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黃河地域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河隴文化

王華存 錢國權

甘肅省政府文史研究館，甘肅 蘭州 730030

黃河文化是一個文化綜合體，覆蓋面廣、輻射區域大，通行的觀點認為黃河文化主要包括河湟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河洛文化、齊魯文化。因此，過去不論是國家部委的文件，還是專家學者的論文，很少把河隴文化放在黃河文化中。其實，四川的河蜀文化、甘肅的河隴文化、寧夏內蒙的河套文化、河北的燕趙文化，也應該是黃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議國家部委在今后的政策文件中，把河隴文化等黃河文化的所有區域形態都納入黃河文化體系中。河隴文化不但是黃河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支，而且是中華文化宏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為河隴文化正名，才能激發甘肅人民的文化自信。

一、河隴文化傳承的主脈始終是黃河文化

絲綢之路的興盛，把隴右與河西從經濟、政治和軍事上連為一片，河隴文化是從“河西”和“隴右”兩個地區發生、發展，后又融為一體的。以伏羲文化為代表的甘肅上古文化發源于隴右地區，而漢唐以來的甘肅文化則興盛于河西地區，從時間順序上看“隴”在“河”先。這兩個文化形態的發展各自具有獨立性，而河西文化與隴右文化最終融為一體的過程，以兩個文化區交接處的甘肅省會蘭州為樞紐節點。

河隴文化的根本屬性是黃河文化，是黃河文化的上游分支。燦爛輝煌的遠古伏羲文化發端于黃河一級支流渭河、涇河流域。這些支流兩旁有眾多的沖積平原和丘陵臺地，森林茂密，植被遍野，厚重的黃土層和豐富的林木為原始人類提供了較好的生存條件，也為先民們提供了農業種植、打漁捕獵、果實采摘、構建房屋、燒制陶器等豐饒的生產生活資料，帶給先民穩定的繁衍生息環境，從而有條件改良馴化野生動植物，并不斷創新設計、改進工藝，讓中國北方農耕文明肇啟于隴，讓彩陶文化在甘肅境內達到鼎盛，最終發展成輝煌的伏羲文化；周人先祖不窋、公劉率族人在隴東的活動，從思想文化和農耕文明雙重意義上奠定了甘肅的文化地位；秦人先祖秦非子率族人在天水一帶的創業史，為秦統一中國創造了基礎條件。這是華夏遠祖勤勞智慧與黃河流域自然地理環境相結合的必然結果。再到后來，甘肅省會蘭州以及白銀、天水、平涼、臨夏、臨洮等地，都是直接“因河而生” “因河而興”。

兩千多年前秦在甘、陜立國之初，就派出秦祖、石作蜀、壤駟赤三位先賢，遠赴曲阜負笈孔門，受到孔子親自教誨，把初始的、正宗的儒學帶回河隴，從此奠定了河隴文化的儒家學統，河隴是最早的儒學傳承發展地之一。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干部分——儒家文化形成于黃河流域，而河隴文化自秦漢起就一直保持了純正的儒家文化傳承脈絡。因為歷史上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移民融合，它的外在形貌多元一體、絢麗多姿，但究其實質就是以儒家講仁愛、重民本、崇正義、守誠信、尚和合、求大同為主流。

兩漢到隋唐時期，隴右與關中處在同一個政區內，形成了華夏文化的中心區——秦隴文化區，歷史上河隴地區英雄輩出，產生了李淵、李世民、李隆基等締造中國封建社會巔峰時期制度框架的帝王；涌現出王符、傅玄、李翱等名垂史冊的大思想家，趙充國、辛慶忌、辛云京、李暠、劉雄、乞付國仁、吳玠、吳璘、彭澤、張勇、岳鐘琪、王進寶等一代名將，趙寬、皇甫謐、鞠允、劉琦、景清、黃諫、鄒應龍、段續、牛樹梅、吳可讀、安維峻等一代清官廉吏；還有周生烈、張旭、張芝、宗欽、趙柔、陰鏗、李益、李夢陽、胡纘宗、王權、范振緒、張澍、任其昌、王了望、朱克敏、唐璉、溫虛舟等文學家、詩人、書法家、畫家。

