壇,以力排漢宋、獨樹一幟的態度,張揚北方實學的旗幟,是對北學長期以來深蘊實效學術風格的強勁弘揚,亦是對儒家北學學術地位的有力捍衛。

以《四庫全書》總纂修官聞名于世的紀昀(1724～1805年),字曉嵐,直隸獻縣(今河北省滄州市獻縣)人?！肚迨犯濉ぜo昀傳》言:“昀學問淵通。撰《四庫全書提要》,進退百家,鉤深摘隱,各得其要指,始終條理,蔚為巨觀?！盵9]10770作為廣博淵深的文人學者,儒家思想是他為學為文的本色。蔣寅指出:“只要讀一讀《紀曉嵐文集》卷九所收的詩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紀昀持論都立足于儒家詩論的傳統話語,帶有強烈的回歸儒家經典的返本意向,但絕非原教旨主義的,而是在折衷的基礎上加以改造、發揮?！盵12]以明晰的歸宗返本意識為核心,才能在進退百家之時有足夠堅定的主導思想,從而避免思路和標準的紊亂。在為友朋的經學著作作序時,紀昀亦闡發其破門戶、尚會通的經學觀點。如《周易義象合纂序》言:“譬一都會也,可自南門入,可自北門入,可自東門入,可自西門入,各從其所近之途,各以為便,而都會則一也?！兑住分砗为毑蝗?。東坡《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通此意以解《易》,則《易》無門戶矣。紛紛互詰,非仁智自生妄見乎?！盵13]340在激蕩清代學壇的漢宋之爭漩渦之中,紀昀立于中庭,不加掩飾地揭開門戶之見的嘈雜擾攘——他們不是純粹的學術探索,而是為了某種立場的派系爭奪罷了,所以其《詩序補義序》又言:“攻漢學者,意不盡在于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于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13]342

在乾嘉學壇影響甚著的北學儒學家還有朱筠(1729～1781年),字竹君,大興(今北京市大興區)人,著有《笥河集》。他在安徽學政任上刊布《說文解字》,又是最早提出輯佚《永樂大典》,并呼吁編纂《四庫全書》的學者。朱筠大倡訓詁文字、經史文獻之學,明確體現出“通經稽古”的漢學本色。章學誠為朱筠做墓志銘,言其“至于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并主漢人之學”[14]。弟子著名者有洪亮吉、黃景仁、孫星衍、章學誠、任大椿、李威、武億、吳鼒等,知名學者戴震、邵晉涵、王念孫、汪中等皆曾效力于其幕府中,他的身邊可謂是漢學家云集,對乾嘉漢學的勃興起到重要作用。他的弟弟朱珪也值得一提,朱珪(1731～1807年),字石君,大興(今北京市大興區)人,與其兄并稱為“大興二朱”,著有《知足齋詩文集》。朱珪是嘉慶帝師,學術淵通,歷掌科考,士林尊崇,又能夠廉潔端正,銳意求才,實為一代重臣。作為詩人,他弘揚了漢魏古風。作為學者,他弘揚了漢學的治學方法。他給嘉慶皇帝的五則箴言——養心、敬身、勤業、虛己、致誠,也是朱珪生平所踐行。二朱皆認為通過從漢代學術中發揚出來的訓詁、考據等實實在在的功夫,能夠接近圣人的文本,從而接近圣人的思想,接近圣人的心靈,并且可以通經致用,可謂將儒家北學的內核把握精準。

