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付秀瑩《野望》的新時代鄉土敘事景觀

張繼超

(山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0)

《野望》是河北籍作家付秀瑩在202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作品一方面延續了2016年問世的《陌上》的創作特點,力圖貼近農村的現實狀況和農民的思想意識,來述說“芳村”一年中的大事小情和“芳村”人的喜怒哀樂;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更具時代精神的新質地、新內涵。與《陌上》集中表現鄉村婦女的命運遭際和心理體驗不同,《野望》的關注視野更為廣闊。付秀瑩不單純是書寫靜止的鄉村中的紛紜人事,還有意識地將一個個血肉豐盈的人物放置到“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中加以細致刻畫,人們的得失悲喜往往是農村社會歷史性變動的結果。如將兩部小說進行更深入的比較,不難發現,《陌上》主要著墨于呈現農村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復雜糾葛,并揭示這些情感層面、倫理層面的關系網絡是如何桎梏鄉村女性的生命可能的;而《野望》則注重探究人與時代的雙向互動,描繪新時代農民生活狀況和心靈結構的良性變化。即如王堯所說:“《野望》中不再單純呈現出如《陌上》中關于四季輪回中的恒定式的精神原鄉的想象,而是在二十四節氣的時間變化中,對‘事件發展’進行了‘實踐性’的推進?！盵1]就此而言,《野望》實質上已不僅是原汁原味的“風俗畫”,它還暗含著某種隱微的“史詩性”品質。小說對時代特征的體察和反映,呼應著主流話語的洪亮號召,使之成為了真正的“新時代鄉土敘事”。所謂“新時代鄉土敘事”,并非簡單的基于時間標識或題材范疇的類型劃分,而主要是指那些深刻把握新時代的整體風貌,精心熔鑄新時代的昂揚精神的敘事作品。究其核心要義,應是“著眼于變化了的當下中國,也就是‘新鄉土’的故事”[2]。新的時代賦予“鄉土敘事”新的觀察視域和表現內容,并對其敘事視點的設置、敘事時間的掌控、敘事空間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總體風格的營造等文本內部的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在筆者看來,由于《野望》所體現出的文本內在的統一性與完整性,其價值也許要超過一般的“新時代鄉土敘事”。一方面,《野望》集中呈現了新時代鄉土敘事的多重困境和內在張力:鄉村現狀與文化傳統的斷裂,外部力量的變革可能與農民日常生活的自足特質之間的捍格,“原生態”書寫與“去污化”追求的矛盾等。而另一方面,小說經由深入開掘農民存在狀況的內在本質和影響因素,采取間接性的敘述方式并注入大量抒情性因子,文本內部的諸多對立方面達到了互容共生的理想效果?？梢哉f,《野望》是一部現實主義品格和浪漫主義風格并有,典范性與新穎性兼具的新時代鄉土小說,它在某些方面昭示出鄉土文學發展的新進路和新可能。

一、新時代鄉土敘事與文化傳統

(一)鄉村現狀與文化傳統的斷裂

近代以來,中國農村經過歷次革命和建設運動的洗禮,業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中舊有的社會結構和倫理觀念因外力的猛烈沖擊而逐漸走向解體,行之有效的全新的規范機制和價值體系尚未建立起來,農民思想中由樸素的生存欲求衍化而來的逐利傾向因之日益膨脹。這反映到具體生活中,就體現為農民對物質的耽溺和對傳統的淡漠。賀雪峰稱此種現象為“農民原子化”[3]。進入新時代,“農民原子化”依然是推進鄉村發展必須正視且亟待解決的問題,同樣地,這也是“新時代鄉土敘事”不得不去縫合、療治的一道醒目的傷口?！兑巴分τ谕癸@鄉村現狀與文化傳統斷裂的表象下潛在的血肉聯系,在更高的維度上重新審視和把握當代農民生存狀況的本質特征,從而揭示了中國農民意識深處十分穩固的積極面向。