明肅王移藩蘭州，古老的金城走上快步發展的軌道，由一個軍事戰略重地和邊防要塞城市，逐步上升為繁華的通邑大都，到清代先后是甘肅省會和陜甘總督府駐地，成為引領大西北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中心舞臺。明清兩朝河隴文化孕育出一大批登上國家政治舞臺的精英人物。一代宗師段堅為官數十載，勤政為民，清廉自律，深受當地百姓愛戴。他游學江南接受了理學大家薛瑄的河東派思想，回到蘭州傳道授業，開創了傳承五百多年的隴學流派。后來的大學者李南暉、肖光漢、陳育仁、梁濟瀍、朱克敬、盧政、劉爾炘一脈相承，把傳統理學推向新的高度。特別是清末民初河隴文化的標志性人物劉爾炘，在1931 年正式刊行的《拙修子太平書》中，放眼世界，以全人類命運為終極關懷，提出通過“以理馭氣”，締造“還醇時代”的宏遠構想，表現出隴上先賢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熱切期盼，是清末民初大西北思想文化發展的代表性成果。

至此，形成了以伏羲文化為源頭、以敦煌文化為龍頭、以蘭州金城文化為重頭的河隴文化大格局。

二、河隴文化在黃河文化中的地位

（一）河隴文化是中原黃河文化的避難所

胡三省所著的《資治通鑒注》記載，五胡亂華和安史之亂時期，甘肅成了中華文化的避難所，保護了中華文化的傳承?！扒卮ㄖ?，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 “永嘉之亂，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繼，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北涼后期，《宋書》記載，河西地區向東晉進獻失傳已久的西晉以前的古籍154 卷，其中也有劉昞等河西本土學者的著作《人物志》等。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論稿》講：“其文化上續漢魏兩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承前繼后，繼絕扶衰，五百年間，綿延一脈?！?/p>

（二）河隴文化是整體黃河文化的輸血庫

甘肅多民族文化的融合為中華文化提供了新鮮血液和原生動力，涼州文化作為黃河文化為中原黃河文化保存了制度的種子?！短圃娙偈住酚?0 多首邊塞詩，是唐在甘肅駐守邊防的詩人和守將創作的。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王昌齡的《從軍行》、王之渙的《涼州詞》、范仲淹的《漁家傲·秋思》都非常著名。甘肅邊塞文化為中國文化輸入了愛國向上、剛健雄渾的文化。甘肅產生的“五涼文化”，在經學、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等方面也為中華文化作出了貢獻，代表性文化人物有：漢昭帝顧命大臣金日磾、曹操第一謀臣賈詡、五律圣手陰鏗、七絕第一李益、撰寫《齊民要術》的賈思勰、元朝探花余闕、撰寫《五涼全志》的清代進士張玿美、甘肅三大書院院長張美如、清代帝師官至一品的牛鑒、撰寫《通鑒記事本未》的李銘漢、撰寫《甘肅省志》的張澍等。

（三）河隴文化是外來文化融入中華文明的中轉站

河隴文化作為源頭性的黃河文化，為整個黃河文化體系的健全豐富和升華輸送了多民族文化底色多種文明交流的新鮮血液，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就是西域佛教傳入中原的中轉站。佛教文化從西域和中亞傳來，往往在河西走廊停留一段時間，再傳入中原。東晉太元八年（384年），后涼太祖呂光用戰爭的方式，把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安置到涼州，鳩摩羅什在涼州生活了17 年，學習并精通了漢文，為弘揚佛法的譯經工作打下了文字基礎。后秦弘始三年（401 年）鳩摩羅什到達長安，總計翻譯經律論傳94 部、425 卷。他翻譯了《中論》《十二門論》《百論》《成實論》《法華經》《阿彌陀經》。鳩摩羅什離世后，其舌舍利珍藏在武威鳩摩羅什寺塔中。

