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杰克·凱魯亞克研究綜述

郁 敏

（淮陰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1）

美國“垮掉的一代”靈魂人物、“垮掉之王”杰克·凱魯亞克（1922-1969）第一次出現在我國紙質媒介之上是1959 年，即其代表作《在路上》出版兩年后?！冬F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時為我國文學界一本內部月刊，該刊物1959 年第6 期刊登了兩份美國出版物的節選翻譯：吉恩·費爾曼和馬克斯·卡登堡的《垮掉的一代和憤怒的青年》的序言［1］和肯尼斯·雷克斯洛斯的《脫離：“垮掉的一代”的藝術》［2］。凱魯亞克和“垮掉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艾倫·金斯伯格就出現在這兩篇節選之中。譯文中，“Beat”被翻譯成“垮掉”，體現了當時中國文學批評界對于“垮掉的一代”的基本態度。后期也出現過“激動的一代”“BG”等譯文，但“垮掉的一代”已深入人心，沿用至今。

自1960年第一篇完整的“垮掉的一代”批評文章發表以來，我國學術界對“垮掉的一代”的研究與批評有了相當大的發展，評價基調也發生顯著變化。本文以代表人物杰克·凱魯亞克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中國期刊網（數據截至2022 年12月），通過梳理和總結我國從20 世紀50 年代末以來對其及作品從批判到接受再到研究繁榮的歷程，揭示我國文學與文化政策的發展變化對凱魯亞克以及對“垮掉的一代”研究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本文將這一研究發展歷程分為三個時期：批判時期、接受時期和繁榮時期。

1 20 世紀50 年代末至70 年代末：批判時期

20 世紀50 年代末，人民文學出版社等一些主要出版機構開始出版供“內部參考”的文學類圖書（俗稱“黃皮書”“灰皮書”），以便了解西方文學新作品、新現象及新動向。凱魯亞克《在路上》就是其中一部。

這一階段，關于“垮掉的一代”的研究論文只有5篇，對“垮掉的一代”作品一致持批判意見。其中1960年戈哈的《垂死的階級，腐朽的文學——美國“垮掉的一代”》、翌年余彪的《美國“垮掉的一代”》、1963年董衡巽的《憤怒的青年與垮掉的一代——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兩派文學概論》3篇文章都對凱魯亞克及其作品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從根本上忽略了作品的文學價值。

戈哈的文章介紹了13 位垮掉派作家和詩人。作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凱魯亞克是最先被介紹的、著墨最多的一個，也被認為是其中最糟糕的那一個。戈哈認為，《在路上》“全書幾乎就是這樣一份少年罪犯坦白材料的記錄。他們與少年罪犯們稍有不同的，也就是沒有犯出強奸、殺人和打家劫舍的案子來。難怪有些評論家把‘垮掉的一代’叫做少年罪犯的‘堂兄弟’了”［3］。除了《在路上》，凱魯亞克其他著作如《地下人》《達摩流浪者》《薩克斯博士》《瑪吉·卡西迪》等都被認為是一個瘋子的癲狂話語，毫無任何文學價值。

余彪和董衡巽的文章遵循同樣思路，且在措辭上更為嚴厲。準確地說，余彪的文章不是一篇真正的學術文章，而是一篇政治社論［4］。董衡巽則認為所有的垮掉派都是地痞流氓。他評論道：“例如‘垮掉文學’的一個頭目凱魯阿克的小說《在路上》，里面全是一群流氓酗酒吸毒、狂亂的音樂、盜竊傷人等。其中有一流氓，行徑尤其無恥，則被其余流氓視為‘英雄’”［5］?！傲髅ヮ^目”指的是凱魯亞克，而最“無恥”的流氓是指小說的主人公尼爾·卡薩迪。準確地說，這篇文章不屬于真正的學術批評，而是對資本主義文學的一種控訴。

在這一時期，雖然學界主流對“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持完全批判的態度，但與《麥田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等一批歐美的當代文學作品一起，《在路上》在部分青年之間隱秘傳閱。詩人芒克曾回憶，1973 年，他與一位畫畫的朋友成立了一個“先鋒派”，決定仿照《在路上》一同去流浪［6］。這些由于意識形態原因而被完全否定文學價值的作品給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和年輕人打開了一扇窗戶，影響了一代人的精神與思想。