表面上看,《野望》所展現的皆是鄉村社會的價值失落和農民的物質狂熱。如青年男女締結婚姻的基礎不再是兩情相悅,而主要系于雙方物質條件的相互匹配。磊子和小少的婚事就是典型個案。即使女方口頭上聲明擇偶的標準是“要正派人家,清白可靠,窮富倒在其次”[4]284,可一旦女方獲悉男方的財力無法達到其預期時,男方就難免要遭到苛待——“人家橫豎不說,生是鬧。當場就給磊子下不來臺”[4]284。夫妻之間關系和睦與否也和家庭收入的多寡直接相關,以大坡和愛梨這對年輕夫妻為例,當大坡不肯外出打工時,“愛梨嫌大坡掙不來錢,動不動就跟他鬧”[4]198,當小家庭的“光景好了”,二人的關系也隨之轉變,“他們小兩口,好得很,黏糊得不行”[4]372。當然,盡管上述兩種“唯金錢論”的狀況多少違背了傳統的道德訓誡,但它們畢竟有其合理方面,穩定的物質基礎一定是保障一個家庭得以構成、得以存續的前提條件。而《野望》中真正令人感到駭目驚心之處是農民盲目逐利所導致的倫理窳敗和違法亂紀。比如在金錢的誘惑面前,中國文化中賡續兩千余年的“親親”原則和“孝道”觀念似乎變得不值一提。金芳照顧婆婆的飲食起居不是出于自己的孝心,而是為了賺錢,她可以因此而定期從小姑子香羅那里領取“誤工費”[4]337-338。更有甚者為了錢竟敢鋌而走險,逾越法律的底線。游手好閑的有子懷著“贏了不就發了”的僥幸心理,“沒錢也敢上賭桌”,結果一敗涂地,吃盡苦頭[4]221。顯然,不論是組織賭博者,還是參與賭博者,他們的行為都已經違背了國家的相關法規,并與“勤勞”“踏實”等傳統鄉土倫理背道而馳了。質言之,《野望》以精細的工筆刻畫出陷于物質泥淖不可自拔的鄉村眾生相,其不動聲色的描寫風格,仿佛是在冷冷感喟著當代農民生活的道德失序,以及悠久深厚的鄉土文化的漸漸凋敝。然而,《野望》的出色之處不僅在于對農村現狀的詳實記錄,除此之外,付秀瑩還敏銳地發現了農民的存在狀態與本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的深刻聯結。

(二)文化傳統的再發現與價值重估

人頭腦中的、生活中的全部內容都需要建基于傳統之上,故而不可能徹底與其所從屬的文化脈絡相隔絕。正如黑格爾的觀點:“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于我們有歷史?；蛘哒f得更確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領域里,過去的東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構成我們現在的,那個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與我們的歷史性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著的?！盵5]也就是說,“在本體論上說,‘過去’乃是規定著現在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東西……過去的傳統把前代的創獲傳給我們,每一世代的文化成就都是人類精神對全部以往遺產的接受和轉化,因此傳統是每一時代精神活動的前提?！盵6]因之,盡管當代農民的思想意識和處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舊有的倫理規范,但其生命存在和認知觀念在本質上、在根底處仍然受到傳統的浸染,甚至有時會與之保持同構?！兑巴分凶蠲黠@地體現出傳統文化得以賡續的地方是農民對節令習俗的繼承。確如一些信奉“文化進化理論”的研究者所強調的那樣,“民俗是不甘消逝的活化石”[7]。民俗一方面銘刻著舊時的文化形態、倫理秩序、價值信仰的遺痕,負載著關于先民和歷史的深厚記憶;另一方面也頑強地介入當下人們的生活,且在潛移默化中塑造著人們的心靈結構。小說對“寒衣節”的展示即為一例——“芳村這地方,農歷十月初一,是寒衣節。天冷了,家家戶戶要給故去的親人送寒衣”[4]349。雖然寒衣往往已不再是農村婦女們親手裁就,而是從集市上買來的,但其中所包孕的脈脈溫情卻與往日無異,一樣蘊含著人們對逝者的不舍和慰藉,“是惦念,也是牽掛。是叮嚀,也是問候”[4]349。除卻傳遞樸素而真摯的思念之情,“送寒衣”還是中國農民獨特的生死觀的曲折表達。對于他們來說,死亡并不意味著生命的徹底完結,反而更像是責任交接的客觀契機。至此他們一生的劬勞告一段落,其生命價值則需要在子孫的追懷與哀忱中得到確認和彰顯。所以,活著的人給亡故之人(主要是祖先)送去寒衣,是對后者存在意義的肯定,也是對自我生命理想的塑形。此外,“寒衣節”還是芳村人感知時間的重要標識,它標志著冬季的到來,意味著一年將盡:

大街上,產業大道上,田間小道上,地頭上,到處能看見送寒衣的婦女們。遠遠的,人們彼此打著招呼。

冷了呀?

是呀,冷啦。

又一年!