清代北學重要人物還有翁方綱(1733～1818年),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今北京市大興區)人,有《復初齋全集》。翁方綱的學問涉及到經學、文學、金石、文獻、書法等眾多領域,《清史稿·文苑傳》載:“方綱精研經術,嘗謂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論語》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時錢載斥戴震為破碎大道,方綱謂:詁訓名物,豈可目為破碎?考訂訓詁,然后能講義理也;然震謂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則不盡然?！盵9]13394可見翁方綱學術眼界之高超在于能夠綜合評判漢學與宋學,既能兼采,又不至雜混。他撰寫了九篇《考訂論》來剖析漢宋,明確將漢學與宋學會通的態度?！蹲x李穆堂原學論》又云:“知與行,一事也,必能知而后能行,必能行而后能知,無二理也。由斯義也,二者孰重?則行為要矣?！吮孛骱踔c行為一事,則一身一家之日用倫理,無在非實學也?！盵15]這其中知行合一的觀點,與其考訂的標準在于“是否有用于世”是統一的。同時期還有以辨偽學名著《考信錄》聞名的崔述(1740～1816年),字武承,號東壁,大名(今河北邯鄲市大名縣)人?！肚迨犯濉と辶謧鳌肥銎渲鴷笾际?“述之為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然勇于自信,任意軒輊者亦多?！盵9]13271崔述之“疑傳”“疑經”的學術,可歸結為一句話,即出自《孟子·盡心下》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崔述對經書的質疑,并不是認為經書記錄錯了,而是認為流傳下來的經書,存在后人的增補改竄。一般來說,疑古、辨偽這樣的治學路徑,因為是帶有揭露、批判的傾向,所以容易顯得暴躁甚至乖張,但是崔述的考辨,并不是就一個現象說一個現象,就一部書說一部書,而是能夠發現古書流傳史上的一些共同規律,有學術之大視野。因此他疑古辨偽的行文往往有一種雍容自信的氣度。如《考信錄·洙泗考信錄·論語之誤》,論及今本《論語》并非孔門原本,有些部分是后人增加,他并沒有把辨偽和疑經當作是一種想當然的標新立異,而是在推導過程中重視旁證?！懊献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稌氛?當世史臣之所記,猶不能以無失,況于傳聞追記者乎!后之人寧使圣人受誣于百世而不敢議記者一言之誤,亦可謂輕重之失倫矣!”[16]崔述勇于破除對經典文本的迷信,非常睿智地闡明了一個道理——對圣賢經典的實事求是,勇于懷疑,反而更加有助于對原典的務實求真、去蕪存菁。崔述的學術思想,不僅是時代變革的反映,也是對自古以來勇于創新、實事求是的儒家北學精神的傳承。

以上之外,《清史稿·儒林列傳》中收錄的京津冀地區學者還有王源(1648～1710年),字昆繩,大興人(今北京市大興區);刁包(1603～1669年),字蒙吉,晚號用六居士,祁州(今河北省安國市人);王馀佑(1615～1684年),字介祺,新城(今屬河北省高碑店市)人;雷學淇,字瞻叔,順天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區)人;王萱齡,字北堂,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區)人;鄭杲,字東甫,遷安(今河北省遷安市)人,以及見載于《清史稿·遺逸傳》的梁以樟(1608～1665年),字公狄,清苑(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苑縣)人。他們皆能以儒學立世,成一家言,顯示出清代河朔北學的蔚然大觀。

三、近代時期:治學濟世、實用新變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近代時期,直隸省的分道情況如下:霸昌道,駐昌平州,轄順天府屬三州十五縣(大興、宛平、霸州、保定、文安、大城、涿州、房山、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昌平州、順義、懷柔、密云、平谷);通永道,駐通州,轄順天府屬二州四縣及一府一直隸州(通州、三河、武清、寶坻、薊州、寧河、永平府、遵化州);清河道,駐保定府,轄二府五直隸州(保定府、正定府、易州、冀州、定州、趙州、深州);天津道,駐天津府,轄二府(天津府、河間府);大順廣道,駐大名府,轄三府(大名府、順德府、廣平府);口北道,駐宣化府,轄一府三廳(宣化府、口北三廳);熱河道,駐承德府,轄一府(承德府)。順天府是首都的最高地方行政機關,下屬二十四州縣,是京畿核心地帶。北京長期作為首都,人才薈萃,文官集中,也是大型編修機構所在地,其文化圈的學術氛圍體現出多樣化和包容性。近代時期,京津和直隸地區作為首都文化圈所在,與近代儒學的演進始終緊密關聯,不僅有本地儒學賢才之涌現,亦有各地儒學精英之集納,形成諸多儒學群體,旗幟鮮明地延續河朔北學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