2 20 世紀80 年代初至20 世紀末：接受時期

20 世紀80 年代初期，我國學界對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進行了全面地批判反思，從意識形態批評逐步轉向社會性文學批評；80 年代中后期則進一步向文學審美批評發展，向文學自身回歸，開展了諸如“文學主體性”之類的理論討論，對文學本質進行深入探討，文學批評取得了空前突破與繁榮，主要體現在：“第一，文學批評由“文革”式的政治批判到新時期初期的社會性文化批評，再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審美批評轉向；第二，文學批評方法的多樣化?！保?］上述轉向也反映在對“垮掉的一代”作品的文學批評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評論家關注到杰克·凱魯亞克作品本身的文學意義和學術價值，雖然仍有一些負面聲音，但已日趨柔和，在仍然批判其思想立意不高的同時，也肯定了其作品的藝術獨創性與巨大影響力。

董衡巽、李文?。ǜ旯┮约捌渌粚W者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編寫并出版了《美國文學簡史》中文版（兩卷本）。其中，第一卷于1978 年出版，第二卷于1982 年編撰、1986 年出版。該版本被認為是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重大成就，多年來一直被多所高校作為教材使用。董衡巽曾在1987 年的一次接受采訪中說，因為第一卷是在“文革”末期編撰的，一些作家因為當時左傾政策而受到不公平的評判：“他們是文學家，不是政治家，評論文學家必須首先考慮他們在創作方面的開拓”［8］。他的發言反映了我國學界對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文學批評態度的總體變化，其中包括對于“垮掉的一代”評論風向的轉變。

這一階段可以查詢到的以凱魯亞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有17 篇，其中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的趙一凡發表的《“垮掉的一代”述評》（1981），開啟了我國學界對“垮掉的一代”和杰克·凱魯亞克新的研究視角。這篇文章基調避免了僅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評價杰克·凱魯亞克作品，他分析了“垮掉的一代”的起源和發展，考察了該流派的社會哲學背景、代表作家、寫作方法、成就和對后世的影響。他將“垮掉的一代”描述為“丑小鴨”，認為他們成長在一個充滿“異化、反動政治高壓和保守文化”的戰后社會，不滿和反叛情緒在年輕人中被壓制了幾十年，在20 世紀50年代爆發。他認為，垮掉分子——一群生活在地下社會的丑小鴨——通過怪異的外表、行為和言語抵制20 世紀50 年代的傳統社會，“逐漸形成了他們的獨特的生活哲學，以及一種同高雅文化鮮明對立的‘地下文化’”［9］。

文楚安在20 世紀80 年代末對凱魯亞克和金斯伯格的大力推介與正名，對于當時中國青年亞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997 年，文楚安于哈佛大學訪學一年，專門研究“垮掉文學”。在去美國前，他翻譯了《在路上》一書，但該書在訪學結束后才出版。文楚安譯本曾風靡一時，很快售罄，并分別在2001、2002 年再版。隨著該書的熱賣，“在路上”成為年輕人流行的表達方式，并為他們提供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標志。一位年輕讀者寫信給文楚安：“感謝你把這本書譯成這么激動人心的文字，把它帶到我們中間，你是否知道現在中國，有一大群地下青年，操著電琴，在笨嘴拙舌但又無比努力地說出自己的理想和失望……”［10］。1997年，文楚安發表論文《“垮掉一代”傳奇：凱魯亞克和＜在路上＞》。文章不僅對人物形象和主題思想進行正面意義的挖掘，認為“狄安及其伙伴的玩世不恭在當時的確驚世駭俗，但絕不能由此簡單地認為是‘頹廢’‘墮落’，而是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10］。文章同時稱贊凱魯亞克的“自發式寫作”打破了傳統語言規范，記錄意識的自然流動而又不失去控制，這樣的寫作方法對后繼作家產生很大影響。另一篇文章《“垮掉運動仍在繼續”——凱魯亞克故鄉紀行》寫于1997 年赴美后，記錄了訪學期間，文楚安出席在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洛威爾分校舉行的“‘垮掉一代’文學研討會”的情形及在凱魯亞克故鄉洛威爾考察凱魯亞克公園和墓地的經歷。文章表達了對這位偉大美國作家的尊敬：“‘在路上’已成為一種特殊的話語，它象征著追求自由、勇于冒險、不循規蹈矩、不知疲倦的人類精神和創造力。在這個意義上，《在路上》這部小說同《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和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一樣超越疆界、年代，具有永久的魅力”［10］。