可不是,又一年![4]356

在這里,寒衣節一類的節令儼然成為了農民們調整生活節奏的依據,“送完寒衣,人們好像才放下心來,預備過冬了”[4]358。而作為每章的題目串連全書的二十四節氣更是農民規劃農業生產的基本參照,世世代代的農民即使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人生境遇,可他們總要按照節氣的指示來耕耘、種植、收獲、貯藏,他們的生命體驗在這一層面形成一種深沉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根源于農民的存在方式在本質上與自然的密切關聯——不論時代如何更迭,世事如何變遷,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總是無法脫離氣候、環境等因素的制約,他們只有遵循穩定的自然規律才能獲得理想的產出,其相應的認知和感受也因之具有了某種同一性?！兑巴冯m然幾乎不涉及對勞動場面的直接描寫,卻有意突出了節氣在鄉村生活中的重要意義,由此得以窺見農民的存在本質和生命體驗中那些恒常不變的因素。并且,也正是因為農民普遍有著上述這種獨特的生死觀和生命存在的相通性,所以其心靈中容易生發出一種可貴的堅韌與達觀,以容受人生中一切不期而至的苦難,他們相信“一家一家的,都這樣……一輩兒一輩兒的,都是這么行著的”[4]211。應當說,付秀瑩對農民生活里的傳統因素和積極面向的發現與展示,為農民庸常的現實存在狀況賦予了莊嚴厚重、昂揚向上的深刻內涵,規避了“鄉土敘事”易流于憤激或消沉的窠臼,昭示出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光明前景。此外,以二十四節氣為線索結構全書的寫法還使得小說的敘事節奏整體上趨于平緩。趙毅衡通過分析恰特曼總結的“底本與述本時間長度變化的五種基本形式”(即延長、停頓、省略、縮寫、場景),指出“現代小說省略越來越多,構成‘跳’‘快’‘慢’三種節奏交替的格局”[8]。然而在《野望》中,盡管各章的篇幅不盡相等,但按照節氣來順序安排敘事時間,意味著一年中的各個階段都會得到較為充分的觀照和表現,且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大致上保持同步,遂形成一種不疾不徐、穩步推進的敘事節奏。這樣的敘事節奏實則暗中呼應農民生活的堅韌與安然。如此,農村社會中的“大事”和“小情”就被妥帖地并置起來,個中包孕的傳統遺存與時代新變也獲致通向和諧的豐富可能。

二、新時代鄉土敘事與日常生活

(一)鄉村社會的封閉與日常生活的自足

長期以來,“封閉性”構成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根本特征。政治性的力量一直未能切實沉落至農村,農村始終缺少由外及內的促使其發生裂變的動力機制。費孝通指出:“我們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籠了政權,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機構的范圍上加以嚴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權的中央懸空起來,不使它進入人民日常有關的地方公益范圍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不再下去了?！盵9]鄉村的封閉性與農民日常生活的自足性相適應,既是后者派生的必然結果,也為其得以維系提供了保障。廣大中國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與馬克思描述的法國農民相似,“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10]。這種狀況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才得到根本扭轉。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邏輯,農民被塑造為新的歷史主體,從而建立起與新政權的緊密關聯。因此,在當時的“鄉土敘事”中,農民往往被塑造為革命的主力軍,他們有能力、有機會廣泛且充分地進入國家的政治生活。與此同時,關于“日常生活”的描寫注定只能作為陪襯出現,其功能總是止于證明敘事的真實性或增強故事的趣味性,而無以成為文本表現的重點?？呻S著國家的發展趨于穩定,原先激進的革命性要求逐漸弱化,持續發動農民介入政治的行動失去了充足的客觀條件,尤其是新世紀初期的農業稅改革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對政府的感知度[11],政治因素之于鄉村社會的重要性似大不如前。相應地,農民的“日常生活”作為某種被壓抑的“景觀”,也獲得了“浮出歷史地表”的契機,并逐漸在“鄉土敘事”中占據了近乎核心的位置。這一方面是因為家長里短的日?，嵭颊\然構成農民生活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對“日常生活”之不加粉飾的展示,以及對其隱含的審美性的開掘,本身即意味著對政治話語和宏大敘事的拒斥與拆解,書寫“日常生活”儼然成為了文學轉向“個體”和“民間”的話語策略。因之,“鄉土敘事”中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因素常常難以兼容、相互隔膜,前者所固有的自足性與后者所內蘊的變革潛力更是處于彼此捍格的張力關系之中。如在《野望》的前半部分,高亢、莊重的政治話語似乎僅存在于“大喇叭”里或宣傳畫上,與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相去甚遠,二者涇渭分明、各行其是?！傲⒋骸币徽轮杏羞@樣的場景:

村里大喇叭上正在廣播新聞早班車:當今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要堅持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

霧氣很大,把清晨的村莊輕輕籠罩著。鄰近村子里也在播放新聞:新時代……新時代……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喇叭的聲音嗡嗡著震動著大地,帶著遠遠的共鳴和回聲,此起彼伏。不知誰家的雞忽然鳴叫起來,只一聲,又沉默了。老遠見小閨搖搖擺擺從過道里出來,問他們去哪呀這是?翠臺說,去他奶奶那院里——今兒個根芬他們回來。小閨說,那是要待客呀。根來說,她算啥客呀。頭里先走了,留下翠臺跟小閨說話兒。[4]116

并且,由于鄉村的封閉性和農民生活的自足性亙古亙今,導致農民蔽于一己之私和短期利益,而無法從長遠著眼來評估現實境遇、指畫發展路徑,他們也就很難理解政府所實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積極影響。例如,即使芳村的皮革廠造成的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威脅到了當地人的身體健康,可政府主導的相關整頓工作仍受到一些農民的埋怨:“抓環保抓環保,抓得人們沒活干了?！盵4]277可見,一旦外來的某些因素與農民的日常生活發生矛盾,那么它恐怕難以成為推動鄉村變革、重塑農民思想的力量,甚至有時反而會淪為被解構之物:

臨街人家的院墻上寫著,整村推進展新貌,帶動農戶奔小康。深藍色大字,襯托著刷得雪白的底子,十分氣派莊嚴。這標語旁邊,卻歪歪扭扭寫著一行字,西河流小廢物家賣豬飼料,電話:183xxxx7882。電話旁邊,不知道誰家孩子淘氣,畫了一只小豬,圓滾滾的,尖嘴尖耳,卻戴了一副眼鏡。[4]277

(二)“日常生活”的危機與新生

“日常生活”以其自足性不斷抵制、消解外部的變革性力量的滲入,因而農村如欲擺脫既有的發展桎梏,農民如欲改善目前的生存狀態,則非打破這種自足性不可。在“秋分”一章中,主人公翠臺家養的豬因遭豬瘟全死了,她一家人遂失去了主要的收入來源,家庭走向了崩潰的邊緣。此次豬瘟的影響范圍及于全國,許多家庭都面臨著與翠臺家相似的艱難處境,“說是非洲豬瘟,一種傳染病,邪乎得不行,全國死了大幾十萬,快一百萬頭”[4]298。顯然,如此規模的災難已經遠遠超出了農民自身的應對能力,農民只能依靠來自國家的救濟和幫助。在此,“日常生活”的自足性出現了危機,曾經遭到農民漠視甚或拒斥的外部力量獲得了落地的可能:

中樹他們走家串戶的,到養豬戶家里去,問東問西,了解情況。說上頭有文件,新政策就要下來了。有人問這么大糟蹋,國家給補助不給?中樹說,中央里有文件,等著吧,上頭都驚動了,咱安心等著。這么大個國家哩。中樹說你急啥,又不是你一家?傳達還得一級一級哩。人們說,急是不急,就是閑得人心慌?？纯磭以趺凑f吧。[4]298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政府即出臺了相應的措施,有效解決了養豬戶的現實困難:

根來說,上頭說了,鼓勵人們發展新模式,新養殖模式……公司加農戶,簡單說,就是大公司提供豬崽、藥品、飼料、場地,職業培訓啥的,咱農戶就管養豬……這樣的好處是,咱不承擔風險,風險有大公司擔著,心里踏實多了。[4]301