武威也是藏傳佛教傳入中原的中轉站。1247 年，西藏薩迦派政教領袖薩班與蒙古王子闊端在涼州會晤，西藏從此納入大蒙古國版圖，史稱“涼州會談”。薩班來涼州時還帶著他的接班人——只有10 歲的八思巴，他們叔侄在涼州生活了6 年，深入涼州，大力弘揚藏傳佛法，為藏傳佛教傳入中原作好了鋪墊和準備。元世祖即位，八思巴被尊為國師，統領天下佛教徒，領導總制院事，統轄藏區事務。

（四）河隴文化的王都布局是后世都城建設的模范

姑臧城在前涼時期擴建修筑的規模相當宏大，這顯示了當時的繁榮和鼎盛。陳寅恪先生認為，張軌以“擬于王者”的京都標準，營建涼州都城姑臧城，市南宮北的都城規劃布局，不僅影響到北魏舊都平城、新都洛陽和東魏都城鄴城，并且隋唐的都城長安城、明清北京城的營建也受其影響，涼州姑臧城是中國都城格局的鼻祖。古人說“不睹皇宮壯，安知天子尊”，古城是制度的形象化，這一點在中國最為顯著。

三、河隴文化可供借鑒的歷史智慧

（一）河隴文化的“大通觀”

“通而不統”的敦煌精神是“和而不同”的中華文化精神的特殊表達，“和而不同”主要表明的是尊重文明多樣性的態度和體現文明平等性的交往交流原則,而“通而不統”則主要表達的是文明交流交融的行為準則。敦煌文化作為河隴文化的龍頭，在打通世界幾大文明的進程中功績卓著、地位突出。蘭州大學范鵬教授提出的“通而不統”的敦煌文化精神，就深刻揭示了河隴文化作為甘肅黃河文化不同于其他黃河文化的最顯著特征。

人類大同指全球范圍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融合大同，全人類高度互助共榮的社會形態，即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要求我們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沖突論”。古絲綢之路綿亙萬里，延續千年，積淀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就是中國主導下世界大同的一個重要見證，今天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也為世界大同提供了中國智慧。世界大同關鍵在不同文明的和平融合，而河隴文化是世界大同的一個“標本”。絲綢之路八千里，一千六百多公里的黃金段在甘肅。

基因考古學研究，世界上所有的粟和黍都起源于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大約一萬年前黃河流域先民開始栽培粟、黍，距今八千年前開始向外傳播農作技術，三千五百年前向西傳播到東歐地區。從漢代張騫、甘英出使西域起，中華文明與希臘文明在中亞相遇，中國與遠至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地區和民族建立了聯系，黃河文化也開始踏上文明交流的旅程。中原地區絲綢、瓷器、典章制度以及醫藥、天象、宗教等書籍傳入西域，西域的小麥、苜蓿、葡萄、樂舞雜技等傳入中原。唐宋時期，唐都長安和宋都東京汴梁成為各國文化交流的聚集地，扎根于中原地帶的黃河文化也在這一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世界文明，促進了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

（二）河隴文化的“一統觀”

黃河不定期的大泛濫大決堤，千千萬萬的人必須團結起來，否則影響個體生存。在共同治水的過程中，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形成了舉國辦大事的體制和中華民族的價值認同。秦人的“天下觀”蘊含了“天下一統”“天下為公”“天下一家”等哲學思想，秦人的這種思想在甘肅發展時就已形成。大堡子山遺址考古發現，甘肅禮縣是秦先祖大駱最早的都城西犬丘；李崖遺址考古發現，張家川回族自治縣是秦人先祖秦非子封邑。秦人的先祖在平定西戎后，就把統一天下作為己任，王位傳到秦始皇，奮六世余烈，平定六國，天下一統。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設立郡縣制、實行中央集權的王權制度，這些都是天下一統觀的具體體現。秦王朝在國家、民族、文化認同基礎上奠基的“一統觀”，被后來入主中原的歷代王朝所認可。不論入主中原的是鮮卑族、蒙古族、滿族還是漢族，他們都把天下一統視為常態，分裂動蕩視為非常態，這成為評價歷代王朝得失和歷史走向的基本標準。河隴文化的“一統觀”，對和平統一臺灣，穩定西藏局勢，打擊新疆的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可以為中國大一統貢獻甘肅智慧。