趙一凡對“垮掉派”文學革命性的正面肯定標志著我國學術界對于“垮掉的一代”的評價從完全否定到部分接受的轉折，也標志著評價標準從社會性向文學性的轉變。而文楚安先生則更進一步，從凱魯亞克個人經歷、寫作藝術、作品所具有的重大文化意義等角度，力證以凱魯亞克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不僅僅只是一種文化現象，更是一種文學現象?？宓襞勺髌窇{借其自身文學特色在西方后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占據一席之地，而非僅僅因為其驚世駭俗、博人眼球的亞文化特性。在他的努力下，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界不僅對美國20 世紀這一重要的文學、文化流派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而且“垮掉”派作家們也逐漸成為學者和研究生們認真研究的對象”［11］。他的研究讓中國讀者對“垮掉的一代”有了更新的、更深層次的認知，并激勵了一批學者紛紛投入其研究之中，國內對于“垮掉的一代”的文學批評逐漸走向以肯定為主的研究視角。文楚安本人也被認為是20世紀90年代該領域最為重要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

3 21世紀初至今：繁榮時期

21世紀以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的發展主流。我國對于來自異域的思想與文化表現出更加開放與包容的姿態，給“垮掉的一代”文學在國內學界的普遍接受與研究的繁榮創造了寬松的文化環境。同時，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漸增強也讓越來越多的學者采用客觀公正的學術態度和推陳出新的學術視角來評價這一文學與文化現象。

2000 年以前，杰克·凱魯亞克所有著作中，只有《在路上》被譯成中文。文楚安等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對“垮掉的一代”的“撥亂反正”，使得國內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為“垮掉派”作品，尤其是凱魯亞克作品的粉絲，凱魯亞克作品的中譯本有著一定的市場需求。政治環境的寬容、文化政策的鼓勵、讀者的需求、市場的主體作用與凱魯亞克及其垮掉派作品在中國初步得到正面接受的契機相結合，使得“垮掉派”作品的翻譯，特別是凱魯亞克的作品翻譯在2000年后蓬勃發展。翻譯的繁榮進一步刺激了對其作品研究的熱度。據不完全統計，在2000-2021年間，共有20余本凱魯亞克作品的中譯本、近10 本相關研究專著與400 余篇學術論文出版或發表。

通過更廣泛地閱讀凱魯亞克系列作品，中國學者對于其創作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研究視角也得以從單純的寫作手法和社會文化意義的研究轉向比較影響研究。武漢大學張國慶在他的博士論文《“垮掉的一代”與中國當代文學》中比較了“垮掉”文學與1976年后的中國詩歌與小說。他的論文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加深了中國讀者對這兩種文學之間關聯性的認識。對“垮掉派”寫作風格與主題的模仿和西方現代主義的接受以及“文革”帶來的創傷，激發了大批作家以驚人的坦誠記錄自己的生活，豐富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比如獲得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殘雪的《黃泥街》、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以及王朔的《頑主》及“頑主”人物系列作品等。這些作家關注的主題同樣是“垮掉派”讀者所熟悉的主題——精神疏離、迷惘、反叛、黑暗和性等等。張國慶在文中還特別提到了1989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名為《世紀?。簞e無選擇——“垮掉的一代”小說選粹》的作品集。其中收錄的不是美國“垮掉”派作家的作品，而是當代中國作家創作的小說。在這本書中，中國的“垮掉的一代”指的是小說中的人物，而不是作家本人?！啊宓襞伞饺宋镌谥袊敶≌f中的出現，體現了美國‘垮掉派’文學對中國文學影響的進一步加深”［12］。

“垮掉的一代”對于禪宗佛教的推崇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文化對于西方世界的影響，使得中國讀者從情感上對凱魯亞克等“垮掉派”作家的作品產生一種親近感與認同感，為從事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這也是中國學者接受和推崇凱魯亞克的一個重要因素。

北京大學著名比較文學學者樂黛云以禪宗等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為主題，編著了“中學西漸”叢書。在叢書的總序中，她指出：“近年來，西方文化顯示了對他種文化的強烈興趣，特別是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他們首先把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新的參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為參照，重新反觀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認知角度和新的詮釋”［13］。另一位致力于中美文學比較研究的香港著名學者鐘玲認為，從20世紀中期開始，禪在美國已成為一種流行宗教和生活方式。中國禪宗和日本禪宗出現在許多美國作品中。她在《中國禪和美國文學》中列舉了“垮掉的一代”喜歡禪宗的兩個原因：一是“垮掉的一代”認為財富上的成功并不等于擁有有意義的生活。他們反抗美國主流資本主義文化，因此轉向“他者”尋求反主流文化。其中一種可能的反主流文化就是來自亞洲的禪宗。他們對禪宗感興趣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古代瘋狂禪癲的形象，如唐代隱士寒山和拾得等，在“垮掉的一代”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們欽佩禪癲的精神，并模仿他們離經叛道的行為來發泄壓抑的情緒［14］。