這種急農民之所急的政策迅速得到了農民的支持和響應,其對政府的態度也由冷淡疏離變為熱烈擁護,他們意識到“如今趕上好時代,咱要把國家的政策用足,不用白不用,誰用誰沾光”[4]302。農民不再把“大喇叭”里持續播送的政治話語當作空洞的宣傳口號,而是盡量去理解其意義,“那小郝主任正在廣播……翠臺一面掃院子,一面張起耳朵仔細聽”[4]383。至此,“大喇叭”才真正能夠“將一種新的時代信息和未來方向輸入進來,同鄉村內部的一些變量因素相互激發,形成推動鄉村發展的新動能”[12]。國家政策對鄉村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同時,它還有力地引導了農民思想意識的更新,比如原先懶惰散漫的大坡在“新養殖模式”實施后,“也忙養豬場的事兒,知道過日子了”[4]346。應該說,通過展現驟然降臨的災難對農民家庭的毀滅性打擊,付秀瑩揭示了封閉的、孤立的生產生活方式所固有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尤其在新時代中,農民已不可能再延續小農式的自給自足、不問世事的狀態。他們只有更主動、更自覺地將自身的發展融入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之中,只有積極參與到“鄉村振興”的偉大戰略中來,才會探索出一條通往富足、和諧的康莊大道。從這個意義上講,《野望》具有著鮮明、深刻的警示,乃至是“啟蒙”的思想價值。需要注意的是,《野望》對“日常生活”的書寫既不同于20世紀50～70年代的所謂“農村題材小說”,也不同于新時期以來的所謂“鄉土敘事”。小說在還原“日常生活”之瑣碎、卑俗的同時,也試圖從普遍聯系的社會結構中來對其加以把握,以揭示它在走出自足的樊籬后,可能獲致的新面向和新進路。就此觀之,《野望》中表現的“日常生活”實質上是將上述兩種敘事模式進行綜合的結果,它兼顧“個體”與“國族”,勾連“民間”與“廟堂”,以期達致一種辯證法意義上的“合題”境界。那么,如果把《野望》置于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中細致考察,其所顯現的階段性的標識意義的確值得深長思之。

三、新時代鄉土敘事與原生態書寫

(一)原生態書寫的限度

作為一部以現實主義為內在品格和藝術底色的小說,《野望》對農村當下狀況的反映十分全面、真實。作品對農民的言談舉止、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文化習性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原生態的生動書寫,“真正回歸了鄉村世界和鄉村人物本身”[13]?？舌l村畢竟不是某些傳統文人理想中的詩意田園,其中實際上充斥著紛繁的腌臜人事。之于那些立志要如實表現農村現狀的作家而言,他們不得不去觸及鄉村社會中的陰暗一面。在《野望》中,“芳村的兒女們”顯然并不單純是淳樸、溫良的一群,通奸、貪腐、暴力、爛賭等丑惡現象也在此滋生。如村干部中樹和早已為人妻母的小鸞有著不可告人的曖昧關系,作為回報,中樹便幫助小鸞的丈夫占良承包了村中飯館的買賣。這不僅顯示出鄉村里個人生活作風的嚴重失范,更涉及權色交易、權力濫用等基層腐敗問題。再比如,瓶子媳婦與瓶子的姐夫私通,被瓶子察覺后,即遭到酷烈的毒打。甚至更嚴重的暴力行為也時有發生,“青草鎮那個大老黑,是個狠角色。有一回為了追賭債,把城北一個人的手給剁了……萇家莊那個拐子,就是他們給弄的,欠了一屁股債,后來實在沒錢,打折了一條腿,算是抵了債?！盵4]205

如若對上述種種負面現象秉筆直書,即如別林斯基所說的“忠實于生活的現實性的一切細節、顏色和濃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實中來再現生活”[14],固然能夠更直觀、更有力地展現中國農村社會的復雜面貌,卻與鄉村振興戰略所體現出的偉大精神相違背,因而無以激發人們積極投身鄉村建設的熱忱。甚至還可能使讀者對新時代鄉村實況產生誤解,從而在某些方面遮蔽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的突出成就。所以,付秀瑩在堅持貼近鄉村、還原現實的同時,也有必要對其表現內容進行“去污化”的處理。大體上說,《野望》的“去污化”手段主要包括如下兩個方面。

(二)“去污化”效果的生成

其一,小說通過廣泛運用內聚焦型的第三人稱敘事視角,達到了一種間接性敘述的效果,從而弱化了作品中那些丑惡現象可能給讀者造成的震撼和沖擊?！兑巴芬源渑_的活動為線索來結構全文,翠臺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想構成了小說敘事的主要內容,是十分典型的內聚焦型第三人稱敘事文本。相應地,它也具備此種敘事文本共有的基本特征:“由于視野的限制,它難以深入地了解其他人的生活,難以把握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因而在有些情況下它不可能提供明確的答案?！盵15]也就是說,因為受到其所選擇的敘事視角的先在性制約,《野望》無法全方位地、巨細靡遺地深入到鄉村的各個角落和每個農民的思想深處,而只能經由讓女主人公翠臺不斷串門子、拉家常、聽故事來實現對芳村之眾生相的概覽。所以,除了翠臺親身經歷的事情外,小說中敘述的其他事件都只能以間接性的方式浮現出來。不論是中樹的以權謀私,還是瓶子對其妻子的折辱毆打,抑或者大老黑的暴虐殘忍,都不是翠臺所親見,而只是她從別人那里聽來的。如此,這些事件真實與否本就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更何況作為人們閑極無聊時的談資,它們只是小說中旁逸斜出的枝葉,無份參與故事主線的推進和發展。因而,敘述者對它們的描述往往從簡,有時甚至干脆將之壓縮為一個單句。盡管讀者或許會因此得到“解放”,獲取憑借自己的想象來填補文本空白的機會,但更有可能的是,文本中一筆帶過的地方也恰恰是讀者容易忽略的地方。最起碼,對于大多數普通讀者來說,那些一言以蔽之的“故事中的故事”,很難像精心鏤刻的核心情節一樣引起關注、觸發情感。由此,《野望》即巧妙地實現了“去污化”的效果。