近代史上京津冀地區的儒學群體主要包括:京津冀本籍學者、寓居京城學者、京官群體、旗人學者群體、直隸地方官學者群體、直隸總督幕府群體、畿輔古文圈、維新學者群體、“清史館”群體、直隸地區書院教師群體、順天府鄉試考生群體等。其中本籍在京津冀地區,并主要在此區域活動的學者,如王照、苗夔、王樹楠;旗人身份的學者,如倭仁、穆彰阿、托渾布;在中央朝廷有較長京官履歷的學者,如柯劭忞、邵懿辰、沈曾植;在北京有長期生活經歷,深受北京文化圈影響的學者,如張穆、桂文燦、俞陛云;在直隸或天津有較長任官履歷的學者,如劉寶楠、方宗誠、吳清鵬;加入過直隸總督幕府而在直隸地區有過長期活動的學者,如吳汝綸、孫長紱、吳嘉賓等。

在近代歷史的劇烈變遷中,儒家學者顯示出新的時代特征,他們往往具有學者、官員、教師、文人、幕僚、鄉紳等多重身份,還可能是實業家、新聞從業者、留學生、維新者、革命志士等社會風云人物。他們除了有儒學的代表作之外,還有方志、史評、文集、詩集、劇本、小說、文獻編纂、佛道著作等各樣各類作品,在社會的不同領域顯示出強烈的現實關照和濟世情懷。而且,注重鄉邦文獻的匯集編纂是近代京津冀儒家學者的亮點所在,如吳汝綸《深州風土記》、王樹楠《河北通志稿》、光緒版《畿輔通志·藝文志》、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王灝匯刻《畿輔叢書》等,為如今的北學文獻整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礎。鄉邦文獻的大量編纂,也恰恰顯示了京津冀地區的河朔北學已經成為具有強烈心理認同感的文化存在。

1869年,曾國藩(1811～1872年)在直隸總督任上,發布《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文中他先對燕趙風骨和學術風貌做了精確懇切而氣韻橫生的總結與感召:

人才隨士風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征君諸賢,其后所詣各殊,其初皆于豪俠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于士風,殆不誣與?[2]357

曾國藩認為燕趙之地“剛而不搖,質而好義”[2]357“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2]360,河朔地區自古是儒學重鎮,慷慨重義、風骨凜冽,性情尚質樸,歷代以來,走出一條堅實厚重的北方實學之路?？梢娧嘹w士風與儒家北學的學風是當時學人的共識,并且作為一種富有特色的文化類型得到了普遍的體認。

隨后,曾國藩在《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中提出在義理、考據、辭章、經濟四方面治學濟世的方案:

致力如何?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紦?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2]358

自趙國大儒荀子在戰國時代開啟河北儒學的輝煌歷程,作為《荀子》一書首篇的《勸學》,其中“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等學術精神,即貫穿于儒家北學演進之始終,后世北學學者亦多做《勸學》篇闡述其治學與教化之道。曾國藩此文可謂跨越兩千年的時光,與荀子的《勸學》之源相輝映。

從金元之后,北京成為國家首都,加之近代以來,天津作為重要港口和駐兵地,直隸作為護衛京畿的重要地位,來自全國的學者、學派和主張薈萃于此,中西方文化、新舊文化也在此地猛烈地對抗與交流,更加強了京津冀文化圈的宏大和豐富。有著兩千年長久積淀的河朔儒學,在近代政治經濟文化的風云變幻中,更加注重愛國、改革、實業與鄉邦振興。在義理、考據、辭章、經濟的濟世召喚下,近代京津冀儒學以實用、入世為主,以事功、新變為尚,體現出勇武與質實的氣質,將北學的傳統特色進一步發揚光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古往今來,雖然河朔地區的地方區劃不斷變遷,但京津冀作為一個整體在民風文化與儒家學術上具有豐富的貢獻和共同的特點。京津冀一體化,不僅是立足當下、面向未來的區域布局,也是華北地區學術文化歷程的史實存在。梳理自古以來京津冀地區儒家學者的思想、交游、師承、同僚等經歷,總結河朔儒學群體及其特點,可以看出儒家北學深厚的學術價值和值得被今人借鑒與發揚的現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