李順春的《美國“垮掉的一代”和東方佛禪文化》繼續探討這一話題。他認為，對于“垮掉的一代”來說，禪宗只是對天主教、猶太教等原始宗教的暫時補充：禪宗給了他們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啟發他們創作帶有異國元素的作品。凱魯亞克尤其如此。他認為，天主教為他的心理學提供了深刻基礎，并建立了認知模式。對凱魯亞克來說，禪宗最終只是一個有趣的概念，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被他拋棄。凱魯亞克信奉天主教，他對佛教禪宗的興趣，只是在他根深蒂固的信仰之外，尋找一些不同的宗教元素。然而，他對佛教的研究使得他的哲學、生活方式甚至散文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霸谄溆绊懴?，‘垮掉的一代’及其稍后的嬉皮士開始喜愛佛教禪宗，從而使異質文化中的佛教禪宗漸漸在美國本土生根并絢麗地綻放”［15］。這也是垮掉派作品在21世紀后獲得中國讀者和學界普遍接受與認同的影響因素。

而在學術論文方面，通過大數據來分析2000年以來的42 篇直接以杰克·凱魯亞克為研究主題的CSSCI 期刊收錄論文可知，《在路上》《達摩流浪者》《孤獨旅者》等“在路上”系列小說仍然是研究的主要文本，“在路上”精神、文化意義、禪宗元素仍然是研究的主要領域。隨著凱魯亞克其他作品中譯本在2010 年后的陸續推出，研究作品也相應有所增多，《大瑟爾》《特麗絲苔莎》《吉拉德的幻象》《麥琪·卡西迪》等作品紛紛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同時，隨著“跨學科”“新文科”等教育改革理念的提出和迅速發展，文學研究也轉向“跨界發展”。近兩年，凱魯亞克作品的研究視角有所拓展，符號學、消費社會理論、國別研究及哲學理論等都被應用到作品研究中，將其他學科的理論與人文經典文本相結合，力求產生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當推李英莉的《凱魯亞克小說中的消費社會意識》。作者在文中并沒有沿用凱魯亞克研究的傳統視角，而是另辟蹊徑，用消費社會理論來觀照凱魯亞克的小說，認為“凱魯亞克寫新舊世界之交的痛苦和迷茫并非他的最終目的，他的目的在于要建立美國新的價值觀。在消費社會理論的框架下，凱魯亞克的小說呈現的并非是對美國主流社會的批判，相反，他積極投身于美國的消費社會中，為20世紀50年代的文壇奉獻了一個新美國”［16］。這一觀點與以往普遍認為“凱魯亞克通過他的小說創作表達對二戰后‘虛偽、冷漠、腐敗、墮落’的美國社會的強烈反抗與批評”的觀點有所不同。文章觀點是否能為學者普遍接受有待驗證，但在打破凱魯亞克及“垮掉的一代”研究的思維桎梏、創新研究視角與研究結論方面有其特定的價值。

凱魯亞克作品中譯本的大量推出以及學術研究的繁榮，體現了我國讀者和研究學者對于其作品的持續關注和研究興趣，一方面證明了其作品的經典性和流行性，另一方面體現了新時期我國文化政策的自信開明與開放包容以及文學與文化研究兼收并蓄、力求創新的積極姿態，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思想民主性的基本特點，即合理吸收外國文化中一切好的東西，使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成為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體系。

4 結語

作為一名作家，杰克·凱魯亞克極具天賦，卻又敏感脆弱，一生既瀟灑不羈，又痛苦不堪，既名聲斐然，又飽受批評。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他國，其作品在被青年一代狂熱追捧的同時，都受到了主流社會的審視與批判。中國讀者對于凱魯亞克及其作品的評價同樣毀譽參半。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批判否定，到80 年代的接受，再到21 世紀的研究繁榮，凱魯亞克研究之路曲折蜿蜒。在此過程中，國際環境的風云變幻、我國外交政策與文化政策的歷時演變以及大批優秀學者的積極推動，是凱魯亞克及其“垮掉派”同伴的文學價值在中國逐漸得到客觀理性認識的主要原因。在新時期，隨著新的文科研究理論的不斷發展，中國的研究者有可能從更具創新性的角度去挖掘凱魯亞克不同類型作品的深層次內涵，形成客觀的文學評價和文化解讀，推動不同文學與文化間的對話、尊重和相互理解，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與包容性的發展。