（三）河隴文化的“安全觀”

15 世紀末期以前，一直都是陸權時代。由于奧斯曼土耳其打敗了拜占庭帝國，從而占據了歐亞大陸貿易路線的核心關卡，迫使歐洲人不得不重新尋找通往亞洲的貿易航線，這便是海權時代產生的歷史背景?！耙粠б宦贰背h，把地處內陸的甘肅推向開放的前沿，帶來了發展的最大機遇。

甘肅自古以來就是國家安全的戰略縱深區，河隴文化曾為國家安全觀提供過智慧。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講，“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河西不固，關中亦未可都”。武威的軍事地位“通一線于廣漠、控五郡之咽喉”，張掖軍事地位 “張國臂掖”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歷朝歷代都把經營河西的安全作為重中之重。漢朝霍去病開辟河西四郡，前秦呂光建立后涼，唐朝張議潮收復十三洲，武則天執政時郭元振屯田河西，元朝闊端涼州會盟，明朝毛忠收復阿拉善地區。特別是清朝爆發“海防” “塞防”之爭，李鴻章等認為兩者力難兼顧，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力排異議，指出放棄塞防是“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歷史上河隴文化的“忘戰必危、好戰必亡”的軍事文化，可為中華文化安全觀提供重要啟示。

（四）河隴文化的“治河觀”

在古代國家治理中，治水具有決定性作用，河隴文化的治河觀對歷代治河觀都有影響。從鯀、禹治水至秦末的兩千多年間，共工和鯀的“障洪”思想及禹的“疏導”思想多發源于河隴地區。西漢張戎提出“多泥沙河流水力沖沙”思想和賈讓 “治河三策” “改道論” “分疏說” “滯洪說” “疏浚塞三法兼用說”也與河隴有關。自明代開始至鴉片戰爭前，潘季馴“以河治河、束水攻沙”及其“蓄清刷黃說”，周用“溝洫治河說”，萬恭“放淤固堤說”，魏源“改道說”，朱裳、靳輔“?？谑杩Ｕf”等，都在河隴地區等沿黃片區治河過程中產生。鴉片戰爭后，以李儀祉為代表的近代治黃專家指出，中上游黃土地區是黃河致患之源，治黃應當重點搞好黃土高原的水土保持，不能只搞下游的泥沙治理，強調“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運、灌溉、水電兼顧”的綜合治黃思想。新中國成立后，張含英認為治黃只考慮下游，非正本清源的辦法，黃萬里先生認為要“攔、排、放”相結合進行綜合治理，河隴地區成為治本的代表性地區。

河隴文化汲取了歷代治黃思想中“統籌上下游，兼顧左右岸，著眼全流域，服務大中華”的精華，提煉總結出了獨持的生態觀。同治名臣左宗棠高屋建瓴地指出：“治西北者，宜先水利，興水利者，宜先溝洫，此不易之理。惟修灘溝洫，宜分次第，先干后支，先總后散，然后條理秩如，事不勞而利見?！秉S河甘肅段的水土關系是“水低地高”，如今只有借助于南水北調西線工程，通過“弦弧雙路”輸水方案，使受水區變“水低地高”為“水高地低”，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和解決黃河甘肅段的水土關系。

南水北調西線工程一期調水在上線調水進入舟曲后流進龍羊峽水庫，經西寧、蘭州新區、景泰向民勤、烏海等地引水，順勢“高水高用”，以解決黃河西北側缺水問題；在下線調水入洮河九甸峽水庫后，就近與甘肅白龍江引水工程對接，向平涼、慶陽、延安及榆林供水，實現“洮水東用”，以解決黃河東南側缺水問題?！案咚哂?，洮水東用”用水方案，有利于推進蘭州—西寧城市群建設發展和黃河“幾”字彎都市圈協同發展，補齊“北方防沙帶”生態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