其二,大量穿插的風景描寫增強了小說的抒情性,沖淡了作品因書寫鄉村的陰暗面而難免包孕的批判意味和消極傾向。一直以來,通過細致入微地描繪自然景物以營造濃郁的抒情況味,是付秀瑩鄉土題材小說的顯著特征。程光煒在分析《陌上》時就曾指出:“她極為精彩的風景描寫,保障了她抒情風格的盡情發揮?！盵16]這樣的寫法延續到了《野望》中。在娓娓訴說鄉村人事的間歇處,總是充盈著作者對于田園風物的精致摹寫。而“風景”的意義并不止于抒發創作者的個人情緒,“風景本身是一個物質的、多種感受的媒介(土地、石頭、植被、水、天空、聲音和寂靜,光明與黑暗等),在其中文化意義和價值被編碼”[17]。付秀瑩寄寓于風景中的情感結構即常常至為博大深沉,既與扎根土地的生命體驗相融通,又與時代的蓬勃發展相關聯,從而達到了一種“歷史性抒情”的境界。如小說結尾處的一段文字:

晌午的陽光金箔一般,薄薄鋪了滿院子……院墻底下的磚縫里,有一叢野蒿子,早已經枯敗了,經了秋冬的風雪,變作黑褐色,乍一看跟土地顏色分不清你我。翠臺伸出腳尖碰了碰,那野蒿子就碎了,穗子上的種子卻紛紛落下來,落到大地上,落到泥土里……這東西命賤,不嬌氣,好養活?？窗?等轉過年來,臘盡春回,一場春風春雨,這野蒿子種子肯定就等不及瘋長起來了。長它個滿村滿野。長它個鋪天蓋地。[4]386

此處,“野蒿子”象征著廣大的中國農民。不論曾經有多少天災人禍猝然來襲,他們始終和這方土地相依為命,藉由土地的庇護和供養,他們安身立命、繁衍子息。農民既有的堅韌的生命力和強旺的進取心,在新的歷史進程中必然會得到更充分的張揚、更合理的利用。光明的未來在召喚新時代的農民。顯然,這樣的認知和表達并不來自作為“人物—聚焦者”的普通鄉村女性翠臺,而是來自“隱含作者”?！半[含作者”以其理性、深邃的主體意識強勢介入敘事,用符合現代化發展理念的思維規定了文本的價值取向和深層意蘊,從而鍛造出交織著時代精神和生命情懷的抒情話語。這種抒情話語至為渾厚洪亮,相形之下,那些零星發生的負面事件只是微不足道的窸窣雜音而已?？傊?付秀瑩既描述了鄉村生活的陰暗一面,保證了小說忠實反映現實的品質,又盡量壓縮其篇幅、淡化其色澤、降低其銳度,以浪漫化、理想化的筆調,擴大文本的情感容量,強化文本的抒情質地,著重突出新時代鄉土敘事所應有的積極傾向和樂觀精神。

綜上所述,《野望》較為成功地化解了“新時代鄉土敘事”在內容和形式上可能面臨的諸多難題。在切實記錄農村社會的大事小情、深刻反映農民的思想得失的同時,小說也敏銳地把握了農民生活與文化傳統的潛在聯結,揭示了外部力量推進農村發展、改造農民意識的巨大作用,并以間接性的敘述方式及與主流意識形態同調的抒情話語,消弭了鄉村內部的腌臜人事所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實現了文本內在的和諧統一,彰顯出一種顯豁的歷史樂觀主義的思想傾向。簡言之,《野望》所顯示的極具涵蓋力和兼容性的新穎特質與完滿品格,或許會使之成為“新時代鄉土敘事”的重要范本和“破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